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言大致可以分为7大方言，有北方方言，吴语，闽语，粤语，赣语，客家话，湘语
北方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除了江淮官话、少部分西南官话保留入声读[-?]之外，大部分官话方言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但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上述现象在其他方言中比较少见。 吴语，或称吴方言：在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和浙江大部分地区使用。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西南部受赣语影响，浙江南部保留了较多古代百越话特征，以至不能和作为典型吴语的太湖片吴语通话。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这种方言的对清浊辅音的区分是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但吴语保留了中古汉语的模糊入声。 客家话，或称客语：在中国南方广泛使用，包括广东东部、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以梅县话为代表。虽然是一种南方方言，但客家话是在北方移民南下影响中形成的。客家话因而保留了一些中古中原话的特点。使用客家话的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5%。 闽语，或称闽方言：在福建、海南、广东东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其他海外的一些华人中使用。由于闽语的内部分歧比较大，通常分为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闽北话、闽东话（以福州话为代表）、莆仙方言和闽中方言。闽语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其中以闽南语最具影响。但是，根据现有的语音学研究，闽语的音系相当接近上古汉语的音系。 闽南语（狭义的，即闽台片闽南话）共有“-m，-n，-ng，-p，-t，-k，-?”（貌似问号的国际音标是紧喉音。）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山西方言、吴方言、江淮方言仍保有这种弱化入声）”七种辅音韵尾。闽南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之一，泉州音有8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同安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同时，闽南语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母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使用闽南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4．2%。 粤语：以广州话为代表，在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人中被使用。粤方言是汉语中声调最复杂的方言之一，有九个声调（桂南勾漏片有十个声调）。同时也是保留中古汉语最完整的方言之一。粤语包含了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粤语内部的分歧不大。使用粤语的人口大约为总数的5%。但是粤语中没有混合入声，可以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要早于吴语，但晚于闽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在湖南使用。按是否保留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浊声母已基本清化的部分新湘语相对接近官话，但也有部分与官话差异较大的新湘语保留有部分全浊音及特有语音和词汇。新老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衡阳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历史上湖南地区受到北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故湘语内部差异比较大。并且有多个时期古汉语语音特征之重叠。 赣语，以南昌话为代表，又称老表话、江右语等。属汉藏语系汉语族，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早先的3000万不准确）。古全浊和古次清合流为送气音，梗摄字文白异读。昌都片及长江沿岸一带普遍存在全浊声母，但多非严格的古清浊对立。多数地区”知三章组“或”知二章组”端读，日母今读仍为鼻音ȵ。南昌话有七个声调，辅音韵尾-t -k -n -ng，建宁、高安、临川等地为m n ng p t k。 下面的几种方言是否构成独立的大方言区，现在尚有争议： 晋语：在山西绝大部分以及陕西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等地使用，以太原话为代表，有入声韵 [-ʔ]。在入声 [-p/-t/-k] 消失之前，先发生‘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 [-ʔ]）。其白读系统与官话截然不同。以前（及现在的不少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官话。 平话：在广西的部分地区使用。传统上将桂南平话归于粤语，近年来有人主张将桂北平话当成孤立的土语存在。 徽语：在安徽南部及赣浙苏部分毗邻地区使用。以前（及现在的部分语言学学者）将其归于吴语。
你要是能给点分，我会多给一些 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关系 普通话语音是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继承和发展，这与中古音对上古音的继承一样，都是汉语语音发展的必然结果。 1、中古音与普通话语音声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普通话语音，声母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变化： 1)中古全浊声母一律清化，变成同部位的清声母，平声变为送气清声母，仄声变为不送气清声母。 2)中古禅、邪二母为擦音，禅母为舌尖后擦音，邪母为舌尖前擦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禅、邪二母各有一部分变成同部位的塞擦音。 3)影、喻、疑、微合流，除个别字外，都变成零声母。 4)见、溪、群三母分为两类，开口呼、合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齐齿呼、撮口呼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样原因，精、清、从、心、邪也分为两类，一类为［］、［］、［］，一类为［］、［］、［］。就是说，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声母［］、［］、［］来源于中古的见、溪、群和精、清、从、心、邪两组声母。 5)知、彻、澄与照、穿、神、审、禅合流，变成现代汉语普通话的［Ƨ］、［Ƨ］、［Ƨ］。 2、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关系 从中古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简化。许多韵尾相同、韵腹相近的韵母都合并为一个韵母了。当然，也有中古一个韵母分裂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几个韵母的情况。中古有61个四声相承的韵类，90个韵母(入声不另立，与相配的阳声合而为一) ，现代汉语普通话为39个韵母，由此可知从中古到现代，韵母总数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粗略地说，从中古汉语语音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韵母最明显的变化有以下五点： 1)中古入声韵尾［］、［］、［］全部消失，变成相应的阴声韵。 2)中古收［］韵尾的韵母，全部变成收［］韵尾的韵母。 普通话［］韵母是中古音没有的，它来自中古歌、戈、麻、齐、微等韵的一部分字。 普通话［］韵母来自中古支、脂、之韵的一部分字。 5)中古音只有开、合两呼，普通话有开、齐、合、撮四呼。大致说来，中古开口洪音字，普通话仍为开口呼；中古开口细音字，普通话为齐齿呼；中古合口洪音字，普通话为合口呼；中古合口细音字，普通话为撮口呼。 3、中古汉语语音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声调的关系 普通话四声也是直接从中古四声演变而来。从中古到现代，声调的继承与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中古去声仍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去声，这一类字声调古今没有变化。 2)中古平声字分化为阴平、阳平两类，分化原则是声母的清浊，中古清声母字为阴平，中古浊声母字为阳平。 3)中古上声字变成上声、去声两类，演变的条件是声母的清浊，中古全浊声母变成去声，其余字仍为上声。 4)入声消失，入声字分别归到相对应的阴声韵的平、上、去三声里去，人们称这种变化叫“入派三声”。入派三声是就平声不分阴阳而言，如果按普通话阴、阳、上、去四声说，也可叫“入派四声”。 中古四声演变成普通话四声的情况，可以画成下表： 中古调类 普通话调类 中古调类 阴平(诗、飞) 阴平 阴入(黑、击) 阳平(人、才) 阳平 阴入(竹、急) 阴上(古、袄) 上声 阴入(尺、乞) 阳上(你、武) 阴入(切、设) 阳上(坐、社) 阴去(变、世) 去声 阳入(食、服) 阳去(阵、用) 阳入(入、药) 上表括号内是例字，从中可以看出，只有入声变化复杂。入声分阴阳，清声母为阴入，浊声母为阳入。阳入只派入阳平、去声，多数变成去声，少数变成阳平；阴入派入阴、阳、上、去四声都有，其中二分之一派入去声，三分之一派入阳平，二者合计占阴入声字的六分之五，剩下的六分之一派入阴平和上声，其中派入上声最少。
客家话有六个音调 客家话是古汉语粤化而来
客家话包括宁化的赣南话、深圳的粤东话、河源的水源话、平和的平婆话、长汀的汀州话、龙南的广佬话、惠州的惠城话、赣县的蟠龙话、梅州的程乡话、台湾的四海话、四川的广东话、广西的新民话、铜鼓的怀远话、诏安的诏安腔、饶平的饶平腔，其中深圳、龙南、梅州、四川、台湾、广西等地的客家话，被认为属于粤东音。
客家话原本属於北方方言，在客家先民南迁的过程中和南方的其他方言互相融合，而形成了一种和北方方言不同，却又异於南方方言的一种新语言，就是客家话。广东著名的学者黄遵实曾说「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客家话的最终形成，大约出现於宋代，所以现在客家话的语音系统，与反映南宋后期、元代初年的周德清所作的「中原音韵」音系甚为相近。也就是说，客家话大约是宋、元时期的中原语音。
客家话的音韵系统
客家话有许多的腔调。其中的四县腔有十七个声母、六十一个韵母，六个声调。这六个声调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去、阴入、阳入。而海陆腔的去声分阴阳，共有七个声调。
客家话的语音特点
一、客家话的字音，读为送气音的比较多。也就是说ph,th比p,t多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古汉语的全浊声母变为清音声母时，在其他方言里，基本上是以平、仄声为变读不同字音的分化条件。但客家话中一律变为送气清音。
二、四县话中的舌尖塞擦音声母只有ts组。也就是说，中古广韵系统的精组与知、章、庄等组声母合流为ts。但有些次方言中并不是这样。
三、客家话中有一些轻唇字念为重唇。例如斧、肥、浮、飞等，表现了「古无轻唇音」的现象。此外，它有一个唇音的v韵母，如文、物、侮等。这在汉语的方言中比较少见。这个v声母存在於元代「中原音韵」音系之中。在元代之时，原来的微母字已失去鼻音成分而变为 v。客家话的这个v，可以说正是保存了宋元时代的声母。
四、中古的知组声母字在客家话中已大多数变为舌尖塞擦音，也就是合入精、章组中。但仍有少数的字保留舌头音的读法，如知字。这种读法，反映了唐宋以后的读音。
五、中古的泥母字在客语中分别读为n或ng，中古的日母字也读为ng 。
六、中古的晓匣母，其合口字在客语中念为f和v。如花、灰、虎、辉、婚等。而开口呼和某些合口的三、四等字则仍读为h。这点和广东话有些类似。
七、客家话中，尖团音区分的很清楚，也就是说ki,khi,hi声母不会像国语中变成ch,chh,s等。
八、中古时的疑母字，在客语中读为ng。如牙、逆等字，这是保存宋代读音的另一个表现。
九、客家话中有一个丰富而复杂的韵母体系，它保持著中古汉语中存在的m,n,ng,p,t,k六种韵尾，相当整齐。这也是客家话保存中古语音特点的一种表现。
十、客家话中没有撮口呼一类的韵母。中原汉语的撮口呼是在明代才出现的，客家话在明代以前便分化出来，所以没有这一类韵母。
十一、客家话中没有eng,ing及相对应的ek,ik韵母，而合入了en, in,et,it中，这一点反映了长江流域一带方言的特点。
客家话的词汇特点
一、单音词丰富。如皮、毛、翼、索、闲、企、行、寒、食等。
二、保存比较多的古汉语语词。如捼（两手相切搓）、拗（折断）、系（是）、跍（蹲）、镬（锅子）、遮（雨伞）、犁（低头）、禾（稻）等。
客语间的次方言现象
客语间也有许多不同的腔调。现在就台湾几个重要的次方言做介绍。
四县腔
说四县腔的地方主要是桃园县的一部份、新竹县的一部份、苗栗县以及南部六堆地区。四县腔可以说是台湾所用的客语次方言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了。
北部的四县腔和南部六堆的四县腔略有不同。例如南部的回去说「归去」，不说「转去」，鸡蛋说「鸡春」不说「鸡卵」等。音韵系统上也略有差别，例如南部有些地区n,l不分。
海陆腔
说海陆腔的地方主要是桃园和新竹的一部份地区。是台湾客语次方言中使用人数第二多的。海陆腔在声调上因为去声分阴阳，所以比四县腔多了一个声调，变成七个声调。此外它有舌尖面音的声母存在，所以有的音听起来略有一些卷舌的感觉。
由於海陆腔各声调的调值和四县腔差不多相反，也就是说四县腔念为高音的海陆腔念为低音，四县腔念为低音的海陆腔念为高音。所以在转换上有规则可循。
海陆腔和四县腔间用的词语略有不同。例如花生海陆腔讲「地豆」，蚯蚓海陆腔讲「虫宪」等。
大埔腔
说大埔腔的地区主要是台中县的东势一带。大埔腔客家话和四县腔一样有六个本调，但是由於多了超阴平和去声变调两个变调，所以变为八个声调。大埔腔中的降调比较多，升调很少，所以听起来比较重且硬。
大埔腔和海陆腔一样，有舌尖面音的存在，还多了擦音声母j。用的语词也和海陆腔比较接近。但是其调值却和四县腔比较接近。可以说介於两者之间。
大埔腔中有的韵母和四县腔中不同。例如ang的韵在大埔腔中很多变为en，像是「听」、「厅」等。还有一些字的音也不同。例如国念做 kuat，而不是kuet，猫念做ngiau而不是meu。
大埔腔有一些和其他地方不同的语词。像是一样说「共款」不说「共样」，表示动作完了的语尾助词说「phet」而不说「het」或「thet 」等。
饶平腔
说饶平腔的地区主要是苗栗卓兰的一部份。饶平腔和四县腔一样有六个声调，但是调值不同。
饶平腔的特点是有些在四县腔中念为无声母的字念为v声母。例如雨 (vu)。还有一些s声母的字念为f声母。例如水(fi)。
韶安腔
说韶安腔的地区主要是云林的仑背一带。它也是有六个声调。它的音韵系统和其他地方的客家话相差比较大，大约是闽南语和潮州话的差距，也就是约有五到六成能沟通。
韶安腔没有收k的入声韵，也没有m韵尾。由於在大陆上韶安就属於福建省，在台湾仑背的四周又都是说闽南语的区域，所以韶安腔客家话受闽南语的影响很大。许多的语词和闽南语一样。
韵安腔客家话中有许多的s声母或无声母念为f声母，例如船(fin)，云(fun)。
除了这些腔调外，还有永定腔、丰顺腔等散居各地。
客语和日语的关系
由於日语中的汉字音读是从中国来的，客家话又属於中原汉语的一个分支，所以客语和日语中就有许许多多的关系。以下一一列举。
客家话的声母和日文念法中的声母部份形成良好的对应。例如p,ph, f的唇音对应ha行、pa行及ba行。g,k,h的喉音对应日文中的ka行和 ga行等。只有v声母和f声母出现了比较没有规律的现象。相较之下，国语中的无声母、w声母、ch声母、chh声母、r声母，粤语中的f声母、无声母、l声母、ng声母等都在日文中都找不到良好的规律，可以说客语和日文间的规律性比较大。
客语的入声韵p,t,k在日语中大致都能有良好的对应，分别对应至长音、tsu或chi、以及ku或ki。可是因为客语中的ik,ek并入了it, et，所以有一部份客语中收t入声韵的字在日语中是念为ku或ki的。这一点广东话比客语有著更好的对应关系。
汉语中读音的长短对日语中读音的长短关系亦有十分良好的对应。如果单就汉语中的长短推论日语中的长短，则国语有百分之七十六的正确率，粤语有百分之八十三的正确率，而客语有百分之九十的正确率。如果加上一些判别规则，则以客语为基础预测日语中音的长短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正确率。可以说会客语的人在学日文上会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中古没有录音设备，而且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不能严格记录语音，中古汉语的语音只能通过分析研究以上材料来确定。从高本汉首先把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古汉语开始，中外很多语言学家都提出了对中古汉语语音的构拟。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和对材料的理解不同，各家的拟音多少有些出入，但在很多重要特征上学界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很多现代汉语的特点，在中古汉语就已经奠定了，例如一个词素就是一个音节，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有辨义作用的声调，等等。因此一个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和声调。声母是开头辅音，韵母必须包含一个韵腹（主元音），韵腹前面也可以有一个韵头（介音），韵腹后面可以有一个韵尾（元音或辅音）。 研究中古汉语韵母最基本的材料是《切韵》，其次是韵图，由于对《切韵》是否反映实际语音、是否反映一时一地的语音，韵图的等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主元音的差别、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介音的差别等基本问题的理解存在分歧，学者对中古汉语的拟音不完全一致，有时在韵母的归类上也有细微差别。普遍认为韵图中的合口字存在类似u的介音。又由于《切韵》中三等字的反切上字自成一套，和其他等不同，因此普遍认为三等字有一个类似i的介音。有些学者（如高本汉、王力）认为四等字也有介音，有些学者（如潘悟云、郑张尚方）认为二等字也有介音。中古汉语的韵尾也没有上古汉语中可能存在的辅音丛和浊塞音，但仍然比现代普通话丰富，有-m、-n、-ng、-p、-t、-k、-i、-u等8个。其中-t在一些方言中是-r，-k在一些方言中弱化为-γ过去认为中古汉语有10个以上的元音，一些研究则认为中古汉语有6个或7个元音。分歧在于来自上古汉语相同韵部的不同等的元音是否相同。但即便认为这类元音不同的学者也承认，这类元音是非常接近的，并且常常在诗歌内通押。以下以中古汉语6个元音的系统来说明问题：元音/a/出现在一等韵、二等韵、和三等韵当中。出现在一等韵时，/a/同一等重韵的元音/ə/（或写作/ɐ/）对立，出现在二等韵时同二等重韵的元音/e/对立，出现在三等韵时则等同于元音ə，与三等重韵的元音/e/对立。元音/o/主要出现在模韵、虞韵、冬韵、钟韵、以及江韵当中。江韵是唯一一个以/o/为主要元音的二等韵，其他二等韵都由主元音/a/和/e/构成一对二等重韵。虞韵时常被认为有一个非常接近/u/的/o/，因为虞韵在梵汉对音、日本、朝鲜、越南的汉字音里经常念/u/而不是/o/。元音/u/出现在流摄、东韵当中。元音/ə/，参见元音/a/。元音/ə/同元音/a/构成一对一等重韵，也同元音/e/构成一对三等重韵。例外的地方是鱼韵，此外由庄组三等真韵发展而来的二等臻韵的主要元音也是/ə/。元音/ɨ/，用于之韵、殷韵及蒸韵。当这个音素不成音节的时候，表示重钮三等。元音/e/，出现在二等韵、三等韵和四等韵当中，这个一个有重纽的元音。参见元音/a/。元音/i/，只出现在三等韵当中，有重纽。 对中古汉语语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切韵音展开的，但是即使在《切韵》产生的年代，各地的口音也是不统一的。《颜氏家训》说：“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证明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和北方口音是不一样的。《切韵》所代表的语音系统，到中古后期又发生了若干变化。在声母方面，从帮、滂、并、明中产生了非（pᶠ）、敷（pᶠʰ）、奉（bᵛ）、微（ɱ），已如前述。另外日本汉音用清音p来读《切韵》的b，而用浊音b来读《切韵》的m，也隐约反映出后期中古汉语的特征。在声调方面，原来全浊音（浊塞音、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开头的上声字变成了去声。韩愈《讳辨》说：“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简言之，韩愈认为“杜”（《切韵》上声）和“度”（《切韵》去声）是同音的，因为他把“杜”也读成去声了。其次是四声根据声母是清辅音还是浊辅音，各分成了两部分。日本安然《悉昙藏》说：“承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
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
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 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 ，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
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
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
书 名 名 词 动 词 合 计
《论 语》 8 5 13
《孟 子》 4 9 13
《荀 子》 40 9 49
《韩非子》 50 22 72
合 计 102 45 147
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
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
一、 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
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
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
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
三、 看是否读破。
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
四、 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
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
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
引言
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
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
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
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
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
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
(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
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
(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
(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
(《庄子·徐无鬼》)
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
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
(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
(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
(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
(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
(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
(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
(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
(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
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
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
(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
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
(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
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
(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
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
(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
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
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
(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
(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
(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
(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
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
(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
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
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