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
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 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 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一） 治理的涵义
1、治理的内涵
以“governance"(“治理”)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为“统治”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标
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的治理框架。
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的治理框架。
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
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
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
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
治理理论的产生受惠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于管理的影响是革命性的。一方而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密切了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反馈，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而，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而的拥有量，从而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于传统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方式提出了挑战，公民要求更多地参与管理。
4、治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1）“治理”与“统治”（传统公共行政）的区别
首先，传统官僚制在理论上先入为主地认为存在一个具有终极权威的权力中心，它通过一种与市场交易特质不同的公共行政体制输送服务，以纠正市场在公共经济中的失灵。其次，传统官僚制在纵向关系上通过等级划分构建集中的命令结构，在横向关系上以“鸽笼式”的部门划分塑造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两者相互耦合而出一幅“精密仪器”的图象。再次，传统的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中性”和“缺乏激情”的文官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规划者、组织者和承办者，以文官的声音而非使用者的愿望、要求和利益作为反馈的回路。
Government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ublic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is the way government gets its job done. Traditionally, government itself managed most service delivery. Toward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owever, government relied increasingly on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to do its work, through processes that relied less on authority for control. We have advanced theories about government, how it works and how we can make it work better. Our the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partners who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xecuting government policy, on the other hand, is underdeveloped. (Donald F. Kettl: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r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preface xi)
（2）“治理”与“新公共管理”的区别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浪潮—“新公共管理"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成为公共部门改革的主导性范式。但是，着重应用市场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存在忽视社会合意性、民主价值等嫌疑，这使它招致多方面的诘难。关注国家一社会关系调整和市民社会价值的治理理沦的兴起，则为修正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弊端提供了理沦资源和实践途径。
Such network management involves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it is therefo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is businesslike in NMP, and the public sector relies on central administrative control. NMP upholds and sharpens even furthe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hierarchic model. On the contrary, governance in policy networks recognizes that politics take place in networks to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is blurred and government is not the single dominant actor that can unilaterally impose its will(ibid.: 39). ‘Hierarchical, central top-down steering does not work in networks, which have no top’(ibid.). The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is therefore not upheld in network management. (Anne Mette Kjær，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4), p45)
（3）“治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区别
也有人认为，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整合。
（二）治理的层次
1、三层次说
治理的建设是建立在转型的三个层次的基础上的：在制度层次上创造中立的国家，在社会层次上创造自由的公共圈或曰民间社会，以及在个人层次上创造自由、‘自我’和‘现代’的行为模式。
2、四层次说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是通过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地区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地区是介于国家与全球社会的中间层次，其组织的建立、规则的创制和秩序的维持都具有不同于国家和全球社会的特点，因此，地区治理就其治理方式、运作机制等既不同于政府治理，也不同于全球治理。——EU
国家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
组织治理——在特定的社会组织这一层次上，治理适用于分析和解释企业、公司以及社区内部的组织机构的结构关系、决策与执行的运行方式。——World Bank
3、五层次说
增加——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区域治理和公共事务治理）
（三）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
1、主体多元化——治理指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例如，在美国政府对“棕色地块”的治理过程中，就有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和社区、非政府组织的全面参与。
2、权责模糊化——治理理论明确指出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
六重模糊的边界：（1）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2）公共部门与私营和非营利部门；（3）官僚组织内部不同层级；（4）管理者与工作人员之间的层级；（5）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6）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边界的模糊化不是一个暂时现象。正如世纪之初，英国、欧洲直到世界其他部分在处理“疯牛病”和“口蹄疫”时所发现的，整个世界从中了解到传统边界已经无法包容这样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学会了要通过彼此合作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
3、关系伙伴化——治理理论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
4、结构网络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
5、管理系统化——治理理论认定，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而政府的能力和责任均在于此。
核心概念——网络、互惠、责任、民主
治理的理论基础
（1）公共选择：对官僚机构的批评——垄断服务、垄断信息和不断扩大组织规模，由此可推断其开出的药方。
（四）治理的三个研究途径
1、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
2、国际关系
3、比较政治学
（五）治理的模式
B·盖伊·彼得斯提供的“市场式”、“参与式”、“弹性式”、“解制式”等四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
？ 文献综述是指对目前学界就此问题研究成果和状态的概括和评论，它的另外一种提法就是“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千万注意，文献综述应该包括概括和评论两个部分！ 一、对文献综述错误的理解（如下例） 1. 结合课题任务情况，根据所查阅的文献资料，撰写1000 字以上的文献综述。 还要改：文献综述是指对目前学界就此问题研究成果和状态的概括和评论。你下面的东西看起来就是你的论文的具体内容的某些部分，而根本不像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概括和简单评论。所以，不好意思，再改改！ 政府公信力的高低反映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而影响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同时对于政府自身行政效率产生直接的影响。政府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诚信度才能具备一定的信用能力，公众一句政府的信用能力对政府表现持相应程度的信任。 1.政府信任流失的原因分析： 1.1 政府责任感淡薄 政府的责任意识则关乎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一旦政府全力实施不当，忽视社会工总的整体利益，在气味不谋其政，这将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政府行为体现了一个国家政治面貌。不当的政府行为造成的后果将是失去民心。目前，我国的一些政府部门玩忽职守，不认真履行自身职责，不作为的事件也是屡见不鲜。那么如何认真执行政府职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就是我们需要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2 工作作风轻浮 伴随着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交往日益频繁，政府在维护工总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民众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对政府的要求也逐渐提高。政绩不是数字，不是高楼和形象工程不是弃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顾。只有让人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和民主才是政府的政绩。 1.3 行政政策随意 行政政策制定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依然存在，一些行政单位满足于自身的权威感，随意制定修改变更行政政策，指示政策缺乏稳定性，统一性，连贯性，尤其表现在后人政府不对前任政府制定的政策，决策负责。在政策制定方面，以“人制”代替“法制”，行政依据，决策程度，行政结果透明化，公开化不够，对于政策的制定缺少统一的制度规定，在执行方面出现间断，政策执行的后果无人评估，使公众无法对政府的政策作出正确稳定的预期，使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削弱。 1.4 行政人员腐败现象存在 行政人员作为政府行政政策的执行主体，其一言一行在公众眼里即代表着政府的意愿，直接影响政府的外在形象，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而根据近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数据则已显示出了政府公信力在公众心目中已大打折扣。 在我国，由于权力制约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民主意识相对单薄，腐败现象犹存，信用体系缺失等原因使得政府公信力日渐下降。提升政府公信力，对于强化政府的合法性，提升政府的凝聚力。促进市场经理的高效运转，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维护社会体系，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有着直观重要的作用。 2 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途径的几点思考 2.1 优化决策信息沟通渠道，增强民众的参与 政府的公信力来源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满意程度。增加民众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参与比率，不仅体现民主思想，更能体现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从而避免了政策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只有民众对政府政策，行为结果的高度满意和认可，才是政府最大的政绩。 2.2 加强政策制定的制度化建设，保持政策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科学性是政策的生命，也是能够维持其稳定性的前提条件。政策多变必然失信于民，二政府之所以多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本身不科学。只有减低公共政策变更的随意性，这样公众才能形成合理的预期，从而提高对政府的信任度。 2.3 加强行政人员诚信教育，构建政府诚信体系。 强化教育政府的官员的信用与责任意识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效途径。积极倡导和加强政府官员的信用教育与宣传，培养政府官员的信用观念，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这对政府的公信力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2.4 完善政策监督问责体制，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按制度办事，抓好绩效管理，强化效能监察，提高行政效率，认真履行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以诚信服务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二、文献综述的正确表述形式（如下例） 下文中有些部分我用了加粗加大的字体，你们能明白我的用意吧？！ 在政府公信力研究方面，20 世纪90 年代中期，西方社会中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政府公信力大幅下降，美国 1995 年民调显示只有 1/4 公众信任联邦政府，这引起了美国学界和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和官员从不同侧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对政府公信力的关注是近几年的事情，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推动的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公众对政府满足自身利益的期望同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期望之间形成了一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政府公信力开始受到了质疑。2003 年“非典”之后，一系列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发生使政府公信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对政府公信力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学者们从政府公信力的涵义，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意义，我国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和成因分析，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途径和措施等角度对政府公信力进行了研究。其中，在分析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时，学者们主要从时代因素、社会因素、公众因素、政府因素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从时代因素来看，目前整个世界包括西方都处在一个“信任赤字”和“不信任政府的时代”。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 从社会因素来看，社会转型所导致的一系列变化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潮使诚信缺失、公德败坏的现象无处不在，其中不乏政府侵犯个人产权、侵害公众利益的现象；社会转型使社会利益群体分化重组，政府部门出现的“特殊利益群体”使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程度下降；新道德规范体系建设的滞后使信用成为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政府公信力下降就是政府信用缺失的重要表现。 从公众因素来看，由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公众期望的满足程度，因此，公众公民意识的觉醒、期望的变化以及对政府绩效的判断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陶文昭《美国人民为什么不相信政府》一文认为首先是公众对政府期望的程度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由于后物质主义的影响，人们不仅满足于单方面发展，而且要求全面发展；不仅满足于物质追求，而且转向政治生活、社会环境质量、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等价值追求，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适应公众需求的变化，不能改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公众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就会使政府的满意度大大降低。其次是公众对政府绩效缺乏准确的认识，常常略过那些正面的成绩，将目光聚焦在政府的负面上，并且在舆论的传播中夸大这些负面的东西，使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 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影响公信力的主要因素。龚培兴《政府公信力:理念、行为与效率的研究视角———以“非典型性肺炎”防治为例》一文在反思“非典”对政府公信力影响的基础上指出，政府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管理理念、管理行为和管理效率的状况。管理理念缺乏民本意识、信用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信誉；管理行为中存在的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政府政绩异化、行政信息不公开、行政绩效评估失效等问题削弱了政府的执行力和权威性，影响了行政效率，并最终侵蚀了政府的信任基础。 在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方面，国外关于危机管理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研究的重点集中于私部门的企业组织危机管理领域，美国的“9.11”事件导致了危机研究的转向，危机管理重回国际政治领域。20 世纪 90 年代，国外的危机管理被引入中国，研究也多集中在企业危机管理方面，公共危机管理少有人涉及，直到2003 年，中国的“SARS”危机则使使中国的政府管理者、学界真切地认识到公共管理的论域必须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现实问题，公共危机管理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引发第一次研究高潮；2008 年汶川地震后，公共危机管理进入第二次研究高潮。学界认为，政府管理公共危机事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因此，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危机的政府管理领域，围绕我国政府这一公权力主体展开，从公共危机管理基本理论、公共危机管理法制保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建设、公共危机管理评估体系建 设、政府形象塑造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第一，在危机管理基本理论方面，学者们着重围绕危机性事件的特征、生成机制、类别及危机生命周期进行分析，探讨了政府危机管理的涵义，研究了政府危机管理的特点和原则。杨冠琼的《危机性事件的特征、类别与政府危机管理》一文指出，危机性事件具有结构不良、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三个特征；突变是危机性事件生成的基本方式；危机性事件主要可分为政治性、社会性、宏观经济性、生产性和自然性五种类别，并且在界定了政府危机管理概念的同时，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的特点和原则。薛澜、钟开斌在《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应急体制的管理基础》中系统地讨论了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分类、分级与分期制度的思路。曲士正在《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含义、原则及对策》中介绍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定义、内容、特点，并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的以人为本、信息公开等原则。 第二，在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制保障方面，学者目前普遍形成共识，必须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统一立法工作，即建立公共危机管理法律制度，通过法律来保障政府的紧急权力，如莫纪宏在《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中结合国外法治国家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建设的经验，提出要统一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特别是应当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来代替目前分散立法的状况。同时，学者们也指出，政府的紧急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郭春明在《论国家紧急权力》中指出，应当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来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防止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因为实施紧急状态而受到政府紧急权力的不必要的侵犯。 第三，在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方面，学界认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政府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并对“一案三制”这一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核心框架达成基本共识。王德迅的《日本危机管理研究》和薛澜等的《危机管理的国际借鉴：以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为例》分别介绍了日本、美国突发事件应对体系，提出了我国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议；高小平则在《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成就和发展》中提出政府进行公共危机管理的“一案三制”：应急管理预案是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龙头，应急管理体制主要由应急指挥机构、领导责任制度、专业救援队伍、专家咨询队伍和社会动员体系等部分组成，应急管理机制是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在遇到突发公共事件后有效运转的机理性制度，法制是基础和归宿，应急管理法制的确立，表明我国应急管理框架的形成。 第四，在政府危机管理评估体系建设方面，学界认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赋予了应急状态下的政府 “无限”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必须引入管理评估体系来引导危机管理决策，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使政府对危机管理决策结果负责。刘传铭、王玲在《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绩效评测模型研究》中应用平衡计分卡构建了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使用 AHP 多层次模糊评测法研究建立了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绩效评估模型；周庆行、唐峰在《公共危机决策绩效评估指标权重研究———基于层次分析法》一文中则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了公共危机决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第五，在政府形象塑造方面，学者认为，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危机管理有效运行的保证。丁猛猛、董文升在《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管理的路径选择》一文中从政府危机公关意识、信息公开新闻发布制度、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相互互动等几方面探讨了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塑 造的路径选择。 公共管理的“治理”观念出现后不久就被引入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来，有学者提出政府组织已不再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唯一行为主体，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必须吸纳其他众多的行为主体参与并共同应对危机。张成福在《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指出，现代危机事件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解决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某一项资源、模式和策略，全面整合的危机管理是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刘霞、向良云则在《公共危机治理：一种不同的概念框架》中提出了“公共危机决策网络治理结构”，即指由处于核心地位的政府组织内部各个部分以及非赢利组织、公民、企业、国际组织等多元的决策主体，运用现代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形成一个彼此依赖、共享权力的动态的自组织网络系统。公共危机管理的“多元主体论”拓展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危机管理主体的研究。 （以上部分为概括） 政府信任危机在当今世界是个普遍现象，但是，在不同层面、不同境况下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不同，甚至有很大差别。首先，从政府管理的层面来看，基层政府公信力相对于中央政府公信力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尽管一些学者已经对基层政府公信力问题开始关注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是就我国基层政府公信力现状而言，理论研究还远远不能满足实践的需求，,因此，加强基层政府公信力研究，破解目前“公众信任危机”势在必行。其次，从政府所面临的境况来看，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基层政府更难获得公众的信任，基层政府公信力危机往往伴随着当地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而出现。而在目前的研究中，政府公信力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大多从时代因素、社会因素、公众因素、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职能因素等方面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进行分析；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则强调的是政府的地位及其主导作用，重点研究的是宏观层面上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建设、制约及保障，不论是从哪个领域，都鲜有学者对政府公信力危机与突发公共事件相伴生现象进行理论剖析，鲜有学者把政府公信力研究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对政府公信力危机的成因进行研究。对于现代政府而言，危机是行政环境的常态，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也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如何在危机管理状态下找出政府公信力危机的引致因素并有效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未来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政府公信力研究应致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这个部分为评论，进行评论是为了引出你为什么要进行某篇论文的研究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