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自论文《民国时期的蝗灾与社会应对》 下同
蝗灾，尽管它看起来已经离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很遥远，但就在不到100年前的中国，这种灾害曾经是仅次于水旱灾的第三大自然灾害。在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当中，共计有2100县次的蝗灾，一次蝗灾超过50县的就有15年次，而最高的1928年就有253县次的蝗灾记录。
在这其中尤以山东、河北为最。山东共发生蝗灾374县次，32年次（共38年），平均1.2年1次。放眼望去，全山东又有多少，不是灾民？
这并非冷冰冰的数据，而是血淋淋的灾难以及个体承受的，切实的悲剧。
我们这次从1927~1928年，那场席卷华北的蝗灾中，来看民国时期的蝗灾以及人们的自救。
通常民间有旱蝗相接的说法，这是因为蝗虫可保持繁育的温度最适宜的在28-34℃。加之山东大部分属于黄泛区，存在大量的江湖河滩、海滨，旱涝交织的山东地区又给了蝗虫近乎完美的气候、地理条件，致使整个民国山东人民遭蝗荼毒最深。而这其中又尤以1927~1929山东特大蝗灾为最。
1927年入夏之后，山东遇到了难遇的大旱。9月后秋蝗大作，鲁西南发生了70年未曾有过的蝗灾。《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中写道：“大批的蝗虫源源不断地飞来，天空中滚动着一团毛茸茸的蝗虫云，无数只蝗翅煽动，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巨响……它们疯狂地噬咬着，庄稼地里响着急雨般的声音，满目的丰收在望的稼禾在转眼便消失广了。”
蝗灾过后，寸草不生，给了当地的农民灭顶之灾。旱蝗两灾过后第二年，山东3万余村庄收成绝大多数只有往年的一成。1928年4月，华洋义赈会的报告称“山东最困苦之灾民，总计有千万以上，约占全省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这仅仅是灾难刚刚开始的第一年。此后灾情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据记载，山东1928年发生68县次蝗灾、1929年发生11县次蝗灾。在这般情形下，把整个山东划为重灾区也不为过。
让我们来把视野向下，看看那时候的民国百姓遇到的，真实困境。
这段时间的东非蝗灾后，广大网民和一些自媒体将“中国吃货”这个话题又炒了上去，什么“三个蚂蚱一盘菜”之类的，感叹中华民族的吃货属性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把李隆基吃蝗虫的民间传说拿出来说事儿，说中国人吃蝗虫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
可问题是以前的中国人，真的会将蝗虫视为一种美食，然后烹饪之吗？民国时期会吗？
其实，这只是现代人一种相当浪漫而且幼稚的想法而已。
真实的情况是，在民国时期相当大的一部分百姓将蝗灾视为天罚，如果对蝗虫进行捕杀，则会惹怒神佛。尽管有一些捕杀的行为（多发生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普遍。
刘猛将军形象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指出：“虽然水旱二灾有重有轻……惟蝗不然，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之无遗育。”充分指出，治理蝗灾中人事的重要性，并且在该篇下文还提到治理蝗灾的多种办法。在明清易代以及清前期，蝗虫捕杀的各种方法已经有之，但后来由于人事的腐败，这套措施逐渐的在民间衰落下去，使得老百姓不得不向巫术求助，甚至在民间形成了蝗灾来临人为不可干预的思想。
蝗灾来临后，普通老百姓的本能反应，是赶紧祭祀驱蝗神刘猛将军（原先以八蜡庙为主）。刘猛将军的民间信仰在清朝被官方承认后，成为一个普遍的民俗文化现象。1927年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老家）发生蝗灾后，村民在自家堂屋拜起了神案，刘猛将军庙、土地庵、城隍庙等等，但凡是个神庙都被农民踏破了门槛，错过了捕杀蝗虫的最佳时机。等到蝗潮过后，留下的也是赤地一片。
民间小吃 炸蝗虫
这样的情况在抗日战争期间仍然存在。如在1942年大饥荒中，洛阳栾川县甚至出现了蝗虫吃人的悲剧，其下潭头镇的百姓对蝗虫手足无措，甚至敬畏有加，叫它们“蝗虫爷”。河南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在潭头镇进行宣传，称“蝗虫是一种富含高蛋白的小昆虫，对人体很有好处”。训导长赵新吾和他的夫人到田地里抓蝗虫，当街油炸食用，并且拿出一部分经费鼓励大家捕杀蝗虫，百姓捕一斤蝗虫可以换五分钱，五分钱可以换一个半鸡蛋，一些中小学生一天就能挣个7角钱，着实是一笔巨款。
由此才打破了潭头镇百姓认为“蝗虫是神虫”的封建观念，但这样的普及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慢慢在全国铺开。
一些科学团体和地方官员进行宣传和治理的时候，往往会受到百姓的阻拦。《湖口彭泽治蝗纪实》中就写道，治虫指导员陈家祥到江西湖口的农村，劝导农民不要求仙问佛，而是要用科学的办法治理。不料数十名农民拿着镰刀铁锹冲进指导员的休息地破口大骂，称科学的办法是“系骗人的”。
胡适也以他一贯的悲观态度，讥讽中国的农民，他嘲笑道：“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蝗灾过后往往会导致一个地方饥荒的蔓延，由此产生卖儿鬻女、易子而食的悲剧。1927年这场发生在山东的蝗灾就是如此，山东百姓将家中所有牲畜、财产卖光，甚至连土地都典当，但由于农民大量的在市场上抛售，这些财产的价格往往又比平时低了不少，有些只有原价的十分之一。
1928年大公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鲁灾目击谈》的报道，反映了山东临清、冠县人口买卖的情况：“十五六岁之女子，不过售洋二三十元，十龄上下者，仅值五六元而已”。另一篇《北省灾民之惨状》记载，因为农民没有能力养孩子，一些农民把孩子扔在井里，“竟至湮塞”。当地灾民又旋聚为盗，祸乱一方，基层秩序几乎崩塌。
而这样的悲剧，只不过是近代灾荒史的一角而已，这样的情形不断的上演，以至于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灾荒史专家李文海这样说：“一旦接触到大量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之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之严重所震惊。……在中国近代社会，‘十年倒有九年荒’这句话，丝毫不是文学上的夸张，而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中国近代史中，最值得歌颂的第一是历经苦难的劳动人民，第二是为生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在治理蝗灾这个盘旋我们民族头上数千年的恶魔的路上，有一代又一代的能人志士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民国时期，对蝗虫灾害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有张巨伯、戴芳澜、张景欧、杨惟义、邹钟琳、吴福祯、尤其伟、李凤荪、蔡邦华、傅胜发、邱式邦、任明道、钱声浩、马骏超、陈家祥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出身在东南各省的富裕家庭，却毅然决然的进行农学方面的研究，深入穷困的农村一线进行调查、实验，不怕苦不怕累，为我国昆虫学、农业害虫防治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也给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除却大规模的蝗灾有奠基之功。
1941年，吴福桢的弟子钱浩声研制了第一架国产手动喷雾器“七七”喷雾器 非上图
这一批知识分子介绍了国外先进的治蝗办法，并根据本土特点加以改进。当时比较流行的治理蝗卵的办法有耕锄法、掘卵法；治理成虫的办法有掘沟法、火烧法、火光诱杀法、油杀法、毒饵法、器械除蝗法等，在实际的应用中以人工扑打为主，至于其他办法只有在经济情况略微良好的地方才使用。
他们还对蝗灾进行了科学普及工作，如到地方进行科普宣传、设立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等，并在1935年召开了七省治蝗会议，推动官方进行立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制定了《农作物病虫害防除规则》、《治蝗冬令除卵办法》，地方政府则陆续成立的昆虫局，而基础政府则依托地方保甲组织治蝗队等等。
除此之外，老百姓自身也对蝗灾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比如最近互联网上突然被人熟知的用鸡鸭治理蝗灾的办法，实际上在明清时期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已经有实践。
如在江苏南京八卦洲就极度推崇养鸭治蝗的办法，百姓自发组织了“八卦洲治蝗养鸭会”进行办法的推广和农户的补助，提升农民农副收入的同时也大大的降低了蝗灾发生的风险。还比如，江西的民众自创了“三角灯诱杀法”和“悬灯张幕扫集法”，利用灯火吸引蝗虫，然后用火油闷杀，一晚上能捕捉五六十斤蝗虫。
而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奖励措施，比如安省在1937年就有政策，标准为“一斤飞蝗换面粉1-2斤，一斤跳蝻换面粉半斤，蝗卵一斤换面粉1-3斤”，包括征募捕蝗人员也有报酬。
但于全国而言，这些治理措施都如杯水车薪一般，在民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和腐败的官僚体制之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无法彻底的根治这一个灾害。
明朝郭敦飞曾写诗《飞蝗》，全诗如下：
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
牵衣顿足捕不能，大叶全空小枝折。
去年拖欠鬻男女，今岁科征向谁说。
官曹醉卧闻不闻，叹息回头望京阙。
此诗反应的是在蝗灾过后，百姓遇到的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即便是在民国时期，这首诗反映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
尽管我们能看到知识分子和一部分人民群众在全力的推动治蝗事业，但这些条款和制度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在实践中难以推行，相关的经费也被地方政府上下其手，贪了个干干净净。民国长期割据分裂的情形，也加剧了蝗灾的蔓延。要知道蝗虫过境，可是不分你是河北人还是山东人的，但基层地方政府往往各行其是，全国范围内也没有有效的统一措施，致使蝗灾愈演愈烈，百姓苦不堪言。
《流民图》部分
民国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一面是纸醉金迷的城市浮华，一面是饿殍遍野乡村惨状。
若是仅看一面，我们都无法正确的了解那个支离破碎的年代。
有的人，心中只有大师，却没有百姓。
我希望人们能了解那些粉墨人物之间的爱恨情仇、鸡毛蒜皮之外，还能了解这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小老百姓之间的生离死别、患难真情。
那一个个看似冷冰冰的受灾数字、死亡数字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又一个肉体凡胎的人类所遇到的真真切切的苦难。
研究灾荒史不算是一个讨喜的活，也有人说你在盛世说灾，总有不好的导向，也有吃人血馒头的嫌疑。但我总觉得，过去的苦难中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答案”，他是我们人类历史的“错题集”，若不时常翻阅，又怎么能面对，未来一场又一场的“大考”呢？
(一)旱灾——我国发生范围最广、频次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渐发性气象灾害。1.四个旱灾多发中心：华北、华南、西南和江淮地区2.不同区域的旱灾特点：（1）东北地区盛夏干旱，“三天一小干，五天一大旱”。由于降水相对稳定，旱灾频次相对较少。（2）华北地区春旱严重，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旱灾频次居首位。（3）长江地区伏旱，有农谚“春旱不算旱，夏旱减一半”。 7月份雨带北移，受副热带高气压带控制，易发生旱灾，但是，台风雨经常可以缓解灾情。（4）华南地区夏秋旱。 （5）西南地区四季均可发生旱灾。总的说来，我国旱灾以春旱发生地域最广，频率最高，夏旱和秋旱次之。 3.旱涝关系（1）旱灾和涝灾在时间上交替：我国主要旱涝交替区有黄河流域、海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等地区 （2）旱灾和涝灾在空间上交错出现：即某一地带雨涝而另外大片地区干旱，即“这里不涝那里涝，这里不旱那里旱”的现象。4.我国农业旱灾灾情严重(二)台风灾害1.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遭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位于太平洋西岸，由于西太平洋台风具有向西北方向移动的特征，因此，我国极易遭受台风的袭击。2.台风发生的时间：主要为盛夏至秋初3.台风灾害的空间分布特点：沿海重、南方重。4.台风造成的损失:台风造成的损失约占全国自然灾害损失的15％--20％，其中沿海省区的台风灾情最重。(三)寒潮灾害1.发生时间：9月至次年5月每年春秋两季有两个寒潮高峰期，即3—4月和10～11月，前者更强。春秋季节爆发的寒潮对农作物的危害最大。 2.源地：北方大陆与冰雪洋面3.路径：偏西路径——经新疆和蒙古高原向日本海及东海北部移动；偏北路径——经蒙古高原向我国南方移动；东北路径——经日本海或我国东北向我国东部沿海侵入。4.我国山脉走向对寒潮的影响东西向山地，如天山、阴山、秦岭和南岭等，山体北侧冷空气堆积，灾害加剧；山体南侧相对温暖，灾害减弱。南北走向的山脉，形成冷空气的通道，使冷空气可以分流南下，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两广地区甚至海南岛。我国青藏高原的海拔高于寒潮天气系统的上界，因此很少受到寒潮影响。 5.影响地区：除青藏高原、滇南谷地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寒潮影响。发生频次高，东北地区最多，华北次之，再次为西北和长江流域，华南最少。6.各地灾害表现：北方主要表现为大风、降温、霜冻、暴风雪等；南方主要表现为降温、冻害、雨雪等(四)沙尘暴——华北地区春季影响很大的气象灾害 （1）概念：沙尘暴是沙暴和尘暴两者兼有的总称；是指强风把地面大量沙尘卷入空中、，使空气特别混浊，水平能见度低于1千米的天气现象。（2）发生与防治 ①沙尘暴发生时间：冬春季节②沙尘暴产生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大风——形成沙尘暴的动力条件；二是地面的沙尘物质——形成沙尘暴的物质条件；三是不稳定的空气状态和局部地区的热力条件。③防治沙尘暴最有效的人类行为是植树造林、种草，增加地表植被覆盖，这样可以减小风速，降低沙尘暴的动力条件，增加湿度，调节并改变局部地区的热力条件；可以减轻沙化，降低沙尘暴的物质来源条件。五)气象灾害多发区——华北地区1.最常发生的气象灾害：干旱、寒潮、沙尘暴、冰雹、干热风、霜冻等，其中干旱—沙尘暴和干旱—虫灾是主要的气象灾害。2.气象灾害多发的原因：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五、中国的生物灾害（一）农作物病虫害1．特点：种类多，危害大，灾情东部重于西部。2．危害：不仅造成农作物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还导致农产品大批量变质，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3．对农作物危害最大的几种病虫害及其分布：（1）小麦锈病（包括条锈、叶锈和秆锈）——是中国发生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一类小麦病害，在各麦区均有发生。（2）水稻病害的分布与灾情（3）棉铃虫分布与灾情（二） 森林病虫害1．危害：导致林木生长量减少，森林枯死，不仅对我国森林工业造成极大损失，而且对森林生态功能造成严重破坏。2．导致森林病虫害多发的人为原因：主要是大量单一的人工林替代了种类多样性丰富的原始森林，使森林对有害生物的自控能力降低。3．主要害虫——松毛虫松毛虫发生频率的地区差异：常发区 海拔低于400米、平均气温25℃以上的地区偶发区 海拔400～500米、气温在10～25℃的地区 (三）蝗灾与鼠害——两种最广泛的生物灾害1．蝗灾：（1）危害最严重的爆发性生物灾害。其中，危害最严重、成灾率最高的是飞蝗，俗称“蚂蚱”。对农、林和牧业的破坏具有毁灭性。（2）主要种类及分布（3）蝗灾与旱涝的关系：旱灾与蝗灾经常链性发生，在干旱少雨年份，河湖水位降低，退水区域特别适宜雌蝗产卵，使得蝗虫数量激增。若前期干旱少雨，利于雌蝗产卵，而后期多雨又利于蝗虫幼虫成长，蝗灾就会爆发。2．鼠害（1）危害：老鼠不仅糟蹋粮食、破坏草原和危害林木，而且传播疾病，危害人体健康。我国鼠害发生面积广、种类多、危害大，对农、林、牧业造成的损失相当严重。（2）我国鼠害的地域差异显著 分布本区农业特点常见害鼠亚洲东部喜湿鼠类危害区包括东北、华北和西南区的大部、华东和华南的全部。本区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开发历史久远，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褐家鼠、小家鼠等亚洲中部耐旱鼠类危害区包括我国西北区的大部、青藏高原大部，以及东北和华北区的边缘地带。本区降水量少、气候干旱。小家鼠、黄鼠等(四)生物入侵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因而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成为古今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早在明清时期，就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治蝗类农书，在蝗虫习性、蝗灾发生规律、除蝗技术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学认识和总结。如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成为中国古代蝗灾研究的杰出成就。进入20世纪后，伴随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们投身于中国历代蝗灾与治蝗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为响应联合国提出的“减灾十年”活动，学术界更掀起了对中国灾害学、灾害史的研究热潮，蝗灾史研究也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出现了不少文章与论著。据笔者初步统计，20世纪以来约发表专题论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论著有30余部。纵观百年来的研究历程，大致表现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状况20世纪初，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传入，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学者，如吴福祯、陈家祥、邹钟琳等人，在进行现代蝗虫的分类与分布、蝗虫生活史与生活习性的观察、飞蝗的预测及防治工作的同时，也把研究的触角伸到蝗史资料，以期对蝗灾发生有个纵深的认识。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陈家祥《中国文献中关于蝗灾之记载》(写成于1928年，1938年以英文发表、李凤荪《捕蝗古法》(《昆虫与植病》1933年第1卷)、马骏超《江苏省清代旱蝗灾关系之推论》(《昆虫与植病》1936年第18期)。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开始了蝗灾的统计，如被视为中国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商务印书馆，1937年)，就对包括蝗灾在内的中国历代自然灾害次数与频率作了统计。陈高佣编写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国立暨南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辑录出257年次的蝗灾记录。其中邓氏所统计的蝗灾次数多为后人引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状况真正意义上的蝗史研究工作开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中国大规模的药剂防治蝗虫工作正如火如荼展开，为了更全面弄清蝗灾发生规律，当时不少学者对蝗史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曹骥《历代有关蝗灾记载之分析》(《中国农业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讨论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灾发生情况，及其与旱灾、水灾、温度、天敌、人类防治等因素的消长关系；并运用数量统计、对比分析的方法，绘有多种关系曲线表。这是较早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统计古代灾害的尝试，也是后来研究者用得较多的方法。郭郛《中国古代的蝗虫研究的成就》(《昆虫学报》1955年第5卷第2期)，对中国古代的治蝗成就进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馆自然灾害搜集组《安徽地区蝗灾历史记载初步整理》(《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2期)一文是对该馆编制的“安徽省近千年来自然灾害分区统计表”中关于蝗灾记载的整理分析，得出该地蝗灾的发生表现出连续性与广泛性、蝗灾与旱灾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等结论。此外还有钦白《历代捕蝗记》(《安徽日报》1961年8月17日)，兆寅《陈振龙在农业上的又一贡献——〈治蝗传习录〉介绍》(《福建日报》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刘昌芝《徐光启对蝗虫生活习性的认识》(《生物学通报》1964年第5期)等。当时一些省市文史馆、气象单位也编纂了蝗灾或包括蝗灾在内的自然灾害史料，例如广东省文史馆编《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订本，内部出版)，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国家气象局组织收集气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气象研究所，华北、东北十省(市、区)气象局，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合编的《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合订本)》(1975年)，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合编的《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湖北武汉中心气象台编《湖北省近五百年气候历史资料》(1978年)等书，其中也收录了不少蝗灾材料。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研究状况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和人们环境意识的加强，尤其是减灾活动的展开、灾害学学科的兴起，对有关中国古代蝗灾与治蝗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在关于蝗灾发生的频度与强度、防治蝗灾的措施方法等问题上的研究投入了颇多精力，有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系统、全面、深入探讨的趋势，尤其是在多学科知识交叉运用方面更为突出。为清楚地展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为综合性研究、断代与区域研究、治蝗技术与蝗虫文化、古治蝗书研究、蝗史资料整理等五个类别进行介绍。 黄河流域蝗灾特点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在大水泛滥后，则经常发生严重的旱灾。水、旱灾害的交替发生，使在沿湖、滨海、河泛、内涝地区出现许多大面积的荒滩或抛荒地，这就直接形成了适于飞蝗发生并猖獗的自然地理条件。郑州以下黄河河泛蝗区以及渤海湾蝗区也都直接受黄河历代决溢改道、入海水道的改变以及河口泥沙堆积等作用形成。因此，从对近代黄淮平原东亚飞蝗发生基地的分布及其近300年来蝗虫猖獗发生的原因，以及各地县（府、州）志所记载的资料，结合各河道历代变化分析中，可以认为：这一地域内东亚飞蝗发生基地以及蝗区的形成是与黄河河道的历代变迁有较密切的关系。此外，从东亚飞蝗发生基地在黄淮平原的形成时序上看，当前黄河在海口形成的三角洲蝗区应系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追溯黄淮平原的生成历史，推断最原始的东亚飞蝗发生地可能系郑州-开封东北至临清-禹城以南的古黄河冲积扇地带；河泛蝗区的形成次之，滨湖与内涝蝗区的形成则较为近期。黄河较大的改道对于河泛蝗区飞蝗发生地的形成以及滨湖蝗区的形成都有较明显的作用。黄河中、下游沿岸的东亚飞蝗蝗区，除利津以下的滨海蝗区外，主要有两个类型：河漫滩蝗区（一般可分上、中、下3个滩区，中滩是飞蝗的主要发生地）和黄河故道及泛滥蝗区（黄河改道后遗留的故道和决口的泛滥区，即黄泛区）。黄河流量、水位与淹滩面积有一定相关性，一般是流量大、水位上升，淹滩面积增加，对东亚飞蝗在滩区的发生产生较大影响。上水时期与积水时间对东亚飞蝗的影响：5月份河水漫滩并于6月退水时。减轻当年夏蝗发生程度。7月上、中旬上水到8月上、中旬退水时，则秋蝗发生面积最小。8月底以前上水、退水，秋蝗随退水产卵，来年夏蝗则偏重发生。在9月上、中旬秋蝗产卵盛期上水时东亚飞蝗向未淹水的较高的老滩集中，来年夏蝗在较高地带常出现小面积高密度蝗群。如果连年黄河流量较小时，滩地上水面积减少，东亚飞蝗发生面积增加；相反时，绝大部分滩地连年上水，则东亚飞蝗发生较轻。由于黄河断流时间是夏秋季（7～9月）和春夏季（2～6月），这期间正是东亚飞蝗的发育和繁殖期，河道的断流直接影响河南、山东等省黄河滩地飞蝗的发生动态。据调查，在河南省黄河的20个断流年份中，有15年同时发生了100头/m2以上的高密度；从1971～1997年工27年的蝗虫发生情况分析，黄河流域东亚飞蝗重发生年份则有17年，除1985～1986年的发生与黄河无直接相关外，均与黄河断流直接有关。广大牧区蝗灾特点中国牧区总面积416万km2，约占国土面积的43%，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牧区及农牧交错区则地处中国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其年降水量约50～400mm，干旱发生频次多、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旱灾严重影响牧草的产量和质量。广阔的草原包括荒漠、半荒漠、荒漠草原、典型草原、山地草原草甸地区。由于草原和草甸的地域性及植被类型的差异，那里的蝗虫发生特点与我国黄河流域农业区域有明显不同。其主要特点为：种类多（约200种，去中可造成危害者约20多种）、分布广（不同类型的四季牧场及农牧交错区几乎均有蝗虫分布）、密度高（不同类型牧场均可发生较高密度的蝗虫）、食性广狭不一、优势蝗虫种群发生期迟早不同、某些优势蝗虫种群如西伯利亚蝗、意大利蝗、亚洲飞蝗等的扩散迁移与繁殖能力较强等。因此，草原蝗虫的成灾特点与农业区飞蝗成灾特点不同。牧区及农牧交错区蝗灾发生特点常由于草场退化、沙化、过渡放牧（草场牲畜载畜量超载）、泛垦草场等较为严重，这不仅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也导致了某些蝗虫种群（特别是那些旱生类群）的猖獗发生与危害。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着草原及畜牧业的发展。因此，在蝗害的治理上，除仍应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原则，并以草原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和维护其动态平衡为指导思想，继续贯彻“改治并举，根除蝗害”的方针，以达到保护草原和农牧业的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