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 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 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 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 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历史教育的现实意义，可以简略地概括为“鉴往知今，资政育人”八个字。具体说来：
第一，在推动人文科学其他学科的发展中，在推动人文科学之外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管理科学等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因为没有历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没有历史学使时序化、整体化、实证化从一般的笼统的要求变为深入而具体的现实，所有其他学科历史内涵的发掘，就会缺失它们依以存在与确立的坐标，以及使这种发掘不断深化的动力。
第二， 具有认识功能，即能够为人们了解现实和预测未来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使人们认清人类历史和各种事物是怎么发展变化的，现在有些什么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后将会怎么发展。
学习历史可以增强人们历史的眼光，即善于从历史上来看问题，重视历史的条件和因素。大哲学家黑格尔就非常重视历史，他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我们有历史。” 如果缺乏历史的眼光，忽视历史的因素，往往就会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产生急躁甚至浮躁的心理，追求短期效应，造成工作的失误。如果有历史的眼光，就会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些，考虑得更慎重、更周全些。
第三，具有借鉴功能，即能够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使人们以史为鉴，避免重犯人类历史上曾犯过的错误。
著名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为皇帝提供历史借鉴的。梁启超曾称赞这部书最“益人心智”。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阿在起所著的《历史》一书中也说得很明白：“就政治生活而言，最好的教育和训练就是要研习历史。取鉴于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第四，具有教育功能，其中包括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历史眼光的教育等等。
学习历史，对于提高人们的人文素养、思想境界、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塑造美好的心灵、学习做人都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中可以体验先辈们在追求理想、改变命运过程中的痛苦与欢乐、挫折和胜利，感悟到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
第五， 还具有特殊的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和消遣功能，即可以通过学习历史度过闲暇时光，并可以从中得到愉悦和审美的情趣。
什么是学术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VDC 001.81、CB 7713-87号文给学术论文的定义为：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知识和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在社会科学领域，人们通常把表达科研成果的论文称为学术论文。
学术论文具有四大特点：①学术性 ②科学性 ③创造性 ④理论性
①学术性：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学术”，所谓学术，是指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所谓学术性，就是指研究、探讨的内容具有专门性和系统性，即是以科学领域里某一专业性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当然也有的学术问题，仅凭一个专业的知识解决不了，就会由两个或几个专业的专家联手合作研究，运用各自的专业知识，解决一个学术问题，写出学术论文。例如夏商周断代问题，单靠历史学家就解决不了，于是调集古文字学家、天文学家、考古学家等等多学科专家共同研究，再写出科学论著。学术论文从选题上说有很强的专业性。如《唐代中书门下体制下的三省机构与职权》、《中苏条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论宋太宗》等单从题目上看就有很强的专业性。相反，如《我所认识的启功先生》、《假期：少儿看电视悠着点儿》等等单从题目上看就没有专业性。
从内容上看，学术论文更是富有明显的专业性。学术论文是作者运用他们系统的专业知识，去论证或解决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问题。有时候，单纯从题目上还难以判断是否学术论文，必须从内容上加以辨别。如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我国主要大报都发表社论，虽然它也谈历史问题，但主要着眼于现实，这就不是学术论文，而是议论文、政论文。如果某个历史学专家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某个问题就是学术论文了，如《历史研究》2002年第一期发表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源的文章《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分析立宪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张謇与汤寿潜在辛亥革命时期在各项革新事业中的贡献，这就是学术论文了。再如关于破除迷信的论题，可以写成政论文或思想评论，但如果由一位地理学家运用地理知识去论证“风水术”的古代科学与封建迷信并存一体的特点，这就不是一般议论文，而是学术论文了。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剖析“算命术”和“占卜术”，也很可能成为一篇心理学专业性较强的学术论文。所以从内容上看是否有明显的专业性是学术论文和一般议论文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从语言表达来看，学术论文是运用专业术语和专业性图表符号表达内容的，它主要是写给同行看的，所以不在乎其他人是否看得懂，而是要把学术问题表达得简洁、准确、规范，因此，专业术语用得很多。
② 科学性：
科学性是学术论文的特点，也是学术论文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开展学术研究，写作学术论文的目的，在于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从而促进科学的繁荣和发展，这就决定了学术论文必须具有科学性。
所谓科学性，就是指研究、探讨的内容准确、思维严密、推理合乎逻辑。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首先是研究态度的科学性，这就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要以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密的方法开展学术研究。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就必须从大量的材料出发，通过分析材料得出结论。而不能先有结论，再找材料去论证。从事实验研究，就应对课题进行系统的多方面的实验，从大量的实验数据中分析综合，得出正确的结论。
现在为已经去世的人写传记之风很盛，尤其是当代人物，某位干部去世了，其子女或许搞到一笔钱，就物色某个人，请他为其亲属写传纪。有的人就为尊者讳，任意拔高，违背史实，歪曲史实，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传记，必然科学性不强。
态度的不端正主要表现为：有的人为了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故意歪曲事实，标新立异，甚至伪造事实，提出所谓新观点。如英国一位曾经名扬四海的研究者，“深信理论无误而编造数据”；前苏联的一位女科学家为了使自己声名显赫而虚构“细胞起源”的假实验。也有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私人目的，窥测方向，看风写文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专门看权威者的意向，完全以某一权威的是非为是非，这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科学的态度，就不可能写出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来，例如毛泽东同志对李白与杜甫的态度不同，更喜爱李白而不太喜爱杜甫。郭老知道后，在他的著作《李白与杜甫》中，就扬李抑杜，从而使这本著作的科学性就打了折扣。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其次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也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进行科学探讨。科学性在思唯方式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逻辑性。王力先生说：“撰写论文，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用逻辑思维，如果没有科学头脑，就写不出科学论文，所谓科学头脑，也就是逻辑的头脑。”（引自《谈谈写论文》见《怎样写学术论文》PS.北大出版社1981年）
有些史学论文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用简单化的方法，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这都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这不符合事实。历史人物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评价他，一定要实事求是。有几分功就肯定几分功，有几分过就指出几分过，这才是科学的。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就是先用归纳法，再用演绎法，而不能反过来。要从大量的具体材料去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以归纳为基础，再作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对结论还要多设疑问，反复思考论证，凡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的研究，都是反科学的研究方法。
学术论文要做到科学性，第三是内容的科学性。什么样的内容才符合科学性？这就是论点正确，概念明确，论据确凿充分，推理严密，语言准确。
论点（观点）即学术研究的成果结论，这个结论应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揭示客观真理，符合客观实际，经得起实践验证，经得起推敲和逻辑推理。
论文中概念的外延、内涵要有明确性、准确性和确定性，不能模糊不清，也不能随意更换概念。
论据要确凿充分，不能使用孤证就轻率得出结论，更不能歪曲材料，伪造材料。
推理严密就是论据和论点有机联系而无懈可击，假想推断要有严密的逻辑性，有些考证需要类比，也要注意类比的可比性与可靠性。
③ 创新性：
创新性被视为学术论文的特点之一，这是由科学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如果科学研究只作继承，没有创造，那么人类文明就不会前进。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发现、不断发明也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精神，这个民族就要衰亡。同样，一篇论文如果没有创新之处，它就毫无价值。
学术论文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填补空白的新发现、新发明、新理论。人类的科研活动，主要是发现活动和发明活动。发现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成就。把原来存在却未被人们认识的事物揭示出来，就是发现。如居里夫人发现镭，考古学家发现恐龙化石等。科学发现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财富，使科学得到发展。发明是改造世界的科技成就，运用知识发明出对人类有用的新成果，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如蒸汽机、电子计算机等等。新理论是一种自成系统的学说，它对人类的实践具有巨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李四光的“新华夏构造体系”、邓小平理论等。
B. 在继承基础上发展、完善、创新。创新离不开科学继承。有不少研究成果，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也是一种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发展。如日本彩电，继承了三分欧洲技术、七分美国技术，在综合国际300多项高新技术基础上，创造了更先进的日本技术。电子计算机也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继承、创新，不断发展，至今仍以日新月异的速度更新换代。邓小平理论也是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C. 在众说纷纭中提出独立见解。开展科学研究过程中，学术争鸣是不能避免的，参加学术争鸣切忌人云亦云，应对别人提出的观点和根据给以认真的思辨，并积极参与争鸣，大胆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立论根据。对活跃思维，产生科学创见做出一点贡献，也是一种创造性。
D. 推翻前人定论。由于人们在探究物质世界客观规律过程中，总是不能一下子穷尽其本质，任何学派的理论、学说，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正确。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研究者本人的知识结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他们研究而得出来的结论，即使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但随着历史发展，科学进步，研究手段的更新等，很可能会发现这些定论存在着问题。所以，对待前人的定论，我们提倡继承，但不迷信，若发现其错误，就需要用科学的勇气去批判它、推翻它。科学史上这类例子太多了，这也是一种创新。
E. 对已有资料作出创造性综合。之所以这也是一种创新，就在于作者在综合过程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引导人们去解决问题。
当今世界，信息丰富，文字浩瀚，能对资料作分门别类的索引，已经备受欢迎，为科学研究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而整理性论文，不仅提供了比索引更详细的资料，更可贵的是整理者在阅读大量的同类信息过程中，以他特有的专业眼光和专业思维，做出筛选归纳，其信息高度浓缩。整理者把散置在各篇文章中的学术精华较为系统地综合成既清晰又条理的问题，明人眼目，这就是创造性综合。这种综合，与文摘有明显区别。这种综合需要专业特长，需要学术鉴赏水平，需用综合归纳能力，更需要发现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敏锐力。
我们应积极追求学术论文的创造性，为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自觉抵制“人云亦云”或毫无新意的论文，也应自觉抵制为晋升职称而“急功近利”、“鹦鹉学舌”地去写那些重复别人说过的，改头换面的文章。将论文写作当作晋升职称的“敲门砖”，这是学术的悲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一篇学术论文的创造性是有限的。惊人发现、伟大发明、填补空白，这些创造绝非轻而易举，也不可能每篇学术论文都有这种创造性，但只要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一点新的东西，提供一点人所不知的资料，丰富了别人的论点，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学术做出了贡献，就可看做是一种创造。
④ 理论性
学术论文与科普读物、实践报告、科技情报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具有理论性的特征。所谓理论性就是指论文作者思维的理论性、论文结论的理论性和论文表达的论证性。
A. 思维的理论性。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思考，不是停留在零散的感性上，而是运用概念、判断、分析、归纳、推理等思辨的方法，深刻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经过高度概括和升华，使之成为理论。
进行理论思维，把感性认识变成理性认识，实现认识上的飞跃，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做到的，这需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有的人因时间紧迫，或因畏惧艰难，在理论思维上怯步，以致把学术论文写成罗列现象，就事论事，从而使学术论文失去理论色彩，其价值也就大为逊色了。
B. 结论的理论性。学术论文的结论，不是心血来潮的激动之词，也不是天马行空般的幻想，也不是零散琐碎的感性偶得。学术论文的结论是建筑在充分的事实归纳上，通过理性思维，高度概括其本质和规律，使之升华为理论，理性思维水平越高，结论的理论价值就越高。
C. 表达的论证性。学术论文除了思维的理论性和结论的理论性外，它还必须对结论展开逻辑的、精密的论证，以达到无懈可击、不容置疑的说服力。
在弄清什么是学术论文之后，我们对史学论文就好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