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试论莫扎特《g 小调弦乐五重奏》第一乐章中对中提琴地位与作用的提升
2. 优雅的男高音——论大提琴在乐队中的作用
3. 大提琴演奏中国民族音乐的几点探索
4. 大提琴演奏发音问题探讨
5. 论二胡演奏的内心感觉与艺术修养的提高
6. 古筝演奏与心理音色
7. 浅谈想像力与心理调控力在小提琴演奏中的作用
8. 长笛演奏的基本技巧分析与实践
9. 关于借鉴西方作品分析法分析传统古琴曲的几点思考
10. 小议视唱练耳在乐器演奏中的重要性
11. 谈儿童学习乐器演奏的意义
12. 探析铜管乐器演奏的音准问题
13. 浅谈中小学铜管乐队的训练
14. 如何组织开展中小学小乐队的活动
15. （某器乐）演奏中的准确读谱与正确理解
16. 论（某器乐）作品的音乐风格与演奏
17. （某器乐）演奏右手技术问题之我见
18. 如何处理好（某器乐）教学中音乐表现与弹奏技术的关系
19. 浅谈（某器乐）考试、比赛前的心理的准备
20. 《二泉映月》的创作分析与演奏实践
21. 中国民族器乐的历史与现状之研究
22. 论杨琴演奏的思维
23. 浅析关于（某器乐）演奏的发音问题
24. 如何演奏好《莫扎特C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K299
25. 小提琴的左手技巧
26. 浅析现代杨琴的演奏技巧及表现力
27. 简述萨克斯的气息
28. 浅谈琵琶演奏与教学心得
29. 论扬琴演奏中手臂运动与力度控制
30. 少年儿童古筝考级教学浅谈
31. 长笛演奏中的呼吸气息运用
32. 浅析二胡曲《洪湖人民的心愿》
33. 女子十二乐坊现象分析
钢琴
1. 怎样提高钢琴伴奏的演奏水平
2. 论钢琴演奏情和理的统一
3. 临场演奏中的心理因素
4. 浅谈钢琴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演奏能力
5. 论钢琴演奏艺术中的想像力
6. 浅谈钢琴演奏的基本技巧
7. 浅谈中国风格钢琴作品的演奏
8. 试论钢琴表演艺术中的共性与个性关系
9. 试论钢琴表演艺术中的二度创作与实践
10. 论钢琴教育的教学原则与方法
11. 论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
12. 即兴伴奏与音乐表现
13. 论钢琴演奏中音乐表现与弹奏技术的关系
14. 论钢琴踏板的重要性及运用
15. 试论儿童钢琴教学的特殊性
16. 论钢琴教学中弱指的训练
17. 论钢琴演奏中的放松问题
18. 论巴赫钢琴作品的演奏风格
19. 论钢琴的指法艺术
20. 对钢琴演奏心理问题的研究
声乐
1. 当前适应中小学音乐新课程的高师声乐教学改革刍论
2. 民族声乐演唱中字正腔圆探究
3. 舒伯特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
4. 透过声乐套曲《冬之旅》浅谈舒伯特艺术歌曲的演唱
5. 演唱中国作品的发声与吐字
6. 歌唱心理素质在演唱中的影响
7. 花腔技巧在古典歌剧演唱中的运用与表现
8. 论赵元任声乐作品的民族性与演唱表达
9. 浅析黄自艺术歌曲的音乐特征与演唱表达
10. 试论多媒体在声乐教学中的运用
11. 释析巴罗克（古典/浪漫）时期声乐作品的风格特征
12. 试论声乐教育的评价体系
13. 怎样运用歌声传达情感
14. 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演唱通俗歌曲
15. 歌唱艺术中的情感体验与表现
16. 论学校声乐人才培养方案如何适应社会要求
17. 中国古代声乐美学发展初探
18. 童声训练的原则与方法
19. 高师音乐专业声乐课改革之我见
20. 声乐教学中应注意民族问题
21. 歌唱心理调控在人声训练中的作用
22. 民族声乐歌唱方法探析
23. 通俗演唱方法探析
舞蹈
1. 浅谈舞蹈教学中表演意识的培养和训练
2. 论舞蹈的教育功能
3. 浅谈音乐与舞蹈的关系
4. 文化对舞者的重要性——浅谈舞蹈理论对舞蹈实践的指导作用
5. 儿童舞蹈教学中的寓教于乐原则
6. 舞蹈对幼儿成长的作用
7. 论舞蹈教育与素质教育
8. 中小学音乐舞蹈教育的现状及创新发展探讨
9. 论普及性舞蹈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10. 论节奏在民间舞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
11. 加强高师民间舞教学中“民俗”的渗透
12. 论中小学舞蹈教育
13. 浅谈中小学舞蹈课程设置
14. 浅谈幼儿师范学校的舞蹈教学
15. 谈儿童舞蹈教学的制作
16. 浅谈中国民间舞的表演
17. “鼓”在民间舞中的运用和发展
18. “道具”在中国民间舞教学与创作中的运用和发展
19. 论舞蹈作品与社会生活
20. 浅谈舞蹈表演形式的创新
21. 浅析现代舞动作的发展
22. 浅谈中国古典舞对戏曲舞蹈的借鉴
23. 新时期大学生校园舞蹈教育的思考
24. 浅谈中等师范学校的民间舞教学
25. 浅谈地域文化对中国民间舞蹈文化的影响
音乐教育
1.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形势下的高师音乐教育
2. 从普通高校学生音乐素质教育现状所引发的思考
3. 浅议对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4. 音乐素质的培养对幼儿身心发展的作用
5. 二十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研究
6. 音乐新课程标准下的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素质培养
7. 合唱在中小学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8. 论音乐教师钢琴即兴伴奏能力的培养
9. 论中学音乐课堂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10. 美育与音乐教育
11. 试论童声合唱的训练方法
12. 音乐新课标下的课堂教学方法研究
13. 中小学音乐教育与合唱活动
14. 高师音乐教育专业如何体现师范性的要求
作品分析
1. 析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唐·吉诃德》中的引子的主题内涵
2. 浅析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奏鸣曲——Scherzo》的写作特征
3. 浅析莫扎特钢琴作品的和声曲式结构特征
4. 现代音乐作品中的情感因素
5. 对某某作曲技法的分析
6. 简述车尔尼练习曲
7. 论肖邦夜曲
8. 肖邦第一叙事曲解析
其他
1. 关于现代大众审美的思考
2. 浅论音乐音调与基本情绪运动状态的关系
3. 胶片上流淌着的音乐篇章——有关电影音乐的综述
4.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探戈音乐
5. 17世纪古式风格与新式风格
6. 试论前古典时期的情感风格对古典主义音乐的影响
可以推荐楼主去听听圣桑写的《动物狂欢节》，里面用不同的手法塑造了多种动物的形象。然后上网查查有关这部作品的资料，1200-1500的字数是很好过关的。
全曲共分十四段，分别是：
1.引子与狮王进行曲，中间有用乐器描写狮吼的声音；
2.母鸡与公鸡，通过弦乐的连跳音来模仿母鸡的叫声；
3.野驴，由两架钢琴用连续的快速演奏表现驴子的疯狂奔跑；
4.乌龟，主题旋律来自于奥芬巴赫的《天堂与地狱》序曲中的康康舞曲，楼主会很熟悉的，将旋律无限放慢之后，本来的舞曲就变成的慵懒缓慢的乌龟；
5.大象，用倍大提琴浑厚低沉的音色表现大象的庞大与笨重；
6.袋鼠，用钢琴表现跳跃的松鼠；
7.水族馆，楼主可以听到波光粼粼的感觉，时不时有鱼儿有过；
8.长耳朵角色，用小提琴最高亢的音色去模仿驴子的嘶叫，小提琴本身优美的形象毁灭殆尽……；
9.布谷鸟，用单簧管的音色模仿布谷鸟的叫声；
10.大鸟巢，用长笛来塑造鸟群穿梭林间的形象；
11.音乐家，这里是圣桑对音乐家古板老旧形象的讽刺；
12.化石，还有一部相关作品叫《骷髅之舞》，有兴趣的话不妨听听；
13.天鹅，这是全曲中最为称颂的一段，也是经典中的经典，用大提琴表现出天鹅的优雅与高贵；
14.终曲，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动物全都跑出来狂欢。
楼主不妨下来听听，优酷上应该有视频，网上也有资料，剩下的就得靠楼主喽~曲子很好理解，您听听就明白了~~
一、《长恨歌》之韦瀚章
韦瀚章生于1906年，“1924—1929年于上海沪江大学研究教育期间，师丛王子桢，林朝翰，吴遁生等研治诗词，深得门径。”韦瀚章“自幼即爱好文学书画，并以歌词写作为一生事业，为新音乐歌词的开拓者，有“香水词人”及“野草词人”之称。” [1]
在黄自回国后进行音乐创作的八年中，韦瀚章与其共合作了13首声乐作品及一部清唱剧（据《黄自遗作集》目录统计）。《长恨歌》是韦瀚章唯一的一部清唱剧，在歌词的创作过程中，韦瀚章参照和借鉴了元曲《长生殿》和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后来的十段歌词系作者的百日积淀，亦是有感而发。每一乐章取用白居易的原诗句作为标题。黄自为这部清唱剧进行了音乐创作。韦瀚章对于他们之间的成功合作深感欣幸；对黄自的音乐创作水准尤其是词曲结合方面的造诣，其评价之高，殆无以复加。
二、《长恨歌》之创作背景
《长恨歌》写于1932年，当时，正值抗战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韦瀚章和黄自均为20多岁的热血青年。 据韦瀚章先生回忆：“1932年时的中国局势可说颇混乱，‘九 一八’与‘一二 八’事变后，大家的爱国情绪可说达于沸点，我们当时选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并不是想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想指出政治不清明，就会引起民族灾难，------”“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音专教材的需要，一方面是受了当时当地，亲自体验环境所鼓起的强烈民族意识的激励------”“我们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当时，黄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了七个乐章，第四、第七、第九乐章------没有马上完成，料不到就此成了永远未完成的作品。”[2]
三、《长恨歌》之旋律艺术
1、诗画般的意境
《长恨歌》总长22 19 。最长的乐章是《此恨绵绵无绝期》4 ，最短的乐章是《六军不发无奈何》2 18 。无论结构大小，无论篇幅长短，《长恨歌》每一个乐章的音乐形象都很鲜明，很立体化。黄自尤为注重词曲的结合，他将歌词作为决定作曲家创作过程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把歌词中最感人、最细腻之处通过音乐用确切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长恨歌》的每一个乐章，都很完整很深刻地体现了歌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及情绪情感。并且，由于黄自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多有偏爱，亦颇有研究，因此，在为古诗词或具有古诗风格的歌词（《长恨歌》）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将歌词的节律及韵味表现得非常细腻，使音乐和诗词相互渗透，完美结合。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秋入梧桐叶有声，银汉秋光净。”“两家恰似形如影，世世生生。”等乐句的旋律进行，基本上是按字行腔，与诗词的吟诵节奏极为吻合，届时，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结合得非常贴切的音乐之外，其曲作者的文学功底也显见笔端。
在注重词曲结合的同时，黄自也非常注重歌唱部分与伴奏部分的一体化，此举尤见《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一乐章的伴奏部分（弦乐组、竖琴或钢琴）并没有运用常规的所谓“伴奏”织体，而是强调了各声部的横向运动尤其是弦乐组各声部犹如合唱队的另外几个声部，无论是 VL.I 还是 VL.II ，每一个声部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段非常优美的相对独立的旋律（见《山在虚无缥缈间》第1——20小节），钢琴和竖琴也是在一种淡雅，一种描绘性的织体中体现着音乐的内涵，在这一段中，乐队与合唱队化二为一，不见行迹。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织体的运用，使我们真正领略了黄自成熟自如的多声音乐思维以及创作技巧。然而，各声部的相对独立势必削弱音乐的和声功能，我想，这也正是曲作者的创作初衷——此时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激情，而更多的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学意境。
2、娴熟的创作技法
黄自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派创作思想的教育和创作技法的训练。（他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地传授欧洲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3]尤其是勃拉姆斯对其影响很深，他曾撰文《勃拉姆斯》“介绍这位浪漫派作曲家的生活与性格，并论述了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4]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包括《长恨歌》），我们都会感受到他所承继的勃拉姆斯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技法（如：动机的贯穿，不对称而悠长的乐句，半音变化等等），同时，我们也会很清楚地看到，在“继承与创新”这条路上业已形成的黄自特有的创作轨迹。
1/ 、乐句、乐段的“不方整性”及旋律进行的“自由性”
为了音乐与歌词（诗句）更好地结合，为了使音乐与诗句吟诵的自然节律更加贴切，《长恨歌》中，除了《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采用了进行曲体裁之外，其他几个乐章黄自都不同程度地（我认为是有意识地）表现出了乐句和乐段的“不方整性”，其主题的发展手法为：较多地使用节拍变换，每个乐句不同强弱的起与落等：
《仙乐风飘处处闻》的A段为5+3+3+4+8的结构；
《七月七日长生殿》的B段 S.声部的8小节的旋律，看似方整，但由于节拍的变化及弱起的乐句开头，故形成了类似“散板”的写法， T. 声部则是7小节不方整的结构；
《婉转娥眉马前死》，这首两段体的女声独唱，基本属于“一气哈成”，由于音乐没有严格遵循三拍子的强弱规律（尤其是B段，频繁地变换节拍）而形成了一种较自由的乐段写法，削弱了节奏感，增强了叙述性，体现了“回肠欲断情难断，泪珠虽干血未干。”“两情长久终相见，天上人间。”的悲剧色彩；
《山在虚无缥缈间》的A段是两大句加6小节补充的不方整乐段，B段是“一气哈成”的乐段，声部此起彼伏，直到最后一个字，才变成“同节奏”的织体写法；
《此恨绵绵无绝期》的A段是四句的起承转合乐段。B段男声独唱的旋律为“一气哈成”。又是由于节拍的变换而使这两个乐段都有了不方整的感觉，旋律走向也倾向于“较自由”。另外，男声独唱的伴奏部分是一个“切分又三连音”的节奏，一直持续了8小节，表现出了音乐及情绪上的不稳定。
2/ 、主题动机的贯穿、模进及半音阶的使用
“主题动机的贯穿”作为从勃拉姆斯作品风格中所承继过来的创作手法，在《仙乐风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中显得尤为突出：
《仙乐风飘处处闻》，“三连音”的主题动机几乎贯穿全曲；
《渔阳鼙鼓动起来》，A段的主题多次出现；
《六军不发无奈何》，A段主题中的“音阶下行”式动机 贯穿全曲，并且伴奏声部多次出现这个动机的扩大形式，“后十六” 的动机多次出现，并在结尾处变化成“前十六” ，并用模进的手法将其重复，然后与A段的“音阶下行” 动机以紧缩和伸展的形态结束全曲。
模进和半音阶的使用也是《长恨歌》的惯用手法：
《仙乐风飘处处闻》，有主题动机的模进，乐节的模进：第16—17小节与第18—19小节 ，乐句的模进：第23—26小节 与第26—29 小节 等；
《七月七日长生殿》，B段：第20—21 小节与第24—25小节 ；
《渔阳鼙鼓动起来》，B段基本用模进的手法写成；
《六军不发无奈何》，B段开始第，5—8小节是第1—4小节的上方二度的模进；
半音阶的使用（《仙乐风飘处处闻》B段开始，A.和S.声部，《渔阳鼙鼓动起来》第22小节的伴奏部分——再现前等），使旋律增加了很强的色彩性和不稳定性，当然，这时的旋律风格往往是趋于“西化”的。
3/、调式调性的运用
《长恨歌》全曲（未完成版）共七个乐章，除了《仙乐风飘处处闻》和《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个乐章之外，其余五个乐章都采用了小调调式（《山在虚无缥缈间》为羽调式），包括进行曲体裁的《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将小调调式用在进行曲体裁当中，这在近现代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中，还是很少见的。在这两个乐章中，随着音乐的进行与展开，激愤的情绪逐渐增加，表现出了对“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好生生把锦绣山河让，乱纷纷家破人亡。”的那种怨恨。但是，由于小调调式的特点，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一种、暗淡的色彩和悲戚的意韵。
《山在虚无缥缈间》是《长恨歌》中唯一一首“纯民族化”的段落，从头至尾采用五声调式完成。旋律中（包括伴奏旋律）出现的两个偏音（第22小节的 a 、第28小节的g）恰恰是转调的地方：第22小节的a是“清角为宫”的转调（c羽调式—f羽调式），第28的g是“变宫为角”的转调（由f羽调式再回到c羽调式）。整个作品，主题构思个性鲜明，旋律走向细致、抒情，乐队与合唱队浑然一体，如临仙境。
4/、复调织体的写作
在《长恨歌》五个带有合唱声部的乐章中，对比复调织体和模仿复调织体是黄自所采用的主要复调写作手法。
对比复调织体写作：
《仙乐风飘处处闻》，“歌一曲”“舞一番”的句尾是长音的衬托，S. A .声部则用旋律的模进作呼应式填充；
《七月七日长生殿》，第8—10小节S.II在S.I和A.之间作呼应式填充；
《山在虚无缥缈间》，歌曲开始，在S.I、S.II的旋律下面，VL.I、VL.II作长音衬托，VL.II第一声部的 E一直持续了5小节；第29、30小节，弦乐声部作长音衬托，女声三个声部用模仿式的复调旋律作呼应式填充。
以上复调手法的运用，使音乐皆产生了“静与动”的对比。
模仿复调织体写作：
《仙乐风飘处处闻》，第23—31小节，第38—48小节，采用的都是模仿复调织体，其中包括两个声部之间，三个声部之间及四个声部之间的自由模仿；
《七月七日长生殿》，第10—12小节是S.I同S.II、A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0—36小节的男女声二重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由模仿，到第37小节变为“同节奏”织体。从重唱开始一直到结束，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五声性旋律，优美中略带一丝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渔阳鼙鼓动起来》，在大篇幅的主调写法中，加入了一共11小节的T.I、T.II和B.I、B.II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1—35小节，第53—55小节，第57—59小节），主、复调的写作技法在这里结合得非常巧妙，体现出了深挚的默契，既突出了“渔阳鼓，起边关”的主题，又表露了几许悲壮；
《山在虚无缥缈间》，是女声三声部之间，乐队各声部之间，合唱队与乐队之间的自由模仿。这一段的特点是，“片段式模仿”——模仿主题只模仿开始主题的一部分，而后面的旋律则呈较自由的发展状态，与开始声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
《此恨绵绵无绝期》，开始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片段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S. A. T. B. （第2—8小节），然后是S .A .和T. B.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10—13小节），之后，又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T .A. S. B. （第14—17小节，与第2—8小节形成了声部进行的对比）。从“思重重”开始到本乐章结束，是男声独唱与合唱声部的“呼应填充”式的写法。
《长恨歌》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用古典叙事诗的表述方法，用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旋律来进行演绎，使我们在感受黄自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魅力的同时，也从其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体味到了黄自文学方面的修养，性格方面的儒雅以及情感方面的本真。
四、略带遗憾的“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
黄自在美国学习音乐的时间大概为三年（1926年—1929年）。在这三年中，西方音乐的知识结构以及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他的音乐生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他整个创作思想及创作轨迹中的很重要的部分。回国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音乐家，他力图将所学到的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风格相结合，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歌曲《玫瑰三愿》《花非花》等，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再如，《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用近现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曲的典范。”[5] 另外，在《长恨歌》的有些段落中，黄自的惯用手法如：“升高半音的旋律进行，增音程的旋律进行”等都使用得恰倒好处（《渔阳鼙鼓动起来》中，e和a的使用；《六军不发无奈何》中c 的使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第3小节和第7小节b和b的对比等）。但是，在同样是在《长恨歌》中，有些段落或片段还是存在“中西方”音乐风格不尽融合之处。例如，在《婉转娥眉马前死》和《此恨绵绵无绝期》两个乐章中：
这两个乐章的写作风格比较相似，都是在旋律的进行当中突然出现调式外音：《婉转娥眉马前死》中第10小节的 V 级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男声独唱部分（另外还有《仙乐风飘处处闻》中的第35、36小节，第52、53小节，《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第7、第8小节）等。突然的“调式外音出现”，势必造成“不明调性”（有些片段则似无调性）的游移，这种手法虽然增加了旋律及情绪的“不稳定感”及悲剧气氛，但是，这种旋律进行，在同已经出现或等待出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其他段落结合的时候，就会有“距离太远，很难相融”的感觉，并且，有些旋律片段“入唱”比较困难。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恨歌》在音乐与歌词方面的结合是属于特定时期曲作者所凝聚的“高峰性”“思维”的话，那么，音乐中的某些段落及片段在“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上则略显牵强——这大概是黄自在留下了大量的极宝贵的音乐创作财富的同时，也留给后人的一些启迪与思考吧。
黄自曾说过：“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6]由此可见，黄自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的。爱国激情也好，爱情颂歌也罢，总归是一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流泻与栖息，是真情的抒发，也是其“意志的表现”（引号内为叔本华语）。
清唱剧《长恨歌》自1932年开始创作至1933年首次公演，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70年来，《长恨歌》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受了不同时间，不同时代的考验；70年来，《长恨歌》有过辉煌，也有过沧桑（黄自本人及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黄自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创作技法在后辈同行中以及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中所起到的或“潜移默化”或“一发破地”的推动作用。
《长恨歌》——这部集诗、画于一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上的佳作，将会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她的里程与贡献。
注释：
[1]、[2]引号内引自《音乐理论创作参考材料》——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编1979年12月。
[3]《回忆黄自先生》贺绿汀，《乐坛》1983年第8期第2页。
[4]《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钱仁康，《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第17页。
[5《黄自遗作集》序 贺绿汀 第3页。
[6]《对黄自美学思想的再认识》巩小强，《人民音乐》1988年第6期第13页。
本年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研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传统意义上“四大件”学科分支中相对较弱的“配器”与“复调”，强势超越“和声”乃至“曲式”。这既与高等专业音乐教育中“配器”与“复调”方面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的逐年加大有关，也与近年来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的直接推动有关，更与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各分支的交融，特别是与作曲实践的更加贴近有关。
1.0.0有关配器的研究，本年度成果最丰。中外现代作曲家的经典管弦乐作品，成为各位学者的热衷对象与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
1.1.0于京君的《配器新说》(责任编辑:王璐)，对西方管弦乐队当代配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作了概览式的归纳，在理论上加以浓缩、提升、总结、归类并分别命名，梳理出一套可以普遍运用的新型配器原则和方法。论文提出了三个新概念并分别予以命名，认为它们显示了当代配器思路与技法的主要走向：(1)为配器服务的新型的乐器分类法：突破传统的乐器分类框架，将乐器以其发音方式分为延音类乐器和非延音类乐器；(2)新型的配器原则与技法：以原型素材为音源的延音功放配器法——主要由非延音类乐器提供音源，由延音类乐器对其进行延音或功放；(3)配器与作曲关系的新概念：配器自由度及其划定标准。论文还强调：配器法不应该只是一种被动的、机械的编配技法，它应该是一种发展乐思、创新作品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
1.2.0郭鸣的博士学位论文《约翰·科瑞里亚诺管弦乐写作技术研究》，选择当今仍活跃于国际乐坛的美国作曲家约翰•科瑞里亚诺的6部乐队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在文化背景、美学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形成，以及由上述因素所导致的作曲技法为视角，发掘其管弦乐配器法的“继承”与“发展”。并通过具体写法的“透视”与“分析”，对科氏在6部乐队作品中的音色、织体及具体的配器手段等方面进行梳理与研究。论文主体部分由导论、正文及结论组成。在导论中，首先对论文选题的缘起及论题的意义做了简要的论述，并对美国当代音乐中“回归”现象做了概括性的梳理，同时对6部乐队作品做了概况的介绍。正文由五个章节组成，前三个章节主要是对6部乐队作品的横向音高结构与织体、纵向和声结构以及复调结构与织体等诸因素分别进行了研究，进而还对各种技法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对比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归结出这些技法导致的织体的形成、音色的处理等直接影响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各种因由。第四、五章是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对乐队的编制、乐队的摆放位置及多维声向的形成与意义做出详细的论述。随后又在微观上对管弦乐配器中特殊演奏法的运用，不同音区的运用与处理，以及纵向多声部结构中的配器特征等方面也做了较为详实的分析与论述。
1.2.1竹岗的长篇论文《潘德列斯基早期管弦乐创作的颠峰之作——<第一交响乐>之管弦乐法分析》（《乐府新声》2008年第4期、2009年第1、2期连载，责任编辑：王进），包括“克里斯多夫·潘德列斯基和他的音乐创作”、“乐队编制——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传统乐队音色的充分挖掘”以及“配器新观念及新演奏法和记谱法”等四章。论文认为：《第一交响乐》是潘德列斯基整个以前作曲实践的“鸟瞰”，同时也是他管弦乐队的全部经验的集大成之作。潘德列斯基对传统乐队的音色挖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尤其是他对弦乐音色的发掘是“革命性”的。尤其是他对乐器的“极限高音”和“极限低音”、弦乐的拨奏加滑音奏法、以及密集微分音块的使用开发，堪称经典，增加了乐队的有效使用音域。潘德列斯基对管弦乐织体的运用表现出了多样化和灵活性。在对织体的使用和处理上，潘德列斯基最喜欢使用的手段就是“扇形对称结构织体”或“斜形结构织体”，以及“同一个片段之内的各个声部不同节奏的组合（或扩大、收缩组合）并循环”。在潘德列斯基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各种微分音，以及由此构成的“音块”、“潘式音墙”。在《第一交响乐》中，微分音技术不但体现在弦乐器上，同时也扩展到了木管组和铜管组。微分音技术本身，与前述的弦乐“拨奏加滑音”技巧、织体的扇型结构等技术相结合，其所产生的由“密集音块”和“音高连续体”构成的“音墙式”音响效果是极具创新意识和震撼力的，是一种崭新的音响效果和技术手段。由于新技术手段会产生新的音响效果，现有的旧的乐谱记录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技术手段的要求了，因此，如何为这些新技术手段做比较恰当、适用的记录，就成了作曲家要面临的新问题了。潘德列斯基的绝大部分作品都采用了非节拍性的“半偶然”的时间记谱法，以及“有音才有谱、无音只有空白”的“黑白”记录方式，并发明和沿用了很多新的演奏法和标记。这些新的演奏法和标记，以及记谱法有些已经成为当代公认的记谱标准，直到现在都对我们的音乐创作有着巨大的影响。
1.2.2胡磊的《勋伯格<乐队变奏曲>的十二音处理与配器技术》（责任编辑：刘永平），以勋伯格按照十二音技法创作的第一部大型管弦乐作品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Op．31）为研究对象，通过音高分析与配器分析，认为：在勋伯格的《乐队变奏曲》中，体现的十二音序列音乐配器基木原则不仅使十二音体系所强调的“音高平等”甚至是“音色平等”得以很好的体现，并且，也赋予了作品音色多样化的乐队音乐特点，但是，十二音规则上一些局限性的原则对乐队效果、配器手法上产生的束缚力使勋伯格在《乐队变奏曲》之后，再没有使用十二音序列技术来创作真正意义上的乐队作品。另外，勋伯格在这部作品中由始至终体现的“音色平等”观念不仅与十二音序列音乐的“音高平等”观念相一致，同时也是平等原则的进一步升华，并且对二战后期兴起的“整体序列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意义。
1.3.0中国作曲家、管弦乐法专家杨立青教授成为本年度的热门研究对象。龚华华的《积墨·破墨·泼墨——杨立青<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借用中国画中的三种常用技法“积墨”、“破墨”、“泼墨”，来阐释杨立青1998年完成的管弦乐《荒漠暮色》中的几种管弦乐配器技法。积墨与破墨是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对主体声部进行整体和局部的叠加，而泼墨则是指用多个乐器声部共同构成一个类似于“带状”的加厚式织体形态。
1.3.1李洋的《从杨立青<引子、吟腔与快板>看管弦乐队与二胡音色的溶合技术及其结构力功能》，通过对管弦乐队各乐器相对于二胡音色溶合性的分析与量化，借助统计学方法，以可视性图表为材料，探讨了分析对象各乐器组、整个管弦乐队相对于二胡音色的溶合性变化过程，以一种新视角观察管弦乐队乐器与民族乐器之间的音色溶合技术。
1.3.2徐越湘的《浅谈杨立青关于20世纪作曲技法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传统作曲手法的六要索入手，对杨立青的《管弦乐配器风格的历史演变》、《梅西安作曲技法初探》、论文集《乐思·乐风》、译著《二十世纪音乐的和声技法》等篇章中的核心技术予以剖析，力图总结出他在20世纪作曲技术理论中所作的探索。
1.4.0姜盛林的《色彩的“五行” 逻辑的“五行”——谈陈其钢管弦乐组曲<五行>的音色布局与结构关系》，认为其分析对象的每个段落虽然短小，但构思新颖、奇特，语言精练、细腻，段落内部及段落之间的结构形成严密的逻辑关系。在配器方而，这部作品的音色布局与调配以及音响的对比控制非常完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难得的“现代配器教科书”。
2.0.0有关复调的研究本年度成果丰富，特别是出现了对于国内学界而言具有开拓性、创新性意味的选题与成果。
2.1.0姚亚平的著作《复调的产生》（责任编辑：金原），主体包括“复调起源的各种理论及其评价”、“‘附加’与复调的产生”、“欧洲文化精神的兴起及其对音乐的影响” 以及“权力的话语：欧洲早期复调语言机制的文化意蕴”等四章，从“音乐之外”的文化角度切入，抽象、智性地讨论了“复调的产生”这个令人关注的课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著的第四章通过“引言：‘权力’、‘话语’、‘只是’”、“横向维度分析”、“纵向维度分析”三节，讨论了“作为权力的话语的西方早期复调的构成：1.两个要素；2.两个要素地位的不平等；3.在历史进程中，不平等地位的逆转。
2.2.0刘永平长期致力于的现代复调研究与教学。他的现代音乐复调技法研究之六《论十二音对位》认为：十二音对位是基于十二音技术的对位法，是多种音列形式同时作线性陈述而构成的非调性复调织体；十二音列及其变体形式、音程顺序以及陈述方式，是十二音对位中音高组织、声部对比、织体构成的主要结构特征；通过分析、归纳各音列形式结合的对位类型及其和声处理原则，进而探讨了十二音对位与十二音技术相关联的独特复调思维与技法。
2. 2.1孙晓晔的《谢德林<复调手册>中的对位技法研究》，对谢德林由25首体裁各异的复调前奏曲《复调手册》进行了深入仔细的分析，将作曲家运用次数最多、使用手法最独特的几种对位技法进行了归纳,并试图通过分析此作品能够对现代复调音乐的创作和教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另外，徐昌俊、左延芳的《里盖蒂<永恒之光>中的微复调技法》也值得关注。
2.2.2叶思敏的《斯特拉文斯基<士兵的故事>中的拼贴复调技法》（责任编辑：刘永平），包括“拼贴复调的基本乐思构成”、“拼贴复调的旋律写作”、“拼贴复调的调性语言”、“拼贴复调的和声手法”、“拼贴复调中的节拍手法”、“拼贴复调织体”等部分，结合作曲家的美学观念，逐一研究了作品中运用拼贴技术所涉及到的种种写作手法，提出了斯氏以复调思维作为诱导的拼贴技法的运用，为复调的现代发展开拓了广阔思路的论述。
2.3.0龚晓婷的《陈怡四部混合室内乐的复调技法研究》（责任编辑:刘莎），以陈怡近年创作的为胡琴与弦乐四重奏而作的五重奏《胡琴组曲》(1997)，为小提琴、琵琶、大提琴而作的三重奏《宁》(2001)，为长笛、黑管、小提琴、大提琴、钢琴而作的五重奏《春夜喜雨》(2004)以及为长笛、大提琴与钢琴而作的三重奏《静夜思》(2004)为研究对象，探究了作品中所贯穿的线性思维及丰富的复调技法。论文认为，它们不仅表现为多变的结构形态，还以融合进作曲家个性化语言的形式充分表露出她独特的审美意识。
2.3.1吴磊、唐荣的《王西麟<第四交响曲>中的复调技法研究》，通过较为仔细分析，认为这部作品“将连续演奏的四个部分或乐章整合到一个乐章之中，同时，四个部分分别被理论家冠以四个标题:‘寻觅、毁灭、挽歌、抗争’，在整体结构上由于音色的布局及其织体结构与运动使其具有奏鸣曲式的结构特征”。最重要一点，复调技法在该作品中的运用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可以看出作曲家有效地将各种复调技法作为乐思表达的载体，体现出“织体主题化”的结构功能；另一方而，作曲家对新型复调技法汲取的同时，追求对乐队整体音响、音色及新型织体的尝试。有关中国作曲家音乐创作以及复调技法的研究，还有徐玺宝《谭小麟<小提琴及中提琴二重奏>的创作特征》等。
3.0.0相对于常年，本年度有关曲式或音乐分析或音乐形态方面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上乘，特别是一批博士论文的出版，提升了该分支方向的总体学术水准，并呈现出聚焦本土专业音乐创作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显著特点。
3.1.0觉嘎的《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形态研究》(责任编辑:迟凤芝、王赛)，是第一部全面研究西藏传统音乐形态特征的专著。该著从西藏传统音乐的文化源流开始，探讨了社会生活与西藏传统音乐的关系；从西藏传统音乐的类别属性入手，探讨了文化交流对西藏传统音乐的影响；论文还着重探讨了西藏传统音乐的结构特征：个性与共性，变异与发展。这是一篇严谨、深入、厚重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2.0杨和平的博士论文《谭盾歌剧研究》(责任编辑:陈欣)，以谭盾歌剧为研究对象，主要从剧本、音乐材料、结构与结构力、戏剧思维等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涉及谭盾自1989年以来创作的《九歌》、《马可·波罗》、《牡丹亭》、《茶》、《秦始皇》等五部歌剧。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了上述五部歌剧的剧本，从人物、情节、戏剧以及剧本特征等方面来展开。第二章探讨了谭盾歌剧中的材料设计，内容分为六节，对主题、音型化材料、吟诵材料、拼贴与仿作材料、打击乐等进行了分别研究。第三章分析了谭盾歌剧音乐的组织及相应的技术手法，包括材料布局、即兴与机遇对位、织体设计、空间设计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四章对五部歌剧的整体结构及分场结构进行了阐释。第五章对谭盾歌剧的戏剧思维进行了研究，内容分三节，第一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巫傩/戏曲色彩的成因。第二节探讨了谭盾歌剧中器乐的戏剧作用，并进而探讨了谭盾的“整体声音观念”，器乐在谭盾歌剧中具有与声乐并驾齐驱的地位。第三节探讨了文化配器与复风格的内容，除《九歌》外，其余四部歌剧均通过“文化配器”的手法来组织音乐材料、设计音乐结构，从而让作品具有“复风格”的特征。
3.2.1郭新的《采用中国民间曲调的结构原则——陈怡赴美后作曲风格形成阶段之二》(责任编辑:高拂晓)，也是作者博士论文《中国音乐语言用西方乐器习惯用法诠释——论陈怡创作西方器乐曲时中西方观念和技术的融合过程》中的一个章节。论文着重分析讨论了陈怡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后阶段的两部作品《烁》和《钢琴协奏曲》，认为：此时陈怡的创作注意力,开始从注重音高结构方面，逐渐转到了整体与局部的曲式结构中。她在作品中系统性地运用节奏组合和结构比例原则，而且对音响的调配和织体在曲式结构中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同时，陈怡在对中国民间乐曲结构原则的深入研究后，力图将中国民间音乐曲式结构思维与西方无调性音高结构原则相结合，并积极探索使西方乐器按中国民间器乐合奏方式演奏的具体手法。
3.2.2刘涓涓的《这是一个诱人沉醉的黄昏——析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以背景性研究、关联性研究和技术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总结了罗忠镕艺术歌曲《黄昏》的创作特点：即借用同名现代诗歌中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象征意义表达个人对于理想与现实的理解，创作思想上流露出人本主义特征；人声旋律处理为宣叙调以表现歌词的意识流风格；钢琴声部的写作体现出多种技术与音乐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论文还注意到罗忠镕一向把他的艺术歌曲写作当作整体创作的技术实验田，《黄昏》又是这些歌曲中技术化特征最突出的一首。
3.2.3娄文利的《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郭文景歌剧<夜宴>音响结构技术特点》认为：单声思维控制下的音响结构逻辑，是《夜宴》所有音响技术的核心理念所在。它表现在三个方面：就织体形态来说,单声织体、装饰性支声织体和主调型织体均体现出突出线性逻辑的特点；时值控制系统中不规则变换节拍、避免重音周期性起伏、符合人物形象的节拍设计、板式或速度对位等手段，也与作曲家追求线性逻辑的单声思维相辅相成；在多声技法方面，注重色彩性、音响性的和声意识代替了功能性和声手段，其作用在于调节单声线条的粗细轻重，而复调多表现为在特定戏剧情节中特定主题间的对置，意在凸显各主题暗示或隐喻的戏剧功能。
3.2.4李吉提的《秦文琛<幽歌Ⅱ号>的音乐结构及其他——中国现代音乐分析随记》，通过分析认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草原文化和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对作曲家的影响，以及该作与作曲家后来音乐创作的关系。论文还从作品的内容与宏观结构、作曲家笔下的乌日图道与原生态乌日图道的结构比较及其与现代技术的关系，揭示了音乐结构的张力、内聚力、平衡力在作品中所发挥的作用。
3.2.5胡静波的《云翻一天墨——关于大型歌剧<太阳雪>与说、唱、剧<解放>音乐创作上的研究》，作为作者“张千一音乐创作研究系列”之一，包括“《太阳雪》与《解放》在创作上的异同”、“《太阳雪》的内容布局”、“《太阳雪》音乐的结构形式”以及“《太阳雪》音乐的写作内涵”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3.2.6周倩的《多元语境中的作曲新路朱世瑞<草-词的微变奏>之创作思维与技法》，从隐形主题与微变奏、音高形态与节奏模式、复语言和复文化与创作思维的创新等方面对《草-词的微变奏》的创作特征进行了研究。
3.2.7房晓敏的《五行作曲法在民族管弦乐创作中的应用》摘记了作者多年来研究五行作曲法与民族管弦乐创作相结合的心得体会,以二胡协奏曲《幻想曲》、民族管弦乐曲《山寺》、梆笛与二胡双协奏曲《客风》、民族管弦乐曲《火之舞》4首风格各异的民族管弦乐代表作来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思路。
3.3.0桑桐的《勃拉姆斯两首歌曲的分析》，从歌词内容简介、歌曲的结构形式、艺术手法分析三方面，进行具体的介绍分析，从中了解勃拉姆斯歌曲中的艺术表现技巧、音乐形象创造与和声处理手法等方面的特色。
3.3.1钱仁平的《一个被误会了的回旋奏鸣曲式乐章——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曲式新析兼评相关陈说》，从“疑问：贝多芬不会写出如此比例失调的回旋曲式吧?”切入，讨论贝多芬《第三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的曲式结构，进行“解析:原来是一首被误会了的典范回旋奏鸣曲式”，并加以“引申:是魏纳·莱奥误会了贝多芬还是我们误会了魏纳·莱奥?”，说明了徳系与前苏联系曲式思维的不同，并由此引发对我国曲式学教学体系现状的思考。
3.3.2郑中的《梅西安的对称排列置换作曲技法》认为：梅西安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在现代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占据独有的地位。不可逆行节奏、对称排列置换、色彩和弦、有限移位调式等创新技法，是形成他独特音乐风格的直接手段。
3.3.3符方泽的《马勒交响曲中的“递延”现象研究——以马勒“器乐三部曲”为例》，借用“递延”这一概念，以浪漫主义晚期作曲家马勒的器乐三部曲为主要对象进行了专门性的分析和研究。在分析中，围绕递延这个主要观点，分四个部分对马勒交响曲在调性、主题及音乐意象等方面的相关性、传递性和统一性特点及其表现方式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以较新的观念阐释马勒交响曲特有的形式风格,一方面能为马勒交响曲的形式特点及相关方面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另一方面，也为观察和总结音乐作品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而多元的关联及统一建立了新的视点。
3.4.0安宁的《布里顿的两部歌剧研究》选取被认为是英国自17世纪普塞尔以来最杰出的作曲家布里顿全部歌剧作品中最富特色的《彼得·格莱姆斯》与《命终威尼斯》为研究对象，从体裁形式、题材内容、音乐风格及具体技术手法和美学追求等方面展开比较研究，并对影响作曲家创作的，“性取向”问题进行解读，以音乐本体分析与文本意义阐释的双重视角进行审视，进而探究造成这些变化与发展的原因。在布里顿宏富的音乐创作中，歌剧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他全部作品的重心所系。因此，对于歌剧创作的研究便成为了解布里顿音乐创作思想、技法乃至风格流变最主要的途径之一。
3.4.1宋莉莉《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观念与创作的研究》主体由引言、四个章节、结语和附录几大部分组成。引言部分述及本课题的学术价值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章对斯克里亚宾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及个人创作生活进行了考察。第二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观念内涵进行了宏观分析。第三章对斯克里亚宾音乐创作手法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对其音阶观念的扩大、主音观念的固守、调式调性观念的扩展、主题和和声观念的变化、不协和和弦观念的演变、节奏节拍观念的变化等方面的创作特征进行了阐述。第四章主要述及斯克里亚宾的创作对后世的影响。全文以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作品和其他音乐家对他的评说、回忆录、笔记、书信等史实资料为依据，以历史学、社会学、音乐学分析、作品分析为研究方法，对斯克里亚宾晚期音乐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其音乐创作的主要手法和独特的艺术思维。
3.5.0赵晓生的《音乐活性构造（一）》认为：音乐活性构造的核心点在于，由音乐的构造寓于过程之中。过程即结构，过程即构造。过程的状态即结构形态，过程的特征即结构范式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依据音乐的时间性(历时性)与空间性(共时性)特征，将音乐在其运动状态、时间过程与音响体现、空间组合中所呈现的组织构造范式，进行节奏(时值模型)、过程(结构范式)、音高(音集运动)、音响(和音色调)、组织(活性基因)五个相对独立范畴的分析研究，以有机的、整体的、合一的、活性的视角,从根本上把握音乐时间性与空间性二位一体的活性运动的组织构造核心奥秘。
3.6.0有关音乐分析方法论的研究，主要有王中余的《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应用与效能》，首先对集合复合型理论的实质与分析应用问题进行教程式释介，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一理论的分析效能。事实上，集合复合型理论是音级集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无调性音乐作品深层结构进行揭示的有效手段。
3.6.1值得关注还有[德]克列门斯著、钱泥译《音乐分析法》，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为学习者提供音乐作品分析丰富多样的可能性，并用大量作业鼓励学习者用自己的思路和视角作各种分析判断的尝试。《音乐分析法》可说是第一本实用音乐分析“工作手册”，是专业师生和自学者理想的教材。
3.7.0本年度该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当属贾达群的《结构诗学》（责任编辑：王赛）。我们赞同高为杰教授在该著《序II》中的评价：“《结构诗学》中的许多构想很有见地，富有原创性新意。我特别赞赏其中关于‘结构对位’理论的提法。过去虽已有诸如‘混合曲式’、‘复合曲式’以及‘边缘曲式’等等提法，但我以为‘结构对位’的理论更能抓住音乐结构思维的本质。”
4.0.0本年度有关和声方面的研究，几乎是历年来最少的。倒是两本译著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影响。
4.1.0冶鸿德的《亨策“移动和弦”的结构与功能》(责任编辑:高拂晓)认为：在亨策的和声体系中，三音固定的移动和弦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独特的结构方式及在作品中广泛系统的应用，使它具有了传统和声体系中某种功能意义。移动和弦的结构特点与功能充分体现了作曲家根植传统、锐意创新的创作观念。移动和弦是亨策音乐创作技法和风格特征的一个缩影。
4.1.1刘文平的《勋伯格的全音阶理论及其实践》（责任编辑:吴晓丹）认为：勋伯格的全音阶创作，完全与他的理论相适应，系统地为我们展示了这种音阶发展演化的全过程。对于勋伯格本人的创作来说，全音阶的运用主要是在调性扩张的过程中通过拓宽和弦构成的调式基础丰富和声材料，促成调性解体的重要手法之一。由于全音阶中各音之间的相对独立和缺少倾向性的特点，在局部可以形成无调性的段落或片断，因此，勋伯格一方面充分发挥全音和弦的结构特色，选择特点突出的增三和弦以及五、六音和弦的结构形式，结合旋律中的全音阶片断集中使用；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结构的和弦在表现上的局限性，做到与各种三度结构、四度结构和弦等其它和弦材料融合，真正起到了丰富旋律与和声解放不协和音，最终促成调性解体的作用。
科夫斯基与他的《曼弗雷德》交响曲〔内容提要〕：柴科夫斯基“世界性”的作曲家，他将民族主义深刻地渗透在他的作品中间，他的作品是他的精神、生活以及艺术追求的真实写照。对于标题音乐，柴科夫斯基深刻地将其理解为“音乐内容为本，文字说明为辅”。音乐的标题是音乐表现的重要手段，同时，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标题音乐。在交响曲创作上，柴科夫斯基在旋律写作、标题音乐、配器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曼弗雷德》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非常重要的标题音乐作品，这部作品从曲式结构、配器手法、乐曲规模等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突破，同时，这部交响曲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柴科夫斯基以及俄罗斯民族的悲剧性。〔关键词〕：柴科夫斯基 民族主义 标题音乐 《曼弗雷德》 一、 关于民族主义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840-1893）是俄国著名的音乐家，也是在漫长的西方音乐历史长河中倍受争议的一位作曲家。而归纳其争议的中心，都是源自“民族主义”。作为19世纪的音乐家，人们评价的标准会不经意间地从“音乐”本身转向“音乐中的民族性”，这一点在非德奥作曲家的身上更被重视，大凡音乐史类的书籍谈到格林卡、柴科夫斯基的章节总是在“民族主义”之下。那么民族主义是否对于生活在19世纪或是直到生活在今天的音乐家有着重大的意义和追寻的必要呢？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音乐来说，音乐作品是艺术品，音乐家的创作过程，就是艺术品的创作过程，而有真正的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才称得上是艺术品。“某种文学或艺术可以追随世界艺术的潮流，忠实地表现其理想，汲取其传统、采用的形式及手法，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但不具有独立的和绝对的价值。” 这正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和意义。对于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许多人都觉得柴科夫斯基有愧于俄罗斯民族：“柴科夫斯基和鲁宾斯坦生前可能声望很高，因为他俩当时都很受欢迎。他们的作品冗长罗嗦，音乐往往有一种令人生厌之感，而且表现出的特点与其说是俄罗斯的，还不如说是德意志的。” “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可能较强一些，但他没有足够有力的个性来打破日耳曼艺术的束缚，他很早就受到这种艺术的影响；而且以后又热衷于追求平庸浅薄的成功。” 著名音乐学家贡巴里奥认为：除了他的大约十五首风格多变的钢琴作品富有创造性的韵味之外，其余的作品都陷于假古典主义、假浪漫主义艺术（在性质上有些世界主义）的不良倾向，这妨碍了他取得象其他一些近代大师们所应有的发展。 对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不屑一顾”的音乐家、评论家绝不在少数，但仍有许多音乐家深深地爱着这位音乐巨人。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就直截了当地宣布：“他（指柴科夫斯基）是我们之中最俄罗斯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一位当代的作曲家的评价，个人看法的因素起着重大的作用。另外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仍有许多重要事实让我们有力地证明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首先，柴科夫斯基本人非常喜爱俄罗斯民歌，并且在收集俄罗斯民歌上花了大量的精力，他将收集来的民歌整理出版，如《30首俄罗斯民歌》。其次，他将民歌素材用在了他自己的许多作品中，最令我们熟悉的就是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另外，无论是俄罗斯特色的音乐语言、变格终止的和声特点以及俄罗斯民间舞蹈的音乐元素都充分地体现在了作曲家的作品中。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是毋庸质疑的。不论如何，音乐作品中的民族性的体现是19世纪作曲家的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并且这种民族性决不仅仅是指外在的和形式上的民族性。我们今天所要探究的已不仅仅是去证实柴科夫斯基的音乐是否具有民族性，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柴科夫斯基是如何使他的民族性被全世界所接受，这也正是作曲家的伟大之处。并且，我们决不能说因为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被世界所接受，因此他就是“世界的”而非“民族的”。“当艺术品的内部形式和色彩是民族的，但其内容是普遍性的时候，就发生了融化为真正的世界艺术的过程。和这种艺术相对立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民族艺术，其内容是片面的——因而也是没有意义的——民族的，而形式是没有色彩的世界性的。” 身为艺术家的柴科夫斯基正是用民族性的色彩和语言，或者说是运用了俄罗斯民族的“魂”来完成一件件世界艺术殿堂中的艺术珍品。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是受到法国和德国影响的混合体，音乐艺术家们说柴科夫斯基只是比‘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鲍罗丁以及穆索尔斯基吸收了更多的这种影响。与他们不同的是，他面对俄罗斯之外的影响并没有刻意地回避。但远不能凭这一点说他是‘反俄罗斯’的。”“俄国从来没有一个大音乐家比柴科夫斯基具有更彻底的国际性。民族形成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一个具体的事实，也是一种局限；柴科夫斯基的音乐脱离了这个外在的现实，它是抽象的、普遍性的。” 因此，刻意地在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中寻找“纯俄罗斯”的民族性是不公平的。就象在真理中，人们总是无法寻找到现实的影子一样。但是俄罗斯民族的血脉始终贯穿在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中的。柴科夫斯基是俄国人——不多情的俄国人是罕见的——他是浪漫主义者，而唯情论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生命血液。” 我们遇到的是一位极其多情、极富旋律感的俄罗斯作曲家，对于戏剧性和受难的灵魂独具敏感。俄国在长期的农奴体制下，广大的知识分子尽毕生精力在为解放农奴而奋斗着，而知识分子又不被群众所理解——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所在——这些特殊的社会现实使得俄罗斯民族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民族，而悲剧性便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在柴科夫斯基的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柴科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俄罗斯式的情感。在一些民族主义的不太具体的表现方面，柴科夫斯基是彻底的俄罗斯式的。 这便来自他的多情，来自他的多愁善感，来自他那将悲凉在瞬间转化为无限艳丽的能力。“虽然完全处于德国、法国的影响之下，他却回避了瓦格纳，甚至勃拉姆斯，他被门德尔松一伙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和法国的多愁善感的一派强烈地吸引。柴科夫斯基的俄罗斯性不在于他在作品中采用了许多俄罗斯主题和动机，而在于他的艺术性格的不坚定性，在于他的精神状态与努力目标之间的犹豫不决。” 柴科夫斯基的民族性已经毋庸质疑，从某些方面讲，他比“强力集团”的作曲家们做得更聪明，他从不自我标榜在他的音乐中有些什么，而需要听众自己去感受。他的作品魅力无限。同样，我们感受到了音乐中的民族性因素——那就是在他的音乐中有俄罗斯民族的“魂”！ 二、 交响曲创作与标题音乐 柴科夫斯基一生创作了众多的经典音乐作品，他的作品设计各个方面的体裁，包括十部歌剧、三部舞剧、七部交响曲、四套交响组曲、一系列标题性交响序曲、幻想曲和器乐协奏曲，还有上百首浪漫曲和大量钢琴作品等。在这其中，柴科夫斯基的七部交响曲贯穿了作曲家的一生，如同人生的路标一般，反映了柴科夫斯基各个时期的创作情趣、精神和生活情况等，是柴科夫斯基最为重要的作品组成部分。 在柴科夫斯基的七部交响乐中第一交响曲（冬日的梦幻）、第六交响曲（悲怆）以及《曼弗雷德》交响曲，标有明确的标题。但其实从第四交响曲开始，柴科夫斯基为这后三部交响曲都作有标题性的提纲。由于婚姻、个人生活的诸多不幸，使得柴科夫斯基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充满了悲剧性色彩和矛盾的色彩——这让人想起了听力开始衰退后的贝多芬——他的作品变得复杂、深奥。也正是这一时期，柴科夫斯基完成了他的几部最为经典的作品：被称为悲剧三部曲的第四、第五、第六交响曲，交响诗《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暴风雨》以及《曼弗雷德》交响乐。 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创作较古典时期或是浪漫时期德奥的交响曲有许多不同。 首先，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没有运用由贝多芬交响曲而发展成熟完善的动机式写法，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是由一条条优美的旋律组成的。“对于交响曲故乡的德奥作曲家来说，他们也许会惊讶柴科夫斯基的交响曲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用‘动机写作’而用旋律构成，对于喜爱旋律的中国听众来说，他们也许会感慨柴科夫斯基为什么有那么优美无比、无穷无尽的旋律乐思。” 的确，柴科夫斯基可谓是世界第一的旋律大师，他有时甚至为自己那思路如泉涌的乐思和灵感感到惊奇。在一封他给梅克夫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未来作品的种子经常是以十分出人意外的方式突然出现了。如果土壤适宜，也就是说，如果有创作的情绪，这种子会以无比的力量和速度生根出土，吐枝叶，最后开花朵。我除了用这种比喻以外，不能对创作过程有其他解释。……当主要乐思出现，开始发展成为一定形式时，我满心的无比愉快是难以用言语向您形容的。忘掉了一切，向疯狂似地，内心在颤栗，匆忙地写下草稿，一个乐思紧追着另一个乐思。……主要的乐思以及一切个别段落所构成的总轮廓是自然出现的，而非通过寻求而出现，是那种超自然的不可捉摸、无可解释的力量（即所谓灵感）所造成的结果。……落笔自然，不需要作任何自我努力而顺乎内在的动因而写作。原因何在？我不明白。” 柴科夫斯基的音乐灵感无限，使得他的作品焕发出无比的光彩，也正是因为这众多美丽的旋律，使柴科夫斯基的交响乐能得到全世界大多数音乐爱好者的喜欢。 其次，柴科夫斯基对交响乐的配器进行了大量的革新。随着作曲家创作的日益成熟，在配器手法上，也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这被认为是“直接违反了配器法基础教程的” 柴科夫斯基“违背”了“将所有乐器融合起来”的原则，让每一件乐器具有了不同的性格。并且常使得乐队在感情的高潮时“失控”。但是，我们又何尝不为柴科夫斯基让弦乐奏出的一条条优美的旋律所感动，一支长笛、一支圆号，它们所奏出的或晴朗、或阴郁的色彩又怎能通过教科书得到？当作曲家让所有的乐器描绘那势不可挡的洪流时，又有谁不为之感动，被其震慑？交响乐队的能量在柴科夫斯基的手中变得无比巨大，这是我们在听海顿或是莫扎特的交响曲中是根本无法感受到的震撼！ 最后，柴科夫斯基在交响乐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标题音乐的创作。柴科夫斯基所创作的标题音乐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纯描绘性的标题类，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等作品；另一类是抽象标题类，如《第六（悲怆）交响曲》。无论哪一类，贝多芬“感情的表达多于描绘”的标题音乐之灵魂仍被柴科夫斯基很好地继承。虽然柴科夫斯基自己声称：“用无标题方式写作要快活千倍！写标题音乐时，我感到仿佛在哄骗公众，给他们的不是叮当响的硬币，而是糟糕的钞票”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柴科夫斯基虽然厌恶创作标题音乐，但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经典作品。如上文提到的第六（悲怆）交响曲，交响诗《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暴风雨》以及《曼弗雷德》交响曲等等。我们应该看到，柴科夫斯基厌烦的是那些音乐内容与标题的联系只是表面的或是为刻意迎合标题而创作的所谓“标题音乐”。在谈到被艺术家们认为是柴科夫斯基登峰造极之作的《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和《暴风雨》时，柴科夫斯基尖锐地指出：“这两首作品是带着虚假激情写成的，追求的是纯粹浮表的效果，实际上十分冷漠、虚伪和薄弱。这些缺点的产生是因为我的这两首作品完全没有对题材进行再创造，而只是为写作而写作，也就是说，音乐和标题的血缘关系不是内在的，而是偶然的和外在的。……” 柴科夫斯基对于标题音乐的看法，与他后四部交响曲的创作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在这里全文引出他对于此问题的看法：什么是标题音乐？既然您和我都承认音乐的标题不是供人免费观看的闹剧，那我们就可以说，任何音乐都有标题。这是从广义来讲。从狭义来讲，这个术语是指一部交响音乐，或者叫做器乐音乐，被认为用来阐述某个题材，听众可以在这部作品的标题里找到这个题材，它提供了音乐作品的题目。开标题音乐先河的是贝多芬，这部分体现在他的《“英雄”交响曲》里，但更主要地体现在他的《“田园”交响曲》里。而标题音乐真正的创造者却是柏辽兹，其音乐作品不仅有标题，而且还附带详细的文字说明，供听众一边听音乐一边随时翻检查阅……我认为一个交响音乐作曲家的灵感也许是双重的：即主观的和客观的。第一种情形是：他在音乐里表现自己的欢乐和痛苦，换言之，他像个抒情诗人似地发泄内心深处的情愫。在这种情况下，标题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另一种情形是：音乐家在读了一首诗或见到了一片田园景色后，想用音乐来处理这个启发了他的灵感的题材。在这种情况下，标题就显得不可缺少了……我认为这两种情形都有存在的权利，并对那些只接受其中一种的先生们不能理解。显然，所有这些题材都不适合用交响曲来表现，同样也不都适合用歌剧来表现，因此标题音乐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了。这正如在一部只靠抒情还不能成立的文学作品里，史诗因素不可缺少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柴科夫斯基如何认识标题音乐在音乐创作中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柴科夫斯基认为所有的音乐都是为了表达一种内容，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纯音乐”。另外，他认为，在音乐领域文字对于音乐作品只是一种附加，而就音乐语言本身来讲，它足以表现和反映任何的一种内容。作曲家所追求的是由音乐语言而写的“标题音乐”。 从1878年柴科夫斯基创作第四交响曲开始，作曲家进入了人生中最大的动荡时期，富含深刻哲理的作品大多完成于这一时期。被称作悲剧三部曲的第四、第五、第六就是“柴科夫斯基式”的标题音乐，虽然这三部交响曲只有第六首被冠以“悲怆”的名字（其实这个名字是他的弟弟莫戴斯特提议的，但是作曲家在接受了这个题目的第二天又改变了主意，仍称其为《第六交响曲》。值得注意的是，当柴科夫斯基刚创作完这部作品时，起的最初的标题叫《“标题”交响曲》）。然而这三部交响曲都是标题性的！“……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笔下出现一些不表现任何内容而无谓地耍弄和弦、节奏和转调的交响乐作品。我的第四交响曲当然是标题性的，但这个标题却绝不可能形诸文字……交响乐——一切音乐形式中最抒情的一种——不是正该如此吗？交响乐不是应该表现难以言传的、出于内心而要求一吐为快的那一切吗？” 与第四交响曲一样，柴科夫斯基的第五、第六交响曲都有着详尽的创作提纲。在1878年柴科夫斯基最终完成了被称作“柴科夫斯基的命运交响曲”的第四交响曲之后的1884年，柴科夫斯基着手写作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 三、关于《曼弗雷德》交响曲 《曼弗雷德》是英国诗人拜伦创作的一部诗剧，它描写了曼弗雷德对知识、生活感到厌倦，从而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不愿在人群中生活。他独自躲到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寨子中，寻求遗忘和死亡，但他还是表现出一种倔强的叛逆性格，他认为退出生活就是不要向生活妥协，他拒绝了精灵的帮助，拒绝了修道院的挽救，他宁愿一个人孤独地死去。著名诗人歌德曾指责拜伦，说《曼弗雷德》的主旨与他笔下的《浮士德》相同。但歌德仍不无羡慕地说“曼弗雷德和浮士德相比，其优点在于曼弗雷德在与魔鬼的斗争时没有屈服，而浮士德则对魔鬼拜服在地。”1868年，评论家V•V•斯塔索夫建议“强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巴拉基列夫，将《曼弗雷德》写成一部交响曲，而由于某些因素，巴拉基列夫对这个提议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先是将《曼弗雷德》推荐给了柏辽兹，但当时的柏辽兹已经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老人了。事隔十四年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巴拉基列夫想起了柴科夫斯基。并且柴科夫斯基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在拿到《曼弗雷德》的初期，创作并不很顺利。因为舒曼所创作的《曼弗雷德》让柴科夫斯基挥之不去：“我对您的提纲毫不动心，很可能应该由舒曼负责。我极其喜爱他写的《曼弗雷德》，并且习惯于连成一气地想象拜伦的《曼弗雷德》和舒曼的《曼弗雷德》。我不懂得，在见到这一题材时，除了舒曼为它提供的音乐外，我还能从中引出另外的音乐。” 但是，柴科夫斯基最终没有放弃这部作品，当他在1884年底去了阿尔卑斯山看望临终的朋友时，他下决心将其写成一部交响乐。当然，拜伦的诗剧《曼弗雷德》所表现的悲剧性与柴科夫斯基本人的生活经历和他当时的精神与生活的不幸是比较相似的，这也许正是作曲家产生创作灵感与产生心灵共鸣之处吧。从某些意义上讲，曼弗雷德就是柴科夫斯基。如果说《“悲怆”交响曲》是柴科夫斯基对生命的最后阶段的预见以及对自己生命的最后总结的话，那么《曼弗雷德》可以说是对柴科夫斯基精神世界的写照。正如柴科夫斯基本人所言：“我认为，拜伦以殊异的力量和深度在曼弗雷德身上体现了我们普通人为力求认识现实生活中的难题而进行的种种悲剧性的斗争。” 四、《曼弗雷德》交响曲的音乐分析 第一乐章 作者在这一乐章之前作了如下的文字说明： “曼弗雷德在阿尔卑斯山中徘徊。由于为人生种种奥秘的问题所苦恼，被毫无指望的强烈痛苦和对罪恶的过去的回忆所折磨，他忍受着极大的精神痛苦。曼弗雷德完全陷入神秘魔法的控制之中并威严地同地狱的强大势力相交往；但这世上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能够满足他徒然追求的那唯一的‘忘却’。他对热恋过但是死去了的爱斯塔尔特的回忆撕碎了他的心，曼弗雷德的极度绝望永无止境。” 这是柴科夫斯基最为满意的乐章，它所采用的是一个省略展开部和再现部的奏鸣曲式。也许采用这样奇怪的曲式结构与这一乐章的音乐内容有紧密的联系。当低音单簧管与三只大管在a小调上出现第一个主题旋律时，曼弗雷德那阴郁的脸庞、瘦弱颓废的身影仿佛立刻出现在眼前。这是一个疑问与痛苦交织的音调，是这一乐章两个主要音乐素材中的第一个。简单迂回下行的旋律充满了俄罗斯式的悲剧色彩。这一主题与接下来进入的另一主题一起，贯穿了整部交响乐，就如同曼弗雷德的形象一样，成为全曲的核心。过了15小节，另一个主要音乐素材在弦乐组出现，调性转至升c小调。旋律由前面的迂回下行改为七度的下行后的向上级进，这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音调，让人感觉在屡屡遭到重大的挫折后，都能锲而不舍地再向上爬的感觉。这一主题在非常强的力度上进行，并且不断向上模进，揭示了曼弗雷德倔强与不向命运与恶魔低头的一面。两个主题完美地完成了对曼弗雷德这一矛盾的人物的描绘。大提琴急促的三连音使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这紧张如同是海浪上的小舟一般让人觉得无助，而那低沉混沌的音响又在向人暗示这黑色的大海正在酝酿着什么罪恶。第38小节，第一主题由单簧管、大管采用同度结合奏出并且运用了较强的力度。而小提琴用下弓短促地奏出伴奏织体，仿佛那恶魔百般缠绕骚扰着曼弗雷德。风浪越来越大，小船在海面上随时会被吞噬。所有的乐器渐渐都形成了渐强的快速进行织体，此时的天与地已经是一片漆黑。 第80小节，两个音乐主题结合出现，乐曲进入了第二主题的展开部分。第一主题由短号和小号强力度奏出，第二主题由大管和圆号以同样强的力度奏出，这是一幅斗争的场面，小提琴组与中提琴组让灰色的天空顷刻暴雨倾盆。曼弗雷德在怒吼，他早已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早已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他压抑得太久，他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发泄，他象一头被激怒的野牛向前飞奔，他希望以此来摆脱他所遭受的一切，他甚至希望以此甩出自己的灵魂进而求得解脱。木管组与弦乐组用快速ffff力度的半音旋风似地追随着曼弗雷德的步伐，他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在100小节，一切都嘎然而止，那阴魂不散的魔鬼的步伐又出现在了弦乐组、单簧管、大管以及圆号上，小号和短号再次奏出了疑问与痛苦的音调，仿佛这就是曼弗雷德的命运，不可能改变，再反抗也会是徒劳。110小节是整小节的休止，111小节再次出现了第二主题，反抗音调，但这一次，在中弱力度上由大管奏出的反抗音调显得软弱无力，他似乎永远也无法战胜命运。他倒在了地上……在120小节，圆号突然奏出了新的素材，这是阿尔卑斯山上的牧牛调，D大调，它唤醒了昏死过去的曼弗雷德，他睁开双眼，挣扎着站起来，忽然又想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牧牛调让他重又带给他一丝信心，于是……单簧管和大管又开始了由弱而强的反抗音调，这是一次第二主题的变奏。曼弗雷德重又开始走他自己的路了。奏鸣曲式的主部到此结束。 从150小节开始是连接部，圆号与小号、短号组成了狂暴的怒吼，一切又跟过去一样，大提琴以及低音提琴那酝酿罪恶的三连音又开始低沉地出现。也许牧牛调还不足以让曼弗雷德真正地走向胜利，不久，眼前的一切又让曼弗雷德感到手足无措，他绝望了，也许永远不可能胜利，也许真的只能一死了之！ 剧情总是在绝境中发生转折。此时，弦乐组在D大调上出现了美丽的旋律，乐曲进入了副部。这段旋律飘忽而来，象个幽灵，那是爱斯塔尔特——曼弗雷德死去的恋人的灵魂。“她美丽、贤淑是曼弗雷德所追求的理想的化身”这就象是柴科夫斯基本人的写照，现实就是那么残酷，“这个主题越是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距离现实就会越远，‘曼弗雷德－柴科夫斯基’就会越失望。” 这正是柴科夫斯基音乐创作以及人生经历中悲剧性的体现。在经过了从第203小节开始的共70小节的副部展开后，乐曲进入了尾声。 这是全曲最长大的部分，从291小节开始出现了全乐章唯一的一次完整的曼弗雷德主题，由弦乐组加长笛演奏，剩余的木管组乐器和圆号担任伴奏。灵魂的出现总是暂时的，残酷的现实总该去面对，曼弗雷德开始了再一次的跋涉，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成功还是失败，但至少，此时的他已经满怀着信心。他的步伐显得无比地坚毅。伴奏织体密集，主题被拉长，随着音乐的进行，速度越来越快，力度逐渐上升。“无情的命运之力倾其摧枯拉朽之势，把一切都涤荡殆尽，把曼弗雷德深深锁定在永无宁日、永无希望的无限孤独之中。” 第一乐章在这样极度的悲剧气氛中结束。 第二乐章 柴科夫斯基为这一乐章起了如下的说明： “阿尔卑斯山的女神在湍急的瀑布的彩虹中出现在曼弗雷德面前。” 在经历了第一乐章令人窒息的暴风雨后，听众们可以在此放松心情，尽情享受柴科夫斯基向我们描绘的美丽的瀑布和彩虹了。这一乐章一开始进入的是一个迷幻的世界，一开始长笛和单簧管上下跳动的音符，就仿佛已经让人听到了那瀑布飞溅的声音了。这一乐段使人联想起柴科夫斯基在他的《胡桃夹子》组曲中的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特性舞曲：奔驰而下的水珠们，你追我赶，尽情地嬉戏。长笛在高音区还营造出了鸟儿的鸣叫声。 这一乐章是一个三部曲式结合变奏曲式的结构。中段是这一乐章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D大调，采用了变奏的原则写作。在128小节，两把竖琴加入，镜头由那瀑顶慢慢摇下，在瀑底有一汪美丽的水潭，两把竖琴交相辉映，水面在奇异的光芒的照射下显得波光粼粼，追随着那奇异的光亮，小提琴在中音区奏出了中段的美丽主题：眼前是一位美丽轻盈的精灵，那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女神，她身披着一道美丽的彩虹。优美的旋律展示着女神美丽无比的脸庞和那无比轻盈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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