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想入魏晋，但笔下太狠，未得魏晋风流。这主观上是米芾之憾，客观上是米芾之福。从书法史来看，得魏晋风流的米芾不可能比得上开有宋一派书风的米芾。当时米薛（绍彭）并称，主要是在学习古人方面，得魏晋平和蕴藉之韵，薛还胜米一筹。但事实上，得魏晋风流的薛绍彭，毕竟不是划时代的书法家。
米芾在他的论草书中写道：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高闲而下，但可悬之酒肆。亚光尤可憎恶也。从这段米芾的书论中,可以说米芾把“晋人格”作为他一生书学的目标。米芾是在他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晋人的书法的呢?至少在他三十二岁之前没有过于关注,证据就是米芾在北宋元丰五年也就是他三十二岁时”谒东坡于黄冈,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之后才将晋人格作为他终生的书学追求,从他写的一篇学书自叙中也可以知道,自叙中说:余初学,先写壁,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久之知出于欧,乃学欧,久之如印板排算,乃慕禇而学最久,又慕段季,转折肥美,八面皆全,久之觉段全展<兰亭>,遂并看法帖,入晋魏平淡……从这里可以得出:米芾在入“晋魏平淡”之前全学唐人,且以楷书为多。而他的行书还没有形成.但此时有书才而无书学的他因此集到多种唐人书的特征:欧书的险绝,柳书的挑剔,颜书的雄肆,禇书的流转,他很聪明地把各种风格吸收在自己的笔下,同时暗合了时代的潮流,成为“集古字”的一代大家,但他的书写习惯又成了他”入晋魏平淡”，“专学晋人”的最大障碍,使他最终没能“入晋人格”。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为集古字，盖取诸长，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其实这是他在隐瞒他的书学主张，东坡评他：风樯阵马，沉着痛快．黄庭坚评他：如快剑斫阵，强驽射千里。米芾自称：刷字。都是说米芾的字侧锋取势，迅捷劲健，激厉亢奋的特点。但由于过分逞强，又不时出现了矫揉造作，极不痛快的一面。比如字脚拖沓，竖钩左推过分，右上塌肩生硬等。正如黄庭坚指出的：然亦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指出其书有鲁莽草率的情况。项穆说：米之猛放骄淫，是其短也。这些也是造成他未能达到“晋魏平淡”的书学目标，于是有时就发出了：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他内心的追求与外在书学表现不能统一的一种矛盾心理的解读。
“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这是米芾点评前人书法中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句豪言了，可是实际怎么看待这句话？米芾由于他的挺劲恣意，放任飘洒的书写习惯，米芾在专学晋人之后，对王献之的书法情有独钟，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米芾对王羲之的书法则更加崇拜，心悦诚服，并且倾力追慕。倾其所有获得了《王略帖》，有时见到王羲之的书法不能得到时，巧取豪夺的故事流传不少。他跋王羲之行书：锋势郁勃，挥霍浓淡，真如云烟，变怪多态。跋《兰亭》：清润有劲，秀气转摺，毫铓备至。现存十几首米芾的咏书诗中，有四首是歌咏王羲之的，“烟华淡浓动彷徉，一噫万古称天章”——赞《王略帖》，“猗欤元章，守之勿失”——跋《兰亭》。《宣和书谱》说他：书学羲之……名其所藏为宝晋斋。他曾说《王略帖》为天下第一帖。《兰亭序》为：神助留为万世法。并且有诗句夸自己：自任腕有羲之鬼。其实米芾在初学晋人的时候，主要学习的是《集王圣教序》，在黄冈受教后一年所书的《龙井方圆庵记》经沈鹏先生进行排列比较，认为二者很近似。正如他壮岁之前学唐人后来再未摆脱一样，《集王圣教序》的影子从此伴随着他，清人王澍在跋《蜀素帖》中说：圣教自有院体之日，故有宋一代无称道者，然苏、米诸公往往隐用其笔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绝未尝一字道及。所谓“鸳鸯绣了从教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也，此卷实笔笔从圣教来，余临写之次，悄然有契，特为拈出，不使千百后世为古人所欺，亦是一适。这段话明白告诉《蜀素帖》是学习《集王圣教序》的。虽然在形式上、结字上学有所得，但仍然不时露出米芾从前作书的刷笔和怒张之气。有时为了蕴藏一些，用笔略就显的犹豫不决，出现了一些滞笔。米芾学《集王圣教序》和王羲之又从不说与人，除了不传之秘外还是因为“专学晋人”后虽然有大的进步，但始终没有能够做到“入晋人格”。
米芾的几件名作均有刻画太甚的笔病，而他的手札却做到了以势为主，使转自如，无挑剔之病，米芾晚年似乎明白了这个道理，“老无他物适心目，天使残年同笔砚”，书风较中年有所收敛，有晋魏平淡的趣味了。“既老始自成家”。米芾说“唐太宗学右军不能至……故大骂子敬”，而他自己呢，由于用力学习王羲之而达不到那个“入晋人格”目标，晚年也就大骂“二王”了。
中国书法的艺术起源于汉字产生的阶段，从最一开始的符号刻画到甲骨文，汉字便慢慢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表现艺术，汉字书法是无声的乐，无图的画，无形的舞，无言的诗。
不同时期的书法艺术都能表现出不同时期的人文发展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在漫长的发展演变和朝代变更的历史长河，宋元明清期间产生了不少书法大家。他们的作品更是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代表，是展现我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瑰宝，在世界的文化艺术宝库里也是独树一帜，独放异彩的。
在众多的书法大家的作品中，今天我们来赏析一下米芾的《蜀素帖》，让《蜀素帖》带我们走进米芾的书法世界。
“蜀素”是在北宋时期四川蜀地制造的质地上好手感精良的丝绸织物，它主要的制造方式是在原本的平纹生绢上刻意的织出一种斜纹：乌丝栏。刻意织乌丝栏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在其上书写，虽然这样，但是，生绢毕竟是生绢，没有经过加矾水处理，它的书写性能比较差。
相传是一个叫邵子中的人专门装裱了一卷蜀素，准备留下名家墨宝，这一卷蜀素流传了祖孙三代，都没有人敢写，就是因为丝绸织品的织造纹路比较粗糙，在上边书写比较难，所以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底的人是不敢随意提笔书写的，后来这一卷蜀素被宋代浙江吴兴郡守林希收藏了二十多年，可见在蜀素上题写是非常难的。
在当时，米芾跟黄庭坚、苏轼、蔡襄共同被大家称为“宋代四家”，他的米点山水以及书法都是闻名于天下，米芾又经常喜欢去太湖吟诗赏石，游山玩水。在北宋元祐三年，米芾受到当时的吴兴郡守林希的邀请，一起前往太湖的近郊苕溪游玩观赏。
那时正是景致宜人，游湖赏景的好时候，米芾就诗兴大发，观景之后抒发情怀，即兴吟诗几首。
在游玩一番之后，临行前，吴兴郡守林希拿出珍藏了多年的蜀素卷，请米芾为他题写诗词文章。米芾当即信手拈来，题写了这一卷《蜀素帖》。
在名贵的蜀素上题写的《蜀素帖》被称为“中华第一美帖”，米芾在蜀素上题写了8首即兴诗各体诗，主要的作品内容就是为当时的离别送行和浏览记事，它的艺术风格都是按照以和谐变化为基础准则，自然天真作为旨意归属，通篇体裁书写笔法精致跳荡，笔势沉着痛快，结体变化多端是“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一，大家都称其为“天下第八行书”。
(一)《蜀素帖》笔法精致跳荡
米芾在书写《蜀素帖》的时候，使用的笔法精致跳荡，诗文中的“竖”画丰富多姿，比如诗文中的“苎”字使用“柳叶竖”的笔法，以及“华”字使用尖头悬针内偃竖的笔法，下笔轻起轻收，运笔发力在“竖”的中段，悬针收笔的地方有侧有正，或直或曲，或者通过传承笔法意境的方式来展现，或者通过丰富字体本身的方式来展现，或者通过字的主笔方式来展现，等等。
而诗文中”撇捺”书写笔法也是淋漓尽致的挥洒变化，展现了米芾的书法气势，赋予了每一个字势不可挡的气魄。
其中“撇”有“挑撇”、“立势撇”、“一波三折撇”等等各种形态，比如，行文下笔过程中，“会”字的用笔有笔断意连的运笔走势，“笺”字的用笔遒劲有力，“厌”字的运笔一波三折，极尽显示书写功底。而“捺”就展现了米芾的运笔或者锋芒毕露，或者顿笔实收的万千形式。撇捺运笔有非常强烈的摆宕感，就像人的手足，可以呈现出万千姿态。
《蜀素帖》中钩笔运势干脆爽利，展现出丰富的运笔变化，内含万马奔腾的气势，骏健豪劲的美态，米芾的用笔在变化之中展现沉着笔力，长短粗细恰到好处，正侧藏露，万千姿态，充分表现了他的笔势“八面出锋”以及他“刷”字之风。
这篇书作中，米芾的运笔起势比较重，中间变轻，碰到转折的地方，提笔利用侧锋直直急转直下，就像“初”字，大有悬崖勒马的姿势，八面出锋的感觉展现的淋漓尽致。他的下笔着重点也是变化多端，着重点或者出现在落笔处，像“醉”字；或者出现在起笔处，像“便”字；或者在运笔中间，像“年”字。
这些变化都是米芾书法中富于变化的走势魅力所在。《蜀素帖》的通篇书写骏急痛快，动荡摇曳，纵横挥洒，在顿挫、转折、向背、偃仰、正侧的运笔中形成沉着痛快的风格，痛快淋漓的气势以及刚柔并济的姿态。
(二)《蜀素帖》结体变化灵动，墨法不燥不润
《蜀素帖》的结体方面，主要展现了两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个是，笔画粗细的特色对比。通篇的书法结体变换灵动，奇险率意，书写的笔画粗细对比十分鲜明，像“群楼”、“诗”、“种”等等，书写笔画都是以正斜、长短、粗细相倚，相互衬托。粗细的笔画变化相对较大，粗的地方犹如参天古树，细的地方犹如绣花针线，相互掩映，相互衬托，相得益彰的增加了字体的视觉冲击力和节奏感。
第二个是，空间疏密的特色对比。《蜀素帖》的整体笔画书写过程空间疏密节奏的变化十分灵动，可以说密集的地方密不透风，疏松的地方宽可走马。或者疏朗，或者紧凑的点画跟字体本身的结构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富有气势的笔态跟疏密有度的线条相辅相成，相生相济。
《蜀素帖》是书写在名贵的蜀素丝绸织品上，因为织品不容易受墨而且书写的整个过程迅疾，所以会出现很多的枯笔。
这篇书作通篇笔墨形态丰富，墨色墨色浓淡相宜，或者有的地方迅疾“刷”出，顿挫分明，大有痛快淋漓的势态，非常好的把墨色的浓淡干湿经过熟练的运笔控制，游刃有余的跟字体笔画相结合，把字体的节奏起伏表现得丰富饱满，并让笔墨不燥不润，恰到好处，对比鲜明；或者有的地方完全用枯笔写成，也是枯中见润，干而不燥。
就像李日华在《评书帖》中的评价一般，整篇书作运笔气势挥霍，书写迅疾，枯中有润，相得益彰，恰到好处，自有天成之妙。若隐若现的运笔线条自是蕴含着无限的妙趣，字里行间更是蓄积了书写者的充沛气势，笔酣饱墨的地方更是龙飞凤舞气势如虹，枯墨飞白的地方更加彰显朦胧虚灵之美感。
(三)《蜀素帖》书写章法错落交衬
《蜀素帖》从起笔到落笔，自是彰显书写者胸有成竹，文章布局自成一派，天下独绝。布局从容的地方，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跌宕的地方，悬崖勒马，万马奔腾。
《拟古》诗篇开始的时候，显得比较规矩，越是往后越是神采超逸，飞动洒脱，大有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动静结合，结构布局收放自如，变幻灵动，奇险率意，字形风姿翩翩，秀丽欣长，看起随意，自有天成之妙，不衫不履。
米芾的用笔运笔纵横挥洒，方圆兼备，洞达跳宕，刚柔并济，锋芒微露，略显含蓄，悬针收笔的地方或曲或直，有正有侧，垂露收笔的地方就像快刀斫削，戛然而止，悬崖勒马，运笔过程中牵丝劲挺，提按得当，不燥不润，正侧兼备，浓淡相宜，轻重缓急，恰到好处。
整篇书作俯仰倾侧，千姿百态，行距间隔大小不一，但是纵观全篇，整体的行列却又气脉连贯，尽管每个字的倾斜角度不同，但是，倾斜的方向和程度却能够相互呼应，左右两边的字里行间移动角度自可以相互抵消，每个字的轴线端点可以在一条直线上，以此达到一种平衡，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让书作整体不显凌乱，却又字字体态万千。
从整体来说，《蜀素帖》整体和局部，精神团聚又错落有致，交互补衬，疏密虚实，浓淡枯润，此起彼伏，呈现出一种完美的奇险率意，浑然天成的姿态。在书写的章法上，大段的空白和紧凑的点画形成强烈的比对，轻柔的线条和粗重的笔画交互掩映，滞涩的笔触和流利的笔势相生相济，沉稳雍容的静态和万马奔腾的动势相结合，造就了《蜀素帖》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章法特色。
米芾的整篇《蜀素帖》的价值在于，它虽是名贵丝绸织品吸水性很差，难于在上边书写，但因为米芾书法功底深厚，用笔迅疾，线条显得枯竭自然，“刷”字手法更是独树一帜。通篇以柔寓刚，笔势圆劲流利，外柔内刚，可以让书法爱好者深刻的领会到古典的中国书法的理想境界。
参考文献:
米芾书法史料集
《宋史.米芾传》
北宋米芾神作《蜀素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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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
说起书法，不能不说王羲之；说起王羲之，几乎是家喻户晓，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史上虽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米芾
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史传说他个性怪异，喜穿唐服，嗜洁成癖，遇石称“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称”米颠”。他六岁熟读诗百首，七岁学书，十岁写碑，二十一岁步入官场，确实是个早熟的怪才。在书法上，他是“宋四书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苏东坡盛赞其“真、草、隶、篆，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独创山水画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笔墨作云雾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错落的浓墨、焦墨、横点、点簇来再现层层山头，世称“米点”。为后世许多画家所倾慕，争相仿效。他的儿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较多，使这种画风得以延续，致使“文人画”风上一新台阶，为画史所称道。米芾究竟以书为尚，还是以画为尚，史家各有侧重。
米芾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猎甚广，加之眼界宽广，鉴定精良，所著遂为后人研究画史的必备用书。有《宝章待访录》、《书史》、《画史》、《砚史》、《海岳题跋>等。《宝章待访录)成书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八十四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张丑撰《张氏四表》。《书史》则更为详实，为后世鉴定家的依据之一。《海岳》一书主要叙述自己的经验心得，十分中肯。该书一般认为是后人辑录米论而在成。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虽然画迹不传于世，但书法作品却有较多留存。南宋以来的著名汇帖中，多数刻其法书，流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北宋四大书家”中，实可首屈一指。康有为曾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意为宋代书法家讲求意趣和个性，而米芾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习书，自称“集古字”，虽有人以为笑柄，也有赞美说“天姿辕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王文治)。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氏书法成功的来由。根据米芾自述，在听从苏东坡学习晋书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响最深：颜真卿、欧阳询、褚遂良、沈传师、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笔法，如“门”字右角的圆转、竖钩的陡起以及蟹爪钩等，都集自颜之行书；外形竦削的体势，当来自欧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沈传师的行书面目或与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学段季展，“独有四面”、“刷字”也许来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笔最富变化，结体也最为生动，合米芾的脾胃，曾赞其字，“如熟驭阵马，举动随人，而别有一种骄色”。
元丰五年(1082)以后，他开始寻访晋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献之的《中秋帖》。这先人为主的大令帖，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总觉得右军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羁的米芾并不满足于小王，早在绍圣年间就喊出了“老厌奴书不换鹅”，“一洗二王恶札”。米芾据说学过羊欣，李之仪说，“海岳仙人不我期……笔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学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尽管如此，米书并没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书写的《苕溪帖》、《殷令名头陀寺碑跋》、《蜀素帖》写于一个半月之内，风格却有较大的差异，还没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门槛。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何以为主”时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风格的确立，大概在五十岁以后。这定型的书法面目，由于米芾过于不羁，一味好“势”，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词》也跃跃欲试。这“势”固是优点，但同时又成了他的缺陷。“终随一偏之失”，褒贬分明如黄庭坚者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黄长睿评其书法，“但能行书，正草殊不工”，当时所谓“正”，并无确指，不一定是现在的“正楷”，倘指篆隶，倒也恰当。现存的米芾篆隶，的确不甚工，草书也写得平平。他后来对唐人的草书持否定态度，又囿于对晋草的见识，成绩平平自然在所难免。
米芾作书十分认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米芾自己说：“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明范明泰《米襄阳外记》)。一首诗，写了三四次，还只有一两字自己满意，其中的甘苦非个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见他创作态度的严谨。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大概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沉着痛快的风格。字的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捺笔的变化也很多，下笔的着重点有时在起笔，有时在落笔，有时却在一笔的中间，对于较长的横画还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几十年集古字的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不矫揉造作。学米芾者，即使近水楼台如
者也不免有失“艰狂”。宋、元以来，论米芾法书，大概可区分为两种态度：一种是褒而不贬，推崇甚高；一种是有褒有贬，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种态度的，可以苏轼为代表。
米芾以书法名世，为北宋四家之一，若论体势骏迈，则当属第一。他的成就完全来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岁时在长沙为官，曾见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庐山访东林寺碑，且都题了名。元佑二年还用张萱画六幅、徐浩书二帖与石夷庚换李邕的《多热要葛粉帖》。证之其书法，二十四岁的临桂龙隐岩题铭摩崖，略存气势，全无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岁时的《步辇图》题跋，亦使人深
感天资实逊学力。米老狡狯，偶尔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标自置”。米芾自叙学书经常会有些故弄玄虚，譬如对皇帝则称“臣自幼便学颜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来自后天的苦练，丝毫没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临池不辍，举两条史料为证：“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刻废书也。”“智永砚成臼，乃能到右军(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钟(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儿子米友仁说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据孙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时，往往随其所往，在座船上大书一旗“米家书画船”。
米芾嗜石，《宋史》本传记有其事。元倪镇有《题米南宫拜石图》诗：“元章爱砚复爱石，探瑰抉奇久为癖。石兄足拜自写图，乃知颠名传不虚。”据此诗，米芾对此癖好自鸣得意，自写《拜石图》。后世画家亦好写此图，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腾人口，传为佳话。米氏宝晋斋前也有异石，以供清玩，《书异石帖》记有此石。相传米芾有“瘦、秀、皱、透”四字相石法。
米芾还爱砚。砚是“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著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晶样，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辨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宝晋斋法书赞》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须宝砚，……砚为吾首，……”米芾把砚看得像自己的头颅一样重要，可谓溺爱之深。(“帖身”亦出于《法书赞》)兼有石癖、砚癖的米芾自然对砚山极为重视。砚山是一种天然峰峦形成的砚石，在底部山麓处，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为文房清玩，又能为临池染墨之具。《志林》记米芾得一砚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为结屋甘露而转让他人换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砚)山图》传世。
米芾晚年居润州丹徒(今属江苏)，有山林堂。故名其诗文集为《山林集》，有一百卷，现大多散佚。目前传世有《宝晋英光集》。米芾能书又能诗，诗称意格，高远杰出，自成一家。尝写诗投许冲元，自言“不袭人一句，生平亦未录一篇投豪贵”，别具一格为其长，刻意求异为其短。
米芾画迹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应该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了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个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鉴定家，对历代绘画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虑的是绘画本体的内容；而苏轼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来发表他的绘画观，较多地以诗(文学)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绘画，固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终究与画隔了一层。所以后多是把米芾当作画家，把苏轼当作美术理论家来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苏轼的画论，而手中实践的却是米家云山，尽管苏轼有画传世而米芾一无所有。作为历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术思想远比苏轼超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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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山水画的论文。 毕业论文。 可提供一些题目，这样有点头绪，好写一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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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对中国画的认识
首先我想说对于我们建筑学来说，对国画的认识是更有裨益的。各类的中国画首先给人一种意境美和音乐美，在使人在了解画的同时，也得到审美能力的锻炼
在着我就谈一下自己对中国画的认识，我觉得了解中国画首先应该了解中国画的产生，发展及其内在精神
山水画萌芽于晋朝，顾凯之在《魏晋胜流画赞》中第一句就是“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水画已成为一个主要表现题材，我觉得人对人自己认识太深才觉得每幅画人的言态表现得不尽人意，山水可夸大其气势表达出其意境即可，狗马只须表达出其形而已从顾凯之仅有的山水画《洛神赋图》中可以窥见当时山水画初期形态的端倪，基本上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的所记载的样子，传本〈洛神赋图〉中的山水部分，确实如其所言“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拮”，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无论是山水还是树石，都表现为高度的概括化，比如树的表现，银杏树仅象征性地以三五片银杏叶概括，树枝的“列植之状”也是“若神臂布指，离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印行树有很大距离，正如前边所论“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山石仅以“高古游丝”线条勾勒，而没有皴法，但我认为，水法和云法的表现是极为纯熟的，水云的流态动势相当完美，由此可见，山水画的表现在当时已达到的艺术水准只是没有后来的布局合理罢了
初期的山水画往往是人物活动的背景，配景，即使独立为一个专门画种也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的，山水画初期的这种形态是不足为奇的，虽然我们现在已不能得睹六朝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而且见于史料的早期山水画家也不是很多，顾凯之，宗炳，王微等人关于山水画论的发展为当世山水画的发展和成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历隋唐，五代诸朝，山水画渐盛。他们可谓山水画的先驱，六朝时期是中国山水画的真正起点，虽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却导致了美学上的最灿烂，我认为这应该归功于当时不忍心目睹石灰的琴棋书画的隐士，且当时类似于陶哦渊明，谢灵运的隐逸思想普遍流行，此时人们对自然美有了更深的认识更促进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谢灵运《山居赋》中所记载的始宁山就是典型的例证，他的山水诗开拓了山水诗写实的审美之路，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也正说明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也益于诗的发展和衍生。
山水画在六朝时期兴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艺术家自身的发展。汗以前的艺术家往往以工匠身份出现他们都依靠绘画的手艺谋生，绘画是功利的，必须围绕服务对象的要求进行创作，但也不同程度促进山水画的发展
说山水画的内在精神，中国山水画十分强调作者的主观因素，在山水画创作中，作者对自然界的认识理解，以及作者的情感流露是起着主导作用的，画家应当“以情入画”力求“情景交融”，正如在一幅山水画上题一首诗或多一个红戳更能增加山水画的内在精神和蕴涵，在对客体世界有一个多侧面深层次认识的基础上凭借心灵感受概括勾画出山水形象，者便是“迁想妙得”许多优秀的山水作品所显露出来的气质和高雅的格调，并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具有深厚的笔墨功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具有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深的文学修养。因此山水画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唐代山水家的学识越高，创作后劲也就越大，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均提倡到生活中去，到实践中去。
介意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