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游客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概念的新发展
1、前言
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覆盖约13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总数的14%以上。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许多管理者,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游客环境容量”这一“数量”概念上,认为只要算出游客数量,就万事大吉,就可以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环境容量①作为一个概念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游戏”,则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负面效果。由于在资源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出LAC理论(LimitsofAcceptableChange),即“可接受的改变极限”。它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替代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规划和管理之中,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环境容量到LAC理论
环境容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38年,是由比利时的数学生物学家P.E.弗胡斯特(P.E.Forest)提出的,随后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移民等领域[1]。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境容量(RecreationCarryingCapacity)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2],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或饱和点(SaturationPoint)进行研究,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这一年,美国学者韦格(J.AlanWagar)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韦格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3]。1971年里蒙(Lim)和史迪科(GeorgeH.Stankey)提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破坏环境和影响游客体验的利用强度[1]。1971年,里蒙和麦宁(Manning)建议将环境容量分成如下4种类型进行研究:生物物理容量(BiophysicalCapacity)、社会文化容量(Social culturalCapacity)、心理容量(PsychologicalCapacity)和管理容量(ManagerialCapacity)[4]。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容量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很诱人的概念,但如果将环境容量简单地理解成数字问题或数学计算的话,在实践中往往得到失败的结果。因为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字来讲,变量太多,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至少有4个原因使得确定环境容量的数据变得很困难:①环境容量体系很复杂,笔者曾将环境容量分为18个子容量[1],每一个子容量都包括很多变量,这几乎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准确甚至较为准确的环境容量数据;②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容量数字[5];③只要有使用,环境就会产生变化,困难在于人们很难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HowMuchisTooMuch)”[6];④应用游客人数作为环境容量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在游客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游客行为、小组规模、游客素质、资源状况、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对资源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打一个比方,为了保护两片同样面积为1000m2 的、同样草种的草地,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第一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躺在草地上读书的人,第二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一小时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对草地不同的影响结果。这是不同的行为类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同理,两片同样为1000m2的草地,一片为耐践踏的野牛草,另一片为娇嫩的百慕大草,同样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假定两片草地进去的全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完全相同,一小时后两片草地的保护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资源敏感度对环境容量的影响。进一步假设,两片同样为野牛草的1000m2草地,使用者还是各100名扭秧歌的人,第一片草地上的人100人为一个大组,集中在100m2的场地内活动,第二片草地上的100人,分成10个小组,每小组10人进行活动,每组占用100m2的空间活动,一小时后这两片草地受到的破坏还是不同。这是空间分布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再来假设,还是两片草地,同样为野牛草,使用者还是那些扭秧歌的人,同样规定环境容量为1小时100人,两边草地上的人都是100人一个大组,第一片草地上的人进去了20分钟就出来了,第二片草地上的人整整玩足了1小时,同样的环境容量下,对草地的破坏还是不同。这是时间因素的影响。最后一个假设,所有其他因素全部相同,两片草地分别由不同的管理者管理,第一片草地的管理者认真而严格,只允许穿软底鞋的人进入;第二片草地上的管理者不认真,皮鞋、钉鞋,什么样的鞋都让进去,一小时后两片草地遭破坏的情况还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管理水平对资源状况的影响。由此可见,仅仅将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据控制,并不能达到有效保护资源的目的。国外的学者们开始反思,研究解决环境容量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矛盾)的新思路。LAC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史迪科[7]1980年提出了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3个原则:①首要关注点应放在控制环境影响方面,而不是控制游客人数方面;②应该淡化对游客人数的管理,只有在非直接(管理游客)的方法行不通时,再来控制游客人数;③准确的监测指标数据是必须的,这样可以避免规划的偶然性和假定性。史迪科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计算”环境容量的泥潭中拉了出来,重新审视环境容量这个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概念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因为它提出了“极限”这一概念,即任何一个环境都存在一个承载力的极限,这一极限并不单是指游客数量的极限,更是指环境受到影响的极限。LAC理论就是在对环境承载力概念的继承和对环境容量模型方法的革命性批判中产生的。“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sOfAcceptableChange)”这一用语是由一位名叫佛里赛(Frissell,1963)的学生于1963年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来的[2]。佛里赛认为,如果允许一个地区开展旅游活动,那么资源状况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接受的。关键是要为可容忍的环境改变设定一个极限,当一个地区的资源状况到达预先设定的极限值时,必须采取措施,以阻止进一步的环境变化。1972年这一概念经佛里赛和史迪科进一步发展,提出不仅应对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状况设定极限,还要为游客的体验水准设定极限,同时建议将它作为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一个替选方法。1984年10月史迪科[8]等发表了题为《可接受改变的极限:管理鲍勃马苏荒野地的新思路》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了LAC的框架。1985年1月,美国国家林业局出版了题为《荒野地规划中的可接受改变理论》的报告[9],这一报告更为系统地提出了LAC的理论框架和实施方法。
3、LAC理论的9个步骤
（1）确定规划地区的课题与关注点
包括①确定规划地区的资源特征与质量;②确定规划中应该解决哪些管理问题;③确定哪些是公众关注的管理问题;④确定规划在区域层次和国家层次扮演的角色。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使规划者更深刻地认识规划地区的资源,从而对如何管理好这些资源得出一个总体概念,并将规划重点放到主要的管理课题上。对于鲍勃马苏荒野地来说,这样的课题还包括游憩运动用品商店的位置、人马驿道的管理、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有限体验机会的提供等。
(2)界定并描述旅游机会种类
每一个规划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都存在着不同的生物物理特征、不同的利用程度、不同的旅游和其他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及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上述各个方面的多样性,要求管理也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特征、现状和游客体验需求而有所变化。机会种类用来描述规划范围内的不同区域所要维持的不同的资源状况、社会状况和管理状况。旅游机会的提供必须与规划地区的总体身份相协调,如果一个规划地区是国家公园,则所有的旅游机会必须与国家公园的目标相一致。旅游机会的界定并不能成为破坏国家公园资源的借口。
(3)选择有关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的监测指标
指标是用来确定每一个机会类别其资源状况或社会状况是否合适,或可接受的量化因素。因为在实践中,不可能测量每一个资源或社会特征的所有指标。LAC理论的创始者们建议选择指标时应该注意以下原则:①指标应该反映某一区域的总体“健康”状况;②指标应该是容易测量的。举例来说,资源状况指标可以是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社会指标可以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指标是LAC框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单一指标不足以描绘某一特定区域的资源和社会状况,应该用一组指标来对相应的地区进行监测。
(4)调查现状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
现状调查是规划中一项费时的工作,LAC框架中的现状调查,主要是对步骤3所选择出的监测指标的调查。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物质规划必要因素的调查,如桥梁、观景点等。调查的数据将被标示在地图上,这样,资源的状况和各指标所处的空间位置就会一目了然。现状调查也能为规划者和管理者制定指标的标准提供依据。
(5)确定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资源状况标准和社会状况标准
标准是指管理者“可以接受的”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每一项指标的极限值。如果指标为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则40%可能是这一指标的标准;如果指标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则10个旅行团是该指标的数目。符合这一标准,则表示这一地区的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主要是游客体验状况)是可以接受的,是“健康的”。一旦超过标准,则应启动相应的措施,使指标重新回到标准以内。步骤4是确定标准的重要基础,因为标准必须是现实和可实现的,同时应该好于现实状况,这种比较必须通过步骤4来实现。此外标准在恢复某一地区的过程中也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6)根据步骤1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步骤4所确定的现状制定旅游机会类别替选方案
一个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可以采取不同的空间分布而都不违背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性质。第6个步骤就是规划者和管理者根据步骤1和步骤4所获得的信息,来探索旅游机会类别的不同空间分布。不同的方案满足不同的课题、关注点和价值观。
(7)为每一个替选方案制定管理行动计划
步骤6所确定替选方案,只是制定最佳方案的第一步。管理者和规划者应该知道从现实状况到理想状况的差距有多大,还需知道必须采取什么样的管理行动才能到达理想状态。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在步骤7中,应该为每一个替选方案进行代价分析。举例来说,某一替选方案,可能会建议设立大规模的植被恢复区,但它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资金压力,这种情况下,该方案就不可能成为最佳方案。
(8)评价替选方案并选出一个最佳方案
经过以上7个步骤后,规划者和管理者就可以坐下来评价各个方案的代价和优势,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评价的结果选出一个最佳方案。评价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因素,其中第1步骤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第7步骤的行动代价,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评价除了能为管理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外,也可以为公众的有效参与创造有利条件。
(9)实施行动计划并监测资源与社会状况
一旦最佳方案选定,则管理行动计划开始启动,监测计划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监测主要是对步骤3中确定的指标进行监测,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步骤5所确定的标准。如果资源和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进,甚至是在恶化的话,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或新的管理行动,以制止这种不良的趋势[5]。
4、LAC理论的衍生技术
LAC理论的诞生,带来了国家公园与保护区规划和管理方面革命性的变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根据LAC理论的基本框架,制定了“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技术方法(VERP—VisitorExperienceandResourceProtection),加拿大国家公园局制定了“游客活动管理规划”方法(VAMP—VisitorActivityManagementPlan)、美国国家公园保护协会制定了“游客影响管理”的方法(VIM—VisitorImpactManagement),澳大利亚制定了“旅游管理最佳模型”(TourismOptimizationManagementModel)。这些技术方法和模型在上述国家的规划和管理实践中,尤其是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矛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5、LAC理论及其相关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我国传统的规划和管理中只是把环境容量当作一个数字去计算,往往陷入前文所说的数字泥潭和数字游戏之中。针对这一情况,清华大学资源保护和风景旅游研究所从1999年起,在所承担的《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0—2020)》、《镜泊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1—2020)》、《三江并流梅里雪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2—2020)》和《黄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4—2025)》中,对LAC理论及其衍生技术进行了探索性应用,这些探索包括分区控制规划(Zoning)、目标—战略—行动计划三层次协同规划、资源保护等级光谱以及指标和标准的制定等等,这些探索取得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广泛好评。因为监测指标和标准是LAC理论的核心内容,限于论文的篇幅,本节将重点介绍我们在上述风景名胜区规划中监测指标和标准的相关情况。如果要使风景名胜区的资源保护和游客体验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制定监测指标和标准。针对这一认识,我们分别就资源保护和游客体验两个方面制定了两类指标。可能的资源状况指标包括空气中被选化学成分浓度、空气湿度、道路两侧土壤状况、优势动植物营养水平等,而可能的游客体验目标包括游客拥挤度、游客满意度等。一旦被选定的指标超过了规划中确定的标准,则表示该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或者说环境容量)超出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必须采取规划中明确的行动计划以使监测指标恢复到标准之内。由于每个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特征不同,需要保护的资源和价值也各有不同,因此其指标和标准也有所不同。可以预料,一旦LAC理论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它将在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的规划和管理中带来革命性变革。
世界遗产应该怎样保护 央视《大家看法》 主持人劳春燕：到底星巴克开在故宫里，或者说像这样的洋品牌出现在故宫里，会不会破坏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纯粹性和完整性，到底这洋品牌是不是对于咱们民族文化的一种侵蚀，甚至会伤害到我们的民族自尊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项目官员杜小帆博士，有请杜博士上场。这边请。您刚刚在场下等了很久，也听了我们场上两方观点的争论，也听了我们和瑞成钢之间的联线，说一下您的看法，您认为星巴克应该从故宫里面搬出去吗？
杜先生：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说我们大家应该是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星巴克它搬还是不搬出去。我们都是现在中国也是一个法制的社会，而且加入WTO之后你是世界经济里面的一个成员，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是要遵守规则的，这是首先的。就是星巴克在故宫它违反了没违反中国的法律，或者违反没违反世界遗产保护的公约，如果它没违反这两条法律的话，我们没有理由让星巴克迁出去。
主持人劳春燕：你是认为星巴克是可以开在故宫里的，只要它不违法，那你觉得这样的洋品牌继续在故宫里存在下去会不会伤害到像我们这边向先生说的那样，作为文化遗产它的文化空间的纯粹性和完整性？
杜先生：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我觉得要大家分开，包括我们代表一方的我们只是一部分的利益代表者对吧，我也只能代表我个人。比如说我进故宫，我是四年前，我们进去的时候，一回头看到了星巴克，当时都笑了。就说也觉得当时他还有哪个标志在那个上面，也笑了，觉得这个不是特别合适。它现在的形式我觉得应该有些变化，包括它的
装修，那几个字，我觉得这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中国人以前都不喝咖啡，现在喝咖啡的人也很多，进了故宫了，有一个休闲的场所，有一个轻松的环境去体会这样一个文化遗产，有什么不可以？
主持人劳春燕：我们杜先生认为不要对文化那么敏感。向先生，你现在觉得宽心了吗？
向云驹：我不理解我们管世界遗产项目的官员，居然还有一些原则我不太赞同。因为你自己带游客看了已经对那个感到有扎眼和刺眼的感觉了，你就应该想到它的文化整体性的问题。
主持人劳春燕：向先生你期待杜先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你认为他作为一个联合国文化项目的官员，他应该？
向云驹：他应该要求更高一些。对我们的遗产保护要求更高一些，我们可能做到一半。你如果放低标准，那就全线崩溃。
杜先生：需要我解释一下，你讲的这个问题，比如我拿高标准，我并不是说故宫现在做的非常好。而是说故宫现在有很多问题，并不是说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我们现在保护世界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也是要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也不能以损失当代人的生存利益为代价。我们为什么来保护故宫呢？我想听听向先生他的想法，你去故宫是为什么？
向云驹：我们要看这种原汁原味的故宫文化。
杜先生：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原汁原味？
向云驹：没有外来的东西。
阿涩：溥仪还在三大店前边骑过自行车呢。
张巍：如果星巴克是1910年之前的我允许，它也是文物了，因为它不是文物，中国的老字号是文物。
梁宏达：我觉得大家探讨这半天，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原则性问题，它是个技术性问题。在故宫里边走，突然看见星巴克你觉得挺怪，为什么会有挺怪的感觉？我想这个星巴克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影响了故宫对你这种文化信息传达的一种障碍，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说是技术性的？大家可能去过湖南张家界的那个黄龙洞，洞口他造了一个人工的鳄鱼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那么就因为这个景观是假的，所有来参观的人怀疑整个黄龙洞的真实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影响了整体的表达，那么故宫也是如此，如果这个东西有碍于大家对故宫的理解的话，我就认为这东西放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王筱磊：我想请问一下梁先生，您怎么可以理解，刚才博士讲他一笑，就一定是觉得它不合适他在笑呢？
梁宏达：那他为什么笑呢？
王筱磊：笑有很多种啊。
主持人劳春燕：笑有很多种，也可以一笑了之。
葛剑雄：如果根据这个规划它有一个生活服务区，如果把它放在生活服务区里面，不要说星巴克什么克我觉得都没问题。
热点争论三：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商业服务？
主持人劳春燕：今天我发现不管是葛教授还是杜先生都强调了文化遗产同时也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的。那么事实上我们这次看到，就是故宫方面对于星巴克事件的回应是，他们的解释是，当初为什么要引进星巴克，是因为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所以呢也想请教各位，你们认为像故宫这样的文化遗产是不是要考虑到游客的饮食需要呢？
梁宏达：可以考虑，但是绝对不是第一位的。在旅途和欣赏的过程当中，你克制一下本人本来的那种欲望，这个是旅行审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不能一切都放任。
主持人劳春燕：我想请你们三位说具体一点，你们认为要保留原汁原味的故宫，那么故宫里面可不可以有商业元素，可不可以有商业服务？
向云驹：它能出去尽量出去，如果外围就能满足它的需求的话，里面越纯粹越好。
王筱磊：我讲两句，三位的观点我从内心深处可以理解，可是我想讲几个问题，北京的地方都特别大，长城要爬故宫要走都特别大，所以我们的导游拉着游客跟赶鸭子一样就走一圈，你能从故宫里看出什么来，你不过也就是吃个煎饼喝个星巴克而已。现在我们要从一个中国人，一个游客一个参观者，想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游客的角度来出发看这个问题，那么更加能得出这个观点，故宫里必须存在这些，只是它的位置有问题。
主持人劳春燕：我们来请教一下杜先生，杜先生您走了很多地方，一般在其他国家这些博物馆文化遗产他们是怎么解决游客这方面的需要的。是不是索性就不卖吃的了？
杜先生：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每一个文化遗产的面积都不一样了。故宫紫禁城里边就72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很大的，而且故宫现在开放的位置还不是很多。将来开放这个区域更大的话，现在将近一个人进去要四个小时，我不知道像向先生去了故宫是不是连一口水也不喝，也许就是一个小时从中间一穿而过，需要不需要给养的补充。
向云驹：我也四个小时不喝水，在里面参观。如果对保护故宫有利。我五个小时不喝水我都愿意忍受。
杜先生：那是您个人得心情，不能要求所有人。
葛剑雄：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度的问题，适可而止。你说一点没有不行，太多也不好，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没有分歧的。除非你把它完全作为文物供在橱窗里面，否则的话这么多人，你要使它有效的参观疏导得到一定的休息，那么总不得不把一些生活设施放在里面。而且我们的故宫本身还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研究人员，所以这样讲的话，在这里面在它边缘地区出现这些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梁宏达：我想在故宫里单划一个商业区，把星巴克挪到那里去，可能咱们六个人的观点就完全一致了。
主持人老春燕不：各位嘉宾我想星巴克存在故宫里，它对于故宫作为一个咱们传统文化的一大象征它的冲击。并不仅仅因为星巴克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文化象征，同时它也是一种商业文化。所以呢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我们杜博士，比如说太和殿前那个介绍牌上有美国运通，再比如说路牌上有中国的娇子集团等等，像这样的商业元素进入故宫是否合适？
杜先生：我觉得这也是中国一个很无奈的一种选择故宫。我们真正的说民间的企业来援助一个文化遗产项目有没有，很少看得到。所有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都是国外的，国外的这些资金进来，当然现在最近有少量的中国资金，民营的资金或者自己国家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来支持一个遗产保护，从来没有过。当然国外这个我是讲，比如说卢浮宫，卢浮宫在几年前，它的经营状况非常差，即使像法国这么样一个重视文化遗产的国家它负担不起。所以它也在它的地下，在这边开了一条街。现在什么时装，包括邮局，银行都有的。包括高档的一些服装店都有。
主持人劳春燕：那么您告诉我们在卢浮宫里有没有像美国运通公司赞助，或者是像星巴克这样的品牌呢？
杜先生：星巴克的品牌我没有注意，因为我每次去卢浮宫看展览看的很辛苦。
葛剑雄：世界文化遗产我只看到过一个，我在非洲包括最近我到印度、巴基斯坦，那么好多文化遗产里边是有的是外国。比如说日本的什么的赞助，它是有的。而且，但是问题我又回到，它没有放在什么像太和殿钉在柱子上而且放在旁边这是可以的。
梁宏达：然后还把卢浮宫的三百件产品，每年定期拿到阿联酋去做展览，这是卢浮宫最近最大一个商业行为。
杜先生：这是它一个商业运作，因为在中国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一说话一讲它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听的人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文化遗产也是需要经营的，我们中国就缺少对文化遗产这种经营的人才管理的人才。并不是一个死的，我们现在全中国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多，要靠现在这种方法去保是保不下来的。为什么一个星巴克的问题引发了这么多人？大家是真的对文化遗产感兴趣吗，是真的对文化遗产有感情吗？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做完这个节目，或者是社会来去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去考虑怎么了。
主持人劳春燕：星巴克到底应不应该离开故宫，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不过今天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倒是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可能中国很多文化遗产都普遍面临的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化保护和商业经营之间的矛盾，确实面临商业利益的诱惑，商业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有原汁原味的文化遗产，如何能够管理好、规划好、保护好这份宝贵的财富，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管理者能够有清醒的认识，好了，周末大家问，看法361，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埃及：图书馆为文化遗产撑起保护伞
建设和健全各类图书馆是埃及加强保护和光大各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措施。埃及的文化遗产丰富，她的文字记载历史悠久，古埃及人刻在庙宇、陵墓、方尖塔、纪念碑上的象形文字和图案以及大量古埃及纸草文献，记载着古埃及文明发展和文学创作与科技发明的惊人成就。古埃及文学比古希腊文学早2500多年，包括小说、寓言、民间故事、诗歌等。埃及还经历了希腊、罗马、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同时代，多元化文明也丰富了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
埃及近年来在全国建了5所国家级大型图书馆、90所地方博物馆以及104所大众文化馆和文化之家。它们在弘扬埃及与阿拉伯文化、促进各文明间交流的同时，也起到教育国民提高祖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作用。一些多功能大型图书馆还组织或参与传播埃及和阿拉伯文化、教育培养青少年下一代、保护本国文化遗产、国际文化对话等活动，举办研讨会、展览会、参与各种文学艺术节、开办附属儿童图书馆、文化研究中心等。
2002年落成的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是当今世界最大和最现代化的图书馆。它坐落在有“地中海新娘”美称的历史名城亚历山大市美丽的海滨大道，主体建筑宛如一轮斜阳，象征普照世界的文化之光，是当地一大新景观。早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亚历山大就是闻名遐迩的文学艺术摇篮和学者圣贤云集之地，有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等众多古迹。公元前259年，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人类早期历史上最伟大、最丰富的图书馆，藏书约54000卷，包括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手稿原本、古希腊哲学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和有西方医学奠基人之称的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的许多真迹原件以及大量古埃及、托勒密时期的哲学、诗歌、文学、医学、宗教、伦理和其他科学著作。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地中海地区传播文明长达200年至800年，是当时全世界学者和旅游者向往的文化圣殿，遗憾的是它早已毁于大火。
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是埃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合作的结晶。这座“复活”的图书馆面对地中海，背靠亚历山大大学，总面积达85405平方米，耗资近1.8亿美元。主图书馆大楼有11层，面积36770平方米。还有文物博物馆、古籍与手迹珍本博物馆、科学发明厅、艺术中心、信息研究学院、人文和自然遗产中心、亚历山大和地中海研究中心、会议中心、书法中心、服务大楼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它落成开放后，各国捐赠了大量珍贵图书、典籍、手稿、书画和影像制品，包括我国捐赠的《中国通史》、《中国药物大全》、《二十四史》等极有收藏价值的书籍。我国还参与新图书馆的《百万图书工程》，为该馆百万册图书编排目录、录入上网。
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每年还举办维护埃及文化属性、埃及文化遗产研究、阿拉伯文明、扩展和开拓人类文化知识领域等全国和国际研讨会、展览会，是埃及国内外高层次文化、科学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场所。它与世界各大图书馆和学院签署了40多个合作协议，在许多国家举办过展览。其领导管理的埃及人文和自然遗产中心近年来通过国际组织，在保护埃及文化遗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中心运用先进多媒体技术提供书籍、资料和光盘，介绍本国和世界文化遗产。今后，新图书馆还将启动新学术中心，更多更好地为埃及和世界文明服务。
埃及人自豪地说，亚历山大新图书馆是埃及多元文化交汇和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新殿堂，是世界看埃及的窗口，也是埃及看世界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