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周易》的意义及其要领 《周易》是跟“玄学”挂钩的。这与“魏晋玄学”颇有关连。魏晋玄学的一个特点，是儒家头脑和道家头脑在相当水平上的合流，亦即论证“名教出于自然”。名教者，儒家伦理也；自然者，道家玄思也。两家头脑的这种合流是有文献依据的，这即是其时玄学家所谓的“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前两部书都是道家的，唯有《周易》向来是被视为儒家经典的：儒家以“六经”为原典，而《周易》为所谓“六经之首”。但真相上，《周易》原来并无所谓哪家的。唯其云云，先秦诸子许多都跟《周易》有所关联。 不光云云，真相上可以说：以后的一部中国头脑史，在相当水平上也是一部《周易》解释史。在汉代经学里，“易学”极为郁勃；董仲舒的哲学，所取于《周易》的观念尤为显着。接下来是魏晋玄学，已如上述。汉唐佛学也与《周易》多所关联，我们只须指出一点：般若学脱胎于玄学，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宋明理学，其中的易学更是蔚为大宗，理学各人莫不治《易》，理学家通常同时也是易学家。直至今世所谓“新学”，《周易》仍然发挥一种基本头脑模式的作用。比喻今世新儒家鼻祖熊十力老师，便自宣称其“新唯识论”乃是“归宗大易”的。 由此看来，欲明确中国头脑文化而不知“易理”，殊不行能。那么，应该怎样研究《周易》？我想，首先要有一种准确的态度。所谓准确态度，我觉得最迫切的即是必须扫除迷信。自80年月“易经热”以来，人们对《周易》体现出几种常见的迷信： 一是“应用的”迷信。思量到《周易》这部书的“筮书”特点，这一点是尤为紧急的。研读《周易》，首先必须制止那种求神问卦、占卜休咎的想法。你读《周易》的目的要是是想从那内中、进而从“神”那里捞取什么利益，诸怎样时升官、怎样发达之类的，那我劝你赶早放下别读了，由于读了也白费。这倒不是说我们读《周易》就没有一点现实用处了，否则我们写这套书来干什么？用处也是有的，但那绝对不是什么神荒诞怪的未卜先知，而是能够为我们的现实生存提供些有益的头脑要领、处理要领罢了。 二是“科学的”迷信。现今学术界某些民心田，有一种很大的迷信，即因此为昔人比今人高明得多。在他们看来，宛如不是山公酿成了人，反却是人越来越变得像山公了。在《周易》研究方面，这种迷信的一种紧张体现是：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科学还科学。《周易》是科学吗？我的回复是断然否认的。我们克日可以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它，但它自己并不是科学。我们用科学要领研究它，它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正如我们用科学的要领去研究毛毛虫，毛毛虫也就成为了科学的工具。但是毛毛虫自己仍不是科学。有人以为《周易》比克日的物理学、天文学还科学，听说可以凭它发明新星！这着实是呆子说梦！就以我们所谓的易道“宽大悉备”来说，那也不外是说它属于那种比力抽象的、哲理头脑层面上的工具，而越是抽象的原理，其适用的评释涵盖面虽然也就越大，这也没有什么秘密的。着实，这恰恰说明确《周易》乃属于人类从前的一种尚未充实剖析的观念形态。 三是“历史的”迷信。《周易》内中涉及到不少历史质料，子女关于《周易》的传注也涉及许多历史质料题目。其中虽然也有可以归入“信史”的，但是绝对不行迷信。比喻《系辞下传》有一段说，历史上的许多发明都是“取诸”《周易》某某卦的，这就不能说是史实。又如传统以为，伏牺发明确八卦，文王又推演为六十四卦，又和周公一起为之系辞等等，这些也都未必可信。当年顾颉刚老师提倡“疑古”，现今李学勤老师则又提倡“走出疑古时期”，自己都是不错的，但容易被人们拿来走向极度，一“疑”就疑到了一无是处，一“走出”就走到了句句是真理。近来学界的偏向，就通常是后者。《周易》文本简直要被神化了。 在我看来，克日研究《周易》，应有三项基本使命：一因此文献考证为基础，二因此义明确释为偏向，三因此头脑转换为宗旨。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的：前者是后者的工具、凭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目的。仅就其中的文献考证一项来说，也有三项基本使命：其一，文献的搜求，这属于目录学的领域。就克日的情况来说，尤其要细致出土文献的搜集。其二，文献的判定，这属于版本学的领域。在这方面，有大量事情须要做。其三，文献的释读，这属于考订学和训诂学的题目。只有在准确、正确释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义理的阐释。 而我们终极极的目的，则应该是对《周易》头脑举行今世转换。普通地讲，这也即是承袭与生长、创新的关连题目。《周易》终究是昔人的头脑，要是现成地搬来用，未必适当于克日的情况，更不用说它肯定是没有到达今世头脑水平的了。但就文化的传承来说，我们又有责任使它的某些具有恒定价钱的观念、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这就须要举行今世转换。在我看来，《周易》头脑的今世转换，必须与今世的头脑款式讨论起来，具体说来，即是必须细致与马克思主义的对接，与西方现今世头脑的对接。否则，《周易》的哲理就永世不外是博物馆内中的老骨董，只能供人观赏罢了。 着是有一部分 .... 网枝 给你...
感悟《易经》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最早由伏羲氏创立先天八卦，到周朝周文王改变了伏羲氏的坐标系，创立了后天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并写了每一封的卦辞，历史上称为《易经》。《易经》一书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易经》是十三经第一本，四全书第一本。《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演绎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结构。它是群经之首，是大道之源，是民俗之根，是白家之脉，是万法之宗。在儒家，它是群经之首；在道教，它是三玄之一。它深入到了每个中国人思想的没一寸土地，扎根在那里。它“总万教于一本，约千训于一义。”它是华夏思想与哲学的源头，是文学的鼻祖。 当我走进《易经》的世界后，我发现我一下子就爱上了里面的东西：警句，哲思，教化„„惊叹于它一整套庞大的系统：河图、卦象，六十四卦的演绎，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对应，与天干地支的对应，与中医中人体器官的联系，与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对应，“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像，四像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成大业。”„„它似乎是在称述世界的“道”，它似乎是在演绎宇宙的规律，它似乎就是世间万物的联系。无处不透着神秘，无处不让我为之着迷。同时我惊奇地发现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高到了令我叹为观止的地步。 《易经》并不只是译本占卜之书这么简单，它的精髓，或者说，它的实质，是一种对人生和世界的哲理性的思考，它赋予人们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说是影响中国人最深最广的一本哲学著作，是它成就了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正因为如此，我在学习过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易经》中的人生哲学，世界观。 一、《易经》中的人生态度 《易经》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易经》首先强调的是知天，即认识、掌握自然界变化的规律。《易经》用一整套特有的卦象系统，把自然界复杂的变化概括地予以表现，然后让人根据自然界变化的规律去认识自己目前的处境，设计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更为深刻的是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列所体现的宇宙变化，特别是伏羲六十四卦的排列，这个排列可以用来表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阴阳递转，显示春夏秋冬，二十四个节气；也可以用来描述天象的变化，把斗转星移囊括其中。掌握这些，我们才能知天，但知天并不是目的。知天的目的是顺天。《易经》除提出知天、顺天等处理人天关系的重要原则外，还提出“乐天”的思想。乐天就是对人生抱种达观的态度，超越具体功利的审美的态度。
从《易经》中，我们可以学到正确的人生态度。人在世界上不能做到事事都如意乙一方面人应该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次的成败、一事的成败看得过重。如若自己的理想、愿望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未能达到，也不应因此而颓废。就算这种不成功是“天意”吧，也应对“天”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人生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难道除了不断地办事业就投有别的吗?人当然第一要义是谋生，但最高境界却是“乐生”。因为人生之苦，大多在过于执着于功利诸如金钱、名誉、地位之类。有了这些东西缠身，人就超脱不起来了，自由不起来了，快乐不起来子。 二、《易经》中的人际关系处理 天人关系虽然是《易经》哲学的主题，但《易经》探讨天人关系目的还是为人处世建立原则。《易经》于这方面的讨论是宏观的，而于人际关系的讨论是微观的。 《易经》认为，人之处世，第一要义是要找到自己应处的位置。“守正”这是《易经》推崇的为人处世的第一法宝。按照《易经》的观点，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不例外。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应处的位置，如若这样，世界就是有序的了，就不会有祸乱产生了。 《易经》推崇的处世法宝第二当是“中孚”。“孚”，诚信的意思，“中”，在这里表示出自内心的意思。因为只有真情才能换取真情：只有挚信才能换取挚信。这个世界的维系并不完全靠金钱、权势，也要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同情、信赖和相互帮助。而这些属于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东西又往往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用权势可以掠取的。 《易经》推崇的处世第三法宝是“和”。“和”在《易经》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和”与“中”常常联：在一起，号称“中和”。“中”要求做事不走极端，要适度，“和”则要求与他人关系要谐调，要顺畅。“中’是讲个体所处的位置，“和”则是讲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的思想体现在《易经》的整个体系之中，而整个《易经》体系就是一个生命通达、循环不息的和顺的整体。 守正，中孚，尚和－－这是《易经》作者从其对生活的深刻体察中所总结出来的处理人事关系的三个基本法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去实践的人生哲学。。 三、《易经》中的处事原则 人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种种不同韵处境，要处理种种不同的事务。要怎样才能把事情办好，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最好的结果呢?《易经》通过六十四个卦的解析为我们提供了极为具体的指导。概括起来，《易经》认为处事的基本态度是果决、审慎、适变。 我们应该深刻体会到世界上的事，顺顺当当的当然有，但也有好一些是并不顺当的，有些事真要去办，还要冒些风险。当然，不去冒险，自然较为平安，但也必然是平庸；
无大成就。世上凡干大事者，无不历经风险，没有风险意识，没有敢闯难关的勇气，没有临事果决的魄力，怎能取得超乎寻常的业绩呢?在战争中两军对垒，战局风云莫测，取胜者，大多是指挥果决、敢出奇兵、敢冒风险的一方。不过，话又要说回来，果决、勇敢必须以科学的分析作基础，必须以审慎粗辅佐，否则就会走到愿望的反面。《易经》就是这样教人将勇与谋，果决与审慎很好地结合起来。但这些都要在适变的基础下，要适变，也就要我们事物变化的规律。了解这些，我们就不必为自己目前淹蹇的处境而灰心、颓丧：，你可以创造条件，改变这种处境，争取光明的前途。同样，你处在极为顺利处境，并正在飞黄腾达的时候，也不要为幸运喜昏头脑，要当心物极必反，要为自己留下余地，留出退步，否则则可能后悔莫及。 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知道《易经》不仅认识到宇宙万物的变化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易经》认识到人在规律面前不是完全无能的，它强调人可以认识、掌握这种变化的规律，以变应变，唯变所适。这就非常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易经》中所包含的人生哲理，让人觉得它本质上就是一本哲学著作，是一把把握人生的金钥匙。
浅谈《易经》与管理
《易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同样古老，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易经》是一本哲学书，也是一本能够用来预测的哲学书。易字由日月所组成，又有变化的意思，故易经也可说是一本关于变化的哲学经典。
《易经》中有三易原则：变易、不易、简易。这三个原则对管理有着积极的指导和应用意义。？变易：运动变化就是变易。变易的法则是自然法则、社会法则，也是企业管理的法则。不易：变化不息的宇宙和社会，乃至人的生命运动，在变化中各自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动中有静，变中有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这些相对不变的规律性是可以认知和掌握的，这就是不易的法则。管理也是如此，要从纷繁的变易中找出不易的规律和原则。简易：由于熟悉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就能进一步探索出驾驭这些规律的智慧和要领，运用时能得心应手。这就是简易法则。
一、变易是管理的应有之义。
管理组织是在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在对组织的管理过程中，要保证管理工作的高效率，当管理要素组织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和组织目的四者任何之一发生变化时，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发生变化，这就是变易原理。
变易之“易”为“变化之义”。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管理也不例外，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的有效性总是与特定的管理对象和环境条件相联系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方法，也没有永远最优的管理方法。宽松的管理不一定比严格的好；专业化未必比多元化好；分权未必比集权好；在此企业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企业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在此部门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部门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在此时期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未来的时期也不一定最有效；同一企业同一部门同一时期在此国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在彼国同样不一定最有效。任何优秀的管理方法和技巧总是相应于特定的组织和特定的环境中，当组织和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方法也应相应地做出改变。任何管理都要根据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实行动态管理。管理者应该从实际出发，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实事求是，灵活地选用管理方式，论文范文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实现组织的目标，使组织不断向前发展。
在通常的组织管理中，组织目的通常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都以维护组织所有者的利益作为管理的目的，但组织环境、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因组织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首先，管理客体是动态系统，管理客体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是由人、物以及环境等基本因素组成的，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系统，管理客体是决定管理方法的关键。对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不同的行业、不同部门、不同的人员都应有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工业管理与商业管理不同，服务业与制造业不同，在同一企业内对管理人员和车间工人不同，对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不同。某一方法在同一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管理的手段也不同。同样，管理者不同，对相同的管理对象，管理的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同样的方式，不同的管理者去执行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组织环境也是影响管理的重要要素之一。组织制定具体的政策、规章、条例来处理日常事务。以固定的结构，明确规定的等级和给每个组织成员规定出具体任务的情况下进行业务活动，但是组织的这种机构章程都是仅适应组织所处的环境的，一旦组织环境发生大的变化，这种形式则必然行不通，如市场经济建立之后，许多国有组织由于没有随之变革，纷纷倒闭破产，相应于管理要素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管理行为的手段和方式也应该随之进行相应地改变，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出能够适应管理要素一切变化的固定的管理行为和职能，组织必须建立一个更有适应性的动态管理系统。变易原理从整体上说明管理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反映出了管理的整体性质。变易原理要求每个管理者，从思想上明确管理对象、环境都在发展、变化，因而管理不能一成不变。每个管理者必须重视收集信息，及时进行调节，保持充分弹性，不断进行创新，以适应客观事物的变化，有效地实现动态管理。
二、不易是管理的本质所在。
尽管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管理行为，同一组织在不同的时期管理行为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行为，但管理行为仍是可以把握和预测的，这是由管理的本质所决定的。管理的本质是追求效率，管理行为无论怎么变化，都是围绕着追求效率的，追求效率是管理的根本目的和唯一目的，管理的这一不易性反映出了管理的另一个原理――不易原理。不易原理反映了管理的根本属性问题，是对管理本质的认识。
任何企业的管理都是为了提高效率，使企业获得更高效益，而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在管理实践活动中，必须增强效率意识。每一项决策，每一项管理措施，都必须考虑它的结果，它所带来的效率。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都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效率上，并自始至终抓住提高效率这个中心，各个环节、各项工作，都是围绕提高效率展开的，科学地、高效地安排、调度和处理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提高其使用效率，以期有效地实现企业目标。
本世纪，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以来，管理的理论之多之复杂，在科学理论中是少有的，在管理学派中就有如管理过程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理论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和权变理论学派等大小10多门学派，管理方法中有任务管理法、系统管理法、参与管理、例外管理法、走动管理、目标管理等，有关管理的组织理论有学习型组织、企业再造、组织行为学等，还有许多是其他管理学家早已得出来的，而管理学家加一个新的名词后又创新出来的。其实，当我们回顾过去的管理理论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管理学派是管理学家在不同环境下的实践，所有的管理理论无一不是为了提高效率，只是方法有所不同。而方法之所以不同，是因为管理学家当时所处的环境与考虑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就每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管理理论而言，无一不是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生产率，为当时的企业和社会获取了更多的效益。
就组织而言，在影响管理行为的四个要素中，组织环境、管理客体、管理主体都是随着组织的不同而不同，这三个要素的变化导致管理行为的变化，但另一个要素组织目的无论在任何组织中都是相同的，即组织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维护组织所有者的利益的，正是组织目的的不变，在任何组织中，管理目的也是不变的，即追求效率是管理的灵魂，它既是管理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判断管理成败的最终标准，它还是管理的手段。管理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效率，为了把管理工作搞得更好，更富有成效，必须把一切工作转到以提高效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三、简易是管理的科学方法。
变易原理和不易原理说明，管理行为随着管理要素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的，但管理行为无论如何变化，但管理行为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面对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条件，要根据管理要素的不同采用不同的管理行为和方式，但无论管理行为和方式如何不同、如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管理行为实质都是追求效率，管理者都应当抓住管理的本质即追求效率不变，这就是简易原理的含义。“简易”意指“简单易行”。掌握简易原理有助于迅速找到解决管理问题的途径和手段。现代社会管理越来越复杂，我们应追求简易的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才能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运用自如。这样，领导者就可从事务堆中摆脱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对重要事项的管理。
管理者在管理中要力求抓住主要矛盾，重点解决关键问题，着重从整体中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追求事物整体的效率，而不要拘泥于具体的管理方法。用一个成语解释比较贴切，那就是“法无定法，万法归宗”。在管理中，我们不可能事先设计好静态的管理职能、方法和过程，但只要我们紧紧抓住管理的目的追求效率不放，随时进行调节和反馈控制，最终是能够实现组织目标的。
其实，最卓越的管理应是最简单的管理。对一个卓越的管理者来说，他的管理水平体现在了解最基本的管理原理。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认为管理很简单，卓越的管理者都有一个基本的管理观点，他们在处理管理工作时都是按这个基本观点来判断，始终专注于这一点。世界第一流的管理专家都是采用简明的方法。美国股王巴菲特在阐述他的投资原则时说：在我看来，投资的决定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即“简单、传统、容易”。说它简单，你只要记住下面的法则就够了，那就是：第一条法则：不许失败。第二条法则：永远记住第一条。如果你能将这三种理念植根于你的思想框架中，你就不可能不在股票市场上理性地操作。本•格雷厄姆在《精明投资者》一书的最后一章道出了投资中最重要的四个字：“保证安全”。我认为即使一百年之后，这些理念也是投资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地扩大和加深，管理活动中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矛盾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组织内部、组织与个人、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出现各种交织、渗透、转化的复杂关系，管理活动内容日益复杂化，需要设立越来越多的专门机构来进行协调。人们依靠过去的经验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和未来的管理，管理的各种职能内容越来越广泛、组织的行为方式更加多样化、管理的方法技术日益复杂，这一切，最后又归结为对管理人员要求的复杂化。因此，许多新的管理职能被人们“创新”出来。管理越来越复杂，如何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始终把握方向，在变化莫测的竞争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呢？很简单，就是掌握正确的管理原理，运用正确的管理方法。
浅析《周易》的尚中思想
[内容摘要]：儒家向来崇尚中庸之道，而如其它众多儒家经典一样，《周易》中也有丰富的崇尚“中”的思想。本文从中爻位、中正和时中三方面进行阐述《周易》的尚中思想。
[关键词]： 中、位、刚柔、时
在《周易》里，尚中思想被置于最高位置，夬卦九五爻辞曰：“苋陆夬夬中行，无咎。”“中行”指九五爻居于上卦中位，行中道，所以无咎。所以“中”是《周易》的至上追求。劳思光说：“就‘中’观念讲，则是与‘变化’观念相配者。就各状态（无论是人生历程或宇宙历程）之相续而论，有变化观念出现。但分别就每一状态论，则每一状态中又皆有一个可供选择之“中”。与‘变化’观念比观，‘中’观念即含有‘变中不变’之义。盖无论各状态如何变易不息，每一状态中皆有‘中’在。此‘中’被视为得正，故为‘吉’。[①]《周易》对“中”的理解，与孔、孟、《中庸》在根本点上是一致的，“中”的本意不是折中，而是“无过无不及”之“中”，而这个是否过或不及的标准，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的理则，就是天道；而儒家向来讲求推天道以尽人事，所以遵循天道，尚中守中，便是人道。在《周易》里，无时无刻步体现尚中的思想。
得中则正的中爻
中爻，即处于中位的爻，中位的说法，首先是由《易传·彖传》提出来的，它在解释《易经》时，以爻象在全卦象中所处的地位来说明卦爻辞的意义，从而创立的当位、应位、中位等爻位说，并被《易传》中的《象传》、《系辞传》所采用。而中位，就是指六爻中的二、五两个爻位。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居于这两个位的爻象被称为中爻。
《彖传》认为，中则无不正，故中又称为中正、正中、中行、中道。中正，便是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的恰好的状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中爻往往都是吉的。而“中”又有“刚中”与“柔中”之分，凡阳爻居中位，表征“刚中”之德；阴爻居中位，则表征“柔中”之德。如巽卦《彖》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九二《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九五《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比卦《彖》曰：“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九五《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解卦《彖》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
正因为此，爻辞通例，二五两爻大多皆吉。即便是在凶卦之中，二五两爻依然较好。比如升卦《彖》曰：“刚中而应，是以大‘亨’”。就是九二爻以刚中而应六五爻柔中，相应则相得，九二可以上升而亨通，这种有应可以亨通，正与应位原则相符。但是九二是阳爻居阴位，六五是阴爻却居于阳位，按当位原则，它们都不当位，应该是凶，然而它们居中，彼此相应，所以吉、亨通。所以，即使不当位，只要居于中位，也是无咎、吉的。再如《彖传》释噬嗑卦：“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柔得中”指六五爻。它以阴柔居阳位，不当位，而且与六二阴柔也无应，但它居于上卦的中位，所以有利于断狱。而蒙卦九二、六五爻以阳爻处阴位、阴爻处阳位分别居下、上体之中，虽不当位，但因其为刚柔得中之象，故其《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再如睽卦其《彖》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而其九二刚爻居阴位，六五爻却是以阴爻居阳位，二爻皆失位，但皆得中，得中即不失道。王弼在此注：“处睽失位，将无所安……虽失其位，未失道也。”[②]
可见，在《周易》那里，“中德”要优于“正德”，也就是说如果一爻居中位，但不当位，亦没有大碍。同时，如果阴阳爻既当位又得中即处于中正之位，则更是《周易》所极力推崇的。在《易传》对《周易》古经的阐释中，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中正”一词。如乾卦九五爻以阳爻处中位且阳位，即中正之位；阳爻符示刚健之德，故其《文言传》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同人卦二五两爻柔刚得位得中，其《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需卦九五爻以刚爻居上卦的中位，得中且正，是最为尊贵的天子之位，所以其《彖》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由此看来，《周易》是主“中”的，但是，如果既能处中又能刚柔当位，自然是更加吉祥亨通。
刚柔并济的中正之道
天地万物皆有阴阳错杂构成，贲卦《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周易》中，阴阳以刚柔体现于人事之中，如邵雍称：“天之大，阴阳尽之矣；地之大，刚柔尽之矣。”[③]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设六爻以效三才之动，故六画而成卦也。六位，爻所处之位也。二、四为阴，三、五为阳，故曰‘分阴分阳’；六爻升降，或柔或刚，故曰‘迭用柔刚’也。”
这即是说圣人作《周易》是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的变化规律的，确立天的道理为“阴”和“阳”两方面，确立地的道理有“柔”和“刚”，人的道理有“仁”和“义”。天地人统称“三才”，又各自包含着两个方面，即“三才两体”，是卦爻的基本元素,交错成八卦,八卦组合又成二十四卦。所以，仁义的德性在《周易》中就具体表现为刚和柔。就这一段，孔颖达正义注疏：“‘立人之道’至‘成章’。正义曰：天地既立，人生其间。立人之道，有二种之性，曰爱惠之仁；与断刮之义也。既备三才之道，而皆两之，作《易》本顺此道理，须六画成卦，故作《易》者，因而重之，使六画而成卦也。六画所处，有其六位，分二、四为阴位，三、五为阳位，迭用六、八之柔爻、七、九之刚爻而来居之，故作《易》者分布六位而成爻卦之文章也。注‘二四’至为‘阳者’。正义曰：‘二、四为阴，三、五为阳’者，王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之说也。”[④]
和阴阳一样，刚柔是一对矛盾，却是有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的矛盾，它们对立统一不可分离。易学家认为，中爻是阴阳堆里两极相逢并相互作用的中界限，王弼在注乾卦彖词“保合大和”时说：“不和而刚暴”。[⑤]即是说，乾道阳刚则要急迫的变化，其结果必然发展到它的反面，使自身难以存在。再如妒卦，《彖》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九五《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此卦一柔五刚，九五刚中得位，孔颖达疏：“若刚遇中正之柔，男得幽贞之女，则天下人伦之化乃得大行也。”而同人卦二五爻分别柔居位，《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刚柔并济在《周易》中还集中体现为“交感”的观念，如果上下卦所代表的的对象和其实际位置相悖，就会出现互换转化，力求赢得顺承交感。泰卦《象》曰：“天地交、泰。”此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与天上地下的实际位置相悖，所以，上下卦在互逆中产生交感。刚由下而上，由顺而乘；柔由上而下，由乘而顺。再入豫卦《彖》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在刚和柔的互逆中，刚柔交感，从而达到顺达人情臻和天意。
“时中”的中节之道
在《周易》里，“中”并非是抽象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处于流变状态之中。于是这里就涉及到了《周易》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时”。在《周易》看来，每个人都是处于大宇宙生生不息之流转、社会人生无穷之变迁的背景之下，宇宙及社会的时、空、物三要素结合起来对人构成了“遇”的意义。既然宇宙万有都是一种“时”的存在，它们的变化都是在特定的“时”之下的，那么，作为万事万物最佳呈现状态的“中”亦是“时之中”。因此，对人而言，人们在当下所居之人文分位上,要想达到“中”，就必须秉持“时”的理念，做到如艮卦《彖传》所说的“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使自身刚健奋勉，既要契合于每一时点或时段，又能偕时不断向前推进，才能“其道光明”。所以乾卦九三爻《文言》有云：“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只有应时行其刚健奋勉的大有为精神，并随时通权达变，才能达到“中”的境界。
那么“时”又如何在《周易》中落实于人事？乾卦《彖》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而《说卦》曰：“易六位而成章。”由此可知，在《周易》里，可以把六十四卦看作宇宙间六十四种时间状态的表征，而每一卦中的六个爻，便看成是呈显该卦时间动态意义的六个相连续的单位，而周易中的每一卦都处于生生不息的变易之中。所以每一卦也都代表一个具体的情景，比如《屯》代表屯难之世，在这种时候，君子应该建功立业；《遁》象征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之时，君子见此，应该远离小人等等，所以每一卦都有其时，也就是每一卦整体所体现出的具体情景。爻处于具体的卦中，其材质刚柔不同，所居的位不同，其吉凶悔吝也就不相同，所以卦吉，爻未必吉；卦凶，爻亦未必凶，但总的来说，顺时则吉，逆则凶。
前文已说，“中”并非掐去两端独取中间，而是变通趋时，随时而应随时而动。所以随卦《彖》曰：“随时之义大矣哉！”而《周易》对能够“时中”的理想的圣人人格亦有所阐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⑥]可见，“大人”作为理想人格的代言，唯其能够把握天道之恒常，因时而动，才可以时刻持守中正之道，才能彰显出其光明伟岸之中正人格。
而“时中”也是朱熹所一直强调的，在《语类·卷六十七》中记载了多段他对此问题的看法：“如‘君子而时中’，则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时不中，即‘正未必中’。盖‘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事有未恰好处，故未必‘中’也。”所以朱熹进而引申，“时中”不能光指形式上的“中”，更需要在实际的人事运用中，也能做到义理上的“恰到好处”、“斟酌得宜”、“无不当理”，他曾举例说明：“凡事先理会得正，方到得中。若不正，更理会甚中？……‘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一件物事自以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饥渴饮食是正；若过些子，便非中节。中节处乃中也。责善，正也，父子之间则不中。”而朱熹所讲的中节，也并非是节制，而是维护事物相对的动态平衡和最优适度。
由此可以看出，尚中思想体现于《周易》的时、位之上，蕴含于经传系辞的方方面面中，揭示了事物最佳的存在和运动的方式，其内涵精蕴丰富，本文寥寥数千字难尽其义。〕，仅以有限的材料与所知，作浅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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