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著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著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著，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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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煤炭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是呈现震荡走势，2017年，全国新增煤炭查明资源储量达到815.6亿吨，创近年新高。据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新增煤炭查明资源储量较2017年同期有所下滑，全年新增查明储量为556.1亿吨。
据自然资源部统计显示，2013年以来，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持续提升。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自然报告 (2019)》显示，2018年我国煤炭查明资源储量为17085.73亿吨，同比增长2.5%。
从消费量来看煤炭行业发展
从消费量来看，2019年，全球煤炭消费总量为157.86EJ，比上年下降0.6%，这是六年来第四次下降，煤炭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下降到27.0%，为16年来的最低水平。煤炭消费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美国、日本、南非、俄罗斯、韩国、印度尼西亚、德国和越南。
除中、印、美、日四大煤炭消费国排序不变外，第5到10位排名位次均发生变化。其中越南超越波兰成为第10大煤炭消费国。 世界前十大煤炭消费国中，亚洲独占6席。2019年，中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总消费量的51.7%，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
浅论轨道车辆数字化制造技术平台应用探索论文
引言
随着工业4.0的推出，全球范围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制造业革命，数字化制造(DM)的优势吸引了各个制造领域的聚焦与关注。现在，国内大型装备制造企业都在向波音、空客、GE等国际大公司学习，系统开展数字化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近十年来，以中航工业为代表的航空制造业，高度重视数字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大力改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结合产品研制，在三维数字化设计、数字仿真、三维数字化工艺等方面开展应用研究，制定了企业系列数字化技术标准规范，成为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学习参照范例。
1轨道交通车辆数字化制造技术现状
轨道交通车辆行业近年来开始重视三维数字化制造，但是整体水平还相对落后，主要表现在：
1)数字化基础薄弱。设计、工艺、制造等各业务单元信息化应用，尚未形成集成、共享的整体;数字化应用与开发能力不强，基础设施不配套。
2)设计模型局限于几何模型，模型无法作为业务数据的核心，三维模型仅为设计做参考;产品制造信息、属性等还限于二维表达，设计数据发布采用蓝图形式。
3)工艺环节采用二维CAPP，仅限于工艺文档编辑，工艺数据发布采用纸质工艺卡片;生产制造采用ERP、MES系统，但是与设计、工艺脱节。
4)产品研制采用串行模式，部门间信息、数据交流存在壁垒，各专业间交流不畅;研制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增值环节，生产准备周期长，更改反复频繁。
与此同时，产业链上的各供应配套厂家技术平台基本处于二维时代，而行业内缺少统一的数字化技术标准，缺少并行协同的基本环境。
2基于单一产品数据源的设计制造技术平台构想
轨道交通车辆的发展趋势特点是小批量订单式生产，交付周期越来越短，个性化需求众多。如何充分利用成熟车型产品平台，快速实现高性能、高质量、低成本的个性化派生设计和制造，是现代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而本文涉及的构建单一数据源的设计制造技术平台，就是结合当前两化融合的技术发展趋势，提出的解决方案构想与实施探索。
通过设计、工艺和制造信息化平台的优化应用，整合公司现有产品、技术，建立企业知识库，实现产品技术数据、生产制造数据的共享与重用;实现模块化、个性化的快速定制开发;也为虚拟仿真验证提供必要的数据基础;在提高产品性能的同时，提高产品可制造、可维护性能。
2.1系统架构与平台设计
南车株机公司设计的数据管理平台采用TC系统，制造环节采用ERP系统(包含一定的MES功能)，已经应用多年，但是工艺采用传统的CAPP，一直与设计和生产脱节。经过广泛的调研，选用TCM进行工艺设计与管理，并将设计、工艺整合成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其次，梳理应用多年的ERP/MES系统，将PLM平台与ERP/MES系统无缝高效集成搭建企业单一数据源的设计制造技术平台，总体技术架构设计;并实现从设计模型、设计数据到工艺文件、工艺模型、加工程序，再到生产、维护维修的数字化制造业务流程。
主要业务模型设计如下：
设计方面：逐步探索自顶向下设计模式，在NX/TC环境下建立标准化的三维设计环境和各类产品设计模板，以灵活、快速、高效的方式对设计进行建模和修改，提高设计效率。同时，改变现有三维几何模型加二维图的制造信息表达模式，应用NXPMI工具，将产品几何信息、产品制造信息全部集成在三维模型上表达，逐步取消二维图纸。利用NX/TC协同设计平台在虚拟环境下进行三维设计分析与仿真验证，开展数字化样机设计，提高设计准确性和效率。
工艺方面：引入TCM模块，工艺与设计基于TC系统一体化，开展三维结构化工艺设计、工艺技术体系及工艺资源的数据平台化管理。以三维设计模型、设计BOM、设计文件为输入，进行三维工艺设计和工艺仿真，按照工艺技术标准体系输出三维工艺设计文件、工艺BOM。用TC系统集成的NX进行三维工装设计、CAM数控加工仿真。同时，积极探索TC系统与焊接、装配、钣金、弯管等仿真软件集成，构建工艺仿真验证与设计平台形成反馈闭环。
生产制造：采用ERP/MES系统，通过中间数据库与TC系统集成，打通设计BOM、工艺BOM、制造BOM数据链。ERP/MES系统接收TC系统工艺设计的一次流程划分和原材料拆分、工艺路线、工序材料定额和工序工时定额、以及设计/工艺变更等数据;然后根据项目计划和工艺数据，下达生产计划及生产资源配置。将TC、CAPP、ERP三个系统的物料编码在物料编码平台统一管理，实现物料计划、采购、生产、物流、成本的流程化管理。以项目管理为主线，开展生产计划、作业排程、物料配送、完工情况等生产制造管理;其次与EHR中的组织、人员同步,实现生产作业人员管理。
2.2数据源定义和传递设计
从产品方案设计到运行维护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以三维产品模型为数据组织的核心，所有的产品定义数据、工艺定义数据、制造定义数据都围绕三维模型展开，形成统一、唯一的产品数据源。在此基础上开展设计、工艺、制造的.各业务环节的协同关联。
实现产品EBOM、PBOM、MBOM的管理，建立不同BOM组织方式之间的关联关系，从不同的视角组织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的数据，并维持相互之间的联系。
数据源定义主要包括：
1)统一的数字化产品模型定义，建立规范化的产品设计环境及统一的产品模型定义。
2)统一的产品及物料编码定义和应用，通过编码管理系统对产品及物料进行统一编码。
3)统一的数字化产品BOM模式定义，对EBOM/PBOM/MBOM统一管理。
4)统一的标准件和通用件定义和管理。
5)统一的工程更改模式，建立闭环的产品工程更改管理流程体系。
2.3支撑规范和标准设计
针对轨道车辆制造行业特点，围绕数字化的三维设计、制造、试验、管理与信息化，引用借鉴ASMEY14.41-2003《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实施规程》、ISO16792∶2006《技术产品文件数字产品定义数据通则》、GB/T24734—2009《技术产品文件数字化产品定义数据通则》系列标准等，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标准规范体系搭建：
1)基础通用标准规范：包括术语标准、图形符号与代号标准、三维设计软件安装与配置文件应用规范;
2)三维工程化应用规范：包括三维设计标准规范、三维建模标准规范、三维标注标准规范、仿真规范、三维制造标准规范;
3)系统应用与管理标准规范：包括PDM系统基础应用标准规范、PDM系统产品图文档管理标准规范、PDM系统三维工艺文件标准规范、PDM系统BOM管理标准。
2.4实施路径与步骤设计
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开展平台搭建与应用。
第一阶段：平台搭建。这个阶段研究业务流程模式，搭建设计、工艺、制造一体化平台，打通设计、工艺、制造、检验数据链。阶段重点工作是搭建TCM工艺平台以及TC与ERP系统集成，通过试点零部件的测试应用验证技术平台的可行性。
第二阶段：平台验证。以设计制造技术平台的验证应用、全三维设图4BOM数据流程计制造研究为核心，选取整车项目在系统平台上运行，完整验证技术平台在各业务环节应用。
第三阶段：优化应用。这个阶段完善优化技术平台，在公司内部多项目推广应用，逐步将技术平台覆盖公司内部制造各流程。未来再考虑与异地子公司融合。
3单一产品数据源的设计制造技术平台的实践
三年来，围绕搭建及实践应用单一数据源设计制造技术平台，进行了大量的测试验证，主要包括：软件模块技术测试、软件模块功能测试、系统集成技术测试、系统集成功能测试、零部件模拟测试、项目运行测试。前期用转向架组装等7个典型零部件数据进行了软件功能模块、系统集成的测试验证;然后用具体项目的大部件进行了模拟运行，选用马其顿动车组项目上线测试。
4结束语
通过上述构想与阶段性探索，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选择TCM进行工艺设计与管理，基于TC平台，工艺直接重用设计模型。业务上采用设计工艺一体化项目管理。马其顿动车组项目试制几乎没有工艺准备周期，通过一体化并行协同，及时开展了工装设计、加工程序编制、工艺分析等工作。但是在测试环节也发现，系统全方位展开运用，还需要妥善解决产品数据搭建模式、发布、变更管理等部分问题，如怎样实现自顶向下设计，如何实现异地协同设计，如何适应快速生产情况下的提前采购，如何实现工艺设计的简统化与标准化等问题。
2)数据上TC与ERP/MES集成，打通了设计、工艺、制造数据链。马其顿动车组项目做到了数据同源。但是，还需要解决以下问题：基于设计BOM生成工艺BOM的数据结构，不同视角下BOM的重构与一体化的关联管理;TCM工艺规划多工艺路线与ERP生产排产单一工艺路线情况下的物料传递;数据版本更替在技术平台内部多个系统中准确有效传递。
3)搭建设计制造技术平台，除解决单一数据源、知识传承与共享外，在虚拟环境下的设计、制造、仿真验证，亦真正体现数字化制造价值所在。目前只在个别零部件上进行部分模拟验证，验证各环节也独立存在。需要探索优化的是，构建数据模型的时候如何满足仿真的需要，如何将设计、仿真、改进建立闭环验证反馈系统。
4)使用设计制造技术平台，对公司经营管理既有业务模式冲击很大，除软硬件设施外，适合企业特点的技术标准及管理流程制度的及时跟进也至关重要，甚至比系统平台本身更关键。
5)设计制造技术平台各种纷繁复杂的软件都有一定的业务范围，企业都需根据自身独特的产品及经营特点，进行适度的二次开发。如何用好技术平台又不受制于软件升级，在搭建技术平台的时候就应该统筹考虑。
总之，数字化制造技术平台是实现数字化制造的基本保证。南车株机公司通过大量的数据测试以及马其顿动车组等项目的试运行，证明搭建的TC、ERP/MES数字化设计制造一体化技术平台技术架构、技术路线满足数字化制造技术需求。马其顿动车组项目的实践应用也开启了我们数字化制造的探索应用之旅。但是为了使数字化制造技术平台很好的服务于公司生产制造，也为了用好这个技术平台，技术方面目前还需要重点研究：MBD(Model-BasedDefinition，基于模型的定义)模型技术，一体化BOM的优化应用，多系统集成及其管理流程数字化。
两化融合背景
近短短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工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历经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3次工业革命，世界由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进入了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而当前，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的明确提出，源于德国率先推出的“工业4.0”战略。2013年4月7日至11日，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中，由德国政府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并迅速引起全球的关注，引发新一轮工业转型热潮。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日本提出了“科技工业联盟”，英国提出“工业2050战略”。面对滚滚工业变革大潮，中国也顺势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虽然各国战略提法不同，但内容实质类似，均处于工业智能化的范畴之内。
工业智能化，即智能制造，实质为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互相结合的产物。当前人类工业技术发展成熟，而信息技术在近年也发展迅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智能化等技术层出不穷，工业化和信息化两者之间已初步进行了融合发展，人类社会具备了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资本。
然而，我国国情现状决定了我国的工业发展注定要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道路。我国目前的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西方发达国家历经3次完整的工业革命，在工业技术、工业基础上有足够浑厚的积累，由工业化过渡到信息化自然而然，先完成工业化后进行信息化；而我国工业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大部分工业企业的工业化水平较为低下，尚处于工业自动化中低阶段。我国想要跟上世界脚步，实现弯道超车，必须实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发展，齐头并进，并互相融合、互相促进，加速工业转型变革，最终实现工业智能化目标，实现国家战略。
“两化融合”理念正是由此而来。
例如：MES即制造企业生产过程执行系统，可以为企业提供包括制造数据管理、计划排产管理、生产调度管理、工作中心/设备管理、工具工装管理、采购管理、成本管理、项目看板管理、生产过程控制、底层数据集成分析、上层数据集成分解等管理模块，为企业打造一个扎实、可靠、全面、可行的制造协同管理平台,以信息化的手段促进企业的生产管理。这就是两化融合。
两化融合贯标程度分4个层次：基础提升、单项应用、综合集成、协同与创新。单项应用是个门槛，到达这一步，我们可以去进行两化融合贯标。
那到底哪些企业可以进行两化融合呢？比如：
1、已通过试点企业
2、制造业企业
3、制造业相关服务企业
4、新材料技术
5、高技术服务业
6、新能源及节能技术
7、资源与环境技术
8、传统产业升级
两化融合贯标，对企业有什么好处？
一、获得直接的政府补贴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31个省份共出台近180项支持政策，推动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作持续有效开展。
省、市、区级政府都会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配套奖励政策（市级政府一般采用1:1配套奖励）。通过评定的企业都可能拿到不同数额的奖励，以广东省为例，成为广东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并通过贯标认证的企业，将获得以下奖励：
值得一提的是，贯标的企业在后续的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中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收益，因为省、市经信委的后续政策与专项资金也比较多，如技术改造、技术创新、信息化发展专项等等，这些与两化融合贯标成果是紧密相联的。
二、协助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
基于两化融合管理体系，企业可以通过发挥技术的基础性作用，优化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并通过技术来实现和规范新的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
1、技术融合促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在工业技术研究中不断的融合植入信息技术，从而创新出更先进的技术工艺。
2、产品融合促使产品竞争力提升：实施两化融合，将信息技术融合到产品中开发出技术含量更高，更贴近市场需求的产品，提升市场占有率。
3、业务融合提升业务能力：企业实施两化融合，借助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推出更高效的业务体系、客户服务体系、市场需求变化快速反应机制、改善供应链管理体系等。
4、管理融合提升管理效率：实施两化融合，借助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建立更方便、高效的工业生产管理体系和企业经营管理体系。
5、两化融合衍生新的产业：随着整个市场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深度的提升，新的产业有可能会被催生出来，例如：将交易放在云平台的B2B、B2C电子商务、工业软件等。
简单说，两化融合贯标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加快企业运行效率，增强产业集群竞争力。
三、企业实力获得认证，得到更多政策倾斜
企业两化贯标类似于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贯标，既是企业两化融合水平的直接体现，又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一项认证。
完成两化融合贯标的企业，在政府采购、市场采信机制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1、工信部明确提出，优先从符合两化融合标准要求的企业中选择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在工业转型升级项目的CPS测试验证解决方案应用推广任务申报中，通过两化融合评定的企业加6分。
2、地方政府方面，广东、江苏等省明确表示，通过评定的企业将在省技术改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专项资金政策上给予优先支持。
3、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明确提出，已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的企业可直接申报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列为企业信用评价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
4、在政府采购方面，广西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方案中，已将是否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作为评价指标之一。徐工、潍柴等龙头国企也将优先选择通过评定的企业作为供应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