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学派及其代表作
货币学派是二十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主义，其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
历史简介
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 了论据。
自60 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
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货币需求函数
货币需求函数
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文中认为，货币数量说这个词语只是表示一项研究方法，而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理论的名称。它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产出量或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的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弗里德曼在凯恩斯流动偏好函数基础上作了一些发展补充，建立自己的货币需求函数。
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人们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
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减) 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
货币主义认为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
弗里德曼突出强调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正在于尽可能缩小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对产量和物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在货币供应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论预测的因果关系。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 (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塬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 ，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
二十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合理预期派认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户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他们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合理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了。
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摘要本文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的研究结论。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要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国民经济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been combing the 1930s since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which com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to play a role i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s not that monetary policy itself and on its role to play The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China deflationary period monetary policy can make a difference. The key i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channels open.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ness the national economy 一、引言 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如今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深入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它山之石”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中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借鉴中国理论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可望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理论支撑。 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论争 货币政策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学派keynesians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有一个从保守走向激进的过程。凯恩斯本人偏爱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高度重视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由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尽管凯恩斯偏爱财政政策但其一生对经济学的重点研究仍然集中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理论上并以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成就闻名于世。因此凯恩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态度。事实上凯恩斯也极力主张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当然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 加强。”由此可见凯恩斯并不是不重视货币政策而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直接和得力。此一认识被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并得到完善和强化。 号称“美国的凯恩斯”的汉森A.HHansen和凯恩斯一样偏爱财政政策。汉森曾言“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这说明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汉森同时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这说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可见汉森已经认识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 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和索罗Robert.Solow等虽然仍以“正统凯恩斯学派”自居但认为凯恩斯低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政策。正是他们命名并完善了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替代关系政府完全可以据之选择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适当 组合使二者均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 William D.nord- haus指出“凯恩斯革命早期一些 宏观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正如他们对新发现的财政政策充满信心一样。但是最近20年来联邦储备体系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减缓或加速经济发展。”“目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趋向于相信美国的稳定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施。”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也断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性。托宾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至少从1950年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一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但政策短期效应的长期化实践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辉煌后亦遭到“滞胀”现实的严峻挑战。 货币学派Monetarists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货币最重要。”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的三个作用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一个即稳定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看法比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要积极但却不及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那么激进。其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强调也只是稳定经济而已至于是否影响就业、产出等并未论 及。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基于其所宣扬的“有限制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哲学思想而这一经济哲学思想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信条一脉相承。在弗里德曼看来消费函数具有稳定性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与货币供给的稳定性相适应其货币政策主张自然而然是所谓“单一规则”。这一“单一规则”与凯恩斯学派的“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给人的印象是“以不变应万变”大有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也很难完全适应经济运行的复杂 多变的现实。 如果说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估价和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有趋同而无鲜明特色的话他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意见却值得我们关注。弗里德曼指出“在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评价货币政策应注意货币市场状况、利率及货币数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就业情况本身应该成为衡量货币政策的大致依据”。在进行观点概括后弗里德曼提出了自己关于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价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像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 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由此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不是利率、失业率和价格而是货币供应量。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对政策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货币政策自难例外。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 Robert E lucas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而易见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认货币政策的作用。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是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思路前进的。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叫做“新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第二号”。如果说货币主义者还承认总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连总需求政策的短期效应也完全否定掉了。由此卢卡斯比弗里德曼在自由放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供给学派Supply_side Economics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他们崇奉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萨伊定理Sayslaw因而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是漠视的。 为了回答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开始批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远离客观经济世界的数学上的构想。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者阿兰.布林德Alan.Blinder指出“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 Paul.Krugman更专门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克鲁格曼指出“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回归了这意味着什么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 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世纪之交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梅开二度、再放光芒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全球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举为恢复战争创伤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世界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经济步入滞胀泥潭各经济学派遂群雄并起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地位西方经济学界进入“战国时代”英美等国也曾改弦更张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世纪之交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萧条经济学开始回归凯恩斯主义“大一统”的时代似又到来。从全球实践看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不管是否有效却是客观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 如果以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起点货币政策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20年。在二级银行体制建立前中国奉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因而那时人们也讨论货币政策并把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以至金融政策混在一起称之为货币信贷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严格地说这些提法是不够准确的。 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以来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讨论更成为学术热点问题之一。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据不完全归纳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强调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谢平研究员。黄达认为“我们上上下下注视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一般趋向看是估计偏高。比如那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只要控制住货币就可以给建设和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样的高估价在1989年的紧缩中有明显的反映紧缩的贯彻货币政策显得单枪匹马过分突出企图扭转下滑的趋势也过于单独依靠扩大货币供给这一个杠杆的“启动”。给人的印象是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在我们这里由于财政与金融的实力对比急剧变化——集中的财力趋于畸弱金融的力量变得畸强以至于在宏观金融调控中形成了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6�7�6�7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效力有高估的倾向这除了在开始运用宏观政策之际易于过分关注其效应的原因外也是由于财政金融实力畸形对比的这个背景所致。显然现在已注意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提但财政政策由于财政资金可以调动的余地不大事实上难以发挥配合和缓冲的作用”。如果说黄达根据我国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得出了货币政策作用“过分突出”有高估的“倾向”的话谢平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谢平指出“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互相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和吉林大学的刘金全教授。吴军在其专著《紧缩与扩张——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模式选择》一书中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亦可以证明经济膨胀时期在抑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强效应和财政政策的弱效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在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刘金全通过经验实证得出了同吴军基本一致的结论。刘金全指出“我们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戴根有研究员。范从来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戴根有指出“其实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是总揽社会总需求的任何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都可能落空。所以从道理上讲这两年财政政策作用很大程度 上是货币政策给予积极配合的结果。”简言之范从来和戴根有认为即使是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二目前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对此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谢平研究员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操作面临9大挑战即多目标约束、与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矛盾、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货币乘数与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等。 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李晓西研究员等认为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表现为传导机构和客体缺乏活力、路径过窄、速度下降、动力和信号失真、环境不容乐观等。武汉大学邱力生博士也认为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太理想问题在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渠道中存在着一些 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中国深圳综合研究院刘宪法认为近年来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但其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乏力物价持续下降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货币供应量持续回升物价持续走低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经济也陷入了与日本经济相类似的“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据上述中国学者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曾康霖教授认为要继续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找准政策运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范从来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 李晓西、余明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 邱力生提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疏通梗阻的操作是第一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第二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问题。 可见与中国学者 认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他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见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理论演进经历了“肯定—否定— 肯定”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凯恩斯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而否定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完全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经济学已经回归了。这大概就是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演进过程。 2.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操作始于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经历了反通胀1984— 1997和反通缩1998年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大概形成了三种观点可谓之否定论、非对称性论和完全肯定论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问题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在于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3.从中外货币政策理论的演进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在治理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大些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fw789。在治理通货紧缩和防止经济衰退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小些。此可谓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当然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它应时代的需求而生又为时代的见弃而亡。这是经济理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命运。由此货币政策理论的优劣似乎亦不在货币政策理论本身而在于时代的选择。 4.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理论色彩浓厚有些甚至上升到了学理的高度走进了教科书和学说史。中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现实集中在实际问题的探讨上。这可能是由于中外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长短不同所致。 5.当前中外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远没有达到精确化的程度 。要真正像经济增长模型中解析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那样清晰地解析出货币政策的有效值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要走。
三、对实证结果的分析
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来看，目前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4条渠道：一是对金融机构的再贴现和再贷款；二是外汇占款；三是对财政贷款或透支；四是央行的直接贷款。我国近年来连续呈现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增加，使外汇占款逐渐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这一点可从1995年汇率改革以后我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可以看出，如表4所示。
我国外汇储备一直处于较快的增长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这和我国企业的结售汇制度有密切关系。根据我国结售汇制度规定，企业超过限额的外汇收入必须在45天内进行结汇，而用汇时须从银行购买。对于外汇指定的银行也只能持有额定的外汇，多余或不足的部分通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最终必须归结于人民银行。所以外汇市场并没有体现真正的需求关系，而是由人民银行以人民币完全吸收外汇市场上的差额，这正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高速膨胀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和资本项目收支的持续双顺差，使得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需求，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这使得民间的外汇储蓄颇为动荡。在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的小幅升值更是引起了民间外汇储蓄和存款的大量兑换，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推进汇率制度的平稳改革，人民银行只能买进剩余的外汇，抛出相应的人民币，从而导致基础货币的进一步扩展。
外汇储备的增加必然带来外汇占款的增加，不断增加的外汇占款形成了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增长，央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如果此时人民银行不采取冲销的政策，并且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基础货币的增加，通过货币乘数效应的作用，国内货币供应量将会增加。公众手中持有的货币量将大于他们对货币需求的量，如果超额的货币供给冲向商品市场，商品的需求将会增加，进而推动物价水平上升。但是事实上，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持续、大幅增长，物价却没有出现暴涨，究其原因主要有：
(1)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外汇储备和国内信贷规模都是影响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因素。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一手抓外汇储备、一手抓本币来调控国内的基础货币。在我国还是有管理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增加能否对国内通货膨胀形成现实压力，还取决于中央银行实行的国内信贷政策。当国内经济有通胀的苗头，央行就收紧信贷，因此，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被有意无意地弱化。
(2)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外汇占款的增加。除国际收支顺差外，外汇储备的增加还有另外两个渠道：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借款和储备的收益。向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借入的外汇增加的储备并不增加外汇占款，也不增加基础货币。来自储备收益的外汇储备增加同样也不增加外汇占款，进而不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在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量中，外汇储备收益部分比重不高，但是，这种渠道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3)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干预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减弱外汇占款对货币投放的影响。中央银行调整基础货币结构是通过调整其资产业务投放基础货币的，在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央行通过减少对金融机构、政府及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来抵消外汇储备增长对货币投放的压力，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方式回笼货币。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比如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影响货币乘数进而影响货币供给。由于我国利率还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因而利率与资本项目之间的传导机制受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弱外汇储备增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总之，外汇储备的变动会影响我国的物价水平的变动，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从实证分析结果看到，作用系数只有0.023896。但是，外汇储备对物价指数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是由于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动幅度非常大，从2001年1月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 2006年6月的9411.15亿美元，增长了5倍多，而同期国内信贷和GDP仅增长一倍多。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也疏通了外汇储备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物价的渠道。因而，外汇储备对通货膨胀指标的影响也会日益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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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邵学言，郝雁.对中国外汇储备与物价指数之间数量关系的研究——基于货币供求角度的实证分析[J].北京：经济学动态， 2004，(6).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是货币理论实证研究之巅峰杰作，是货币主义学派之核心文献，是弗里德曼诺贝尔奖之主要成就。该书196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首次出版发行，成为学术界一件大事。自问世之日起，《美国货币史》旋即成为所有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者之必读经典，亦是货币经济学领域引用率最高之学术著作。 此前也听说过《美国货币史》不好啃，毕竟时间跨度很长有百年之久。但既然作为一部经典传世巨著，又是一本不得不读的经济学专业著作，理所当然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让我有机会一探的它庐山真面目。
《美国货币史》洋洋大观，其主旨，以金融研究界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货币很重要”：货币是一个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独立而可控的力量。在经济史上，可能很难找到比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更好的案例来分析和印证“货币很重要”这个观点了。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从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活动扩散到金融市场的话，那么，2008年的次贷危机可以说是第一次全球意义上从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的新的经济周期，货币金融因素成为经济波动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主导这场全球金融海啸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制造出来的、被高杠杆扩散到全球的“有毒资产”，是华尔街自己制造出来的“货币魔鬼”。货币从这个层面再次证明了它自身的重要性。
在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下，美国一些金融界人士一度认为，
美国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在金融危机中，以研究大萧条著称的伯南克教授，正好担任美联储的主席，这使得此前只能代表伯南克研究水准的关于大萧条的专业成果，能够迅速成为美联储的力度很大的具体政策举措。如果从通常的教科书意义上，伯南克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在危机中采用了种种政策措施，在传统的中央银行学中多数是“非典型的货币政策”，但是其基本思路来自伯南克对于大萧条的研究。而在对于大萧条的种种深刻的研究中，弗里德曼及其《美国货币史》都是其中的权威著作，说伯南克的研究和当前的政策深受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说法，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分析脉络中找到当前美联储和全球央行救市政策的理论上的蛛丝马迹。
这样，在种种机缘之下，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本来是一本有点晦涩的、专业的经济金融专业著作，现在因为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的关系，竟然更像是一本专业著作中的畅销书了：无论是决策者还是投资者，都可以从中寻找理解当前金融危机走向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的启迪。
《美国货币史》就像一个灵感之源和智慧引爆器，激发一代又一代经济学者去重新考察“大萧条”。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对大萧条的研究，主要方向就是对弗里德曼“货币供应量视角”之前后左右的深度扩展。对“货币供应量视角”前后左右的全面扩展，差不多涵盖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全部成就。
该书以货币存量为主线，研究了美国1867-1960年近一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对美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作者通过对
货币供应变化和通胀水平的因果关系的细致描绘，证明了货币政策对于一国经济运行的深远影响，尤其是货币在稳定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将繁杂详尽的历史统计材料与具有敏锐洞察力的经济分析完美地融于一体。书中许多视角独特的分析以及具有开创性的研究结论，例如作者关于1929-1933年大萧条的分析和解释，转变了人们的观念，深化了全球金融界对金融市场的理解。
《美国货币史》详实研究对于身处危机中的我们有极其重要的参考意义，有必要经常重读。研读本书，尤其是对于银本位、金本位和信用本位的评述引发了我对于货币体系的更大兴趣，这也是打开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把钥匙。货币制度争论消除之后，金融和政治焦点转移到了银行业体系上。银行业反复出现的危机引发了不满。1913年，联邦储备作为一项永久性的措施被国会采纳。1914 年，联邦储备体系开始运转。这一美国货币体系内部的深远变革恰好与同样意义非凡的外部变革（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外部环境与内部货币供给间的纽带有所放松）同时发生，这注定了联邦储备体系会保持下来。两种变革共同促使1914年成为了美国货币史上的一个主要分水岭。联邦储备体系也被赋予更多的权力，其中调节准备金率的权力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在货币体系方面，美元对黄金贬值，而且金本位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金币的使用被废止，持有金币或金块不再合法。财政部可以继续自由地以固定的价格从铸币局买入黄金，但自由地以固定的价格卖出黄金只能用于国际支付。随着金本位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相继抛弃金本位以及其他国家广泛采用外汇
管制，美国有效地实现了信用本位。黄金成为一种合法的商品，其价格受法律支持，而不再是任何意义上我们货币体系的基础。
弗里德曼以货币做史，本身就确立了货币作为经济调控核心的地位。两个时期的一个可能的根本共同点是对经济稳定性变化的预期。在其他方面保持不变时，非常合理的解释是当个人和企业预期经济状况稳定时，他们愿意以货币形式持有资产，以货币准替代物的形式持有的资产会少于他们预期经济动荡和不稳定状况下的持有量。毕竟，现金作为资产的主要优点是其用途广泛。它在应付紧急事件以及利用良机时能提供最少的约束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未来越不稳定，这种灵活性的价值就越大，因此对货币的需求可能就会越大，这也说明了流动性随着预期变化而变化。
《美国货币史》主要贡献有三：
其一、发现货币供应量和总体经济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
其二、解释1930年代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其三、成功发动对“凯恩斯革命”之“反革命”，重新确立货币理论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第一项贡献，《美国货币史》第十三章之《总结》说得非常明确[2]：“考察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之货币历史，目的就是要从各种看似互不相关的或偶然的事件里，发现共同规律。与此同时，我们还获得足够信心，深信我们发现的共同规律，对于其他尚待考察的历史事实和未来将要发生的现象，照样适用。通过详尽考察和分析近一个世纪的美国货币史，我们有如下四项发现：第一、货币供应量之变
动过程与总体经济活动、货币收入和物价水平之变动，紧密相关；第
二、货币变量与总体经济活动之关系高度稳定；第三、货币变量之波动往往具有独立之起源，并非总体经济活动之变化的被动反映。第四、关于货币 ，表面现象往往具有欺骗性，真正重要的关系往往与吸引人们眼球的表象恰好相反。我们可以预见：上述三个共同规律，将适用于未来的货币历史发展，正如它们适用于过去漫长的历史经验一样。此外，对于第四项发现，我们还不能说是非常明确的一般结论，我们期待未来的历史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实例来支持这项发现，正如过去历史已经提供了大量实例一样。”前述戈顿主编的《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架构》，旨在从数理模型角度厘清《美国货币史》的分析逻辑。
第二项贡献的影响力或知名度，比第一项还要大得多。《美国货币史》第七章“大萧条（1929—1933）”，篇幅长达120页，占全书七分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曾经将此章独立出版，可见学界对此章之高度重视。弗里德曼解释大萧条的“货币供应量视角”尽管没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却是最负盛名之解释。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当代研究大萧条的大名家。伯氏1983年发表成名作《金融危机之非货币效果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正是基于对《美国货币史》的深入解读，以及对事实的重新考量。伯氏认为：“对于1930年代金融部门和总体经济之关系，货币供应量视角并非完整解释。货币视角的第一个困难是：它没有货币效应如何影响真实经济的理论，能够解释30年代货币非中性为何持续如此之久。货币视角的第二个困难是：1930年代货币供应量的减少，数量上不足以解释总产出的持续下降。
[3]”伯氏主要的理论贡献正是源于他对弗里德曼“货币供应量视角”的修正、创新和完善。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解释大萧条的关键变量是“货币供应量的崩溃”（monetary collapse），矛头直指美联储。二位大师引用大量事实，证明货币供应量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内部的权力斗争，间接原因则是美联储官员对当时美国经济和货币困境缺乏正确认识。当然，弗里德曼对当时美国经济学界的无能和无知也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读者可以参看“大萧条”一章第七节之精彩论述。
对于第三项贡献，弗里德曼本人非常看重。他和夫人罗斯联袂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多次提到《美国货币史》，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成就的深深自豪感。弗里德曼说：“我和施瓦茨合作出版的三卷货币史著作里，最出名的是《美国货币史》。我已经说过，该书对凯恩斯学派与货币主义学派之间的辩论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如此，该书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解释，还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政府的认识，激发人们重新考察政府对于整体经济活动，究竟能够发挥怎样的指导作用。”
“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弗里德曼更伟大的人生。生于一九一二，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在主流的经济思想似乎又开始向政
府干预方向转弯的时候，弗里德曼的重要性又再次呈现出来。
货币学派是二十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主义，其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 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
下面是一些资料 你参考一下：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的论争
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最繁荣的时期，“在野”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下休养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时东山再起；货币主义、供给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派林立，各领风骚。它们或是自诩为“嫡传”的凯恩斯主义者，或公开声明是凯恩斯主义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学派（注：由于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绝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所以有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就是全面维护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历史传统和全面恢复“自由放任”的理论纲领，倡导对新古典的回归和与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相抗衡，坚持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体系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根本原则。20世纪下半叶，诸多自由主义学派来势凶猛，“是市场还是国家”的争论再次白热化，在20世纪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留下了浓浓的一笔。在我们回眸其百年发展史的时候，不得不对足以构成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劲敌甚至动摇其“正统”地位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予以专门论述。
现代货币主义即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从“个人主义”的微观经济结构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论基础之上恢复了货币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关键地位，以此提出了与凯恩斯干预主义相抗衡的自由主义论点（注：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与批评者商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货币稳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在国家不进行任何干预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行情动荡远远低于干预时的程度。国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内影响市场，而首先应保证货币总量能定期和有规律地增加。这是因为：第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在凯恩斯那里，由于人们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所以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而储蓄则呈递增趋势，这样，政府应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弗里德曼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认为人们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扩张性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控制货币供给数量则应是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即根据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制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弗氏认为，1929-1933年大危机中约有1万家美国银行倒闭破产，造成美国国内货币供给量下降1/3。如果美联储能在这次大危机中发挥作用，那么那场大危机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过是一次小规模的经济衰退（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第二，关于“自然失业率”。凯恩斯主义认为，高就业水平是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保证。弗里德曼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甚至错误的想法，高就业水平恰恰可以被认为是没有最好地利用社会资源的一个标志：为了社会生产而牺牲了对闲暇的享受，而前者的价值要远远小于后者的价值；通货膨胀政策会使人民产生错觉，“强迫”人民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高于这些工资的实际价值。第三，关于失业与通货膨胀。既然自然失业率是一个常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那么，自然失业率就是一种经济条件，货币就具有“中立”的性质，人们很难通过改变通胀率来改变自然失业率即改变经济条件。在短期内也许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存在某种比例关系，但长期内这种关系会消失，即就业水平与通胀率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把失业率减少到“自然率”以下，那么通胀率就会非常之高，代价也会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60-70年代，美国政府因为要达到全民就业的目标，结果使国内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注：《弗里德曼：历史终于向他低头》，见。）。
现代货币主义在整个80年代几乎被英国撒切尔政府全盘接受，成为撒切尔主义的理论基础。撒切尔主义认为，以往的“教训是，政府不应试图‘人为地’保持充分就业，而应允许市场力量来决定‘自然’的就业水平。而且，对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方法意味着以失业率必然上升为条件而对经济进行挤压（通货紧缩）。这样，至少在短期内，失业基本上变成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方法之一。”撒切尔的通货紧缩政策导致失业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业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尔上台时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达13%（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货币主义与撒切尔主义使英国告别充分就业，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大规模收缩，并实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其说反对干预主义不如说他希望政府只对货币供给进行干预，但本质上讲，对货币供应量的干预是最大的干预。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受到了来自供给学派的严峻挑战。60年代末以拉弗尔、费尔德斯坦和蒙德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全盘否定凯恩斯“需求决定供给”这个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题，认为它是导致产生“滞胀”的根本原因。因为增长与刺激需求将导致货币供给数量的增长，由此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刺激需求无疑等于抑制储蓄，从而导致了投资率和劳动率的下降，进而降低了积累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供给学派主张全面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尤其是恢复萨伊定律，反对凯恩斯“需求管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供给管理”，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应该影响供给而不是影响需求，以促进私人储蓄和投资。这样降低税率便成了开给白宫的“药方”。这个药方基于三个理论假设（注：William Niskanen, Reaganom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第一，税收量不一定与边际税率呈同方向变化，在达到某一点时会朝相反方向变化；第二，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人们用劳动代替休闲；第三，高税收还将造成低投资率，使投资减少、资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边际税率将鼓励投资和生产。
供给学派在学术上建树不多，在理论上缺乏体系的完整性，所以，它仅是解决“滞胀”的一种对策而已。虽然一贯自诩反对凯恩斯的干预主义，标榜自己为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国家干预供给与干预需求岂不是“半斤八两”？供给学派之所以一度得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怪圈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的大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纳。“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就是大幅减税：1981年第一次总统预算将非劳动所得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降到50%，把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由28%减到20%。其结果是，“1983-1984年，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使失业率降了下来，到1986年，失业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注：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开出的“药方”都是减税，但支撑撒切尔主义的货币学派哲学与支持里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理念却大相径庭，前者是不增加财政赤字、实行紧缩，而后者是假定减税可以增加生产供给活动进而提高产出和减少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