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
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 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 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成本是综合反映企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工作水平的一项重要质量指标。成本指标的综合性特点，以及它同其他各项技术、经济指标的关系，决定了成本管理的“全面”性，就是说，要降低产品（或经营业务）成本，节约各项费用支出，必须加强成本的“全面”管理。所谓“全面”，不外乎是指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全面。空间上的全面，从工业企业来说，包括各车间、班组和各职能部门的成本管理；时间上的全面，则是指生产经营全过程的成本管理。
控制工作是全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的一环。一方面它以目标为标准，对日常经济活动中实际结果与目标的差异进行直接的干预和调节，保证企业短期经营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对日常差异的全面深入分析，帮助企业在持续经营过程中改进目标与计划的制定水平，为取得长期的经营效益提供依据。全面预算编制好以后，为了保证全面预算所确定的目标和任务能够完成，必须对日常发生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控制，控制对象涉及收入、利润、投资等各个方面，其中成本是整个预算控制的基础和关键。
成本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经济指标，成本控制既是预算控制的基础和关键，又是现代成本管理的核心环节，它通常要根据成本预测、决策与预算所确定的目标以及标准成本法提供的实际数据，对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资源耗费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干预，以保证成本目标和成本预算任务的完成。现代成本管理理论认为西北控制应始终以降低成本为目标，企业为加强成本控制，还应致力于通过相应的成本降低措施实现成本的持续改善......
目录
一、产品成本的概述
二、造成产品成本上升的原因及影响企业产品成本上升的因素
三、缓解企业产品成本上升的途径
四、结束语
预算毕业设计开题报告范文
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它规定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数量、财政支出的各项用途和数量，反映着整个国家政策、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下面，我为大家分享预算毕业设计开题报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题目： 新预算法视角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的研究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预算管理是财政管理的核心，也是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龙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因此财政预算管理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都要遵循国家的预算法来展开。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正式颁布新预算法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与1994年颁布的原预算法相比，新预算法由原有的79条增加到101条，共计改动82处。新预算法不仅仅是对原预算法的改进和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新预算法是立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改革对预算管理的要求出发进行修订的。修订后的新预算法在增强部门预算编制的完整性、推进预算的透明度、强化预算的规范性，优化转移支付预算管理以及进一步增强预算管理的精细化和科学化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突破。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新预算法的颁布与实施对行政事业单位以预算管理为核心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从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实践来看，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共性的问题，主要有预算编制不严密不完整、预算控制相对弱化、会计核算不严谨、内部控制不健全、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政府采购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财务风险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意味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距离新预算法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行政事业单位如何对照新预算法的实质精神和对财务管理工作的要求，针对财务管理工作实践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改进便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鉴于此，本文从新预算法视角下研究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改进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1)理论意义。本文系统论述了新预算法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影响，为行政事业单位能够更深入地按照新预算法的要求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2)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在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与新预算法之间存在的差距，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求能够促进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能够尽快得适应新预算法的要求。
二、研究内容和框架
本文主要研究行政事业单位如何在实施新《预算法》的背景下如何按照法规的要求，更好地开展财务管理工作。论文首先对新《预算法》的修订背景，主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当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与新预算法之间存在的差距，并提出有针对性质的改进建议。
研究框架：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概念界定、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和结构框架、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新《预算法》的主要变化及影响。阐述了《预算法》的修订背景及修订历程、新《预算法》的主要变化、新《预算法》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作用。
第三章，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及主要问题成因分析。描述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现状，分析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第四章，新《预算法》视角下完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对策。主要包括更新财务管理观念尽快适应新《预算法》的要求、构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强化预算的硬约束、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强化财务责任。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视角创新。本文结合行政事业单位性质的特殊性，试图在视角上进行创新，研究新预算法的规则变化以及对行政事业单位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进而更好的在新规则下运行。
(2)研究内容有一定的.新意。国内对新预算法的规则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研究都比较多，但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政策解读，尝试分析新预算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四、本文创新点
(1)研究视角创新。本文结合行政事业单位性质的特殊性，试图在视角上进行创新，研究新预算法的规则变化以及对行政事业单位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进而更好的在新规则下运行。
(2)研究内容有一定的新意。国内对新预算法的规则及行政事业单位的研究都比较多，但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政策解读，尝试分析新预算法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五、工作进度安排
20XX年11月01日-11月07日论文选题
20XX年11月08日-11月20日初步收集毕业论文相关材料，填写《任务书》
20XX年11月26日-11月30日进一步熟悉毕业论文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2月10日-12月19日确定并上交开题报告
20XX年01月04日-02月15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上交指导老师
20XX年02月16日-02月20日晚上论文修改工作
20XX年02月21日-03月20日定稿、打印、装订
20XX年03月21日-04月10日论文答辩
六、参考文献
[1]王罡，贠晓哲。预算绩效管理新突破[J].新理财(政府理财)，2014,7(09)：40-41.
[2]薛辉。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与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探讨[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3]杨博野。迎接新预算法[J].浙江经济，2014,31(18)：61.
[4]赵秋梅，靳玉平。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J]财会研究，2007,28(09)：44-45.
[5]刘永刚，王红茹。新预算法：一部管理政府的法[J].中国经济周刊，2014,11(35)：56-60.
[6]周小雪。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对策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3.
[7]潘小亮。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研究--以Y事业单位为例[D].西南财经大学，2009.
[8]楼继伟。认真贯彻新预算法依法加强预算管理[J].中国政府采购，2014,(9)：6-7.
[9]韩红玲。深圳市S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模式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10.
[10]赵卫红。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现状及改进的思考[J].商业会计，2013,(10)：87-88.
[11]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关于新《预算法》对政府采购工作影响的几点思考[J].中国政府采购，2014,(10)：27.
[12]韩洁。部长解读新预算法亮点，折射改革方向[J].法律与生活，2014,(20)：64.
[13]翟忻。关于事业单位财务风险防范问题的研究与思考[J].吉林农业，2010,(12)：337-353.
2009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
浅谈桥梁顶推法施工
About bridge pushing construction method
系 别： 土木工程系
专 业：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班 级： 路桥06-2
学 号： 200601122023
姓 名： 梁旭
指导教师： 陈伟利
完成日期： 2009-6-1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议表
姓名
梁旭
学号
200601122023
班级
路桥06-2班
题 目
浅谈桥梁顶推法施工
指 导
教 师
评 议
意 见
成绩评定：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答辩小组意 见
成绩评定： 答辩小组负责人： 年 月 日
总
成
绩
答辩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申报表
系别： 土木工程系 专业：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学生姓名
梁旭
学号
200601122023
班级
路桥06-2
指导教师
陈伟利
职称
讲师
所选题目
浅谈桥梁顶推法施工
选题理由：
1962年德国教授包尔和弗.雷昂特博士首先提出顶推法施工并成功用于桥梁施工中得到充分肯定，随后在国外各桥梁施工中成功运用。我国顶推法施工的桥梁起步稍晚，但随着技术的日继成熟以及在施工中的显著特点在桥梁施工中多次成功运用，已经成为现代桥梁的首选施工方法之一。对于我们来说了解并研究改进这一施工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指导教师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系领导审批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
备注：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本任务书下达给：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专业 06-2 班学生 梁旭
设计（论文）题目： 浅谈桥梁顶推法施工
一、设计（论文）内容：
根据自己的实习工程中的实践结合在学校的理论知识谈谈自己的看法。本文描述了桥梁顶推法施工的基本程序和顶推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当桥梁跨越深谷，不可间断地运输线（铁路、公路、河道）；难以拆迁的建筑物（地下设施、古迹等）；对施工噪音干扰及公害有严格限制的地区，其它有特殊要求而其它施工方法不可能满足其要求时，采用顶推施工方法从空中完成跨越作业，无疑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因此，六十年代初期在欧、美一些国家就相继采用此法，我国在七十年代后期才开始运用这一施工技术，八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推广运用。
还有一些在工程中用的施工新工艺及自己的一些看法。
二、基本要求：
1、论文字数5000
2、论文内容能够体现出当前国内外关于此内容的最新动态。
3、叙述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的问题：
顶推法施工的技术原理及方法以及顶推法施工的关键技术。
四、技术指标：
1、《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
2、《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设计规范》JTG D62-2004
3、《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J 041-2000
五、其他要说明的问题：
下达任务的日期： 年 月 日
要求完成的日期： 年 月 日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2008年 12月 30 日
题目： 浅谈桥梁顶推法施工
报告人： 梁旭 班级： 路桥06-2
一、文献综述：
公路 2003 年9 月第9 期张小东 桥梁顶推施工技术（从回顾顶推桥的历史, 介绍顶推施工发展动态及顶推施工技术所取得的成就, 系统总结了顶推桥梁的施工）
河北企业 2008年第三期 张铁 浅谈顶推施工技术（重点论述顶推的几个关键技术）
中外公路2006 年6 月 第26卷 第3期 陈恒山, 吴静, 陈湘林顶推法施工在桥梁工程中的应用(该文主要介绍了顶推法施工在湖南省桥梁工程上的应用,以几座具有特色的桥梁施工为例,对顶推施工技术进行了一些探索,可为同类工程提供借鉴的技术原理、施工方法、关键技术、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二、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1962年德国教授包尔和弗.雷昂特博士首先提出顶推法施工并成功用于桥梁施工中得到充分肯定，随后在国外各桥梁施工中成功运用。我国顶推法施工的桥梁起步稍晚，但随着技术的日继成熟以及其显著的特点:
1、施工作业场地比较集中、固定，因此就有可能有较稳定的劳动力组合，较准确的作业程序时间，便于组织成工厂化生产模式。
2、所需的施工场地布置，是最经济的。
3、生产集中、工点集中，便于管理。对质量有较好的控制。
4、所需的机具设备是最少最省的，也可以充分发挥机械的使用效率。
5、在长大桥梁施工中（L＞300m），可能是最经济，最快速的等）在桥梁施工中多次成功运用，已经成为现代桥梁的首选施工方法之一。
三、研究方案：
1、顶推法施工法的历史及发展动态。
2、顶推法施工的技术原理及方法。
3、顶推法施工的关键技术。
4、顶推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四、进度计划：
2008年12月 日初----2008年 月 日 选题,搜集资料,上交选题申报表,提交论文开题报告
2009年 月 日----2009年 月 日 工作学习过程中发现并解决相关问题，整理研究资料,拟定论文初稿,提交论文中期报告
2009年 月 日-----2009年5月底 修改完善论文初稿,提交论文结题报告,打印论文,准备毕业论文答辩
五、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设计（论文）中期报告
年 月 日
题目： 浅谈桥梁顶推法施工
报告人： 梁旭 班级： 路桥06-2班
一、总体设计：
根据桥梁设计及施工安全质量的基本要求讨论顶推法施工的技术原理及方法、顶推法施工的关键技术、顶推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相关规范要求
二、框架（框图）
顶推法施工的技术原理及方法
顶推法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顶推法施工的关键技术
三、进展情况
一切按进度计划进行，进展顺利。
四、指导老师意见：
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毕业设计（论文）结题验收
题目： 浅谈桥梁顶推法施工
一、完成日期：
二、完成质量：
三、存在问题：
四、结论：
指导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