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帆齐微课 第61篇 2039字 ，累计115000字】
王船山是我家乡最有名气的人，而且也是闻名于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
在我的印象里，最先知道王船山，还是从我的大姨父那里。他家离王船山故居就几华里，小时候我每年都会去他家拜年，几乎每次都能听到他讲述王船山的一些故事，并从大姨父的表情中感知到，他为自己家乡出了王船山这样一个名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就有了对王船山的印象。
在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学问的人，上语文课经常会给我们讲很多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其中就有关于王船山的。
因为年代久远，老师讲的关于王船山的故事也大多忘记了，但有一点始终记得，那就是说王船山由于家仇国恨，与清朝政府似乎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发誓不与清廷为伍。他每次外出，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是撑着雨伞，脚踏我们老家那时有的一种木头鞋，表明他“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踏清朝的地。”
王船山，本名王夫子，船山是他的别名，现湖南省衡阳县曲兰镇人。1619年出生在一个贫寒但又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四岁接受启蒙教育，七岁读完儒家经典十三经，十四岁考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崇祯十六年，他与同样才华出众的哥哥踌躇满志地赴京会试，满心指望能够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谁料京城正遭闯王与清军的双重夹击，形势紧张，会试已经改期，兄弟二人只得怅然回湘。
顺治初年，投靠永历帝朱由榔，参加反清斗争。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拒绝为吴三桂撰写劝进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病逝于湘西草堂，安葬在现在的衡阳县曲兰镇船山村老屋组大罗山脉的虎形山上。
王船山作为明末清初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唐甄并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其思想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也被誉为“东方的黑格尔”。
王船山世受大明皇恩，书香门第，从小就开始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王氏一家是衡阳府著名的“儒者”，历来把个人名节看得十分重要，这也是王氏一门的祖传家风。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集大成者的王船山，年轻时的他，和同时代的学子们一样，孜孜不倦地读书，是为了明礼。中国古代人讲“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是优良的家世、家学、家风，培育出了一代伟人王船山，成就了他以后高尚的人格和不朽的名山事业。
在忠孝教育的熏陶下，王船山升华出的道德人格，对天我们今天的道德自律与他律，对于当代树立中国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王船山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他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特别是在哲学方面，继承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张载的理论传统，对佛教神学和宋、明以来的程灏、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学派进行了总的批判。
他的理论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曾有学者撰文称赞他的哲学成就可与西方的黑格尔相提并论，关山远2019年1月曾在半月谈网发文称王船山是东方的黑格尔。
有专家曾撰文说，如果用成功学的思维来衡量，王船山无疑是一个失败者，他一生颠沛流离，潦倒困苦，穷到甚至要拿别多 用过的账本来写自己的东西。但也正是这些写在旧账本上的文字，至今仍闪耀在人类的头顶。所以如果说王船山是个失败者，那么，他也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者。
王船山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国内外有不少专门研究王船山的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2019年10月，这纪念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在湖南衡阳开幕的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来自中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王船山思想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与会，著名作家王蒙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演讲，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网等进行了宣传报道。
期间，《人民日报》曾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黄星清的长篇文章《王船山助燃了民族复兴的思想火炬—纪念爱国主义思想巨匠王船山》。
在王船山先生诞辰40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在著名栏目“百家讲坛”开设“天地大儒王船山”特别节目，国内知名王船山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讲述了船山思想和船山精神，让船山思想和精神发扬光大。
我在县城工作期间，因工作关系，认识一位祖辈多代人保存并收藏王船山部分手稿的农民莫尔雅。
莫先生读书并不多，是一位很普通的农民，但他对王船山特别有感情。他不但冒着巨大的风险收藏保管好祖辈遗留下来的王船山手稿，而且长期研究王船山的思想，曾撰写过王船山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学术论文发表，并被吸收为王船山研究会的会员。
当时已经60多岁的莫先生，还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支助下，在县城创办了船山学校，弘扬船山文化和船山精神。为此我曾写过他的报道在有关报纸上发表。
也正是在莫尔雅先生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我对王船山其人和思想、著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注。
位于曲兰镇湘西村的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为湘南民居建筑风格，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先后于1981年、1990年和2002年三次整修。王船山生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此完成的。主要景点有湘西草堂、石船山、竹花园、船山墓庐等。如今已成为湖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特色旅游名村、三星级乡村旅游区。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同称“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被中宣部、国家教委列为亘古以来包括孔子、孟子、鲁迅在内的一百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是达州市“第一位帝师”唐瑜（明朝皇帝朱棣的老师，入蜀始祖）第十一代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清康熙十四年 (1675)中举人。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的知县，因受逃犯牵连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著作主要有历经三十年而成的《潜书》。《潜书》原名为《衡书》只有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后因连遭挫折，就只得将其潜存起来，并加以补充完善，改名为《潜书》意即潜存待用。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篇两部分。上篇言学，共五十篇；下篇言治，共四十七篇。旨在“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下篇下·潜存》）
1. 亦作“糺纷”。1.交错杂乱貌。
汉 司马相如《子虚赋》：“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 晋 左思《蜀都赋》：“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糺纷，触石吐云。” 唐 沈佺期 《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诗：“重崖下萦映，嶛嶢上糺纷。”
2. 纷忧；杂乱。
《宋书·刘勔传》：“勔以世路纠纷，有怀止足，求 东阳郡 。” 唐 玄奘《大唐西域记·印度总述》：“详夫 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 ，或曰 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明 赵振元《为袁氏祭袁石寓宪副》：“凡国家盘错纠纷人所掩耳者，石寓（袁可立子）汇肩之。”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不则彻底奋斗，做个纠纷的人生之战士与丑恶的社会交绥。”
3. 犹纠缠。
清 唐甄 《潜书·权实》：“细事纠纷，要政委弃。”鲁迅《书信集·致孟十还》：“我们要以页计，他们要以字数计，即此一端，就纠纷了十多天，尚无结果。”
4. 争执的事情。
巴金《关于<春天里的秋天>》：“这一对夫妇有了两个女儿，生活虽不算宽裕，家庭中却没有纠纷。” 老舍《茶馆》第一幕：“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赵树理《登记》：“也有两件不准的，那就是有破绽，一件是假岁数报得太不相称，一件是从前有过纠纷。”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潜书》（1705）是唐甄遗世的唯一著作，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起初名叫 《衡书》，初刻只有13篇，署名唐大陶。后来逐渐增加到97篇，并改名《潜书》，署名唐甄。唐甄在其书的《潜存》篇中说，他撰述此书“历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言学者系于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系于下篇，号日《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据有关资料考证，《潜书》的刊刻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唐甄的女婿王闻远刊刻行于世，这是最早的原刻本。此后有1883年的李氏刻本和1905年的邓氏刻本，均是原刻本的翻版。新刻本有中华书局出版的1955年版本，196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1984年又第4次印刷。 《潜书》是唐甄的论文集，在体例上模仿汉代王充的《论衡》。全书的内容不在于引经注典，更不同于汉后诸儒的文字章句之学，而在于针对时弊，吸取明末政治腐败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提出一系列抨击君权专制和倡导以民为本的进步的政教观点和主张，旨在善政养民，摒弃程朱理学，以实学济世扶危，治国平天下。《潜书》97篇，分上、下篇，上篇又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上共21篇，自“辨儒”至“劝学”；上篇下共 29篇，自“取善”至“博观”。下篇亦分为上、下两部分，下篇上自“尚治”至“柅政”共24篇；下篇下自“惰贫”至“潜存”共23篇。全书主要是政论文，一部分是教育著作。论述教育的有：辨儒、宗孟、法王、知行、 性才、自明、敬修、讲学、劝学、取善、五经、得师、 太子、明悌、诲子、博观、用贤、教蚕、全学、审知等诸篇。《潜书》上述诸教育篇所阐述的教育主张，是以其反对君权专制政治和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学风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和崇尚尊重个性与实学学风的价值取向。《潜书》教育篇章中，论述的教育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观点重新解释儒家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在《辨儒》篇中，唐甄指出：“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儒家学说是以明道计功而有用于世治的，“儒者不言功”的观点是对儒学的歪曲。“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如果事不成，功不立，儒学及其教育又有什么用呢？他批评宋代以来的所谓儒学家，空事圣人之言，而“树功则无闻焉”。什么叫做功呢？唐甄以为兵、农、刑、谷利于百姓，能治乱安邦，能使百姓安居乐，能“广济天下”，即是实功。针对宋明理学家只讲修心养性，以致“端居恭默”、“无所施张”、空知无行的流弊，指出光知“性德”而不知“性才”是不知儒学真谛的。所谓“性才”就是通过“良知”的“自修”，由道德本体之“心”所焕发并作用于客观事物的才能。“如火有明，明有光”。光的大小和明暗不同，人的“性才”亦有大小，但作为教育来讲，唯在“尽性达才”。他认为：“性统天地，备万物。不能相天地，不能育万物，于彼有阙，即己有阙”。“性之为才，故无不周。何以圣人乃能周世，后儒不能周身？盖善修则周，不善修则不周”。宋明理学只讲“尽性”而不言“尽才”，故无实功可树。他说：“后世之为政者，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徒抱空性，终于自废，何以性为!”在理论上批评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是一种未能“尽性达才”的错误教育理论，并指出这种教育实践是弃 “仁”之教。相反，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一以贯之，明如日月，涉险履危，四通八辟而无碍也。其见于行事者，使人各当其才，虑事各得其宜；处患难而能全其用，遇小人而不失其正，委蛇自遂，卒保其功”，是“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真儒学之教。唐甄主张废宋明程朱理学之教，代之以阳明致良知之教，这一主张是对明末清初所奉行的理学独尊文教政策的一个挑战，反映了他对儒学及其教育价值观的改造。 其二，提出“全学”教育内容，把传统学校教学内容由单纯的书本知识扩大到现实生活与生产以及军事知识技能范围，以培养“全学人”为教育目标。在《全学》篇，唐甄指出：“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所谓“全学”，即包括仁、义、兵三方面的内容。仁与义是历来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但兵则为儒者所不齿。唐甄说：“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他批评宋明理学教育只讲仁义而耻于言兵，结果忠臣孝子虽多，但一遇社稷不幸，“君臣震慑”，为“不仁”、“不义”者虏，国破家亡。由此，他说：“所贵乎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诛乱而天下之乱定，养民而天下之民安”。在《教蚕》篇中，唐甄认为三代以下，官吏不知教民田桑，“废海内无穷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贫，生财无术”。有鉴如此，他主张广教民学习种桑养蚕以及饲缫之法，使“有禾之土必有桑焉”。在《劝学》篇中，他批评后世儒者，将儒家学说裂为文学、事功、道学殊途，“习为迂阔无用于世，是以有薄而不为”，丧失了儒学及其为学的根本。他反复强调学以致用，应当把教育内容扩大到现实政治、生产与生活中来，不要囿于心性道德一途。他尖锐指出：“国家五十年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是不知“立国之道”“惟在于富”，以致“四海之内，日益贫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因此他主张以“生养之道”作为教育内容，移风易俗，使国与家富强。 其三，提出尊师重傅以加强皇太子教育的主张。在《得师》篇中，唐甄称誉伊尹教太甲、周公训成王，提出“君德必成于学，而学必得师保”的命题。他以为一国政治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君王的德智才学，因此皇太子的教育尤其重要。如何教太子呢？唐甄在《太子》篇中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教育原则与方法：(1)尊师重傅，即天子以身作则尊重师傅，只有树立师傅的尊严，才能使太子抑尊处卑。在作法上，打破南面临师傅，把师傅作为下属之臣看待的传统，真正使太子处于学生地位，“进退唯命”。(2)让太子接触社会实际，“春使视耕，夏使视耘，秋使视获，冬使视藏”，从而知道生养之道。除了了解农业外，还应当观于桑、牧、牢、泽、圃、山、肆、市、道等，从而知道衣服、车乘、鼎俎、鱼鳖、果蔬、材木、器用等来之不易，知道商人、兵士、劳役等的劳苦。(3)注意教育环境，不要异宫而处，异庖而食，异笥而衣，生活上不搞特殊化，同时还要禁止同宫女、宦官的接触，因为女色伤身，宦官害政，这是明代政治腐败最惨重的两个方面。(4) 严格要求，“有过必挞”。唐甄主张如果太子不接受师教，不尊师傅，不敬不礼大臣，知而不行，不知农事农穷，不知物土人劳，受了教育而无实际行动，都应当 “挞之”。实行严格教育是使太子成为治国之君的必要条件。在《得师》篇中指出，太子身贵，但“心无贵贱”，“是故天子学同于士，惧而笃学，当百于士”。唐甄打破君权神授的天命论，从建立理想的国家政治目的出发，寄希望于储君的教养，在思想和理论上都有超越前人之处。 其四，提出治化之源在于吏治的政教思想，批评学校教育的局限性。这一观点是针对明末东林党人过份夸大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而提出的。东林党人 封建私塾顾宪成认为兴学校以教天下是治乱之本，学校教育对上有正君正职官的作用，对下则有“洽于乡里”使“民易使”的效果。所以他们主张在野之士广结盟社，兴书院，造成一种以学校议政监政和改变社会的风气。唐甄在《尚治》篇中指出，这种观点虽是“善言”但不能行。原因在于“讲学必树党，树党必争进退，使学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认为读书人以讲学来干预政治的想法和行动，在客观上根本达不到目的，相反只能使“议论害治”，“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因为国家政权操纵于皇帝一人之手，加之所御各级官吏极力维护君主独裁，所以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也是很有局限的。在《富民》篇中，唐甄指出人民之所以贫穷，国家之所以不得治，不是教育无功，而是贪官之害不除。官吏之贪有甚于执刃的盗贼，“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考功》篇中指出；“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得治乎？”所以，治国富民的关键在于整顿吏治，除天下贪官。但如何达到吏治呢？唐甄并没有找到什么有效措施，却又回到教育问题上来。他提倡通过教育使上自君主下至百官要以民为本，以身作则，去贪养廉，论功举贤，足食以养民。显然，这些也是一种无能为力的幻想。总之，《潜书》所散论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政治立场和观点基础上阐发的，带有浓厚的政论性色彩。在上述观点中，提倡实学教育的内容与目的，指陈教育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在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和批评宋明理学教育流弊等方面，确有朴素的民主主义政治倾向和开创实学教育风气的作用。但在其他篇章中，唐甄反复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在有关家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禁欲主义、男尊女卑、君权至尚等倾向，加之阶级的局限，看不到劳动者的力量，并且着意贬低士林清议政治的作用，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如果剔除这些消极因素，在今天，《潜书》中的进步教育主张对于启发人们认识和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是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