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巴金 经典 人性 象征 诗化特质
摘 要： 一直以来，对巴金的评价都绕不过小说《家》，而综合作家毕生的创作来看，《寒夜》才是其最为圆熟的作品。通过细读文本，我们认为《寒夜》对灵魂挣扎之痛的书写、对人性开掘的深刻及在整体意蕴上的出色设置，足以使它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经典的地位。
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幸运而特殊的作家。他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投身文学创作，短短几年间便凭借小说《家》跻身现代重要作家行列。《家》在当时不仅深受评论界嘉许，也为他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爱戴。然而，也正是这部作品，使得巴金在幸运之外，又颇显特殊：虽然从现代到当代，《家》一度被奉为现实主义经典并选进不同版本的文学史，但综合作家毕生的创作来看，《家》确非其最为优秀的小说。新时期以来，关于这部作品的评论开始出现否定的声音。上世纪末，更有笔锋劲健的评论家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对其大加笞挞，将巴金的作品风格归结为“嫩”①。这种评价虽不无故作惊人之语的偏激，但就其对《家》的经典地位及语言弱点的质疑来看，亦有些许道理。
众所周知，一个时代的文学只可能有两种来历：一是当代作家的创作，再则便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是那些逝去的时代中富有责任心的作家对后世善意的馈赠。同时，经典又是一种标识、一种认可、一种权威的力量，让作家的名字得以穿越时空永垂不朽。从审美角度而言，经典作品被载入史册的原因大致有二：或以成熟的风格均衡的品质著称，或是源于某种强烈风格——譬如题材的特殊性，突出的个人色彩，文字上的实验性特征等。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诗仙恰恰各执一端。当我们将视域缩小，目光集中到巴金的诸多作品上时，不难发现《家》充其量不过是一曲青春的赞歌，一篇反抗的宣言，小说渗透着作家澎湃的激情和夸张的郁愤，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第二种遴选标准，但更多还是呼应了特定时代反封建求民主的要求，它远非一部圆熟之作。“一直到战后《寒夜》的推出，巴金才显示了作为一个成熟小说家的才华。”②的确，越来越多的评论认为，《寒夜》才能代表巴金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寒夜》中对灵魂挣扎之痛的书写、对人性开掘的深刻及其在整体意蕴设置上的出色成就，足以使其在现代文学史上获得经典的地位。
一、寒夜里挣扎的灵魂
《寒夜》写于抗战胜利前一年，历时三年才完稿。这是一部牢牢植根于日常生活的创作：彼时的巴金在国民党陪都重庆某出版社工作，小说中许多情节都是他耳闻目睹的，“整个故事就在我当时住处的四周进行，在我住房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论到哪里，甚至坐在小屋内，也听得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③处身其间，作家自然地贴近了底层百姓。《寒夜》写下的便是乱世平民的悲欢离合，它完整地展示了一个通过自由恋爱组建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的重压下走向毁灭的过程。从结构上看，故事是单线甚至直线发展的，小说所写无非是几个小人物没完没了的生活纠葛。然而，作家的着力点放在这个普通家庭成员间的内心争斗上，只有认真谛听他们灵魂的震颤，才能体悟寒夜里那无声的呐喊中透出的悲凉。
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热爱生活亦不乏经世济民之志，有着办“乡村化、家庭化学堂”的教育理想。共同的梦想，真挚的爱情让他们选择了自主结合的新式婚姻——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曾被频频书写，涓生和子君是广大读者印象较为深刻的一对。然而汪曾的悲剧并非仅因为生存的残酷或不再相爱，事实上，他们一个在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做校对，一个在私立银行做职员，是能够勉强维持生活的，且汪文宣至死都深爱着曾树生。虽然战争湮灭了他们的理想，生活也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但真正让他们陷入灾难的却是与另一个人物之间始终无法平衡的关系——那就是汪母。汪母战前在上海过着安闲愉快的日子，抗战初期与儿子回到四川老家。她有着中国传统妇女的坚忍和慈爱，抱守着老式的妇道观念。她爱儿子，爱孙儿，却独不接纳儿媳。媳妇身上与她有太多的不同，她看不惯前者的生活方式，不愿靠她的收入生活，却又不能不花她的钱;她认为只有自己才真心关爱儿子，媳妇到底是没经轿子抬进门的“姘头”。尤其是在她发现了儿媳与他人约会之后，更是频繁地与后者开战，不断地讥讽甚至谩骂儿媳。而作为儿媳的曾树生虽与丈夫同年，却不像他一般甘于层层阴影笼罩下的死寂生活。她已届中年，却依然散发着青春气息，那个了无生气的家庭让她窒息，婆婆的敌视，丈夫的懦弱，儿子的冷漠让她不断产生逃离家庭的念头。她爱丈夫，也为家庭做出了牺牲和让步。然而，她对幸福或者说“快活的日子”还抱有幻想，追求者陈主任的适时出现，让她对如何取舍徘徊不定：一边是“走”的前景，一边是“留”的苦涩;一边是生命的愉悦，一边是无望的牺牲。对于今后可能的命运，曾树生默默地做过无数次审视。于是乎，三颗灵魂在无边的寒夜中陷入了不见希望的挣扎。门外是不时响起的警报，节节告退的战讯;家中是两个女人无休止的争斗，汪文宣仿佛成了一个夹心层。白日里他勤恳工作，任劳任怨，换得微薄的薪水;下班后又不得不敷衍于母亲与妻子之间，那种想委曲求全又左右不是的奔忙让人心酸。他试图调和二人的关系，设法改造家庭生活环境，然而最终的结果不仅是毫无成效，还让自己在过度愁劳中拖垮了身体，在抗战胜利庆祝日到来之前带着泣血的遗憾和不甘离开了人世。
二、社会学意义之上的人性开掘
巴金的小说创作一直秉承传统文学“载道”的理念，关注社会，体察民众生存境遇，又多不平而鸣之声，每因社会革命、封建压迫、专制思想而为文，故有《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作品。诚如上文所言，其早期作品充满叛逆的激情，主导面是反封建反专制，社会学意义高于审美价值。然而，当一位自觉肩负批判与启蒙任务的小说家通过漫长的创作实践而拥有成熟的思考力时，我们说，他是有可能将抽象的社会学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文学形象，写出深刻的作品来的。通过十几年的写作，不惑之年的巴金完成了这一重要转换。从《憩园》到《第四病室》再到《寒夜》，他不再写英雄壮举，家族风云，而是回归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身上，从热情奔放的抒情咏叹，转向深刻冷静的人生世相绘刻。
在《寒夜》的后记中，这位恪守人道主义传统的作家谦称自己不过“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④。然而，小说中主人公困顿的处境并非虚构杜撰，而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小说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作家的切肤之痛。巴金称，他在写《寒夜》时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即便不能够，至少也绘下他们的影像，永远的记住他们。所以，就连对左翼小说印象不佳的夏志清先生也由衷地称赞《寒夜》是一部呕心沥血、充满爱心的小说，因为在这部作品中“人性的秘密终于被他（巴金）发掘出来了”⑤。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汪文宣身上有着俄罗斯经典小人物的神韵：他的忍辱负重堪比巴什马金（《外套》），他的唯唯诺诺透着切尔维亚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影子，而他敏感的神经、病弱中的内心争斗又不难让人联想到拉斯科尔尼科夫（《罪与罚》）。动荡的生活磨蚀掉了他的理想和勇气，他只想一家人平淡地生活下去。与觉新相似，汪文宣无论在哪里，都是“老好人”。他无私、忍让、迁就，从不伤害别人，一直疲于应付在公司和家庭两端。当他的委曲求全和隐忍退让丝毫改变不了生活现状时，他更加痛苦无着。肺病并非不治之症，却带走了他尚且年轻的生命，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与病势一同恶化的还有他深爱的妻子和母亲间的关系，而对于这些，汪文宣无能为力。巴金笔下的汪文宣是弱小、可怜的，又是善良、美好的。卑微的处境下他依然绽放出了光亮。同样，曾树生和汪母身上也呈现出斑驳的人性色彩：她们的善良与自私都是那么明显，她们对汪文宣的爱和怜悯都是那么强烈，然而她们的紧张关系却始终无法和解，让汪文宣耿耿于怀的正是这两个同样爱他的女人，为何不能看在他的分上彼此理解，相互关爱？事实上，正是她们无休止的争战把汪推入生存的夹缝，让他陷入无底的深渊。上文分析过，汪母是个传统观念甚严的旧式母亲，她无法接受受过高等教育及现代思想洗礼的儿媳，她不明白儿子对她所敌视的儿媳的情感需要。她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地操持着家庭，既为儿子的境遇感到不公，又恶毒地希望儿媳离开。汪母略显病态的母爱和与儿媳间的角力，不禁让人想起《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以及《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曾树生是个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显过时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思想独立，经济独立，敢于承担和选择，这些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她对自己“花瓶”身份的利用、对人母身份的推卸又着实令人不屑。她爱丈夫又苦于他不能让自己过上“热闹”的生活，在丈夫病中，她自愿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家庭经济重担，却又为自己的牺牲感到犹疑，对无休止的婆媳斗法感到无聊。曾树生忽而决绝，忽而自责，忽而不平，忽而抱愧……一直在矛盾、徘徊，她也因此成为作家所刻画的小说人物中最见深度的一位。对人性的深入开掘是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重要指数，这一点，巴金在《寒夜》里成功做到了。小说用笔冷静、细腻，通过大量心理描写，反复探究复杂的多维性格背后的内在动因。汪文宣与曾树生的悲剧是一幕社会悲剧，更是一出性格悲剧。小说中，时代成了人物塑造的底子，使人物富有立体感又不带概念化色彩。正因此，《寒夜》才得以成为与时代紧相呼应又超越时代之上的作品。
三、整体象征与单纯的诗化特质
在20世纪现代文学创作中，象征作为一种小说修辞手法广受亲睐。几乎所有现代经典小说，如托马斯·曼的《魔山》、卡夫卡的《城堡》、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钱钟书的《围城》，都充满了精心营构的象征。作家通过使用象征喻示作品的主题意蕴和情感态度，因为“一切象征都具有一种具象化、符号化的特质，它是用一个形象来表征一种观念，一种对世界的情感态度。一般来讲，象征都借助于自然物象与主观情感在本质上的同构性或相似性，通过赋予主观情感以客观对应物的方式来含蓄地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⑥。尤其是那些贯穿作品始终的象征，隐含着对作品的内在意义进行思索和把握的向度。现代小说中的象征，又具有普遍化、整体化倾向，如《城堡》《围城》等，与之相类，《寒夜》也具有这种整体象征的特点。
小说开篇，男主人公独自踟蹰在幽寂的夜里，寒气四面袭来。“寒夜”既为此后的情节发展确立下基调，也为读者理解小说提供了必要的暗示。小说构思极为严谨，一二两章清楚点明主题，之后的二十多章，都是对前二章的细部推进。整篇小说在“寒夜”这一象征性氛围的统摄下展开书写，其间充斥着爱与死的纠葛，善与善的冲突，营造出极强的悲剧效果。寒夜里渴望温暖的人们痛苦无着，被折磨又相互折磨，备感压抑感又相互压制。人物命运始终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中，充满了寂灭感。结尾处，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女主人公游走在阴暗的街上，用她尚且旺盛的精力思索如何走出夜的寒。《寒夜》的整体象征化修辞使得小说的意境无比凄凉，同时赋予人物丰满的内在气蕴，让作品拥有一种单纯的诗化特质——那静静的哀伤伴随着文字裹挟而来，无声地打动着读者的心弦，让我们随着人物的心绪一同起伏。
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期然发现这样的规律：耸立在连绵起伏的文学史山峦间的几座高峰无一不具有鲜明的轮廓、清晰的色彩。鲁迅的沉郁冷峻、郭沫若的任笔无端、茅盾的社会学家气质、巴金的热情单纯、老舍的幽默精神、沈从文的湘西情结、曹禺的命运追问、张爱玲的参差对照……各个自成一格。无论鲁、郭、茅，还是巴、老、曹等，都是将炽热的文人激情与自身独特的气质融合为一，才留下了极具个人标识意义的经典巨著。巴金的热情单纯到《寒夜》时，已演化为内热外冷，一样以情动人，却多了几分朴素的流畅。尽管从叙述节奏上来说，《寒夜》还稍嫌呆板平实，然而，当巴金秉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如同十几年前向垂死的封建制度叫出“我控诉”那样，在漫无边际的寒夜里执笔为死去的小人物代言时，我们感受到的分明是一位敏感、单纯、热情而富于诗人气质的小说家的良知。
参考文献
① 参见葛红兵：《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载《芙蓉》1999年第6期。
②⑤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第249页。
③ 巴金：《寒夜》附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第278页。
④ 巴金：《寒夜》后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⑥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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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将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鲁迅小说获得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和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都源于这种范式,这种范式极易在政治狂热中使鲁迅小说研究坠入非学理的偏颇;思想革命范式不以中国政治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既成结论来说明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而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为依据来发掘鲁迅小说的思想风貌;主体意识范式认为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象,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现,鲁迅的小说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杰出知识分子对于过渡时代的中国的全部复杂性的精神承担;对鲁迅小说形式的研究,一直伴随着鲁迅研究史,但在成果形式上看多与前三种研究范式扭结在一起,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说其为形式意义范式还比较勉强,尤其是受我们文学传统中重内容轻形式的文学观念的制约,对鲁迅小说的形式研究还很不充分。
关键词 鲁迅研究 小说 政治革命范式 思想革命范式 主体意识范式 形式意义范式
鲁迅小说研究，如果从1913年《小说月报》发表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时所附的编者评点及“附志”算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不算短的研究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鲁迅小说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论著资料真可谓汗牛充栋。纵观这些异彩纷呈的论著资料，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小说研究史是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史的缩影。
新世纪的脚步越来越近,清理反省学术研究的世纪历程，成了世纪之交各学科领域的重要课题。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开展得最充分的研究对象，而鲁迅小说研究又是鲁迅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因此，对鲁迅小说研究的历史，作一种鸟瞰式的疏理，不仅对总结和推动鲁迅研究大有裨益，而且对总结现代文学研究乃至本世纪的学术研究均有借鉴意义。当然，这种疏理工作由于对象本身成果卓著、资料浩繁，具体操作时研究者又会凭着各自的眼光，采取不同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将鲁迅小说研究史概括为四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主体意识范式、形式意义范式。我认为，80多年的鲁迅小说研究史形成了以上四种研究范式。这四种范式并不是以时间进程历时地纵向跃进的，我的概括既有对历史的纵向把握，也有基于逻辑归纳的横向透视。
一
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小说的政治意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最主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50—70年代甚至在整个研究界具有排他性的独尊的垄断地位。这种现象当然并非鲁迅研究所独有，在政治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的时代语境中，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不可避免地赶风潮似地将研究触角伸向政治，这是后人清理本世纪文化遗产时首先要遇到的触目惊心的奇观之一。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化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用政治观念生搬硬套鲁迅小说，对其作穿凿附会地互证，更是成为奇观中的奇观。《狂人日记》是“五。四”革命青年的战斗宣言书，《祝福》是旧社会套在妇女脖子上的“四大绳索”的控诉书，《一件小事》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向工农的忏悔录，《铸剑》是讨还血债的复仇精神的颂歌，《药》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挽歌……诸如此类的对鲁迅小说下政治口号式的断语，成为一时风尚。给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定阶级成份也成了研究者的任务。那个一无所有而又爱嚷嚷“老子以前比你阔多了”的阿Q，到底是破落地主还是贫雇农 ，曾让一批专家学者争论得不亦乐乎，甚至那个爱贪小便宜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是凭姿色还是靠双手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她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手工业生产者也让研究者费尽了心思。至于把鲁迅的小说作为具体政治事件的佐证，从作品中寻找所谓的“微言大义” ，诸如对《药》结尾处的乌鸦的象征意义的奇奇怪怪的猜测，都曾经是构成鲁迅小说研究繁荣景象的独特风景。
回顾鲁迅小说研究史，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使鲁迅的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而鲁迅小说所遭受到的最激烈的否定，也源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
二十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伊始，鲁迅就成了创造社、太阳社的斗士们的靶子。他们攻击鲁迅最主要的理由是，鲁迅的小说没有他们所需要的先进的革命的政治意义。这些置身革命漩涡中的激进的文学青年对政治意义的理解是那么急功近利，没有直接描写风口浪尖上的政治斗争的鲁迅小说，被认为在“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①郭沫若干脆喊口号式地宣布鲁迅是一个“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②钱杏屯 阝对鲁迅小说的“理直气壮”的批判更一览无遗地表露出政治狂热，“这个狂风暴雨的时代，只有具有狂风暴雨的革命精神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忠实诚恳情绪在全身燃烧，对于政治有亲切的认识，自己站在革命的前线的作家才能表现出来！《阿Q正传》的技巧是力不能及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③基至鲁迅小说的表现上的含蓄从容在他们看来也成了“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④，并给鲁迅小说加上“以‘趣味’为护符，蒙蔽一切社会恶”，“以‘趣味为鸦片，麻醉青年’”⑤等等火药味十足的罪名。
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即使最需要理性和规范的学术研究，其转向之快也往往超乎常规，以“革命”和政治名义否定鲁迅及其小说的狂风很快就过境了。随着鲁迅参加了“左联”这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学困体，以及他的骤然早逝引发的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强大舆论造势，鲁迅在革命青年中的威望迅速提高。当年的“倒鲁”健将郭沫若惊呼鲁迅的病逝使中国文坛失坠了“宏朗的大星”，称“鲁迅先生是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⑥成仿吾则称鲁迅“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资产阶级作家，进到了全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⑦于是，从政治的角度肯定鲁迅及其小说，遂又成为研究界趋之若鹜的动向。而政治领袖毛泽东的鲁迅观，对这种转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的讲演中，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⑧1940年，毛泽东又指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⑨ 。毛泽东对鲁迅的极力推崇， 奠定了此后中国鲁迅研究的总体基调。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对鲁迅所作的无与伦比的崇高评价，并不是对鲁迅的作品作了具体分析后提出的，更多的缘于对鲁迅的人格力量的景仰和钦佩。而作家的存在价值毕竟离不开他的作品，于是，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风潮中，从作品中概括出政治意义以印证领袖的英明论断，就自然成了鲁迅研究界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四十年代以降的鲁迅研究，逐渐从百家争鸣的局面归聚到毛泽东的鲁迅观下。在鲁迅小说研究方面，表现为以毛泽东的有关政治革命论述为指针，挖掘鲁迅小说的深刻的政治意义，论证鲁迅小说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这样，对鲁迅小说所作的具体分析，与毛泽东的有关论断之间，往往有着清晰的逻辑对应。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也是鲁迅注意的中心问题。鲁迅的小说通过刻画闰土、阿Q、祥林嫂等农民形象，表明农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环境已迫使被压迫的农民走到绝境，他们如果不奋起抗争投身革命，就毫无出路。据此可以说，鲁迅小说对农民苦难处境的揭示，实质上是成功地描写了中国革命的前夜。要改变闰土们的命运，就要爆发革命，而鲁迅小说不只描写了革命的前夜，还直接写到了革命——《药》、《阿Q正传》写的就是辛亥革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和革命的领导者觉醒的知识分子都有着自身的弱点，鲁迅的小说恰恰既写了农民的麻木和愚昧，又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脱离群众和软弱消沉。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断，鲁迅小说揭示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农民的被压迫地位是必然走向革命化的，他们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里真正的动力，但对现实没有坚定的认识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还不能充分发挥出本身也有着弱点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一种更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即无产阶级必然走上革命舞台。堪称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经典之作的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⑩一文，就系统地阐发了以上观点。在陈涌看来，除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之外，差不多所有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都在鲁迅小说的艺术画卷里得到了形象的表现。让研究者们欣喜若狂的是，鲁迅小说所揭示的政治观点与领袖的英明论断完全吻合。为了全面地论证这种惊人的“吻合” 不少研究者不惜一厢情愿地将两者修正榫接得“天衣无缝”。比如农民问题，鲁迅和毛泽东都确实相当关注，但前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负面，后者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正面，于是研究者就通过巧妙地拔高鲁迅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以谋求自以为是的一致。临死还沉沦在精神胜利法泥淖里的阿Q，为了取悦围观的看客说了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竟被解释为意识到“追求翻身解放的穷苦农民，一定会前仆后继，奋斗不止的” 。无知的祥林嫂询问人死之后有否灵魂，被说成是“祥林嫂的倔强的性格的最后闪光。这闪光有力地表示了封建宗法统治，已经在这善良受害的劳动妇女的思想里开始动摇，丧失了它的‘神圣’的威力”。更有甚者，称祥林嫂“在临死以前，对于旧的统治秩序，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怀疑和否定”。诸如比类的奇谈怪论并非个别现象，这表明政治革命研究范式已在政治狂热中使鲁迅小说研究走向了一种非学理的偏颇。
这种偏颇自八十年代以来，逐渐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匡正。但是，在部分老一代鲁迅研究者中，思维习惯已成定势，把鲁迅小说框定在政治革命的模子里解读，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排斥其它研究范式，这种现象在八十、九十年代仍有不小影响。时至1991年，陈涌、黄源两位老同志在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的书面发言中，（11），仍信誓旦旦地坚称“在目前更重要的是防右” ，坚定不移地维护他们所认定的鲁迅研究的政治方向。
二
将鲁迅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研究范式滥觞于“五·四”时期。鲁迅在文坛亮相伊始发表的《狂人日记》等小说体现出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在“五。四”这样的思想革命的呼声响彻云霄的特殊时期，尤其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读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鲁迅小说中先声夺人的思想锋芒，并及时地作出了反响。傅斯年在1919年4月读罢《狂人日记》，激动分万地写道：
“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但是过了些时，何以无数的非狂人跟着狂人走呢？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领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12）
这种感受至今读来仍让我辈有春风拂面的快慰。这种直觉把握之鲜活，不仅显示出一个“五·四”青年的敏锐感受力，更预示了鲁迅作品深刻思想内涵的强烈感召力。同年11月，因提出“打倒孔家店” 而名声大噪的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尖锐、鲜明地凸出《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思想内涵，揭下封建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将鲁迅小说与反封建思想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呐喊》刚出版时，影响很大的《民国日报》盛赞其为“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13）也主要是因为《呐喊》高标独举的思想风范给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这些足以说明，鲁迅小说面世后的最初反响，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其深邃独特的思想底蕴。
但是，鲁迅小说研究史发轫之初显示出的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敏锐感应，没有在此后的研究中得到坚实的承续和发展。远在鲁迅成为文坛注目的中心之前，政权的更迭就成了动荡的中国最富吸引力的中心问题。这种大背景下，人们无视或者说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对待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满足于将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鲁迅与时代最关切的问题进行简单地对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在40——60年代，大量标明论述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著，其实根本上只是在反复地鉴别鲁迅小说的政治倾向，象那些论述《呐喊》、《彷徨》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故事新编》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都可以归结到前文所述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中去。一旦“思想”被简化为“政治思想”的同义语，所谓的思想研究，其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鲁迅小说思想性的论述中，主要采用的是“世界观”、“进化论”、“阶级论”、“个性主义”、“集体主义”等侧重于衡量政治表现而无力阐发思想深度的概念术语，关注的中心是鲁迅的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这个过于“大众化”、“普泛化”的思想研究框架显然无法还原一个伟大思想家的独特魅力，充其量只能勾勒出一个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战士形象。虽然三十年代的李长之、四十年代的平心、五十年代的胡风、冯雪峰等学者曾在对《阿Q正传》等作品的分析中，注意到鲁迅的国民性思想、“立人”思想的特异之处，但将鲁迅的小说与中国思想革命的深层次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深入地系统研究，这个使命还要在“文革”结束后，由八十年代在学术界脱颖而出的新锐学者来完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者无疑是王富仁。
八十年代解放思想的大潮中，“五.四”越过历史的重重幕障，再度成为激活知识分子思想的灵感源泉。鲁迅作为“五.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倍受学人青睐，亦符合最基本的逻辑。但“文革”后，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主义是拔乱反正，而鲁迅在畸形的年代里扮演着整人的工具和打人的棍子的角色，对政治斗争的普遍厌恶滋生出的对风云人物的逆反心理，使一度一枝独秀大红大紫的鲁迅在八十年代民众中的威望降到一个低点，从这种背景来看，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
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
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
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
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
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
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
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
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
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
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
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
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
使他痛苦异常。
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
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
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
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
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
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
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
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
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
《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
《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
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
《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
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
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
《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1．《试论孙炎的语言学成就》，《古籍研究》1987年第4期。2．《试论汉语委婉修辞格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87年第6期。3．《中国现代史上的广东语言学家》（合作），《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4．《试论古汉语修辞中的层次性》，《淮北煤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5．《“乡思”呼唤着“月夜箫声”－－香港诗人杨贾郎〈乡思〉〈月夜箫声〉赏析》，《语文月刊》1988年第5期。6．《中国哲学思想在汉语辞格形成中的投影》，《营口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7．《试论吴方言数词的修辞色彩》，载《语文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89年10月。8．《试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与成就》，《岭南文史》1990年第2期。9．《〈经传释词〉在汉语语法学上的地位》（合作），综合类核心期刊《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 年第 期转载。10．《〈西湖二集〉：一部值得研究的小说》，权威期刊《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11．《情·鬼·侠小说与中国大众文化心理》，《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1994年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12．《点化名句的艺术效果》，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学语文》1992年第4期。13．《情真意绵绵，绮思响“雨巷”－－谈戴望舒〈雨巷〉一诗的修辞特色》，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2年第5期。14．《回顾·反思·展望－－复旦大学组织全国部分青年学者关于中国修辞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及未来的讨论综述》，《鞍山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15．《语言美学发轫》，综合类核心期刊《复旦学报》1993年第5期。16．《汉语外来词音译艺术初探》，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3年第5期。17．《论〈文则〉在中国修辞学史上的地位》，《鞍山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18．《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综合类核心期刊《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19．《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评王希杰新著〈修辞学新论〉》，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4年第4期。20．《试论赋的修辞特点》，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1期。21．《先秦时代中国修辞哲学论略》，《上海文化》1995年第2期。22．《试论汉语委婉修辞手法的范围》，《南昌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23．《关于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5年第10期转载。24．《王引之〈经传释词〉的学术价值》，核心期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4期转载。25．《修辞结构的层次性与修辞解构的层次性》，《延边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4期转载。26．《两汉时代中国修辞哲学论略》，综合类核心期刊《江淮论坛》1995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6年第2期转载。27．《〈经传释词〉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中西学术》第1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6月版。28．《创意造言的艺术：苏轼与刘攽的排调语篇解构》，台湾《国文天地》1995年第11卷第6期（总第126期）。29．《旧瓶装新酒：一种值得深究的语言现象》，香港《词库建设通讯》1995年第4期（总第6期）。30．《改革开放与汉语的发展变化学术研讨会综述》，1995年11月《上海社联年鉴》。31．《〈经传释词〉之“因声求义”初探》，核心期刊《古籍研究》1996年第1期。1998年获上海市（1996－199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32．《谐译：汉语外来词音译的一种独特型态》，《长春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33．《英雄侠义小说与中国人的阿Q精神》，台湾《国文天地》1996年第11卷第8期（总128期）。34．《论修辞的三个层级》，《云梦学刊》1996年第1期。35．《音义密合：汉语外来词音译的民族文化心态凸现》，《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36．《咏月嘲风的绝妙好辞－－晏子外交语篇的文本解构》，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6年第2期。37．《论汉语外来词音译的几种独特型态》，《雁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4期。38．《触景生情的语言机趣－－陶糓与钱俶外交语言解构》，台湾《国文天地》1996年第12卷第6期（总138期）。39．《〈语助〉与汉语虚词研究》，《平原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40．《关于〈声类〉的性质与价值》，核心期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6期。41．《论夸张的次范畴分类》，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6年第6期。42．《新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我们的历史使命》，全国综合类核心期刊《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43．《论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缘由》，核心期刊《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44．《清代语言学繁荣发展原因之探讨》，《云梦学刊》199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7年第8期转载。45．《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今后所应依循的三个基本方向》，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7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97年第6期转载。46．《80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理论问题争鸣述评》，《黄河学刊》1997年第2期。47．《论委婉修辞的表现形式与表达效应》，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48．《中国修辞哲学论略》，全国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49．《论夸张表达的独特效应与夸张建构的心理机制》，核心期刊《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50．《训诂学居先兴起原因之探讨》，载《语文论丛》第5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51．《语言美学的建构与修辞学研究的深化》（第一作者，与宗廷虎教授合作），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7年第5期。52．《“夫人”运用的失范》，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语文建设》1997年第6期。53．《论〈马氏文通〉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54．《论委婉修辞生成的心理机制》，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8年第2期。55．《论孔子的修辞哲学思想》，《雁北师院学报》1998年第3期。56．《“水浒”现象与历史变迁》，《人民政协报》1998年4月27日第3版《学术家园》。57．《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的省思》，全国综合性社科核心期刊《社会科学》（上海）1998年第5期。58．《修辞心理学论略》，全国综合类核心期刊《复旦学报》1998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1998年第11期转载。59．《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走向语言美学建构的历史嬗变进程》，全国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60．《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与宗廷虎教授合作），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丛书《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61．《关于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历史分期及各个时期研究成就的估价问题》，载《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问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宗廷虎教授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2月。62．《潘金莲形象的意义》，台湾《古今艺文》1998年11月第25卷第1期。63．《进一步沟通海峡两岸的修辞学研究》，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8年第4期。64．《吴方言数词的独特语用效应》，载《修辞学研究》第8集，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年 6月。65．《中国风格学源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66．《语言理论新框架的建构与21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云南省一级学术期刊《学术探索》（云南）1999年第1期。67．《修辞学转向与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9年第2期。68．《论夸张》，载《中国第一届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1999年6月。69．《论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核心期刊《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70．《平淡情事艺术化的修辞策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71．《修辞主体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72．《方言研究：透视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云南省一级学术期刊《学术探索》1999年第3期。73．《[请读我唇]三人谈》（与宗廷虎教授等合作），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语文建设》1999年增刊。74．《看文人妙笔生花，让生命得到舒畅——评沈谦教授[林语堂与萧伯纳]》，台湾《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总508期）。75．《修辞学研究新增长点的培植与催化》（与宗廷虎教授合作），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9年第4期。76．《借代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全国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2期选摘。77．《论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嬗变之历程（上）》，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第54号（1999年）。78．《[金瓶梅]的语言艺术》，载《经典丛话·金瓶梅说》，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79．《中国古典言情小说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台湾《国文天地》2000年第1期（总181期）。80．《论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嬗变之历程（下）》，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第55号（2000年）。81．《评黎运汉著[汉语风格学]》（与宗廷虎教授合作），《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第2版。82．《论比拟修辞文本的表达与接受心理》，《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83．《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论中国文学中的双关修辞模式》，台湾《国文天地》2000年第4期（总184期）。84．《委婉修辞的语用学阐释》，载《语文论丛》第6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85．《修辞学研究的深化与修辞学教材的改革创新》，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1年第1期。86．《比喻修辞文本的心理分析》，《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87．《论精细修辞文本的心理机制》，全国优秀社科学报《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88．《异语修辞文本论析》，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1年第4期。89．《语言的艺术：艺术语言学的建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90．《论旁逸修辞文本的建构》，湖南省一级学术期刊《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91．《论拈连修辞文本》，《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92．《论结尾的修辞策略》，《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93．《顶真式衔接：段落衔接的一种新模式》，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2年第2期。94．《论顶真修辞文本的类别系统与顶真修辞文本的表达接受效果》，《平顶山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95．《论锻句与修辞》，《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96．《吞吐之间，蓄意无穷——留白的表达策略》，台湾《国文天地》2002年8月第18卷第3期（总207期）。97．《关于建立言语学的思考》（合作），武汉大学《长江学术》第3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98．《论事务语体的修辞特征及其修辞基本原则》，《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99．《从统计分析看“简约”与“繁丰”的修辞特征及其风格建构的原则》，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3年第2期。100．《与时俱进：语言学由理论研究走向应用研究的意义》，《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101．《基于计算分析的法律语体修辞特征研究》，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102．《论学习修辞学的意义》，《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103．《论起首的修辞策略》，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04．《论口语体的基本修辞特征和修辞基本原则》，载《语文论丛》第8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105.《平淡风格与绚烂风格的计算统计研究》，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06．《韵文体刚健风格与柔婉风格的计算研究》，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107．《庄重风格与幽默风格的计算统计研究》，《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108．《中国修辞学：走出历史偏见和现实困惑》，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09．《从<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与原本的比较看王希杰教授修辞学的演进》，载《修辞学新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110．《从计算分析看文艺语体的修辞特征及其修辞基本原则》，《修辞学论文集》第七集，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111．《评谭学纯、朱玲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112．《关于建立言语学的思考》(合作)，《言语与言语学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8月出版。113．《话本小说“正话”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的修辞学研究》，载《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114．《话本小说“篇首”的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115．《话本小说“篇首”的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116．《话本小说“题目”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17．《话本小说“头回”的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的修辞学研究》，核心期刊《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118．《论修辞学与语法学、逻辑学及语用学的关系》，《平顶山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119．《汉语外来词音译的四种特殊类型》，载《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120．《由汉语词汇的实证统计分析看林语堂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对中国人思维特点所作的论断》，《跨越与前进――从林语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与相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2006年10月出版。121．《八股文篇章结构形式的渊源》，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2006年（平成18年7月）LXVII。122.《评朱玲[文学文体建构论]》，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123．《修辞学的科学认知观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载《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2007学术论坛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8年1月。124．《八股文“收结文”之“煞尾虚词”类型及其历史演进》，载《修辞学论文集》第十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125．《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核心期刊《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3期转摘。126．《〈史记〉史传体篇章结构修辞模式对传奇小说的影响》，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127．《“用典”的定义及其修辞学研究》，核心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128．《段落衔接的修辞策略》，《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29．《南北朝时代列锦辞格的转型与发展》，《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09年第8期。130．《从〈全唐诗〉所存录五代诗的考察看“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核心期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131．《学术史研究与学科本体研究的延展与深化》，《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10年第1期。132．《从〈全唐诗〉的考察看盛唐“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133．《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0年第1期。134．《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0年第1期。135．《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论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核心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作者。2010年第5期。136．《“列锦”修辞格的源头考索》，核心期刊《长江学术》，2010年第4期。137．《修辞学与汉语史研究》，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138．《“列锦”辞格在初唐的发展演进》，《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139．《还原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差异的真实面貌》，《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1年第1期.。140．《艺术语言的创造与语言发展变化的活力动力》，《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1年第5期.。141．《网络词汇成活率问题的一点思考》（第一作者），《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142．《名词铺排与唐诗创作》，《蜕变与开新——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2011，7出版。143．《海峡两岸词汇“同义异序”现象的理据分析兼及“熊猫”与“猫熊”成词的修辞与逻辑理据》，载郑锦全·曾金金主编《二十一世纪初叶两岸四地汉语变迁》，台湾新学林，2011年12月出版。144．《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145．《关于中国修辞学研究走向的几点思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46．《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同义异序、”同义异构“现象透析》，核心期刊《复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147．《王力先生对汉语修辞格的研究》，核心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148．《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核心期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149．《孔子“正名”论的语言学阐释》，《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150．《杜甫诗歌与名词铺排》（第一作者），《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151．《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海峡两岸的存续现状探析——以海峡两岸对西方人名翻译的修辞行为为例》（第一作者），《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152．《列锦辞格的基本类型》，《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152．《列锦辞格的基本类型》，《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153．《先秦两汉诗赋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特点》，《宜春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154．《元曲“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追求》，《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155．《“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经验及对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的启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2期。156．《修辞的性别分野与女性修辞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157．《宋词“列锦”结构模式的继承与发展》，《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二辑，核心期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158．《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三辑，核心期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