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是一个十分重视理性思维的人，他始终坚持自己经过认真思考后得出的观点。他又是一个好辩善辩的人，平时常与一些好友同事相聚评论时局。据当时一起在座的周建人等回忆：杜很爱讲话，讲起来总是兴致勃勃，精神十足，嗓音很高；每次交谈，常涉及各种问题，科学的、社会的；他的意见常和别人不同，争辩起来，总是他的声音盖过别人，他那苍老的外貌反差很大。周建人还说，杜在与人争论时，“总是一面点着头，将说毕时还带着笑，这笑透进对方的心里，会使人觉得自己的判断不正确起来。”
杜的这种性格，在他主政《东方杂志》以后，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与人的笔墨论战。这种论战，有文字可考者，最早为1918年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争，以后是1919年底与蒋梦麟的关于何谓新思想的论争，1920年与余云岫关于中西医学的论争，1927年初与李石岑的关于新旧伦理观的论争，以及1927年10月与朱光潜的关于情与理的论争等。
这些论争具体内容虽不同，但从实质上看，都是围绕两个根本问题展开的：一个是东西文化问题，一个是理性问题。而这两者又是有关连的，杜亚泉对东西文化的态度和观点，也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兹分别介绍如下：
杜亚泉与陈独秀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当时传入的西洋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杜亚泉认为要振兴中华，必须吸取西洋文明，但反对一切照搬、全盘否定本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东西方文化应该取长补短，融合调和。陈独秀则主张彻底铲除我国传统文化而以西方文化取代。
杜亚泉虽然早年也是十分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被战争触目惊心的现实所震惊，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意识到不能再盲目崇拜西洋，并反过来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觉得我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足以弥补西方文化之不足者。
1917年，他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为其经济目的不在充足社会生活所需要之资料，而在满足少数人生活之欲望。因而生产过剩，竞争激烈，军备扩张，物质主义大炽，推而演之为强权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甚至战争万能主义。“道德不道德之判决，在力不在理”，“战争之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诿罪于弱国之存在。”所以，他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冲突，及与之相应的思想观念。
他对我国人民传统的爱和平、讲中庸、尚仁义、重民本及均贫富等思想是很推崇的，这也是他认为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救西方之弊的因素。当然，他也很明白，不学习西方，不足以救中国的贫弱，所以他一再强调对本国的传统文化必须有“确信”，但又不能“自封自囿”，而要“以彼之长，补我之短”。
1918年4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迷乱的现代人心》，批评了西洋文明在我国产生的一些不良影响，认为要救济中国，绝不能完全依靠西洋文明，而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同年6月，《东方杂志》又发表了钱智修和平佚著译的文章，他们都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批评西方文化的缺陷，这就大大激怒了一味崇尚西洋的激进派。
同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明确表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两者根本相违，绝无折中之余地”。“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接着，陈又先后于同年9月和次年2月，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和《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二文，对杜等进行了严厉抨击。
杜亚泉虽于同年12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予以回驳，但由于商务印书馆当局顾虑与当时彻底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该馆的声誉及营业，竭力劝杜亚泉改变观点，停止反驳，并决定改换《东方杂志》主编人选，杜被迫只好于1919年底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
此后，杜虽未再直接对陈作出回应，但仍通过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辞去主编前，在《东方杂志》发表《新旧思想之折衷》一文，明确表示：“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惟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中国既为人类之一部分，对世界未来文明之创造，亦应有所贡献。“苟以科学的法则整理而刷新之，其为未来文明中重要之一部分，自无疑义。”可见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现在看来，杜亚泉和陈独秀当时都在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努力，不过杜代表的是稳健的中年知识分子，而陈代表的是青年中的激进派。有人说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提倡新文化与反对新文化之争，这是不当的。
个人认为杜文明厉害些
国家执业药师，执业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师从中医世家上海沈氏女科第十九代传人、国家著名中医药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沈绍功教授，随师临证10余年，为沈绍功教授嫡传弟子、得意门生。临床擅长采用中医药治疗妇科疾病、内科杂病，切合临床，灵活辨证，深得沈绍功教授真传。
在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曹洪欣院长主编的《基层医生实用全书》任副主编；《沈绍功全科临证精要》任副主编；主编《名老中医临证经验汇编》Ⅰ至Ⅴ期，并参与多部著作任编委，国家一级、二级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本人曾拜民间名医为启蒙老师，在基层从事医疗卫生工作10余年，走村串户，经历了急症慢病的考验，受到了风雨履冰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悬壶经验。一边学习一边诊病，苦读医学经典，顺利通过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并获取山东中医药大学学历证书。
中医的生命力源自于民间。毛泽东曾经这样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004年始,为回报基层农村百姓，响应国家政府号召，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继续教育项目要求，承担全国乡村医生培训工作，聘请国内著名中医学专家如沈绍功、陈可冀、王永炎、孙树椿、林兰、车念聪、叶永安、刘燕玲、韩学杰、杨金生、冯利、丁京生、张军、朱云龙、刘文龙等数十位中医专家，先后举办国家名老中医经验学习班30余期，培训乡村医生达数万名，每期培训班均邀请沈氏女科第十九代传人沈绍功教授或其弟子亲临讲学传授，弘扬中医药文化，免费赠送《中国基层医生报》等各种医学杂志、名老中医讲座及光盘等学习资料多达100万份，受到广大基层医生的热烈欢迎和同仁们的充分肯定。
于2010年开展名老中医走基层项目，举办沈绍功教授名老中医经验交流学习研讨会5届，并启动沈绍功学术思想基层示范网点推广工作。自2010年至2015年间，在师父沈绍功和同门师长的鼓励帮助下，在全国陆续开展沈绍功教授学术思想基层推广示范网点20余家，使沈氏学术在全国开花结果，为沈氏女科学术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弘扬沈氏女科学术思想、国家名医流派传承项目以及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影响基础。
2015年6月26日，倡导并组织全国基层医生，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首届“毛主席626医疗卫生最高指示”50周年纪念活动，200多名乡村医生参加，得到政府机关领导及多家新闻媒体的支持和肯定。
《广州医学院学报》创刊于1979年，当时刊名是《广医通讯》。1985年改为《广州医学院学报》。第一任主编是杜应秀教授。历届多任的学院院长曾担任学报的主编。现任主编是陈敏生书记。《广州医学院学报》是双月刊，规格为国际通用的大32开本，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8-1836， 国内统一刊号CN44-1136/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