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 方法 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帮助人们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科学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篇1
浅议社会 文化 发展现状与大学生文化需求
一、综述社会文化开展现状对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的互动性
广义文化指人类在开展过程中所发明的物质财富和肉体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文化指人的肉体生活范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开展,我国社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开展的趋向,不同文化不时碰撞交融。高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壹局部,既遭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又由于大学生多样的文化需求及活泼的文化发明而具有独立性。共青团第十伍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推进青年文化建立”的请求:“文化塑造青年,青年发明文化”,“共青团要坚持先进文化的行进方向,开展安康有益、充溢生机的青年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将满足青年文化作为壹个重点,青年文化建立是时期的课题。大学生是青年的壹个重要群体,从贴近大学生生活的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思想政治开展情况和校园文化开展情况动身,盘绕大学生文化需求展开问卷及宿舍调研。共提问卷200张,并停止了屡次宿舍、支部调研。
二、调查现状剖析
(壹)思想政治开展现状
思想是行动的根底,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能改造大学生客观世界,是青年成材的必需条件。大学生从高中迈入大学,思想政治开展与文化需求相顺应是最需求思索的。
1.坚决正确政治立场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开展的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的中心,认清政治立场是顺应我国社会文化开展的关键所在。在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同窗坚决党团信仰,以端正的动机,正确的目的参加组织,普遍认识到党团组织的重要性。
(1)你对下列什么组织、团体最感兴味?
(2)你是否参加青年意愿者组织?
(3)假如你入党,那你入党动机是什么?
受调200人中,团员190人,占95%,团员思想醒悟较高,45%的团员对共产党或共青团感兴味,参与意愿者的团员亦有66%,其中有55.5%的团员以为意愿者可效劳社会,团员总体上的态度是端正的。成熟的入党动机如:希望得到锻炼的成才型动机占了41%,为别人着想的动机占了14%。但入党有利于出路的功利型动机也占了较大比重。
2.从时势加深认识、用行动加深理解是关键。坚决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对时势的理解有助于大学生将时政认识深化化,从行动动身,理论联络实践,能使大学生从实践生活中增强思想醒悟,进步思想认识。如我院展开八荣八耻讨论会,各班将八荣八耻依据实践状况细化讨论,同窗分离生活展开讨论,认识愈加深入。
3.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根底。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开展、西方文化的不时渗入,当代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呈现多元化开展趋向。
(4)你参与组织、团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5)你在什么时分感到本人团员认识最激烈?
调查发现,社会的变化对团员的认识有所影响,团员总体认识积极向上,但荣耀感变淡。局部团员身份认识冷淡,对荣誉感和崇高感淡化,只要在交纳团费、评选荣誉的时分才想到本人是团员。
(贰)校园文化开展现状
校园文化是学校肉体财富的总称。它包括物质、制度及肉体文化。
1.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硬件,是校园文化的表层局部,包括设备、教学手腕、科研等。调研人员走访宿舍,搜集了大学生在住食存在的问题,同窗们对学校设备总体比拟称心,但水电、医疗、餐饮等都以为有缺乏。关于教学方面,问卷显现:
(6)你对如今所学专业兴味如何?
(7)关于讲座,你选择哪个方面?
(8)您生活中最苦恼的问题是什么?
能够看到,学生在注重专业涵养和名人 教育 ,两项共占72%。而专业兴味度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热情。固然有学生对办学条件和教学变革有不称心,分别占8.5%和11%,但这并不是学生的主要苦恼源。
2.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指学校成员在长期共同的活动中 总结 而成的且必需遵照的行为原则。制度文化是校园文化建立的根底,是维系学校正常次序的保证机制,如今得到了学校和社会的注重。
3.肉体文化。肉体文化是学校肉体财富的总和,是校园文化的中心及灵魂,是推进学校不时行进的主要力气,包括校风、学风等。
(9)你的 学习态度 是怎样的?
“有选择地学习学问”和“依据本人的需求学习学问”的学生分别占57.5%和22.5%。阐明当前学生的学习认识大多是主动的。学校文艺活动方面,还不能完整到达学生的需求。
(10)你对学院文娱活动印象如何?
(11)你以为我院学生社团活动展开状况怎样?
(12)对我院社团活动有什么中央能够进步?
46%的学生以为文娱活动“丰厚,但参与度不够”,对社团活动展开有53%的学生以为“活动频繁,但质量不高”,学生请求社团活动的内容能够更联络实践、“活泼学校人文与学术气氛”,这两类观念共占61.5%。
三、满足大学生文化需求的 措施
1.立足党团,建好堡垒。认真做好党、团工作,是促进大学生文化建立的关键。要树立完善的工作形式,在学校工作中充沛发挥党委的政治中心作用,注重共青团建立,以党建工作带动共青团的建立,真正发挥青团组织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树立健全学生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
2.改造教育,贴近时期。时期的变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紧跟时期,不单指教学办法上的变革创新,更要注重学生的思政教育的时期性,将先进理论融入大学生思想中。在教育形式上,教育大学生认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当前社会的缺乏,引导他们以正确的观念生长。
3.注重思政,抓好德育。科学思想观念培育和构成有赖于学科教育,而学生对道德的认知有赖于对思政教育的异化。育德与育智同步,需求教员在专业教育的同时注重思想教育,思政教育还要人性化,应分离时势政治,并举行各样的学生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贯串于活动中,将思想教育鲜活化。
4.创新机制,培育新风。创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构成壹个由指导注重、义务到人、积极创新、保证有力的机制运转体系,将思想政治工作标准化、详细化,真正把思想政治教育摆上工作议程,构成以党、政、工、团、学齐抓共管的新格局。
5.整治环境、根植文化。注重高校设备建立,努力建立现代化文化设备。要注重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学校周边的治安情况和文化环境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要努力构建合理的学校与周边开展的良性互动。
6.严谨治学,踏实求学。浓郁的学术气氛是校园文化建立的必要保证。学校应增强学术主干的培育,发明良好的科学研讨条件,使学术主干可以充沛发挥能动性,吸收、凝聚国内外优秀学者,营造学术气氛,进而引导学生的学习态度起到良好的熏陶作用。
7.勇推特征、打造精品。校园活动是校园文化建立的重要途径,校园物质、制度和肉体文化需求经过活动载体发挥育人作用,分离社会开展的请求,与时俱进,不时创新。校园活动要注重精品培育,依据学校的优势,突出本校文化特征,塑造良好的文化肉体,引导学生培育高品位的文化学习气氛。
社会科学论文范文篇2
试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构建和谐社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并致力于达成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深入了解国内外关于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论述，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特征，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理解
(一)国内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
关于“和谐社会”，主要有两方面的讨论，其一，“和谐”究竟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还是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学者认为，“和谐”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物与物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人们一定的社会关系;也有的学者认为，“和谐社会”要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二，“和谐社会”究竟是指一种理想，一种治国方略还是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指一种期盼，一种目标或一种理想，千百年来，中外思想家都有“大同社会”、“乌托邦”的构想。也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一种治国方略，“国泰民安”、“政通人口”、“安居乐业”都是和谐社会的象征。还有的学者认为，“和谐社会”不是指结果，而是指社会本身需要具有一些能够保证和谐运行的机制，如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等等。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本质不同，但和谐社会有一些共同特征，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诚信的、多元的、宽容的、有活力和有秩序的社会。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最理想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其他原则包括效率原则都要最终服从这个原则。
(二)国外关于社会建设的主要观点
1、涂尔干“社会团结”的思想。针对19世纪欧洲剧烈的社会变迁而引发的激烈社会冲突，涂尔干提出了“社会团结”思想。[1]他继承了欧洲社会民主思想传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形成的关键，是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和价值的分化造成了社会冲突和社会失范，传统的利益协调方式和价值体系解体，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进行社会重组，构建新的“社会团结”，防止“社会排斥”和“社会分裂”。[2]
2、帕森斯“社会整合”思想。针对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产生的各种问题，帕森斯提出了“社会整合”思想。他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一种竞争的系统中维持秩序。其基本观点是，社会的各种政策、制度规范和价值等，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完整系统，要建立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必须全面考虑在各种社会机制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的安排，而不能仅仅依赖市场竞争的单一机制来构建社会秩序。在政策层面，与“社会团结”思想相比较，“社会整合”思想更加强调建立社会自身的调节机制，具体做法是通过大力发展各种社团、中介组织来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的关系。
3、“社会公正”的思想。针对如何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解决不平等和不公正的问题，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社会公正思想。有的根据公民权原则，主张社会公平就是给所有人以同等的权利;也有的根据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原则，主张社会公平就是扶助弱者，给不同的人以不同待遇;还有的根据公平与效率平衡的原则，主张社会公平主要是指机会公平，应当让收益和贡献挂钩。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试图调和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公正原则，提出了“有差异的平等原则”，但也受到来自左派和右派两方面的批评。
4、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在“二战”后至1970年代中期开始盛行的。“二战”期间英国政府委托贝弗里奇主持写作的关于普及社会福利的《贝弗里奇 报告 》，对战后西方各国社会福利政策影响很大。社会福利思想主张在实行市场体制的同时，要以人的基本需求或公民权利作为核心价值，在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建立社会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罗斯福在1930年代实行“新政”，通过颁布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法规，运用国家干预的办法，扩大就业和社会需求，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随着近几十年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社会保障越来越入不敷出，福利社会理论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特征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六大指出，和谐社会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社会。
一般说来，和谐社会包括几方面内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前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合理地处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把自己融入自然、融入社会、融入集体。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既要关心人类，又要关注自然，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又维护自然的平衡，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三是社会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包括社会分工、人员的比例构成、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利益分配、社会地位的公正与平等等方面，都必须处在和谐共进的状态中。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
1、发展。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发展的社会，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发展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不发展和发展不快本身就构不成和谐。“贫穷不等于和谐”。 ““””十年动乱，运动不断，阶级斗争频繁，结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发展”这一中心，经济和社会事业处于高速、健康、稳定发展的状态，因而造成了政通人和、安定团结的和谐社会的良好局面。
2、正义。正义是一种德行，是社会正气的内在特质。在法治社会里，正义是合法性的体现。正义的社会要求人们积极向上，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得到充分弘扬，社会各群体、阶层、成员和利益集团之间关系融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形成一种无根本利害冲突的良好氛围。正义的社会并非没有矛盾，正义即要求社会中出现的矛盾通过法治和德治的手段加以解决。
3、公平。只有社会公平，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公平不是绝对的，而是指社会各方面、集团、个人之间的大体协调。公平的核心是处理好利益关系，达到利益和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公平日益成为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格局，是我党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
要促进社会公平，最根本的就是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是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二是统筹兼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三是正确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
4、有序。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备前提。有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马克思认为：“秩序是一定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因而它们相对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式;建立社会秩序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创造一种安居乐业的条件。”[3]和谐社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就必须发挥秩序的作用。一要维护好阶级统治秩序;二要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三要维护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四要维护好权力运行秩序。
5、效率。和谐社会不仅公正、自由、有序，而且要创造最高效率。人们常把效率与公平作为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其表现在：没有效率就没有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不讲公平则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政策，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效率必须具有优先性，确保效率最大化，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可以从几方面来把握。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提出的一个发展战略构想，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利益格局多样化为条件的现实调控目标，它不是否定或削弱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不是追求平均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产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2、和谐社会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财富为基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的社会也不可能和谐。但富裕并不是和谐社会的充分条件，还要看财富怎样分配，利益如何协调。因此，和谐社会要能够不断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基本的公平、正义，使人们普遍分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收益。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3、和谐社会不能封闭和僵化，要开放并充满活力。要能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精华，社会管理体制要能够根据新的现实变化不断创新和完善。和谐社会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要激发最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全国人民的创造激情和辛勤劳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4、和谐社会不仅是指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价值层面的和谐。和谐社会要能使人们安居乐业、事业有成、心情舒畅，也要能够形成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和良好的公民道德，形成有利于团结群众、凝聚人心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长期而伟大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它的基本要求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以及各种社会矛盾会始终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但和谐社会需要有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
参考文献：
[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泽，北京：三联书屋，2000。
[2]涂尔干.《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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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社会科学客观性
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它至今还带有人文学科的痕迹。但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鼓舞，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及人类行为也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由“科学”来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袁方，1995：14)。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项任务往往成为一个难题。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维过程，也是一种 文化 和意识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客观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始终萦绕的问题，问题纠缠的大部分源于对“客观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认识。
一、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研究对象上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中的现象，是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一种物态性的实体存在，客观实在性、可重复显现性和历史发展性是它的根本属性(李文华，2006)。社会科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社会世界的现象是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本身(王忠武，1999)。这个差异似乎一目了然，其实它隐藏着更深刻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 其它 方面呈现差异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在客观性方面呈现争论的源泉。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二者在客观性程度上的差别是显然的。有人否定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社会现象本身多系主观性所为，因而缺乏客观性。这种观点是把客观性的含义看做那种无人介入的、纯自然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客观性包括“那些存在于人活动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联系”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客观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其社会功能集中表现在改善社会管理和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自身的客观性。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程度可以说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键的中介地位上。且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均具有主导、规范、协调和控制作用。
二、基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实证主义和 经验 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因果决定论和普遍性等几个特性(袁方，1995：14-16)。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系指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系统地说明和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而这种说明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社会科学知识的因果决定论是指，社会科学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假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在它之前的某些事物所决定。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指，要从多种因素中找出最主要的、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因素，并把这种普通的、简化的因果说明应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下的人对同一种知识的理解和接受。
从以上罗列出的几个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像 自然科学知识 那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偶然性和独特性也更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而且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不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不严谨，往往难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准确和系统的认识，社会科学知识也更容易受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要反映的社会现象存在偏差。因此，从社会科学知识这个维度来说，目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准客观性”，亦或说是一种类客观性，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基于社会科学的 方法 论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早期社会科学由于受机械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科学的深度影响，坚持将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视作不同主张的分水岭，主观性与“心理的、有价值的”等同。“心理的”具有私人性(袁继红，2008)。孔德、迪尔凯姆等人推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排斥任何心理的因素，探索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追求普遍的唯一的本，即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因而，孔德等人将“心理的”对立面视为“客观的”，并主张用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方和比较法等研究社会现象。此外，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置于人类社会现象特有的价值上，人类自由意志赋予社会现象独有的价值。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课题具有私人性、独特性，只能采用“表意的”方法，把握主观的对象。“客观性”在此作为主观性的对立面被拒斥在外。然而，这两类主张由于都固守着明确的界限，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前者固守在价值无涉的自然领域，一味寻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不顾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后者则强调社会科学属于价值领域，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客观性，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实际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介于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韦伯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此外，韦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油研究。为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价值中立”两个核心概念，也确保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能很好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
四、 总结 ：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信仰哪一宗教，只要他们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就能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袁方，1995：16)。社会科学由于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机制，如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偶然性和独特性较大;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等，同时也难以摆脱与价值的亲和性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是在价值关联基础上获得的认识被价值立场下的人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社会事实。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没有与任何文化价值相关联，那么任何处于价值立场下的人对于研究认识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就因此取消了客观性的可能性实现，从这一点说价值关联是客观性的基础。
社会科学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在动态中近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从文化意义上对历史因果分析的不断认识，是一个追求知识对具体实在的经验有效性和对这种经验有效性不断在文化价值上重新界定的过程(赖金良，1996)。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表现是：这种研究由于实现了文化价值所界定的针对经验实在的有效性而被文化的人类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基础是文化价值和价值关联，这种研究的客观性来源则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获取的手段是被普遍理解和可接受到的，这种手段就是各种不同的理想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而这种手段的客观性基础是理想类型的开放性、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纵然如此，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被其他学科所认可，其道路还是很艰难，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袁继红，基于方法的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J]四川工农学报，2008(5)
[3]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科学学研究,1999(3)
[4]李文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五个差异――兼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J]科学学研究,2006(6)
[5]赖金良，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J]哲学研究，1996(6)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2
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摘要：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让人们更具体地认识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这样提到：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哲学是起点，经济学是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终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践活动的一门首要科学，必须将其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新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满足中国今后长期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要求，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影响。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
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社会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新的理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发展，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念，这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它的提出推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解答了一个重大问题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探讨当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科学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人民。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的建设，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全局，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观点。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2.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
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以用16个字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这16个字中，最重要的就是“求真务实”，胡锦涛指出：求真务实，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P
3.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和理论”，?Q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4.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构
党的十七大 报告 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R14只有坚持了这几点，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实。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
(一)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研究的重点，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就是人们自身的力量。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坚持”，这是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反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方位开放、互通有无、互补互利从而使各种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话配置的经济，是一种以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世界不发生大的战争为前提的全球化的经济。这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支撑，为求稳定，不得不给社会劣势群体以福利保障，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扶贫助弱的政策，这并非完全处于富人的善心，而是处于发展的客观需要。
如今，想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重要第一条，就是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并且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理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标志着党在政治、思想路线、执政能力等方面已日趋成熟，也进一步补充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同志总结了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大大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延伸，又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把科学发展观付诸实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要义，表明我们党开始把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能等同也不能割裂，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在价值取向、目标任务、根本要求等方面是统一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二者在一定 社会实践 基础上还可以互相转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是以人为本，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力量源泉。
就当前我国的国情来看，生产力水平还有待提高。离开发展片面追求和谐，或者离开和谐片面追求发展，就无法协调，无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与和谐有机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要坚持的正确原则。
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宏伟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这要求领导干部联系实际、统筹兼顾、运用发展的观点、坚持创新的思路不断开拓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格局。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1.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是发展
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它使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在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所有国家都在谋求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及精神实质，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了指导作用。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正实现这一目的。
2.“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党的宗旨和使命。这就是要求我们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全面”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协调”就是指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即协调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走上全面提高的文明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的建设步入正轨，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注释：
?P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 读本.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267.
?Q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35.
?R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信息不详.
[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信息不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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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13.3%，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16.2%，城市：9.3%)。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21.8%，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5.4%。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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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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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