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约词 概述 我国词坛是一个群芳竞艳，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多彩多姿、千娇百媚的婉约词，为我国古典诗歌增添了无限光彩，也为我国文学的发展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自唐五代以来，直至近代，婉约词继承民歌的优良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它具有“可 歌性”。婉约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新体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跟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旧唐书·温庭筠传》曾记载飞卿“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天才的作家们既有文学素养，又都洞晓音律。每填一阕，往往锤字炼句，审音度曲，把如画的意境，精炼的语言和美妙的音乐紧密结合起来，既表情达意，又悦耳动听，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婉约词便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曲新词酒一杯”，这些温柔香艳之曲，怀人赠别之调，又多是歌伎舞女们在花间、樽前，轻歌曼舞中弹唱的。一曲之后，余音绕梁，沁人心脾。“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便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浅斟低唱。这类“旖旎近情，铺叙展衍”的新曲，往往使闻者销魂。婉约词音节谐婉，“语工而入律”。情调柔美，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唐五代词早就具有这一特点。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手，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两宋时期，婉约词空前繁荣，风靡全国。柳永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之。可见当时传播之广。直至近代，婉约词依然具有“可歌性”。这是它的突出特点。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也是婉约词的主要特点。它以情动人，道尽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文采灿烂的《花间集》，就是一部言情之作。五代词人韦压，善于运用各种抒情手法，成功地抒写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晏殊的《珠玉词》，抒情委婉。如明珠美玉，光艳照人。欧阳修是一位领袖儒林、肩负文统道统的中心人物。在他的诗文里，只能看到他严肃的护道面孔，而他的抒情小词，却写得婉媚轻柔，情致缠绵。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工文章，精骑射，而小词却委婉传情，凄恻动人。盖“情有文不能达，诗不能道者，而独于长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查礼《铜鼓堂词话》）。作家们把肺腑中的真情，悲愁与欢愉，通过抒情的婉约词，曲折细腻地透露出来，赢得古今无数读者的同情与共鸣。 爱情是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抒写爱情，反映在封建礼教统治下，人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遭到迫害、受到挫折时的悲愁与哀怨，也就成为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它首先表现在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与歌颂。敦煌曲子词《菩萨蛮》的作者，大胆坦率而又委婉曲折地写出“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表达了爱情永恒不变的心愿。冯延巳的《长命女》，写夫妻祝酒陈愿，地久天长，永不分离。韦庄的《思帝乡》“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歌颂了天真少女对爱情的热烈追求。李清照的名作《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对爱情的表露，抒写她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多情的词人，往往通过抒写离愁别恨，歌颂爱情的真挚。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秦观《江城子》）离歌一曲，动人心魄。柳永的名作《雨霖铃》，抒写了浓烈感人的游子离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与情人阔别、流落江湖的痛苦心境。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抒写了他对亡妻“不思量，自难忘”的一片真情。“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鹧鸪天》）写当日的相亲相爱，别后的相思相忆，凄婉哀怨而又妩媚风流，轻柔自然。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等抒情小词，虽是儿女私情、离愁别绪，却写得清丽婉媚，情深意长。“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韦庄《浣溪沙》）写爱情生活的回忆，离别相思的痛苦，洋溢着真情实感。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特别是那些被压在社会低层的歌伎们的不幸遭遇和文人失意的痛苦，也常常在婉约词中如泣如诉地表现出来。柳永仕途坎坷，长期浪迹于下层社会。 他的词往往以极大的同情，表现歌伎们身受的痛苦和精神面貌，以及与她们的爱恋之情。“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悔当初不把雕鞍锁。”“镇相随，莫抛躲，彩线慵拈伴伊坐。”《定风波》）词中既写出歌伎们所遭受的身心折磨，又表现出她们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对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销魂。 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 ……”全词倾诉了“黯然销魂”的无限伤离之情。显示了婉约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的艺术效果。 婉约词也往往抒写感时伤世之情。作家们把家国之恨、身世之感，或打入艳情，或寓于咏物，表面看似抒写爱情，描摹物象，实际上却别有寄托。“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望江南》）、“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李煜在词中以鲜明的形象，炽烈的感情，借花月春风，抒写亡国之恨。宋徽宗《燕山亭》，委婉悲痛地写出了国亡被俘后的无限感慨。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运用比兴手法，以“美人香草”喻君子贤人；以男女喻君臣，抒写家国之事，身心之感，情致缠绵，哀婉含蓄。 词人们又往往借咏燕、咏柳、咏梅、咏杨花等，寄寓身世之感，抒难于明言之意。如陆游的《咏梅》词，以梅花自喻，意在言外，引人深思。作家们常以花草、闺房、送春、惜春为题材，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寄寓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爱恋以及受到挫折时的悲伤情绪。“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抒写了惜春伤春之情，怀恋歌姬之感，表现了作者的淡淡哀愁。此词温润秀洁，风流蕴籍，言情闲雅而不轻薄，辞语工丽而不淫艳，最为人们所赞赏。 战争破坏了和平安定的生活，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国破家亡之恨，生离死别之情，不断在婉约词中反映出来。蒋兴祖女的《减字木兰花》“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将自己被虏离乡北去的无限痛苦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反映了那个离乱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身受的痛苦。 婉约词的又一特点是“以美取胜”。它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展观自然美与生活美，歌颂人物的心灵美。 作家们把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意境，和谐地统一起来，创作出大量具有诗情画意的绝妙好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李煜《望江南》）、“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李煜《浪淘沙令》）、“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晏几道《蝶恋花》）凡此，皆美妙动人，绚丽多彩。往往片时佳景，一语留住；万端情绪，一语吐出。一首词，可因一妙句而千古流芳。“红杏枝头春意闹”（《玉楼春》），作者宋祁因而得到“红杏尚书”的美称！“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于》），作者张先遂有“张三影”之称；“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贺铸因而被称为“贺梅子”。 还有李清照“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声声慢》）等等。 爱美是人之天性。美的艺术形式，是沟通人类感情的桥梁。创造美的意境，是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就是一幅优美的图画，把读者带入美的意境。“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李煜《相见欢》），创造了凄凉而又幽美的意境。“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黄庭坚《清平乐》），作者通过奇妙的想象，把惜春之情、寻春之意，熔铸在一起，意境极美。苏轼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全词绘出暮春景色，在美的意境中，蕴含着伤春情绪。王渔洋在《花草蒙拾》中曾称赞道：“‘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 苏轼《江城子》“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人物的形象美和生活美，在这美的意境中再现出来，鲜明、真切，如在眼前。“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凄凉意境，令人销魂、断肠。作者以美的语言、美的形象以造成意境美，使读者陶醉在美的享受之中。纳兰性德怀恋亲人、歌咏自然的小令，清新婉丽，格高韵远，极富情味与美感。他的《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在塞外风光的描绘中，透露出离愁别恨，一片乡思，于情景交融之中，展现出美的意境。 婉约词是按照美的法则来反映生活的。作家们用精炼的语言、真挚的感情、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反映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生活，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华彩纷呈，百卉竞妍，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为我国人民所喜爱，世代传诵，历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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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最早的雕塑作品是发现于河南省密县沟的一件小型人头陶像，属距今7000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物。新石器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人和各类动物形象，神话传说的龙等神异形象也已出现。这类作品以陶塑居多，也有少量石、玉、牙、骨等材料的雕刻。有圆雕，也有浮雕、线刻。有的是独立的雕塑作品，有的则是附加于器物盖或口沿、肩部的装饰物。这些作品普遍出现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南北各地古文化遗址之中。人物形象主要有立体的全身像、头像、浮雕人面，以及塑于壶、瓶、罐等容器口部的人头像，以小型作品居多。早期作品形态粗简、夸张，随意捏塑的成分居多。发现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一些人头形作品，以捏塑、贴塑和锥刺等手法制作而成，有的并加彩绘，开始了塑绘相结合的传统。眼、口镂空，造成深色阴影，看上去颇有神采。有些作品已注意到表现男女性别的明显差异。如同属仰韶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寺嘴等地的彩陶瓶口上的人头像面部磨光，或披长发，是少女的脸型；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陶人头则是画了胡须的男子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所出红山文化的小型裸体女像，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孕妇的体态特征，可能是生育神或农神。这些小型人像塑造的动机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
主要雕塑
动物雕塑大都是小型作品，表现对象是当时人们所豢养的禽、畜和狩猎对象，以及神话性质的动物。在长期接触中发展了人的观察和表现能力。有些作品异常生动，如河姆渡文化的陶猪、湖北龙山文化的象、狗、鸟、兽等小陶塑，都能概括而传神地表现出对象的形体特征和活动情态。还有一些做成鸟兽形状的容器，可能具有礼器的性质，为商周青铜礼器之滥觞。这类器物既注意实用的功能，又生动地表现了动物的不同神态，艺术性很高。如陕西华县所出的陶鹰鼎，神态猛鸷，造型的体积感很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并不表现为具体的动物形象，却能引发欣赏者对于鸡、鹅等动物动态的联想。年代较晚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还出现了很多玉石雕刻的鸟、龟、虎等动物形象作品。神话动物龙的形象已多有发现，并有不同的造型特征。红山文化的玉龙，被认为是由猪神化而形成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所发现的 3组以蚌壳摆塑而成的龙虎图案中的龙与后代龙的形象相当接近。
新石器时代
大型泥塑作品发现于红山文化遗址。在辽宁牛河梁祭祀遗址发现有相当于真人头大小的女神残头像，面敷红彩，眼嵌青色玉片，神庙内还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塑像，从一些残迹推知，最大的塑像约3倍于真人。体内以木架支撑，内外泥层有粗细之别。表明5000年前，已初步掌握了塑造大型泥塑的技能。除人像之外，还有形体很大的猪、龙与禽鸟等形象的塑造。
商、西周、春秋、战国
青铜礼器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而不同时代又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表现的是神化了的人与兽。如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上的浮雕人面，虎食人卣、象尊、豕尊。等。西周以后，风格趋于写实，现实的、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长。出现刖刑奴隶守门鬲、鸭尊、驹尊等作品。春秋、战国时期，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如山西浑源出土的牺尊。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则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一些青铜作品不是礼器而是以人或动物形态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灯座、车马器等，人与动物的动态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各种动态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见彩图虎噬鹿器座（战国）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代表作品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而各种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陕西宝鸡国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隶形象，皆盘发戴枷。甘肃灵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铜器人形器足，作裸体，也属于奴隶形象。春秋以后以俑随葬的风气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两类，也有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制作的。遗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国地区的漆绘木俑，以及镇墓兽、鸟兽座屏、虎座飞鸟等，还出现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时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秦汉时期
雕塑特点
秦汉时代雕塑艺术空前兴盛。秦统一六国以后，曾收缴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毁后铸成12个钟金人，各重千石，最后一个存世近6个世纪，毁于前秦时期，为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金属雕塑。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以东发现的兵马俑雕塑群，共有7000余件，与真人、马等大，分置于3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坑总面积约为12600平方米，列置于其间的6000兵马俑以战车、步卒相间排列为长方形军阵。秦俑雕塑群以巨大的体量和数量、群体的组合、气宇轩昂的形象，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人物和车马的塑造上表现出力求模仿生活真实的倾向，发式、服装的很多细节表现得非常具体，军士佩带的兵器用的是实物。塑造的基该方法是模制与手塑相结合，入窑烧制后再加彩绘。
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的格局为西汉以后所承袭，汉代的帝陵没有发掘，已发现的有庞大兵马俑群的汉代大官吏、将军墓葬有陕西咸阳杨家湾的西汉墓，随葬有583件骑兵俑、1800多件步兵俑和100余件舞乐杂役俑，均为模制，着彩。服饰鲜华，重群体的气势，而不追求个性表现。俑身高50厘米左右，规模与气度均不能与秦兵马俑相比（见杨家湾陶俑）。江苏徐州狮子山出土汉初某代楚王墓的随葬俑群形制与之相近而数量更多。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末张君将军夫妇墓出土近百件青铜车马仪仗俑，其中的铜奔马，表现一匹飞奔的骏马，一只后蹄踩住一个展翼翔飞的鸟，造型完美，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汉代重视驯养良马，墓葬随葬的马匹雕塑造型多取扬蹄嘶鸣的动势。广西贵县、河北徐水所出土的铜马，甘肃地区出土的木车马，陕西兴平茂陵附近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都是汉代马的雕塑造型中的代表性作品。
代表作品
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俳优、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见霍去病墓石刻）。
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中的贮贝器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的动态令人惊心动魄（见滇人青铜雕塑）。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剽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见中国北方草原民族铜牌）。
三国两晋南北朝
这一时期雕塑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的大规模的营造石窟寺的活动。中国几个最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开凿于此一时期。营造石窟风气以北魏为最盛。北朝营造的石窟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区，南朝石窟则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主要的造窟工程是以皇室或勋臣贵戚名义，动用国家资金和营建力量兴造的，工程浩大、宏伟。其中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大佛、龙门石窟古阳洞的群龛，都代表了北魏盛期的雕刻水平和艺术风貌。云冈石窟第20窟高13.7米的大佛坐像，庄严浑朴，是古代大型石造像的杰作。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从典章制度到审美风尚均受到南朝汉族文化的影响，石窟造像也开始脱出早期所受西域印度样式的影响，而形成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新风格特征。如麦积山石窟第44窟西魏泥塑佛坐像面相雍容优美，表现出一种富于内心修养的儒雅气质，其衣纹流畅，层叠稠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石窟寺雕刻艺术样式风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同时期为寺庙供养而雕塑的单体造像和造像碑、金铜佛造像。金铜佛是小型雕塑，造型玲巧，富于变化。著名的佛教造像雕塑家有东晋时的戴逵、戴父子，他们以首创夹造像和善于权衡大型造像的比例关系而著称。 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大型石雕是陵墓地面石刻群。存世的作品主要是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及王侯陵墓的31处石雕群。其组合关系为成对的石兽、石柱与石碑。置于帝陵前的石兽有角，称天禄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其造型自汉代墓前大型石兽脱出，而趋向于劲健、华丽。兽作行进姿态，颈部很长，头向后仰，其影像与弓屈的背部形成一个极富于力度的S形曲线。身上有翼，并有流畅而华丽的线刻花纹（见南朝陵墓石刻）。北朝陵前石雕遭后世破坏，仅存个别文吏残像。此外，在南、北各地墓葬中还发现有砖、石浮雕和石刻线画，有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有神话人物。 墓室中随葬俑的风气，北朝盛于南朝，数量日增，并形成固定组合。北魏以后随葬俑群，主要包括镇墓俑与镇墓兽、出行仪仗、奴婢和伎乐等。一个墓中随葬俑群数量由数百以至千件以上。其造型早期粗犷，北魏太和以后趋向清瘦修长，到北朝晚期又转向丰圆，其审美趋向的变化，大体与石窟寺造像的变化相一致。
隋唐时期
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与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距离与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斩山造像，创作大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缨络遍体，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性格、气质迥异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现世装束的虔诚供养人，也都是此一时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创造上的新发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许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势，以增强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见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内容早期诸陵差异较大，乾陵（高宗、武则天合葬陵）以后，逐渐规范化。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狮等所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见昭陵石刻），顺陵（见顺陵石刻）、乾陵的石狮，庄、泰、建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气度。
唐代盛期还曾在都城建造过纪念性雕刻。如武则天在洛阳以铜铁材料铸造的天枢纪念柱，立体部分高达百尺，四周有石狮、麒麟环绕。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见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上的锤、镶嵌浮雕纹饰、青铜镜上的花纹，也十分丰富、生动，并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内容或神话题材的描写。有些纹饰受到波斯等国艺术的影响。隋唐雕塑艺术对周围邻国也有重要影响。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
五代、宋、辽、金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一组彩塑佛教造像（见镇国寺彩塑），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乐、抬棺神将的石棺（见王建墓雕刻），南唐钦、顺二陵的 190件陶俑（见南唐二陵陶俑）。五代雕塑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格。
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的发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类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大足石窟中136窟（心神车窟， 雕于南宋绍兴年间）八菩萨像庄严婉丽，129窟数珠手观音丰姿绰约，同为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而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道场等摩崖造像，则充满了生动的人情世态。雕塑家热情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常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宋代寺庙金属造像遗存比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金铜像（见万年寺普贤像），河南登封中岳庙镇库铁人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见晋祠圣母殿彩塑），江苏直保圣寺、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紫金庵的罗汉像，被造成具有内心活动特征，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
辽、金两代在北方地区曾开凿石窟，并有不少寺庙造像遗存。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像，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犹存唐风，但又显示了向匀称、秀美发展的趋向。辽代许多佛塔还有精美的浮雕。
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巩县，共有8陵，现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千余件。自永昌陵以后形成定制，大体沿袭唐陵规范，而内容有较大差异。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组成。宋陵石刻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均逊于唐代，但造型尚严谨。其陵区集中，石刻内容、数量更加规范的特点，对明清两代很有影响（见北宋陵墓石刻）。
宋、辽、金时期的俑数量不多。但墓室内的雕塑、壁画和随葬的俑很有特点。由于宋代日常生活习俗有很大变化，墓内出现大量直接模拟现实、表现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还出现很多宋、金、以迄元代表现杂剧演出活动的雕砖（见宋-金-元杂剧雕砖）。
元、明、清
元代以后雕塑艺术成就突出地表宫廷、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宫殿建筑已毁，从遗址出土的凤麒麟石雕、走龙栏板等建筑饰件，犹能见出元代雕刻富丽繁缛的特点。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关云台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千佛、券门上的“六具”等石刻（见居庸关云台雕刻），杭州飞来峰密宗石刻等也都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元代还留下有关雕塑史料的著作型石刻的丰富经验，也标志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艺术的完全成熟。
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精华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见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坛庙、园林。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鹤等，都对烘托宫殿建筑的庄严、辉煌，增加局部艺术气氛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此组建筑有力结束的保和殿后长近17米、宽3米多的下层石雕御路， 浮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谨，是明清石雕艺术的杰作。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群的气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易县清西陵多组石刻群。其内容和配置沿袭宋陵而有所发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宫内的门、壁、券顶上刻有精细的浮雕佛像和各种图案。两个时代的雕刻风格，明代较浑朴、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于琐细。
宗教雕塑主要为寺庙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铜佛像。明代优秀造像有陕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罗汉、渡海观音等（见平遥双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嘛教金铜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时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属、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和民间建筑、器用装饰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观音等。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达到很高的写实水平。
4近现代解放前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批留学生赴欧洲、日本学习了西洋雕塑技法后，在国内美术院校开设雕塑科、系，中国雕塑在内容和表现方法上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各地曾兴建了一些孙中山纪念像和纪念民主革命家、抗日战争烈士的纪念碑，并出现一批知名雕塑家。传统的宗教雕塑仅在西藏等地还有些大的兴造活动，但已不能成为主流。
建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比较大的雕塑创作活动是1958年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上由刘开渠等雕塑家创作的10块大型石刻浮雕，反映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革命斗争的史迹。
1959年建成的首都十大建筑有很多圆雕和浮雕作品。其中融汇中、西方雕塑技法，创造新的民族雕塑样式比较成功的作品是北京农业展览馆的两座雕塑群像。1965年，四川部分雕塑家在大邑创作的由114个与真人等大的泥塑组成的、具有情节性的《收租院》，是汲取民间雕塑经验、表现真实生活内容的一次尝试。
198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经国家批准后，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领导着全国城市雕塑创作活动。
在此前后，全国各地兴造了很多纪念碑、园林环境雕塑和名人纪念像，对美化环境、改变城市景观、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硬质材料的架上雕塑、小型雕塑也有很大发展。此外，中国雕塑家还应外国邀请或作为国家赠礼创作了一些大型雕塑作品，矗立在海外。
●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故宫，或者说了解故宫文化，对我们认识故宫是很有裨益的。
●故宫文化的四个特点：其一，故宫文化是上层的、主流的文化。其二，故宫文化有它的整体性，这种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得以提出的重要依据。其三，故宫文化虽属上层文化，但又与民间文化、地区文化相互影响。其四，故宫文化也包括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与国际著名的博物馆，每天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外游客。2009年达1186万人次，2010年接近1300万人次。这些都是惊人的数字。人们争相到故宫看什么？看雄伟的宫殿，看精美的文物展览，从中感受中华文明，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故宫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和认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无法回避它作为皇宫时特有的价值与意义。故宫曾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当时叫紫禁城，在491年的岁月里先后有24位皇帝在此居住执政。这里是封建王朝的权力中枢，在国家历史中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故宫，或者说了解故宫文化，对我们认识故宫是很有裨益的。
故宫文化就是宫廷文化，是作为紫禁城皇宫时的文化。故宫文化也是丰富多样的，这里主要介绍宫殿建筑、宫廷收藏以及宫中的文化活动，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宫廷的各种人物，特别是紫禁城的主人、贵为天子的皇帝。
宫殿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建筑类型，故宫则是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现存的唯一实例和最高典范，在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水平。故宫的规划设计依据的是《周礼·考工记》，从中可见“五门三朝”、“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等体现儒家的理想和封建礼制。故宫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义。
从政治上讲，故宫既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威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的重要象征，是一个政治符号。在中国历史上，坚持传统的宫殿制度又与政权的继承性、正统性联系在一起。因而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为求争取汉族上层分子的支持与合作并减少汉族民众的反抗，在所建政权的形式和宫殿及都城、礼仪等典章制度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比附、效法汉族传统，尊崇儒家，以表明自己的正统地位。元新建的大都及宫殿就是如此，而清人则完全使用了明朝的宫殿，当然，历代在宫殿建设上也会有其自身的一些特色，但基本格局则是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
从文化上讲，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及审美观念等，都通过故宫建筑语言得到充分体现。例如故宫匾额楹联相当多，因宫殿使用功能的差异，各处风格不尽相同。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是故宫最重要的宫殿，明初的殿名分别为奉天、华盖、谨身，体现了奉天承运的主旨；嘉靖时改为皇极、中极、建极，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现在的名称则是清人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帝改的，希望以“和”为准则，反映了其作为少数民族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意愿，顺治的年号也体现了这一含义。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又拟改三大殿名为承运、体元、建极，取“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之意。这也是故宫匾额名称的政治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皇室有着收藏文物珍品的传统。皇室文物收藏与承袭，与王朝的“奉天承运”的统治的合法性更是密切相关。皇权高于一切，君主能调动全国的资源，顶尖的技艺，来为宫廷服务。宫廷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艺术品的中心，有着大量珍贵的文物收藏。一般来说，这些收藏代表着当时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西清砚谱》等就是宫中收藏书画、铜器、古砚的目录。这些收藏品，一是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二是数量宏丰，且多是精品；三是反映了各个重要艺术门类从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例如，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书画作品，现基本上都存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正在编印一部《宋画全集》，包括流散世界各地的宋人绘画，共1000余件，其中一半多分藏在两个故宫，又多是最有影响的名迹巨品。
宫廷不仅承袭前代王朝的收藏，还大量制作各类精美的工艺品。故宫博物院去年办了一个“明代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就有随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远走南洋诸国的花色繁多的瓷器、色泽润美的雕漆、婉丽飘逸的台阁体书法、笔墨工谨的“院体”绘画等。清宫内务府更设造办处，从全国各地选拔技艺高超的工匠，在宫廷内造做各种物件，多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设立的各种作坊最多时达到41作，每月仅领1两钱粮的各项匠役曾达595名。在画院处有外国传教士画师，造佛像处有来自尼泊尔等外国和中国西藏的匠人。这些人常年按照御旨制作独有清代皇家风范的艺术品、工艺品和各种精美的日用品。明清宫廷还编刻了大量的图书典籍，明代最著名的是大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清康熙时把武英殿作为清代内府专门的修、刻书机构，内务府主持编纂、刊刻和抄写了许多大部头的图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等，在中国图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明清两代帝王，不少人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天分。例如明宣宗皇帝朱瞻基，擅长诗文书画，故宫现存藏有他的5幅绘画作品，而神宗的书法、熹宗的木工，也都是帝王的韵事。清代皇帝更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多有御制诗文集刻印。故宫现收藏清代从顺治到光绪帝等帝王及后妃的书画作品2.4万件。康熙皇帝学习兴趣广泛，努力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曾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在当时说来是史无前例的全国地图勘测，绘制了《皇舆全览图》。乾隆皇帝更是博学多才，有着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明清以来许多著名的工艺品，如成化斗彩瓷器、康雍乾珐琅彩及其它官窑瓷器、清宫玉器、文玩等，都与皇帝的推崇或参与有直接关系。近年来，凡是与乾隆皇帝有关的工艺品在拍卖行上价格不断攀高，动辄上亿元，2010年11月，一对乾隆时期瓷器以5.5亿元天价成交，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乾隆时期工艺品的精美应是重要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儒释道的逐渐合流。在紫禁城内，明清两代都重视多种宗教的并存。在清代，虽以藏传佛教为主，但也重视汉传佛教，每天宫中都有吹吹打打的佛事活动；坤宁宫每天也必有清人萨满教祭祀，要宰4头猪；道教有钦安殿、玄穹宝殿及神武门北面的大高玄殿；乾清宫东庑则有祀孔处；城内西北角有城隍庙，奉紫禁城城隍之神；城隍庙东为祀马神之所，乾隆皇帝下谕旨：“朕所乘之马，祭祀甚属紧要”。
明清两代，宫中的重要文化活动是演戏。特别是清代，戏曲演出成为朝廷仪典，新年、除夕、万寿节及各个节令、每月的初一、十五都有较为固定的戏曲演出活动，内廷喜事如皇子出生，册封嫔妃，也都要唱戏以示庆贺。清宫中有特设的演戏机构，并有专供演出所需戏具的制造机构。故宫博物院现收藏各类戏衣8000件，盔头道具类文物4600余件，戏本1万余册，保存大小戏台4个。
故宫文化大致有这么四个特点：
其一，文化人类学有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主要研究一个文化中的上层文化和民间文化关系。以此来看，故宫文化属于大传统，是上层的、主流的文化。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固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积累的结晶。
其二，故宫文化的整体性。故宫文化虽然相当丰富，涉及许多方面，但这些方面之间不是杂乱的毫无关联的，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文化整体。这种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得以提出的重要依据。
其三，故宫文化虽属上层文化，但又与民间文化、地区文化相互影响。皇帝的爱好，宫中的习尚，往往对整个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清宫重视戏曲活动，对京剧的形成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乾隆时期四大徽班进京，直接引导了京剧的诞生。反过来，宫中的节庆活动，也吸收民间的传统习俗，端午有龙舟竞渡，七夕祭牛女星君，中秋节祭月，重阳登高，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神等等。又如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也有联系，如宫廷音乐中的《导迎乐》和寺庙中、京剧中的《朝天子》以及宫中曲牌《银钮丝》与民间音乐《探亲家》同出一辙，宫中曲牌《海青》竟也在承德寺庙音乐中出现。
宫廷与地方的技术交流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近年来，故宫博物院与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合作，完成了《18—19世纪中国宫廷与地方技术交流史》的研究项目，该项目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综合考察宫廷与地方对技术的多方面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后果。宫廷文化与民间、地区文化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其四，故宫文化也包括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
故宫文化虽有以上特点，但同时又应看到，它充分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帝王威权、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皇室的奢侈、腐朽以及宫闱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等。即如为人所称道的《四库全书》的编纂，就与“寓禁于征”及大兴文字狱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是不容讳言的。
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使昔日帝王禁垣与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宫旧藏为人民所共有并共享，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宫殿建筑与文物藏品被赋予了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血脉的新内涵。
故宫博物院成立86年以来，围绕着故宫及其藏品发生过多次重要争论，例如有人提出要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故宫藏品，有的说故宫“封建落后，地广人稀”，要对它进行改造等。在这些人看来，故宫等同于封建主义，故宫文化是需要彻底打倒的。当然，这只是少数人的认识。他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知道故宫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故宫文化与今天的文化建设也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今天对待故宫文化，不是要一味说好，而应科学对待，认真研究，分清其精华与糟粕。随着全社会文化遗产观念的进一步提升，人们更加关注故宫、爱护故宫，从以故宫为代表的文化遗产中吸取创造新生活的智慧，去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郑欣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