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方式。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税收政策的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税收政策的相关论文篇一
《中小企业税收政策研究》
摘 要：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所以扶持中小企业就变成了政府的重要政策，其主要宏观调控手段就是通过税收政策。本文结合自己的工作 经验 ，谈谈现阶段对中小企业所实施的税收政策中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几点浅薄的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地位和作用;存在问题;建议
在我国，中小企业就是为了满足人们和社会的需要，按照国家的政策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基本上都是生产规模较小的企业。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小企业蓬勃发展，解决了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使税收迅速增长，城乡建设开启了新的局面。虽然中小企业为国家为人民带来了很多益处，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资金的投入、人才引进欠缺，资源无法得到很好的利用等问题，使得中小企业成为了弱势群体，非常需要国家政府部门伸出援助之手，多制定一些扶持政策，虽然目前政府部门已经采取了很多 措施 ，但是税收政策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的功能和积极作用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1 目前中小企业税收政策中的缺陷
1.1 增值税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现行的税法中，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两种。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纳税额是按照所销售的货物或者是应税劳务并按照规定税率进行计算征收，进项税额不能抵扣，销售货物的增值税所需的专用发票不能自己开，要是企业需要，必须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然后代开，应纳税额是销售额与征收率的乘积。这种税收政策给中小企业的纳税人会增添很多税收方面的负担，隐形抬高了时间成本，很多购货方没有足够的进项税额抵扣就不愿意购买中小企业的货物，那么他们生产出的产品就会滞销，卖不出去，导致资金周转不开，阻碍发展甚至停产倒闭。
1.2 所得税中的缺陷
目前我国的税法，对于企业类明文规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五，中小型企业为百分之二十，需要国家重点扶持有关高新技术类的企业是按照百分之十五来征收所得税的。但是规定了中小企业的范围条件：工业企业，每一年度要缴纳的所得税总额不超过三十万，企业内的从业人员不能超过一百人，并且总资产不能超过三千万;其他企业，一年度要缴不超过三十万的所得税，企业内部员工不能超过八十人，必须是不超过一千万的总资产。但是从上面的规定范围看，政策中能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只是一少部分企业，形式单一，并且一些需要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是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的。固定资产进行折旧计算时 方法 单一，并有着较长年限。现在的税法中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使用的计算方法是直线法进行准予扣除，企业的生产设备折旧年限最低为十年。但现实中因为科技更新换代较快，设备的更换频率提高，那种单一的直线折旧法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发展的步伐，可是如果用加速法进行折旧计算或者是把折旧年限进行缩短，纳税人就得提出申请，由主管税务的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逐级上报给国家税务局进行审批，这样做程序很复杂，现实操作更是困难重重。现行税法规定对于属于个人股东分得并再投入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以及将企业未分配利润直接转增资本的部分，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样就加重了扩大投资的税负，影响中小企业股东再投资的积极性。
1.3 中小企业没有充分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
目前国家对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源优化型企业等虽然已经制定了很多的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但是具体的执行部门没有完全落实国家的税收政策，相关媒体也没有对税收政策进行大力宣传，最后导致部分企业因为不知道或者是了解不全面而没有享受到国家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更不知道如何来办理流程，所以在实际中没享受到国家税收方面优惠政策的企业太多。
2 改进税收政策的几点建议
2.1 建立较为稳定的税法体系，提高宣传力度和税法的落实度
要尽量避免现在税法中任意增添文件、随性篡改条例与细则，导致税法不稳定的弊端。同时当出台新的一种税法时，有关部门必须重视，做好宣传和讲解，比如媒体和报纸等，税务机关部门还应该考虑到对企业的管理者、企业中的财务人员组织定期学习或者是培训，使得税收的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户，人人知晓。
2.2 完善增值税制度
①对于小企业的纳税人适当放宽自开增值税方面专用发票的权利，要是小企业的纳税人在生意来往中必须要开增值税发票，并且能够及时提供很完整和准确的必备纳税资料的企业，应该允许他们参照一般纳税人的税率计算销项税额开具发票，取得发票的购货方也允许抵扣进项税，以保证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
②按照每个区域的实际经济水平情况，授权各地可以适当去调整中小企业纳税人的起征点。我国地域广大，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参差不齐，相差较大，政府部门应该重视这一特点，授予各省市自治区一些特权，结合当地的实况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自行调整本地方中小企业纳税人的起征点，达到减轻纳税人负担的目的。
2.3 改革所得税制度
①尽量缩短固定财产在折旧上的年限，可用折旧加速法，提升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效益。如今科技发展飞速猛进，形式多样，要提升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必须使用新技术，购买高科技设备，这样才能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日本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折旧法很灵活，第一年能计提的折旧为百分之三十，可以缩短新兴产业的折旧期限，能缩到四到五年。我们国家也可以借鉴外国的先进做法，在折旧年限上多结合当前的形势，适当缩短。
②要想中小企业更好的发展，就要多鼓励自有资金的大量投入，然后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政府部门要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在一定的时期内减免税收或者是低税率，促使中小企业发展。
2.4 完善税收征管，优化服务体系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整改纳税服务体系，适当进行优化，比如简化申报手续，根据实情设置征管期限，多为中小企业的利益考虑，创造好的纳税环境。制定措施时应周全考虑，细化方案，并多做 市场调查 ，结合实情对症下药。还可以建立税收辅导班，号召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和账务人员参加培训。
3 结语
总的来说，正确的税收政策能够促进中小企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提升国民生产总值，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帮助人们提升生活水平，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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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是我国为了保障财政收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引导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而开征的，有着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消费税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消费税的论文篇1：《浅谈旅游消费税收政策》
一、旅游消费及其拉动内需的特点与税收政策刺激旅游消费的着力点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建立的经济特区主要是投资特区，意在吸引投资;而今像海南国际旅游岛，则重在吸引消费，称之为旅游消费特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这说明旅游消费特区建设可能会不断推进，相应地对旅游消费的刺激作用将更猛更有效。制约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有居民的收入水平、闲暇时间及旅游消费产品的吸引力等方面。尽管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养老、住房、医疗、 教育 等方面的刚性支出的存在，尤其对这些支出预期的存在，仍使部分居民，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因收入水平不足而不“能”消费，或即使暂时有消费能力也不“敢”消费;由于带薪休假制度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以及每年假期过于集中导致出行难，旅游产品吸引力还不够、旅游环境还有待完善导致旅游体验较差，使居民不“愿”消费。作为国家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之一，税收制度和政策对促进旅游业发展以及旅游消费的扩大和升级具有重要影响。税收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的优化，是促进旅游生产力发展、提升旅游产业内涵质量、优化旅游发展环境的重要途径。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旅游市场的活力进一步被激发，要素活跃度明显增强，税收政策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相应刺激旅游消费方面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税收政策促进旅游消费的着力点正是通过改变制约旅游消费的三大因素来提升旅游消费，即如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如何增加可用于旅游的时间及如何推出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包括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涉及各要素的特色产品的提供等。
二、制约旅游消费的主要税收政策原因及刺激旅游消费的主要税收政策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还没有在全国层面形成独立的和体系化的旅游税制，从优化税收政策运行环境看，决策层面需要就通过税收手段促进旅游业发展和刺激旅游消费这一重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 财税 部门同其他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增强政策的衔接和协调，以此优化促进旅游业发展和旅游消费升级的税收政策运行环境。当前旅游相关税收制度与政策仍存在诸多不足，不能全面和实质地满足促进旅游经济发展尤其是刺激旅游消费的需要。例如，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投融资等方面还缺乏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旅游业的税收负担还有下调的潜力;税收在促进旅游产业内部均衡和优化、促进优质旅游产品供给、增进旅游同相关行业衔接性和比较优势发挥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制度与政策优化余地，如税收政策还不充分关注出境游、入境游、国内游的均衡发展，对旅游新业态、旅游消费新模式缺乏应有支持，对旅游消费特区类旅游主体功能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还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支持体系;在直接刺激旅游消费方面无论是对企事业单位还是对居民个人还没有直接的税收 措施 ;对推动带薪休假、鼓励旅游新产品供给(如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等还没有相关政策;对刺激旅游购物尤其对生产和消费“旅游商品推荐名单”所列商品还缺乏税收鼓励措施;对购物退税制度已经在海南岛实施了离岛免税购物办法，免税购买额度也有所提高，但入境游客购物退税制度还没有建立，更没有从国家战略角度研究如何推出可供入境旅客消费的代表国家形象和地方特色的标志性商品。因此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从贯彻税收法定原则的角度系统研究促进旅游消费的税收政策措施。
1.从供给角度看
通过税收政策措施促进旅游业本身的发展，以提供更吸引居民旅游消费的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时尚化的旅游消费产品，使居民“愿”进行旅游消费。税收支持主要是不同形式的税收支出，主要是对旅游投资的刺激及对市场失灵的调节：一是要研究制定针对旅游投资的优惠政策。如对购买旅游企业发行的企业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旅游项目投资从获利年度始可以享受几年的免税政策，或者享受投资从应纳企业所得税中进行一定比例的抵免;由于旅游产品的推广宣传具有特殊重要性，对旅游宣传费用应允许税前全额扣除;由于旅游新业态的投资风险大、效益难确定，在新业态发展初期，应给予一定的减免税收优惠，如对自驾车、房车营地建设项目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二是需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旅游企业和从事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生态旅游等业务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限期适用优惠税率，这既是平衡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差异的措施，也是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三是要提高旅游业应纳税额核算中人员培训、筹资融资等方面的成本费用扣除标准，降低旅游企业税负。四是应完善旅游业并购所得税收制度，积极促进旅游企业上市和资产的并购整合，引导大型旅游企业向适度集团化和市场集中化方向发展，优化旅游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结构。五是要优化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如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引导形成国际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并重的旅游消费格局，建立合理的旅游产品结构，增强旅游产品间的衔接和协同。
2.通过税收鼓励特色旅游商品开发和完善购物退税制度
我国2013年境内旅游购物收入约7000亿元。国发[2014]31号文件中提出：“到2020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达到5.5万亿元”。2009年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旅游购物，提高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此后我国的旅游购物、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有了长足发展，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也逐年提高。目前，全国旅游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比重已接近30%，但相较旅游购物发达国家和地区40%-60%的比重，还有很大差距。当我国旅游购物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从现在的不到30%上升到旅游发达国家的最低点—占比40%时，消费额就能达2.2万亿元，这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对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有着重大的影响和意义。税收方面对列入“旅游商品推荐名单”的商品的研发费可视同科技企业的研发费加计扣除，对旅游商品的宣传费亦可据实扣除。要加快研究制定入境外国游客的购物退税制度。欧洲、澳大利亚等已经有很成熟的外国游客购物离境退税制度。随着我国游客到欧洲旅游人数的激增和购物支出的增加，欧洲国家在方便我国游客退税方面也出台了不少“便民”措施，如提供现场退税、提供中文服务甚至直接提供退税一条龙服务等。我国的税收征管、海关管理方面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但由于缺乏退税制度，更缺乏有吸引力的商品，从外国游客购物方面取得的收入并不多。应尽快选择一定的商店作为免税购物的定点企业，在商店或海关设立退税柜台，确定退税流程和额度，以刺激旅游购物。
3.从提供旅游时间角度
通过一定税收措施鼓励所有单位和企业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通过闲暇时间的保证让居民“能”进行旅游消费。尽管我国相关法律已经规定了带薪休假制度，但要真正落实仍需要一段时间。在过渡期—比如3年内，允许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双倍休假期间的工资支出。对避开法定假日高峰期，实施错峰带薪休假并且享受休假的职工人数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可以按职工工资总额再加计一定比例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4.从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角度
应完善对个人旅游消费的优惠措施，使居民“能”进行旅游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扩大旅游消费的根本途径，从旅游业角度通过发展旅游业提高相关从业人员数量，并逐步提高其收入水平是一个方面，从与旅游相关支出的税收优惠看，又是另一个方面。比如，对企业为职工提供集体旅游或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旅游支出的，可以设定一定限额不计入个人应税所得范围;旅游企业为吸引旅客进行旅游券免费发放的可以加倍进行税前扣除;在逐步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时可以考虑允许居民个人每年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一定额度的旅游消费支出;鼓励旅游消费信贷，对旅游消费信贷支付的利息允许在税前扣除;加快完善养老医疗教育等项改革，为居民旅游消费提供底气和信心。
5.建立旅游特别消费区(或称自由旅游贸易区
或将旅游特别消费区的概念直接并入自由贸易区概念)，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对边境旅游消费特区应视同“境内关外”，实行封闭管理，区内关税零税率，购物零税率。应制定相应的促进消费的政策，除零税率外，在消费特区推出适合的旅游新产业并制定相应税收政策，尤其在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更应从入境免签证到购物管理等全方位实行优惠。也可以在内地建立类似的消费特别区，尽管全封闭较难，但也可增设免税店、完善退税程序。制定鼓励内地居民去旅游消费特区购物和消费的优惠政策，如继续提高从海南离岛购买免税物品的额度等。
6.配合“一带一路”战略
研究对入境游和出境游及国内游的税收差别待遇，适当调整我国居民旅游结构，缩小旅游贸易逆差。对涉及“一带一路”的国家可以鼓励国民去旅游，并放宽免税入境物品的额度。鉴于我国2014年出境游客已经大大超过1亿人次，而入境游则增长缓慢，可以结合外交需要，适当控制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境旅游流向和总量，如考虑对出境游客征收一定的旅游特别消费税;同时严格控制我国居民出境旅游后携带免税品入境的数量，严格按照关税条例对行李物品征收关税。与国内扩大免税店规模、提高免税品购买额度、鼓励去旅游特别消费区进行购物进行配合，促进国内旅游商品的消费。
消费税的论文篇2：《试论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其他税种的影响》
一、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增值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增值税的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体系当中，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及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流转额征收的一种商品税，而增值税一般是对普通货物在各个环节普遍课税。一般情况下，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消费税是对需要限制和控制消费的特定的消费品和特殊的消费行为按消费流转额再征一道税。我国消费税的具体征收环节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在委托加工、进口以及零售环节也有部分特殊规定。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一般而言，其计税依据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具有同一性，但当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抵偿债务时，增值税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平均价计税，消费税则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最高价计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影响
在消费税应纳税额从价定率计算 方法 下，应税消费品的应纳税额为销售额乘以适用税率。反观增值税，计征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与计征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均以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由于消费税税收筹划而降低其计税依据时，必定引起增值税销项税额同向减少。
在一般销售形式中，由于消费税与增值税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是相同的，所以消费税税负与增值税的税负呈同向变化。而针对特殊销售形式，则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增值税可能也同样做作视同销售处理，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集体福利等，在这一情形下，既缴纳消费税又缴纳增值税，基于同一计税依据，消费税与增值税的税负同增同减。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税作视同销售处理，而增值税不需要视同销售，例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用于管理部门使用等，这一经济活动只需缴纳消费税，而不缴纳增值税，则消费税的税负不对增值税产生任何影响。同样，在某些经济活动中，可能只有增值税作视同销售处理，而消费税不视同销售，例如销售代销应税消费品等，只缴纳增值税，而不缴纳消费税，两者相互独立，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于增值税的税负高低也无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系
按照我国消费税法的规定，消费税是指对消费品和特定的消费行为等按消费流转额征收的一种流转税。而房产税则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照房屋的计税余值或租金收入，向产权所有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并无交集，两者没有直接联系。但基于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例如在消费税视同销售行为中，与房屋有关的应税消费品成本计入到房屋的成本时，消费税税负变化会对房产税税负产生影响。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房产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房产税的关联度较低，在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只有比较特殊的经济活动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房产税负呈同向变动，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也会使得房产税税负同向降低。
【案例1】
甲公司为某市木质地板生产企业，2015年初准备修建一栋办公大楼自用。该公司准备用一批成本为100万，平均售价为110万(不含税)的实木地板用于大楼的建设。试分析，此项经济活动涉及的消费税是否对房产税产生影响?
方案：企业为取得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一切合理支出，例如人工支出，材料成本，相关税费等。上述案例中涉及的经济活动为企业将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应作为视同销售行为进行处理。该批实木地板的成本以及涉及的消费税应计入办公大楼成本当中，而不能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中，所以会导致大楼成本增加，使得消费税与房产税税负呈同向变化，与企业所得税税负呈反向变化。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自2016年5月1日全面实行“营改增”后，不存在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对于自产应税消费品用于在建工程项目而言，其增值税部分也就不作为视同销售处理。而“营改增”之前，其增值税视同销售的部分也同时计入到办公大楼成本当中。
因此，此项经济活动计入办公大楼的成本为：
“营改增”之前：100+110×5%+110×17%=124.2(万元)
“营改增”之后：100+110×5%=105.5(万元)
三、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关系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的征税环节不同，消费税主要在生产环节征税，而土地增值税则是对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产权时，对取得增值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与此同时，二者应纳税额的计算也大相径庭。按现行消费税法的基本规定，消费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主要在生产环节，分为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复合计征三种方式，而土地增值税则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可以采用速算扣除法计算，即计算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按增值额乘以适用税率减去扣除项目金额乘以速算扣除系数。由此可见扣除项目是决定土地增值税税额大小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没有直接联系的税种，只有基于特殊的经济活动下，消费税税收筹划所带来的增值税负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土地增值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土地增值税的影响
消费税与土地增值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直接联系，在纳税人现实的生产经营过程当中，也只有在特殊应税消费品视同销售等经济活动发生时才能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并且在这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活动下，消费税税负与土地增值税税负呈逆向变动，纳税人通过消费税税收筹划，在降低消费税税负的同时，会使得土地增值税税负逆向上升，因此税收筹划工作的进行必须统筹兼顾，综合衡量整体税负的大小，而不只是单税种税负的降低。
四、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一)消费税与企业所得税的关系
企业所得税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其基本计算公式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而当期的消费税额属于扣除项目中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范畴，其中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包含除了企业所得税以及允许抵扣的增值税以外的各项税金及附加。基于上述的定义以及税法的相关规定，消费税税负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企业所得税。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纳税人当期产生的消费税额应当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而营业税金及附加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其金额的大小必然会对企业所得税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这一情形下，假定纳税人的其他情况不变，如果消费税税收筹划使得消费税的税负减少，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也呈下降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的减少而增加，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减少逆向增加。反之若营业税金及附加的金额呈上升趋势，则应纳税所得额因扣除项目增加而减少，企业所得税额随着消费税额的增加逆向减少。而对于减少收入、递延纳税的消费税税收筹划方法而言，由于减少当期确认的收入金额，则消费税税额与企业说的税税额会同时减少，呈同向变化。
消费税的论文篇3：《浅谈消费税税收筹划方案》
一、税收筹划概述
1.税收筹划的涵义
本文认为，税收筹划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税收负担降低，而是企业的整体效益最大化，甚至税收负担降低反而引起企业价值减少，这样，追求减少税负就毫无意义。国内以刘蓉教授主编的《税收筹划》中观点为代表，认为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 企业战略 管理的高度，在符合国家法律和税收法规的前提下，选择涉税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处理生产、经营、和投资、理财活动的一种企业涉税管理活动。
2.消费税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税收优惠政策是国家明文规定的，不仅有税法中规定的减免税政策，还包括对纳税人有利的可以应用的税务处理方法：如折旧方法的选择，税前扣除方法的选择，税收征管方式的选择等;另一方面我国税制的健全发展。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税收制度的不断健全，全社会纳税意识不断提高。同时，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逐渐接轨，促使税收筹划研究和从业人员水平提高，使更多纳税人愿意通过税收筹划来降低税负。因此，从长远来看，消费税税收筹划是可行的。
二、消费税税收筹划具体方案
1.对消费税计税依据进行筹划
按照消费税法基本规定，消费税计算主要有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及从价从量复合计征三种方法。一是包装物的筹划。消费税相关规定：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的，如果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而是收取押金，押金不应并入销售额中征税。包装物如果不作价随同产品出售，那么企业就可以在包装物商节约消费税。包装物不作价随产品销售，收取押金，这样方式收取的押金并不计入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二是商业折扣的筹划。税法规定，企业采用商业折扣方式时，如果折扣额和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净额作为依据来算消费税;如果将折扣额单独开票，不论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因此，企业可以按照税法规定将销售额、折扣额在同一发票中注明，可以降低应税销售额，以达到节税目的。
2.对消费税税率的筹划
从税率方面来考虑节税问题有以下两种：一是兼营税率不同的应税消费品的筹划。税法规定，多项经营不同税率消费品，应分开计算不一样税率的消费品销售数量和销售额。未分别计算的或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合成套装方式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企业如果想节省消费税，可以将税率一样或相近的消费品组成套装方式销售，也可将本身不同品牌的产品组装成套装销售。二是混合销售的筹划。税法规定，从事货物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以及以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的混合销售行为，视同销售货物，应征收增值税。企业可以考虑设立售后服务部等为客户提供劳务，将劳务收入单独核算，单独纳税。
3.已纳税款扣除的筹划
税法规定，如果将应当缴纳消费税的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消费品，可利用本期生产使用的数量计算按规定可以的扣除外购、进口或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款。允许扣除已缴纳税款的应税消费品按规定只能是从工业企业买入的消费品，对于商业企业买入消费品已纳税款全部不得扣除。企业采购应税消费品，应当尽可能从厂家直接买入，这样不但降低支出成本，而且可对已缴纳税款进行抵扣，从而帮助企业减轻税负。
4.出口退税的筹划
税法规定，企业应将不同消费税税率的出口应税消费品分开计算和申报，适用税率划分不清楚的，全部从低适用税率来计算消费税税额。企业在申报出口退税时，应当分开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经分析，对于出口业务较多生产企业来说，可以考虑组建独立核算的外贸子公司，由生产企业将应税消费品销售给外贸子公司，交纳消费税，再由外贸子公司将应税消费品出口，获得相同金额的出口退税，减轻税收负担。
三、消费税税收筹划风险防范策略
1.正确理解税收法律政策，注重税收法律政策变动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国家 政策法规 是不断修改完善，消费税税法的规定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税收相关政策是不同的。税收筹划是一项长时期工作，因此纳税人不仅要正确把握现行税收政策变化导向，而且要经常关心税收政策变动，企业可安排专门人力来收集和处理税收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税收筹划风险。
2.加强筹划人员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税收筹划执业风险与税收筹划人员素质相关，税收筹划人员具有高的专业能力，能够为企业提供高效税收筹划，降低筹划风险。这要求税收筹划人员不仅具备对税收政策的综合分析能力，而且具有丰富 经验 和完备理论结构。为提高税务筹划人员素质，减少由于知识结构欠缺所带来的税收筹划风险，企业必须重视人员的培训工作。
3.依法筹划，使税收筹划与税收政策方向相一致
税收筹划应当严格遵税收相关法律，税收筹划如果违法违规，给企业将会造成重大的损失。税收筹划成功与否，和是否依法筹划息息相关。纳税人在税收筹划过程中要处理好避税与税收筹划两者关系。税收筹划必须符合税收政策方向，使企业在享受优惠税收政策的同时，也顺应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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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法解释学”的角度，分析税法解释如何实现税法的生命力
（1）利益法学在税法解释中的指导意义。
20世纪初期之前的经典科学认为：现象世界的复杂性能够和应该从简单的原理和普遍的规律出发加以消解。经典科学的这一思想反映在法学研究中，便是与其他学科的经典模式一样，法学学者单纯地将自己封闭在法学的学科范围内，知识领域相对片面。（---[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陈一壮译2001）因此这一时期，概念法学在法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其缺陷是为了维持法律逻辑的一贯性和体系性，而忽视社会事实，无视社会的或法律的目的。在法律解释学上的具体体现就是日趋僵化和保守，丧失了创造性，无法适应社会和经济的新的要求。
利益法学就是在对概念法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利益法学撕开了“法律是逻辑自足的体系”理论的缺口，其依据是加达默尔所主张的人们做出某种理解时必然受到传统、历史性等“前见”的制约，而且不同的法律解释者所持有的不同的政治目的和利益衡量，导致实际中可能不存在众人认同的解释的目标，同时也难以找到保持一致意见的理性手段。基于以上认识，直接关注在具体纠纷中使用法律的后果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基于利益法学，就要求法官在做出解释性判决时要考虑不同的判决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解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具体解释的目的，而不必纯粹进行概念上的演算，不是单纯追求“逻辑上”正确的解释，其解释过程也不完全取决于单一的一个逻辑过程，而是权衡当事人的利益，并通过税法一般原则和税法目的的阐释，使当事人的利益得以平衡。（---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2002）。如果为了维护税法的安定，而将税法理性、客观、公正的理想和目的加以牺牲，会必然使税法的解释沦为形式的逻辑化，自然难以促成税收正义的实现。税法解释的实质是解释者活化税法的过程，其解释活动并不是一种主观意志活动，而是建立在对税法规范进行整体性的认识和阐释的基础上的，它并不违背税法的目的及基本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此种解释是符合税法具体规范的一般文义的。（---齐延平：《法律解释：法律生命化与法官职业化的过程》）
同时应当意识到，法律解释与其他解释不同，它主要是面向未来的，解决的是法律颁布后适用于具体纠纷的问题，并且是严格以法律文本为依据的。因而只有其客观性能被合法性所肯定时，才能使法律具有可预测性。所以，不能认为有权解释者对税法做出的修正和发展是一种变更税法的行为，其性质仅仅是完善税法的行为。在税法的解释被税法所吸收，并成为税法的组成部分之后，由此，成文税法就能够迅速反映税收制度的变革和经验，克服其滞后和僵化的缺陷。（沈敏荣《我国法律解释的五大悖论》2000）所以，税法解释必须兼顾维护税法的安定与税法的理想，然后税法的功能才能充分发挥。
另外，波斯纳提出了“交谈合理性”理论，以缓解税法解释中“平衡论”与“法治论”之争。它一方面通过引入解释者的自由裁量，以寻求妥当的税法解释结果；另一方面通过对解释过程和理由的合理性的强调，保证对税法妥当性的追求不会蜕变为解释者的主观任意性，从而消除税法解释中自由裁量因素对税法的确定性（即，税收法定主义）的冲击。（---张志铭《法律解释概念探微》1998）
（2）税法解释的经济学基础
税法解释的过程上是一个创造和发现的过程，税法解释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结果，既取决于人们对税法解释的态度、过程及方法，也取决于相关信息的搜寻和决策制度。由于人们无法“理性地”估算出支付多少税法解释信息成本才是合理的和最为效率的，所以只能承受一定水平以内的税法解释信息成本，并且在凭借经验判断认为已收集的信息足以作出合理的税法解释时，便不再付出成本搜集信息。（--[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2000）换言之，税法解释不是在既定的构造性前向无知和横向无知的条件下产生出“完备知识”的过程，而是将无知减少到解释者易于控制的程度的过程。当无知被降低到易控制水平时（即，有限理性时）解释者就试着作出决策了。（---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2002）（这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惑了我对经济性税收政策的评价非精确性的疑问）
本体论的解释学已经表明，解释学经验的本质就是对人类自身有限性的认识，从而我们对于世界的变迁和实践采取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洪汉鼎《理解的真理》2001）加达默尔指出：“经验就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经验。……也就是说，有经验的人明白一切预见是有其界线的，一切计划具有其不可靠性。……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1999）
这种解释学的观点还可以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冯-哈耶克将“知识问题”引入经济学，他将“构造性无知”称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方面，虽然人类一直努力运用现存知识和开发利用更多的知识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有限知识这一问题依然是人类存在的核心苦恼和稀缺的构造性因素。（[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 2000）人们在获取信息之前不可能了解获取某信息的预期成本和效益，所以他们不可能从尚未到手的知识中获得最大化的收益。个人在获得某信息之前是需要它的，这就是的所谓的“信息悖论”。另外，知识搜寻成本必须被视为“沉淀成本”。实际上，在知识搜寻成本高昂而成果又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只获得特定的部分信息并保留对其他信息的无知是合乎理性的，此即是“理性的无知”。奥地利经济学派强调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无止境的试错过程，所以，在不确定条件下为搜寻有用知识而付出成本的人仍往往不能作出理性的选择，经济行动大都具有很多出人意料和难以预测的效应。对此，理性的人们必须作出相应的预期行为。
5、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
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是在税法的解释过程中应遵循的具体原则。
（1）税收法定原则既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税法解释的具体原则。课税合法性，必然要求禁止在税法解释上采用扩张解释或限缩解释，不仅在有关税收债务发生的规定上，而且在有关税收优惠方面的规定上，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如果对税收债务发生的有关规定，加以限缩解释，或者就税收优惠的有关规定加以扩张解释，纵然对于纳税人有利，但因其违反了课税合法性的要求，应为不允许。同样，课税的合法性要求，对于所谓补充解释或反于文义的反对解释，当然也予以禁止。（这里，可以结合我国的税收优惠泛滥，加以评述）这一原则保障了税法的安定性，符合法律的预测可能性。
（2）类推禁止原则。对于税法的漏洞可否适用类推原则，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反对的观点认为，必须禁止类推原则的适用，因为税法作为侵权性规范，必须保持其稳定性，依据税收法定原则，不得作出任意的扩张或类推解释。赞成的观点认为，在一般行政法上，除行政处罚法外，即使在行政干预领域也多承认以类推适用来填补法律漏洞，在税法上没有必要排斥类推解释。这种观点以德国科隆大学教授Tipke为代表，他认为，法安定性并未要求法律适用止于“可能之文义”，实际中纳税人信赖的基础不在于个别的法律文字，而是“法律状态”，所以放弃基于法安定性推导出来的税法类推禁止理论，并非意味着放弃法的安定性，而只是为了更接近现实。在行政法理论中，很多人都赞同全部的或部分的“控权论”主张，但是税法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它一方面强调要“限制”政府的权力或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如何适度分权，以及如何适用合理的程序，按照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张守文《经济法理论的重构》2004）税法由此必然会存在一些有特色的方面，并因而不传统的行政法。
（3）实质课税原则，起源于一战后德国的经济观察法，指对于某种情况不能仅根据其外观和形式确定是否应予课税，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尤其是应当注意根据其经济目的和经济生活的实质，判断是否符合课税要素，以求公平、合理、有效地进行课税。实质课税原则主要是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经济生活多样化、交易手段复杂化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公平、合理、有效地进行税收征收而提出 的一项解释原则。 (---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2003) 根据法律规定，节税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节税与避免之间只一墙之隔，例如在一些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中往往以节税为名掩盖避税之实。所以，依据实质课税原则进行税法解释可以防止对法律僵化地、形式上地理解“税收法定原则”，从而避免了违背量能课税的原则。因此，实质课税原则是对形式课税原则的补充，尽管这种补充作用非常有限。（---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台湾月旦出版社1993）
（4）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并非仅是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而是公法与私法共通的一般法律原则，于具体存在的税收法律关系上也有其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是具有道德性的法律规范，属于法律上的强行规范，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形式上适用的补充。（---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1994）尤其随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由“税收权力关系说”向“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转变，税法成为整个公法领域中与私法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则诚实信用原则更具有实际意义。
6、我国税法解释的法律效力。
（1）我国税法的渊源。
我国税法的正式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授权，在本部门权限内发布的有关税收的规章和规范性的命令、指示，也是税法的渊源），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省、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和地方政府）、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际条约和协定。
我国税法的非正式渊源主要是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税收征管的“通知”、“决定”、“函”、“批复”、“有关规定”等。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此类文件称为“解释函令”，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职权命令），是行政机关依其法定职权所制定的命令。解释函令为保证税法的统一公平实施、减轻税务人员适用法律的疑义起到重要的作用，其中对纳税人来说关于税法解释的通知是极为重要的。在我国，税法解释数量较多，并具有实质上强制执行的效力，在实务中，适用更多的是这些关于税收的“通知”、“决定”、“函”“批复”“有关规定”等，而作为这些文件权力依据的税法反倒被冷落。
（2）税法解释函令的法律地位。
解释函令其本质是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事项，在税务行政组织内部具有约束力，但从“法源”上看，解释函令仅是行政规则而并非税法的法源。这一点不同于行政法规、规章，不能直接对国民生产约束力，法院也不受其约束。但是，恰恰因为税务行政机关内部受其约束，所以，日常的税务行政行为（例如，关于税法的解释、适用等问题）必然会依据函令而进行，其效力便及于一般的纳税人，产生了实质的、间接的对外效力，使得解释函令具有了与税法相同的正式法源的作用。与中国大陆做法相同，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各种解释函令构成了税收征管机关日常行我职权的重要依据。（---黄源浩《税法上的类型化方法----以合宪性为中心》台湾大学1999）
法社会学认为，解释函令也属于税法的正式渊源。这种观点的后果是，会导致通过行政而对法律进行了修正或者补充，会严重侵害国民的立法权利，所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这样在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解释函令的不具有渊源性，司法机关难以对其进行审查，纳税人也缺少有效途径对其提出异议。北野弘久认为，解释函令在法解释学上不具有法的渊源性，但是，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范围内，则应当赋予解释函令具有一种行政先例法的效力或法的渊源性，可以把这看作是一种反射性效力。这属于法定主义的适用例外。（--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2001）
四、评价税收的调控功能的主要标准 ------效率和公平。
（所以在论述所得税的调控功能之前，有必要阐述一下效率和公平的相关理论。）
1、效率。
（1）税收效率的概念。税收效率是指以尽量小的税收成本取得尽量大的税收收益，即用最少的征税和纳税成本获得最多的税收收入，国内学者认为属于行政效率。税收成本包括税收的征收和管理费用，还包括税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各项负效应，即“间接成本”。税收收益包括政府取得的财政收入，还包括因税收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等而产生的正效应，即“间接收益”。
（2）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演变：
第一阶段，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确实、便利、最少征收费用原则”，即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强调国家对经济自由不强干预，税收负担尽可能轻，对经济的影响尽可能小。
第二阶段，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税收效率思想。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税收中性原则占据主导地位，主张适度配置生产资源，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力量，使国民收入最大化，认为只有社会经济福利增加了，税收才是有效率的。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首先提出税收中性的概念，利用供需曲线与消费者剩余概念，首次详细地研究了税收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提出 了税收的“超额负担”概念，（即，税收的经济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税款本身对纳税人的负担，通常被称为正常负担；另一方面是超额负担，是指征税过程中可能会干扰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使本来有效率的选择发生扭曲；或是由于对信息的把握不全面、不准确，政府制定的宏观税收政策不反映客观实际，未起有效的调节作用而是起负作用，造成经济运行的紊乱和低效）。并且，证明间接税的超额负担超过直接税，如果被课税的消费货物价格需求弹性愈大，则超额负担也愈重。因此，他主张增加直接税，减少间接税，使税收保持“中性”。
第三阶段，凯恩斯学派以实现宏观经济均衡为目标的税收效率思想。20世纪30年代末到70年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宏观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行消除，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主要受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左右，认为税收应在市场失灵时保持“非中性”，即主张运用税收纠正市场存在的缺陷，调节经济运行。凯恩斯学派提出了一个需求管理型的治税模式，要点是发挥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税收对需求的影响可以通过税制本身自动地调节经济，同时，当自动稳定器无法解决宏观经济失衡时，就需要采用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型治税模式。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情况制定相应的税收措施，并使之与其他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控制总需求。
第四阶段，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在政府干预经济也出现失灵的情况下，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合理预期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等崛起，主张尽量减少国家干预，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来维护经济运转，因此，税收中性思潮复归并现再度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税收中性成了这一时期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代名词，主张通过减少税收对经济的扭曲程度，提高整体经济效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中性原则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西方经济学家又利用无差异曲线研究税收的超额负担，认为直接税也会扭曲价格，有干扰市场的不良影响。当劳动者的所得被课税之后，其所得会减少，并产生两种效应：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这两种效应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相反的，彼此可以互相抵消，但最终影响结果如何，还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弹性和需求价格。不过，无论怎样都会损失一定的社会福利。理论上认为，比较理想的税收制度应使这种超额负担减至最小。至此，税收中性被解释为：国家在征税时，除了让人民因纳税而发生正常负担外，最好使税收对种经济活动所发生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
9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最优税制理论对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应缩小活动范围，尽可能减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在支出方面，应缩减政府开支，避免财政的挤出效应；在税收方面，主张税收中性和减税。对于税收优惠，认为不能地过分相信税收的功能，税收在投资决策中只是一个影响因素，要吸引和鼓励投资，关键要看软环境如何，因而主张减少税收优惠，保持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最优税制理论同样也崇尚自由主义。在符合假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市场、行政管理能力和标准福利函数），该理论认为政府不可能不费代价地征集所需要的收入，这种代价集中体现在税收干扰资源配置产生的经济效率损失，即超额负担。西方学者使用“帕雷托最优”理论描述效率，即，如果资源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调整都不可能在使其他人情况不变的情况下而使任何一人的情况更好，那么这种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如果达不到这种状态，就说明资源配置不是最优的，还可以继续调整。把“帕雷托最优”引入税收领域，就形成了税收的经济效率理论。税收的经济效率可表达为用尽可能少的税收经济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收益。所以政府应致力于寻找一种最优税收工具，这种工具在能征集到既定收入的前提下，产生的超额负担最小。
（3）对于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评论。
应当意识到，不同类型的国家的税收经济效率的涵义不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相对成熟，市场经济的各项机制比较健全，所以可以实行税收中性，减少税收对市场的干预。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仅仅依靠市场无法完成资源的合理配置，“市场失灵”和“市场缺位”等问题都比较突出，就不应该片面仿效发达国家实行税收中性，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经济效率的涵义应该是，积极、适度地运用税收调节经济，促进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2、公平。
（1）公平的概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平是与分配有关的概念。解学智教授在《所得课税论》（1992）中认为，从理论上而言，公平是一个分配的范畴，对公平的判断可归结为对分配结果和分配过程的判断。公平的分配是分配结果与分配依据相一致，即，个人获得的社会财富分配额与他所贡献的社会财富是对称的，而分配结果是否均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间的差别应是合理的。 但事实上，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天赋能力、劳动数量质量的差别，以及出身、特权、垄断所导致的差别，使人们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必然有区别，就使得不均等的分配缺乏公平的理由。因此，应当排除社会历史和偶然、任意因素对人们的影响，或者给予补助，把保障机会平等作为实现公平的前提。
（2）西方税收公平思想的演变。
西方学者对税法的公平的认识 中最早的且最有影响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观点，认为税收是一种利益交换，主张对个人得自国家保护下的利益，根据个人能力，按比例纳税的原则，尽量不干涉社会财富的分配，即税收中性的态度。亚当斯密的公平，是一种按比例纳税的公平。
由于亚当密斯同时强调了利益交换和按个人能力两个因素，后来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税收公平思想先后产生了“受益说”和“负担能力说”。其中，“负担能力说”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当前世界税制改革浪潮中的“宽税基、累进税率”都是为了能够尽可能真实准确地衡量出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负担能力说，以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但“受益说”的理论实质仍显见于部分税种的税制设计中，如对公路的课税、社会保障，及许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西方学者认为，税收公平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其中，又以从伦理学的角度探讨的学者为多，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经济学家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都从伦理的角度对税收公平有所论述。研究最优税制理论的学者还提出 ，由于事实上税制很难达到最优状态，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次优的角度或状态来探讨税收公平。福利经济学派的穆勒等人，引入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使公平的涵义与福利观念相结合。
3、税收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1）从宏观而言，公平是效率的基础，效率与公平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但对于单个税种而言，其公平和效率目标经常存在冲突。最合乎公平原则的税种，可能超额负担较大，不符合效率原则。（例如，所得税，符合公平原则，但对经济会产生复杂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可能会扭曲各经济主体析选择，不符合中性原则。）
而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某些税种，反而符合效率原则或是更具中性。（比如，人头税，从效率角度看，征纳费用低，并且完全符合中性原则，但累退性强，有悖于公平原则。）
（2）通常认为，不同税种之间，商品课税------较有效率，但收入再分配能力有限，对公平的促进不大；所得课税-----能够较好地促进公平，但缺乏效率。
不同税制的所得税也存在着差异，比例税率比累进税率更有效率；累进税率较比例税率更能促进公平。
个人所得税，是税收以不同的征税物件为分类标准划分出的一个税种。它对自然人的所得课税。个人所得税法，是指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的选择
[摘要]文章以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的未来改革方向作为核心研究问题，通过对比以个人和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各自具有的优缺点，寻找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个税纳税单位。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及对国内外已有先进经验和成熟税制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夫妻薪酬所得单独计税的合并申报制度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改革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
1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的选择与比较:个人与家庭
1.1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单位
随着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的不断演变与发展以及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单位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个人、家庭及可供纳税人选择的纳税单位。
1.1.1以个人为纳税单位
以个人为纳税单位，就是把单独的个体作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仅就纳税人本身取得的全部收入减去税法允许扣除专案后的所得进行纳税申报。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只允许以个人为课税单位。此外，国际上采用这种制度的还有日本、丹麦、芬兰、纽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其中，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较为成熟，在税制设计和税收征管方面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日本以个人为课税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并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综合，它同时以分类征收为补充，即对纳税人取得的大部分收入进行综合课征，对特殊专案实行分类课征。在费用扣除方面设计了成本扣除和生计扣除，不仅充分考虑了取得各项收入耗费的直接成本，同时也考虑到了不同家庭的生活负担差异。综合为主、分类为辅的课税原则和完善的税前扣除机制不仅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降低了征纳成本，同时也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和量能负担原则。
1.1.2以家庭为纳税单位
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就是将家庭所有成员取得的全部收入作为应税收入，减除税法允许扣除专案后的余额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行申报纳税。目前，国际上坚持以家庭为课税单位的有法国、菲律宾等国家。以法国为例，法国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规定纳税人必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联合申报纳税。在计算应纳税额时，法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引入了家庭系数制，即给家庭中每个成员设定一个合理的系数值，一般成年人的系数为1，孩子的系数为0.5，然后用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总额除以家庭系数得到应税收入。例如，在法国一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三口之家月收入总额为45000元，该家庭中夫妇的家庭系数都为1，孩子的家庭系数为0.5，故该三口之家的家庭系数为2.5。因此，可计算出该家庭本月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额为1800045000÷2.5=18000元。由此可以看出，纳税人的婚姻状态和所抚养的子女数直接影响着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高低。家庭人口数越多则家庭系数越大，在家庭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应税收入越小，应纳税额也越少，这充分体现了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
1.1.3可供选择的纳税单位
可供纳税人选择的纳税单位，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范围内可以自主选择一种纳税单位进行申报纳税，每种纳税单位都设计了与之相适应的税率。这种制度的优点是，在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申报时，纳税人可根据自身的生活婚姻状态选择一种最优的纳税单位。目前，美国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的就是这种申报制度。在美国，纳税人进行纳税申报时，可从户主申报、已婚联合申报、已婚单独申报、丧偶申报和单身申报这五种型别中选择一种与自身家庭状态相适应的课税单位。例如，同样是已婚夫妻，他们既可以选择分别独自申报纳税，也可以选择合并收入后进行联合申报纳税。这种可供选择纳税单位的申报制度给纳税人提供了充分的筹划空间，从而激发纳税人的自主纳税意识。当然，多种课税单位的税制设计使得美国税制变得愈加复杂，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和纳税人的遵从成本。从本质上来看，美国实行的可供选择的课税单位是以个人为课税单位和以家庭为课税单位的综合，而且这种税制设计过于复杂，征管成本较高，我国尚且没有实施这种税收征管模式的环境和条件，因此下文主要研究以个人为课税单位和以家庭为课税单位这两种税收制度。
1.2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优缺点
1.2.1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优点
1符合婚姻中性原则。
婚姻中性原则是指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选择不会对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产生影响，即课税单位的确定不能给婚姻状态不同的纳税人带来额外的税负。以个人为课税单位意味着每个人都只对自己取得的收入单独进行申报纳税，即配偶中一方取得收入的高低并不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应纳税额。这种税收制度充分体现了个人主义原则，具有良好的婚姻中性。
2征管简便，便于税源监控。
以个人为课税单位只涉及独立个体的经济行为，即在税收征管时，对家庭某一成员课税不用考虑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便宜征纳双方。同时，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源监控时，更容易获取个人的收入资讯，从而便于对纳税人取得的各项所得进行源泉扣缴，防止税源流失。
1.2.2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缺点
1未考虑家庭成员收入构成差异，造成横向不公平。
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税收征管模式虽然具有简便、透明的特点，但没有考虑到纳税人家庭成员收入构成差异，从而造成个税征收的横向不公平。下文将以工资薪金为例，用例项说明当家庭总收入相同，而家庭成员收入构成不同时，各个家庭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总额有什么不同。从上表可直观看出，在采用以个人为课税单位的税收征管模式下，当家庭总收入相同时，夫妻双方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税负越重;相反，夫妻收入差距越小，家庭税负越轻。这是因为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所得采用累进税率，收入悬殊的家庭收入较高那方面临的边际税率较高，税收负担较重。因此，这种征收管理办法可能会导致纳税人为了逃避税款而改变自身的经济行为，违背了税收中性原则。
2无差别的宽免扣除制度，未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的差异。
我国现行采用的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未考虑到纳税人家庭负担的差异情况，很难体现纳税人的整体负担水平。一个家庭的纳税能力除了与家庭收入总额直接相关外，还间接受到家庭构成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家庭成员的身体状态、赡养人口的数量、生活支出情况等因素。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分类扣除，分类适用税率的方式征收税款，并未设定对特殊专案的扣除与豁免，因此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尤其是对过高收入的调节、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得不到很好发挥，有时甚至起著“逆调节”的作用。例如，甲乙两人均为普通工薪阶层，每月收入都为7000元，甲单身，几乎没有家庭责任;而乙为五口之家的一家之主，上有父母需要奉养，下有子女需要养育。在这种情况下，乙的生活负担明显比甲重得多，因此两人的纳税能力必然也是不同的。但依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甲乙两人每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是相同的，均为7000-3500×10%-105=245元。以小见大，我国现行以个人为课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不公平现象。
3夫妻双方通过转移收入逃避税收。
前文所述已经阐明在实行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税收征管模式下，当家庭总收入相同时，夫妻双方收入差距越大家庭税负越重。这样一来，收入悬殊家庭的夫妻双方就会想方设法对应纳税所得进行转移和分散，拉近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以寻求较低的边际税率，从而达到少缴纳税款的目的。而我国现行的个人单独纳税制度刚好给这类家庭提供了可乘之机。
1.3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优缺点
1.3.1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优点
1富有横向公平。
家庭是一个基础的经济单元，家庭经济负担严重制约著纳税人的负税能力。采用家庭联合纳税的税收征管模式能够充分考虑到各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差异，公平地衡量纳税人的负税能力。此外，只要一个家庭的收入总额不变，不管收入在夫妻之间怎样进行分配，整个家庭的税收负担就保持不变。这不仅充分考虑了家庭成员的收入构成和家庭负担差异，还可以避免家庭成员之间通过资产或收入的分割转移进行避税，从而防止税源流失。
2符合税收经济效率原则。
税收的经济效率原则是指 *** 征税应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执行。当个人所得税采用家庭联合纳税的税收征管模式时，为了达到家庭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夫妻双方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对家庭最有利的一种工作组合方式:夫妻双方同时外出工作或一方工作一方留家照料。由此可以看出，家庭联合纳税相对于个人纳税能更好地使一个家庭的福利实现最大化，并且能达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1.3.2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缺点
1不符合婚姻中性原则。
前文已经说明，当夫妻双方收入差距较大时，家庭联合纳税有利于减轻税负;当夫妻收入差距较小时，家庭联合纳税反而会加重税负。这样一来，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选择会给不同婚姻状态的纳税人带来额外税负，从而影响纳税人对待婚姻的态度，不符合婚姻中性原则。
2流动人口过多造成按家庭课税成本太高。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程序的不断加快及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和选择异地工作的都市白领越来越多，这使得我国劳动力、人口和家庭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据统计，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超过两亿人，这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型别，使得社会上产生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夫妻分离等许多跨越空间地理位置的新型家庭型别。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难以掌握异地家庭每个成员的经济状况，不能及时获取异地家庭成员的全部收入资讯，不便于税务机关对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进行综合统计。倘若采用家庭联合纳税的税收征管模式，会使税务人员的工作负担加重，同时也将大大增加税收征管成本。
3难以掌握异地同一家庭成员的收入情况。
怎样对异地同一家庭人员的收入状况资讯进行收集整理，一直是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由个人向家庭变革的最大技术问题。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人户分离”、“异地收入”现象，在采用家庭联合纳税的税收征管模式下，怎样获取异地同一家庭成员的收入资讯并对其进行合并课税，成为了最难跨越的技术障碍。此外，税务机关目前尚未与银行、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建立起资讯互通渠道，难以掌握纳税人真实的家庭财产记录，特别是股息、利息、红利等游离于监控之外的收入，造成监督上的疏漏和税源的大量流失。
4现行分类税制难以确定费用扣除总额。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课税就意味着将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汇总在一起，然后扣除整个家庭必要的生计费用总额后对其统一课税。然而，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所得税制度是将纳税人的所有应纳税所得，按其各自的性质和特点划分为不同型别，每一类的扣除标准都不尽相同。可以看出，在分类征收模式下，难以综合考虑整个家庭的费用扣除总额。并且，随着现代化程序的加快和社会的不断变迁，我国的家庭结构也在不断随之变化，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实行家庭联合纳税就意味着要对不同结构的家庭加以分类，并制定出全新的与之相适应的费用扣除标准，这无疑是一项艰钜的任务。
2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改革的建议
一方面，我国当前实行的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税收征管模式具有诸多弊端，在新一轮的税制改革背景下迫切需要改革;另一方面，最近备受青睐的家庭联合纳税申报制度虽然富有横向公平，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个税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但因其不具有婚姻中性，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造成“扭曲”，因此单纯的以家庭为纳税单位也不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的最优选择。综上所述，实行夫妻薪酬所得单独计税的合并申报制度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单位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
2.1采取夫妻薪酬所得单独计税的合并申报制度
以家庭为课税单位意味着夫妻之间的收入要合并纳税，夫妻收入合并纳税后的总体税负相对於夫妻双方独自纳税的税负水平或升或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为了使家庭联合纳税符合婚姻中性原则，我国台湾地区实行了夫妻薪酬所得单独纳税的合并申报制度，即夫妻的薪酬所得可单独计算征税，其他所得仍需汇总计算征税。台湾所得税法第十五条合并申报第三项规定，“不论夫妻采用何种财产制度，其所得均应依法合并申报。”在合并申报制度实施初期，所得税法要求夫妻的全部所得都应进行联合申报纳税，然而在税收实践中逐渐发现联合申报会产生较高的累进税率，从而使夫妻合并纳税后的税负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婚姻中性。因此台湾当局对所得税法进行修改，决定采用夫妻薪酬所得单独纳税的合并申报制度。夫妻薪酬所得单独纳税的合并申报制度既具有以家庭为纳税单位合并课税的优点，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配偶间薪酬的累进税负，尽量降低对婚姻的干预程度。
2.2建立完善的综合资讯平台，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交流
我国目前还缺乏一个能将纳税人家庭相关资讯有效地综合起来的资讯平台，也缺乏与金融机构、银行等有关部门的合作交流及资讯共享。据证实，为了给家庭联合纳税征管模式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援，全国地方税务系统个人资讯联网工作已于2012年在我国 *** 部门的大力推进下全面启动。此外，自1994年开始，历经金税一期、金税二期和金税三期工程建设，我国金税工程已取得巨大成就。金税三期工程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一个平台、两级处理、三个覆盖、四类系统”，最终将建成一个实现资讯互享、覆盖范围广泛的现代化税收管理资讯化系统。这种现代化的税收管理系统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网路平台，将税务部门及其他相关 *** 部门的资讯实现互通，从而促进 *** 各部门间的资讯交流和共同协作。在这种资讯共享的管理环境下，税务部门能全面掌握纳税人的基本情况，及时了解纳税人家庭情况的变动，从而有利于税制设计，加强税源监控，简化税收征管工作。
2.3简化家庭的概念，引入家庭系数制
家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税收征管时如何明确界定家庭的范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例如，家庭联合纳税中的“家庭”究竟是指一对夫妇和子女的两代之家还是多对夫妇和子女的几世同堂大家庭。家庭范围的界定不清晰使得按家庭课征个人所得税变得愈加难以操作和复杂化。根据《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4》，我国目前一共大概有4.3亿户家庭，家庭规模平均为3.02人。对比往年资料可知，我国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为我们选择家庭作为纳税单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趋势下，税务机关可选择核心家庭作为根本课税单位，即不是以共同生活而是以婚姻关系作为家庭的划分标准。这样，税务部门在制定税率时就以核心家庭为根本出发点，对于一个两对夫妇的三代之家或人口更多的家庭可采取拆分方式。在简化家庭概念的同时，我国还可引入法国的家庭系数制，即对家庭每个成员设定一个合理的系数值，然后用家庭系数去除家庭联合申报纳税的那部分收入得到应税收入。
2.4建立混合计税模式
混合所得税制又称分类综合所得税制，顾名思义，是指对纳税人的一部分收入分类分项课税，其余部分收入加总合计课税。混合所得税制兼具了分类与综合两种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优点，未来会受到更多国家的推崇与采用。我国目前实行的分类所得税模式具有便宜征纳双方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主要体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方面。分类分项扣除使得应税类别越多的纳税人被允许的费用扣除总额越多，从而难以准确反映纳税人的实际综合负税能力，不符合量能负担原则。而综合所得税制虽然最能反映纳税人的整体负税能力，但其管理成本高、难度大。因此，结合当前国情，我国可借鉴日本个人所得税的先进制度与经验，对纳税人的大部分所得采用综合征收，对特殊专案所得实行单独计税，如资本利得。在费用扣除方面，对取得的各项收入进行必要的成本扣除及根据家庭负担状况进行生计扣除。这种税前扣除机制不仅充分考虑到了纳税人取得各项应税收入耗费的必要成本，同时还考虑到了不同家庭生活负担的差异，符合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和公平税负原则。
3结论
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夫妻薪酬所得单独计税的合并申报制度不仅具有家庭联合纳税的优点，同时也具有良好的婚姻中性。从理论上而言符合我国当前实际国情;从情感上而言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从操作上来看，不可否认目前尚存在着难以跨越的技术障碍，但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一再推托。当前国情下，我国尚不具备实行夫妻薪酬所得单独计税的合并申报制度的必要技术条件，但这不能成为我们止步不前的理由。个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其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效果，即达到“有钱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的目的，同时又不影响婚姻中性，而夫妻薪酬所得单独计税的合并申报制度恰好能满足这一设想。因此，我们应主动创造条件，顺应民意，使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夫妻薪酬所得单独计税的合并申报制度早日落实，成为民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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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二：个人所得税制现存问题与对策探讨
个人所得税的收取人群包括本国民众、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个人所得和境外个人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在经过多次调整之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所采取的征收模式为分类制。
1个人所得税制模式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个人所得税模式
造成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尚且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贫富差距逐渐扩大而引起的民众心理失衡。
1.2现有税制对费用扣除的规定不科学
目前我国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制度是适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对于居民所得税的免征额也是完全统一的，这样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居民缴纳费用的公平公正性，但是却并没有实际考虑到纳税居民的个人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消费水平的差异。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情况及实际负担能力如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房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
1.3现有税制实现分类制征收模式不够合理
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对于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收入难以区分，可能造成收入相同而纳税不同的现象发生。例如王某是企业的设计人员每月工资、薪金所得8000元，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8000-3500×10%-105=345元。而李某个人从事设计工资，每月劳务报酬所得8000元，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8000*1-20%]×20%=1280元。两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相差935元。同样的一个月劳动所得，却由于我国费用扣除制度对工资、薪金收入和劳务报酬收入课征办法不同使李某多缴935元的税款。
1.4现有税制无法充分贯彻立法原则
我国个人所得税所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要缓解收入差距，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几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现行税制已经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反而造成了综合收入多税负轻，而经济来源平均较低但是收入相对集中的人税负重的现象。此外，现行税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税收管理带来了困难。
1.5纳税制度存在不公平现象
纳税不公平主要体现在纳税主体之间，按照现有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式可以分为按月计征和按年计征，按年计征的主要纳税物件有个体工商户、企业事业单位、特定的某些行业和薪资来源，这样的征税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某些特定行业或者个体经营者与普通企业员工的纳税差异，其次，税务部门虽然对应缴纳税资的企业专案有着统一规定，但是在税收的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很大差别。
2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对策
2.1改革课税模式
将综合税制与分类税制进行融合，将两者进行统一应用，实现对不同性质税款的合理收取。在当前的经济转型阶段，个人所得税制度会不断随着经济发展进行调整，应用综合税与分类税的混合制度进行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偷税漏税、税收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实现税收管理水平与税收环境的和谐统一。
2.2合理制定费用扣除标准
扣除标准不能仅仅根据薪资水平与资金性质进行评价。众所周知，我国地广人多，因此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与不同家庭的生活负担都各不相同。除去统一规定的免征额，对于其他减免政策需要进行严谨系统的分析。
2.3将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制向综合制改进
首先就需要采用不同税率对纳税人的分项所得的征收分类税进行预先扣除，当纳税年度结束后，再由纳税人对全年各项综合所得税进行合并申报，同时通过多退少补的方式对年度内已纳税金额进行清缴汇算。
2.4加强公民纳税意识
完善税收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以推广，强化税法宣传，让每个公民懂法、知法，增强公民自觉依法纳税的意识。
2.5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首先可以借助先进的现代电子科学技术，通过与银行合作建立完善的资讯管理系统，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避免由于资讯错误而造成税收管理的负面影响。资讯管理系统需要对个人的收入来源、收入数量进行详细的监控与核查，此外，还要对个人持有的不动产与流动资金进行定期登记核实，以实现对纳税人的财产监管。
税法解释的含义
所谓税法解释,简单的说,就是对税法中的某些条文做出的进一步的解析和阐释.他3时整个法律解释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税法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解释的主体来看,广义的税法解释,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狭义的税法解释,仅指行政解释,特别是仅征税机关的解释.许多税法著述都偏重于对狭义税法解释进行探讨.从对现实的重要意义来说,狭义的税法解释确实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税法解释的全面理解来说,还是不应放弃对广义的税法解释的研究.
此外,还有一类对税法解释的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这主要是基于解释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广义的理解包括:1.狭义的税法解释;2.税法的漏洞补充.其中,狭义的税法解释,是指在税法规定不明确时,通过运用解释方法来探究税法规范的意旨,以澄清疑义,使税法含义更加清晰\明确.所谓税法的漏洞补充,是指对由于立法疏忽\缺少预见或情势变更所导致的”税法罅漏”的补充.此外,也有人认为,在狭义的税法解释和税法漏洞的补充之间,存在着”税法的价值补充”,即通过一定的法律价值导向和价值判断,来对税法上的不确定概念以及概括条款进行补充性的解释.但这种价值补充基本上可归于税法漏洞的补充.
上述的”狭义的税法解释”,同样也是税法解释的核心,在具体在税法解释上是最为重要的.但从全面理解税法解释的角度说,漏洞补充有时也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