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期前后，从小知识分子家庭走进上海的丁玲，发表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一系列女性解放题材的作品，轰动一时。如果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很可能是另一个张爱玲，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语）。但价值观的转变，促成了丁玲人生道路的转变。她走向延安，走向人民，走向最火热的生活，得以写出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的优秀作品。
对于一个作家的认知，为了更好地理解她的作品，我们需要了解关于她的生活才能更好的读懂作品中所要传达的人文意念。
上承19世纪，下启21世纪的20世纪华文文学，在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连接和与时代情绪的遥相呼应中，积极地开拓进取和不断地自我革新，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
丁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给当时“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了一颗炸弹一样”的作品。她是中国文学界深深卷入激烈变动的社会历史旋流中的人物，她的命运起落沉浮，都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紧纠结在一起，她的坎坷命运，典型地缩写着现代中国知识女性的命运。
我们要了解丁玲的代表作，结合她的生平来阅读，无疑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丁玲（1904——1986)故乡在湖南临澧。对于丁玲的成长之路影响较深的，是母亲余曼贞（1878—1953），是一位坚忍刚强、勤奋豁达的女性。她携带孤儿幼女，顶着社会习俗的压力，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到常德、长沙等地的女子师范学校求学读书，汲取新知，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成为自立于社会的职业妇女，以自身的行为给子女树立了榜样。
丁玲说：“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是最好的教育”。而丁玲和母亲的人生经历，则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女性成长的历史连续性。1919年的她在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就读。后来转学长沙，受到进步教师的教育和熏陶。
1922年初，未满十八岁的丁玲因向往到“一个更遥远的更光明的地方去追求”，和桃源女师时期的同学王剑虹一起奔赴上海，先就读于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后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一些知名的新文化人物和共产党人如李达、瞿秋白、陈望道、沈雁冰、田汉等都曾在这些学校授课。
1924年，丁玲在古都北京结识了青年诗人胡也频（1903——1931），丁玲说：“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而胡也频令人惊异的性格和感情也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
1925年秋，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结婚，在胡也频的诗歌里，曾有多首写到他们甜蜜而浪漫的爱情，但生活的贫困漂泊和前行无路的思想境况，也时时在其间投下阴翳。
对于当时的思想，丁玲有过这样的描述: 丁玲后来做过这样的描述： “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
与丁玲同一年以小说家身份在《小说月报》登场的茅盾后来所做的评价应该包含了他的直观感受，茅盾说，丁玲的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她的名字“在文坛上是生疏的，可是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认识了。接着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人们于是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
丁玲的“新的姿态”，并不同于当时已经开始流行的革命罗曼蒂克式写作，她这一时期的小说，归不到左联酝酿、准备时期的“革命文学”，其实还在延续着五四文学的“新女性”故事，但处女作《梦珂》所讲述的，已经不是传统守旧家庭与渴望新生活的青年的“父子冲突”，而是年轻知识女性走出家庭以后的境遇。
并且，《梦珂》不是抽象地提出问题，而是展开描述了梦珂进入现代都市之后仍然彷徨无路的状况，表现了都市资本主义生活对这位年轻女性天真个性的压抑、扭曲和改塑。
《梦珂》明显拓展了五四文学“诺拉走后怎样”的主题。当然，从小说的叙述方面看，无论结构安排还是视点的转换，《梦珂》都还流露着生硬的痕迹，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则产生了飞跃性的变化。这篇小说因为采取一个女性内心独白的叙述方式，得以有效利用女性的视角，更为充分地展现了现代女性的内在焦虑。
《梦珂》所描述的社会阶层与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在这部小说里都凝聚到了莎菲的内心世界，并以反转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小说浓厚的颓废色彩，典型反映了“五四”退潮时期“新女性”的精神危机，也呼应了大革命失败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彷徨心态，引起广泛的共鸣，是很自然的。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后，丁玲的小说仍然以生活漂泊、精神苦闷的知识女性为表现对象，到了1930年中篇小说《韦护》发表，她的创作发生了变化，
在这篇小说里，主角改换成了革命者，孤傲狂狷的女性丽嘉在和职业革命者韦护相爱以后，使韦护陷入爱的迷狂，也给韦护带来烦恼，最后，为了他所接受的“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不得不下决心离丽嘉而去，而丽嘉在痛哭之后也振作起来，要“好好做点事业出来”。
丁玲早年与共产党人接触、来往的经历，使小说描写人物性情与生活场面的笔墨颇为生动感人，但就整个情节的设计来看，确如作家自己后来总结的那样，“陷入恋爱与革命，中突的光赤式的陷阱里去了”。
随后的《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也仍然拘囿在《韦护》的故事模式中，《莎菲》时期所探索的女性自我意识，被放到“革命”的语境中进行思考，但丁玲此时给出的分析还是比较简单的：为“革命”放弃个人的爱情，还是改变自我“随着大众跑去”，必须二者择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属于激进的社会意识的“革命”、“大众”等元素的引入，改变了丁玲写作的格局，给丁玲的小说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可能，则是毫无疑义的。
1930年5月，丁玲和胡也频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2月胡也频遇难后，丁玲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左联党团书记，更为激进地投身到左翼文学运动之中。可以说，追求社会政治变革的激进意识推动了丁玲创造前卫文学的激情，她这一时期创作的《水》（1931）、《奔》（1933）等作品，选取农民的反抗斗争题材，以“新的描写方法”勾勒群体人物“集体的行动”，是被作为左翼新小说的示范性作品看待的。
这些作品，与丁玲此前的小说不同，雄浑气势，笔触粗犷，但宏大叙事所造成的空疏浮泛也是显而易见的。就叙述的圆熟程度来说，丁玲这一时期创作的长篇《母亲》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据作家说，这部小说原计划30万字，拟从清末写起，“经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至最近普遍于农村的土地骚动”，因发表的日刊被禁以及后来丁玲的被捕而中断，但已经完成的部分可以独立成篇。
《母亲》描述了一位生活于封建大家庭的女性，在丈夫去世家庭败落之后，如何振作奋起，携带幼儿进入新式女学堂，追寻新的生活之路的故事；小说笔致舒缓地描写大家庭和新学堂的日常生活，清末到辛亥革命之间的社会大事件则隐约于这些平常的场景之间，前景与背景交错，显示了作家把握大时代变动与人物性格、命运的关系并予以从容表现的能力。
小说以“母亲”为题，固然可以从小说主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二代代表性女作家，置身更为激进时左翼运动旋流之中，能够以一种历史连续性的目光，追溯前一代女性艰苦挣扎的足迹。
1936年9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
她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奔赴陕北，由一位大都市里的知名作家，转而成为红色根据地的文学工作者。
丁玲的行为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欢迎，而在解放区，丁玲的生活和写作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丁玲率领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战前线，写作则多是战地通讯、随笔，以及为宣传演出赶写的剧本，还有服务团的事务性杂记。而更多的工作，如行军、演讲、演戏等等，则不是可以用文字留存下来的，这一时期的丁玲是在用实际工作书写文字文学史无法记录的“行为文学”。
但这样的生活经历对丁玲的文学写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促使她思考文学家在新生活中的位置和身份认同，探索新的写作方式。1939年至1941年间，丁玲主要在延安学习、工作，得以有时间把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转化为文学。这是丁玲抗战时期文学写作的丰收季节，几个短篇精品都发表于这一时期。
其中《我在霞村的时候》（1941）因选取一个被迫充当日本侵略者慰安妇”的女性做主人公，而触及了一个重要而敏感的题材；小说把贞贞回乡之后遭到村人的歧视和诋毁推到前景予以浓重的表现，刻画女性在民族战争的新状况里所遭受的多重侮辱，从一个特殊的视角，接续和深化了五四新文学“国民性批判”的主题。
还有必要注意的是，“霞村”和“贞贞”的故事，都是通过“我”的见闻呈现出来的，小说设置作家身份的“我”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应该有深意存焉。
如果联系到左联时代的作品，对比“我”在“霞村”的感受，可以看到，丁玲对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思考，已经由诗意的想象，转向关注其严峻的现实一面。
在这一脉络上，《在医院中时》（1941，后改题为《在医院中》）表现得更为强烈。小说描写年轻的医生陆萍被分派到一个新建的医院，目睹到肮脏环境和涣散懈怠、人敷于事的工作状态，击毁了她曾有的“愉快的理想”，她努力以自己的工作改变这里的习惯，也联合几位同事对医院的工作提出批评，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医院领导的理解，反倒招致很多有关个人私生活的流言，甚至连住院的“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
这篇小说曾被认为揭露了革命根据地的“阴暗面”、表现了“反集体主义”的主题而遭到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陆萍与环境的冲突被解读为“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落后的“小生产者封建习气”的对立，获得了文学史家的高度评价。
但《在医院中时》的另外一条线索，即陆萍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变化，也应该得到重视。小说不仅写了陆萍和环境的冲突，也写到她对自我和环境关系的调适。她学医，本来不是自己的志愿而是依照父亲的意思，但到了革命根据地，又被‘党的需要’的铁箍”束缚到这个脏乱的医院，她不能“不顾这铁箍”，只能“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
在文化教育普遍落后的国度，在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知识分子置身于士兵和农民大众之中，怎样才能既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又保持“自我”的主体个性，做到“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尽管小说结尾用的是肯定的陈述语态，但结合小说的整体情节看，毋宁说作家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做出了结论性的8解释。丁玲服膺《讲话》的精神，认同知识分子改造的论述，按照她的理解，改造的最重要途径是投身工农大众的生活：“要改变自己，要根本去掉旧有的一切感情意识，就非长期地在群众斗争生活中受锻炼不可。要能把自己的感情溶合于大众的喜怒哀乐之中，才能领略、反映大众的喜怒哀乐，这不只是变更我们的观点，而是改变我们的情感，整个地改变这个人”。
逻辑上说，丁玲似乎理清了思路，但一进入生活与写作实际，问题就变得复杂，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作过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抗战胜利后，以在晋察冀参加土改运动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的长篇小说。
过去人们习惯把这部小说看作“反映土改运动”的作品，从题材特征来说，当然是可以的，但这样的概括只看到了小说表现农民阶级从政治、经济方面“翻身”的一面，其实，这部小说还相当广泛地层示了传统的宗法观念、思想积习对这场变革的障碍，以及农民们在破除这些障碍过程中的精神成长。
丁玲曾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一一那就是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一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事实确如作家所说，在小说里，表现农村政治经济的历史变革，与表现农民思想意识的变革，是两条紧密联系、平行推进的线索，尽管前一条线索呈现得更明显，但表现农民不断克服“变天思想”，确立自己的精神主体性，才是小说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推动力。
由此也导致小说不以紧张的情节变换见长，事件进展比较缓慢，以致于过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才出现农民和地主直接斗争的场面。外部行动缺乏戏剧性，是为了强化内心冲突的激烈性，而这一切，都是作家立意表现思想变革主题的结果。
小说第一章写顾涌赶着胶轮大车回村、带回有关土改的消息，本身就寓意深长。如同小说里写到的那样，土改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农民划分成若干阶级，按阶级身份决定对他们的态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一个阶级身份含混的“中间人物”开篇，从他的视角和心理展开这场大变动的序幕，以及设置既与地主钱文贵有叔侄关系又与农会主席程仁热恋的人物黑妮，不管作家有意还是无意，都表露了对把人截然划成黑白两极的做法的怀疑。而她以同情的笔触描写这些“中间人物”的处境和心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这些人物的视点去感受土改，无疑具备了更复杂地发掘这场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运动中“人性”深度的可能。
1948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稿写出后，交给了文艺界的有关领导，受到了冷淡，后来因为毛泽东的关心，书稿交给胡乔木、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审读，得到了肯定评价和修改的建议，作家做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如把黑妮从钱文贵的女儿改为侄女等，才得以出版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新的人民文艺的重要代表，丁玲活跃在国内外的文学舞台上，并先后担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领导职务，是新中国文艺体制的创建者之一。由于工作繁忙，发表的作品不多。
到了1955年，特别是1957年，由于“左”的错误风潮日盛，丁玲先后被划为“反党小集团”、“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政治批判，1958年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残酷迫害，直到1979年，才得以重返文坛。
复出的丁玲，虽年高体弱，仍饱含极大的创作热情，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同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其中，《牛棚小品》、《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杜晚香》等，都堪称“新时期”文学的精品。
来源:《丁玲精选集》
与毛泽东关系民国廿五（1936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丁玲主持召开会议，筹备成立文艺协会。11月22日，文艺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李伯钊同志主持，丁玲报告筹备经过。会上，毛泽东提议协会的名称应该是“中国文艺协会”，与会的全体会员一致通过。在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都发表了讲话。民国廿六年（1937年），毛泽东支持和指导丁玲率“西战团”上前线，并送丁玲《临江仙》词。民国廿九（1940年），毛泽东在审查丁玲历史的结论中，写上“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毛泽东在高干学习会上保护丁玲。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毛泽东高度赞扬丁玲的《田保霖》泽东的称赞，他不仅给丁玲写了信约丁玲到他的住处谈话、吃饭，而且在高级干部会上还表扬了丁玲，他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当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主席的信和高干会上的讲话为丁玲以后的写文、作人、为文艺工作都铺了一条平坦、宽广的路，并且为丁玲在群众中恢复声誉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使丁玲终身佩服和感激。丁玲与杨开慧（毛泽东夫人）在长沙读书时是同学，又都是湖南人。 投入真情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她离开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无限遗憾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噩梦一场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此后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挚爱深沉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长治老顶山漳头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论点
只有自由的人才可能幸福。
财富和地位并不意味着幸福。
幸福是一种感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人是幸福的。
追求幸福的过程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
与人分享幸福会更幸福。
有希望的人离幸福更近。
容易满足的人更容易接近幸福。
有爱才有幸福。
幸福就在身边，要用心去体会。
名言
能把自己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联接起来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歌德
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鲁迅
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爱因斯坦
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屠格涅夫
做好事的乐趣乃是人生惟一可靠的幸福。——列夫·托尔斯泰
如果我们不能建筑幸福的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权力享受幸福。——萧伯纳
一个人有了远大的理想，就是在最艰苦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徐特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认定自己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林肯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对我们的公共利益有所贡献，我就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果戈里
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艾青
幸福的斗争不论它是如何的艰难，它并不是一种痛苦，而是快乐，不是悲剧的，而只是戏剧的。 —— 车尔尼雪夫斯基
人真正的完美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 —— 王尔德
你明白，人的一生，既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好，也不是那么坏。 ——莫泊桑
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 ——欧文
每一个人可能的最大幸福是在全体人所实现的最大幸福之中。—— 左拉
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是多么壮丽的事业，这个目的有多么伟大！ —— 圣西门
只有整个人类的幸福才是你的幸福。 —— 狄慈根
严肃的人的幸福，并不在于风流、娱乐与欢笑这种种轻佻的伴侣，而在于坚忍与刚毅。 —— 西塞罗
当你幸福的时候，切勿丧失使你成为幸福的德行。 —— 莫罗阿
典型论据
一个女 CIO的幸福
——幸福是对生活的满足
“我其实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当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CIO）陈静平静地说出这句话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幸福的居家女人。对她来说，幸福的定义就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刚刚创业的那段日子，对于陈静来讲，“如火如荼”是再贴切不过的了。银河证券公司下属的 170多家营业部，运行的是9种不同的系统，它导致系统不统一，给互通数据、共享信息带来了许多不便，为了铲平这些障碍，信息部门要进行更换系统的工作。在陈静的直接带领下，组织全员大规模系统测试42次，且绝大部分是利用周末进行的。也就是说，一年当中有80%以上的休息日陈静都在加班。可她却感觉到很彻底的幸福和满足。这就是她的工作，常人不能消受的幸福。
除了工作，陈静还不断学习，并且十分重视注意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注意在职教育。她认为搞好在职培训工作，是对技术人员个人职业生涯负责。于是坚持抽出一定的时间，对部门员工进行业务、管理知识培训。通过不断地学习，陈静敲开了信息技术的大门，同时她被挖掘出来的管理才能，让她在一个个项目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就是她的学习，是种不断收获的幸福。
陈静有一个幸福的家，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一个能容忍并一直支持她的丈夫。她的家庭，给她被包容的幸福。
多活 45年
——幸福快乐比财富更重要
约翰· D·洛克菲勒在33岁时赚到了第一个100万美元。43岁时，他建立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垄断企业——庞大的“标准石油公司”。但他在53岁时又怎么样呢？烦恼把他搞惨了，烦恼和高度紧张的生活已经破坏了他的健康，他“看起来像个木乃伊”。
医生们开始挽救洛克菲勒的生命，他们为他立下三条规则——这也就是他后来终生彻底奉行的三条规则：
一、避免烦恼。在任何情况下，绝不为任何事烦恼。
二、放松心情，多在户外做适当运动。
三、注意节食，随时保持半饥饿状态。
洛克菲勒遵守这三条规则，因此而挽救了自己的性命。他从事业上退休，他学习高尔夫球，整理庭院，和邻居聊天；他打牌、唱歌。但他同时也进行别的事。温克勒说：“在那段痛苦的日子及失眠的夜晚里，洛克菲勒终于有时间自我反省。”他开始为他人着想，他曾经一度停止去想他有多少钱，而开始思索那笔钱能换取多少人类的幸福。他捐助教会，捐助芝加哥大学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学，帮助黑人，成立了一个国际性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消灭世界各地的疾病、文盲及无知。洛克菲勒他自己怎么样了？他把钱捐出去之后，是否已获得心灵的平安？不错，他最后终于感觉满足了。
洛克菲勒十分快乐，他已完全改变，完全不再烦恼。
他“死于”53岁——但一直活到98岁。
把不幸变成优势
——用钢铁般的意志在不幸中体验幸福的滋味
曼德拉是南非的前总统。他一生坎坷，有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南非前种族主义统治者的监狱中度过的。
他的小女儿自立自强，刻苦学习，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在 17岁时成为著名的《挚爱》杂志的专栏作家。当曼德拉在狱中得知女儿成功的消息时，他激动不已，给女儿写信祝贺。信中写到：“为了适应你今天的处境，你要进行自我调整，设法使自己感到幸福。对此，我激动万分。你说得好极了，孩子，只要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可把不幸变成优势。”
曼德拉一生都致力于与种族隔离作斗争，多次遭到囚禁，在长达 27年的铁窗生涯中，他依然乐观积极，每天都坚持读书、写日记、绘画、养花，还写信鼓励陷入困境的人们。他的部分狱中绘画作品曾经分别在美国、英国、南非等地进行拍卖，价值达数百万英镑。囚徒生活没能禁锢他的思想和智慧，反而使他的政治信仰和斗争目标更加坚定，性情变得更加深沉老练，观察问题更加周全客观。
1990年，备受迫害和折磨却始终坚贞不屈的曼德拉终于结束了27载的铁窗生涯。1994年5月，曼德拉成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
王光美与幸福工程
——让天下的母亲都一样幸福
王光美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她是“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组委会主任。幸福工程是以全国的贫困母亲作为救助对象的一项系统工程。“幸福工程”是王光美在其人生旅程中对人性与母爱的再一次理解、参禅与诠释，也是她晚年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行动，是其博爱精神的一次集中展示。
据介绍，每5000元的低息或者无息贷款就可以使一位贫困母亲通过劳动致富。为了筹集资金，王光美委托拍卖公司拍卖了她自己的5件家传藏品，最终成交价为56.6万元，她把这笔巨款全部捐给了幸福工程，这大概可以帮助100多位贫困母亲和她们的家庭脱贫。经过一年多的运作，幸福工程已在全国的15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21个救助项目点，分别在59个乡、114个村救助贫困母亲及其家庭共2821名（户）。
王光美在开展“幸福工程”中获得了自己的最大幸福。
“我永远替人民做事”
——为人民做事才有价值，才感觉幸福
丁玲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早年在家乡上学的时候就决心寻找“一条改革中国的路”。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前，尽管她抱有济世救国的雄心却苦于报国无门。
直到她认识了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并参加了左翼文学运动，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她才开始走出知识分子的小天地，把目光投向广阔的中国社会底层。 1936年，她奔赴陕北，在与边区人民一起生活的过程中，获得了全新的灵感和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她用笔讴歌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讴歌边区人民如火如荼的斗争和生活。解放战争时期，她参加了河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并以此作为素材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优秀作品。
丁玲一生坎坷，建国后曾经多次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一度被下放到北大荒，但她始终都没有脱离人民，正如她自己所说“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舒服、自由，我从他们那里发现美的东西更多”。 1979年丁玲重返文坛，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1984年3月，她听到家乡成立县文联的消息，立即发去贺电；7月又在病榻上为临澧县文联刊物《澧兰》题写刊名；10月，给临澧二中回信并赠送一套《丁玲文集》。直到她临终前还在顽强写作，她一直都坚持“我是人民的女儿，我永远替人民做事”。
马克思的志向
——人类的幸福是奋斗的方向
1835年8月，马克思就要在特利尔中学毕业了。毕业前夕，班里的同学在谈论自己的理想志向，有的说自己想当官，有的说自己想经商发财，有的愿意当医生，有的却爱上了神甫的职位。而马克思却有他自己独特的想法，他在毕业论文中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马克思是这样写，也是这么做的。马克思从 1842年初开始给《莱茵报》写文章，他在文章中总是提出一些最尖锐的问题，总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反动本质，公开站在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一边，维护他们的利益。他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他毕生的使命。
马克思终生把为人类谋幸福作为自己的责任，一生都为之奋斗不已。
“快活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不断进步也是种幸福
1925年，苏联著名作家富尔曼诺夫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又译为《夏伯阳》）和《叛乱》出版后，受到各方的赞扬。他把小说寄给高尔基，希望听听高尔基的评价。半年时间过去了，他终于接到了高尔基的回信。回信中对这两部小说虽然也给予了肯定，更多的却是严厉的批评。高尔基说：“你写得很匆忙，很草率。你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叙述，而不是作为艺术家在描写。两本书写得都不简练，废话很多，有很多重复和解释。这些解释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你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读者的理智。”读了高尔基满是批评的信，富尔曼诺夫不仅没有感到恼怒或者沮丧，反而“快活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他立即给高尔基写回信说：“你顺手给了我两拳，而且每一拳都打得是地方，是地方。”不久，富尔曼诺夫就根据高尔基的批评，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对这两部作品精心修改，使它们在再版时显得更加完美。
虽然高尔基给的多是批评的意见，可是富尔曼诺夫却欣喜若狂，这是他的作品可以继续提高和进步的基础，只有不断的进步才可以感觉到幸福。
爱你的本色
——母亲的爱给人幸福
比利琼，是获得格莱美奖歌曲创作奖的创作者。比利琼的成才道路并不平坦。在他小的时候，由于他比其他孩子矮一点，他被周围的孩子嘲笑。上学或者玩耍回来，他常常抱怨自己不够好，他觉得如果自己高一点，就可以做得更好。所以他一直都想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是，比利琼的妈妈一直都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最完美的。每次比利琼回来抱怨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她就告诉他：“别担心，没关系，你不需要像别人一样，因为你已经是完美的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同于别人。你也同样有美好的东西与这个世界分享。我爱你本来的样子。”
多年之后这位无条件爱着儿子的妈妈说过的这些话，出现在比利琼创作的歌曲里面。正是妈妈无私的爱，让比利琼对自己充满信心，他知道自己是独特的，是完美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梦想——为整个世界创作最好的歌曲。
雷锋的一生
——帮助别人是最幸福的
说起雷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雷锋是我国上世纪 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在他短短的一生中，换过好几个工作岗位，他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争做好事。他把自己的爱好兴趣，还有所有的时间精力，统统都同党的需要完全融合在一起。
雷锋为了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已经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个星期天，他去看病，路上经过一个工地，为热烈的劳动场面所吸引，连自己肚子还痛的事实都忘了，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去。假期里，他经常到车站为旅客们服务，端茶、送水、搀扶老人。他自己的工资不多，却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积攒的钱捐给灾区。这样的好事数不胜数。他在日记中写到：“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
雷锋同志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牺牲后，毛泽东给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而从此之后，雷锋就成了做好事的代名词，每年的 3月5日是纪念日，也就是学雷锋日。
老橡树上的黄丝带
——幸福需要宽容
1971年10月14日《纽约邮报》刊登了一篇非常感人的小说，故事是这样的：
一群学生出外旅游，在长途车上看到一位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他一直坐着沉默不语。也许是学生们的热情感染了他，他终于开口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因倒闭破产而被判刑三年，刚刚从监狱出来。在出狱前夕，他写了一封信给乔治亚州的妻子，问她是否还愿意接纳他。如果妻子还在等他回来，还愿意跟他继续生活，就在门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如果她已经另有所属，没有系黄丝带的话，他会默默地离开，不会打扰她的新生活。
男子的故事打动了所有人，随着离他说的地方越来越近，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忐忑不安。在即将到家的时候，男子甚至不敢睁开眼睛，而恳求司机帮他看结果……终于，谜底揭晓了，只听见司机和所有的乘客同声地欢呼，他睁开双眼，竟然看到老橡树上几百条黄丝带在风中飞舞，顿时所有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小说里的故事后来被谱成了歌曲，伴着歌声这个故事也传遍了全世界，这首歌就是著名的《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老橡树上的黄丝带》），这首歌曾在1973年美国排行榜上维持四周冠军。黄丝带也成了美国“欢迎被囚禁的人重获自由”的标志，有久别的亲人归来，就会在家门前的树上系上黄丝带，成了一个风俗。
安徒生一生与童话为伴
——为了童话放弃幸福
安徒生潜心写作，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童话世界里。
美丽的姑娘叶琳娜·瑰乔莉被安徒生美丽的童话所吸引，被安徒生不凡的谈吐和善良的心灵所折服，她悄悄地爱上了他。有一天，叶琳娜·瑰乔莉向安徒生表露了心中的爱情，并表示永远爱他。安徒生看着这个美丽的姑娘，虽然他也很喜欢这个既漂亮又聪明善良的姑娘，但是，童话创作需要他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爱，他的心中只能容得下童话，容纳不了别的东西，所以，他只能婉言拒绝了姑娘的爱情，他对姑娘说：“对不起，我的爱在童话里。”
临终的时候，安徒生对朋友回忆起这件事情，说：“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
安徒生的一生都在为全世界的孩子写童话，创作了包括《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海的女儿》等在内的 156篇童话作品，给全世界世世代代的孩子带来了快乐，他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却给人类留下了财富，同时也给天下所有的孩子们带来了幸福和梦想。
马克思和燕妮
——有爱就有幸福
燕妮出身于名门贵族，才华出众，又漂亮聪明，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在上层社会联姻，她却爱上了出身平凡但有着远大抱负的马克思。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了舒适的家庭，和马克思结婚，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流亡期间，他家一连几个星期靠吃马铃薯过活。严冬没柴生火，生病没钱请医生，穷得付不出房租。家里的铁床、被褥、衣服，连女儿的玩具、孩子们的摇篮都拿去抵押了。马克思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却没有邮费把手稿寄到柏林去。因为交不起学费，孩子只能辍学。孩子病死了，没有钱买棺材埋葬……面对如此贫寒的日子，燕妮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的爱，没有抱怨没有离开，相反，她对生活充满着信心，因为她的生活中有爱。谈到他们的婚姻，燕妮说的是：“我希望卡尔跟我在一起是幸福的，正像我自己希望跟他在一起是幸福的一样。”她曾自豪地说：“我坐在卡尔的房间里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杜朗找幸福
——幸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美国作家威廉·杜朗曾经叙述过他寻找幸福的过程。他先从知识里寻找幸福，得到的只是幻灭；从旅行中找，得到的只是疲倦；从财富里找，得到的只是争斗和忧愁；从写作中找，得到的只是劳累。知识、旅行、财富还有写作，带不来纯粹的幸福感。
然而有一天，他从车站出来，看到一辆小汽车里坐着一位年轻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一位中年男子从火车上下来，径直走到汽车旁边。他吻了一下妻子，又轻轻地吻了一下婴儿——生怕把他惊醒。然后一家人开车离去。这时杜朗才惊奇地发现什么，其实这就是真正的幸福。他高兴地松了一口气，从此懂得：生活的每一正常活动都带有某种幸福，只有好好珍惜现在，才有真正的幸福。
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带着某种幸福。那一个浅浅的吻，其中蕴涵着丈夫的关爱，还有父亲的慈爱，这一个小小的细节却呈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你能说那个妻子在接受那个吻时不是幸福的吗？你能说那个小小的婴孩没感觉到他在被关怀着吗？幸福就是这样被召唤着，不用什么妙法仙方，只是需要你感情的投入。给熟睡的孩子掖掖被子，给疲惫的父母倒杯水，给哭泣的朋友纸巾，给路边的乞丐帮助。在你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幸福的。
哲理材料
幸福就是一碗水
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在谈论什么是幸福。
穷人说：“幸福就是现在。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就觉得幸福。”
富人望着穷人的茅舍、破旧的穿着，轻蔑地说：“这怎么就叫幸福呢？只有像我这样，拥有百间豪宅、千名奴仆，才能够叫作幸福啊！”
世事无常，一夜之间，一场大火把富人的百间豪宅烧得片瓦不留，他的奴仆们也各奔东西。曾经锦衣玉食的富人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乞丐，只能四处乞讨为生。
炎热的夏天，汗流浃背的乞丐路过穷人的茅舍，向穷人讨口水喝。穷人端来一碗清凉的水，问他：“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
乞丐眼巴巴地说：“幸福就是此时你手中的这碗水。”
穷人不觉得自己贫苦的生活不快乐，他珍惜现在所有的幸福；而富人曾经拥有那么多，变成了乞丐之后，却只向往大夏天有一碗凉水的幸福。
其实，幸福本来就是现在。只有一个个现在串成的幸福，才是一生一世的幸福。
拥有母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有一天，小兔子对兔妈妈说：“我要离开家跑啦！”
兔妈妈说：“不管你跑到哪儿，我都会跟在你后面，因为你是我的宝贝小兔呀。”
“如果你跟着我，我就变成小鱼在小溪里游走啦！”
“那我就变成个钓鱼的人专门钓你。”于是小兔又要变山石，小花，鸟，船，杂技团小飞人，变小男孩；兔妈妈就相应变登山人，园丁，树，风，走钢丝的人，最后变成小男孩的妈妈，张开双臂拥抱住他。
“这样啊，那我还是哪儿也不去，在家当你的小兔好了。”
“来根胡萝卜吧。”兔妈妈说。
世界上没有爱是完全无条件的，当然，母爱要除外。不管孩子什么样子，是否取得成就，母亲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下最棒的孩子。
这种无私无条件的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圈地运动
有个地主去拜访一位部落首领，想从部落首领那里要块土地。首领说，你从这儿向西走，到了终点做一个标记，只要你能在太阳落山之前走回来，从这儿到那个标记之间的地就都是你的了。
太阳落山了，可是地主还没有回来。
因为走得太远，他在路上累死了。
那个地主肯定不会忘记部落首领的条件，他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回来，他才能得到他所圈住的地。他一定也不止一次地停住西行的脚步，准备往回返。但这时他可能会想：再走几步吧，这样就能得到更多的土地。就这样，欲望一点一点地牵引着他越走越远。终于到最后，他走不回来了……
很多人都说那个地主太贪婪。但很多人都无法拒绝欲望一点一点的诱惑。
故事中的地主无法拒绝诱惑，最终成为走不回来的人。生活中又有多少人被欲望吸引着越走越远，越走越找不到幸福的感觉。
幸福的小狗
一只小狗问它的妈妈：“妈妈，幸福在哪里？”
狗妈妈告诉它：“幸福就在你的尾巴上。”
于是，小狗就不停地追，它要追到自己的尾巴，看看幸福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是，它发现自己怎么也追不到尾巴上的幸福，于是它便把苦恼告诉了妈妈。
狗妈妈说：“孩子，不要刻意去追，只要你一直往前走，幸福就会永远跟在你的身后。”
原来幸福是如此简单，无须刻意去追寻，只要你勇敢向前走就会一直拥有。因为它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就在我们的身后。而那只小狗只要向后看看，就可以看到停留在它尾巴上的幸福。
其实，人在很多时候都在不停地追逐着自己想像中的幸福，以为那才是自己真正应该得到的。可是到最后，会发现有些东西是自己永远也追不到的；即使追到了，也会很失望地发现到手的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但是如果你把奔跑的脚步停下来，不再刻意地去追的时候，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
渔夫的故事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讲得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一天在海滩上遇见了一位和他一样在晒太阳的渔夫，他就问：“这么好的天气你怎么不出海去打鱼？”渔夫说：“我昨天打的鱼够我今天吃的了。”那个有钱的人说：“难道你不想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吗？”渔夫问他：“你要那么多钱干吗？”那个有钱的人说：“我可以在别人忙碌的时候去晒太阳啊！”渔夫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和你一样也在晒太阳吗？”这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要不求上进，满足于现状，而是告诉我们对生活不要太苛求，那样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地享受生活，感受快乐。
想一想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吧？不就是因为我们对生活要求太多吗？嫌工资低，嫌女朋友不够漂亮，嫌住房不够大……看一看那些抢劫、偷盗的犯罪分子，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的可悲下场吧，他们就是因为不懂得俗话说的“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的道理啊。“知足常乐”，快乐其实就这么简单。
给人幸福的衬衣
国王有一个视为掌上明珠的独生儿子，可是王子却总是闷闷不乐地坐在窗户前。于是国王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使儿子快活起来。可是，给他看戏，举办盛大的舞会或音乐会，一切都无济于事，王子的脸庞失去了往日的红润：渐渐消瘦了。
众多聪明的学者建议，找个幸福的人，一个完全幸福的人，跟王子交换衬衣。于是国王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寻找幸福的人，可是高尚的神父还有邻国无上权力的国王都还是不幸福。有一天国王打猎，突然听到有人在唱歌，顺着歌声国王找到了一个正在哼着歌修剪葡萄藤的幸福的小伙子，但是这个幸福的人，他没有穿衬衣。
完全幸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不是居于高位的神父，也不是拥有一切的国王，而是乡间葡萄园里的一个穷小子。他对现有的一切感到满足，即使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也换不来。但他没有穿衬衣，因为幸福不是别人给的，他只有自己才感觉到。
创新论证
阿 Q是快乐的，幸福的
快乐、幸福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应该是“滤”出来的。文学大师钱钟书在《论快乐》一书中说：“快乐是由精神来决定的，把忍受变为快乐，是精神对物质的最大胜利。”钱钟书认为把忍受变为快乐，是精神之最高境界。
阿 Q，其所以永远快乐、幸福，在于有了压制就有抗争，有了缺憾就向往美满，坎坷与痛苦不仅能激活人强烈的求生存、谋发展的欲望，同时还提供了一方任你打拼的用武之地。
阿 Q说，我哪一天都快乐，这话是对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阿 Q是一个不幸的人，连鲁迅先生也说，他对于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后来人认为他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逃避现实和逃避责任的表现，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没有老婆，被人欺负直到最后被当作革命党而糊里糊涂地被处决，过着最悲惨的生活。可是阿Q自己就一直都过得很快乐，因为吴妈挨打的第二天就忘了，去摸小尼姑的头，欺负比他弱小的人，他生活悲惨，却在精神上“常处优胜”，就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阿Q其实是幸福的，他能够逆来顺受，把忍受痛苦当成了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