输血有很多危害，引用耶和华见证人的官网资料：
输血有多安全？
有思想的人在接受任何重要的医药治疗之前， 都会先探知治疗法可能带来的效益和所冒的风险。 输血又如何？ 现今输血是医药界的一项重要工具。 许多真正关心病人的医生可能毫不犹豫地向病人输血。 有些人甚至将输血称为生命的恩物。
有千百万人捐血或接受输血。 在1986-87年间， 加拿大的2 500万人口中有130万个捐血者。 “在有统计数字的最近一年， 仅是美国便在输血上使用了1 200万至1 400万单位的血。”—— 《纽约时报》， 1990年2月18日。
基廷(Louise J. Keating)医生指出： “血一向被视为具有‘神奇的’特质。 在最初的46年， 医生和大众都把血的供应视为比实际的情形更安全。”（《克利夫兰临床医药杂志》，1989年5月）当时的情形如何？ 现今的情形又如何？
甚至在30年前， 病理学家和血库办事人员已获知： “血是炸药！ 血可以有很大益处， 也可以造成很大损害。 输血的死亡率与醚麻醉或阑尾切除术的死亡率相等。 据称在1 000至3 000宗或可能5 000宗输血中， 大约有一宗死亡。 在伦敦区， 据报每输1万3 000瓶血便造成一宗死亡。”—— 《纽约州医药杂志》， 1960年1月15日。
自那时以来危险已经消失， 以致现在输血可说是很安全了吗？ 老实说， 输血每年均造成数十万宗不良反应； 有许多人因此而丧生。 鉴于上述的评论， 你可能想到由血传播的各种疾病。 但在查考这件事之前， 请考虑一下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风险。
血与免疫性
在第20世纪初， 科学家对于血的奇妙复杂性获得更深的了解。 他们获知人有不同的血型。 在输血方面， 配合捐血者和病人的血型极为重要。 A血型的人若接获B型血， 他便可能产生严重的溶血反应。 这可以将他的许多红血球消灭而迅速将他杀死。 虽然现今配合血型已是例行惯事， 却仍然不时有差错发生。 每年均有人死于溶血反应。
事实表明配合禁忌的问题远超越医院试图配合的几种血型。 为什么呢？ 小波西(Douglas H.Posey,Jr.）医生在“输血： 使用、 滥用和危险”一文中写道： “差不多30年前， 桑普森(Sampson)将输血形容为一项比较危险的程序。……［自那时以来］研究者已鉴定了至少其他400种红血球抗原而获知其特性。 这个数目无疑会继续增加， 因为红血球的膜是极为复杂的东西。”—— 《全国医学协会杂志》， 1989年7月。
现今科学家正研究输血对身体的防疫或免疫系统所生的影响。 这可以对你或一位需要接受外科手术的亲戚有什么影响呢？
“在每100宗输血中大约有1宗导致发热、 寒战或荨麻疹。……在每6 000宗红细胞输血中大约有1宗导致溶血反应。 这是一种严重的免疫学反应， 这种反应可以随即发生， 或在接受输血之后数日才发生； 这可能导致急性［肾］衰竭、 休克、 血管内血凝固和甚至死亡。”——198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会议。
医生移植心脏、 肝脏或另一个身体器官时， 接受移植的人的免疫系统可能意识到这是外来的组织而加以排斥。 可是， 输血便是一种组织移植。 甚至已经过“适当”配合的血也可以压抑身体的免疫系统。 在一个病理学家会议上， 有人指出有数以百计的医学论文“表明输血与免疫学反应有关”。—— “对输血不利的个案”， 《世界医疗新闻周刊》， 1989年12月11日。
免疫系统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察出和消灭恶性（癌）细胞。 压抑免疫性可能导致生癌和死亡吗？ 请留意两项报告。
《癌症》杂志（1987年2月15日）发表荷兰一项研究的结果： “在患结肠癌的病人身上， 我们见到输血对于长期的存活有重大的不利影响。 在这组人中， 接受输血者存活5年的有百分之48， 没有输血的病人的存活率则是百分之74。” 南加州的医师曾观察一百个接受癌症外科手术的病人。 “在所有喉癌病例中， 没有接受输血的人的复发率是百分之14， 接受输血的人则是百分之65。 至于口腔、 咽、 鼻或鼻窦癌的病例， 没有输血的人的复发率是百分之31， 接受输血的人则是百分之71。”—— 《耳鼻喉科纪事》，1989年3月。
丹麦科学家耶纳(Niels Jerne)是1984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奖人之一。 有人问他为什么拒绝输血， 他说： “人的血像人的指模一样—— 没有两种类型的血是完全相同的。”
关于输血， 这些研究显示什么呢？ 斯普拉特(John S.Spratt)医生在题名为“输血与癌症外科手术”的文章中作出结论说： “癌外科医生也许需要成为不用血的外科医生。”—— 《美国外科杂志》， 1986年9月。
防疫系统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抵抗感染。 因此， 有些研究显示接受输血的病人较易受感染是可以了解的。 塔特(P.I.Tarter)医生对结肠直肠外科手术作了一项研究。 在接受输血的病人当中， 有百分之25发生感染， 没有接受输血的病人则只有百分之4受到感染。 他报道说： “在手术之前、 期间或之后的输血均与感染性的并发症有关。……所输的血单位越多， 手术后受感染的风险也越大。”（《英国外科杂志》， 1988年8月）出席1989年美国血库协会会议的人获悉这件事实： 在臀复位外科手术中接受输血的病人约有百分之23受到感染， 但没有接受血的人却完全不受感染。
柯林斯(John A.Collins)医生论及输血的这种影响说： “如果一种‘治疗法’根本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曾成就过任何有价值的事， 但后来却发觉它竟然使病人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难题恶化， 那就太讽刺了。”—— 《世界外科杂志》，1987年2月。
安全免病抑或充满危险
借血传染的疾病使谨慎认真的医生和许多病人均大为担心。 那一种病呢？ 老实说， 你无法将疾病仅限于一种； 的确有许多种疾病可以借血传染。
《输血技术》（1982年）一书在讨论过一些较为人熟知的疾病之后， 进一步提及“其他与输血有关的传染病”， 例如梅毒、 巨细胞病毒感染和疟疾。 然后该书说： “有其他好几种疾病也据报由输血所传播， 包括疱疹、 病毒感染、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爱泼斯坦巴尔二氏病毒）、 弓形体病、 锥虫病［非洲昏睡病和恰加斯氏病］、 利什曼病、 布鲁氏菌病［波状热］、 斑疹伤寒、 丝虫病、 麻疹、 沙门氏菌病和科罗拉多壁虱热病。”
血、 肝脏损坏, 和……
“讽刺的是， 由血传播爱滋病所造成的威胁从未像其他疾病—— 例如肝炎—— 所造成的那么大，” 《华盛顿邮报》解释说。
不错， 有数目巨大的人曾由于染上肝炎而患病死去。 肝炎是没有特效治疗的。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9年5月1日）说， 美国接受输血的人大约有百分之5染上肝炎—— 每年共计17万5 000人。 其中半数成为长期带菌者， 而且每5个当中至少有1个发展成肝硬变或肝癌。 据估计有4 000人死亡。 试想想若有一架珍宝喷射机失事， 机上所有人均丧生， 你会读到怎样的大字标题。 但4 000宗死亡相当于每月均有一架满载乘客的珍宝喷射机失事而导致全部乘客丧生！
医生们早已知道有一种较温和的肝炎（甲型）借着不洁的食物或水传播。 后来他们发现有一种较严重的类型借着血而传播， 那时他们尚未有方法普检染有这种病毒的血。 最后， 杰出的科学家获知怎样察出这种病毒（乙型）的‘足迹’。 到1970年代早期， 在有些国家中血液受到普检。 看来血的供应相当安全， 血的前途亦一片光明！ 但这是实情吗？
不久之后， 事实表明有数以千计接受检验过的血的人仍然在事后患上肝炎。 许多人在经历使他们体力大为衰弱的疾病之后获知他们的肝已经损坏了。 可是， 血是受过检验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呢？ 原来血含有另一种类型的肝炎， 称为非甲非乙型肝炎(NANB)。 有十年之久， 有许多接受输血的病人受到感染—— 在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西班牙、 瑞士和美国， 接受输血的人有百分之8至17染上这种病。
然后报纸刊出一些头条新闻， 例如“神秘的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终于受到分离”； “血里的热病突然解除”。 再次， 所发出的信息是， “难以捉摸的病原终于寻获了”。 后来在1989年4月， 大众人士获悉医药界已有方法可以检验出非甲非乙型肝炎， 现今称为丙型肝炎。
你也许纳罕这样的兴奋是否言之过早。 事实上， 意大利的研究者报道发现另一种肝炎病毒； 这是一种突变体病毒， 有三分之一的肝炎病例可能是由这种病毒促成的。 《哈佛医学院卫生通讯》（1989年11月）评论说， “有些权威人士担心肝炎的病毒并非仅限于甲、 乙、 丙和丁几种类型； 可能还有其他类型出现。” 《纽约时报》（1990年2月13日）说： “专家们极怀疑还有其他的病毒可以造成肝炎； 如果发现的话， 它们会被称为戊型肝炎等。”
血库是否面对更多悠长的研究去发明各种检验方法使血更为安全呢？ 美国红十字会的一位董事举出费用的难题， 并且作出以下令人不安的评论： “我们不可能不断增加新的检验方法以求查出每种可能流行的传染病。”—— 《世界医疗新闻周刊》， 1989年5月8日。
甚至检验乙型肝炎的方法也不是百无一误的； 有许多人仍然从血染上这种病。 再者， 人们是否因为丙型肝炎有检验方法就感到满足呢？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90年1月5日）指出， 身体可能要等一年之久才能产生可以检验出来的疾病抗体。 在此之前， 通过血染上肝炎的人就可能有肝脏损坏和……丧命的危险。
其实， 这些疾病的数目正越来越多。 你也许读过像以下一类的报章大字标题： “从输血染上莱姆病？ 可能性不高， 但专家们提高警觉。” 一个接受莱姆病试验的人若结果是阳性的， 他的血有多安全呢？ 有人问一组卫生官员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血。 “所有人均回答不愿， 但没有人提议将来自这样的捐血者的血弃掉。” 如果有些来自血库的血是专家们自己也不愿接受的， 公众人士应当对此有什么感觉呢？—— 《纽约时报》， 1989年7月18日。
引起关注的第二个理由是， 在一个有某种疾病流行的地方所收集的血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被人使用， 而当地的大众人士和医生对危险均懵然不觉。 鉴于今日人们更常往来各地， 包括难民和移民在内， 血的产品含有陌生疾病的风险正与日俱增。
因此， 一位传染病专家所提出的警告并不应使我们感到意外： “供应血的机构可能必须将血加以普检， 以防止几种以前并不被人视为有传染性的疾病传播， 包括白血病、 淋巴瘤、 痴呆［或阿耳茨海默氏病］。”—— 《输血医学评论》， 1989年1月。
这些风险虽令人心寒， 还有其他风险却造成了广泛得多的恐惧。
爱滋病席卷全球
“据聚集起来出席国立卫生研究所讨论输血问题的会议的医生们说， 爱滋病永远改变了医生和病人对血的想法， 但这未尝不是个好主意。”—— 《华盛顿邮报》， 1988年7月5日。
爱滋病（后天免疫力缺乏症）的广泛流行唤醒了人们对从血染上传染病的危险。 有千百万人现已受到感染。 这种病的传播已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患病者的死亡率实际上高达百分之百。
爱滋病是由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HIV)所造成的， 而这种病毒可以借着血传播。 现代的爱滋病瘟疫初次在1981年受到注意。 次年， 卫生专家们获悉病毒很可能借着血产品传播。 现在有关方面承认， 甚至在发明了方法去验出含有HIV抗体的血之后， 血工业方面的反应仍很缓慢。 检验捐血者血液的程序终于在1985年开始，* 但甚至在当时， 有关方面仍没有将这种程序应用在已经制成的血产品之上。
恰加斯氏病表明血可以怎样将疾病带给遥远地方的人。 《医学邮报》（1990年1月16日）报道， ‘拉丁美洲有1 000万至1 200万人长期受到感染。’ 有人将这种疾病称为“南美洲最重大的输血危险之一”。 一只“凶手虫”在受害者沉睡时叮了他的脸， 吸饱了血之后将粪便遗留在伤口中。 受害者可能携带恰加斯氏病达多年之久（在此期间可能捐血）， 然后才形成致命的心脏并发症。
为什么这件事应当使居住在遥远大陆上的人也感到关心呢？ 奥尔特曼(L. K. Altman)医生在《纽约时报》（1989年5月23日）报道接受输血之后患上恰加斯氏病的病人的情况， 其中有一个丧生。 奥尔特曼写道： “其他的病例可能没有人留意到， 因为［这里的医生］并不熟悉恰加斯氏病， 他们也不知道这种病可以借着输血而传播。” 不错， 血液可以成为使疾病传播广远的工具。
在此之后， 卫生当局向大众提出保证， ‘血的供应现今安全了。’ 可是后来有人透露， 有一段危险的爱滋病“窗户时期”。 一个人受到感染之后， 可能要等几个月才产生可以察出的抗体。 由于他不知道自己体内含有爱滋病病毒， 他可能捐血， 而血的检验结果是阴性的。 这样的事确曾发生过。 有些人曾在接受通过检验的血之后染上爱滋病！
爱滋病病毒
情形甚至进一步恶化。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1989年6月1日）报道所谓“沉默的HIV感染”。 研究者证实人可以携带爱滋病病毒多年仍不致被目前所用的间接试验所察出。 有些人试图减轻事情的严重性， 认为这些仅是罕见的事例， 但这些事例却证明“借着血及其成分传播爱滋病的风险是无法完全消除的。”（《病人护理杂志》，1989年11月30日）令人不安的结论是： 即使检验结果是阴性的， 这并不足以表示健康没有问题。 还会有多少人从输血染上爱滋病呢？
下一只鞋？ 抑或下几只鞋？
许多住在楼房里的人曾听过上一层的住客用鞋敲打地板， 于是他们可能很紧张地等候鞋子第二次击打地板的声音。 在牵涉到血的僵局中， 没有人知道致死的鞋还会敲打多少次。
爱滋病病毒以前被人称为HIV, 但有些专家现今将其称为HIV-1。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找着了另一种类型的爱滋病病毒(HIV-2）。 这种病毒可以造成爱滋病的症状， 而且在某些地区颇为流行。 再者， 据《纽约时报》（1989年6月27日）报道， “目前这里所用的爱滋病检验方法并不能百无一误地察出这种病毒来。 新的研究结果……使血库更难于肯定捐血者所捐的血是安全的。”
与爱滋病病毒稍有关连的其他疾病又如何？ 美国总统设立的一个委员会说， 研究者相信“其中一种病毒是造成成年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和严重神经疾病的原因”。 这种病毒已经存在于捐血的人当中， 因此能够借着输血而传播。 人们有权要知道， ‘血库在普检这些其他病毒方面有效到什么程度？’
伦德奥利森(Knud Lund-Olesen)医生写道： “既然……有些属于高度风险类的人会由于他们自动受到爱滋病的检验而自愿捐血， 所以我觉得有理由不愿接受输血。 多年来耶和华见证人一直拒绝接受血。 他们是否有先见之明呢？”——Ugeskrift for Læger (《医生周刊》），1988年9月26日。
老实说， 惟独时间才能显示有多少借血传播的病毒潜伏在血的供应中。 梅里曼(Harold T. Meryman)医生写道： “未知的因素可能比已知的因素更令人关注。 我们很难将一些潜伏期长达多年的传染病毒与输血扯上关系。 要察出这些病毒甚至更困难。 HTLV组的病毒无疑仅是呈现出来的第一批病毒而已。”（《输血医学评论》， 1989年7月）“仿佛爱滋病的流行还不够糟似的，……在1980年代， 研究者向我们指出若干种新近发现的输血风险。 我们无需有很大的想象力才能预见， 还有其他严重的病毒存在而可以借异体同型的输血加以传播。”—— 《限制异体同型的感染： 其他可选择的策略》，1989年。
至今已有这么多只“鞋”敲打地板， 以致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提议要实施“普遍的预防”。 这意味到‘卫生护理人员应当假设所有病人均可以感染到HIV和其他借血传播的病原体。’ 因此， 卫生护理人员和公众人士均有充分理由要重新衡量他们对血的看法。
* 我们无法假定所有血均会受到检验。 例如， 据报在1989年初， 巴西的血库有百分之80的血并不受政府管制， 也没有受到检验看看是否含有爱滋病病毒。
Picture Credit: AIDS virus: CDC, Atlanta, Ga.
眭维国
眭维国出生于1964年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现任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中文名：眭维国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64年6月
毕业院校：华中科技大学
职业：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
主要成就：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2项（第一完成人），医疗成果二等奖1项
代表作品：《器官移植内科学》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基本信息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4年6月
专业技术职务：主任医师专业：外科学（泌尿外）
导师层次：博士生导师
导师类别：专业学位型
最后学历：2007年6月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外科学专业硕士学历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任职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181医院主任医师，肾脏科主任，
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主任，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现任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广西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主任委员、
全军器官移植学会常务委员、器官移植内科学杂志主编、
解放军医学杂志编委、
纽约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科研简介
概述
主持开展了全国例数最多的在线式透析病人血容量监测工作，主持肾移植高致敏患者应用多种血液净化方法清除肾移植高致敏患者体内抗体研究，使该类肾移植受者手术成功率明显提高。在国内首次采用交叉反应组配型为PRA阴性患者进行供受者配型，同时在军内最早为高致敏人群采用交叉反应组配型，显著提高供受者HLA相配率，上述两项研究均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在肾移植研究方向先后发表论文30余篇，先后主编《器官移植内科学》，参编《器官移植并发症》，《肾脏替代治疗学》，《临床医学动物实验基础理论与方法》等专业论著。于2004年获得军队医学成果三等奖，2005年军区医学科技创新一等奖，2006年军队医学成果三等奖，2007年军队医学成果三等奖。于2008年发表的关于肾移植排斥反应研究方面的SCI文章，并获得卫生部、广州军区以及广西科技计划基金课题三项。于2006年先后被被聘为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肾脏学组成员，广西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解放军器官移植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器官移植内科学》主编，《解放军医学杂志》特约编委。于2005年起任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近3年来共主持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0余项，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2项（第一完成人），医疗成果二等奖1项，参编《器官移植内科学》，《肾脏替代治疗学》，发表论文11篇（第一作者），其中SCI论文2篇（第一作者）。
主要研究方向
1、肾脏移植排斥反应分子生物学机理
2、肾脏、胰岛细胞联合移植术
表学术专著
《器官移植内科学》2009年由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要获奖情况
1、致敏与非致敏患者肾移植配型研究获200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颁发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2、高致敏人群肾移植超急性排斥反应预防获200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颁发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
3、肾移植排斥反应分子机理系列研究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认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研究成果
在研课题
1、广州军区课题“军事损伤所致MODS早期诊断、早期防治研究”，项目起止时间2009年3月至2010年12月，课题经费12万。
2、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IgA肾病患者B淋巴细胞编程紊乱机制的研究”，项目经费8万元。目前可支配总经费：20万元
31年前，1977年4月号的《科学》杂志刊发了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教授乔治·L·恩格尔的一篇长文《呼唤新的医学模式，对生物医学模式的挑战》，这便是后来成为当代医学观念变革思想旗帜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首次亮相，或许并不像一些医学史家宣称的那样：“恩格尔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它依然不失为当代医学思想史上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次显赫的“精神事件”，一场“观念革命”。当时，刚刚从“文革”梦魇中苏醒过来的中国医学界还处在与世界医学资讯的半隔离之中，未必有多少学者在第一时间读到这篇檄文。一直到1979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该刊是近30年来倡导新医学模式的重镇），“新医学模式”才受到中国医学界的推崇与重视，很快就成为我们医学职业语境中日渐流行的“公共话语”，成为医学变革时代思想激荡的“陀螺”。
30年斗转星移，无论医学与医疗格局，医院与医生境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医学模式”的“旗帜”依然高悬，然而，生物医学模式的“堡垒”动摇了吗？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型新的“大厦”奠基了吗？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感叹，生物医学模式的“城堡”太精致，太坚实，太雄伟，我们根本无需去“撼动”它，只需在“城墙”脚下，为“心理”、“社会”的医学旨趣搭建两间“偏房”，作为他们闲聊或论争的“茶室”与“咖啡吧”，也成就了恩格尔的“理想”，这种思潮显然是误读、误解了恩格尔的“革命性”志向。理论上也抹杀了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三元属性之间的不相容性和统一性实现的艰难。 也就是说，30年前恩格尔在医学观念上“红杏出墙”的“灿烂”是否转变为当下医学理论与实践上“硕果累累”的“丰实”？呼啸而过的“公共话语”、“观念创新”所树立的“旗帜”怎样才能转化为新的融会于临床和实验过程之中的“研究纲领”？这是一个当代医学思想史的命题，是当下与未来医学“命运”的叩问。
医学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们的观念与心智也需要时光的磨砺和淘洗。 回溯30年的实践，尽管在许多场合，“新医学模式”尚未能成为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真正的“研究纲领”，但毋庸置疑的是，心理、行为、社会、环境因素对躯体健康与疾病的影响已成为医学界的共识；尽管目前尚缺乏可操作性的工具与掘进路径，但越来越多的项目和基金投入心理、行为和社会医学研究领域；尽管生物-心理-社会三类学科，在建构医学的证据与理解方面还存在相当的“排他性”，生物学与人文、社会学科在研究主旨及真理向度上也所呈现的“不可通约性”，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图景。有学者对1974－1977年与1999－2001年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及《内科学年鉴》四种重要医学期刊中提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词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论是1999－2001间出现的次数是1974－1977年的100倍。不过，研究者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绝对数上生物医学研究依然保持着强大地优势。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医学模式转变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王：武汉大学哲学教授邓晓芒先生曾经讲过一段有些刻薄却又发人深省的话，他针砭的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并非医学界（可以作为中国医学界反思的镜与灯），但读来仍有如芒刺背的感觉。邓先生这样写道：“当今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对于一个几近丧失了原创力的民族来说，由外部输入的任何新鲜东西都是救命的稻草，人们忙不迭地用这些舶来品装点自己贫乏的生活，充实自己空洞的大脑，并为之沾沾自喜······我国学术界似乎根本不存在一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问题，反倒是西方学术界跟不上我们血盆大口的需求，他们的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抖落出来的一个意向、一种动态，在那里还只是少数专门学者探讨的话题，在我们这里就已经炒得有了'焦糊味'了。”，其实，冒“焦糊味”的“锅”里未必盛得出香熟可口的“米饭”，或许是一锅“夹生饭”。恩格尔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中国的命运也大致如此。我们今天对于新医学模式的理解依然停留在会议上赶浪头表态，或者是学院派学者重复诠释一些理论“命题”的水平。另一种反响是有人企图消解恩格尔对医学观念的刷新价值，认为只不过是中国传统医学精髓的归纳与复述（古已有之论已经成为一种消解现代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潮），或者是1948年世界卫生宪章中对健康定义表述（健康不仅只是躯体无病痛，而且还应包括心理平衡、社会关系的完善）的阐发，不过是“常识”的“纲领化”，因而不具备“原创性”和“旗帜”与“宣言”的精神价值。无论是高估或是低估恩格尔论文的理论价值，都造成了当代医学理性思考的“悬空”，以及终极思考与关怀的“缺失”。
张：这是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医学技术可以简单地复制，但医学思想则不能，新的医学观需要系统地重构，它不仅涉及到对生命、对死亡、对疾病的再理解、再定义，而且还需要真正贯彻到卫生决策、医学教育、临床治疗等实践中。另一方面，用“古已有之论”来与新医学模式对接，只是“貌合神离”，并无智识上的贡献。因此，我们更应当重视从观念引入走向思想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