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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
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
“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
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
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
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
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
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
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
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
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
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
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
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
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
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
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屈原的议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屈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试问中国四大佳节，春节，那是一年的结束新一年的开始：清明，那是祭拜死去亲人朋友：中秋，那是与家人团圆的难逢佳节，而屈原一个人，就能为纪念他搞出一个端午……实在是，太厉害了，前无古人啊！我不佩服行吗，华夏几千年，屈原当真影响地深入骨髓啊。
屈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文采斐然，一人引领千万骚客，为人极为正直，与恶势力抗争决不妥协，更是一个一生尽心为国的伟人，无论是“王甚任之”还是“大困”，对祖国永远是一个坚贞不移，至死不悔。就是这么一个有治国之才，爱国之心，刚正不阿的浪漫诗人。
但，他并不值得我学习，做榜样。
屈原是一个迂腐的人，他的“忠”，我的确佩服甚至仰望，但那不过是“愚忠”。“王甚任之”时尽忠，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王公贵族开始反对你，抛弃你，明明有康庄大道不走，依然一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模样。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这些儒学伦理战国之时还没有盛行，正是这位伟大的屈原屈大诗人屈大忠臣，将这种忠君报国，存君兴国的“伟大”“正义”的思想毫无保留深深的填入了这“更伟大”“更正义”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试问：孔子所说，仁义礼智信，何来忠字？
就这样屈原的故事成为美传，中华美德，永垂不朽，成为一代代帝王的统治工具，成为万千百姓的道德楷模，成为人们过佳节的纪念对象！没有这忠君报国的汨罗一跳，也许，只能说也许，岳飞就不会惨死风波亭，直捣黄龙未必没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英雄不能战死沙场而死于帝王阴谋的悲剧！屈原的汨罗一跳，不管本着什么目的，什么初衷，他本想狠狠震惊一下警醒一下祖国也好，不忍看到楚国江河日下的悲剧也好，或者是干脆一了百了的消极逃避也罢，他造成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空前的！这样的伟人，他本身的人品越好，为祸却是越大！坏人为祸，为祸一时，为祸一世：好人为祸，为祸一代，为祸一民族！好人的“祸”——那些好人有意无意的光荣事迹，成了帝王们俘怒苍生的王牌，帝王们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人人尽而忠之，这种“忠”，当事人认为很伟大，世人亦然，唯有帝王风轻云淡心中一阵不屑：不过一条忠诚的狗罢了！
这种可怕的现象，两千多年不止！
屈原是冤枉的，他的君子品行的负面影响，任汨罗江水流干也不会知道一分。就让屈原安静一下吧，少讲讲他的“传世美德”，让它成为一个值得佩服、尊敬而不是一个被效仿，被榜样的人！
我总觉得屈原之死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他所做出的事情表示理解，但是对于这样的极端做法我并不赞同。
屈原本人自视甚高，这点结论从《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肇赐余以嘉名”“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些话中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知识分子”，清高是正常的，过分的谦逊才是不必要的，这样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大家风范。他的理想也很美好，“不抚壮以弃秽兮，来吾道夫先路”。他虽然有这样的理想，也具备这样的才干，可是没有遇上“圣主“，在楚国日薄西山之际他投江自尽，但这或许不值得。
首先，我对“秦灭六国之时，楚是最冤的“这一论调持有否定态度。既然是诸侯割据，那弱肉强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楚怀王够傻，做出来的事情够离谱，也不懂知人善任，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就不能算冤。这样的国君领导的国家，不被灭掉才是对其它国家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屈原这样的行为，虽然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对楚国民生疾苦的感慨，但是没有脱离愚忠这一范畴。
他大可以如管仲所言“不盖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在当时，谋士效忠于不同的诸侯王是很正常的事情。改革政治不是件易事，不流血的改革更是难上加难，在君主不重用时想凭一己之力改革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真的爱这片土地，爱这里的人民，就应该另寻圣主。助其以更少杀戮的方式夺下楚地，减少战争和不必要的伤亡才是良策。他一死了之，只能说明其境界未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地步。这里为宋荣子抱不平，为什么他这样的人却没有名气。当然，这是庸人自扰，宋荣子本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不是为明君，那么效忠国家就没有了意义。如伍子胥一般被杀的臣子还少吗？他爱的应该是国家、土地、人民而非其政治和国君。既然如此，投靠其它国家似乎就不是什么坏主意，毕竟这样对人民或许会更好。
无论如何，屈原最终选择了死，留给后人一个值得回味的题材。没有人会知道，站在江边的屈原究竟想到了什么，或许他有了足够的理由去死只是我们不知道或者没有想到而已。所以不过是从个人自由还是从他本人的现实处境出发来说，我们都是不能对他的死做出任何客观评价的，我们所说的一切论断都带有因自己的联想而产生的主观性。
屈原的寂寞我不懂，也不想懂。
我觉得屈原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屈原与楚怀王同姓，是楚国的王族。因此他只向楚国效忠。这并不是他的固执。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屈原可能认为，比起美好的生活、丰厚的俸禄，他更想让楚国强大。即使自己在楚国的政治舞台上展示不出什么功绩，但能帮上忙就好。这很可能是屈原的想法，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屈原真正的固执在于，他太相信怀王，相信怀王总有一天会醒悟，他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使怀王醒悟。
为了使楚国强大，屈原努力展示他的才华，终于可以让怀王“信任”他。但朝廷中有更多的人更注重名利，于是他们向怀王进了谗言，屈原一下子就被怀王抛弃了。我觉得屈原应该是很明白的。如果怀王真的信任他，那么就不会因为一两句谗言就疏远他。只有不了解周围人的皇帝，才会随意听信他人的谗言。屈原应该已察觉到，怀王有多么地不重视贤臣、不关心周围的人。但他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小人干的，是小人使怀王听不清、看不透。即使被怀王疏远抛弃了，屈原依然愿意相信怀王。
张仪诈怀王事件发生时，屈原已被罢黜，不在官位上。他虽然不在怀王身边，但仍然得知了这件事。屈原看着贪心的怀王又做了蠢事，他只进谏了一句话：“何不杀张仪？”虽然只是一句为时已晚的话，但足以显示出屈原的忠心和明察。
但怀王直到最后，都没有听屈原一句话。秦昭王要和楚联姻，要让楚怀王前往武关与秦相会，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楚国大将已接连损伤，秦国又是虎狼之国。屈原最诚恳的谏言怀王没有听，导致最后，怀王客死他乡。
屈原被怀王疏远而写了《离骚》。这时，他的心情不是愤怒而是悲伤。这就是他对怀王固执的最好的证明。他“忠而被谤”却仍相信怀王，而怀王又恰好是个不会任用贤臣的无能之王。屈原的这份固执几乎没有任何的意义。
屈原执着的是对象——怀王，并不是一个贤明之人，那屈原就不应该对自己如此执着，他明知他自己的“怀瑾握瑜”怀王根本看不到，但还是固执到底。要在怀王的统治下救国，这不仅仅是不同流合污能达到的目标。如果屈原能不对楚王，不对自己那么固执，想一些其他的方法，说不定最后的结果会有所不同。作文
屈原是个薄脸皮的人。
不得不承认，有的人是受不了一点世俗的沾染的，同时他希望受到命运的青睐，与同样的高洁之士结朋交友。当以上两条愿望一条都不能实现时，清高的屈原也就决绝地离开了他认为的肮脏世界。
姑且不论这死是否值得，单是这勇气就足以让后人尊敬。这是对自己人格的尊重，它表明自己是拣枝而栖的凤凰，不能混混噩噩度世。
屈原投江的心境应该是极度悲凉的，应该是冷静的理智的，也是深思熟虑的，绝不是一时之冲动。既然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那么何必性急？再看一眼楚国的大好河山吧，这是我的先人开辟的地方。秋风萧瑟，西风渐紧，远处的芦苇与近处的芦苇携起手撑开了一张秋天的网，把整个人的`愁苦攒紧，浓缩成一颗异常柔软的心，这心一旦溶于汩罗，便把整条江水都染得苦涩，而水又是一脉相通的，任意一瓢水，都使楚人想起家国江山，想起不可搀回的结局，涕泗横流。
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年了，代代传，传代代，再加上喜欢“盲目爱国主义”的统治阶级的宣传，于是屈原就成了所谓爱国的典范。
人们不会指责屈原的爱国，虽然那是更重视个人而不是更注重国家的时代，那是一个哪里有幸福哪里成就哪里就是家国的朝代。“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像屈原这样为出生之国而死的不多。
接下来我要谈谈屈原的观点问题，在屈原看来，只有凤凰之类的高洁鸟类才能发表言论，庸鸟安分守己便是；骏马是不必绳子拴的，跛驴当然是要干活的。读到这里，我不禁为庸者叫不平，我同意给天才以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尊重庸者，其实对庸者、对弱者的关注与尊重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人性美。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精英文化，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到“食尽人间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说的仿佛都是阳春白雪不能与下里巴人来往交心。
从一个屈原，其实可以看出人格的坚守、家国的选择、传统思想的弊病等多个问题，不同于司马迁的爽然自失，我倒是豁然开朗了。
摆在屈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世推移，另一条则是坚守节操。屈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条。
走到这一步，他需要极大的勇气：他需要抛弃的是他的生命，他的国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曾封他祖上为“屈”的那个家族血脉已经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败。曾经侍奉的那个又蠢又荒诞的王最终竟要死在他国；新立的王又变本加厉，不但不再诏用他，反而加他贬得越远越好。作为一名忠心为国的臣子，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再为之而“屈”，只能投入自己幻想的那个世界中。按照礼来说，臣子未尽忠，这是大罪，屈原也心怀这种想法，即使在自己创造的那片净土中，也不会掩盖自己内疚与罪责之感。这就是坚定地一心为国的代价。坚守着那个崇高的志向，那份痛苦谁又能知呢？
而放弃却只在一念之间。渔父与屈原对话的场景仍历历在目。虽无法考证历史上是否真有如此一回，却又从侧面表现出，当时的“圣人”们经常是与世推移的。“圣人”们飘然于世，过着最初的道家原型的生活。出事入世，随心所欲，内心中空空如也，无欲无求，也能成为一方“圣人”，此乐何及！放弃操守正如洗澡一般简单，一转眼，心中都被冲走，毫无保留。这在屈原看来，是永远不能接受的。“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多么有气势对理想告白！内心被这样的想法包围，又怎么会想着苟且偷生呢！苟且偷生又怎能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呢！宁愿在绝望中保全自我，也不会去做一名放弃道德、昧了良心的佞臣。
屈原把这一切看得如此透彻。“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忠贤之士也会生不逢时。既然自己无法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沉入那不再会绝望的世界也比苟且又内疚地存于世更有意义。对未来抱有信心的人一定是会选择坚守的。
在他之后的几百年，诸侯混战，不再太平。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朝建立，局势才稳定下来。而与屈原相隔甚久的司马迁也与屈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受了宫刑的他，坚守意味着守住志向，而放弃此时却变为了死，死了就不用受这么多的苦了，便解脱了，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前人屈原正是因为觉得飘然于世无法实现人生价值才自沉汨罗，此时司马迁只是以一个近似宦官的卑微身份，犯的又是耻辱之罪，人皆轻之如鸿毛，又怎能轻飘飘一句“不想活了”就断送宝贵人生呢？这样的人生是坚守还是放弃，便一目了然。面对灾祸，司马迁最终明了生死之义，坚守住他作为一个史官的价值。
更远一些，我想到了意大利的布鲁诺。直到被烧死的那一刻，当狂风卷起烈火，一句“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来世界会了解我的价值的！”使顽固者们战栗。坚持真理，坚定自己的原则，放弃一切向教会低头的机会，他在历史中的功绩永世传诵。
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先人们所做的一切。面对现实的冲击，坚持自我，永远不放弃，才能走得更远。
屈原不是赛艇运动员，却在汨罗江中划了几十年的船。水流很急很湍，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越来越与屈原作对。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停下桨，跃入江中。
汨罗江，自古以来人们都是这么唤它。如果只是区区一条江，我相信屈原多喊几个帮手是能逆流而上的。只怕是，招来尼米兹级航母（不搁浅的话），也无法与这水流抗争。因为，这水流，其实代表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可看作没有历史。哪怕战国也好、明朝也罢，同时代的商鞅被车裂，袁崇焕因反间计以致凌迟于市，这些都是没有过去的历史。屈原觉得累，那是因为他遭遇到了时代的阻力。
使屈原能孤身奋战如此之久的，是他的爱国忠心。譬如陈平、韩信，原本是项羽手下，一看跟他干没前途，遂转投刘邦。而屈原是只会呆在楚国的。他认为自己是楚国贵族后代，治理好自己的国家理所当然。也就是说，无论当朝国君如何昏庸无道，比日后阿斗还要像稀泥，他都得尽自己规定的义务，辅佐君王。
这就造成了麻烦。面对贤君，有屈原如此大臣，那自然良性循环、国泰民安，屈原自身价值也能得到实现。但是贤君难逢、小人常有，只要君主判断稍有不慎，小人乘虚而入，屈原就更上下受敌了、这和作战类似，歹徒开枪肆无忌惮，警察确受诸多法规的限制。敌在暗我在明，谗人间之，闲话一多，屈原的政治斗争就失败了。
渔父的话若换个角度去理解，不是“同流合污”，而是“顺应时代”。依旧是前文所说，敌暗我明的情况下，警察会利用卧底、线人、带罪立功等听起来并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来达成目的。同样，屈原站在那儿，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频频提出对国家有益却明显触动贵族利益的改革方案，怎么能不成为众矢之的？
范增虽有才能，遇上项羽这般人，越是直谏，效果也就越差。屈原若能稍稍隐藏一下自己的立场，暗中改革，兴许会有成效。
但最终屈原投江了。
他的死留下了什么呢？端午节？粽子？端午日人们赛龙舟、抓鸭子，不亦乐乎；我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糯米食也再难联想起屈原。他的如此行为导致失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必然结果，但失败并不等同与自杀，别的出路也是有的。反而，他的死无形中助长了只图利益的官员的嚣张气焰。
我更愿相信屈原是累了倦了失去动力了才放手的。因为若是他企图通过自己的一死换取世人的觉醒，那么他多半会大失所望。楚国灭亡，随后两千年间，只有更浑浊的江水，犹如一条条墨流。
在我印象里我一直都知道屈原这个人，和他的《离骚》，也仅此而已，从来没读过。不过，其实我还知道端午节吃粽子也是因为他。我到了学《离骚》（节选）的时候才真正对他有所了解，但也仅此而已，譬如他如何爱国如何志向高洁。但这些也只是从书上或听说了解到的，不是我感悟出来的。读《离骚》时我唯一的感觉就是他很自恋。
但到了最近学的《屈原列传》，我觉得我了解得更多一些了，但可能还是不够深刻。最起码我现在了解了他的才华非同凡人，人家自恋点也是有资本的。但那也就不再是因为他自恋，而是极力表达自身还保持的高洁的情操，不愿与世俗同列。最让我敬佩的其实是他最后的投江自杀。似乎古代太多名士对气节十分看重，对于原则不会做出一点让步，当现实与自己所坚持的某些东西冲突而又无力改变时，他们往往选择死而不是妥协地苟活下去。屈原也是如此。当自己不被信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衰弱，他没有背叛它，而是以死表明对它的热爱。有些人认为这样太不值，也太固执，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似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更适合这样的情境，而不是抱着石头就跳进去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他的选择更加令人佩服。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信念，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一个信念是他们活着的唯一支持力。当我不能坚持我的原则，我的信念时，生活于我已不再有意义了。这让我想到原来的哥斯拉兄弟，做鞋对他们而言就是生命，如果不能用心做鞋，做自己想做的鞋，那就不活也不会妥协。信念已变成信仰，为它而活或为此而死都在所不辞。
屈原也是如此。他坚持自己的高洁，对楚国的热爱。当小人当道，怀王不再信任他时，他依旧忠心耿耿。当楚国抛弃了他时，他却没有放弃楚国，仍日日心系怀王，心系楚国人民。当已无力回天，他选择用死来表达自己的痛和对楚国的爱。你当他是固执吧，可正是他的固执成就了他。他的高洁孤傲传诵至今，他的爱国之情让历代人所赞诵。
世人皆浊，我只有以死来保守我的原则。这是一种气节。
而我非常敬佩甚至崇拜这种气节。似乎在读古文或了解历史的时候总能遇到这样的或相似的人。他们的这种品质吸引我想要了解他们，并敬佩他们。似乎这样的气节在如今不再有，这也是他们的时代更加令人神往。这应该就是我们不断探寻、追随古人事迹的原因吧，正如屈原，总能有让我们的心为之震颤的地方。屈原用死捍卫了自己的气节，自己的原则。我们因而敬佩他，缅怀他。
因为人，总要有原则。
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忠君爱国。 诗人的形象光辉灿烂，有着气魄雄伟，血肉丰满，感情充沛的性格。他的理想高远，决心引导祖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是昏庸的君王，贪婪的党人，使他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和斗争，曾经犹豫动摇过，可是他不忍坐视“民生之多艰”更不愿“竞周容以为度，于是他又振作精神，为”美政“而奋起斗争。他是一位有着远大政治理想，热爱祖国，同情人民，有着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的伟大诗人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础，也是人格美的最高体现。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他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骚》，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诗人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遭到楚国一伙奸佞的阻挠，连楚怀王也疏远了他。但是，诗人的决心从未动摇。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是其崇高人格的体现，是其人格美的核心。信念是人格的支柱，只有确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的人，才具有审美价值。美国思想家埃里希·费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信念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毋宁说是一种分布于整个人格中的性格特征。”屈原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政治家的头脑决定了他要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放弃理想和信念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格。屈原一旦认定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就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美。
2?通过对邪恶势力的斗争表现出屈原的人格美。
当时楚国黑暗腐败，贤者遭斥，奸臣横行，这就给屈原的政治道路罩上了灰色。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贤妒能，楚王是非不分，这就断绝了屈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道路。后来，楚怀王的继承人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把屈原放逐到更偏远的地区。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八面受敌，势单力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而是用诗歌向奸党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在《离骚》中这样勾画他们：“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面对众恶，诗人勇敢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列举历史上的昏君，并指出其可悲的下场：“(浇)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他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固乱流其鲜终兮”，以此警告统治者。诗人还热情地歌颂了历史上的明君，“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苛得用此下土”。一抑一扬，表明了诗人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奸党斗争的决心。
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愤怒出诗人”。中国孔子主张“诗可以怨”。富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屈原则响亮提出“发愤以抒情”(《惜诵》)。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对屈原的文学观进行了阐释。他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直接来自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重压，是“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以抒其情”(朱熹《楚辞集注》)。屈原曾身兼内政外交重任，励精图治，渴望改革，渴望国富民强。但是，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这使屈原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嫉之情，这种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诗人上指苍天，下瞰大地，纵横驰骋。咏香草鲜花以颂君子，斥恶草臭叶以责小人。他还把矛头直指楚王。卖国贼、专权者、嫉妒者、诽谤者，统统成了他笔下鞭挞的对象。
人格美，一方面表现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邪恶势力的斗争上。勇敢地与恶势力斗争，就是对人格的捍卫；反之，也就谈不到人格美。屈原以杰出的作品向黑暗势力展开斗争，而且是如此英勇顽强，其人格美如日月，光明天下。
3?通过对基于内在美的仪表美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屈原非常注重仪表修饰，他在《离骚》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诗人对仪表美的追求是从幼年就开始的。他在《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应该指出的是，屈原是把仪表美与内在美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屈原从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内美”的美学观念，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样，华美的仪表与质正的心灵构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内美与外美的统一。“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他在《橘颂》中把两种美的结合高度概括为四个字“精色内白”。
屈原把奸党小人的审美观与自己的审美观作了对比。奸党小人也追求仪表美，他们“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锃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可见，奸党小人是以丑为美的。屈原的审美标准与奸党的审美标准是方枘圆凿。审美观的不同，体现了人格的不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屈原的高尚与奸党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尽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伟大人格光照千秋，万代景仰；奸党小人一时横行天下，却永遭后人唾弃。这就是人民的审判。
还应指出，屈原的内在美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包含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勤奋好学，刚直不阿等美好的品质。这种内在美是诗人不断探索、追求的结果。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明了他对内在美的培养。屈原认为，内在美是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仅有外在美而无内在美，只能是“羌无实而容长”。他在评价宓妃时说：“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人格美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一个具有内在美的人，往往也追求仪表美。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美要通过仪表美表现出来；有诸外必显诸内，仪表美是内在美的体现和反映。屈原的仪表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仪表美，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屈原的仪表美表现出他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个浓黑的社会里，高雅的服饰，烘托着他那高洁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刚劲的松柏，遭风雨而不挠。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屈原的仪表美是人类审美心理某种共性的显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4?从诗中表现出的清高思想看屈原的人格美。
清高本属内在美的范畴，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专列一节加以论述。
“清高”一词，本义是清洁高尚，不慕荣利。此词最早出自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说：“凡百君子，莫不慕其(屈原)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后来杜甫在《咏怀古迹》(五)中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可见，“清高”最早是用来评价屈原人格的，后专用来赞扬那些志趣高尚的伟人，是一个褒义词。
屈原的清高思想在《离骚》中表现得很突出。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屈原的清高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二、对荣华富贵的蔑视；三、对世俗观念的鄙弃。
屈原清高思想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屈原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泯灭个性的社会，谁要想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必须放弃高尚的人格。诗人的悲剧就在于他想在坚持高尚人格的同时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他宁死也不愿意把自己从高尚降为卑污，结果只能是“抱香而死”。因此，黑暗的社会现实是产生清高思想的土壤。屈原的“独醒”、“独清”反衬出周围环境的险恶污浊。屈原的清高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知识分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都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清高成为封建社会中反抗邪恶的武器，维护人格的盾牌，虽然它会导致消极。
要说明的是，屈原的清高与庄子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清代钱澄之把屈、庄相提并论，说“庄屈无二道”(《庄屈合诂·唐序》)，实是一大误解。屈原的清高思想是建立在坚持正义、爱国爱民的基础之上的，既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又包含着与恶势力进行抗争的精神，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他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然遭受坎坷历尽蹭蹬，却对人生表现出极大的热爱。庄子则主张生不如死、逃避矛盾，追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生活，其人生态度是消极遁世的。二者相比，不是泾渭分明了吗?至于后世一些人，借清高之名，或独善以明哲保身，或隐逸以沽名钓誉，或啸吟以孤芳自赏，像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所讽刺的那种“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假清高之士，只能令人作呕，其人格与屈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5?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司马迁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离骚》在写作上常常以香草美人代表美好的政治制度和高尚的人品。在诗人眼里，各种香草显得那么可爱，诗人爱香草几乎到了成癖的程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王逸说：“行清洁者佩芳。”张德纯说：“兰芳秋而弥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属。”(均见游国恩《〈离骚〉纂义》)这充分说明了香草的喻义以及它与人格美的关系。
当时的楚国，君昏臣奸，政治黑暗。屈原遭嫉受压，只能通过香草来表达自己美好的追求。诗人种植了大片的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其目的是“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中说：“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屈原欲使多数人都具有高尚的人格，充分表现了诗人的群体意识。“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歌德谈话录》)可悲的是，这些经过诗人心血培植的香草，经不住淫风恶雨的侵袭而竞相变节变质。“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但是，诗人并不随波逐流，而是立志不变。“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离骚》中多处提到美女。前人大多认为美女代指明君贤臣。王逸说：“女以喻臣。”李陈玉认为：“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均见《〈离骚〉纂义》)我认为美女就是指具有高尚品格、具有内外美统一的女子。屈原想寻求一个与自己一样既有美好之心灵又有动人之仪表的女子，来陪伴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找来找去，总不能如愿。
诗人对香草美人的追求，不仅表现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审美追求。屈原的人格美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渗透并表现在诗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上。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诗人的人格立体化了。屈原的人格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其心灵的伟大，然后我们才倍觉其美，他的追求、爱好无不打上美的烙印。
6?屈原的死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史记·屈原列传》载：“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在《离骚》中，也能找出许多诗句说明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如：“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楚国，摆在屈原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同流合污；二是远走他国；三是以死报国。第一条路屈原是绝对不走的。第二条路是可行的。司马迁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他反复考虑过，别人也劝他走这条路。但是，强烈的爱国之情终于使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离骚》字里行间就流露出以死报国的决心。屈原的死，主要是因为“美政”不能得以实现，楚国毫无希望。秦兵入侵，都城失陷，则加快了屈原的自戕。
自汉代至今，对屈原之死评价不一。贬之者有之：班固指责屈原“忿怼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离骚序》)。刘勰认为屈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是“狷狭之志也”(《文心雕龙·辨骚》)。清代的唐甄说：“为屈子计，当怀王入秦时，以死争之不得，则从王行，如蔺相如以颈血溅秦王。事若不济，死得所矣。不然，弃其家室，从渔父于沧浪，孰得而非之?乃呜咽悲泣，自捐其躯，吾嫌其近于妇人也。”(见《屈原研究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但褒之者更多。苏轼说：“(屈原)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犹能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他又说：“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屈原庙赋》)洪兴祖说：“余尝折衷而论之曰，或问古人有言，‘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屈原虽死，何益于怀、襄？’曰，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他进一步指出：“楚无人焉?原去国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楚辞补注》)
贬之者主要是认为屈原“发愤以抒情”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行为不守“中庸之道”；而褒之者实际上也未能切中肯綮。到了现代，人们的评价才逐渐深入、公允。闻一多先生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郭沫若同志说：“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自己造成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还有的同志说，屈原的死，是“他不忍见自己的祖国被秦所灭，不忍见自己家乡的父老遭亡国之难。”(均见《屈原研究论文集》)
从屈原的人格上进行分析，他的死是其人格美的具体显现。屈原之死，首先是悲壮的爱国之举，其次是对高尚的气节、神圣的人格的捍卫!同时又是对黑暗政治最强烈的控诉、最有力的抨击!表面看来他是自杀，实际是奸党小人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们必须看到，屈原身为贵族，有着阶级的局限性。他可悲之处在于把强烈的治国安邦之心系附在楚王身上。他既不能得志于上层统治者，也不能接触百姓，便产生了“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思想，最后，沉江而死。但我们不能去责怪屈原没去做什么，而是应肯定他做了什么。他始终保持了高尚的人格，并以死来捍卫，足以说明他的伟大。
附带谈谈屈原的人格意识。统览屈原全部作品，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屈原不断地、反复地强调人应该具备美好的品格，应该有所追求。这表现出诗人具有“人本位”的进步思想。诗人衡量人价值大小的标尺，是人格的伟大与否。这是相当强烈的人格意识，这种意识实际上是人性觉醒的表现，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橘颂》是屈原人格意识最鲜明的体现。“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借树以言志，用自己的人格谱写了一曲人类美好品质的赞歌。人格意识在人类发展史上弥足宝贵，历史证明了屈原的不朽。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