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又译《共产主义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全文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由马克思执笔写成。
1848年2月21日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2月24日，《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次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共产党宣言》是第一部较为完整而系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伟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
扩展资料：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卡尔·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他的政治活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他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这篇揭露新检查令的虚伪自由主义的文章，没有在德国发表。这篇文章是在1842年1月15日至2月10日间写成的，但直到1843年2月才在瑞士发表，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第1卷。
阿·卢格出版的这一文集（两卷集），除卡尔·马克思的两篇文章之外，还收集了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弗·科本以及阿·卢格等人的文章。
政论文章没有知识产权。
政论，即政论文章。政论文章承载着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政策功能，也是政治学面向社会的表达。在中国，政治学的政论大多表现为发表在重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上的政论文章，以及一些对外宣传的文章。
知识产权不属于政治权利，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制止不正当竞争、货源标记、原产地名称、商业秘密、商标权、厂商名称、其它智慧成果、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是指通过智力劳动取得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申报》从发刊到终刊，历时77年，出版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泛，同时其他报纸难以企及，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史研究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因《申报》见证、记录晚清以来中国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被人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在外国人办的报刊中，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申报》是第一家。《申报》创刊时，《上海新报》独占中文商业报坛，创刊后《申报》即以压报价和刊登文艺性材料战胜了《上海新报》。接着《申报》又对新闻业务进行改革： 一是发表政论文章。
《申报》创刊时头版就刊载“论说”，打破了《上海新报》不发表论文的惯例，美查等人重视报纸言论，他们认为“利”和“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办报虽要得利，但必要时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①。
因此《申报》的论说内容丰富，从对苛政陋规的笔伐到现代化建设的鼓吹，在启发民智上还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二是改革新闻报道。首先报社重视新闻的真实性。1874年5月，日本兴兵侵略台湾，为了解事实真相，美查还派人去台湾采访，发表了具体生动的《台湾军事实录》等战地通讯。其次是注重反映社会实际生活。1873年 11月，浙江余杭（杭州）发生了轰动朝野的。
“杨乃武冤案”，《申报》从1874年1月6日开始报道到1877年4月7日止，连续报道三年多。这是当时中文报刊中最早最长的连续报道。披露了冤案的真相，形成了社会舆论，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胡兰成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他的政论引起各方的注意。汪精卫系统的《中华日报》也邀他撰稿。他的文章发表后又受到日本刊物的青睐，当即译载。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他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编辑，胡兰成提出了“战难，和也不易”的观点，客观上为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的叛国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深得汪精卫及其夫人陈璧君的赏识。陈璧君认为他是个人才，想见见他。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薪仅60港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主持该报的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柏生大为惶恐，连连谢罪，立刻提升胡兰成为总主笔。1937年3月受汪精卫之邀，胡兰成任上海《中华日报》主笔。1939年12月正式前往南京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当时汪精卫称他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他因此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胡兰成踌躇满志，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不料因此得罪了汪精卫、周佛海和林柏生等人。胡兰成很快就被免去职务，并曾被捕入狱，最终被排挤出汪伪政权，又成了“一介布衣”。被排挤出汪伪集团后，他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和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人物拉上了关系。日本宇垣一成大将约见胡兰成，向他请教：如果日本失败，应该向谁求和。胡兰成献计道：“向重庆求和，必遭到拒绝；至于延安，可以取得某种军事上默契，但于大局无补。求和必须向英、美，别无他途。”宇垣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由此他的身价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