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似乎永远是国际问题的焦点。近来国内媒体又开始流传曾经一度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一说。其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却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推敲。关于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有诸多原因。如果请教法律学者，他们一般会指出法制的因素；如果向政治学者求解，又会得到政治制度方面的答案；如果求教于经济学家，便会觉得经济成长是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美国之崛起，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一论点有失公允客观。
一
可以说，战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中国。但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立国的开始，无疑是美国在当时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同样身为殖民地的众多拉美国家，后来也通过独立战争先后摆脱了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却始终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可见，战争可以开创一个新国家，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美国，却需要种种其他因素。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美国建国初时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弗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毋庸置疑，领土扩张在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外交手段（1794年的美-英《杰依条约》），出资购买（1803年路易斯安娜购买案，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案），以及战争（1846-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等。可见，战争及军事只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19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19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国内读大学时，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强大，是在一战和二战中大发战争财的结果。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超越英、法等欧洲列强，跃居世界首位。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除了直接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有实力满足战争时期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军火需求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别无它国。一旦世界燃起战争烽火，只有美国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满足战争的需要，同时利用战争，化干戈为经济发展的机会。所谓“机会偏爱有准备之人”，不虚言也。概言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拥有的足以制胜的军事实力，都是以战前美国已经形成的经济实力为基石。经济实力形成在先，战场制胜于后，不可因果倒置。
至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前苏联为主的华约曾经大搞军备竞赛。苏联在核武器，常规武器装备，军队人员数量等方面，都不亚于美国，且拥有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最后，华约解体，前苏联分崩离析，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原形毕露。可见，军事、战争决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战争造就了美国”，言过其实。
二
有文章认为，美国文明的基因是军事，美国历史的中心性是战争。战争“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以此推知，美国在历史上应该屡屡挑起对外战争才是。众所周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是捍卫美国独立的战争。在美国内战中，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和军队，维护了国家统一，并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具有争议的是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交战双方对德克萨斯的归属各执一词，最后以墨西哥丧权失地了结。19世纪美国的最后一场主要战争“美国-西班牙战争（1898）”，起因于古巴等地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美国乘机插手，赶走了西班牙，控制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直接争夺并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毋庸置疑，美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都是不光彩的侵略行为。19世纪美国本土扩张中最为不幸的军事行动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上美国19世纪及其以前历次主要战争和军事行动，不论其是非如何，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足以代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及基本内容。
话说人类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美国才迟迟参战。如果说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不义之战，在二战时期，美国则站在正义的一方，和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寇、德国法西斯。断言“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使人联想到曾经穷兵黩武，挑起战争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德国，这不是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极大的反对。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错误和愚蠢的一场战争。但是，综观美国历史，不应恶其现在，攻其一生，轻易下“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这样的结论。
三
受19世纪中晚期欧洲列强“炮舰政策”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和武力扩张挂钩，认为商业利益必以“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这是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扩张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美国对外经济活动以对英国、欧洲的农业贸易为支柱。内战前，依靠棉花等农产品出口；其后，粮食产品（小麦等谷物），牛、猪肉类产品成为主要农业出口商品。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美国对外商业支柱，外汇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出口贸易，与海外军事行动毫无关系。
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力量上升，一些工业企业开始向海外寻求商业机会。最初是产品出口，进而直接投资设厂。到20世纪初，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在英国、欧洲及加拿大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工厂和销售部门。用一位美国公司在英国代理人的说法，就是“和平地工作（意指工商业贸易）以征服世界”。武力开路，“贸易跟着旗帜走”，在美国与拉美、亚洲等不发达地区交往时的确存在，但不代表美国对外商业史的全貌和主流方面。
至于战争对于美国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与成长的影响，更不应该随意夸大，乱加联系。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铁路公司。19世纪晚期，大型工商业企业开始出现，独具特色的美国现代工业研发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步制度化，现代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工业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同步进行，是当时工业革命的一大特色。根据企业/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而设立的相适应的现代管理结构和机制，到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关于这一点，美国企业史专家阿尔弗莱德·钱德勒有极为详尽系统地论述。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为美国政府机构，大学、工会等组织广为采用。过分夸大军事、战争的影响力，极易误导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
四
古人云：兵者，凶器也。战争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美国也不例外。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和二战，多少生灵死于非命。20世纪60-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除了人员伤亡外，更造成美国内部动荡，社会分裂。70年代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滞胀”的尴尬，日益上升的国家财政赤字，都与漫长的越战相关。上世纪90年代美元的强势地位，并非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经济陷于低迷状态，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恐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内新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果说1990年代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对其经济繁荣有积极影响的话，主要在于维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美国似乎又在走越战时期“枪炮和黄油都要”的老路，势必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且债台高筑，国际声望更是一落千丈。在风声鹤唳的反恐声中，美国人不是感觉更安全，而是更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军事与战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扩张和繁荣”。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人类经过上世纪两次世界战争后，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方面成熟了许多。以武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行为，虽未绝迹，但已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美国之实力，运用得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运用失当，轻易便可给世界带来灾难。遗憾的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许多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增加了国际社会中不确定、不稳定，甚至进一步敌对的因素。一超独大的傲慢心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预先打击”等霸权作风，少数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日趋依赖武力的倾向，皆令人深感不安。美国政府能否像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一样，意识到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从而以合作、外交、平等的方式，促进国际社会的协作、稳定、和平与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五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历史进程，正确理解美国之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建设性地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宣扬美国的本质、目的、历史中心就是战争，只能进一步鼓动中美对抗的情绪，于己于人皆不利。夸大战争在美国崛起中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岂不是要把国家的发展道路引入歧途。深入理解一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真实源泉和道路，更能坚定我们以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的信心。人类在21世纪内和平与发展的重担，仍将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大国共同承担。担子挑得好，是人类之福；担子挑砸了，这个世界，其实很脆弱。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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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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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叶 君 田淑慧
(吉林大学, 长春 130012)
摘 要 自 20 世纪 30年代以来, 美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可以说, 美
国的减税政策史是一部沉痛与光辉并行、曲折与浩荡兼具的发展史。本文重点研究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
变轨迹,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它带来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 减税政策 税收负担 演变 启示 美国
中图分类号 F81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0 ! 06 ! 22
作者简介: 叶君,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英美历史文化、跨文化交际。田淑慧,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 公共政策分析。
减税政策是一种扩张性政策。它是指通过降
低税率、缩小征收范围、取消或停征某些税种等
手段来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 进而降低企业或居
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 表现为一定时期内
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税负的下降。它通过发挥税
收的乘数效应, 对经济增长、供求关系、财政收
支、价格机制、就业水平等产生影响。美国是世
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 被公认为是在减税方面最
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它的税收政策是其宏观经济
政策及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消费及社
会政策的主要工具。美国的减税政策取向对世界
各国的税制变革及经济增长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
1 美国减税政策的历史演变
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标志性的著作是凯恩斯
于1936 年出版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一书。
减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美国的GDP 不同程度的增
长, 增加了私人储蓄和投资, ∃ 唤醒% 了美国经
济。美国减税政策的演变可以大致分为以下5 个
时期。
11 正统凯恩斯主义: 20 世纪40~ 70 年代的美
国减税政策
在20 世纪 30 年代初, 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
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失业率居高不下, 银行机
构大量倒闭, 通货膨胀加剧。这些严重动摇了西
方世界对自由市场经济内在稳定机制的信心。自
此, 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登上历史舞
台。凯恩斯主张实施减税在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以刺激总需求, 它成为二战后直至整个70 年代资
本主义国家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魂。
就在20 世纪40 年代, 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
阿尔文&哈维&汉森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的观点。
他主张政府应逆经济风向行事, 交替使用扩张与
紧缩两种办法: 在经济萧条期间, 采用赤字预算
的膨胀政策, 扩大政府开支, 减低税率, 提高社
会总需求; 在经济繁荣期间, 采用盈余财政的紧
缩政策, 缩减政府开支, 提高税率, 降低社会总
需求[ 1]
。补偿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赢
得了美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到了 20 世纪50
年代, 补偿性财政政策出现了各种失误, 导致经
济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的 ∃ 艾森豪威尔停滞% 局面。
1961 年, 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 为了使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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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10经济迅速走出 ∃ 艾森豪威尔停滞% 的泥潭, 他接
受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瓦尔特&海勒等凯恩斯主
义者的增长性财政政策的主张, 并于 1962 年开始
全面推行减税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使个人所得
税税率由20% ~ 91%的范围降到14% ~ 70% , 公
司所得税率从52%降到 48% [ 2]
。它扩大了社会总
需求, 并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此次减税
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成功的应用之一。
随后的美国第36任总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减
税政策。一方面, 他于1964 年2 月推动国会批准
了肯尼迪生前留下的 ∀减税法案#, 使公司税削减
255 亿美元, 个人所得税削减110 亿美元; 另一
方面, 又提出 ∃ 向贫穷开战%、建立 ∃ 伟大社会%
等执政口号, 在实践中把政府通过政策干预经济
的规模和力度扩大到空前的范围, 美国的实际
GDP 以令人瞩目的 55%的平均速度增长。但是
到70 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的局面, 凯恩
斯主义宣告失灵。美国终结了长期单一使用凯恩
斯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历史。
12 里根革命: 20 世纪80年代的美国∃ 供给性减
税%政策
1981 年里根上台, 为克服美国经济发展中的
滞胀问题, 他转而采纳了供给学派的经济政策主
张, 以全面减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方。里根
政府共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减税方案: ( 1) 1981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 ∀1981 年经济复兴法案#。此
法案主要包括将个人所得税最低税率14%和最高
税率70%分别降至11%和50% ; 颁布了加速折旧
条例 (ACRS) , 允许企业以 ∃ 重置成本% 来计提
折旧; 减少政府对个人、企业和州政府工作的不
必要干预; 支持稳妥可靠的货币政策; 增加国防
开支, 提高军事预算等内容; ( 2) 1986 年通过的
税制改革法案。在继续进行大规模减税的同时,
进行税制改革, 通过扩大税基, 降低税率, 加强
公平, 简化管理等方式来解决税制繁杂的弊端,
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税收
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表 1 详细列出了 1981
~ 1986年间里根政府的减税额度。
表 1 里根政府的 ∀经济复兴法案# 对联邦政府税收的影响[ 3 ]
项 目
个人税和非税收入 48 1414 1721
公司利润税收入 57 112 208 277 398 537
企业间接税和非税收入 5 2 6 5
社会保险税收入 5 5 6 6 6
总 额
(注: 减少额, 亿美元)
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涉及的税种多、减税数
额庞大, 在世界减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有资
料表明, 里根1981~ 1986 年的减税使得美国国内
的GDP 迅速增长, 1983 年、1984 年和1985 年的
GDP增长率分别为36%、68% 和 34%; 失业
率从1982 年的97%下降到1985 年的72%。里
根政府的 ∃ 供给性减税% 扭转了 20 世纪70 年代
末高失业率、高通胀率的经济 ∃ 滞胀% 局面, 为
企业积累了资金, 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刺激
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的发展。
13 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
国减税政策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
推动下, 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资本流动加强,
税基复杂多变, 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日趋激烈, 再
加上战争因素, 美国财政于 1991 年出现了高达
2687 亿美元的巨额赤字。高赤字伴随着高利率、
高负债、高汇率和高贸易赤字, 这 ∃ 五高%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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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10使老布什总统在位期间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为
了摆脱这种局面, 1993 年克林顿上台, 扭转了
∃ 里根经济学% 片面强调供给的财政政策, 推行
∃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以振兴美国经济。
克林顿的 ∃ 综合经济发展计划% 是一种增税
与减支并重的国家干预型平衡预算政策。它在财
政税收方面的内容主要是: ∃ 把财政赤字从1993
年的3167 亿美元减至1997 年的1810 亿美元。办
法是: 5年内增税 3200 亿美元, 把个人所得税率
由31%提高到36%, 最高达39% , 公司所得税税
率由34% 提高到36% ; 削减预算支出5000 多亿
美元, 其中削减国防预算880 亿美元, 削减医疗
保健支出和裁减10 万名政府机构人员的支出。 [ 4]
%
1997年, 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财政平衡预算法
案# 和 ∀减税法案#, 对税收进行可增可减的调
整。包括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率, 增加
儿童扣税额, 提高遗产税与赠予税的免征额, 提
高对个人退休账户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克林顿政
府实施的一系列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 使美国的
GDP增长率高于世界同期经济年增长率的25% ,
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削减了财政赤字, 美国
的财政状况进一步好转。
14 最富争议的联邦减税: 21 世纪初小布什政
府的减税政策
2001年3 月美国经济重现低迷, 结束了长达
120 个月的经济增长。美国税制不公平、偷税漏
税严重的弊端暴露无疑。小布什上台以后, 效仿
里根的减税增支政策, 企图再次利用减税拉动美
国经济增长。在一片反对声中, 美国议会终于在
2001年通过 10 年减税135 万亿美元的 ∀经济增
长与减税一致法案#。主要是削减个人所得税, 计
划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由 396% 降至
33% , 并简化税率级次; 增加了儿童税收抵免限
额, 由500 美元增加到1000 美元; 提高遗产税的
免征额, 并计划于2010 年取消遗产税等。这些减
税措施使小布什政府见到了经济复苏的曙光。布
什政府进一步加快了减税的步伐, 于 2002 年通过
∀创造就业与工人受助法案#, 2003 年通过 ∀就业
和经济增长减税协调法案#, 又提出 10 年减税
3500 亿的计划。
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减税政策遭到了经济学界
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布什减税的政策效果究
竟如何呢? 美国商务部在 2003 年 7 月的报告显
示, 2003 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 24% , 已
经超过了 18% 的预期, 经济开始复苏, 消费、
投资、就业、库存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均有所好转。
但也有批评显示, 布什的减税更有利于中高收入
阶层积累财富, 因为它将 60%的好处给了那些年
收入超过10 万美元的人, 使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
和不公平现象加剧。
15 金融之战: 迎接世界性金融危机挑战的奥巴
马新政
始于2007 年8 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
内蔓延, 金融市场出现恐慌, 国际投资银行纷纷
破产。金融危机把美国带入二战后经济最漫长衰
退的寒冬。为拯救美国经济, 奥巴马提出了刺激
就业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奥巴马计划的关键词就
是 ∃ 减税%。他提议国会通过减税法案来鼓励小型
企业投资并且雇用更多工人, 新投资的资本收益
税在1 年时间内将降为零, 而对投资支出的减税
有效期将延长至2010 年底。
奥巴马的减税法案的出台具有很强的阶段性
特征。2008年2 月, 奥巴马政府颁布了减税规模
为1680 亿美元的 ∀2008 经济刺激法案#。同年 8
月, 金融危机形势日趋恶化, 奥巴马政府又迅速
通过了 ∀2008 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 和 ∀2008 年
延长税收 (优惠) 和最低选择税减免法案#, 提出
减税约1100 亿美元的计划。其中包括对可再生能
源、交通和能源安全等4 个方面的税收优惠, 延
长灾害减免期限, 提高子女抵免限额等。进入
2009 年以后, 美国议会又通过了 ∃ 刺激经济法
案%, 规定的减税规模约为2810 亿美元, 创造350
万个就业机会。为了进一步控制财政赤字, 奥巴
马陆续向国会递交了2010 年度预算案和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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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10联邦政府预算案, 均涉及到了促进经济增长的税
收计划。
从美国减税政策的发展历程来看, 有一个事
实十分明显: 经济处于萧条时期, 减税和相关的
税制改革备受青睐。总体来讲, 美国的减税实践
没有阻碍自由市场的发育, 而且它已逐渐成长为
一种长期的财政战略选择。始于美国经济大萧条
时期的真正意义上的减税政策到现在已经有70多
年的历史, 从其实践的效果来看, 适度、公平的
减税政策能够 ∃ 唤醒%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 又
具有广阔的扩展空间。
2 美国减税政策演变的启示
着眼于美国的减税政策, 无论是肯尼迪! 约
翰逊时期的需求性减税、里根的供给性减税, 抑
或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揽子计划等, 减税政策已经
成为美国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 体现了
政府的政策意图和经济政策理论的发展趋势。它
带来了诸如GDP 的增长、储蓄和投资增加、暂时
缓解通货膨胀等功效。从整个美国减税政策的历
史演变中, 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启示。
21 减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 其作
用不可替代
减税政策的作用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
体的决策而间接实现的。对企业而言, 税收是企
业进行投资活动的重要成本。采取加速折旧、投
资抵免等减税政策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 引导
资源由非生产性投资转向生产性使用, 扩大生产
规模, 提高企业投资的预期利润率。对个人而言,
减税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积极参与到各种
投资活动中, 抑制闲暇消费, 有利于劳动供给的
增加。因此, 减税政策是增加社会储蓄、投资、
劳动以及就业的有效政策工具, 比增加政府支出
更有效应。所以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减税
在财政政策体系中的地位, 提升减税政策的重要
性, 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22 减税政策应该供求并重, 并适时作出调整
美国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减税实践表明,
减税具有 ∃ 需求% 与 ∃ 供给% 双重效应, 单一地
使用需求或者供给手段都行不通。供求 ∃ 天枰%
的失衡, 必然限制减税政策效果最大限度的发挥。
需求决定供给, 而供给又反过来对需求起到引导
作用。如果只重视总需求, 实施片面的需求管理
政策, 会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调, 出现经济 ∃ 滞
涨%; 如果只重视总供给, 则容易引发经济衰退或
下降。因此, 减税政策的设计者应该以美为鉴,
努力寻求各种财政理论的最佳结合点, 避免出现
供需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并在供求失衡之时进
行适当的微调, 做到供需并重。
23 对减税风险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谨慎选择减
税策略
从美国减税的历史实践上看, 减税对经济发
展能起促进作用。但减税风险是减税政策制定和
实施中不可规避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4 个方面:
(1) 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就短期来看,
减税直接减少政府财政收入, 进而会造成政府可
利用支出的减少, 并可能带来大量的财政赤字和
∃ 债台高筑% 现象; ( 2) 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减
税的出发点是税收政策延伸后对经济发展产生的
积极效应, 实际上是向公众让渡部分利益, 引发
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如果减税措施
使用不当, 将造成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 ( 3)
影响税制的严肃性和固定性。减税政策的实施是
对税收政策的局部调整或否定, 因此必然对既定
税制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如果不同时期和不同目
标的减税政策之间缺乏协调配合, 就更会加剧税
制的复杂化; ( 4) 减税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减
税的政策效果不如增加财政支出那样明显和直接,
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它对经济的激励效果往往
在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完全凸显出来, 尤其是在
扩大内需和提高居民购买力方面。
减税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它给减税政策的运
用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决策者在借鉴美国减税
的经验的基础上, 必须对减税风险给予充分的重
视。如果政府可支配的财力充足, 则可考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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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10全面的大规模减税, 否则应采取相对谨慎的减税
策略, 力争把风险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24 减税应与发展民生相结合, 努力寻求社会公平
从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去考察减税政策的动
机及效果并不难, 难的是减税如何真正的实现社
会公平。从实际情况看, 美国的减税法案受到抨
击和质疑最多的也正是关于减税的公平性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 美国减税拉大了贫富差距, 不符
合低收入者福利的增加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它
更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财富的积累, 使得纵向公
平难以实现。因此, 在设计减税政策时要有意识
的向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 着重减轻低收
入阶层的税收负担, 并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对民众基本公共物品的供应, 并且通过各种
∃ 民生% 支出, 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出和补助
的力度, 做到公平和效率兼顾, 使减税政策最大
限度的发挥作用。
25 减税要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 共同发挥作用
相对于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 如
今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可谓时过境迁。但美国减税政策的
历史经验表明, 美国政府在实施减税政策的同时,
还配合着财政、货币、汇率、价格杠杆等措施,
使他们共同发挥作用。比如, 政府可以通过控制
货币供应量来调节整个经济, 用发行货币的手段
来配合减税政策; 当减税造成收不抵支时, 可以
利用发行国债的手段来弥补财政的空白; 为了平
衡减税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 可以采用有增有
减的税收政策, 在某些不影响国计民生的产业部
门适当的增税等。总之, 为了应对刚性的财政支
出, 使减税政策取得预期效果, 避免单兵冒进,
有关减税的安排必须与其他政策配套实施。
参 考 文 献
1. 何盛明: 财经大辞典 ( 下卷) [M] . 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 1990: 1836
2. Anthony S. Campagna: US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1917~ 1985, New York: Praeger, 1987
3. 章嘉琳.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 [M] . 学林出版社,
375
4. 丁冰, 张连城. 现代西方经济学说 [M] . 中国经
济出版社, 2002: 97
The 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Policy
Ye Jun Tian Shuhui
( Jilin Universi 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30s, large- scale tax reduction polic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five times in the US. history. In another
word, the US. hi story of tax red uction has bitter experience parallels with glory and both t wists and magnificence. The paper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tax reduction, and thus further analyzes i ts enlightenment and the use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tax reduction policy; tax burden; development; enligh tenment;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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