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ōng yī yào kān wù
中医药刊物是系指有关中医药学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继续出版物，是中医药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工具。中医药期刊出现于近现代，据统计，截至1949年10月以前，我国的中医药期刊约有四百余种。清代唐大烈主编的《吴医汇讲》11卷，（1792～1801年），其编辑大旨是“奥词显义，统为求教，长篇短节，并曰无拘”，内容已包括有当时41位作者的94篇文稿，所叙有内、外、妇、儿各科及历代医家论述，经义诠释，随诊笔记，读书方法，药物真伪鉴定等。从编例及内容而言，《吴医汇讲》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医药期刊的雏形。
中医药期刊开始较多出现是在辛亥革命（1911年） 前后。现知较早的中医药期刊有上海医学公报社蔡小香等所编的《医学报》（创刊于1904年4月），神州医药学会绍兴分会何廉臣等所编的《绍兴医药学报》（1908年6月），广州梁慎余等所编的《医学卫生报》（1908年7月），宁波徐友函等所编的《卫生杂志》（1911年），神州医药书报社余伯陶等编的《神州医药学报》（1913年5月）等。当时的中医药期刊反映了中医药学界锐意革新的思潮，在内容上则中西兼备，在研究探讨中医学术的同时，对西医学知识也多有介绍。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中医期刊编撰者有蔡小香、丁甘仁、周雪樵、王问樵、梁慎余、唐乃安、袁桂生、顾宾秋、丁福保、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徐友函、余伯陶、包识生等。
“五四”运动前后，到抗日战争以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普遍开展，以及由于中医药学界联合起来反对对各届 *** 所采取的歧视、压迫、消灭中医等政策的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中医药学界学术风气活跃，中医药期刊也显著增多。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医药期刊在250种以上，其中在上海出版者最多，达90余种，其次则为浙江、江苏、广东、福建、北京、天津等地。当时中医药期刊发行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上海中医学会所编的《中医杂志》（1912年12月），上海中华医药书局所编的《医界春秋》（1926年5月），杭州三三医报社所编的《三三医报》（1923年5月），广州杏林医学社所编的《杏林医学月报》（1929年1月），山西太原中医改进研究会所编的《医学杂志》（1921年6月）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东南亚各国也多办有中医药期刊，如《医药月刊》（新加坡）（1930年2月），《菲律宾医药会刊》（1930年4月）等。这一时期的中药医期刊，按其性质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中医药学术团体机关刊物，如中央国医馆及各地分馆所编的《国医公报》;神州医药学会各分会所编的《神州医药学报》以及中医院校所编的院刊等等。
这一类期刊多为各学术团体人撰稿。论文学术水平较高，且多报告了各团体的机构、成员、沿革及动向等。其二是中医药界同人刊物。如上海中国医学月刊社所编的《中国医学月刊》（1928年10月），广州岭南医林一锷社所编《医林一锷》（1931年1月）等，这类期刊的内容广泛，思想较为活跃。其三是中医普及性刊物，如上海中医书局所编的《家庭医药杂志》（1930年1月），健康报馆所编的《学医门径月刊》（1930年5月），广州大众医刊社所编《大众医刊》（1931年4月）等，此外，当时各地报刊如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多编有医学卫生副刊，其中亦有特刊中医内容者。这类期刊的特点是宣传中医药卫生知识，读者面大，影响广泛。这一时期中医期刊的内容，一般都是有社论或言论栏。多反映当时中医界讨论中西医关系，如何整理中医学术，中医教育，医学道德等问题; 学说栏多连载篇幅较长的著作和讲义;药物栏介绍各种中药的研究;医讯栏报告各地医疗法令，医学团体情况;问答栏多解答读者学医、治病的各种问疑; 此外还有随诊笔记，医林文艺，杂俎等。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编撰者有何廉臣、裘吉生、曹炳章、樵铁樵、陆渊雷、周学海、章臣鹰、张赞臣、秦伯未、范行准、祝味菊、杨 *** 、刘民叔、余无言、赵燏黄、陈邦贤、陈无咎、张山雷、吴汉仙、陆士谔、谢利恒、张锡纯、朱仁康、杨志一、张子英、杨医亚、朱振声等。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期间，新出版的期刊大约有六十余种。除上海及江浙等沿海各省外，各地新刊的中医期刊增多。如重庆出版有《国医月刊》（1939年4月），成都出版有《国医改进月刊》（1941年3月），桂林出版有《复兴医药杂志》（1941年4月），西安出版有《平民医学周报》（1943年6月）等。由于时局动乱，此时中医药期刊一般刊行年代不长。较有影响的是北京出版的《国医砥柱》。
xī yī yào kān wù
本条简要介绍近代多种西医药报刊在中国的创办、发行过程。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逐渐侵入我国沿海和内地，伴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西医药知识相继传入我国。到十九世纪末叶，国内开始印行西医药刊物。
早期的西医药刊物，出现在受外国资本主义影响较深的广州、上海两大城市。1880年（清·光绪六年）美国传教医师嘉约翰 （Dr.John Kerr）主编的《西医新报》，是我国最早的西医药刊物，由广州博医局发行。因种种原因所限，仅历时两年，出版八期即停。1886年尹端模在广州创办《医学报》，是国人自办最早的西医刊物（国内未见藏本）。此后，西医药定期刊物陆续创办。在早期（1880～1910年）出版的十余种刊物中，有我国留日医学生主办的《医药学报》、《卫生世界》，广州梁慎余的《医学卫生报》，叶菁华等编的《光华医事杂志》，以及上海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学报》等等，对传播西医药知识都起了较好的作用。
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教会医院、医学校的增多，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医药刊物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据不完全统计，1912～1937年，这二十五年间出版近130种。其中上海几占一半，广州、杭州、北京等地次之。影响较大的有《中华医学杂志》、《广济医报》、《卫生月刊》、《医药评论》等多种。《中华医学杂志》于1915年11月由中华医学会主办，分中、英文两部，1932～1934年先后与《齐鲁医刊》、《博医会报》合并，是我国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医刊，至今仍继续出版，名闻中外。《广济医报》原为苏格兰教会医师出资，于1914年在杭州创办，1924年由广济医校同学会筹集自办，改名为《广济医刊》，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卫生月刊》是卫生教育的刊物，1924年3月由中华卫生教育会创办，后与上海卫生局联合主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数年，后曾复刊，历时亦近二十年。《医药评论》于1929年1月创办，以评论专著、译述为重点，提出了改良医学教育制度、社会卫生化、医学科学化等问题，在当时有一定影响。此外，在数十种医药院校校刊中，以《同济医学》历时最久，1918年9月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创办《同济》，后来同济大学医科先后改办《同济杂志》、《同济医学月刊》、《医学及文化》、《同济医学季刊》等刊物，翻译大量西医著述，介绍世界医学知识。以上刊物绝大多数为时不长，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者达18种之多。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医药书刊的编印出版困难重重，国民党统治区新出版的西医药刊物不足40种，以西南地区重庆、贵阳、桂林、成都稍多，其中除卫生刊物、校刊而外，历时达两年以上者仅有《现代医学》、《西南医学杂志》、《华北医药月报》、《药学季刊》、《新中华医药月刊》等几种。加上沦陷区（如上海、北平、沈阳等地）少量继续出版的刊物，实属屈指可数。
华夏医学征稿 《华夏医学》是经国家科技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桂林医学院主办，以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医药院校师生为服务对象，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医药卫生综合性学术期刊，1988年创刊，原为《桂林医学院学报》，1998年经国家科委批准更名为《华夏医学》，并同时组建杂志社，连续两次荣获广西优秀期刊奖。《华夏医学》是《中国期刊网》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期刊，同时全文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并被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列为《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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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其原名高仕 ，福建福州人。192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化学学士学位。正当他准备报考化学系研究生之际，他的风华正茂的姐姐突然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于是他毅然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为拯救劳苦大众与病魔作斗争。一次在研究脑炎病毒的过程中，不幸被病毒感染了，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他没有被病魔所吓倒，带着重病的身体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
1930年，高士其特意从纽约乘上一艘德国邮轮，绕道欧亚十几个国家回国，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使他的眼界大为开阔，同时也更深刻地体验到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回国后，他的家人、亲友和同学、老师都劝他先把病治好再工作，他因目睹各地疫病流行，甚为猖獗，每天都要残杀数以百计的人，"我怎能袖手傍观，独自养病？"不久，就在一位留美同学的关照下，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旧社会的医院是"商店加衙门"式的官商机构，正像一首民谣所说的："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没钱莫进来"！高士其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连买一台能用的显微镜都不给解决，就愤然辞职了。
弃职后的高士其，变成了一个失业者。但他又不愿回到父亲家里，怕父母见到他病成那个样子伤心，就来到上海，住在他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好友李公朴的家里，以翻译、写作和当家教为生。后经李公朴介绍，他认识了正在倡导"科学大众化运动"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与戴伯韬、董纯才等一起编写"儿童科学丛书"。1935年，李公朴在上海创办了"读书生活社"，高士其就搬到了"读书生活社"去住，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在"读书生活社"，他结识了《读书生活》的副主编，《大众哲学》的作者，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并成为莫逆之交。在艾思奇的影响下，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认识到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大魔王''，比夺去他弟弟妹妹生命，又使他重病缠身的''小魔王''还要可恶，而要消灭''小魔王''，就得先消灭''大魔王''，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杂志刚刚创刊不久。一天，他在这个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和一篇论述科学小品的文章，就好奇地翻看了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一篇克士（周建人）写的《讲狗》的文章，把旧社会的''走狗''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骂得真是痛快。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一些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既能向人民大众传播一些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又能针砭时弊，唤起民众，与反动派作斗争，是科学与文学结合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好形式。于是也拿起笔来撰写科学小品，一气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士其。用意是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从此，走上了艰辛的科普创作道路。
高士其的文章的特点，是熔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夹叙夹议，既通俗浅显，又生动形象，并富有见地，别具一格。因此，文章一发表，就受到文化界和读者的重视与欢迎，许多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手已发抖，一个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半天，一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到千把字。居住的条件也很差，夏天又闷又热，但他仍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近百篇科学小品。他的代表作《菌儿自传》以及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鼠疫来了》、《床上的土劣》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并很快被一些出版社集结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向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在兵慌马乱的情势下，他一路上走走停停，忍饥挨饿，有时连水也喝不上。幸得一些好心人的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从上海，经南京、汉口、郑州，来到了古城西安。 在西安，他花了两天时间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受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热情接待。第二天，办事处就用一辆军用卡车，将他和十来位同去延安的进步青年，送出西安。经过三天的山路颠簸，于1937年11月25日，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艾思奇就来看他。这时他才知道，艾思奇早在193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好友重逢，格外亲热。
高士其是第一个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留美科学家，又是一位在上海已崭露头角的文化人--科学小品作家。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格外关注和欢迎，被安排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并派了一名红军战士担任他的护士兼秘书。党的关怀和照顾，使高士其的革命积极性更为高涨，他除了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满腔热情地主动积极地参加了延安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讴歌和介绍边区抗日活动的诗篇和文章，并在1938年2月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研究科学的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它的宗旨是：一面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一面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以增强抗战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经过近一年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磨练和考验，高士其于1938年秋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8年12月被批准接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他高兴得马上写信报告毛主席，毛主席也欣喜地立即亲笔回信祝贺，勉励他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模范共产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终身。
后来，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断加重，延安的药品供应又极其困难，他从上海带来的一种特效药亦已服完，党组织断然决定，不惜代价，送高士其到香港治病。这样，他又在党组织的护送下，于1939年4月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前往香港。一路上经历了不少惊险与艰辛。庆幸的是，在重庆，他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和北琣休息了3个月，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细心关照，并与叶剑英、吴玉章同志同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受到了这几位革命领导人的很多教益，结下了深厚的情缘，并在以后科普工作上取得他们的关怀和支持。
高士其到达香港以后，在地下党的精心关怀下，被安排在香港的一家最好的医院--玛琍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充满铜臭、势利的贵族医院，对高士其这样的穷人，常常是白眼相待。高士其的心情越来越烦闷苦恼，病情也越来越重。一次他昏迷了好几天，医院已准备把他送到太平间去，但高士其却奇迹般的活了过来。医院为了把他赶走，就造谣说他疯了，强行把他送入了香港精神病医院。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得知后，马上派人交涉，把他从这倍受折磨的"囚牢"里搭救了出来，并准备再找一家比较好的医院给他治病。高士其十分感谢党的关怀，但再也不愿遭受那些贵族医院的歧视，希望能回到同志们中间去。党尊重高士其的意愿，在九龙租了一间楼房，让高士其住在那里养病，还派了一位护士谢燕辉去照料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和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也经常去看望他。他的心情很快好转，病情也大为减轻。高士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起来，开始写作。这时他写字已十分困难，就由他口述，护士笔录，口干舌燥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科学小品，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枪声、炮声、警报声，此起彼伏，九龙与香港的居民纷纷逃离，社会秩序一片混乱，香港到九龙的交通也断绝了，地下党组织与高士其失去联系，高士其一人病倒在床上，已两三天没吃东西，幸被一位留下来的邻居老太太发现，每天烧点稀饭喂他，才没有被饿死。九龙与香港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相继被日军占领后，地下党组织委派的黄秋耘同志才得以从香港到九龙，找到了他，发现他还奇迹般的活着，真是喜出望外。以后黄秋耘同志又经过千难万险，机智地突破了日军的重重检查，把他从香港转移到广州，从广州又转移到桂林，交给广西的地下党组织负责照顾。
在桂林他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病情也有所好转，根据他的请求和特长，党组织安排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他通过参观当地的一些著名酿造工厂，并运用他的微生物学知识，很快地就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出几种美味的营养食品，供应前线，并在工作之余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了一些诗歌创作问题，还在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科学小品，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这时在九龙与他失散的护士谢燕辉也几经周折回到了他的身边，与他结为名誉上的夫妻，以便更好地照顾他。还有一位自称是他父亲的朋友的女儿：李小姐，也自愿来当高士其的护士，协助谢燕辉来照顾高士其。这可说是自从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了。但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开始轰炸桂林，在桂林撤退的一片混乱中，外出求援的谢燕辉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世，而"自愿前来"照顾高士其的李小姐，又趁机席卷而逃，连一顶防蚊的帐子都没给他留下，并把他反锁在房间里。等高士其发现情况不对，已求救无门，又没有东西可吃，饿得两眼发黑，夜里成群的蚊子更是把他叮得浑身是包，多灾多难的高士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辛好地下党组织委派的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送走了叶挺将军的家属之后，不放心高士其是不是已经撤离，就特地前去看看。这一看才发现高士其被锁在房间里，才把他救了出来。以后党组织又设法弄到一条小船，派马宁夫妇把他从日军炮火轰击下的桂林送到昭平县。下了船以后，要翻过一座山，才能找到住宿地。高士其不愿让人抬他，坚持在同志们的搀扶下自己走，脚被磨破了出血了也不吭声。晚上住宿在一所关帝庙里，被马宁夫妇发现了，没有药膏，就用茶油代替凡士林调了一点消炎药给他敷上。谁知关帝庙的老鼠特多，夜里老鼠闻到茶油的香味就成群结队地来啃食高士其的脚后跟。高士其又困又累，睡得眯眯糊糊的，被咬得鲜血淋淋，直到咬掉了他的一块肉才被痛醒。高士其发现原来是一群又大又凶的老鼠在向他进攻，就挣扎着坐了起来，用手去捂着脚后跟，老鼠也会欺负人，竟毫无畏忌地去咬他的手指。直到第二天清早，马宁夫妇才发现高士其的惨状，痛心得直哭，目睹这一惨状的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之后，高士其就被安置在昭平县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黄姚，并得到一位从上海逃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顾，过了一段边养病、边写作、边研究的平静生活，直到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党把高士其从黄姚接到广州，一路上也是历经艰辛，在一个叫做八步的小镇，等船就等了两个月。高士其有感而发，写了一系列抒发自己感情和针砭时政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之后，我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征军和羊枣的死，叶挺、王若飞等的殉难，又促使他写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战斗诗篇。在广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一篇充满激情、哲理和对对革命、对人民当家作主满怀必胜信念的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从天是什么，讲到天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天的认识的发展变化，以及构成天的物质的对立统一，最后归结到天不是不变的天，天不是死硬派的天，天不是顽固分子的天，天是人民的天呀！这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并为从此以后，以写诗作为他从事科普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奠定了基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了他阔别10年的上海，上海依旧是纸醉金迷的花天酒地的富人的天堂，同时也是贫困潦倒的疫病流行的穷人的地狱。高士其一到上海就病倒了，富人的贵族医院住不起就住进了一家"平民医院"。但"平民医院"不爱平民，高士其因不能一次预交几个月的费用，被停止供应饮食，不得不请人从外面买点面包用开水泡烂了吃。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激起了众多读者的同情，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送钱、送药、送花、送吃的络绎不绝，还有许多人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邓颖超同志得知后特地去看望了他，并带来了当时正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钱之光也来看望了他，并委派一位白桦同志做高士其的护士，专门照顾高士其。高士其深受感动，倍受鼓舞，用十分动情的诗句，写了一首答谢诗：《回敬崇高的慰问》，发表在《文艺生活》上。
也就在这一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在光天化日下肆无忌惮的杀害了。这两位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一位是他清华的同学，高士其悲痛万分，怒不可遏。接着曾多次关照、接济过他的师长般的老友陶行知先生也在上海逝世了。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在静安寺举行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考虑到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得知后，再三请求一位因前来找人无意中告知他这一消息的护士小姐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并在会后立即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
由于高士其接二连三地发表一些抨击国民党政府黑暗统治、呼唤民主与进步的激进诗篇，并被查出曾去过延安，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地下党获悉后迅速将他转移到苏州，以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直到1949年1月，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才同意他回解放区的请求，把他从台湾护送到香港待命。很快北平就解放了，接着南京也解放了，5月又把他从香港护送到天津，在天津休息了一周，于5月31日到达北平。从此，高士其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摆脱了几度濒于死亡的险恶处境，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一个接一个负责联系、照料他的众多地下党同志的精心护理与冒着极大风险的及时营救，以及一些好心人在关键时刻伸出的援助之手，才使得高士其在十年磨难中得以死里逃生。没有共产党，没有善良可敬的人民群众就没有后来的高士其。高士其也从中牢固地建立了与党、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更加热爱这个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科普事业，广泛深入地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青少年科技爱好者活动，以及恢复和振兴科协做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