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
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物质基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历久不衰,并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这与古代经济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古代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 以比较的思维看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
理解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是个避无可避的问题，结合多版教材的论述，从耕作方式、经营方式、生产模式等多角度探讨，通过比较的思维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厘清思路。
1 研究思路
什么是基本特点。特点是指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特别或特殊之处，这势必要有参照物，即“与……相比，该事物的特征”;基本即主要。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就是指它的主要特点。
确定比较角度。应该抓住影响农业经济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如耕作技术、经营方式、土地制度等。
确定参照物。从纵横两个方向同性质比较，横向是跟世界其他地区对比，纵向是跟近现代中国比较。
2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2.1 耕作方式、耕作技术、生产模式
耕作方式：铁犁牛耕是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耕作方式偏重于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原始农业刀耕火种，传统农业铁犁牛耕，现代农业机械化生产。中国古代农业耕作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远古社会的刀耕火种，夏商周的石器锄耕，春秋战国开始的铁犁牛耕。耕作方式也可理解为以什么单位进行耕作，同于经营方式。
耕作技术：耕作技术不断进步。广义的耕作技术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工具，二是水利工程和灌溉工具，三是具体农业生产技术和 方法 ，含土地使用(休耕、轮作、套作)、田间管理、节气、选种、收获、晾晒、储藏等。狭义上是指在同一种耕作方式上进行的具体技术创新，如从西汉藕犁到东汉一牛挽犁，耕作方式还是铁犁牛耕，但耕作技术却在不断进步。
生产模式：精耕细作。随着农业耕作技术不断进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完善。它区别于原始农业粗放型的生产模式，特征有①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比较发达的水利设施 ②小农户个体经营，农民采取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投入了较多时间和劳动力 ③农产品亩产量逐渐提高。当然，生产模式也可理解为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或自然经济形态。
2.2 土地制度：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要形式
原始社会是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商周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春秋战国开始的土地私有制是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基本形态，有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公有制。
2.3 经济形式、经济形态、经营方式
经济形式：农业是古代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形式。农业是手工业、商业发展的基础，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只是农耕经济的补充。农业被统治者看做立国之本，农业税成为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取得的。
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经济形态包括三种：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产品交换)、产品经济(共产主义设想中的按需分配)。很显然，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生产出来的产品绝大部分用于自己消费，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经营方式：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经营方式是经济单位经营的具体形式，商周时期是奴隶大规模集体耕作，封建社会时期是小农户个体经营，近代资本主义则采取大规模农场经营。小农经济伴随着耕作技术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确立而形成，它的特点是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②封闭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交换少。③落后性：注重精耕细作，但容易催生满足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④脆弱性：易受天灾人祸的影响。
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封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小农经济是指经营方式，自然经济是指经济形态，封建经济是指封建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三者其实都是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因此古代小农经济也叫封建经济。
2.4 产业结构：以 种植 业为主、家畜 饲养 业为辅
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等四种产业形式，狭义农业指种植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农作物的生产活动。在农业文明的古代中国，种植业在第一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均占主体地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种植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中所占据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数据显示早在2002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是15.4%，第二产业占51.1%，第三产业占33.5%。
2.5 农业起源和生产水平：历史悠久、独立发展、技术领先
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三个农业起源中心，西亚、东南美洲和东亚，东亚的起源中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古代农业历史悠久、独立发展、自成体系，耕作方式先进，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2.6 地域分布：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特征鲜明、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过程
经过先民创造性的劳动，原始农业很早就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出现，逐渐形成南稻北粟的地域特征。中国农耕文明首先在中原地区达到很高水平，而后伴随着北方人口的南迁，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时期，逐渐完成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
3 结束语
很多历史概念和问题本身复杂甚至存在争议，不同教材也是自成体系，教师自身理解上必须整合课程资源，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对于实际教学，与其百般纠结不如潇洒放开，建议按照本省教学要求和教材，立足于学情，必要的时候采用模糊处理，甚至不讲，使知识体系主干化清晰化，减轻学生的负担。
《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缺陷 》
多少年来，无数从事 经济 思想 研究 的学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 问题 ： 中国 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的 发展 ，完全可以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济思想相媲美，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成果为什么始终未能从“前 科学 ”状态发展成具有近代科学形态的古典 政治 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 理论 ? 本文试通过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同 时代 的西方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古典经济学等系统经济理论的距离。
一、同时代中西经济思想比较
与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大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史上应该与上述古希腊学者形成的经济思想相齐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也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 工业 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 社会 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然而，在他们之前的约公元前645年，管子就提出一个 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这一划分，比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的职业划分理论早300多年。管子充分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作用，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沟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 联系，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
色诺芬在《经济论》中认为从事 农业是一切职业中最重要、最高尚的职业。柏拉图把农业看作他的“理想国”的经济基础，《理想国》一书中和很大篇幅是论述农业的。与色诺芬约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学者李悝提出了一切财富根源于农业的重农主义思想。其鲜明程度却接近于后来法国的重农学派。他还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 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 自然 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他还在《政治论》中把奴隶制下的社会分工当作自然分工，用天生的人的差别(性别、种族和生理等)来论证奴隶制度的自然与合理。然而大约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孟子提出恒产论，主张维护私有产财产制度。孟子还提出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不谋而合。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然而，远在柏拉图之前的公元前524年，单旗就周景王“将铸大钱”，针锋相对提出子母相权论，意识到货币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
以上通过对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前这一段时期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正式产生之前， 中国学者形成的经济观点与古希腊学者是大体类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前性。
二、中西 “自由主义” 经济思想比较
早在公元前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提出了诸多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近代经济理论极为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是构成近代经济学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
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虽然恪守“述而不作”的原则，但在对先秦历代帝王经济 实践的 总结 与批评中，明显地表露了他的诸多经济主张。这些主张在近代和 现代 西方经济学中或成为重要理论基石，或成为重大学术流派的基本观点。 《史记•货殖列传》仅5000字，但是通篇极力推崇和讴歌“货殖”这一经济活动，围绕这一核心，司马迁提出了诸多堪与亚当•斯密理论相齐的思想。
(1)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与“经济人”假设有异曲同工之妙。
近代经济学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肯定人类的谋利动机，肯定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
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的动力的，不需要谁去命令，召唤，自己就会不停地运转。这种动力是人的求富的欲望。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从批评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论”开始的。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安于现状，没有什么追求。而司马迁认为如果以此作为治国的标准，那就是把百姓的耳目全部遮塞起来，是万万做不到的。
司马迁认为，要把这作为现实政策付诸实施，就必须限制和压抑人民的经济欲望，到头来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他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他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他写道：“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
相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司马迁的这一思想在思想 方法 上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也看作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墨家则较为重视经济，尊富，也认识到形成财富的财货生产的重要性。墨子可以说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个提出以“利”作为 哲学 指导原则的学者。《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在他看来，义以利为依归。“利”被看作是社会伦理的基础，而分辨义与不义的标准是以其行为之利人与否。利人为义，不利于人为不义。可见，墨子所谓的“利”是广义的，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非物质利益。法家也重视财富生产，但他们主要是从富国强兵角度提出这一主张的，而且强调的重点是农业生产。司马迁的思想则明显比儒家、道家的思想要务实和实际一些，继承了墨家和法家重视增加社会财富的思想，同时将增加社会财富的动机最终追溯到人类基本的经济欲望这一根源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现实性与积极意义更为明显一些.
(2)提出社会分工自然形成和自然调节学说，近似于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
司马迁认为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是受到自然调节的。他认为整个社会经济是自动地有秩序地发展和运行的。人们“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卷》)这种社会经济的自动运行是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的，用司马迁的原话说，就是“道之所符”和“自然之验”
司马迁的社会分工理论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有关思想的。《管子》最早将人按职业进行划分，即划为士、农、工、商四民。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和商人、官府控制下的奴隶。管仲第一次肯定了工、商的作用。司马迁的农、虞、工、商之分与管仲的士、农、工、商之分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
翻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也是从这个角度阐述国民财富之源。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可见，亚当•斯密的国富源泉论与司马迁如出一辙。
(3)主张经济自由化，可以与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媲美
司马迁的经济运行思想继承了管仲轻重思想中强调经济依其 规律 运行的一面，批判了孟子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 计划经济的思想。 理论上，他肯定人的谋利动机与行为是自然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也如“水之趋下”，是自然规律作用使然。因此，经济的运作听其自然为上策，凭借权力的干预和统制是下策。他的这种观点还体现在他对汉初经济自由化政策及结果的充分肯定上。汉朝兴起，秦末四分五裂的局面一经统一，就废除了秦朝各种统制政策，试图实行经济自由化，即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等，采取了刺激经济活动的积极政策。其结果是，“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平准书》叙述了汉兴以来70余年间的繁荣，其中写道：“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自由放任思想是贯穿亚当•斯密所有经济观点的主线。斯密主张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因为市场会解决一切。与自由放任思想相适应，斯密认为政府应该仅仅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不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可以发现，斯密主张的“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与司马迁所说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是何等相似，斯密所设想的政府的“守夜人”角色与司马迁所说的“善者固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之，最下与之争”如出一辙。三、 中国 古代 经济 思想的缺陷
以上通过两个维度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先进、发达，完全可以与同 时代 的西方相媲美。然而 历史 的 发展 ，以前西方并不系统的经济思想后来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 理论 —古典经济学以及后来的 现代 西方经济学等。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呢? 本人认为主要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
首先，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如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缺乏构建古典经济学所必须的理论抽象和一系列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司马迁没有达到构建类似于古典 政治 经济学那样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的理论抽象高度。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并不发达，更谈不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古典政治经济学首先是商品市场经济的理论抽象。是资产阶级要求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先秦思想家和司马迁都没有在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即价值上作多的 研究 ，没有形成系统的价值理论。而且，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概念是模糊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无论外延、内涵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谁也说不准它究竟指什么，也不顾前人、旁人的用法，用意会的办法去理解并运用各个经济概念。
与之相反，西方早期经济思想家所建立的经济学范式是其后来以至现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升华、推陈出新的坚实基础。因为范式是一门学科内被人们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 分析 方法 。按照美国 科学 哲学 家汤姆斯•库恩的说法，任何一门科学知识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演化与革命、积累与创新、连续与间断交替发生的过程，典型的形态是受某个既定的哲学范式支配的积累性常规研究与突破旧范式的创新性非常规研究交替出现的历史进程。西方古典经济思想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理论抽象的基本范畴，如商品、价值、价格、货币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学理论的范式。在这个既定的范式的支配下，古典经济思想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对经济学 问题 进行系统解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有了这个共同的范式，一方面，同时代的经济学家能够有一个以自己的信念或基本观念为背景的概念和文字表达系统，这样相信这个范式的从业人员就有了共同的学术 语言，彼此用这种语言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就可以“交流”了，特别是后代的经济学家就能够继承前人，不断地修正或发展前人研究成果，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将经济学理论愈来愈深化，愈来愈科学化。
这一点几乎是导致中西经济思想发展不同结局的根本原因之一。经济学范式的缺乏应该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致命伤”：那里不同的概念体系、学术语言成为学术交流的严重障碍，也是理论难以形成共识，进行代际交流从而不断走向深入的“鸿沟”。
其次，中国经济思想缺少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司马迁以后，中国的经济理论走向衰落，理性色彩褪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思想理性的特性，中国经济思想逐渐丧失了形成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所需的一切重要的理论品格。这些特性包括：
(1)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西欧中世纪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文艺复兴运动及人文主义将经济学从神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经济学因此跨上了理性的轨道。
然而, 中国古代在“道德哲学家”孔于思想支配下的中国经济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的不是宗教色彩，而是道德伦理色彩。中国人的道德 心理特别强烈，2000多年都在克制那种“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这种强烈的道德心理存在，不仅大大地妨碍了经济思想的成就，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贫乏的重要原因，而且迫使历代思想家披上道德外衣，像中世纪西欧思想家披着宗教外衣一样，研究经济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夹杂道德伦理意识。例如，安插流民，募民屯耕。薄赋敛。抑兼并，体恤民众生计，爱民如子……是因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抑末;困辱商人，禁止穿戴“奇装怪服”，严禁奢侈品生产和流通，反对进口“奇巧淫技”……是因为担心破坏纯朴、敦厚的 社会 风气，扰乱了愚钝、麻木的民性，消费标准上的僭越、财富分配上的凌夺，商品交换上的欺诈。 农业生产领域中主佃关系的紧张……是因为世风不正，人心偏邪.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自然 也离不开道德方面的整顿。直到晚清，开近代风气的社会激进批评家龚自珍还著书坚持“统之以至淡之心”，来调剂贫富悬殊、维持财富占有上“小不相齐”的局面，以达到王朝久安长治。这种道德伦理对经济思想的制约力较之宗教要更为强大。道德伦理具有巨大的历史张力，阻碍经济思想肯定人的谋利动机和谋利行为，反对围绕“利”思考社会经济生活，反对基于此 组织社会经济生活。
(2)疏于 理性思维 。司马迁以降，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 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征赋纳税的办法、修正方案倒是很多，就是没有赋税原理;铸钱、行钞议论纷然，就是没有货币理论;土地问题时常出现，土地改革方案(名田制、井田制、占田制……)汗牛充栋，就是没有国土经济原理;抑商喊了2000多年，商人照旧衣锦食肉，就是没有人对商业资本进行过认真研究.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3)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封闭性的，是在这块生养不息的“神州”大地独立产生的。谁能找到它受过外来经济思想的 影响 痕迹? 谁能说在佛教输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西域商人来华贸易以及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等几次较大的来自外部 文化 的冲击运动中，经济思想受过什么冲击? 因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思想大致分为两个极端：一是纯中国的，以整个古代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为代表;一是纯西方的，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出现以后的经济思想为代表。西方经济思想，即便是在早期、中世纪，也是开放型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几乎成了西方所有国家的人类的精神童年偶像;托马斯.阿奎那一个人几乎代表了西欧中世纪的思想，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遍及欧美各国。西方各国的、历代的思想家几乎是超时空的。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辉煌的经济思想并没有像西方古代经济思想那样，自然演化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等系统经济学理论。通过以上中西对比，分析出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天生缺陷，不难得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落后仍然是社会经济演进的合理结果。这也正好印证了经济学本身的历史属性：经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没有任何超越历史性质的要素产生，因为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只能产生于历史发生过的经济问题与经济现象之中。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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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先秦钱币，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出现的货币，包括原始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等。布币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源于农具铲。春秋以后渐渐成为专用通货。早期的布币有装柄的銎，即空首，所以称为空首布。形制接近实用工具，流行于春秋时期，最晚至战国早期消失。空首布到战国时逐渐演变为布首扁平，无法装柄的平首布。平首布是布币中的先进形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布币除了可以分成空首、平首两大类型外，每类中根据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许多类型。 刀币起源于东方的齐国，后逐渐遍及齐、燕等地。刀币又称刀化，是由手工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 圜钱形制的由来是古代玉壁或纺织工具纺轮，最早出现在战国时的三晋地区，最早的圜钱是魏国所铸的“共”、“垣”、“共屯赤金”等，圜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圜钱是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铸造工艺简单，因此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铸币都有圜形化的趋势。
中国古代钱币的发展
前言
群居生活，开始有互动有无，从以物易物发展至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钱币出现，而且使用上也不只一种钱币，反而很多种。而有些钱币的命名还影响文学渊源，像秦朝的孔方兄，而当时的钱币就象征了皇权，所以只要当时有很多钱币的人，权力都很高。还有一些则是用重量来命名的，像汉的五铢钱，就因轻重大小适宜，所以就被选为那时广泛得钱币。而到了清朝，因为很多外国国家一直想到中国，所以就开港通商，传入了许多国外的东西，包括了钱币等等…所以清朝就彷造外国钱币，称为铜元，而铜元刚开始还不盛行，到了清末明初时，才成为当时通行的货币。而这些货币也代表了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像近代化的演进，而以上所说的都只是当代相当盛行的钱币，但这些朝代还有其他非常有意义价值又特别的钱币，而这些钱币也让我们了解了当代的风俗习惯及社会风气。
一、贝币
中国最早的货币是一种由天然海贝加工而成的贝类货币，出土于河南殷墟妇好墓等地，年代为公元前19至前16世纪，距今约3500年以上。经过加工的天然贝类形体一面有槽齿，贝币光洁美观，小巧玲玲，坚固耐磨，便于携带，这类贝币主要出产于我国的东海、南海等地海域，反映了商代商业交流的情况。
在商代中期以前贝币价值很高，臣下若能获得商王用贝币的赏赐那可真是极大的荣耀。随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天然贝币渐渐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故在当时又出现了许多仿制贝币，有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这类贝币形体都较小，其长度约1.2厘米至2.4厘米左右。在商代晚期又出现了铜质货币，形制也仿海贝形式。铜贝出土于河南安阳和保德等地的晚期墓葬中，年代约为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铜贝堪称是我国最早的金属货币了，其中有一种表面包金的铜币是作为大额货币使用的，现存世量极少。
“贝币”为历史货币，不仅为中国的古代经济立了丰功而且还对中国文化，风俗，具有深刻的影响。从现行的中国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与钱币发生关联的事物或行为都有贝旁，如：货、贡、贸、贾、贿、财、贪、贫、费、赔、赎等等。在江浙一带的农村，家长将贝佩挂于孩童的身上以期望健康成长，驱邪生财，更有父母干脆把儿女直呼为“宝贝”，“贝币”虽小却集经济历史，文化多重含义于一身，颇受钱币收藏爱好者们的青睐，进而成为当今收藏的一大门类。
二、先秦钱币
所谓先秦钱币，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出现的货币，包括原始货币、金属称量货币和金属铸币等。它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是由原始社会经济，发展到奴隶社会经济，再发展到早期封建制经济的纽带，也是货币由产生到发展，直至秦统一，中国货币统一于方空圜钱的重要时期。如果从有交换迹象的时代算起，其经历的时间跨度长达万年以上。如果从出现原始货币的时代算起，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要了解、研究中国的货币发展面貌和经济变化，先秦货币是及其重要的一环。
先秦时期，货币以贝，刀、布、圆钱、蚁鼻钱（鬼脸钱）等为主。大部分的刀、布币币身极薄（部分地区釿布、戈邑方足布、即墨小刀等的币身较厚），刀币的浇口在首端。刀、布的浇口及边缘常有浇铸时挤出范外的多铜，因未加磨琢而呈自然状态。
布币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源于农具铲。春秋以后渐渐成为专用通货。早期的布币有装柄的銎，即空首，所以称为空首布。形制接近实用工具，流行于春秋时期，最晚至战国早期消失。空首布到战国时逐渐演变为布首扁平，无法装柄的平首布。平首布是布币中的先进形制，流行于整个战国时期。布币除了可以分成空首、平首两大类型外，每类中根据首、肩、足部的变化，又可以细分为许多类型。
刀币起源于东方的齐国，后逐渐遍及齐、燕等地。刀币又称刀化，是由手工工具刀削演变而来，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
圜钱形制的由来是古代玉壁或纺织工具纺轮，最早出现在战国时的三晋地区，最早的圜钱是魏国所铸的“共”、“垣”、“共屯赤金”等，圜钱主要流行于三晋两周地区。圜钱是战国时期最为进步的一种金属铸币形态，它体积小、便于携带，铸造工艺简单，因此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铸币都有圜形化的趋势。
三、秦汉钱币
秦代最重要的货币当属“半两”钱，史载“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一般认为这就是秦国初铸半两钱的年代。秦始皇灭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刀、布等旧钱，将“半两”定为法定货币。半两钱的出现将先秦时期各种原始形态的货币统一在方孔圆钱之下，中国货币的形态从此固定下来，以后一直沿用到清末，通行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结束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战国货币的流行。规定除黄金和铜外，其它财物如珠、玉、贝、银等都不能作货币。秦时制造半两钱。这时铸币由各地方政府进行，所以现在所见半两钱枚枚不同。秦半两采用方孔圆钱的形式。之后中国的货币形态就固定下来了，两千多年都是方孔圆钱。方孔代表地方，外圆代表天圆。因此方孔圆钱即象征着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西汉的铜钱仍然是用其重量来命名的，不过这种名称已渐渐的开始和其重量分开了，如秦半两原重半两，重量和名称相符，汉时有所改变。这时的铜钱仍是由地方铸造，重量与名称往往不符。五铢钱是历史上用得最长久的钱币，因而铸造量大，钱币数量众多，同其他稀有币相比就很不值钱了。除形制特殊的钱币外，几元钱即可买到一枚，而使用了几年就停止流通的三铢钱就是达数百元一枚的。故有人将五铢改为三铢的。
东汉所铸的钱，都是五铢钱。灵帝这时曾铸有一种四出五铢钱，就是五铢钱的背面，有四道斜纹，由穿孔的四角直达边缘。当时就有人说铸成此钱政权必四道而去，后来果然黄巾起义，推翻刘汉统治。
东汉初年使用王莽货泉,到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公元40年)才复行五铢钱。在此之前，淮阳王刘曾铸过五铢，史称更始五铢。公孙述则在四川铸过铁五株钱。东汉后期币制混乱，出现剪边五铢。俗称“女钱”。中平三年( 公元186年) 又铸四出五铢。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则是董卓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熔毁五铢及长安铜人、铜马铸的小钱。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动乱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分裂、混乱和战争之中，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重物轻币的现象，金属铸币的流通范围明显减少，货币功能萎缩，钱币的标准不一，形制各异，减重普遍。
魏、蜀、吴三国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形态，导致不同的货币流通形势。曹魏地处中原，人众物博，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币制亦较稳定。初期以谷帛为币，后仅用了七个月五铢钱即废止，继而又恢复流通五铢钱，形同汉制，钱体较汉五铢稍小，显著的特点是外郭压五又压铢。
两晋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西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贾后乱政开始，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使西晋百业凋敝，未铸新钱，在流通中主要沿用汉、魏五铢钱和各种古钱。东晋偏安东南一隅，制钱继承了西晋的指导意识，不铸新钱，主要沿用孙吴地区旧钱。轻重杂行，既有“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的大钱，俗称“比轮”；也有轻薄小巧的“沈阳钱”。这些钱相互交替或同时流通成为货币。每个钱币的单位定名为“文”，一千文为一“贯”。
南北朝时期是历史上大动荡时代，也是中国货币史上大衰退、大混乱时代，宋、齐、梁、陈各自都曾铸钱，造成货币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导致货币减重极盛，私铸劣钱盈市。这个时期还超凡脱俗地出现了不以重量命名的国号钱和年号钱。
五、隋唐钱币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了一种新钱“开元通宝”。钱文为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书法凝重端庄、结体严谨。“开元通宝”钱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宝文钱，此后钱币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开始以纪年为主。开元钱当初规定每十文为一两，每文的重量为钱，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重量单位“钱”。使“两”以下的重量单位的十进制原则得以确立，促进了中国古代衡法的演进。开元钱的形制虽然比较统一，但因铸年长久，所以版式极多。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建立梁朝，从此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纵观这一时期的货币，可谓铅铁钱多、大钱多、劣币多。五代的钱币与十国的钱币相比，铸量、和种类要少的多。主要有后梁太祖朱温所铸的“开平通宝”大钱、后唐明宗李嗣源仿开元钱形制所铸的“天成元宝”、后晋“天福元宝”、后汉“汉元通宝”、后周“周元通宝”。除周元钱外制作都不很精整。
六、宋代钱币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铸币业极为发达的时期，不论在数量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前代，是继新莽之后的又一高峰。从北宋开始年号钱才真正盛行，几乎每改年号就铸新钱；对子钱起源于南唐，但发展起来却是在宋朝，自宋仁宗天圣年后，差不多每个年号都有对钱，此外宋钱铸工精良，书法优美，艺术价值很高，钱文真、草、隶、篆各体兼备，且多出自帝王、名家之手。
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它不仅是币材多样，而且流通受地方限制，钱币面额又多，钱名称也多。宋代最流行年号钱，两宋的铁钱是长期的币制，四川一带就是专用铁钱的。北宋九个皇帝就改了三十五次年号，铸了二十七种年号钱和三种非年号钱（宋元、圣宋、皇宋）；南宋七帝，改二十次年号，铸了十八种年号钱和三种非年号钱（大宋、宋圣、皇宋）。
宋太祖在建隆元年铸宋元通宝。这是赵宋第一种钱，这不是年号钱。宋太祖在位没有铸过年号钱。乾德钱是十国钱，不是宋太祖乾德年间所铸。太宗铸太平通宝。这是宋朝第一种年号钱，背面有星月，牌别比宋元钱少。淳化五年铸淳化元宝。宋元钱和太平钱都用的是隶书，到了淳化时发生了变化，正式确立了宋朝多种书体裁的钱制。淳化钱也有真、行、草三种书体。淳化钱也有铁钱，但流传后世的极少。
七、辽金西夏钱币
辽代铸钱早期受五代影响，后期受宋钱影响较大，多是小平钱，铸量较少，制作多粗糙，钱文多为汉文，书体隶兼八分，没有对子钱，辽钱中“天显通宝”、“会同通宝”、“保宁通宝”十分罕见。
金代钱币品种虽不多，但每一种钱都很精美、工整，尤其是篆书“泰和重宝”钱，钱文玉箸篆为著名书法家党怀英所书，制作十分规整，号为一绝。传世数量较多的是“正隆元宝”和“大定通宝”。金人扶持的刘豫伪齐政权，曾铸过“阜昌元宝、通宝、重宝”，有楷、篆两体，俱是书法优美、铸造精整，均十分珍稀。
西夏钱币有两大类：西夏文钱和汉文钱。西夏文为从前的钱币学家所不识，称为“屋驮文”，西夏钱法受宋影响，多年号钱；且钱形规整，文字精好。其西夏文钱币的铸行早于汉文钱，有“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大安宝钱（折二）”。
八、元明清钱币
到了元代，纸币成为流通中的基本货币，铜钱在流通领域中已不占有主要地位。元代铸钱以武宗至大年间和顺帝至正年间为两个高潮期，尤其是顺帝所铸的至正钱传世数量较多，钱郭整齐高峻，文字遒劲、秀丽，是元钱中最为精整的。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所谓“供养钱”为元代所特有，是寺观所铸的供佛之钱。面文有多种，有的与正用钱接近。
明代一直是大力推行纸币，钞为主、钱为辅的货币制度。明代白银的使用更加广泛，嘉靖以后，白银已成为流通领域的主要货币，所以明朝铸钱也不多。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颁行“洪武钱制”，铸造了五等币值的洪武钱，背文复杂，有纪地、纪值、纪重几种。洪武之后的永乐、宣德、弘治三朝铸钱极少，仅有少量小平钱。到了嘉靖时又开始大量铸钱。穆宗铸行隆庆通宝小平钱，制作较工整。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铸万历通宝，传世较多，分小平、折二两种，多为铜质；熹宗时铸行“天启通宝”，并补铸了光宗的泰昌年号的铜钱。到了崇祯年间，明朝国势更衰，钱法也极其混乱，崇祯钱币值有小平、折二、折五、折十四种，但版制却多达百余种，背文极其复杂。
清朝的钱币，大体上是银钱平行本位，大额用银，小额用钱，但是白银的地位更加重要。清朝的铸钱在最初的两百年间，是沿袭两千年以来的传统，采用模型铸造制钱，到了末年，才开始仿效外国，用机器铸造新式的铜钱和铜元。
清末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军自咸丰三年（1853年）攻入南京后，开始铸钱，“太平天国”既是国号，也是年号，其国字从“王”不从“玉”，钱币称为“圣宝”是受其宗教纲领所影响。
结论
中国的古代货币有一段很长的发展史，因为人民的需要和思想一直不断进步，才有货币的不断改良，也才有最早的牲畜货币一直延续至今的反伪钞票。中国古代钱币有成千上万种，例如金银、布帛、纸币等等，而钱币只是其中一种。从上述资料中我们了解到每时期盛行的钱币及由来，也了解了一些当时的社会风气，因为有些钱币会反映当代世俗风情。像厌胜钱就是当时的护身符，可想而知当时一定有宗教信仰，还有一些非常有纪念价值的钱币已做怀旧、定情的用途。如此长远的历史描述着生活的经验与先人智慧的累积，每一段变革都值得我们讨论及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