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篆刻的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清代篆刻艺术
摘要: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金石味”、以刀代笔、在仅有的“方寸天地”之内抒发文人的情怀、表现天地万物是篆刻艺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文章以清代篆刻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篆刻艺术兴盛的原因和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关键词:篆刻艺术;清代;代表人物
篆刻艺术,就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雕刻篆体文字的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故而又称印章艺术。虽然历代有隶书入印、图形入印、楷书入印等,但在历史的选择中均没有成为制印的主流,因其印面多用篆书体,所以习称篆刻。
一、篆刻艺术的发展历史
我国篆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先秦古玺、秦汉印开始至今,出现了许多印人大家及风格流派。然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如同社会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繁荣、衰落、繁荣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
(一)印章艺术的发展
自商代出现印章,在春秋战国时,因政治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发达,印章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秦汉,印章艺术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组织的扩大,社会昌盛,官私印章的使用更为广泛,佩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促进印章工艺空前发展。印章的文字、形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印文书体上,由体势趋于平正端和的小篆、摹印篆代替了六国文字,布局均衡严谨和富有装饰,并形成了多样的因势布白手法和构图形式,线条挺劲浑厚,气势雄强,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秦汉时期还奠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
(二)篆刻艺术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印章风格多受汉代影响,到了唐宋时,篆法开始衰微。魏晋以后因真行草书盛行,篆书脱离了实用功能,印篆中掺进了隶楷笔法,这种现象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随意改动笔画,篆法错写比比皆是,所以,篆印艺术的衰微似乎也是历史使然。不过唐宋时期的书画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开始把印章用于书画。文人士大夫官场不得志,或不满社会,消极厌世,或寄情于山林,致力诗文书画。印章因而也成了他们抒发闲情逸志、诉诸喜怒哀乐的“方寸天地”。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中国画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文人画”形式,更加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唐宋元是印章发展从实用向欣赏发展的过渡时期。
(三)篆刻艺术繁盛
我国真正的篆刻艺术是从明代兴起,文彭以汉印规范印学,推广石质篆刻材料,广收门徒,普及篆刻艺术。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在形式和内涵上超越了前代,出现了万紫千红、派别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像皖派、浙派、邓派、吴派、赵派等众多的印学学派,造就了赵之谦、吴让之、邓石如、吴昌硕等一大批印坛巨匠,成就卓著。清代的印风一直支配和影响着中国印学的发展,对当今的篆刻家来说,仍有继承和借鉴之意义。
二、清代篆刻艺术兴起的原因
进入清代,在金石、文字学迅速复兴并推动书法界好古风气的同时,篆刻艺术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大家为了深入研究、把握第一手实物资料,一时汉碑、汉印、金文款识等的收集、整理之风随之而起,这就大大推动了书法、篆刻艺术的繁盛,同时清朝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国内经济、清廷注重文化的政策,清代主流学术的影响,以及其它艺术对篆刻艺术的滋养均对篆刻艺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一)文字的影响
从乾隆朝开始,书法的发展异军突起,一批长于金石古刻的书家从帖学的包围中突围而出,举起了振兴篆隶的大旗。篆书和隶书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年代,邓石如、钱坫、桂馥等,他们的成就可以说直接秦汉远在唐人之上了。在“帖学”之外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另辟蹊径,篆书和书法的结合引起了清朝书法艺术的复兴,有了“篆隶中兴”的成功经验,书法界学习古碑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在新书法形成的发展浪潮中,清朝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代。篆刻离不开篆书,清代篆书的复兴,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必要的艺术载体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二)金石学的影响
金石之学始于宋,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对当时篆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石学还有玺印的研究在清朝这一形势下,治印者与学者们一样,也接触了大量金石文字,并在赏鉴、研究过程中触发了艺术的灵感,提高着印章的审美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篆刻实践。金石学对古代印章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它的理解,也直接丰富、深化了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金石学中各门类的研究,扩大了篆刻艺术以资取法的范围,直接孕育了“印外求印”理论。从现象上看,清代著名篆刻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印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且他们常常是篆刻家、金石家、书法家、画家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也统一于一身。
(三)其它影响因素
清朝篆刻艺术的兴盛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与清朝的文化背景、政治质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清王朝的建立,割断了明末诸贤所形成的浪漫书风,把偏离主线的书法革新局面重新扳回到中和体系上来。石质印材引入制印领域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还有清代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发展对篆刻艺术产生了需求。另外作为篆刻主体的制印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到,文化层次的提高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清代篆刻艺术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清代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风格各异,流派独立,特别是在清代碑学盛行时,碑学家无不兼擅篆刻,可以说清代的碑学与篆刻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清代,最有影响者当属浙派、邓派和黔山派。浙派为丁敬首创。以古玺和秦汉印为宗,有刚劲朴茂、雄健苍古之目。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对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后学晚辈有较大影响。黔山派,为黄士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法古玺,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乔大壮等。现着重介绍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派系―浙派和邓派。 (一)丁敬和浙派
浙派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丁敬创始,继起的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四人篆刻风格较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与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合称为“西冷八家”。“西冷八家”是浙派的代表,反映了国人对乡先贤的尊崇,因都是浙江杭州人,后人就把他们及效法他们艺术风格的印家,总称为“浙派”。浙派崇尚秦汉玺印,应用坚挺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柔美流畅的皖派诸家,所以有“皖派阴柔,浙派阳刚”的评论,浙派艺术支配清代印坛这一个多世纪,影响极深远。
丁敬远承何震,博采众长,不主一家。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印谱》等,以“碎刀”为技法,千变万化,强调节奏起伏,锋颖明快,线条呈现轻重疾涩的变化,能有效的克服明人浮华的风气、纤巧的弊端。丁敬的篆法特点在于简洁工稳,自然平淡,不假华饰,达到脱尽豪华见真淳的境界。他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洗句亭”、“采菊东篱下”、“心无妄思”、“启淑私印”诸白文印,篆法逐渐删繁就简,参以隶法,简古平淡,尚率真而厌华巧,颇有高古含蓄、大智若愚之风度。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尤令人惊异的是,丁敬在五十五岁时为其诗友大恒和尚所刻祝寿印,以佛教的一个吉祥标志“�”来代“万”字,此符号本梵文“吉祥万德之所集”之义,丁敬将此字置于印的中部,取佛典所云“如来佛胸现大人相”之义,蕴义甚深。自此,后世多有模仿者。
蒋仁诗书画兼工,印风师丁敬,朴拙苍劲,洗练简古,自有创格,别具情趣。因性情耿介,不轻易奏刀,流传作品不多,其代表作有 “真水无香”“邵志纯字曰怀粹印信”等。
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景庵印谱》等。专研金石学,善山水画,书法以篆隶名世。其治印受业于丁敬,而以稳中求变、灵动清劲出之,章法注重虚实对比,耐人寻味。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
奚冈著有《蒙泉外史印谱》,诗词书画皆有声于当时。篆刻服膺丁敬,印风能拙中见放,透落秀逸之气。篆法方圆互见,更得自然率真。
总之,蒋、黄、奚三家从不同方向对丁敬平方正直一路的朱文印和仿汉白文印有所发挥并走向精熟稳定的阶段,碎刀、短切的刀法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浙派上升期的勃勃生机。
(二)邓石如和与邓派
在清代的印坛上,邓石如是一位别开生面的杰出巨匠,有《完白山人印谱》传世。清代魏锡曾对其作过“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评论,可以说是对他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因素的深刻剖解。在书写工具上,他突破“秉笔烧毫”之法,充分发挥羊毫刚柔相济的特性,形成体势方圆互见,结构宽阔开张,意态千变万化,线条富有笔情墨趣的雄浑朴茂的篆书新体。篆书风格的变革,为他印风的更新奠定了基础,在书法和刀法、笔意和刀味完美统一上,邓石如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
他的代表作“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具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独特印风。前二方在章法上颇有特色,“意”印三密一疏,构图自有空灵之处;“江”印篆法流动自然,婀娜不失刚健,拿浙派驻涩势切刀相异,对角虚实交叉,读来饶有起伏,堪称绝胜之作。“淫”印可以视为邓氏的基本风格,以小篆作白文,颇为大胆,不落陈规。无显匠意,一气呵成,流露明确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刀法方面,此期作品则开始走出徽派印人讲求笔画匀整、工致的习尚,以较为自由的运刀手法表现线条,走刀如笔、转运轻浅的特点已经形成。从这一点上看,邓石如刀法的“写意”性格也已经十分鲜明。
邓石如的篆刻美学思想,直接催生了他的艺术新面目并启迪了后世印人。他提出“刻印白文用汉,朱文用宋”,阐发了不同形式的印章用篆的差异性:他以“刚健婀娜”这一审美境界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在章法上强调“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对比效应。以求生动出奇趣,呼应得平衡的视觉效果。
三、结语
篆刻艺术作为国粹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记载着厚重的悠久传统。篆刻是书写、刻印、转印相结合的艺术,是浓缩的、有蕴含的美,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篆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多种艺术形式中的奇葩,除了它具有实用价值以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寸方天地、刀石生趣的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艺术魅力,深受历史文人雅士的青睐。千百年来,传承演进、异彩纷呈、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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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林.中国印章艺术[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1990.
(作者简介:褚晓琼(1970.6-),女,浙江嘉兴人,本科,副研究馆员,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群文专业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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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作品,都蕴含着美的意境,意境成为长期以来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因此,创造意境是抒情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在分析意境的艺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意境创造的方法,为语文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意境;文学创作;特征;方法
意境,通俗地讲指文艺作品或自然景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情调和境界。在我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曲赋作品,都蕴含着美的意境,意境成为长期以来我国抒情文学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因此,创造意境是抒情文学创作的关键所在,而意境也成为抒情文学永远的灵魂。
一、意境的艺术特征
首先,在情感的基点上,意与境互相渗透,和谐统一。意境不是单一的结构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这就是说,意境是由意与境,主观与客观两方面要素组成的。其次,意境是一个和谐广阔的情感活动的艺术空间,具有丰富的蕴藉和情思内涵。意境描写景物和人物,目的不是为了给景物和人物本身构造形象,而是为了创造一种艺术境界。它是一种特有的空间。意境和意象是不同的。一般说,象是具体的物象,意象通常指一个单一的事物形象。而意境则是物象与物象之间多重复合联系所构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场景、氛围、画面、情调、韵味,是“境象非一,虚实难明”的化境,是意象与意象互相作用产生出新质的一种艺术空间。再次,意境能够引发读者的想象和思索。意境形象需要依赖意象,可是意境形象的具体性,并不直接体现在单独的意象身上,意境的意味无限性,存在于意象与意象之间的功能结构所形成的艺术空间上,因而,依靠感受、体验和分析个别有限的意象,是不能把握意境的丰富内涵的。
二、意境创造的过程与方法
创造意境的方法,主要是通过意象的选择与组合,创造具有境外之境、象外之旨的艺术空间,要点在于处理好形与神、虚与实的和谐契合,即要做到形神兼备、虚实相生。意境的虚实结合,有两条途径,即寓虚境于实景的方法与化情思为景物的方法。
(一)寓虚境于实景
寓虚于实,以实显虚,这种虚实隐现的莫测变化和灵活运用,是各类艺术都需要的表现方式,因为巧妙地处理虚实关系,是达到以少总多、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的重要途径。这种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戏曲和绘画艺术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抒情性文学的意境中,其主要表现为“形”与“神”的关系。即作者把作品中所描绘的实景与在实景之外通过比喻、暗示、象征等手法形成的想象的虚境交融在一起,从而呈现出一个似有实无,似无实有,若有若无,亦有亦无的境界。
(二)化情思为景物
情感贯穿于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特有内容。寓虚境于实境,化情思于景物,这两种创造意境的途径,都具有因小见大,以少总多,用有限表现无限的功能。它们不是互相对立完全分离的。在创作过程和具体作品中,它们往往是同时存在、互补互成的。唯有熟谙了这种相互结合相互转换的关系,方能做得出情澄意深,气象万千的意境。意境有不同的类别。在意境的创造过程中,由于作家的个性、风格和表现方法上的差异,意与境两者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显现形式也会不同,因此产生出意境的不同形态。一般来说,意境可划分为两类: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定是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写在诗中之物,也都已是情感的眼睛看出来的另一种自然风貌。有我之境的特点是什么?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有我之境,不是以我代物,不是唯我之境,而是诗人感情比较强烈,非把自己的情怀传递到景物上去渲泄不可,于是他所捕捉到的景物,也都染上了浓烈的情感色彩,成为明显的“情物”。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在主体情感表现形态上的区别,同它们形成过程的差异有关。无我之境的产生,往往是先有景物,使诗人见景生情,情是由景引起的,感受上是主动的,情是被动的。所以,在意境形象中,景较突出,情则比较隐约。
总之,意境的本质特征就是一种生命的律动,它向我们展示了生命本身独特而灵动的美,是我们民族固有审美心理结构的最高表现。突出意境、创造意境,应该成为抒情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核心和永远的灵魂。
摘要: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也可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本文以“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为例,从选择课题、开展活动、撰写报告等方面对古代文学开展实践性教学的方式、方法,以及须注意的问题、制度保障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以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为主要学习对象,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式。作为传统学科,古代文学课程在教学方法、学习方式、考核形式等方面都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笔者认为,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古代文学课程也可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2014年,笔者组织学生进行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常熟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研究”;2015年,这一项目被遴选为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下面就以这一项目为例,探讨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其相关问题。
一、选择课题,设计活动方案
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学习。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可以更生动有效地开展古代文学的教学活动。古代文学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课题。教师应选取学生感兴趣,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课题,这一课题应既与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相关联,又能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检验学生专业能力,提高其专业水平的目的。地方文化资源中的园林、寺院、名人故居、古建筑、历代名人题咏、匾额楹联、石刻铭文等,都与古代文学有内在的联系,是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理想资源。我校所在地江苏省常熟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尝试将对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之中。虞山是常熟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拥有较为丰富的石刻资源,这些石刻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前期调查基础上,笔者选择“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课题。确定选题之后,设计活动方案是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关键。活动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总体规划,可采用教师指导、师生协商、学生撰写的方式进行方案设计。教师给学生规划课题的总体思路,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活动方案。活动方案一般可以从选题原因、实践活动的目标、内容、活动思路、方法、成员分工、活动意义、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设计。方案设计也是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方式,经过反复论证、修改,最终要形成一个既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活动方案,这个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
二、实地调查,开展实践活动
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有效补充。古代文学作为传统学科,历来以教师讲授为主,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设计,可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教师可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以全班集中和分组进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活动,把虞山石刻资源分为言子墓、仲雍墓、辛峰亭、读书台、西城楼阁、剑门、忠王碑亭、兴福寺等区域,每个小组负责调查一个区域,教师指定小组负责人。各组调查之后,在全班作调查成果的展示,交流心得体会。牌坊石刻、摩崖石刻、碑刻是三种常见的石刻类型,在本次实践性教学活动中,对这三种石刻都进行了调查。针对不同石刻类型,教师预置不同的研究内容,让学生先进行相关的文献查阅,了解不同石刻类型的常识、特点,然后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牌坊石刻多与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有关,在实地调查之前,教师布置学生对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进行较为充分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让学生现场讲解牌坊的时代、形制特点、意义等。言子墓、仲雍墓区域的牌坊石刻较为集中,在言子和仲雍两位常熟先贤的墓道上分布有多个牌坊,上有匾额、楹联石刻。仲雍墓道的牌坊石刻为乾隆年间所建,第一道牌坊上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的横额,楷书字体,谨饬规范;第二道牌坊的横额为“南国友恭”四个楷书大字,横额背面是“让国同心”四个大字,字体均以遒劲见称。柱联上联为“道中清权垂百世”,下联为“行侔夷惠表千秋”;第三进牌坊横额有“先贤仲雍墓”五个楷书大字,字形险中求正,颇有大气之美。两侧立柱有石刻楹联,上联为“一时逊国谁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垂还属虞”。言子墓道上有乾隆御笔“道启东南”“灵萃勾吴”,以及江苏布政使所写“南方夫子”等石刻匾额。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辨识文字、欣赏字体、理解联对的意义,学生兴趣浓厚,现场气氛活跃。这些调查活动作为古代文学课程所学知识的拓展,在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开拓知识领域等方面,都能收到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效果。
摩崖石刻是石刻的常见类型,多见于山岩险峻之处。旅游风景区的摩崖石刻,作为历史遗迹,具有文物和观赏价值,也为景区增添了历史文化内涵,教师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引导学生探讨摩崖石刻的意义,进而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从而达到引领学生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虞山的剑门景区,巉岩嶙峋,巨石耸峙,有多处摩崖石刻。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康熙皇帝所题的“烟岚高旷”四个楷书大字,刻于高耸的巨石之上。剑门为康熙皇帝所欣赏,这也是景区价值的极好说明。这幅石刻周边有双龙交汇的图案,正上方有“康熙御笔之宝”篆书大印,形制远大于通常印章,尽显帝王气派。由于年代久远,印文较为模糊,须仔细分辨方可识别。也可看出此处摩崖石刻,是以康熙手书条幅,影写摹勒上石的。印章、字体、图案等都具有古代文化的特定内涵,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以增加学生的历史文化知识。其他还有明嘉靖年间所镌“剑门”两个摩崖大字,也极为雄劲挺拔;明万历年间所镌“去思石”三个隶书大字,清咸丰年间所镌“青云得路”四个篆书大字,也都各显风采,具有观赏价值。摩崖石刻多为书法典范,字体以篆、隶、楷为多,大气庄重,教师可通过讲解摩崖石刻知识,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书法之美,也可以将相关石刻背景的研究布置给学生,进一步提高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碑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石刻资源中占主体地位。对于碑刻的调查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虞山上的碑刻较多,这些碑刻内容丰富,形制各异。言子墓道边侧有石亭,内有乾隆十六年(1751)所立御碑一座,碑文略有残缺,近年经过重新勾勒,较为清晰。在实践活动中,教师指导学生当场辨识碑文。学生阅读碑文的困难,一方面在于识字,教师要强调学生认识繁体字,以及各种异体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句读,教师要训练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组织学生现场辨识碑文,可指定一名学生负责抄录工作。同学们一起辨识文字,斟酌句读,遇到难点,先进行思考、讨论,然后由教师进行启发、指点,大部分难点都能当场得到解决。
学生运用在课堂中所学到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知识,进行碑文的阅读,不认识的繁体字、异体字等又可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提高他们进行一步学习的兴趣。御制碑文的文体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书写格式,如抬头、避讳字、落款等都属于古代公文写作的特殊形式,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让学生真切地感受、了解古代文化,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有些碑文的语言文辞颇为优美,称得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在调查过程中,学生要完成碑文的誊录工作,在组织班级交流活动中,可让学生朗诵碑文,分析鉴赏碑文中的优美词语。比如虞山半山轩附近忠王碑亭内的报恩碑坊碑文,骈散相间,词句优美。歌颂忠王率兵作战云:“爰命忠王荣千岁,式总戎旃,载膺阃寄。丹旗耀野,玄甲烂空。剑气冲云,城上之残虹欲断;弓珧控月,阵前之画角齐鸣。鼍鼓腾响而砰訇,蛇矛交锋而闪铄。飞半空之霹雳,爇山骨而皆赪;凌万仞之嶙峋,踏冰岩而尽白。妖氛扫尽,我勇馀然。”表现太平军作战之勇猛,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描绘太平天国治下的常熟:“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祥和富庶之景,令人悠然神往。这种直接面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实践性教学,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让学生对历史文化有最直接的感受,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是多么鲜活生动,富有魅力。因此,开展与古代文学课程相关的实践性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所发挥的作用,是传统课堂教学所无法达到的。
在这次虞山石刻资源的调查中,学生对“识字”的重要性,以及书法艺术美都有了切实的认识。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形态,除了最为通行的楷书以外,篆书、隶书、草书也都有较多的使用场合。比如中国古代碑刻,都以篆字书额,而篆字对于多数学生来讲十分陌生,不能认读,教师可借此讲解:篆额是中国碑刻的传统做法,篆字线条流畅、古朴大方,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在匾额、楹联、碑刻中运用广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能够认识、欣赏篆字。教师通过识读篆字碑额,增加了学生学习文字的兴趣。碑刻是古代书法艺术的体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法书作品都是以碑刻拓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虞山上的碑刻,也都字体优美,刻工精巧,可视为书法典范,具有观赏价值。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对碑刻之美也有了一定的领会。在石刻铭文中,也有草书楹联。比如剑门藏海寺,山门两侧有“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的草书联对,为草书名家于右任先生所书,楹联涵义深刻,字体大气而飘逸,实为精品。站在寺门前,多数学生却无法识读,教师借此讲解草书也是汉字的一种书写方式,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不认识草书,对于阅读古代文献会造成很大障碍。虞山东南麓的读书台,相传是梁昭明太子读书之地,内有巨石,上有《虞麓园说》铭文,为道光丙午(1846)年所刻,园林部门所作景点介绍上误作《虞麓园记》,这个讹误的发现,让学生认识到正确识读文字对于做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汉字的各种字体,既可以欣赏书法之美,也是学习、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结合实例的现场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识字”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对于学习文字、书法、文学的兴趣,进而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撰写总结报告,呈现研究成果
教师对于实践性教学活动要有总体的设计和安排,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可以完成一个实践性教学活动任务。总结报告的撰写也十分重要,它既可以呈现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成果,又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书面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在排版、图像处理、视频制作等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总结报告的总体思路设计一定要有教师的参与,为学生出谋划策,还要进行多次的修改。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性活动,也是以学生撰写总结报告作为最终成果。在师生共同商议下,报告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绘制虞山石刻资源分布图。虽然没有绘图经验,但他们勤于思考,克服困难,最终绘制出石刻资源分布图,对虞山石刻资源做了一个直观的呈现,这一工作具有首创性的意义;其次将虞山石刻分为牌坊类、碑刻类、摩崖类,用图片和文字说明的方式分别予以详细介绍;再次是碑文整理。将这次活动中实地查访的石碑碑文进行标点整理,同学们通过查检《汉语大字典》,以及“汉典”“异体字网站”等网络检索手段,辨识了他们所不认识的文字。对碑文的标点也是反复阅读、修改,最后拿出了高质量的碑文标点整理稿。常熟地方文化部门也整理过一些碑文,但仅限于价值较大的碑刻,绝大多数碑刻没有铭文整理。这次实践性教学活动所整理的一些碑文,都是首次整理,对于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最后是编制索引,让读者便于查找相关石刻及其内容。在多次修改之后,同学们最终拿出了一份内容丰富、形式精美的研究报告。
四、实践性教学活动须注意的问题及保障措施
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调查研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从“实践性”“训练性”的角度出发,组织学生参与活动。笔者通过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总结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确定合适的选题,设置合理的预期目标。教师要结合专业特点,把实践性教学活动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拓展,从学生自身知识结构、水平出发,选择恰当的课题。预期目标的设置不可过高,要具有可行性。对于古代文学课程来讲,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古代文人、文学作品都有密切的关系,对其进行考察、探索,是课堂教学的有益拓展。运用所学古代文学知识,解决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求,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其次,教师的参与度要高。教师不但要负责确定选题,指导撰写活动方案,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还要全程参与。尤其是实地调查环节,教师通过现场指导,实际上就是将课堂讲授转移到实践场所,这对教师专业素养也是一个考验,教师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项目,需要教师认识篆书、草书,各种异体字,还要有一定的书法修养,才能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活动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又能给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对于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大有裨益;再次,要注意通过撰写活动方案、总结报告,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师要对书面材料反复修改,并留下痕迹,让学生进行揣摩,提高其文字表达能力。除了总结报告以外,实践活动还可以有拓展成果,可引导学生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撰写小论文,这对学生科研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好处的。
由《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和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历史文献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于6月25—27日在广州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的80多名专家与会,共提交相关论文69篇。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夏泉,《中国史研究》主编彭卫,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刘正刚等在开幕式发言时指出,历史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大数据时代给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机遇与挑战,随着更多新文献不断被发现、特别是数据库等应用方式的普及,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好的史识与问题意识;应该处理好传世文献与出土新资料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度重视新资料而忽视传世文献;历史文献的书写在不同时代都有可能经历了增减和改造,因此历史研究者还要做好文本考证工作,处理好追求小“真”与大“真”的关系。
在大会学术报告和小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分别选取正史、文集、志书、档案、类书等传世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碑刻、简牍等资料,就其如何促进古代社会研究展开热烈讨论。从论文及讨论情况看,此次会议有四个特点:
其一,这是一次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学术论文涉及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考古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还有部分学者提交了大数据时代如何深化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对于开阔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视角,以及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研究方法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二,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大多数学者仍偏重于从传世历史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或对传世文献进行新解读,也有部分学者重视对新发现的文献材料的运用,如对韩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相关机构所藏文献的新发现进行探讨,对闽东地区新发现契约文书展开研究,还有学者重视对出土文献的运用与解读。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程章灿教授认为书札是提供历史人物与事件信息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艺术、文物价值都很重要。书札文献的整理出版有字迹辨认难、收发信人考证难、多页书信排序难、甄别真伪难等困难,需要从文献史料角度、书法艺术角度以及笺纸文物角度相互结合,推进数量众多的历史书札的研究和利用。
其三,注重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展开比较研究。与会专家的研究中展现出将传统文献(如正史、文集、笔记、方志等)、民间文献(如碑刻、家谱)、新出土资料、口述资料等进行比较互证,展开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讨论的特点。如著名蒙元史专家、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针对陈桱《通鉴续编》中一段与蒙古先世和成吉思汗建国前有关的记载,与《元史》《圣武亲征录》《蒙古秘史》等文献进行细致比对,进而对《通鉴续编》中的相关记载及其传播流变做了细致考察。刘正刚教授以明初女官制度为例,指出地方文献对正史有重要的补充完善价值,虽然女官个体在正史中不见踪影,但通过地方志、文集、碑刻、族谱等资料,可以逐步复原她们的鲜活形象。
其四,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如对历史实证主义的思考,对目前学界存在的“二重证据法”的过度解读现象的思考和认识等。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提出要重新思考历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彭卫教授以秦汉史为例,提出应当处理好传世文献与新出资料的关系,他认为传世文献是构建我们对秦汉时代历史想象的基本脉络和空间,出土资料一个重要功用在于纠谬、连接历史碎片,两者之间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
“之”在主谓间的作用,衡阳师专学报1983.1间“之”主谓结构的语法功能,衡阳师专学报1983.3-4合刊试谈使动、意动用法的归属和注释问题,衡阳师专学报,1984.1也谈“M1之于(於)M2”,衡阳师专学报1984.2数量结构的误用,中国语文天地1986.6谈怎样掌握古代汉语被动句,湖南电大(报)1986.11.20“离黄”及相关语词考——联绵词性质新探,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增刊)1987《论语》里的“必也,P”句式,中国语文1987.3状语“请”字的意义分析,衡阳师专学报1987.3古汉语词汇学说略,衡阳师专学报1988.4古汉语词汇学与训诂学关系谈,《中国语言学发展方向》(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论据部分),古汉语研究1989.1从《毛诗平议》看训诂中的逻辑问题(证明部分),古汉语研究1989.4《毛诗平议》训诂结论的检验问题,汉字文化1990.2古汉语词汇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湖湘论坛1989.3使动、意动误例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4信息修辞略论(合作),修辞学习1990.1古文中的语句省略,语言研究1990.2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诂实践(上),古汉语研究1990.4;王念孙父子的“连语”观及其训诂实践(下),古汉语研究1991.2省略新论(上),零陵师专学报1991.4省略新论(下),零陵师专学报1992.1是误解,不是“挪用”——也谈古今连绵字观念的差异,中国语文1991.5《左传》训诂札记,古汉语研究1992.1生活中的语言困惑,《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化论集》,亚太教育书局1993.12《左传》谓语“请”字句的结构转换,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3“乐岁终身苦”新解,古汉语研究1996.1楚国简帛文字研究概观,江汉考古1996.3楚国简帛文字丛考(一) ,古汉语研究1996.3楚国简帛文字丛考(二) ,古汉语研究1997.1楚国简帛文字丛考(三),古汉语研究1998.2楚国简帛文字丛考(四),古汉语研究1999.1汉语表达中的“意域项偏举”,香港《中国语文通讯》总41期,1997.3汉字的形体演变与整理规范,语文建设1997.3从楚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看战国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徐州师大学报1997.3《诗经·邶风·北风》篇新解,古汉语研究1997.3论汉语字词形义关系的表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4《诗经·豳风·九蜮》新解,孝感师专学报1997.4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97.5论意域项的赘举、偏举和复举,中国语文1998.2考释古文字应重视构形理据的分析,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二集,1998.5凿通阃奥,化难为易——评庞月光《<抱朴子外篇>全译》,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8.2《尚书》《论语》札记十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4-5中·身·年音义关系小考,《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1999.7本体·系统·比较--汉字史研究方法论,中国教育报《语言文字版》,1999.8.20论古籍电子化的保真原则和整理原则,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1当务之急在于全面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21世纪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漫议,《问题与对策: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0论汉字数量的统计原则,辞书研究2001.1佛经津梁,词典资源:读李维琦先生《佛经释词》《佛经再释词》,古汉语研究2001.1论汉字职能的演变,古汉语研究2001.4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开创现代学术新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6传统语言文字学在现代语文教学中的应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1现代形声字的判定及“类义符”和“类声符”,古汉语论集(第三集),岳鹿书社,2002.1《孟子》“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疑诂,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2论汉字的字际关系,《语言》第3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散文名篇《春》修辞解析疑误二则,汉语学习2002.5试论地名标准化“语文标准”的原则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2.2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注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课程·教材·教法2002.11论汉字的记录职能(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1论汉字的记录职能(下)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2《包山楚简》“言菐”义解诂,古汉语研究2003.1楚简“言菐”字及相关诸字考辩,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7号,2003.7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古汉语研究2004.2字理与字理教学,吉首大学学报2005.2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及表述,古汉语研究2005.2汉字语用学论纲,励耘学刊(语言卷)2005.4关于“异体字”的几个问题,语言文字应用2006.1汉字性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1论汉字起源的具体所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4集),商务印书馆,2006.12论汉字结构的演变,河北大学学报2007.1训诂材料的分析与汉语学术史的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7.2早期有关“古今字”的表述用语及材料辨析,励耘学刊2007.2略谈源自佛教的汉语熟语(上),新加坡《愿海》(第56期)2008.7略谈源自佛教的汉语熟语(下),新加坡《愿海》(第57期)2008.9成语“一丝不挂”源流考辨,新加坡《愿海》(第58期)2008.11“余予古今字”考辨,古汉语研究2008.4科研项目参与的项目修辞学研究专题(湖南省教委重点项目1988-1990)章太炎在日本讲授说文段注笔记整理(全国高校古委会一般项目1994-1995)高校汉字学课程改革实验(北京市教委教改项目1997-2000)在高师增设汉字学为基础课程的教改试验(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改重点项目1997-2000)语言文学研究对基础教育教材的支撑作用(教育部“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课题2000-2001)楚简集释长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1—2004)独立承担项目二十世纪语言学研究概观(湖南师范大学校级项目1990-1991)楚文字集成(新闻出版署“九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1997-2001)汉字“二笔输入法”学术评估报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评估处委托项目2000)现代汉字的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2001-2003)汉字学课程内容的优化组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项目2005-2006)宋代碑刻及手写文献电子典藏及属性描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5—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