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在品读类文学作品时，不仅能欣赏到文字语言之优美，内涵意蕴之深刻，同时也能感觉到各不相同的文人性格。
中国文学的基本形式是诗词曲剧、小说及各类散文、对联谜语等，每个时代都会有占主导地位的类型，通行的说法是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但每个时代的文人性格基本上是相似的，主要就是那么几个类型，他们各自的性格往往决定其人生命运，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1. 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理想浪漫主义文人。他们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千古传颂，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是一代代后人敬仰的对象。但我对这类文人的性格最感兴趣，如果对屈原和李白的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与分析，会发现他们那种理想化、浪漫化却又傲骨铮铮的性格决定了其终生壮志难酬和的命运惨剧，或报国无门，含恨而死；或颠沛流离郁郁而终。屈原和李白都是才高八斗胸怀壮志的人物，但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从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的王朝，统治者的身边围绕的是一群阿谀奉承，极尽满足帝王个人欲望之能事的小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刚正直言、放诞不羁、自视清高的性格显然不容于时代，难以进入中央决策高层，得到帝王赏识重用。李白只是被李隆基当成宫廷诗人，喝酒听戏，欣赏欣赏高雅诗作娱乐娱乐。至于屈原则是惨遭流放，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从他们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反映出不得志与郁闷。屈原在离骚中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委曲求全并不一定就比刚直不阿更没有人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像他这样坚守原则和文人的骨气、为官的责任，操守道德固然为后世所敬仰称颂，但个人悲剧却无法避免，于国家于时事并无所补。而李白号称诗仙，他的作品的确很有仙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气呵成，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极度浪漫极度潇洒。但细细读来，李白并不是真正的潇洒和浪漫，他的代表作无不或明或暗地表达了人生的不如意，愁恨的繁多与理想的难以实现。像《将进酒》，前面说了一大堆很潇洒很超脱很豪情的话，但最后一句是“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乃是借酒消愁，逃避现实。《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前面写了一通看上去很风光霁月的句子，到后面来了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显然主题是为了表明自己心迹，暗叹世事艰难，壮志未酬。而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难免有抱负实现之路难于上青天之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自叹形单影只，知己难逢。至于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之类就更是直诉愁情烦事，浪漫主义背后是深深的哀愁与不得志，诗仙有的其实是颗饱受折磨与煎熬的心。这一切都是由其性格决定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古今总是存在差距，心高志大而又宁折不屈者往往是悲剧命运，中国古代如是之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他们的才华叫人惊叹，而命运却令人惋惜。
2. 以苏轼、辛弃疾、陆游为代表的豪放乐观主义文人。他们是北宋豪放派诗词的代表，苏轼更是诗词文赋上的全才，这类人的性格可以说是比屈原李白更能适应社会的，他们在政治上的经历与遭遇也并不好，同样没有能够得到帝王足够的信任和赏识，有许多不如意，仕途屡遭贬谪排挤，但他们用一种人生的豁达，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百折不饶、入世进取，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品格。其作品体现了真切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世界、生活的热爱，既反映国家大事、历史文化又描绘自然山川、人生情怀，其风格豪情大气而不失稳重理性，折射出他们的光明磊落与乐观向上，乃是值得人钦佩的英雄豪杰。
3. 以陶渊明，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出世归隐主义文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浓烈的归隐思想，或是淡泊名利不愿沾染红尘是非，清心寡欲但求修身得道；或是经历人生挫折看破世情超然出世，归隐田园；或是不愿与世人同流合污，行事怪异出人意表，崇尚清谈，自得其乐，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这种文人实际上是属于与社会格格不入，难以适应也不愿适应社会的高人、怪人。他们的作品超脱不俗，从不涉足政治俗世，着眼于理想世界和自然田园风光，描绘诗情画意的生活，抒发内心的宁静平和。这一类的文人往往写出的作品是最原生态的纯艺术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圆转自如，注重个人内在修养是最贴近的，也与书法、绘画、园林建造等其他艺术形式最能相通。他们这样的性情和生活其实也不失高雅滋润，有其叫人艳羡之处。
4. 以杜甫、范仲淹、关汉卿等为代表的现实入世主义文人。这类文人是最具社会责任感，最关心民生疾苦的。他们置个人命运荣辱于国家民族百姓的兴衰悲喜之后，用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活动，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坚持信念毫不退缩，为国家命运而鞠躬尽瘁。他们的作品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社会现象，为老百姓大声疾呼。杜甫的《三吏》、《三别》，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汉卿的《窦娥冤》，无不成为千古传颂的名作名句，而他们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品质更是万古流芳，这类人物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顶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5. 以柳永、李清照、纳兰性德等为代表的平民小资主义文人。他们都是婉约派的代表，这类文人在政治上既没有屈原李白之类的报负，也没有杜甫范仲淹之类忧国忧民的情怀，更不会来个归隐田园，梅妻鹤友。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身边的人和事，是人生中微妙的感触和那种小资生活的情趣，是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爱好，做学问、谈学术，探究人类的感情世界。这类文人其实摆脱了中国文人政治化与文学传统模式内容的约束，千百年来，由于文化为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所垄断，文人即政客即官僚，文学作品表达的多是政治社会历史、个人志向抱负、自然与边塞风光等，极少涉及人类内心情感和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作品。这一类文学作品的出现使得中国文学更加平民化、人文化。是他们用自己细腻的感情和笔触，捕捉到身边的一点一滴，写出了更加全方位的中国社会与百姓生活。
6. 以司马相如、严嵩为代表的功利实用主义文人。这类人从品格上讲是比较低下的，他们一切从统治阶级的喜好和需求出发，或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原则，一味迎合奉承；或干脆做违背良心道德的伤国害民之事，沦为文人中的败类，历史的罪人。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所有的文人都能够有良好的人格操守与道德品质，这类人的作品一般来说中规中矩，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但也有一些宫廷诗、应制文还是在文学上有一定价值的。
除此之外，中国文人当然还有其他性格，也难以一一归类，许多人兼有以上两三种性格，其中还不乏性格偏激，特立独行的怪人，但无论如何，中国文人作为文化领域的主要创作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他们的这些性格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也对现代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从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我们追思其人其事，想象作者的人生经历和内心情感，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与精神文明可享受与借鉴的财富。
自从孔子的高足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孔子及其弟子并身体力行地在列国间的仕途上长期奔走之后，仕途与中国古代文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人为什么要入仕？还是用孔子的话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对这句话，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形象地予以阐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他的诗只是强调了读书，即"学"的重要，这并不准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读书可谓多矣，可怎么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哪里有什么黄金屋？哪里有什么千钟粟？穷得连饭都没得吃，过着一种近乎乞讨的生活。"读书"也罢，"学" 也罢，那仅仅是个起点，或者如鲁迅所说，仅仅是块敲门砖；只有由"学" 人"仕"，敲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宋真宗说的那一切，才有变成现实的可能。
良田华屋，髙车驷马，美女如云，多么诱人的前景！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对仕途是那么样的热衷，那么样的禊而不舍，那么样的孜孜以求！不追求也不行，舍此以外，古代的文人，再也没有别的人生道路。
这种追求，有实现了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立谈而致卿相"，或者是科举时代的"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仕途上是有不少这样的幸运儿的！仕途，仿佛是一条平直的康庄大道。
有这些人的榜样，文人们在向这条道路上竞奔时，越发显得动力倍增，， 干劲十足！但是，幸运儿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人，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耗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却始终砸不开这座大门，那良田，那华屋，那美女，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终其一生，始终不过是"乾坤一腐儒"（杜甫语)。仕 途，也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即使是登上了天子堂，又该如何昵？都能够展现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本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吗（如果真的有这种志向的 话）？当然也有，管（仲）晏（婴〗、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 晦)、姚（崇）宋（璟〉，这些历史上的名臣贤相，功在当代，名垂青史，成为仕途上耀眼的明星，极大地吸引了文人们艳羡的眼球。仕途仿佛是充满了花环的显途！
可是，"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仕途瞬息万变，吉凶难测。"陋室空堂，当年饬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 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昨日破袄寒，今嫌紫莽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我们见到的还少吗？《红楼梦》中的这支曲子，真是将仕途上的变幻无常，参悟得透彻极了！仕途也是充满荆棘的险途！
唐朝人李公佐，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南柯太守传》，说一个名叫淳于棼的落魄之徒，在酩酊大醉中，被招致至一个叫大槐安国的国度，在这里， 他受到极高的礼遇，被国王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贵极禄位，权倾国都"，长达二十余年；后因战争失利，公主病亡，同僚忌妒，国王冷落，被遣送出境。在经历了仕途上所有的荣辱盛衰后，他才发现，这一切，竟然是醉乡中的梦境。那所谓大槐安国，不过是他家门前那棵古老的槐树罢了；所谓南柯郡，不过是槐树向南的一棵树枝罢了；所谓槐安国王，南柯太守，不过是盘踞在槐树洞穴中的一群蚂蚁罢了。于是他大彻大悟，弃绝酒色，皈依道门。类似的故事，在另一个唐朝人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中，也有着同样的记述,说中的主人公卢生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仕途人生后，幡然醒来， 发现睡前蒸煮的黄米饭，尚未蒸熟。后来，人们用"南柯一梦"、"黄粱一梦，来形容仕途以至人生的虚幻。
然而，即便如此，文人们还是绵延不绝地，无所畏惧地，百折不挠地，义无反顾地向这条路上迈进，毕竟，诱惑是太大了，利益是现成的； 而风险，是遥远的，也许还是可以规避的。谁愿意为了明日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放弃眼前的巨大利益呢？"今日有权今日使，明日无权明日愁"。人们总以为文人是多愁善感的，岂不知，当他们一踏上了仕途，便会成为
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无所顾忌的人！只有像李公佐、沈既济、曹雪芹这样些未能吃到葡萄的落魄者，才有那么多的葡萄太酸的超然和天塌地陷的杞人之忧！
可是，一旦当"锁枷杠"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再想超然，再想多愁善感已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李斯临刑时东门黄犬之想，陆机就戮时华亭鹤唳之思，成为仕途上文人晨钟暮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百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不久，控制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 也宣告结束。现代文明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出现，为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展现了无比丰富的人生道路，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十分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经商办实业，可以从教授徒，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出书办报，可以发明创造，可以献身艺术……，其中一些"学而优"的知识分子，在这不同的行当中，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缋，有的堪称大师，令仕途上的衮衮隼公望尘莫及；即便是学而不优的文人，也可以谋到一个饭碗。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仕途为惟一出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
中国文人，要想完全摆脱与仕途的干系，实在很难。且不说，投身其他行当的知识分子，与仕途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非政治领域的行当，如工厂、学校、科研单位，甚至佛门，都有着类似政治领域的结构框架，衙门作风，等级森严，我们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准仕途"。因此，即使置身仕途之外的文人们，也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仕途情结"。
论文人被贬
——苏轼
第一次被贬让苏轼有些措手不及。被贬之前苏轼担任湖州知州，也就是当时地方行政的二把手。由于当时苏轼名气极盛，遂遭人嫉恨，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其判决处死，史称“乌台诗案”。还好有王安石等人求情，苏轼才得以保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苏轼虽然名为朝廷官员，实则不过是一个被看管的犯人，现实的落差造成的心态自然是孤高寂寞的，那首《卜算子》正是反映了这种心态，诗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诗人先用“缺月”、“疏桐”、“沙漏”等意象烘托出气氛，再用孤鸿自比，把那种内心的寂静与清幽表现的淋漓尽致，最后的一句“寂寞沙洲冷”，明确点出了自己心态的核心感受——冷。这首诗将一个受到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的士大夫的内心的孤寂失落完全表现出来，也可见苏轼那种自我内心激烈的挣扎与救赎。
当然苏轼没有这么一直沉沦下去。被贬黄州以后，苏轼的眼光较以往在朝廷更加的开阔，想法与文笔也更加的“接地气”、“入民心”。在这里，苏轼不问政事，与民同乐同苦，发明了“东坡肉”，也就是现在的红烧肉，写出了既是菜谱又是诗文的《猪肉颂》；他给酥饼起名叫“为甚酥”；给酸酒起名叫“错着水”；他发起了民间慈善组织“育儿会”。这些都反映了苏轼逐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投入新生活的积极心态。
苏轼被贬的原因不乏因为他自具有文人的酸腐小家子气和执拗之气，这种性格使得皇帝和许多大臣虽敬佩他的文章，却讨厌他的性格。黄州的历练也使得苏轼的文格和人格都得到了新的升华，从一个见事批判的小文人，到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大丈夫，这都是这片黄州土地所给予苏轼的。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大江东去》、《临江仙》、《记承天诗夜游》正是这种坦然达观性格的写照。所以，苏轼没有因为贬谪而沉沦，反倒成就了他“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心态，黄州影响着苏轼，苏轼同样也影响着黄州。
苏轼第二次被贬惠州，这次的形势与贬谪黄州时大为不同，所包含的政治隐语就是告诉苏轼已不能再回到朝廷。时年苏轼正是花甲，要把它扔在穷乡僻壤的惠州，不仅需要想开，还需要真正的不抱有一点回朝的希望，才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豁然开朗。这个时期苏轼的心态由一种坦然变成了一种淡然，类似老子的无为，并且在无为中抱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和勇气。他不在计较人生是否还能达到顶峰，被贬惠州时苏轼住在嘉祐寺，旁边有一座山，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松风亭，有一次他爬山爬到半路就累了，正在纠结是否爬时，他望着松风亭突然明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有些东西争不到便可不争，放松心态停下脚步，人生处处是风景，人生处处是收获，于是苏轼就这么快乐地下山了。
惠州经济落后，一天才杀一只羊，羊肉早就被官员买去。苏轼只好买下剩下的羊骨头回家投在汤锅里煮，煮好的骨头泡上米酒，然后再用火微烤一下，最后用牙签去剔上面的肉，苏轼却还津津乐道，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上称其有吃螃蟹的美味。这种自救自立，自我寻求快乐的方法，使得苏轼倔强地生活在这片岭南大地上，所以他的淡然使得自己由一个名利兼得的士大夫完全转型为无欲无求的草根文人。
苏轼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达了苏轼苦中作乐的情怀。被后人视为传颂爱情的词《蝶恋花》这样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诗是苏轼送给自己的侍妾朝云的，通过几笔简单的勾勒表达出一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不仅仅为爱情，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苏轼第三次被贬到儋州，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在古代海南还是个蛮荒之地，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都非常的欠发达，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贬到这个“南无再南”的地方，应该说是中国文人历史上的“贬谪之最”了。对于这次贬谪，苏轼早有了心理准备，也习以为常了。苏轼告诉自己的儿子苏过，给自己准备好棺材和墓碑，随时准备把自己的骨灰留在海南这片土地上，可见苏轼的心态已经变成了忧患磨难了悟人生，他已经把这种放逐的历程看做是人生阅历的一部分，并把它融入到人生际遇的之中。他在离开海南时写下的一首诗很能表现这种感情：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通过最后两句的直抒胸臆，也显现出苏轼已经把自己的游历经历当做是人生的一种生命历程，没有这种生命历程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苏轼。
总的来说，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他少年成名，却也没有因为昔日的光环一直沉沦，他屡次被贬，却在被贬中放下名利，看轻生死，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在贬谪之路上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只要内心找到了寄托，人生处处都是自己的精神栖息之所，家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