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物权法之大陆法解读论文提纲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下面是我整理的英美物权法之大陆法解读论文提纲，欢迎大家分享。
论文摘要：
英美法系的成文法中不存在物权、债权这些概念，但是存在着大陆法系物权、债权概念所指向的对象，正如我国《民法（略）有物权这一概念，但即使在《物权法》通过之前也无人怀疑我国民法中存在物权一样。 英美法中不存在以“物权法”作为名称的制定法，但是客观地存在着物权法这一法律部门，正如我国《物权法》颁行之前，法律体系中存在着物权法这（略）样。 正是基于这些事实，从大陆法系物权法的视角对英美法系的物权法进行解读成为了可能。 解读首先从“物”与“property”这两个术语的关系开始。通过对英美法系的pro（略）类体系的考察发现，“property”与“物”并不（略）。在英美法中，property包括了所有的财产种类，既包括有体物，也包括无体的权利，这其中就包括了债权。当然，在英美法系的著述中，property也在另一层含义、即与contract相对的含义上被使用。（略）property这个术语强调的是财产的对世性（in rem nature），以区别于合同债权的对人性（in personam nature）。但无论是在上述何种语境下使用property，其范围都……
Although the German conc（omitted）henrechte and Forderungsrechte does not exist in common l（omitted）es， it has the counterpart in their laws。 Similarly， there is no statute law titled Law of Real Right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but the lega（omitted）imilar to the law of real right in civil law countries do exists thereof。 Upon these facts， it is feasible to make （omitted）n real right law in common law from an angle of civil law。 This paper st（omitted）review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erm“S。。。
目录：
摘要 第4—7页
Abstract 第7—9页
导论 第14—25页
·问题的提出 第14—15页
·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15—17页
·文献的使用 第17—18页
·研究框架及基本观点 第18—25页
第1章 物权法与财产法：名实之辩 第25—72页
第1节 “物”与“财产（property）” 第25—50页
·“Real property”与“不动产” 第27—30页
·“Personal property”与“动产” 第30—41页
·财产分类结构的区别及思考 第41—48页
·小结 第48—50页
第2节 英美法系中的《财产法》 第50—59页
·英国1925 年《财产法》 第51—56页
·《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之“财产法”编 第56—58页
·美国其它州的《财产法》 第58—59页
·小结 第59页
第3节 财产法与物权法：一个位阶问题 第59—64页
·问题的提出 第59—60页
·英美物权法的法律渊源 第60—62页
·作为法律名称的财产法和作为法律部门的财产法 第62—64页
·关于财产法中的通则性内容 第64页
第4节 财产概念的必要性 第64—72页
·有利于新类型财产的保护 第65—68页
·财产的垄断性 第68—69页
·余论：关于财产法总则 第69—72页
第2章 英美法的物权结构 第72—112页
第1节 问题的提出 第72—76页
·英美法中有没有所有权？ 第72—73页
·英美法中是否存在一物一权原则？ 第73—75页
·英美法中所有权与他物权的关系如何？ 第75—76页
·小结 第76页
第2节 保有体制：从不动产的所有到持有 第76—79页
第3节 地产权：持有人所拥有的对象 第79—82页
第4节 Fee simple：英美法所有权的回归 第82—92页
·不限嗣继承地产权（fee simple）发展简史 第83—84页
·Fee simple：术语释义 第84—88页
·Fee simple 之内容及限制 第88—90页
·从所有权的视角考察fee simple 第90—92页
第5节 “Ownership”在英美不动产法中的真实含义 第92—97页
第6节 如何理解英美法中的“双重所有权” 第97—101页
第7节 英美法的物权结构 第101—112页
·物一权原则在英美法中的体现 第101—102页
·英美法的物权结构图 第102—103页
·终生地产权 第103—104页
·租赁地产权 第104—106页
·地役权、获益权和限制性约据：非占有性用益物权 第106—109页
·英美法中的担保物权：以mortgage 为核心的考察 第109—112页
第3章 英美法中的物权债权之分 第112—161页
第1节 考察的标准及问题的确定 第112—114页
第2节 从租赁合同到租赁地产权 第114—116页
第3节 信托中受益人权利性质的转化 第116—123页
·用益的产生及受益人的权利 第116—120页
·受益人权利的对抗力的提升 第120—121页
·衡平地产权对抗效力的后续发展 第121—123页
·小结 第123页
第4节 限制性约据的物权化 第123—133页
·限制性约据的功能 第124—125页
·普通法对限制性约据对抗效力的提升 第125—129页
·衡平法对限制性约据对抗效力的进一步提升 第129—133页
第5节 英美法债权物权之区分带来的启示 第133—141页
·物权债权之区分是一种客观需要 第133—135页
·何种权利适合成为物权？ 第135—138页
·对抗力并不能完全揭示物权的特性 第138—140页
·完整地认识权利 第140—141页
第6节 英美法中的物权行为：契据交付 第141—161页
·问题的明确及术语的界定 第142—143页
·从采邑授予到契据交付：英美法“物权行为”的前世今生 第143—147页
·契据交付与物权行为的同质性：以合意为标准 第147—153页
·关于无因性：形似还是神似？ 第153—156页
·两个启示 第156—161页
第4章 英美法中的物权法定原则 第161—207页
第1节 物权法定原则之基础 第162—169页
·通说及争议 第162—166页
·看不见的手：物权法定原则的实践基础 第166—169页
第2节 Fee tail 和settlement：物权法定的英美法注释 第169—184页
·Fee tail 的产生及内容 第169—172页
·Settlement：fee tail 的高级形态 第172—175页
·Fee tail 及settlement 的制度缺陷 第175—176页
·土地流动性的解放：对fee tail 和settlement 的限制 第176—181页
·物权法定：一个轮回中的规律性事实 第181—184页
第3节 物权法定原则在当代英美法中的体现 第184—192页
·从物权的种类考察 第184—187页
·从物权的内容考察 第187—192页
第4节 一个大陆法系特色的问题：如何认识信托中的权利 第192—205页
·从信托的起源进行考察 第195—196页
·从定序授予中终生地产权人的地位考察 第196—199页
·从英国1925 年立法目的的实现途径考察 第199—203页
·结论 第203—205页
第5节 余论：物权体系的封闭性和开放性 第205—207页
第5章 英美法中的公信原则 第207—247页
第1节 公信原则之核心要素 第207—210页
·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 第207—209页
·公信原则与信赖利益保护 第209—210页
·小结 第210页
第2节 英国的产权登记：绝对公信力 第210—220页
·英国不动产登记的双轨体系：以产权登记为中心 第210—212页
·产权登记制度下的产权及负担 第212—215页
·绝对的公信力 第215—218页
·优先利益的存在是否构成对公信力的侵蚀 第218—220页
第3节 美国契据登记制度之公信力 第220—242页
·美国契据登记制度之运作机理 第221—228页
·契据登记之公信力来源 第228—238页
·美国不动产登记公信力之例外及其说明 第238—240页
·小结 第240—242页
第4节 动产占有的公信力 第242—247页
·问题的相似性 第242—243页
·可无效产权 第243—244页
·占有人的无权处分 第244—245页
·结论 第245—247页
第6章 结论：比较法价值的时代性 第247—250页
参考文献 第250—269页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第269—270页
后记 第270—272页
工程风险论文发表论文范文
摘 要：
工程合同风险指在工程合同的签定和施行中也许发作的不确定性事情给当事人带来的丢失或利益。公司怎么承当和化解工程合同中的风险，变成公司有必要注重的疑问。阐述了现在工程合同存在的几个首要疑问，然后就存在的疑问有对于性提出了应对风险的战略。
关键字：
工程 工程合同 风险 操控和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3-157-02
工程合同风险指在工程合同的签定和施行中也许发作的不确定性事情给当事人带来的.丢失或利益。公司怎么承当和化解工程合同中的风险，变成公司有必要注重的疑问。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工程合同是修建公司承揽工程的首要环节，也是确保指工程项目顺畅施行和有效管理的首要手法，是合同两边在工程施工进程中的最高做法准则。因为修建工程具有规划大、工期长等特色，合同的风险也是不容忽略的，为了最大极限地削减风险的发作，下降风险发作时发作的本钱，确保工程合同两边和利益，工程合同的风险管理也是贯穿悉数施工进程必不可少的内容。
为了极好地做到对工程合同风险进行操控，就要对工程合同存在的疑问进行科学的剖析，然后才干有对于性地作出应对战略。
1 工程合同管理存在首要疑问
1.1 缺少满足的法令知识，合同签定不标准
合同签定的不标准首要包含合同的不谨慎和存在缝隙。因为修建工程的特殊性，客观上请求合同条款详尽紧密，尽也许做到面面俱到。在实践作业中，合同两边因为法令意识淡漠或缺少合同管理的经历，订立的合同束缚条款不全、内容不明、职责不清等景象常常发作。比方有些建造项目为了逃避也许承当的职责，不选用标准的合同文本，而选用一些克己的、不标准的文本进行签约，避实就虚，转嫁工程风险。加上在合同编写进程中运用含糊言语，以至于呈现了解偏差的状况，呈现疑问的时分，两边势必会相互推卸职责，致使工程胶葛，严峻的还会致使合同终究难于施行。而有些合同条款存在缝隙或缺点。比方在合同的违约职责条款，合同一方为了下降违约职责或是怕伤及感情，往往对违约职责不多作规定，这么一旦违约事情发作，就没有有关的合同条文作依据追查违约方的违约职责。
1.2 忽略合同的严肃性，违反合同的公平性的准则
签定合同的两边，经济法令地位是对等的，没有主从关系。自觉施行合同条款，悉数施行合同职责，是合同两边当事人应尽的职责。但在实践作业中，一些合同当事人忽略合同的严肃性，违反合同的等价有偿准则，以各自的经济利益为中心，随意对合同条款进行更改。合同两边这些自私做法，晦气于合同的正常施行，终究致使工程经济胶葛的发作，严峻的还会危害消费者的终究利益。
1.3 违反法令法规签定合同
有些合同两边为了寻求本身利益最大化，法令意识淡漠，不吝违反法令法规签署一份象征性的合同，其实这么的合同是无效的，合同两边的权力和利益是不受到法令的维护，合同的施行与否也不受法令的束缚和维护。这么的合同风险是显而易见。
1.4 缺少健全的合同管理机构和合格的合同管理人才
一些建造项目不注重合同管理体系的建造，以为签合同仅仅走过场，合同仅仅形式和铺排，签定合同之前对合同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和评价，也没有严厉的签定合同的程序。有些则是在合同施行进程中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对工程合同进行监督和管理，公司为了寻求本身利益最大化，无视合同的存在，随意施工，终究致使工程质量的不尽善尽美，违反了签定合同的初衷。别的合同管理是一项专业性、技能性请求很高的作业，需求有高素质、有专业知识，能掌控大局的人来担任。有些施工单位则是随意指定人员来担任这项作业，这是对这项工程的极不负职责的。
1.5 合同签定后在也许面临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经济风险通常是指与工程有关的各种物资报价改变致使的风险，比方通货膨胀，物料物价上涨或降价等。若合同没有拟定应对办法，必然会形成合同两边中的一方经济丢失；还有因为合同两边对物价的估量方法不同，对报价调整的应对办法有别；合同一方的诺言或经济状况等也许形成合同施行艰难，致使合同风险；政治风险比方国家制止开垦山林、制止破坏农田等等也许会致使合同的终止、建造场所的破坏、工程延期等带来工程合同风险，往往使得承包商这一方遭受丢失。
2 工程合同风险的应对办法
工程合同的风险管理，对添加收益、削减丢失非常首要。假如可以经过对风险的辨认、猜测与剖析来判别风险的来历和因素，就能最大极限防止合同风险的发作或下降风险发作时给公司带来的丢失，首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临工程合同风险进行操控和管理。
2.1 严把合同签定关，合同签定要标准化、谨慎化
在合同签定前要进行严厉的检查。首要包含：施工项目是不是合法，业主的批阅手续是不是齐备健全；合同是不是契合法令法规，是不是完好无误。合同是不是采纳了国家标准文本；合同两边职责和权益是不是有失偏颇，两边怎么制约；合同完不成时的法令职责以及补救办法。
摘 要：合同条款的了解尽量共同，防止发作岐义。签定工程合一起，应挑选恰当的发包方法，合同文本应尽也许选用由国家颁布的通用性合同文本，再由合同两边依据拟建工程的具体特色来起草。合同文本有必要是两边志愿的实在表达
关键词：工程风险论文
合同条款的了解尽量共同，防止发作岐义。签定工程合一起，应挑选恰当的发包方法，合同文本应尽也许选用由国家颁布的通用性合同文本，再由合同两边依据拟建工程的具体特色来起草。合同文本有必要是两边志愿的实在表达，做到文字表达谨慎，不运用不置可否、含糊不清词语。
2.2 对合同施行动态管理，严厉依照合同条款施行
在工程合同施行进程中，严厉依照合同条款进行施工非常首要，只要按合同施工才干最大极限下降合同风险。合同依法签定后，树立合同施行的确保体系，确保合同施行进程中的平时作业有序地进行，对合同的施行进行动态管理，使工程项目的悉数合同事情处于受控状态，以确保合同的顺畅实现。建造单位严厉依照合同条款，分化合同事情，对各个标的做好事前、事中、过后操控。了解合同条款，找出合同施行中也许呈现的薄弱环节，提早拟定预防办法，下降风险的发作，提高合同的履约率。2.3 活跃交流，争夺对合同风险化解时机
合同中的风险条款是合同一方对另一方的制约条件。在合同施行中，假如两边都能认实在行合同、施行自个的职责，合同施行得比较顺畅和满足，合同两边可利用这种友好的氛围，对合同中的一些隐性风险进行协商和解说，并作为合同的抵偿文本保留下来，使合同得以顺畅施行。这么就能使一些正本对自个晦气的条款得到化解，将也许呈现风险进行合理的分担。
2.4 加强合同改变和索赔管理
因为工程合同的施行周期长，耗资大，所以在合同的施行进程中，不可防止地依据实践状况进行合同改变，在合同改变中，改变量最大最频繁的是工程改变，因而工程改变在合同索赔中所占的比例也最大，合同改变就意味着索赔的时机，用索赔和反索赔来抵偿或削减丢失，是施工单位选用的风险对策之一。这就请求合同管理人员仔细剖析合同，清晰两边职责，对合同两边的来往文件、材料、图纸、帐目等进行搜集整理，密切注意合同施行中每一事情的具体进程，以作为工程改变、工程索赔的根本依据，寻觅索赔时机，经过索赔和反索赔到达下降风险、抵偿丢失的目的。
2.5 决断采纳经济办法
从经济观念上说，采纳经济办法发作的费用比承当风险实践丢失要合算得多。对工程风险较大的某一有些作业，为防止违约承当风险，可选用添加经济投入的方法削减风险。比方大幅度添加人员，添加了机械设备，添加班次，添加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的薪酬、奖金或加班费用等。虽然在经济上添加了开销，但确保了施工进度，确保了公司诺言，防止了风险的发作。
综上所述，工程合同一经签定，即变成合同两边的最高做法准则，合同中的每一条款都和两边的切身利益有关。因而，了解和把握与工程合同有关的法令法规，是要操控和防备工程合同风险的首要条件。其次，深入研究合同条款，签定完善的施工合同是操控合同风险的首要确保。在施行合同的进程中，加强合同管理和对工程风险进行剖析和操控，在作业实践中，既要坚持按合同条款施行，又可以依据实践状况和合同两边的实在志愿灵敏变通，才干实现合同两边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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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第十五条释义以及相关理论分析
学理上关于请求权与支配权的区分，对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概念以及实践作用是认可的,所以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差别在于客观现实的是否存在,在任意一个以物权的设立，转移，变更的交易中,都有着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正是因为有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区分即民事权利最基本的区分为前提，从而使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也成为行为中最基本的区分。
论文关键词： 物权法 财户抵押 物权变动 一、《物权法》第十五条的含义 首先,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础关系,应该依据法来判断，也就是说合同的生效必要条件是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因此判断标准不能仅只是以不动产是否已办理物权登记。当事人应当受到具备法律规定生效要件的合同的约束，这表明该合同中的关系已经生效。而违反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违约责任。然而合同的生效必要条件中并没有包括物权变动的成立与否。这其中的原因是，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或者别的原因，就算合同生效了也未必可以完成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认为只要是没办理物权登记的,合同就当然无效。其次,登记才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在生效合同中包括了设立，转让，消灭和变更不动产物权就一定会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在债权法上发生效果意味着合同的生效。但不一定能在《物权法》上发生效果。只有进行了不动产物权的公示登记后才能产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如果不进行不动产登记,就算合同已经生效，权利人的权利也仅为债法上的请求交付权利，并失去对不动产支配的权利。再次,合同约定或者法律另行规定的能在当事人之间订立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转让，变更和消灭的合同,以通过办理物权登记为合同生效要件的，应当从其约定或者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那就是说,在上述的条件下，没有办理物权登记的,合同则不生效。还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并不是物权变动的原因,类似依照事实行为或法律的直接规定引起的物权变动,不适用《物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因为该法条要求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不动产物权设立，转让，变更和消灭之合同，依照法律的直接规定引起的或者事实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发生何种效力、何时发生效力,应当适用《物权法》第28，29，30，31条的规定。 二、物权区分原则 孙宪忠教授在《论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一文中最早提出我国民法理论体系中的物权区分原则。这篇文章把物权区分原则定义为：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作为两个法律事实,他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孙宪忠在《中国物权法总论》一着中仍然坚持他的这个观点,并提出区分原则的法理基础是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区分、处分行为和负担行为的区分，物权关系变动和债权关系变动的区分。孙教授认为，民理上关于请求权与支配权的区分，对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概念以及实践作用是认可的,所以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差别在于客观现实的是否存在,在任意一个以物权的设立，转移，变更的交易中,都有着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正是因为有支配权和请求权的区分即民事权利最基本的区分为前提，从而使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也成为法律行为中最基本的区分。从孙宪忠教授对区分原则的定义、讨论中不难发现,他所定义的区分原则与德国民法中区分原则内容上是一致的。是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并以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区分作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这种区分不但在法理上很科学,而且在实践作用也起到积极作用。 三、《物权法》与“区分原则”颁布前的法律适用情况 在《物权法》颁布前，由于缺少了区分原则，经常发生仅仅依据《合同法》来确定物权的变动，从而危害到了第三人的正当利益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在《物权法》出台前，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明确的规定了“区分原则”，《民法通则》第72条的规定也只是对物权变动的时间做了规定，该法条明确说明是“自交付时起”，并仅限于动产。但是，权利人占有时生效。这样的规定把抵押权生效和抵押合同生效两个不同的概念混在一起。《》第42条规定，双方订立的书面抵押合同成立后，对当事人并不产生债权上的约束力，即财产抵押的，抵押合同须经登记后才能生效。特别是抵押权人没有请求抵押人进行登记的权利，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抵押人恶意不办理登记，此时，抵押合同还没有生效，最多就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后来出台的《担保法司法解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抵押人恶意的问题。从该《司法解释》第56条第2款中可以看出，该司法解释意在对《担保法》的规定进一步的加以明确，也仅只是强调违背诚实信用的情形下，由抵押人承担责任。在责任承担方面也没具体说明，所以是否构成违约责任也就没有定论了。并且除《担保法》直接规定了合同效力与物权变动的条文外，其他法律，基本上都回避提及该问题。类似的法律规定诸如《城市法》第60条、《房地产转让管理条例》第15条、《土地管理法》等。这些条文都没有说明登记与合同效力之间是什么关系。而1999年颁布并实施的《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合同何时生效的问题。但是没有彻底的把物权变动和合同生效这两者的关系区分开来。 四、《物权法》第15条的价值取向 该条明确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把效力和登记效力区别开，对保护合同当事人私权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1）有利于保护第三人的正当利益。在现实交易中，经常有第三人在合同成立生效之后取得物权的情况，如一物二卖等。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物权变动是否发生成为了保护第三人利益的前提条件。若还是以传统固有思想认为合同生效使物权发生变动的原则对现实的交易秩序进行规范，肯定会对市场交易的安全带来威胁和损害。物权的独立性是《物权法》所认可的，把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区分开，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2）对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很好的保障第一，对无过错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和确定违约责任。如果在合同成立并且生效之后一方当事人不进行登记，或者主观上存在恶意不履行登记的义务，该拒不履行登记行为就构成违约，须承担违约责任。而不动产合同已经生效但是没有办理登记，标的`物所有权也没有发生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无过错方仍然可以通过“违约责任”请求救济。第二，买受人占有权的合法性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就算是没有办理过登记手续，但不动产合同成立，标的物交付后，合同已经生效。这样当事人就取得了对合同对标的物的占有权。在对第三人的侵害行为方面，就算是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但能以占有权提起占有之诉，以此来维护买受人的利益。（3）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影响。在应用债权的合同关系设定物上所有权的情况，承包合同有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的前提。假如承包合同无效或被解除，则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同时失去效力。其实利用债权合同来设定物权的做法，存在着许多的弊端。比如，该制度不经意的助长和鼓励发包方任意毁约以此侵害大部分是农民的承包方的利益，也缺少了的顺序。债权合同的设定具有多重性，这是源自债权的平等性与包容性。而物权的对世性决定了用益物权的设定体现出“绝对性”，所以债权和用益物权会因为性质的不同发生冲突。“物权的独立性”是《物权法》中明确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在设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同时也对物权的设定达成协议，并通过登记取得物权。这样既可以解决法律逻辑上的混乱，又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力。随着农村土地流转的条件逐步成熟和物权法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用物权的形式设立势在必行。 五、适用《物权法》第十五条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当合同生效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就可能会因多种原因而不能达成。所以，在没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情形下,合同仍然有效。最典型的例子,在“一物二卖”中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所有权能否发生变动，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合同的问题。标的物所有权能否发生变动，是出卖人能否依约履行合同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另外的买受人仍然享有上的权利,他们虽然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可以依据着生效的合同去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最后要关注的是《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的含义：“法律另有规定”,是指某部法律明确规定,只有经过物权登记的，设立，转让，变更，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才有效。而所谓的合同另有约定，也是指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并且经过物权登记的合同，内容中约定的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转让，变更，和消灭的内容才能生效。如果法律没或者合同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或约定时,可以推定，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是否办理物权登记,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还要注意保护第三人在合同有效,但没有进行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情况下的合法权益。另外，《》第41条的规定与《物权法》第15条冲突的,在《物权法》生效后,适用《物权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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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私有财产权的刑法保障—《物权法》推进制度研究
从公共利益出发，浅析《物权法》背景下的合理拆迁模式
论浮动抵押制度在我国《物权法》的应用
切实践行物权法—努力开拓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新渠道
论我国物权法框架下的占有改定
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问题
论我国物权法之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
物权法下的高等院校物业管理探索
《物权法》视野下警察行政执法的规范化研究
公安行政执法中涉案财物处理与物权法衔接问题研究
物权法中不动产征收的公共利益问题研究
论网络虚拟财产权的物权法保护
我国物权法上的浮动抵押
基于《物权法》的城市旧集合住宅区再生研究
论我国《物权法》中的特别动产集合抵押
我国《物权法》第七十四条车库问题法律制度研究
夫妻财产制与《物权法》的冲突及协调
论占有的物权法保护
《物权法》占有制度的立法
“钉子户”现象的物权法分析
高房价的物权法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政治学审视
《物权法》第181条之评析
论物权法之预告登记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17年法律本科 毕业 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1
论法学 教育 的困境与改革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法学教育起源于春秋。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从1952年开始“司法改革”运动，各大学原先设置的法律系撤销或合并，这一过程被称“院系调整”。从“院系调整”之后，“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大学法学系的任务是培养从事政法理论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一方面导致了法学教育主要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法学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职业未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轨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开始复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极大地促进了法学教育的发展。短短的30年，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1977年恢复招生时，全国只有3所法学院系，100多个大学法学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学专业学生76万人，其中硕士生8万人，博士生1万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学教育为主体的、成人高等法学教育和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法律教育体制，建立了包括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和法律硕士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学位制度。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学教育繁荣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一)从社会层面上看法学教育问题
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分离是20世纪50年代法律革命的产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体制，中国的法学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法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层次化，造成了国家教育管理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年大量农民、工人和转业军人经过简单的培训进入司法机关，对他们的大规模在职教育催生了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这一法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从教育层次上有中专、大专、本科、双学位、研究生教育;从教育 渠道 上有正规普通高校法学教育，有法律函授、广播电大、夜大等非正规法学教育;从法学教育的招生类别来看，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有公费生、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法学研究生教育也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等。这些导致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标准口径不一，同时冲击了正规法学教育，影响了教育质量。
2.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类教育机构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在师资、图书资料等教育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招生，导致法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法学基础不牢、实践能力差、法律思维能力低等问题。这样的毕业生无法处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日益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3.司法考试制度给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不仅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之间是分离的，就是法律职业各个行业本身也是相互独立的，我国最早有律师资格考试作为律师的准入条件。法院和检察院从20个世纪80年代末起也开始在系统内部进行相应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但是难度要小于律师资格考试，很大一部分转业干部或复转军人并不需要参加此类考试便可以直接当上相应级别的法官或检察官。鉴于此，从2002年开始，国家推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并不完善，其中主要体现在没有将法学专业作为唯一的报名专业资格，这与西 方法 治发达国家的法律职业准入做法不同，与其他行业(如医学)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从法学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
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涉及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如何培养两个基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培养模式。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精英型”法律人才，综合理论素质、实际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水平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法治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学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
1.教学内容上，我国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主，重在讲授原理和条文，忽视对原理、条文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讲解;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很少;忽视对学生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讲授理论知识，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教学、启发式教育等 教学方法 运用过少。这种教学方式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同时，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多媒体、模拟法庭、实习场所等硬件设施都不到位，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3.师资水平上，我国的教师来源单一。大多数教师都是法学院高学历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任何法律职业实务 经验 ，这样的教师教学只能是理论的思辨，无法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同时，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严重，许多教师为了评职称，关注学术研究，忽视教学工作，这也不利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怎样解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问题，怎样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定位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国际经济、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趋频繁，各种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断出现，社会对法学人才的法律认知、法律职业的 思维方式 和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为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掌握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泛的科学人文知识;具备严密的法律 逻辑思维 能力和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规范办学层次，优化教育结构，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1.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和非正规法学教育。
我国目前法学人才培养分为三类：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各国法学教育来看，法学专业的最低层次是法学本科，这是法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我国法学专科教育起点过低，容易造成法学人才素质低下，因此应当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法学教育层次体系，本科阶段以培养从事司法实务的实践型人才为主，研究生阶段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
2.规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优化法学教育结构。
应当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是法学学历教育的唯一合法主体，禁止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兴办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行政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公安院校、司法学校、培训中心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学、夜大等各种非普通高校开办法学学历教育，将这些学校的法律教育定位为法律职业培训教育或者法学继续教育。
3.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施行司法考试制度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大有裨益，能够提升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促使学校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要真正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同一性必须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确定法学本科是报考司法考试的唯一准入资格。
(三)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法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1.完善法学教育内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除了法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和基本课程外，应该开设交叉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开拓学生的视野;为适应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要求，应努力培养熟悉WTO规则、国际条约和其主要成员国相关法律的法学人才。我国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课，包括司法文书写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写作技巧、实用侦破技术、司法口才技能(如询问技术、辩护的技术等)。
2.转变教学方式，重点培养法科学生的司法实践技能。
首先，淡化理论的讲授，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庭旁听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体会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学会用法律职业者的法学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加大对法学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引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开展教学，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强化与法律职业团体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实践中去。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法学教育培养目标。
法学教师是培养法学人才的关键，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法学人才的培养。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法学教师法律职业水平不高，因此，大学法学教师，特别是讲授实务性非常强的课程的教师要定期参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或参与办理案件。同时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选任教师，聘请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优秀人才来校兼职客座教授，弥补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不足。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构建还有赖于提高教师的待遇，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改革和实践，而不是仅仅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水平的决定性指标。
我国现代法学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进程上看，还属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存在问题在所难免。虽然法学教育的改革千头万绪、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科学的判断和稳步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将指日可待。
2017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2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 总结 ，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
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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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俊荣.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环境法律与政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3]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