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愁》，《群众》。
1、《莫愁》。该杂志由江苏省妇联主管主办，创刊32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双效期刊，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精品期刊库”，也会发表一些学术论文。
2、《群众》。该杂志在2019年刊发江苏省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张彤的文章，能发表江苏妇联论文，是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
妇联要以家庭和谐推动社会和谐开展工作 和谐家庭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在家庭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妇联组织发挥自身作用，促进人民群众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提高的有效载体。妇联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贴近家庭、贴近时代、贴近生活，以家庭和社区为主阵地，以提高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建设和谐家庭为重点，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卓有成效的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社会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成效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家庭成员的综合素质
在广大妇女和家庭中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切实加强对家庭特别是妇女的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组织开展“知荣辱�6�1树新风�6�1谋发展�6�1促和谐”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大力推动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通过举办演讲会、知识竞赛、征文活动等形式，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千家万户，真正成为广大家庭成员的自觉行为。组织开展“讲文明、树新风”系列活动。举办百万妇女健身大赛暨家庭文化艺术节；举办了全民健身活动。结合实际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明礼仪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家庭成员文明素质，为奥运会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组织开展了节能减排家庭社区行动，举办节能减排知识竞赛，引导家庭成员树立节能减排新理念，争创节约环保家庭。家庭授予“绿色家庭”荣誉称号。
第二、稳步推进廉政文化进家庭工作，筑牢反腐败的家庭防线
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家庭、进社区、进妇女活动阵地、进家长学校”，通过举办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艺汇演等一系列主题鲜明、生动活泼的活动，促进了家庭廉政文化建设，为反腐倡廉营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开展家庭助廉教育知识竞赛活动，向家庭印发试卷，成功举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家庭助廉教育电视知识竞赛，制作专题节目在电视台播放。层层举办知识竞赛，召开家庭助廉教育动员会、座谈会，与领导干部配偶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发放倡议书，制定《廉洁家庭行为公约》，制作廉内助“提示卡”、党员干部“连心卡”、廉政文化进家庭宣传卡，对家庭成员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大家牢固树立反腐败的思想防线。
第三、深化和谐家庭创建活动，提升特色活动的品牌效应
创新形式，整合资源，用和谐家庭创建统领各类特色家庭创建工作。一是要把创建“学习型家庭”与创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机关、和谐社区结合起来，通过征文、演讲比赛、举办学习班、知识竞赛等形式，组织广大家庭成员努力学习和掌握各种新知识，提高家庭成员的综合素质和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能力。命名全国“学习型家庭”创建示范社区。举行和谐家庭表彰大会暨演讲比赛，家庭评和谐家庭标兵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全国五好文明家庭。二是紧紧围绕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美德在农家”活动，引领农村妇女和家庭以家风文明促进乡风文明，以家庭生活环境的美化促进村容整洁。召开“和谐新风在农家”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观摩会，开展全国“美德在农家”活动示范点及“巾帼示范村”授牌。围绕“家家学”，举办文化科技培训班、演讲比赛、“一二三家庭读书工程”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素质。围绕“家家做、家家乐”，举办农民演唱会、农家趣味运动会、家庭演讲会、家庭才艺展、“绿色家园”、“三清五改一美化”环境卫生治理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围绕“家家评、家家议”，培育先进典型，开展了“好夫妻”、“好婆婆”、“好媳妇”、“卫生模范户”、“十优进农家”、“新农村建设整洁之家”等各类先进的评比表彰，建立家庭道德评议协会，不断扩大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三是把握先进文化方向，家庭文化建设有了新进展。在创建活动中坚持“三贴近”原则，举办家庭文化艺术节，用各种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实效性于一体的家庭文化活动激发家庭内部活力，帮助家庭成员在多样化的活动中接受教育、陶冶情操，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二、方法
第一，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方向。要以建设和谐家庭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突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强化公民道德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从促进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的新高度认识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工作中找准工作定位，充分发挥妇女、家庭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引领他们为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贡献力量。要着力培树和大力宣传妇女和家庭中的各类道德楷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道德建设实践活动，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增进家庭和美、邻里和睦、社区和谐，更好地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
第二，要创新思路、科学发展，不断提高文明家庭创建工作水平。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家庭美德建设、家庭文化建设、家庭廉政文化建设、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节约型家庭建设等活动整合起来，结合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不断拓宽活动内容，注重创建实效，探索创造出新的更好的工作载体和抓手，使广大家庭在情理交融、雅俗共赏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文明水平。要善于借力推进、借台唱戏，尝试用市场化机制来运作，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在财力、人力、物力上争取广泛的支持，使创建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要以人为本、彰显特色，不断增强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实效性。要以建设和谐家庭为目标，继续深入开展“学习型家庭”、“廉政文化进家庭”、“美德在农家”、“节能减排进家庭”等创建活动，坚持以人为本，精心设计活动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体现地方特色，增强活动的感召力，吸引和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到活动中来，用健康有益的活动占领家庭的思想文化阵地。要加强对家庭成员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满足家庭成员心理和谐的需求。建立和壮大家庭志愿者队伍，积极开展家庭互助和自助活动，在广大家庭中营造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无私奉献的社会风尚。
家庭 教育 在 儿童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儿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独特个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儿童家庭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儿童家庭教育论文 范文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提升路径
摘要:家庭教育是儿童所接受的最基础的教育。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还能够提高其学业成绩，促进其学校融合。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进行家校合作，提升流动儿童的家庭 文化 资本，构建社会支持体系，是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有效途径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 报告 》，我国处于6-14周岁的流动儿童已达1472万，比2005年增加了347万。流动儿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尽管在接受学校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家庭教育是基础性教育，尤其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它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因此，如何提高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一)良好的家庭教育能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家庭融入城市的，面对陌生的环境，他们只能在家庭中寻找安慰与鼓励。家庭教育包括家庭气氛、家长素质、家长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提供正向作用，这对于儿童的思想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业成绩
流动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其教育理念往往也比较落后。对于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往往寄托于学校，自身责任意识不高，并且往往会忽略了对孩子学习的鼓励。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发现孩子的优点，对其赞美、鼓励;同时对于孩子的不足，也会采取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使其进行改正，增加孩子的自信心。积极自信的孩子也往往会在学校中积极表现，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
(三)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促进流动儿童的学校融合
研究表明，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融入城市的水平高低与其家庭教育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融入城市的水平越高，其家庭教育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然[1]。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能够促进家长的城市融入水平，还能够促进儿童的城市融入水平，进而提高流动儿童的自信心，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
二、提高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
(一)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指导的目的在于更新家长的教育理念，改善家长的教育方式。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进行指导，不仅能够提高家长的教育能力，促进流动儿童家长的发展，还能够维护教育的公平、公正，保障流动儿童享受全面、平等的教育。有效地指导家庭教育，首先可以从建立家长学校入手，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切实保障家长学校的实际落实与运行，保证活动开展的质量和数量;其次需要教师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流动儿童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提高他们的教育能力;最后可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使家长在活动过程中真正体会教育的意义。
(二)进行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是指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合力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校在教育学生时能得到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而家长在教育子女时也能得到来自学校方面的指导[2]。家校合作能够使家庭和学校之间取长补短，在运作过程中，发现并解决双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流动儿童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有效进行家校合作，需要家庭和学校双方投入，促使家校合作制度化、常规化。从双方主体来看，学校应该将家校合作常规化，使家长把家校合作看作是学校的常规性工作，使其习惯性地参与进来;学校应使家校合作制度化，使教师把家校合作看作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家长应敞开心扉、积极配合，使家校合作有序展开。
(三)提升家庭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认为文化资本是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相关的有形与无形资产。从家庭教育的意义上来讲，家庭文化资本包括家庭的文化氛围、家长的教育方式、家庭的书籍、音像、绘画、父母的文凭、职业资格等。布迪厄非常重视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学术成就的作用，他认为“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型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3]。家庭文化资本对流动儿童尤为重要，提升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本能够直接增加流动儿童的文化自信。提升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首先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流动儿童家长的城市化提供平台，尤其在就业方面，应该保证他们公平就业，帮助他们谋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间接地增加流动儿童家长的文化资本;其次，流动儿童家长也应自身付出努力，平时多看书看报，学习更多、更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积累、提升自身的文化资本。
(四)构建社会支持体系
流动家庭在城市属于外来者，但是他们在城市中所作出的贡献却是不可低估的。面对流动家庭在教育中的困境，我们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社会支持体系为流动家庭提供服务与帮助，使其感受到城市的社会关怀，增加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促进流动家庭的社会融合，进而促进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为流动儿童家庭构建社会支持体系，首先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发挥统筹、引导的作用，制定政策文件，为社会支持体系的存在提供保障。其次需要社区和其他社会志愿力量发挥行动的作用，携手为流动家庭提供具体帮助。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不仅关乎流动儿童这一特定群体的健康成长，受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还关系着祖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提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质量，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及家庭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我们付出耐心和时间，共同为流动儿童的成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广菊.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常州市为例[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4(5):6-20.
[2]马忠虎.家校合作[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52.
[3](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儿童家庭教育论文范文二：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思考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数以千万的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寻求生存，与此同时，规模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伴随而生。由于父母与孩子聚少离多，这种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暗藏着诸多问题。目前，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分析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改善现状提出解决对策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关键词：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解决对策
2013年5月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6000万，人数将继续上涨[1]。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21.88%[2]。长期亲子分离的家庭模式对儿童成长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是基础，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期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由于家庭教育的不当引发的教育问题小则影响儿童的身心、人格、道德的发展，大则阻碍全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制约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一、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非理想的家庭教育模式
一个健全的家庭是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对于农村留守儿童来说，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促膝谈心则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寒，首先，具体体现在几类非理想的家庭教育模式当中。这一种家庭教育模式是孩子父母的其中一方外出打工。在农村，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母亲陪伴留守儿童的情况较为普遍，这样的家庭模式容易使孩子产生生活在“单亲家庭”的焦虑与不安之中。同时留守一方往往因为繁重的农耕与琐碎的家务根本无暇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因而导致孩子遇到问题经常欲言又止，久而久之形成孤僻冷漠的性格。其次，这些家长通常文化素质偏低，对孩子的学习指导缺乏时效性和科学性。这一种家庭教育模式是一些留守儿童的父母同时外出务工后将孩子留给其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代管。这样的“隔代教育模式”则更加弱化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在“隔代教育模式”的环境下，“代沟”的问题经常导致祖辈与孩子之间产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当孩子在性格与心理发展出现偏差时，年事已高的祖辈经常难以察觉，当孩子与他人产生争执时一味地偏袒并且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这种隔代溺爱心理不利于留守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容易导致儿童形成蛮横霸道、我行我素的性格特点。最后，在“上代教育模式”中成长的孩子得到的家庭教育则更加令人担忧。一方面近亲、朋友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力度难以把握，过于严厉容易给孩子带来压抑感和抵触情绪;过于宽松则容易造成孩子的随波逐流，不利于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2.父母角色参与消极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的作用是同等重要、不可互相取代的。Hetherington等研究认为，父亲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其自我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父亲帮助孩子从心理上与母亲“分离”，教他们控制自己的冲动，学习各种规范和规则，同时还能帮助母亲避免过度情绪化地处理她和孩子之间的关系[3]。家庭教育在要求母亲参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呼唤父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一个好父亲会把母亲生活领域之外的东西尽可能地展示在孩子面前，并成为孩子探索新领域的向导和力量的源泉[4]。现实情况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对家庭教育意识淡薄。例如，一些母亲当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便离开家，一年或者两年才回家探望孩子一次，有些母亲甚至连 春节 都不与孩子团聚。又如，留守儿童家长认为外出打工是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读书与生存环境，这些家长往往“重养轻教”，认为给钱就是养育和教导，更有人为了弥补不在孩子身边的亏欠感而盲目地满足孩子物质的需求，认为物质的满足可以换来对孩子亲情的抚慰。但“陪伴即是爱”，父母陪伴的缺失会给孩子带来心灵伤害。一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随着时间的流逝，将孩子的抚养寄希望于家里的祖辈、亲戚朋友和学校的老师。一方面从精神上缺乏与亲人间的情感交流，另一方面从物质上，现实的生存状态与最初的理想生活背道而驰，这些人在陌生的城市无法找到归属感，而同样是进城务工的异性同伴便成为了他们寻找归属感的目标，因此一些“临时夫妻”现象有所抬头。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留守儿童的家长则更加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父母的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体现也更为消极。
3.学校教育缺乏针对性指导
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基础性作用，学校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主导性作用。相对于家庭教育而言，学校教育是更专业、更系统、更全面地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学校一味追求升学率;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主要关注儿童的发展共性而非留守儿童的个性需求;对需要重点帮扶的留守儿童缺乏有针对性的重视。对留守儿童家庭情况的忽视是导致学校与留守儿童家长沟通脱节的根源，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一方面是优秀且有责任心的教师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是由于留守儿童家长与学校老师缺乏对孩子学习生活和身心发展的了解与沟通，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
4.社会教育有效扶持的缺失
社会教育对儿童成长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有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发展与健全人格的形成。而现实状况是社会为留守儿童提供有效帮扶的系统机构较缺乏。另外，由于农村的经济建设落后、文化水平较低，农村社区教育服务体系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留守儿童社会教育的缺乏削弱了社会在留守儿童教育中应当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导致部分已经走上社会的留守儿童在面临人生各个阶段的选择时感到迷茫和无助，激化了他们自身的认知方式与处理问题之间的矛盾。
二、如何有效改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
1.促进政策调整，减少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
各地区要以实际情况为基础，因地制宜，努力增加本地劳动就业量，鼓励引导、帮助劳动者在本地自谋职业或创业办实体，发展本地经济;采取政治和经济双重手段，加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力度，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自己的家乡也有好的工作选择，从而缩小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以此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5]。政府出台保护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相关政策的同时，也应鼓励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工就业选择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另外，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关键。例如，为留守儿童提供随父母在流入地正常上学的机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留守儿童创设新公立学校，减免留守儿童的借读费。只有解决了留守儿童的就学问题，才能让留守儿童结束留守生活回到父母的怀抱。
2.提高父母角色认同感
提高家长作为父母的角色认同感，使留守儿童家长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法国著名少年节目主持人克里斯琴•施皮茨博士曾经这样忠告做父母的人：培养你们的孩子，多和孩子在一起，因为亲情的抚慰与关怀有助于孩子的成长[6]。一是留守儿童的家长应该转变“给钱便是养育和教导”的观念，只有和孩子经常进行通话交流培养情感，及时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动态，与孩子建立互信感，孩子才能将这种陪伴的爱转化成激励自身努力的动力，才能避免孩子在发展的关键期将父母的说教当成耳旁风。因此留守儿童的父母应该与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以及学校老师保持稳定的联系，以便随时了解孩子的发展动态，共同分享科学合理的教育 方法 。二是在与孩子进行交流沟通时应注意避免时间间隔太久、采用多种沟通方式、重点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只有家长增强为人父母的意识，提高父母角色的认同感，才能有利于下一代形成正确的家庭观念。
3.整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成功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偏废”[7]。只有形成三大教育合力，才能促成儿童自身的社会化。因此在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出现问题时，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当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首先，在学校教育的过程当中，教师应该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儿童的道德素养，促进健全人格的发展。其次，在学校日常管理当中应该给予留守儿童更多的帮助与关爱，如为留守儿童的家庭建立随时更新的人口流动档案;有效利用留守儿童家长回家探亲的机会，与家长交流留守儿童近期学习表现和心理发展动态，告诉家长家庭的关爱才是能够解开留守儿童心结的钥匙。在学校课程设置方面，设立有利于增强留守儿童家庭意识的课程，讲授如何与家庭成员友好相处的科学方法，培养儿童良好的待人接物的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家庭意识，从心理上能够逐渐理解父母进城务工的行为，并将这种对父母的理解与对父母的思念化为学习的主动性和生活的自主性。良好的家庭意识有利于形成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将推动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人际氛围。最后，应增设农村社区教育咨询服务中心及留守儿童活动中心，使留守儿童与他人在进行互动的同时形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健全人格。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给予广泛关注与支持。家庭教育的立法只是推进家庭教育的一个条件，只有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教育合力才能真正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网.全国妇联：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6000万
[2]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R].2013.
[3]杨丽珠，董光恒.父亲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05(03)：260—266.
[4]刘秀丽，赵娜.父亲角色投入与儿童的成长[J].外国教育研究，2006(11)：13—18.
[5]周宇，余扬.社会管理创新理论视角下的留守儿童问题[J].科技创业月刊，2013(08)：167—168.
[6]邹同文，罗春仙.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J].读写算(教师版)素质教育论坛，2010(03).
[7]黄晓慧.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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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妇女/性别史研究：能为社会贡献什么？
1999年12月，笔者在纪念全国妇联建立50周年举办的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应邀作了一个《妇女史：能为和应为中国妇女做些什么？》的发言，时隔十年，我关注的议题转移了：“妇女/性别史”取代了“妇女史”，“为妇女”变成“给社会”。本文就学者研究取向的变化是如何受学术趋势、时代变迁的影响作一探讨。
国际妇女史研究趋势：
由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
欧美国家196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女权运动引发妇女史的勃兴。那些曾亲历女权运动的女历史学者从运动前沿回到校园后，开始从历史探索受压迫的根源，同时发现她们的女祖辈在历史中的“失载”与“沉默”，于是女学者们开始努力填补女性在历史中的缺失，开始了以妇女为研究主体的妇女史研究。当时的妇女史是以妇女为中心的“关于妇女”、“为妇女”和“与妇女一起写作”的性别倾向鲜明的“女性写作”。其理论武器与核心概念是“父（男）权制”（patriarchy），矛头直指男性群体对女性整体的压迫。杰达·勒纳的《父权制的创立》全面论述该制度在欧洲建立的过程与原因，她的另一著作《一个多数群体发现她的过去》声称妇女的历史能被“发现”并服务于妇女。
80年代，“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广泛运用于历史研究，斯科特在《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中指出：社会性别是基于两性差异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是表现在意义、规范、组织机制、主体建构等诸方面交互作用的系统；社会性别还是表示和维持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和方式。这意味着要想改善妇女的状况，必须连同社会制度、文化结构一起改变。这样的分析比局限于父权制在家庭与资本主义市场中形成男人对妇女的控制要全面深刻得多。
进入90年代，社会性别史一度成为写作主流。学者们发现，社会性别史写作使原来妇女史研究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妇女”有被“性别中立话语”所冲淡、边缘化的可能。事实也如此。一些人认为，既然是“性别史”了，男女应平分秋色，而忽视了妇女在历史与现实的、仍居于与男性相比的边缘弱势状况。因此有学者一方面用写“妇女/性别史”来纠偏，一方面又提出用社会性别重写通史。90年代末，一些学者提出要“超越社会性别”，关注妇女身份的差异与流动，打破单一、固定的性别视角与性别分析方法，将妇女相关的更多的范畴、因素、身份等进行交叉分析，彰显妇女间的差别，把妇女与性别权力置于不同时空位置，进行“语境化”研究。
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转型
上世纪初，国内也有过妇女史研究的繁荣期，这与当时知识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现代性诉求密切相关。一些男性学者从社会史、法律史、政治史等学科中滋生出有关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他们或疾呼妇女悲惨处境鼓吹解放妇女，或研究娼妓奴婢提出废娼放婢的主张等等，不一而足。自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奠定了妇女“压迫—解放”叙述框架以来，一直影响到如今历史中的妇女写作，只不过用唯物史观的“地位分析”代替了“压迫—解放”的框架。
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曾一度活跃起来，但在传统史学界影响甚微。尽管妇女学界、史学界与妇联界都涉猎妇女史，9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引入社会性别进行“本土化”工作，回到中国语境研究本土妇女与性别史，进行基础研究工作的系列探索，但至今仍属星星之火，蓄势待燎原。
在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分乘“三驾马车”，研究特点也各逞千秋：史界重在实证，妇女史界重在理论方法创新，妇联靠组织能量起到助推作用。二十多年来，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如民族史、生育史、教育史都有了以妇女为主体研究对象的佳作。在理论上，史界仍以“地位”高低作判断，对“权力”多有回避；而“女性主义史学”者对社会性别分析情有独钟，并在本土父权制理论厘清方面取得一定突破，特别是华夏性别制度体系的研究已被不同学科领域的妇女学者所认同。
研究者的主体性：
促使妇女/性别史的功能转变
在中国，女性主义史学无论妇女史从“为妇女”、“写妇女”出发，还是妇女/性别史从“为妇女”走向社会制度结构与权力分析以期从根本制度体系消除性别不平等，都是在强调妇女史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妇女史”与“性别史”名称之别不过是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并没有绝对分成前者是为妇女，后者是为社会的。
十年前笔者谈到的“妇女史能为和应为中国妇女做些什么”，今天提出“妇女/性别史给社会贡献什么”，反映女性主义史学使命与功能的一以贯之。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看似只针对“为妇女”，事实上所谓的“妇女问题”解决起来与男性难脱干系，这是从维新变法、五四运动到当代许多有识之士（男性）一直为之努力奋斗的；目前，更与男女共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息息相关。如十年前一系列的提问：为什么农村一定要生儿子？为什么会有家庭暴力？为什么在政界女性总处于少数？……十年后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拿农村一定要生儿子的问题来说，它至今已演化为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官方公布的数据最近三年连续在120徘徊，形成重大的人口安全隐患，其直接原因就是男孩偏好，再追问下去就是沿袭下来父权制性别制度与文化习俗长期建构而缺乏有效干预措施。当我们将汉族父权制性别制度研究成果用来分析农民传宗接代与养儿防老的两大“生男情结”，进行层层解析时，发现家庭制度的父系制、父姓制、父居制，这一套循环往复的制度系统借助约定俗成的文化风习的力量，代代相传，习以为常；再加上国家政策与基层非正式制度的性别盲点，助长了生男偏好，形成了生育养老方面种种困惑与难以解套的怪圈，导致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
当然，妇女/性别史的知识、理论贡献只是整个工作的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跨学科与跨界域的合作。作为妇女史研究者，追逐学术前沿，潜心读书，扎实治学，不断创新知识提出新问题是应有之义，但应看到社会更需要学者树立社会关怀与人文精神，自觉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公共知识”，进行大众普及教育。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性别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雷洁琼同志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在长达7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她撰写了大量有关婚姻、妇女、儿童等问题的社会学论文，为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继承发扬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指导课题组对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成都五大城市的家庭生活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揭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作为社会细胞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分析了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她十分关注妇女问题和教育事业，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发表了《中国家庭问题研究讨论》、《农村妇女地位研究》等重要论文。新中国成立后，她又多次发表论文专著，在许多场合积极呼吁保护妇女权利。她一生钟情于教育，自1931年留学归来执教燕京大学后，始终在教育园地孜孜不倦地耕耘着。她经常说，“振兴中华、教育为本”，认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发展教育的根本支撑点，多次呼吁提高教师待遇、保障教育经费、关注失学青少年。耄耋之年，仍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法律的制定，并深入全国各地进行执法检查和调查研究，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法制完善忘我地奔波操劳。2011年1月9日17时38分，雷洁琼因病于在北京逝世，享年106岁。 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年代里，雷洁琼是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之一。“五四运动”时，雷洁琼只是一名14岁的学生，却已经奔走在南国广州的街头，登台演讲，振臂呐喊。从美国留学归来担任燕京大学教授后，雷洁琼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当时的报纸描绘成“学生游行队伍中惟一的女教授”。1938年至1940年，她到江西南昌领导抗日救亡工作，是江西妇女工作的开拓者、奠基者。为实现祖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1945年12月，雷洁琼和马叙伦先生等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组成赴京和平请愿团，41岁的雷洁琼是请愿团最年轻的代表。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法西斯暴徒的残暴殴打，雷洁琼也身负重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在缔造和建设新中国的大业中，雷洁琼贡献良多。1949年6月，她在北京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过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北京市副市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七和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 雷洁琼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她主持并主编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获得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特别荣誉奖。她还指导研究出版了《世纪之交的城市家庭》，并指出：现在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和深刻变革过程中，希望大家关心发展变革浪潮中的家庭、婚姻、妇女、儿童、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问题，不仅使国家更富强，还要让社会更加和谐、健康、稳定。她的一位学生回忆说，1983年，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婚姻、家庭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由雷洁琼教授担任学术指导。那年雷老已届78岁，仍然兴致勃勃地和年轻人一起讨论和分析资料，不见倦怠。有一次在小组讨论中几个年轻人为城市家庭结构的演变趋势发生争论，相持不下之时去找雷老评论。雷老听完后笑着说：“支持我们自己观点的最有力根据是资料，我们何不用资料来说话呢？”一句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也让几个年轻人将这种“用资料说话”的严谨学风铭记在心。 雷洁琼1931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40年任江西国立中正大学教授。1941年后任上海东吴大学教授，并兼任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6年重返北平燕京大学。至百岁高龄，雷老仍身为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雷洁琼为教育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不仅长期在教授职位上亲自教书育人，更以战略的思考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她先后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国家大法的制定，并奔波于大江南北检查执法情况。从1985年到1993年，雷洁琼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作为法学家的她又为两个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殚精竭虑。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社会学家、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这些光环后面不知有多少操劳在等待。曾有记者追问雷洁琼：您何以能保持清晰的思维、旺盛的精力至耄耋之年？老人幽默地回答道：“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实际上，她认为只要脑子不出毛病，其他“零件”的机能也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因此她要求自己经常思考点问题，在前些年紧张工作之余，她仍然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并且笔耕不辍。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不倦的雷老，始终十分关心国家大事。现在她每天坐轮椅散步后，都要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座谈”———由工作人员为她读报，讲国家大事。雷老曾在1979年访问过伊拉克，伊拉克战争爆发时，雷老对战火中的伊拉克人民十分同情；听到胡锦涛总书记几次讲话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从事社会学研究多年的雷老微笑着点头说：“我听清了！”以工作为乐，习勤俭相伴，故而，雷洁琼松柏长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