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众包2009年5月美国人撰写的《crowdsourcing》书籍开始在中国推出。无论从提出时间还是理论成熟度，都远远落后于2005年在中国诞生的威客理论。可以做一下对比：一、美国的众包《crowdsourcing》概念1、第一次提出时间：2006年7月《连线》杂志记者jeff howe首次推出众包概念。2、核心思想：jeff howe在维基百科上为众包下了一个定义：众包指的是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众包的任务通常是由个人来承担，但如果涉及到需要多人协作完成的任务，也有可能以依靠开源的个体生产的形式出现。3、理论体系形成时间：2009年3月出版《crowdsourcing》5、媒体报道：从2006年6月起，包括《连线》，纽约时报，英国经济学人等多家西方媒体对众包《crowdsourcing》进行报道，jeff howe在众包开通的主题博客上与读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6、商业应用：到2009年，众包《crowdsourcing》依然没有提出明确的商业模型。二、中国的威客理论1、第一次提出时间：2005年7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网站bbs，2005年12月刘锋的新浪博客2、核心思想：人的知识，智慧，经验，技能通过互联网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互联网新模式。主要应用包括解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学习等领域的问题。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将会因为互联网而被无限放大和传播，并创造出令人惊讶的社会财富。3、理论体系形成时间：2006年3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毕业论文威客地商业模式分析“，2007年12月国际国际知识与系统科学学会英文期刊iskss上发表学术论文“威客模式在中国“，详细阐述了威客理论的起源，规律和发展。4、媒体报道：2005年11月 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次报道了威客概念，在此后的四年里，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英国经济学人，德国明星周刊，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韩国民族日报等数百家媒体对威客概念进行了报道，2007年5月威客进入高考试题，2007年9月进入教育部颁布的新汉语词汇。三、众包概念缺陷从中国提出的威客理论看，美国的众包概念依然很不成熟。第一，美国的众包概念不了解自己的起源，威客理论指出，这个领域起源于bbs的互动问答功能。第二，美国的众包概念没有认识到互联网的知识智慧是值钱的，威客理论指出，只有承认人们的知识和智慧的价值性，才能鼓励他们积极地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去。第三，美国的众包概念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型，甚至把维基百科也当作众包。威客理论提出，用悬赏模式应对低端任务，用招标模式应对中高端任务，为每个威客开辟个人空间进行能力展示和智力作品买卖，对每个任务发布者和威客进行信用评级，开发自己的支付宝进行支付保护。区别从概念上来说，威客的覆盖面要广于众包。威客是指通过互联网将自身技术或能力转化为财富的人群，而众包则强调与其他资源的合作。渠道上：众包主要通过网络；威客不局限于网络，同样依靠人脉关系。业务上：众包主要是以设计、文案为主的单一服务，可以自行完成；威客册重于较为复杂较为综合的服务，一般需要一家或者几家公司的合作完成。服务上：众包是自行完成服务，很少与其他商家或个人进行合作；威客的服务完全不受约束，可完全转交他人完成，也可自己完成一部分，由其他合作商完成其他部分。流程上：众包较为简单快捷，通常可以实现直接支付；威客的流程较为复杂，需要签订商业合同，但更为严谨，资金风险较小。周期上：众包较短，基本在一个月内可以完成；威客较长，有时需要为期一年或数年。金额上：众包的业务标的通常较小，且一次性交付；威客的业务标的较大，弹性空间也较大，通常按流程按阶段支付。简而言之，众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较为快捷、便宜的完成单一服务，而威客在B2B及一些综合服务上更具有优势。二者实际上较为互补。
《众包》是继《长尾理论》之后的重要商业书籍。《众包》回答了《长尾理论》遗留的一大悬念。在长尾中作者详细阐述了长尾之所以成为可能的一个基础，但是没有详细解读，《众包》就是对这一悬念的详细回答，是《长尾理论》作者强力推荐的图书，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众包”这一概念也成为一个标准术语被商界广泛重视。《众包》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介绍众包的现在、过去和未来，解释了它的缘起、普遍性、力量以及商业上的适用性，通俗易懂，精彩异常。众包缘起于互联网，当一些公司在网络上公开其产品源代码时，这些产品却意外地得到了大众创意的改进，这些免费的群体智慧促进了商业的飞速发展。如今，众包的事例比比皆是：从维基百科的诞生到2.8 万人通过互联网集资购买低迷中的英国艾贝斯费特联足球俱乐部……众包不仅是一种商业可能，更是商业的未来模式。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大众创意的产品已经超越世界顶尖公司创造出的最好产品。不仅如此，众包还提供了一种假设：人人都是艺术家、科学家、建筑师、设计师……它使人释放出无限潜力，使每一个人得以在不止一种职业上追求卓越。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认识到它的重要价值：IBM投入10亿美元开发众包模型、宝洁组织14万名科学家成立“创新中心”利用众包解决所有员工遭遇的技术难题。假如解决商业社会最大问题的方法已经出现，并存在于活跃的网络中，那我们该怎样去做呢？
亚东国际货运为你解释：简单点就是人人都能来承包,就是做个系统,人人都可以注册成为派送员,有任务时系统发出任务,派送员接任务来做。
优点：
1、成本低，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众包模式的快递员都是根据自身情况自愿兼职的人，人力资源成本大大降低，相对于传统企业的高人力资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除此之外，众包模式有利于有效地整合社会上的闲置资源，提高效率，缩短配送时间。
2、速度快，提高送达效率；在众包物流模式下，物流企业分布全国各地，能够提供附近的人员进行上门取货和送货到家的门到门服务，相比传统模式，大大减少了取件派件的时间，提高了效率。
3、社会综合效益好，众包物流可以充分挖掘和利用社会资源，为公众提供工作机会，在条件允许、时间宽裕、路线合适的情况下承担配送任务，赚取相应的报酬。而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在不增加正式岗位总量的基础上，能够尽可能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缺点：
第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这包括货物、人和钱的安全。用户货品的安全性无法保证，即便是平台在最开始对快递员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核，还是无法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即便建立起了一套配送员的审核机制，但对于一个快递员来说，如果该用户的货品比较贵重，就有发生占为己有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则是配送的专业性不够，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快递自然要涉及到上门取件、上门送件，众包模式在对送件人与取件人的服务水平及质量上也会存在不足。
第三个问题是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众包物流平台想要在大批用户量的基础上顺畅运行，除了惨痛的价格战之外，用户体验也是很重要的。做众包物流本身技术难度较高，而未来想要更好地实现合并订单和动态定价，也对企业的软件和算法提出了高要求。
最后一个问题是法律与安全机制尚未建立。不得不提的是，通过招揽有空闲的人员以“顺路捎带，随手赚钱”送快递的模式，确实可以降低物流成本，但是安全监管和合理化管理一直是众包物流的痛点
谁在拥抱众包革命△亚马逊：网络零售巨头推出了提供众包服务的平台Mechanical Turk（Beta版），企业用户针对的是那些需要以数美分起价外包简单计算任务的公司，而个人用户将通过完成某项工作获得小额的报酬。△OhMyNews：韩国著名的“群众媒体”已有70万读者，4.1万名记者。△标致汽车：举办标致设计大赛，发动人们设计自己梦想中的汽车，2005年的获奖作品Moovie出自一名23岁的葡萄牙学生之手。△宝马汽车：宝马在德国开设了客户创新实验室，为用户提供在线的工具帮助他们参与宝马汽车的设计。类似的做法还有奥迪在2001年～2004年间开设的虚拟实验室。△乐高：这家深受人们喜爱的玩具公司一直鼓励和资助用户们参与公司的各项设计任务，从机器人操纵系统到积木套装产品。△Marketocracy：提供金融服务的社区，拥有6万名在线股票交易员，追踪最顶级的100只股票并提供投资策略参考，在过去的17个季度中，已有11个季度的指数优于标准普尔。△宜家：通过举办“天才设计”大赛，吸引顾客参加多媒体家居方案的设计，得奖者将获得2500欧元的奖励，其作品将投入生产和市场。△阿迪达斯：阿迪达斯的粉丝不仅加工了他们自己的跑鞋，而且还放到eBay上出售。△欧莱雅：全球最大的化妆品帝国近期推出了一个活动，让用户参与欧莱雅的广告设计。类似的做法还被麦当劳、万事达卡等公司采用。△不列颠泰特美术馆（Tate Britain）：这家美术馆拥有1500～2000年间丰富的美术作品，让参观者自己为展品写讲解说明，被选中的将制作成标签展出在美术巨作旁边。网络社会的社会生产过去十年，世界各地的人们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行为：人们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任务，有人甚至分文不取；而这些任务曾经是由某个专业领域的企业雇员完成的。简单地说，“众包就是社会生产”。众包的出现，始于开源软件。Linux操作系统的开发证明，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能够创造出比诸如微软公司等商业巨头所能够生产的更好的产品。 网络社会中的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的概念，由Mark Prensky在2002年率先提出。“数字原住民”是指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有”互联网的一代人；而“数字移民”则是指成年后才开始接触互联网的一代人。数字移民也许本能地抵触变化，而数字原住民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长大，长时间在线、用手机拍照、看游戏电影，他们虽然与数字移民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可以同时做很多事，能随时和素未谋面的人融洽合作，最重要的是：过去几代人消费媒体的热情，已变成了创造媒体的热情。这就是众包的一代，他们完全能够适应网络社区取代传统公司的未来；这场革命将由孩子们发起。不要问大众能为你做什么，问问自己能为大众做什么。网络2.0的经营者们大多意识到了，成功的大众参与，就是网络版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高层次的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社会中的人们总是需要满足一些心理、社会或者情感上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满足，他们就不会参与了。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转变一般雇佣关系中的思路。如果iStockPhoto建立社区的目的是创造廉价的业余摄影师劳动力，它可能会失败。好在创办人利文斯通的初衷是创造一个网上家园，热心的人可以在此分享作品，给其他人的作品提提意见；当然，还可能顺手赚上几美元。大规模的业余化众包植根于一个平等主义原则：每个人都拥有对别人有价值的知识或才华。众包作为桥梁将“我”和“他人”联系起来。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特质，每个“我”都站在众包的中心，这不是人类20世纪来商业社会的思维习惯。——自然创造了人类个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存在于一大群人中时，构成了多样化。另一方面，群体的定义是“一群因共同特点结合在一起的人”。如共同点太多，会削弱集体智能；而集体智能的活跃程度和一群人中多样化的程度，及人们表达个人意见的能力成正比。多样化要想战胜超人能力，必须满足一些限定条件。首先，这个问题必须真的很难解决。其次，大众必须具备随时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参与者必须来自一个足够大的人才库，以确保各种方法都有。另外，他们表达自我个性（即他们局部的“隐性知识”）的能力必须没有受损。群体的智慧因此胜过其中最聪明的人。虚拟组织既是公司，更是社区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认为的“下一个社会” ，“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因为只有通过组织化的实践，知识才能够产生效用。而且，这个知识社会中的企业更像一个社会化和网络化的非营利机构。”众包的实践，验证了德鲁克20多年前的预见：其一、众包的知识组织也是一种类学术机构。同样早在1983年，MIT的电脑专家理查德·斯托曼就决定一个人对盖茨开创的软件工业宣战，他还为黑客团体模糊的偏好下了“专业团体”的定义。“这是伟大革命的第一枪，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听到”。其二、就是本节的主题：组织更像一个个NGO和社区，而不是公司。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公司制就是人类最好的生产方式。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也认为，“公司制不过是人类社会近150年来选择的一种生产方式”。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VISA信用卡：这家世界最大的公司，其实是一家虚拟企业。迪伊·霍克，VISA的创始人及CEO，于1992年被美国《金钱》杂志评为“过去25年间最能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八大人物”之一。他非凡的商业思想使VISA成为了一家由所有信用卡持有者共同拥有的虚拟企业。迪伊认为：商业和金钱并不是人们生活的全部；应当尽力地消除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企业要与用户共同经营、拥有；要建立商业生态系统；用东方的整体论、而非西方的还原论来思考商业；研究虚拟组织中的复杂性科学等等。——不知是不是巧合，VISA公司成立于1969年，与互联网在同一年诞生！更为平等开放的商业文化平等的创造者。“众包”与福特主义是对立的，后者代表着主宰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精神。而众包提供了一种假设：我们都是创造者——艺术家，科学家，建筑师，设计师……或者他们的结合。它带来了希望，探索创造性表达的新途径，释放出一种潜力，即每个人都能在不止一种职业里追求卓越。众包所包含的这种潜力，换句话说也是种威胁，它提供给某个职业一种思路，就像在工业时代提出了手工制品——互联网上大规模的个性化，成为了可能。社会人而非企业人。另一点文化上的转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感情上，不再狭隘地属于某一个公司的企业人，而成为属于整个行业的社会人-- 职业人更是社会人。又是德鲁克，他说，“公司也是社会政治的机构” ——经理人的决策依据，并不是“什么是对的”，而是“什么是公司可以接受的”。经理人既不能做出牺牲公司利益的决策，也不能做损害消费者的事情。这是从道德上的自我判断，从感情上也是如此。教育过度的副产品。西方中产阶段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受到的教育过多了。美国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岁~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翻了4番”。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尽管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比如工程、商业、通信等能尽快谋生的学位，但可以看到，大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专心致志的人类学的学生，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学生们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播客之类的技能，但会迅速地将这些所学运用到生活中。开始是选修，逐渐成为兴趣，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能轻易在BBS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消费者的创新权力。2005年，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团体的领导人，里克·冯·希贝尔出版了《民主式创新》，讨论消费者如何慢慢地获得创新权——生产的权力也决定了分配的权力（林永青语）——“富有创新精神的用户能自己将真正想要的东西制造出来，而不是让制造商代为完成（大多数时候不尽如人意）。”冯·希贝尔写道。众包并无一系列固定的规则，有时最好的战略就是运用才华即兴创作和创新。众包也需要领袖。对众包的误解之一是，大众是分开工作的。事实上最成功的众包都是由大众和指导他们的某几个人合作完成，这些人在开源软件中称做“仁慈的独裁者”。2006年，计算机科学家杰龙·拉尼尔在网络杂志《边缘》上发表文章，名为《数字毛泽东主义》。他有一些精辟的总结——“在我所知道的（运用）集体智慧的每一个实例中，都有一些善意的个人，他们指导和鼓舞着群众。这些人把注意力放在集体身上，在某些应用中，他们也纠正了一些人云亦云造成的错误。”换言之，就像在开源软件计划Linux中林纳斯·托瓦兹的作用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决策者，社区也需要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