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
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
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
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
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
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
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
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
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
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
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
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
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
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
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
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
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
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
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
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
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
风俗 文化 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风俗文化是原始宗教、礼法的上源等观点，英国人的风俗礼仪丰富多彩，很有讲究。他们重礼仪，知常理，在处理事情和工作中，善于为他人着想。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国风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英国人的风俗习惯
摘要：英国人的风俗礼仪丰富多彩，很有讲究。他们重礼仪，知常理，在处理事情和工作中，善于为他人着想。英国人事业心责任感极强。反应机智灵敏，处理问题很灵活。本文将简要对英国人的风俗习惯进行论述。
关键词：英国;风俗;习惯;尊重
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首都是伦敦。伦敦以雾大闻名于世，经常是连续多日浓雾不退，距离两三米以外就什么都看不清了，因此伦敦被称为“雾都”。英国的地理位置处于欧洲的西部，面积约为二十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万，其中英格兰人占绝大部分。英国在世界上是最早开始进行工业化发展的国家，工业发展历史悠久，技术水平高，在世界的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英国是世界第四贸易大国，它依靠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原料和食品进口国之一，也是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之一。
英国人重礼仪，知常理。懂得理解人、帮助人、体谅人。在处理事情和工作中，善于为他人着想，尽自己做大的努力把事情办好，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对方，颇具绅士风度。英国人事业心责任感极强。有钻研的精神，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确定了方向，就会不惜付出一切，把它做好，力求完美。在与人交往中，英国人很平易近人，容易接触，与朋友初次见面行握手礼，不随便拥抱接吻等，注重端庄得体。英国人与人相处懂得推己及人，反应机智灵敏，处理问题很灵活。英国人的风俗礼仪丰富多彩，很有讲究。
如果你有幸被英国朋友邀请至家中做客，若仅是以愉快为目的的邀请，进行交往聚会，那么你若提前到主人家就是不礼貌的行为了，因为主人一旦没有准备充分，你提前的到来会让主人感到尴尬不快，会让他很难堪，所以大约晚到十分钟左右，不超过半小时是最好的。聚会结束后不要在主人家坐的太晚，晚餐结束以后稍作聊天，大约一小时之后，或者在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之间离开是最佳的，这样不会影响主人的休息，又显得有礼貌。
英国人的邀请招待客人的方式主要分为宴会和茶会两种。茶会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在用餐过程中，英国人不会像中国人一样热情的劝客人喝酒尽兴的，他们很尊重客人的选择，随兴趣选择就好。如果没有喝酒的意愿在主人给你斟酒时你只需用手遮住杯口就好，绝不会勉强。当然，英国人大多数是对酒情有独钟的，毕竟英国也是个拥有着丰富酒文化的大国。
英国人习惯食用烧烤、煎炸类的食物，但是却又喜欢清淡的口味。对肉类和海鲜以及蔬菜类食物都有独到的烹饪方式。英国人对牛肉很是喜爱，特别是烤牛肉再加上新鲜的蔬菜，撒上少许的芥末酱或者奶油等精选的作料，香喷喷、油腻腻，咬上一口外酥里嫩，实属英国人的最爱。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的心情状态等影响着一天的精神状态。同样，英国人也很注重清晨的美好时光。特别是早餐的准备上更是细心周到，讲究丰富的营养，他们的早餐多以熏肉、面包、果酱、果汁、鸡蛋、燕麦粥、炸蘑菇、煎肉肠、咖啡、茶等为主。早餐美味丰盛，精神百倍地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英国人的午餐却很简单，大约在中午一点左右，一般都是在单位或外面简单完成的。习惯早晨在家做好三明治带到单位中午食用，十几分钟就解决，继续投入工作。下午四五点钟是下午茶时间，下午茶主要包括茶饮和各种小点心，例如 蛋糕 、饼干、三明治等，是多年来英国人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习惯。英国人最重视晚餐，一般称为正餐或者大餐。大餐选择的时间较晚，食物较为丰盛，主要以肉类和菜品为主，持续的时间较长。
在与英国人用餐时还须注意的是英国人在进餐的过程中不喜欢戴帽子、不喜欢用手肘支在餐桌子上、嘴里边吃东西边说话、大声的打嗝等都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在英国生活了解餐桌礼仪还是很关键的。
英国人很注重外表举止形象，社会交往方面礼貌端庄。英国人总会给人一种高雅、端庄、矜持的感觉。他们不习惯主动与人接近或接触，不习惯激动的感情外露，即使心情很不好有伤心事，但是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他们总是很谦虚谨慎，能够时刻控制自己的情绪。
社会交往中，英国人第一次见面行握手礼，言语客气。不论身份、地位、职业、贫贱、都以礼相待;请求别人帮忙时，态度不强硬不蛮横，讲究委婉真诚，请求帮助;英国人尊重妇女，凡事女士为先，无论是在路上行走、公交站乘坐公共汽车、商场乘坐电梯等男人们都很绅士的请女士先来，漫于在街头，男人也要走在外侧女人则走在内侧，做好随时保护女人的准备，当然也很少有人在大街上散步时手拉手，因为他们很注重言谈举止;英国人习惯“以貌取人”，他们很讲究服装打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选择不同的服饰，佩戴不同的首饰。对于男子来说三件套的西装，打上整齐的领带，笔直的西裤是英国的传统服饰风格。在英国，无论男女只要一外出，精心穿戴一番已经是一种习惯。
英国人在社会交往、谈生意的过程中，态度严谨认真。在商讨一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不随意的点头或赞许，只有经过深思熟虑后，同意对方的观点或者向对方表示祝贺时，才会宣布最终的决定或与对方握手。在谈生意中，他们一般不邀请对方早餐谈工作，午餐又很简单显得不雅，所以晚餐时间是 职场 人群谈生意最好的选择。因此重大的活动内容都集中在晚餐，也就是正餐时进行。赴宴时，随手带上一束鲜花作为礼物最好不过了。当然，菊花和百合花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有死亡的涵义，所以不宜随便送人，其他花就都没有问题了，一定会得到主人的喜爱。
英国人崇尚简朴，摒弃铺张浪费。无论是在饮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都以简单朴素为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两位朋友到家中做客，他们以茶相待，在泡茶煮水时，他们肯定只煮两份水，不会多煮一点水，因为他们讨厌浪费的行为。英国人热衷于 饮茶 ，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喝茶，每天清晨以茶开始，夜晚以茶结束，特别是浓郁的红茶更是英国人的最爱，有时还在茶品中添加一些牛奶，味道香浓纯正，醇香可口。英国是一个饮茶大国，英国人每天的饮茶次数绝不低于六次，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在与英国人交往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一些忌讳： 第一、不能插队。英国人注重良好的生活习惯，讲文明懂礼貌，先来后到，有序排队是英国人的传统习惯。无论是上公交车、还是乘坐火车、点餐吃饭、购物等等他们都井然有序的排队进行。加塞是英国人极为厌恶的一种行为。
第二、不要讲价。在英国买东西人们最讨厌的就是讨价还价，觉得砍价的行为很让人难堪，没有脸面。在选购的过程中如果这件商品你认为值就买下，不值也没有必要多费言语。果断干脆为好。
第三、询问女士的年龄。每一个人都想永远年轻漂亮，害怕老去。英国的女士更是如此，他们视自己的年龄为私人秘密。询问女士的年龄是英国女士极为反感的问题，他会认为你很没有涵养没有礼貌，所以说，对于中年的妇女，如果你夸她一句：“你真年轻!”她是再开心不过的了!当然，在英国，男人的收入问题、婚丧问题、职业以及宗教问题都属于个人的私事，日常交际中都不易随便谈论。
英国人还讨厌“13”这个数字，认为它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所以日常生活中都尽量避开它;英国的交通规则和中国也有所不同，它们是靠左行驶，经常多雾，交通行驶一定多加小心;英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很优越，一切病人都免除医疗费，即使是来英国的游客有医疗需要的话都可享受免费的待遇。
在英国每年的七月、八月、 圣诞节 和复活节，属于长假期，商务活动明显减少。大多数的商务人士都会休假。所以不方便开展商务活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士尽量不要在这两个时间段来英国从商，容易徒劳无获;英国人为了避免贿赂等敏感问题，在接收礼物时，拒绝较大较贵重的物品，从政清廉;英国人很守时，很有时间观念。在商务活动中，要提前预约，不得迟到早退;工商界人，从商严谨认真，不易受感情左右，公事公办，不轻易做出决定，看重沉着稳重的举止言谈。
如果你去英国旅游，见到英国人不要轻易的问对方：“您吃饭了吗?”“最近心情怎么样?”“你要去哪里啊?”等问题，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习俗和生活习惯，这些问题也许在中国看来很普遍很热情，但是在英国人眼中，这些问题却是很隐私很不礼貌的。所以说，要尊重对方的习惯，谈论一下天气状况“今天天气很不错啊!”是很友好和明朗的话题。
在英国旅游要时刻警惕，英国的交通规则是左侧通行，一定要遵守纪律，严于律己，排队有序，过马路行车千万不要粗心大意，安全第一。
英国人讲究消费的礼节。在餐馆用餐、宾馆入住、外出打车等，一般都要按照正常付费的百分之十，给予服务生相应的小费，有时在主人家做客，根据情况而异，都要付给家中佣人一些相应的小费。当然，有时公共场所会把小费列入到账单中，那样就不必再另付小费了。
英国的风俗礼仪讲究很是丰富多彩。通过以上我们对英国人的风俗习惯的了解来看，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色深深地影响着英国人的生活轨迹，一代一代传承至今。英国人的朴实简单、彬彬有礼也充分的体现了英国 传统文化 的内涵。不屈不挠的英格兰人作为英国的主体民族，其民族性格对英国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英格兰人性格具有务实、重视传统、尊重个人自由的鲜明特点。这些独具的特色，推动了英国创新精神的延续和发展。英国所以能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不受侵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国人的创新精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简单而高雅。其实我们在学习一门语言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学习这种语言的本身，我们更是在学习这门语言的文化。也可以说要想学好一门语言，首先要从这门语言的文化学起。既要学习文化中的语言，也要掌握语言中的文化。
参考文献：
[1]阿建.英国一瞥[J].初中生，2005，(7).
[2]陈平润.英国见闻[J].八桂侨刊，1994，(2).
[3]路峻远.在英国办事要有耐心[J].神州学人，2004，(3).
[4]杰克.不列颠性格[J].教书育人，2004，(5).
[5]志明.吃在英国[J].少年文摘，2005，(2).
浅谈英国骑士文化
【摘 要】骑士是中世纪的传奇，国内外对骑士制度的研究也从未中止过。而国内学者主要将骑士制度视为整个欧洲共有的军事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了宏观方面的研究，对单个国家的骑士制度进行的探讨很少。 文章 将英国的骑士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对骑士的产生、英国骑士的特点、骑士制度在英国的表现和演变以及骑士文学进行了条理清晰的阐述和对比分析。
【关键词】英国;骑士制度;骑士文学
相信看过第70届奥斯卡金奖影片《泰坦尼克号》(Titanic)的人在感动于杰克(Jack)和罗丝(Rose)伟大浪漫 爱情 故事 之余，一定不会忘记那些将生的希望让给妇女和 儿童 的英国绅士们及在危难时刻依然泰然自若地奏响灵魂安定曲的乐手们。“不惜牺牲生命来保护妇孺、弱小”的信念已成为英国人为人处事不言而喻的指导原则，那么他们这种给人心灵以震撼的翩翩 “绅士风度”从何而来?我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英国的历史。穿越时光的隧道回溯过去，我们可以从中世纪英国的骑士制度中找到答案，可以说没有昔日的骑士制度就没有今日的绅士风度。
骑士制度不是英国本土的产物，法兰克王国才是它的祖籍地。骑士制度从法兰传入英国后就在本地扎根、开花、结果，并结合本土的特色产生了一些区别于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特征。
一、骑士的产生和册封
约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1000年被称为欧洲中世纪，当时欧洲大陆封建割据，领地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战。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上，出现了横刀跃马的骑兵，他们驰骋于战场，英勇奋战，在一些战役中充当主力。骑兵在欧洲战场的作为直接促使了以专门从事作战为职业的骑士阶层的诞生。中世纪本来是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时代，但是因为众多骑士的活跃，平添了很多浪漫主义与英雄色彩，这也为西方文学家以及后来的好莱坞导演提供了无数可以混饭吃的素材。
骑士头衔类似现在的学位，只有受完初、中、高各级 教育 并且成绩合格者，才能册封骑士。在英国，骑士们必须从小在大贵族家里经过严格的学习与训练，经历侍童和扈从两个阶段，侍童阶段相当小学，主要干点杂活，跟着贵夫人及其女儿学习骑士礼仪与文化知识，以及 唱歌 、乐器等艺术科目。到了扈从阶段，就与中国古代教育的“六艺”很相似，骑士必须学习“骑士七技”，即骑术、 游泳 、投枪、剑术、狩猎、吟诗、弈棋等，总之是要文明其头脑，野蛮其体格。到21岁之后，就可以被册封为骑士了。册封仪式非常隆重而复杂，需要斋戒、沐浴、忏悔、祈祷、穿戴铠甲头盔、授剑等等，并且花费也比较大，后来由单个册封变成多人集体册封，类似现在的集体婚礼，这样更热闹也更经济一些。
二、英国骑士制度的特点
英国的骑士制度来源于法国，骑士制度的演变深受法国的影响，因此英国和法国的骑士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显示了相同的特性。但英国的骑士制度又不完全等同于法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骑士制度，它还存在自己的特征，正是这些不同给中世纪英国带来了战争的胜利和独特的文化。
(一)骑士直接效忠国王
与法国的骑士制度一样，英国的骑士制度也是建立在封建制度的基石之上的。但不同的是，在当时的法国，国王对王国的土地的所有权近似一种名义。在法国，每一级的封臣只向自己的直接封主宣誓效忠，威廉深刻认识到法国原来的制度不足以巩固他在英国的统治，于是他采取了三项 措施 来加强王权。一是1086年他派专员对各地各级封臣的地产占有和收入情况进行了严格的调查，编订《土地调查清册》。从经济上对骑士进行严格监控。二是威廉同年在索尔兹伯里召开效忠宣誓大会，要求英国所有领有土地的封主对他行臣服礼、宣誓效忠。三是原盎格鲁一撒克逊军队里的主力民兵被威廉加以重组和利用。从威廉起，这种直接控制骑士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延续。私战在强大的王权下得到遏制，也成为了英国区别于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一大特色。
(二)盾牌钱的实施和骑士军事职能的转化
12世纪初开始，一种以钱代役的盾牌钱(shield money)制度在英国出现，骑士兵役义务也开始转化，这构成了英国骑士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早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William II，1056--1100，1087--1100年)，免服兵役税，即盾牌钱就开始在英国实施了。盾牌钱在英国出现，一方面引起英国军队内部结构、组织关系和作战方式的变化而使英国在战争中多次获得优势，屡战屡胜;另一方面，它对骑士阶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盾牌钱制度实施后，英国国王大量使用雇佣军，步兵和弓箭手成为英国军队的主力。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用这种由雇佣军和骑兵共同组成的混合编排军队对抗法国传统的骑兵阵容，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三、骑士精神向绅士风度的转化
随着骑士军事职能的转换，虽然骑士阶层不再有军务的纷扰，但同时也失去了来自战争的额外收入。14世纪末发起的圈地运动和亨利八世(HenryⅧ， 1509―1547)时期进行的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地产转移使当时投身于土地投资的骑士、一些城市富裕的律师、商人及富裕的自耕农获利丰厚。由于有着共同的经济目标，这些人的社会属性逐渐接近，政治上也逐步靠拢，于是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崭新的乡绅阶层。
骑士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会影响到乡绅阶层的其他成员，其具体表现就是整个乡绅阶层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极力模仿上流社会。他们一方面将这种向上模仿所得到的贵族骑士的价值观向市民社会推广传播，一方面也用自身形成的资本主义伦理价值观向上层社会施加影响。在英国社会中不断上升的中间阶层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在客观上促进了英国骑士精神与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交汇融合，从而创造出了独具英国特色的绅士风度。
四、骑士文学
文学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理想，同时它又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来引导和塑造人们的思想观念。骑士文学产生于十一到十三世纪。由于骑士制度的确立、骑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他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准则。他们突破__的出世观念和禁欲主义，要求现世享乐，向往世俗的爱情，追求个人英雄主义的骑士荣誉和侠义的扶弱除强的骑士精神以及温雅知礼的骑士风度等。骑士文学就是这种精神特征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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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姓名:成吉思汗 (1162~1227)
人物国别:中国
成吉思汗(1162～1227)
成吉思汗即元太祖铁木真，他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显赫一世的蒙古族英雄，他的业绩对于我国各民族的融合和现今版图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蒙古人。元代追上庙号太祖。成吉思汗生于蒙古贵族世家。约在1170年，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也速该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度过数年艰难生活。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素质。蒙古部主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之下，铁木真投靠札木合，随他游牧。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自己的斡鲁朵。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1196年，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助金，于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打败塔塔儿人。金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部长)官职，封脱里汗为王(脱里从此称王汗，语讹为汪罕)。铁木真与王汗联兵攻打古出古·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反而把王汗暴露在敌前。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联兵，与札木合联盟(塔塔儿、乃蛮等部落联盟)大战获胜，札木合投降王汗。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猛增。1203年王汗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汪古部也归附铁木真。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都是成吉思汗的封臣，各千户内的牧民不能任意离开千户组织，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成吉思汗把一部分千户作为领民分给诸弟诸子，形成左右手诸王。又以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那颜，即两个最大的军事长官。把怯薛(禁卫军)扩充到1万人，征调千户那颜、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当怯薛，以此控制全国。设札鲁忽赤掌管户籍、词讼等行政、司法事务。成吉思汗的汗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斡鲁朵发展起来的游牧军事封建国家机器。蒙古国建立后，大批原来的部落人口被分编在不同千户中，许多部落的界限从而泯灭，开始形成共同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对此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邻近的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剌鲁等部分别在1207年、1209年、1211年归附成吉思汗。
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财富。1205年、1207年和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1211年，又率领大军南下攻金。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1218年，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签发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战场上的主动权全在蒙古一方。1219年，蒙古军围攻讹答剌城，次年攻克。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穷追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后者逃至里海孤岛病死。哲别、速不台率军继续西侵，远抵克里木半岛。1221年，拖雷占领呼罗珊全境。成吉思汗追击新算端札阑丁至印度河，不获而还。1222年，在占领区置达鲁花赤监治。1223年，还撒麻耳干驻冬，次年起程还国。成吉思汗西征，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大破坏，给中亚各族带来极大灾难。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1227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大皇后孛儿台生子四人：长子术赤，为钦察汗国诸汗之祖；次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诸汗之祖；第三子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元太宗)；第四子拖雷，后人为元代和伊利汗国皇室。忽兰皇后生一子阔列坚，后裔入元封河间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敌过多。用兵注重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等战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另一方面，作战具有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很大。13世纪主要封建国家社会危机深重，为成吉思汗实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西欧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对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考察时，便会发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天主教神学是西欧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一旦把视觉转移到政治领域，尤其是用来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时，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仍然用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一命题，来套用整个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从时间上考察，在长达12个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君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斗争中呈现出互有消长的马鞍型；从空间上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西欧各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情况各异，甚至截然不同。
时间是非常公正的历史老人，它会把一切如实地披露出来。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长达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在斗争中互有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还以马鞍型展现出来。最初是教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权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崛起。
当日耳曼各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时，西欧社会的历史便掀开了新的一页，由古代进入了中世纪，从而也就开始了长达12个世纪的教权与君权在合作与争斗中互有消长的欢喜冤家的一段历史。
在蛮族入主之初，罗马派（即后来的罗马正教，亦称天主教）基督教是被征服者，许多蛮族王国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或者他们祖先的原始多神教，他们把罗马基督教视为与罗马帝国统治者一样的仇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剥夺了它们的广大地产。克洛维在没有皈依罗马教之前，尽管没有接受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但法兰克人对高卢罗马教会的劫掠并不比其他蛮族逊色，著名的苏瓦松瓶子就是从教堂抢来的。
《法兰克人史》的作者都尔主教格雷哥里在书中明确记载，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受洗，皈依罗马教之后，多神教信仰依然强大，高卢罗马教会的势力仍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克洛维建立墨洛温王朝之后，使开始组建由他管辖的加力克（法兰西教会的古代名称）教会。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这固然反映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开始形成，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基督教已转变成为封建主服务的天主教，但更说明了君权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是何等的厉害。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修道院全由国王管辖[1]，克洛维虽然未曾直接任命主教，但始终在幕后操纵，其继承者则从幕后走到前台，对主教选举进行赤裸裸的干涉。
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势力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到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是联盟的主导者仍然是君权而非教权。加洛林王朝形成的惯例是，没有国王的首肯，任何人不得被选为主教。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教民要推选主教，必须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奖。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之手，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所控制，其继承者虽然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从未放弃控制罗马教皇的政策。824年意大利国王罗退尔颁布的“罗退尔宪章”的誓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誓文说：“除保留对教皇的忠贞外，对吾主皇帝路易与罗退尔，将终生效忠，竭尽智力，避免虚伪，避免非法选举教宗，凡本人所同意之人当选，不得接受祝圣，除非在皇帝代表与人民面前宣誓对皇帝效忠[2]。
如前所述，新的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所以大加干预和控制，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桀傲不羁，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多伯特在他的《巡阅使》中说：只有巡阅使才能对这种趋势进行斗争[3]。
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赠予及权益。779年，查理把人们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列入国家的税法中，扩大了教会的税源。在此之前，什一税是教徒自愿赠予的。查理把主教和修道院长看作是自己的附庸，给予他们的赠与如同世俗分封。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4]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查理曼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16次宗教会议，并规定会议的内容，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宗教会议的决议。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再次，为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在802年关于巡阅使的敕令中，颁布了限制教会权力和修道院生活的法令。并通过建立教会学校加紧培养教士的宗教意识。查理的宫廷教士阿尔古因在办教会学校时很明确地表达了查理的这个意图。“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5]。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尽管800年圣诞节查理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接受了利奥三世为他戴上的皇冠，甚至最初不喜欢罗马人皇帝这个称号，但是很快就看到皇帝称号为其统治带来的各种好处。首先，皇帝的称号提高了查理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东邻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相埒，其威望超过了法兰克国界。802年，查理在亚琛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命令全体人民，不论是教士还是世俗人都要向他进行新的宣誓效忠。813年，查理亲自为自己的独生子路易举行皇帝加冕礼，以表明皇帝所拥有的绝对权力。
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权从君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权与君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还说：王公选举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为此，他不愿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认为这个说法贬抑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彼得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人。他公然宣称：“罗马教皇实际上不是普通人的代理人，而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sū＠①基督本人的代理人。”[9]因此，一切权利都属于教皇，是“万王之王”。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主教选举发生争议，教皇有权决定，主要调换教区，惟有教皇才有权批准。在处理与西欧各国君主的关系问题上，他傲慢无礼，权倾一时。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发布褫夺教权的命令，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他还利用各种矛盾，迫使英王约翰服从其权威，承认自己是教皇的附庸，英国为教皇的属国，并每年向教皇交付1000马克的贡金。教权此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盛极一时。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铁律。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和教皇们才有未逮，教权在与君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野心勃勃的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是由于中央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前人成功的地位，他却失败了。其间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这无疑损害了罗马教廷的利益，引起了与教皇的冲突。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捍卫传统的权力，遂于1296年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禁止皇帝、国王和任何一级贵族在任何名义下向教会征收捐税和贡物。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下令禁止金钱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应得的财政收入。腓力四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在1302年召开的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神职界、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均支持国王。教会代表所以支持国王和反对教皇，是因为主教们要维护高卢教会的独立性，和不使自己对教皇的依赖大于对法王的依赖，因此支持腓力四世。教皇则以发布《一圣通谕》予以反击，并以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相威胁。法王则诉诸武力，监禁教皇代表，并联合不满教皇统治的罗马贵族，寻机推翻卜尼法斯八世。还派人潜入教皇驻节地阿南尼城堡逮捕教皇，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卜尼法斯八世气怒交加，很快死去。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教权，而对正在崛起的君权则十分有利。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法王便选拔法国主教为教皇，并将教皇驻节地迁到靠近法国的意大利边境城市阿维农。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权与君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开始是君权制服教权，继而是教权驾于君权之上，最后乃是教权受制于王权，即使是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
中世纪的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
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除了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外，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496年，当克洛维为了自己的政治图谋率三千新兵受洗，皈依天主教之时或之前，征服西欧的其他日耳曼各族，大都接受了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哥特人早在民族大迁徙运动之前的四世纪中叶，就在克里米亚成为了阿里乌斯派的信徙，东西哥特人在他们叱咤风云，攻掠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其他的日耳曼各族，如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或者一开始就属于阿里乌斯派，或者后来改宗阿里乌斯派[10]。就连侵入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五六世纪也曾压制属于罗马基督教系统的英国本土的基督教。虽然随着封建化的演进，蛮族王国的国王和贵族成为大地主后，其利益与残留的罗马大土地领主以及天主教会渐趋一致，需要取得天主教会对其利益的维护和统治的支持，但是，由于接受天主教不仅要“反对民族的传统”，还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心理的文化积淀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无疑给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和困难，使其传教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例如，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皈依天主教之前，英格兰就曾接受过天主教，但只是昙花一现。当633年异教国王默西亚的彭达战胜和杀死埃德温后，诺森伯里亚又恢复了异教信仰，其后又几经周折，直到641年，诺森伯里亚的新国王奥斯维确立在英格兰的霸主地位后，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才牢固地确立起来。英格兰到718年才承认罗马的权威，威尔士则迟至12世纪才确立起天主教的统治地位。
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很显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君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如果说当初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持的话，那么后来当教会的权力发展到足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则成为教会权力的目的。到11世纪中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并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势力的时候，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顶峰。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西欧中世纪，在教会权与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会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人。利奥九世上台后，他要依靠教皇的权势，在罗马教廷巩固自己尚不稳固的地位，就先要把国家教会制带进罗马教廷。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王权的矛盾已不断的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1056年，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满载亨利三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得到充分发展，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国家教会制是德意志皇权进行统治的一个支柱，也正是国家教会制培植了一批具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教会贵族，他们瓜分了皇室的权力，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政教之间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开的斗争中，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因自身利益而支持罗马教皇。德意志皇帝被教皇所废黜，德皇的被迫忏悔，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以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会权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会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会权与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 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教权此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但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教会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去，严重削弱了教会权，而对正在崛起的王权则十分有利。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会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会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王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错综复杂，不仅在时间上出现了彼此的消长和位置的互换，在空间上也如上所述极不均衡，在西欧各地各国也因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多有差别。因此，必须全面的、辨证的分析西欧中世纪的教会权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