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 现代小说家、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青、鸿来、□予、舍、非我等笔名。满族，正红旗人。
生平经历和创作道路 老舍，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一个贫民家庭。父亲是名守卫皇城的护军，1900年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巷战中阵亡。从此，全家依靠母亲给人缝洗衣服和充当杂役的微薄收入为生。老舍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大杂院的日常生活，使他从小就熟悉车夫、手工业工人、小商贩、下等艺人、娼妓等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大杂院的艺术熏陶，使他从小就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传统艺术（如曲艺、戏剧），为它们的魅力所吸引。他从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与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不同的生活教育和艺术启蒙。这些，都对他有极大的影响并在他的创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
1906年，在别人的资助下，老舍进私塾读书；三年后，转入新式学堂。1912年，小学毕业后，他在普通中学读了半年；翌年，考入学杂膳宿费用都由国家供给的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老舍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北京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校长。1920年 9月，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还陆续兼任私立小学教师、国语补习会经理等职。
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我怎样写〈赵子曰〉》)。这确实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有些隔膜和误解。但"五四"时期兴起的新的时代潮流，包括文学革命在内，仍然冲击着他的心灵。本来，军阀政府基层机构的腐败，混迹其间的卫道者们的虚伪，在这个刚刚来自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眼中，无处不是破绽和丑态，难以与他们安然相处。当"五四"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呼声，把他从"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的人生信条中惊醒（《"五四"给了我什么》），他作出了新的抉择。1922年9月,老舍辞去所有职务，到以开明新派著称的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那里写下了第一篇新文学习作《小铃儿》。在这以前，还坚决退掉母亲包办的婚约。次年回到北京，任顾孟余主持的北京教育会的文书，同时在第一中学兼课，业余时间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一度还信仰过基督教。虽然道路不无曲折，但"五四"推动他进一步挣脱了封建的、世俗的羁绊，去寻求一种比他已经得到的更有意义的生活。
1924年，老舍去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讲师。为了提高英文水平，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生活和书本都向他打开一个比原先见到的更为宽广多彩的世界。阅读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文学兴趣。客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又需要寄托和发泄。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把见到过的人和事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1926年写成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当年在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接着又写下了长篇《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三部作品陆续在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刻以文笔轻松酣畅，富有北京的地方色彩，善于刻画市民生活和心理，引起读者的注意。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并且从语言、笔调到内容、主题，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他终于在文学事业中找到了值得为之献身的工作和充实的生活。
老舍旅居英国 5年。1929年夏取道法、德、意等国回国。途中因为筹措旅费，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半年。在英国时，他为国内的北伐战争的进军感到兴奋。到了新加坡，从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中感受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因此中断了一部描写男女青年爱情的小说的写作，另写了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
1930年 3月，老舍回到祖国。同年 7月，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翌年夏，与后来成为国画家的胡□青结婚。1934年，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他在这两所大学，先后开设过《文学概论》、《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以及写作方面的课程。课余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猫城记》(1932)以寓言的形式揭露旧中国的腐败，针砭保守愚昧的民族习性和畏惧洋人的奴才心理。同时流露出对于国事的悲观和对于革命的误解，是一部瑕瑜互见、颇多争议的作品。《离婚》(1933)描写一群公务员的庸碌生活，对此作了嘲弄和揶揄，充分表现出他作为北京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作为幽默作家的特点，是一部很能代表老舍风格的作品。《牛天赐传》(1934)和中篇《月牙儿》(1935)、《我这一辈子》(1937)，都从街头巷尾摄下市井细民的生活场景。前者是对于世俗生活和市民心理的嘲讽，充满笑料；后两者是对于人间不平的抨击，饱含着愤懑和哀悼，作品的笔调也随之变得沉重。
回国不久，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作品大多收入《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中。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有的是近乎逗人一笑的幽默小品，不久就增多了含意严肃、富有社会意义的篇章。他为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撰写幽默诗文，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也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这些诗文，以轻快嬉笑的文字，透露出作家对于日本侵略阴谋下祖国命运的关切和焦虑，一部分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从1935年起，还著文回顾总结自己的创作经历，后来将这些文章集成《老牛破车》(1937)一书。30年代中期，老舍写了大量多种体裁的作品，风格也日趋成熟。这些作品发表在不同倾向的报刊上，他成为文坛上一位活跃的作家。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36年 9月起在《宇宙风》上连载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小说叙述了一名年轻好强、充满生命活力的人力车夫，希望以个人的奋斗改变自己卑贱地位的故事。他全力以赴,几经挣扎,得到的却是失败和打击。随着幻想的破灭，他对于生活的信念和追求也都丧失殆尽。作家以严峻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了他从自重自信到自甘堕落，也就是他为生活所毁灭的过程——祥子个人的不幸命运，是个意义深广的社会悲剧。小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于城市贫民的真挚同情和深刻理解，成为老舍的主要代表作。《骆驼祥子》是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年代译成英文以后，也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
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漩涡。1937年10月，重新回到齐鲁大学任教的老舍，在济南行将沦陷的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管协会的日常事务,成为这个团体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1939年6月，他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近半年之中，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都开阔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生活。过去由于与革命力量革命运动有些隔膜，产生过误解，这时通过接触和共同工作，增进了了解，他的政治态度明显地激进起来。1944年，茅盾曾经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为了在文艺界贯彻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干扰，为了保障作家的正当权益，他都做了不少工作。抗战后期，他又投身日渐高涨的民主运动之中。1944年 4月，重庆等地的各界人士举行老舍创作生活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从不同的方面对他作出了高度评价。老舍不再是一个单纯埋头写作的作家，他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成了抗日和争取民主的战士。抗战使老舍的思想和行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变化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战争一爆发，他立刻放弃已经写了几万字的两部长篇小说，而成为通俗文艺最热心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先后在济南、武汉、重庆等地，与演唱曲艺的艺人讨论编写抗战鼓词的问题，自己也利用各种旧形式写了不少宣传抗战的通俗作品，包括京剧、鼓词、相声、数来宝、坠子等，供艺人演出。这些作品，一部分收入《三四一》（1938）中。在文艺界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他写作了"新旧相融"（《我怎样写〈剑北篇〉》）的长诗《剑北篇》（1940～1942，未完）。随后，又开始创作话剧，或者个人编写或者与别人合作，连续写了《残雾》(1939)、《国家至上》(1940)等十几个剧本：有的号召民族团结，有的歌颂爱国将领，有的揭露"大后方"的霉烂堕落，抗战救国是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他后来总结说："我不明白舞台的诀窍，所以总耍不来那些戏剧的花样"，"我老是以小说的方法去述说"（《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这些剧本在话剧艺术上确实存在明显的弱点。但通过这些努力，为他50年代的剧作作了很好的准备。1944年初，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共百万言，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老舍熟悉故都却缺少这段生活的体验。刚从北平来到重庆的夫人胡□青，向他提供了敌伪统治下故乡人民的苦难和抗争的大量素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陷。虽然书中抗日斗争的线索仍然显得有些单薄和比较模糊，但以浓烈的油彩涂抹出在民族存亡关头这座古老城市的众生相，细致刻画了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下层居民的内心冲突和由此萌发的觉醒，蕴含着对于他们的鞭挞和期待，在他关于北京市民的众多描绘中增添了不少丰富多彩并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画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 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写完《四世同堂》，创作了另一部长篇《鼓书艺人》，还协助别人将这两部小说译成英文。《鼓书艺人》叙述的是抗战风暴中旧式艺人追求新生活的故事，出现了革命者的真实形象，呼唤新中国的到来。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日，老舍即启程回国，途经日本、菲律宾等地，于12月 9日抵达天津。"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从三藩市到天津》）。这个出生于北京、一向以描绘北京著称的作家，从1924年离家以后，一直到这时，才在自己热爱的故乡重新定居下来。
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老舍新的创作热情。1950年 1月，回国不到一个月，就发表了第一篇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大鼓书《过新年》。他再次以巨大的热诚，从事传统艺术的改革，包括改造旧式艺人的工作。话剧《方珍珠》(1950)就以解放前后的艺人经历为题材，前半部分内容与《鼓书艺人》有些相似。一年以后，话剧《龙须沟》上演，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剧本取材于解放初期,百废待兴,人民政府首先大力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的真实事迹。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北京新中国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能在短促的时间里，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优秀作品，它的成功引起普遍的赞叹，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务，兼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注意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培养辅导；多次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等国。他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交流等活动;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正如他说的,"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奔流"(《十年笔墨》)，他努力了解、体验新的生活，并且反映在作品中。自然，并不是每个尝试都取得成功。象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业绩的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1954)，歌颂建筑工人劳动竞赛的话剧《青年突击队》(1955)等，由于生活实感不足而缺少艺术力量。写得好的，是表现北京市民生活悲欢离合的作品，如话剧《女店员》(1958)、《全家福》(1959)等。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龙须沟》的续编：描绘了古老的北京和经受过苦难的、守旧的市民如何走向新的生活。作家熟悉这些人物及其变化,他含着泪与笑,通过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了历史的跃进，使人在欢笑之中悟出一点生活的真谛。话剧《西望长安》(1956)，根据震动全国的李万铭案件写成。李万铭能够到处招摇撞骗，暴露出某些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剧作对此作了揭露和嘲讽。如何写好新社会的讽刺作品，是个议论不少、实践不多的课题。以幽默讽刺著称的老舍的这个尝试，也就分外引人注目。
在后期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1957)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未完）。前者以北京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特点，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据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三个不同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前后半个世纪。上场人物60多个，全剧没有中心的故事线索，各幕之间缺少前后呼应的情节联系，却能结构严密，一气呵成，再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并且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后者带有自传的性质，却写出了大清帝国行将灭亡时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特别是作为清朝统治的特殊支柱的旗人社会在大动荡中的分化和没落。两部作品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正红旗下》涉笔成趣，再次显示出幽默的风格，嬉笑怒骂，都能耐人咀嚼，说明他的幽默变得深沉和含蓄了。它们描写的虽然都是旧中国，《茶馆》还有浓厚的悲剧意味，却都跳跃着时代的脉搏,显示出人民的力量和历史前进的趋势,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标志了作家的思想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有了重要发展。《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在西欧一些国家演出时，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见彩图老舍剧作《茶馆》剧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50至60年代是第二个高峰，作品众多，思想上艺术上也都有新的进展。20、3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到了50、60年代依然保持旺盛的艺术创造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老舍是突出的一个。唯其如此，1966年8月24日,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去世，格外令人感到惋惜。
文学业绩 老舍先以长篇小说著称。当他开始创作时，新文学作家中还很少有人撰写长篇，他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最早的作者之一，为开拓这种体裁作出了贡献。后来，他又以剧作闻名,作品数量众多,而且成为50、6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为数不多，却也不乏绰约多姿、意味深长的优秀之作，如《断魂枪》、《上任》、《柳家大院》等篇，都写得各有特色。他的短篇，在艺术构思的精致和题材的宽广方面，往往胜过长篇作品。他写了不少富有情趣和机智的散文小品，还有一些新旧体诗歌。老舍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和小小说,还有童话、寓言体作品。在戏剧创作中,除了话剧，另有儿童剧、童话剧、歌剧、话剧歌舞混合剧等。和"五四"以后的绝大部分作家不同，他还利用多种传统形式，写下了大量体裁各异的通俗作品，包括不同的传统剧种之间移植改编的戏曲。老舍是现代中国作家中作品形式体裁最为丰富多样的一个，而且在不少领域中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这除了作家的勤奋和善于同时从中国传统的和外国的文学汲取营养以外，还有思想上艺术上更为深刻的原因。抗战爆发时，老舍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鉴于迫切需要以人民群众理解和喜爱的文艺形式进行抗战鼓动，他中断小说创作,全力探索通俗文艺的利用改造,并且身体力行地"大胆去试验(通俗)文艺的多种体裁"（《三年写作自述》）。随后，又出于"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的考虑（《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转向戏剧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自己又刚刚回国，写作《龙须沟》时，他深知从旧中国的批判者到新中国的歌颂者，意味着多么艰巨的变化："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龙须沟〉写作经过》）。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时代提出的崭新课题。在他取得话剧创作的成功以后，仍然继续进行"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向强调时间、地点、人物线索和情节都需要高度集中的传统的戏剧规律挑战，写出了别具一格、被人称为"画卷戏"的《茶馆》。在老舍身上,"不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最可宝贵的政治热情，而且也表现了同样可宝贵的艺术家的真正的勇气"（周扬《从〈龙须沟〉学习什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使他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也使他永不满足已经取得的任何成就，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能够不断取得重要的进展和突破。
老舍开始创作时，抱有"不管是谁与什么吧，反正要写得好笑好玩"，"立意要幽默"（《我怎样写〈赵子曰〉》）的态度。他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幽默讽刺的笔调。他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幽默作家之一，一度还有"幽默大师"、"笑匠"之称。他的早期作品中夹杂一些纯粹为了逗笑、缺少思想意义的穿插。他那"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的性格，使他的讽刺，缺乏鲁迅的冷峻和锋利，更多一些温情和轻松，由此形成他的独特的幽默风格。从30年代中期起随着对于国家的灾难和生活的严酷有了更多的体验,老舍的笔调变得激愤严肃起来,幽默不再是他大部分作品的基调，为人称道的也不再都是幽默作品，但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中，仍然经常出现机智俏皮的语言，将嬉笑怒骂融合在一起的笔墨，使人发笑或者哭笑不得,有时还会催人泪下,或者发人深思。后期作品中，作家让不少人物笑着向昨天告别。所有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妙趣——升华了的幽默。
老舍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市民生活。他善于描绘城市贫民的生活和命运，尤其擅长刻画浸透了封建宗法观念的保守落后的中下层市民,在民族矛盾和阶级搏斗中,在新的历史潮流冲击下,惶惑、犹豫、寂寞的矛盾心理,和进退维谷、不知所措的可笑行径。他喜欢通过日常平凡的场景反映普遍的社会冲突，笔触往往延伸到民族精神的挖掘或者民族命运的思考，让人从轻快诙谐之中品味出生活的严峻和沉重。关于自然风光的色彩鲜艳的渲染和关于习俗人情的细致入微的描摹，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情趣。在现代文学史上，老舍的名字总是与市民题材、北京题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是现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风俗、世态(尤其是北京的风土人情)画家。作为一位大家，他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可能不够辽阔，但在他所描绘的范围之内，却把历史和现实，从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风俗习惯，一直到三教九流各种人等的喜怒哀乐、微妙心态都结合浓缩在一起,有声有色、生动活泼,自成一个完整丰满、"京味"十足的世界。这是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作出的特殊贡献。
老舍的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现出鲜明的反帝爱国的题旨。反帝反封建本是"五四"以来整个新文学的基本主题。但除了特定时期（比如五卅运动期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战争时期）以外，在一般作家的创作中，反帝的主题和内容不多。老舍的作品则常有明显表现。他的第一篇习作《小铃儿》，通过小学生带有稚气的行动，表达了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民族意识。茅盾从老舍最早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在这以后，老舍写了不少直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作品，还有从不同侧面描写它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渗透和种族歧视所给予中国人民种种伤害的作品。他表现民族觉醒、表彰民族气节，同时抨击在这些侵略和渗透面前卑躬屈节、为虎作伥的洋奴汉□。写于60年代初的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再现北京居民抗击八国联军的壮烈情景。后期作品强烈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自立自强于世界的喜悦和自豪。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使他的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达到新的思想高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是老舍的高贵品格，也是他作品中宝贵的精神遗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家，废弃了封建士大夫笔下的文言，也没有采用话本小说、戏曲说白中的近代白话，而是从现代口语中创造便于反映现代生活、表达现代人心理活动的现代白话，作为新的文学语言——老舍对此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他是北京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重要的是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中汲取和提炼文学语言。注意汲取，避免了生造硬凑和过于欧化的学生腔的毛病；讲究提炼，能够脱离粗糙的自然形态，克服照搬滥用方言土语的弱点。他所使用的是一种真正艺术化了的活的语言。老舍的小说和散文，都可以琅琅上口，话剧的对白，更是活泼传神；作品中许多人物的语言，具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他很好地解决了语文脱节的问题。在语言的准确生动，富有表现力和艺术性方面，在创造新的文学语言方面,他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突出的。老舍认为作家的风格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的确成为表现艺术风格的重要手段。连他的理论文章的语言都是很有个性特征的。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还超出了文学创作的范围。早在30年代，就有人主张以他的作品作为"宣传纯正国语的教本"（《老舍致赵家璧信》），他的文字一直是现代汉语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范例。
老舍的创作，带有英国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主要是流行于民间的文艺更有深切的联系。这使他的作品具有大众化、 通俗性、 民族色彩浓厚等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都能够雅俗共赏。因此较早地突破了新文学只在学生和知识青年中间流传的狭小圈子，为广泛的读者所喜爱。后来又以真实生动地描绘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民情心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再加上规范的现代汉语，而受到国外的重视。这些，都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他取材于北京胡同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娴熟地运用"京味"十足的文学语言等特点，受到一些后起者的仿效。
著作的出版和版本 老舍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字数达700万至800万。除了前面提到的，生前出版的作品主要还有长篇小说《文博士》(又名《选民》，1936～1937)、《火葬》(1943～1944)，短篇小说集《火车集》（1939）、《贫血集》(1944)等；戏剧《张自忠》(1941)、《面子问题》(1941)、《大地龙蛇》(1942)、 《归去来兮》(1942)、 《谁先到了重庆》(1942)、《柳树井》(曲剧，1952)、《春华秋实》（1953）、《十五贯》（根据十五贯传奇改编的京剧，1956）、《红大院》(1958)等；杂文和文艺短论集《福星集》（1958）、《小花朵集》(1963)、《出口成章》(1964)等。另外，从30年代到50年代，有作家自选的和别人编选的选集多种，主要收录短篇、中篇小说和剧作。他翻译的萧伯纳的剧作《苹果车》，收入《萧伯纳戏剧集》(1956)。
老舍生前没有随时将作品结集出版。散佚的篇章为数较多。30、40年代，出现过不少未经作家本人同意的盗版书，内中错误颇多，间或夹杂别人的作品。50年代前半期，作家对有些作品(如《骆驼祥子》、《离婚》)，作了修改，形成不同的版本。从70年代末期起，搜集整理老舍作品的工作,引起普遍注意,陆续出版了《老舍诗选》(1980)、《老舍小说集外集》(1982)、《老舍论创作》(1980)、《老舍论剧》(1981)、《老舍曲艺文选》(1982)以及《老舍文艺评论集》(1982)等等，所收的大多是散见于报刊的篇什。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开始编辑出版的《老舍文集》，收录了作家1925至1966年的文学著述，按文学体裁分类和写作年代编次，并且根据初版本或者其他版本作了校勘，加上简单的注释，是迄今为止老舍著作比较完整准确的汇编。
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评论研究文字，2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30年代中期起逐渐增多,到了50、60年代,老舍每有新作问世，都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广泛讨论。李长之、朱自清、王淑明、赵少侯、叶圣陶、巴人、常风、许杰、以群、田仲济、吴组缃、周扬、焦菊隐、光未然、李健吾、梅阡、张庚、凤子等人，都先后写过评论。从70年代末期开始,报刊发表许多回忆老舍的文章,系统全面的研究也日益开展,除了继续分析评价老舍的代表作品,对于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都分别作了综合的探讨。
国外关于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都较活跃。日本的伊藤敬一、法国的保尔·巴迪、波兰的日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美国的兰比尔·沃勒等，都写有老舍研究的论文或著作。
老舍（1899～1966）
中国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满族。北京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
生平和创作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 ，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新时代的新成就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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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炮火中。母亲也是旗人．靠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18年夏天，他以优秀的成绩由北京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北京第十七小学去当校长。1924年夏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中文讲师。在英期间开始文学创作。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是第一部作品，由1926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杂志连载，立刻震动文坛。以后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赵子口》和《二马》。奠定了老舍作为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地位。
1930年老舍回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这个时期创作了《猫城记》、《离婚》、《骆驼样子》等长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微神》等短篇小说。1944年开始，创作近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他担任全国文联和全国作协副主席兼北京文联主席，是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1966年“文革”中不堪躏辱投湖自尽。
著作书目：
《老张的哲学》(长篇小说)1928，商务
《赵子曰》(长篇小说)1928，商务
《二马》(长篇小说)1931，商务
《文学概论讲义》(理论)1931，齐鲁大学文学院
《小坡的生日》(长篇小说)1934，生活
《猫城记》(长篇小说)1933，现代
《离婚》(长篇小说)1933、良友
《老舍幽默诗文集》1934，的代
《赶集》(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樱海集》(短篇小说集)19Z9，人间
《蛤藻集》(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老牛破车》(创作经验)1937，人间
《三团一》(曲艺集)1938，重庆独立出版公司
《骆驼样子》(长篇小说)1939，人间；修改本，1955，人文
《火车集》(短篇小说集)1939，上杂
《残雾》(话剧)1940，商务
《文博士》(长篇小说，又名《选民》)1940，香港作者书社
《张自忠》(话剧)1941，华中图书公司
《大地龙蛇》(话剧)1941，国民图书出版社
《剑北篇》(诗集)1942，文艺奖金管理委员会出版部
《归去来兮》(话剧)1943，作家书屋
《国家至上》(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43，南方印书馆
《谁先到了重庆》(话剧)1943，重庆联友出版社
《桃李春风》(话剧，又名《金声玉报》)与赵清阁合著，l943，中西书局
《贫血集》(短篇小说集)1944．文聿出版社
《火葬》(长篇小说)1944，晨光
《惶惑》(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1部)1944，良友
《偷生》(长篇小说，又名《四世同堂》第2部)1946，晨光
《东海巴山集》(短篇小说集)1946，新丰出版社
《微神集》(短篇小说集)1947，晨光
《月牙集》(短篇小说集)l948，晨光
《方珍珠》(话剧)1950：晨光
《龙须沟》(话剧)1951，大众
《老舍选集》1951，开明
《春华秋实》(话剧)1953，人文
《老舍短篇小说选》19567，人文
《福星集》(散文集)1958，北京
《茶馆》(话剧)1958，戏剧
《上任》(短篇小说)1958，作家
《四世同堂》(长篇小说，又名《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曲)上下册，1959，百花；l-3部，四川人民
《正红旗下》(长篇小说)，人文
Solomon·Bush朋友，你好。以下分别是老舍和鲁迅的详细资料。
首先是老舍：
老舍（1899～1966）中国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满族。北京人。出生于城市贫民家庭。
生平和创作 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
1924年，老舍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作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7月起，到济南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在这两所大学，相继开设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欧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课余继续从事创作。沿袭原来的艺术取向的，有长篇小说《离婚》和《牛天赐传》等，都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和喜剧效果。比之早期作品，描写从浅露趋向含蓄，相当圆熟地形成他作为幽默作家、北京人情世态的风俗画师、市民社会的表现者和批判者独特的艺术风格。面对愈来愈严酷的社会现实，创作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日益关切国家大事，由此触发写作的灵感，如受到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五三惨案的刺激，写了《大明湖》，九一八事变引起他“对国事的失望”，遂有寓言小说《猫城记》的问世；一是更加关怀城市贫民的苦难，以此作为主要描写对象，《月牙儿》叙述母女两代沦为暗娼，《我这一辈子》诉说下级警察的坎坷经历。在《骆驼祥子》中，以农村来到城市拉车的祥子个人的毁灭，写出一场沉痛的社会悲剧。把城市底层暗无天日的生活引进现代文学的艺术世界，是老舍的一大建树。《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他从30年代初起 ，开始写作短篇小说 ，作品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其中如《柳家大院》、《上任》、《老字号》、《断魂枪》诸篇，绰约多姿，精致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济南沦陷前夕，只身奔赴武汉。1938年3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出任总务部主任。抗战8年中，对文艺界的团结抗日多有贡献。他写于抗战时期的作品，也多以直接为民族解放服务为题旨。战争初起，他热情提倡通俗文艺，写作宣传抗日的鼓词、相声、坠子等小型作品，供艺人演唱。随后，转向直接向群众宣传的话剧创作 ，连续写剧照了《残雾》、《张自忠》、《国家至上》等10余个剧本，颂扬民族正气、表彰爱国志士，批判不利于团结抗日的社会弊端，在当时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自1944年初开始，进入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创作，回到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和所擅长的幽默讽刺艺术。小说刻画深受传统观念束缚的市井平民，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内心冲突，于苦难中升腾起来的觉醒和抗争，自然也有消极逃匿和无耻堕落。《四世同堂》是他抗战时期的力作，也是抗战文艺的重要收获 。1946年3月，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
新时代的新成就 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老舍立即启程回国。新社会的新气象使他极为振奋，不久就发表以艺人生活为题材的剧作《方珍珠》。1951年初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本通过大杂院几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写出了历尽沧桑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献给新中国的一曲颂歌。《龙须沟》是老舍创作新的里程碑，他因此获得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50～60年代，他在文艺、政治、社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担任多种职务，但仍然勤奋创作。作品以话剧为主，有《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等，以刻画北京市民告别旧生活、迎接新时代的精神历程的作品较为成功。他还写有散文《我热爱新北京》。自50年代后半期起，老舍在话剧《茶馆》、《义和团》(又名《神拳》)和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等作品中，转而描绘近代北京的历史风云。《茶馆》以一座茶馆作为舞台，展开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盘踞时期、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3个时代的生活场景和历史动向，写出旧中国的日趋衰微，揭示必须寻找别的出路的真理。老舍的话剧艺术在这个剧本中有重大突破。《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最享盛名的保留剧目，继《骆驼祥子》之后，再次为老舍赢得国际声誉。
老舍在4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思想上艺术上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他写作勤奋，孜孜不倦地涉猎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作了1000多篇（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自溺于北京太平湖。
其次是鲁迅：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为《新青年》写稿时使用的笔名。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大家庭里。绍兴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保留有众多的名胜，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留下的遗迹，近代反清女杰秋瑾从容就义的轩亭口，等等。民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戏剧演出和传说故事。乡亲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两个“鬼”：一个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女吊；另一个是腰束草绳，脚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无常”。乡土传统与民间文化，深深地影响着鲁迅的一生。
鲁迅从小就表现出活泼的性格。因为外祖母家在农村，鲁迅也就有了一批农民小朋友，一起在朦胧的月色下，划着白色的小航船，赶去看戏；回家的路上，肚子饿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鲁迅还在叫做“百草园”的后园里，发现了大自然的无穷趣味：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椹；蟋蟀弹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乌；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传说……正是这样自由的童年生活，开发与培养了未来作家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6岁时鲁迅告别了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拜本城中极方正、极有学问的寿镜吾老先生为师，一直读到17岁。在这里，他熟读了儒家的经典，又在课余广泛阅读了儒家之外的各种杂书：小说，野史，笔记……不仅关注历史、人事，也注意观察自然。这样开拓了鲁迅广阔的精神空间，为鲁迅以后思想与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宽广深厚的知识基础。
鲁迅的童年也有阴影：13岁那年，祖父因故入狱，不得不随着全家到亲戚家避难；以后父亲病重，家庭生活也从小康陷入困顿。作为长子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与药店，在周围人的歧视与侮辱中，感受社会的冷酷与势利。父亲最后因庸医的延误而过早离世，更给少年鲁迅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人世与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岁的鲁迅，揣着慈母多方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先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又改入路矿学堂。在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物理、数学、化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并阅读外国文学与科学著作。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更给他带来了一阵惊喜，他从《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里，接受了一种自强、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学，同时强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竞争的世界里，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华民族的危机。
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两年后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希望毕业以后回国救治像父亲一样被误的病人。在仙台，他虽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学的藤野严九郎先生那样关心自己的老师，但也不时受到歧视；特别是有一次课堂里放映记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看到一个替俄军当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旁边竟站着一群中国人在围观。鲁迅受到极大刺激，由此觉悟到医治精神上的麻木比医治身体上的病弱更为重要，改变中国第一要著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他和朋友们热烈地讨论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开发表了第一批论文，提出了“立国”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于1909年回国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将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动下，提笔写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小说通过一个“狂人”之口，对几千年的旧传统提出了大胆的质问：“从来如此，便对么?”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鲁迅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多篇小说，后来编为《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后来对自己的创作追求作过说明，说他写小说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改良这人生”，因此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最关注的是下层社会“不幸的人们”，创作了许多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描写题材。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始终关注的是“病态社会”里的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他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被”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贫困，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吃人血馒头的精神的愚昧。在《故乡》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闰土的贫穷，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鲁迅同样严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时期独战多数的英雄，在强大的封建传统的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鲁迅还说过，他写小说，是因为青少年时代许多痛苦的记忆，使他不能忘却。于是，当年在日本幻灯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围观的麻木的中国人(鲁迅称之为“看客”)，就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举人残忍地打断了腿)，没有引起周围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围观着取笑他；在《祝福》里，人们争先恐后地赶去听祥林嫂讲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在无聊的生活中寻求点刺激。而这些人在听厌了之后，又立刻唾弃，对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们就是这样鉴赏着他人的痛苦，这不仅是麻木，更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酷。而在《药》里，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怀着“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却急急忙忙赶着去“看”他被杀，茶馆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为闲聊的谈资。先驱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与流血牺牲，全都成了毫无意义的表演。在这些描写的背后，读者不难感觉到，鲁迅用一种悲悯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说正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如此无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开拓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对人的灵魂的毒害与咀嚼。
最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这种“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造国民性”)特点的，无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传》。鲁迅自己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为了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且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国的读者也就永远记住了，并且永远摆脱不掉这位头戴毡帽的阿Q。鲁迅在他身上发现的是“精神胜利法”：尽管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冲突中，他都是永远的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的态度。或者“闭眼睛”：根本不承认自己的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没有根据的自尊之中：“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或者“忘却”：刚刚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啪啪响过以后，就忘记一切而且“有些高兴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类)发泄，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自甘落后与被奴役：“我是虫豸——还不放么?”在这些都失灵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说一声“儿子打老子”就“心满意足的得胜”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也就心平气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来，也是做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梦。因为鲁迅，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与他人身上的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说的结尾，阿Q在走向法场前的一瞬间，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样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高声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被震动了。小说后来翻译成多种外文，许多外国读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发现了阿Q，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表示，阿Q让他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这或许表明，阿Q的“精神胜利法”揭示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现象；鲁迅的《阿Q正传》可以说是一部“为人类写作”的作品，它不仅是最早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自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伟大代表。
鲁迅的《呐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现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别”吸引了广大读者。早就有人指出，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试验着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记》用的是“日记体”，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选用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述故事，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酒客与老板)的麻木与残酷，而“他”自己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终于成为“看客”中的一员。《药》更是出人意料地将小说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写人们对他的牺牲的种种反应，让读者在自己的想象中来完成他的形象。《故乡》《祝福》这样的“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都讲了两个故事：在讲述“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杨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两类故事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结构。鲁迅这样自觉的形式试验，使他成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深刻地影响着后来的作者。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诗《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这是两部写法与风格迥异的现代散文的经典。《朝花夕拾》最初陆续在报刊发表时，总题为“旧事重提”，鲁迅大概是回想起幼时，水乡的夏夜，在大树下乘凉，听老人们谈闲天、说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谈闲天，是对生命的童年时代(“朝花”)的回忆与重提。于是，在鲁迅生命历程中，留下印记的人和事都一一流泻在鲁迅的笔端：民间传说中的“无常”，父亲的病，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还有我们没有提及的幼时的保姆“长妈妈”，一生坎坷的老友范爱农，等等。鲁迅是怀着温馨的爱去回忆的，从中显露出鲁迅心灵世界最为柔和的一面，又内含着一种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类散文，是“梦”的产物：全书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梦见”为开头。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诡的世界：夜半时分的幻觉中听见“吃吃”的声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影”来“告别”(《影的告别》)；青白的冰谷中看见“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死火》)；“狗”追着“人”，大声质问，“人”拼命“逃跑”(《狗的驳诘》)……鲁迅把他在儿时敷演童话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借以表达自己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与心理，对人的生命进行更深层次的哲理思考。鲁迅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读者也因此有机会借《野草》去窥见鲁迅灵魂的深处。
鲁迅在进行小说、散文创作的同时，又在《新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杂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间所写的杂文，编有《热风》《坟》(其中一部分是世纪初写的论文)《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因北方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与广州中山大学任教，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鲁迅定居上海，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历程，并以主要精力进行杂文创作。先后出版有《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
鲁迅曾经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作为一种报刊文体，它的最大特点是能够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作出最迅速的反应，并及时得到社会的反响。因此，它是鲁迅这样的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民众疾苦的知识分子，与他所处的时代保持密切联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鲁迅又说，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并因此把杂文分为“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类。鲁迅一生都在战斗，怀着“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民族的奴役、阶级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老人对少年的摧残、强者对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说他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意气，而是为了中国与人类的“将来”，因此他的一切批评“实为公仇，绝非私怨”。鲁迅的15本杂文集，就是从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忠实记录，就是一部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而作为一个作家，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在历史事变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应与变动。鲁迅曾充满自信地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杂文就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如果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社会与历史，特别是要了解中国人，那就读读鲁迅的杂文吧。
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奉献出了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除3篇写于20年代，其他大都写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这是身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鲁迅对“故事”(古代神话、传说与史实)的“新编”(新的阐释与激发)。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女娲(《补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历史中的圣贤人物：孔子、老子(《出关》)、墨子(《非攻》)、庄子(《起死》)、伯夷、叔齐(《采薇》)，等等。在传统文本里，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鲁迅的笔下，却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还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写射日英雄后羿当年的赫赫战功，而竭力写他功成名就“以后”，成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鸟兽全被射死，再无用武之地，只能整日为吃食而奔波；被人们冷落、遗忘不说，学生也来暗算自己了，最后连老婆(嫦娥)也远走高飞：这“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与表现，发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历史业绩“以后”，并没有成为英雄，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检了两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最后一笔苦涩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难忘。整部《故事新编》充满了鲁迅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着固有的悲凉；此时的鲁迅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之中，却能写出如此从容、洒脱的文字，这正意味着他的思想与艺术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这位本世纪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大师，放下了手中的笔；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三个字：“民族魂”。
仅做参考：
1、美术
“审美教育”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它不仅历史渊源流长，而且内容也十分丰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 如此。因此，以往那种将“审美教育”简单地、片面地归结于某一方面的做法，已经不能概括今天如此丰富、 如此新颖的美育内涵了，也就是说，今天的美育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是立体的、多元的，它是一个综合有机 体，这里我们探讨的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即它作为感性教育的一方面。美育不等同于感性教育，但它 确实包含着感性教育的内容。
一、“感性”的定义
审美教育和人的“感性”有着既直接又内在的关联。所以，在历史上审美教育的命运和“感性”的命运密 切相关，常常是人们对“感性”如何，便会如何对待审美教育。所以，要了解审美教育是什么，如果不首先对 “感性”有所了解，就将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感”的基本含义有两层，其一：“格也，触也。”即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对外物的感知；其二： “感者，动人心也”，感就是心有所动。这里，“感”既是一个生理过程，又是一个心理过程。
“性”的含义则很复杂。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性”在中国主要指本能、欲望和情感。所以，中国古人说 ，“生之谓性。”（《孟子·告子》）“凡性者，天之就也。”（《荀子·性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荀子·正名》）又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情亦性也， 谓性已善，示其情何？……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 （董仲舒）（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202页。）
除此之外，汉语中的“性”还有这样的意思：指人的本质特征，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孟子谈这种“性”谈得最多。在宋儒张载、二程和朱熹那里，则认为所谓的“性”即人生之究竟依据，“极 本穷原之性”，它既是整个宇宙的本根，也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更是人生的根据。显然，这里所谓的“性”立 足于人和动物的区别，与本能、欲望和感情相对（后三者常常陷溺这种“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征 。
至于“感”和“性”合而为“感性”一词，古代汉语中没有这种用法，它是一个外来词汇，大约在近代以 后传入中国，主要指感性认识，即认识的初级阶段，与理性认识相对。
在西方，英语中“感性”（ sensuousness）与“肉欲”（sensuality）具有相同的词根（sens）； 在德文中，“感性”与“肉欲”仍是同一个术语Sinnlichkeit，它既指本能的（特别是性欲的）满足，也指感 性知觉和表象（即感觉），它是一种低级的、混乱的和含糊的认识。
综上所述，所谓“感性”即人生之所以然者，它包括人的本能、欲望和情感，是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没 有这一方面，人格就会是片面的，甚至是病态的。
二、美育与“感性”
“感性”与审美教育具有如下关系：
从词源上看，被译成中文的“美学”（即德文“Aesthetica”一词），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过它下的定义 是：“Aesthetica是感性认识的科学。”（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 书馆，1981年，第142页。）他认为人的认识分成两个部分， 一是感性认识，一是理性认识；美学研究感性认 识，逻辑学则研究人的理性认识。德国另一个大美学家康德也曾经将人的心理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认为 哲学研究知，美学研究情，伦理学研究意。这些都表明，在西方，“Aesthetica”是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之 上的，它以人的“感性”为研究对象。它就是中文中的“美学”一词的本义。这意味着，美学也是建立在“感 性”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别的，而正是“感性”。
可见，从词源学上看，审美教育是针对着人的“感性”而进行的教育，审美教育与人的“感性”有着直接 的关联；并且，审美教育也具有“感性”的品格，因此，审美教育就是一种感性教育。
在美学史上，“美育”首先是作为一种感性教育出现在人们的面前的。那么，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有 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首先，审美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感性。
所谓“解放人的感性”，主要是指美育能够将人的感性从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
在历史上，感性长期处于理性的压抑之下，这在现代社会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意识到 ，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文明（即现代文明）就是一种压抑性的文明。现代德国思想家马尔库塞就曾经一针见 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文明之初，“理性也已被看作是压制本能的工具；本能、感性领域被看作始终对立于理 性，有害于理性的。哲学用来理解人类生存的范畴也保存了理性与遏制之间的这种联系：凡属于感性、快乐、 冲动领域的东西都意味着是与理性相对抗的，是必须予以征服和压制的东西。日常语言也保存了这种评价，因 为用于这个领域的语词都有带有说教或猥亵的语调。从柏拉图到现代世界，有关‘黄色作品’的法律，对快乐 原则的毁誉一直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 5页。）
正是这种长达几千年的压制，使人们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消失殆尽，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变得麻木不仁， 无论是春天的第一片新绿，还是夏夜璀灿的星空，无论是云白山青，还是川流石立，都难以激起人们哪怕是一 丝一毫的喜悦，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人们在无动于衷中打发着平凡而琐碎的时光。人们仿佛得了“不感症” ，正如美国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在现代社会，我们到处可见这种“千百万人的病态性的冷漠态度。”（注： 托夫勒·阿尔温：《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3页。）而在法国著名文学家加缪的中篇小 说《局外人》那里，我们更可以看到现代人这种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不感症”的形象而生动的表现。小说的 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生活激情的公司小职员，甚至面对恋爱、死亡这些人生大事，他的表现都是 非常的冷漠和麻木不仁。
这种感官的异常迟钝和心理性的“不感症”，不仅使人失去曾经有过的敏感与激情，使人的生活变得异常 的贫乏、单调和枯燥，而且更使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人与物之间日益疏远、隔膜起来，他人成为一堵 墙，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越来越绝望。
而审美教育要做的，正是将人的感性从这种理性的长期压制下解放出来，将人的感性从在压制下已经变得 异常麻木、迟钝的病态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其以感知的敏感和激情。审美教育的这个作用在本世纪初我国大 思想家梁启超那里，被称为“剌”。他认为，小说对人具有四种支配力量，其中之一即为“剌”，所谓“剌也 者，剌激之义也。”他在比较“剌”与小说的另两种支配力“熏”、“浸”时指出：“熏浸之力利用渐；剌之 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剌之力，使感受者骤觉。剌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 自制者也。”（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室：《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18页。）
而美育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它上述的感性品格有关。美育作为一种感性教育，是以人们对对象的直 接感知为基础的，也是以人的感性不断敏感和丰富为目的的。人的感官如果长期不去感知，就将变得迟钝，就 将逐渐退化。美育正为人的感官提供了一片广阔的感知天地，在这片天地里，日月合壁，山川焕绮，“春秋代 序，阴阳惨舒，”（《文心雕龙·物色篇》）桃花之鲜，杨柳之貌，日出之容，雨雪之状，春风春鸟，秋月秋 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文心雕龙·物色篇》），莫不使人悟以物色，应物斯 感，并进而“心亦摇焉”，“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
在此基础上人们“神与物游”（《文心雕龙·神思》），“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 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里，不 只是人的感官由于外界的剌激而保持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并日益地敏感起来，而且人的感情也被不断地激发， 人的想象也不断的丰富起来。
可见，只有审美教育，才能将在理性的长期压制下已经变得麻木和迟钝的感性解放出来，重新赋予它敏感 、丰富和激情。这是审美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其次，审美教育能够泄导人的感性。
人生而就有耳目之欲，就有感知外物的欲望，这是人和外界、乃至整个宇宙联系的唯一桥梁，也是人情所 不能免。荀子说：“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 ；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荀子·王霸》）《吕氏春秋》指出：“故耳之欲 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仲春纪·情欲》）《淮南子·真训》也说：“且人之情，耳目 应感知，心志知忧乐，手足之疾痒，辟寒暑，所以与物接也。”相反，如果不让人去感知，将之“囚之于冥室 之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可见，不满足人的耳目之欲，不满 足感性所提出的需求，是摧残人性的。
然而，人的这种欲望常常是无止境的，也是盲目的。如果任其自由的表现，不仅对社会，甚至对整个人类 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一点，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有很清楚的认识。先秦的荀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荀子这里明确指出，盲 目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是国家穷乱的根源。在《吕氏春秋》那里，作者也告诉我们，盲目地追求耳目之欲，“ 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仲夏 纪》）汉代的《淮南子》也看到了这个危险，它说：“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藏摇动而不定矣。五藏摇动而 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矣。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 ，虽如丘山，无由识之矣。”（《精神训》）这都是“亡国之音”。明代吕坤更明确地说：“天地间之祸人者 ，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 官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 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呻吟语》）
总之，过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无异于引火自焚，“酒足以狂愿士，色足以杀壮士，利足以点素士，名足 以绊高士。”（杨梦衮《草玄亭漫语》）我国古代的圣人“决不许人类一切的本能，毫无节制，任情放纵。他 取正当的方法音乐地调节本调本能的冲动与官能的享乐。”（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贵州 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3页。）这种“正当的方法”即是“克己”、“格物”。
而在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理性对感性的压抑之所以能够成立并获得巨大的成功，也是基于这样的 前提：“潘多拉、女性原则、性欲和快乐都成了灾祸，是分裂和破坏性的。”（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可见，对于人生而就有的欲望，既不能不满足它，也不能盲目地满足它。在中外历史上，人们都曾经通过 理性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古人说：“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用“礼义”为感性的满足划出一条度量分界 。在西方，人的感性满足更受到严格的控制，它们绝大多数成为社会的禁区，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禁忌，被驱赶 到了无意识之域。现代西方社会之所以神经症的人格猛增，与此密切相关。其教训告诉我们，理性并不能为人 的感性的满足提供一条正确的渠道。感性的满足应该有自己特殊的途径——这就是审美教育。
而审美教育之所以能够“泄导人情”，也和美育的感性品格有关。首先，作为一种感性教育，美育通过不 断的剌激、不断的感知，从而逐渐唤醒了那些在无意识之域中沉睡多年、积聚多年的欲望和本能，使它们从暗 无天日的黑暗深处来到光天化日之下，美育打开了这只“潘多拉盒子”，并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想象的 和自由的空间，让它们充分地抒发、自由地表现。这里，美育显然和德育、智育不同，后两者对“人情”多是 压抑性的，严格控制的，它只允许某些情感得到有限的表达，而把绝大多数的情感驱进了无意识的领域。
其次，在审美教育中，对于审美对象的感知，依赖于“日常生活意识的垂直切断”（今道友信语），即瑞 士美学家布洛所说的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所保持的“审美距离”，这种距离的存在，使审美主体的感知和情感 的激发以及抒发，并不直接指向现实世界和社会，而是指向某个虚幻的对象和事件，从而可以避免对现实和社 会所可能带来的伤害。
正是美育的上述特征，使美育在渲泻人的内心过分强烈的心理能量方面，远远优越于德育和智育，成为“ 泄导人情”的最佳途径。
最后，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
“升华”（sublimation ）是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中的一个术语，指被压抑于意识中的本能冲 动，特别是性本能冲动，转向社会所许可的活动中去求得变相的、象征性的满足。人类文艺创作、宗教活动等 ，都被弗氏说成是性本能冲动升华的结果。
而在汉语中，“升华”一词的含义略有不同。先说“升”。汉语中的“升”有上升、提高的意思，如《诗 经·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又有“成熟”的意思，如《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五谷不 升为大饥。”次说“华”。在汉语中，“华”可喻开花；可指光彩、光辉和有文采；还可表示浮华，如华而不 实。在古代汉语中，“升”与“华”很少连用。
我们这里所说的“升华”对上面两种“升华”的本义都有所吸收，但又有所不同。它既是指将人的感性从 无意识的深处提升到表层，更是指将人的感性从兽性的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从生物学的水平提升到社会学 的水平，使感性真正成为人的感性。只有在这种提升的基础上，人性才能放射出万丈光芒。
为什么审美教育能够升华人的感性呢？正如上面所说，德育与智育旨在发展人的理性，在它们的具体实施 过程中，常常限制感性，压抑感性，甚至不惜牺牲人的感性来求得人的理性的发展，因此之故，德育与智育不 可能升华人的感性。人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育则与前两者有所不同，它主要针对人的感性来进行，这为美育升华人的感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其次 ，美育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首要前提就是它是超功利的、超实用的，也就是说，它对人的感官的触发、对人 的情感的激发、对人的想象的开启，并不将它们引向实际的对象，引向该对象的某种使用价值之上。欣赏梵· 高的《向日葵》，并不是让人联想到这株向日葵可以结多少瓜子，它结的瓜子好吃不好吃；参观一座古代建筑 ，也不是要人觉得它是否方便实用。相反，动物的感官则不能摆脱其生理本能的约束，它对对象的感知，总是 与自己的生存目的直接相关的。而在审美感知中，则暂时割断了主客体之间的这一实用关系，使人对对象的感 知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和深度，具有了人性内涵，成为真正的人的感知。这就是人的感性从兽性的水平升华到 人性的水平的基本含义。这种升华之所以可能，正因为与美育所具有的这一特征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美学中，美学家们在谈到“审美感受”时，曾提到美育对人的这种“升华”作用。清代王夫之 指出：“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顿，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 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 如盲，虽勤动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 ，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注：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这里，王夫之将美育升华人的感性谈得很清楚，它对人的精神起着一种感发、激励和升华的作用，使人摆脱 昏庸猥琐的境地，成为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
三、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意义
今天，我们强调美育作为感性教育的一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如果说，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造成了人性分裂的严重恶果，那么，弥合人性的这种深刻创伤，实现人自身 的现代化，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然地呼吁感情性教育的加入、审美教育的加入。
人性分裂的现实，是人自身长期片面地追求理性的发展而压抑感性的发展的结果。这种现象，早在19世纪 就被一些思想家意识到了。席勒就曾经指出：“现在伴随着我们的是，各门科学之间的严密分工，等级和职业 之间的直接分开，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之间的隔绝；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工作与报酬之间也都割裂 开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丧失了它内在的完整性：“人们永远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小断片上，也就只好把自己 变成一个断片了；他们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自己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无味的嘈杂声音，也就决不能 发展自己生存的和谐；他们不是把人性——人的灵魂——铭刻在自己的生存上，最终却使之仅仅变成了他们所 从事的职业、所耕耘的科学园地的某种标记。”（注：转引自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下卷，上海译文出版 社，1989年，第480页。）
而马克思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更对它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当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已经降 而为物，不复为人，他已经失去人性。并且，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反对他、同他异化的东西。“劳动的 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 自己的劳动中并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 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 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 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最后，对工人说来，劳动的外在 性质，就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 别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3～94页。）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这种现象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遍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从而导致现 代社会病态人格激增这一不争的事实。在艺术家的笔下，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片面、病态人格令人触目惊心的 奇形怪状。在杰克梅弟的“九个人像的构成”中，我们看见，人已经失去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丰富性与整体性， 失去了自己的血肉，而被抽象成为火柴棍式的人物；在杜桑的“走下楼梯的裸女”中，人的形象仅仅是依稀可 见，转瞬即逝，人已经没有固定的形体可以把握；这种现象在立体主义的艺术作品中，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活生生的个人被肢解成一个个碎片，东一片、西一片地堆集在画面上。总之，在现代西方艺术作品中，再 也无法找到一个完整的、清晰的人的形象了，我们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像什么？在这里，人不只是一无遮蔽 ，而且被剥了皮，被碎尸万段，身体的各部分被摔得到处都是。
这里，人性的分裂已经危及人类的发展前景，已经成为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如果任其下去，就不只是 现代化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本身的前景也将会是十分的暗淡。
当然，人性分裂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不能否认的是，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要弥合人性分裂的这种深刻创伤，不自觉地进行感性教育（也就是审美教育）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感性教育的长期缺乏还造成另一个严重的恶果，这就是，一旦理性的控制减弱，感性获得较前 宽松的表现空间时，由于感性不能正确地抒发和表现自己，它就很容易出现蜕化、物化的倾向，陷入感性沉沦 的误区。事实也确乎如此。我们今天受众众多、影响广泛的大众文化就明显地存在着上述倾向。无论从哪个方 面看，大众文化都是一种感性文化。从它的起源看，它是解放了的大众和解放了的感性的产物，是欲望和科技 结合的产物，欲望是大众文化生产的动力，又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动力。同时，大众文化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 正是后者为它的兴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并决定了其传播方式，即它是直接的、直观的，也就是说， 借助于大众传媒，它能够直接诉诸于大众的感官。并且，大众文化的崛起反映了大众的需要（审美需要），这 种需要最主要的是感性的生命的需要。因此，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感性文化，它重感性、重世俗生活、重享 受娱乐，它是反理性的，体现的是感性对理性的反抗。
应该看到，大众文化的崛起有其进步的意义，一方面，它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民主潮流，另一 方面，它也反映了人自身要求感性发展的呼声。千百年来，人的感性一直处于被压制、被扼杀的境地，人自身 也因此而沦入悲惨的命运，直到今天，感性才终于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人倘 若不能“克己”，以为片面地执着于感性，就能真正地获得快乐和得到发展，那也将大错特错，这给人类带来 的只能是感性的沉沦和整个人性骇人听闻的堕落。因为感性文化（其中不乏性文化、灰色文化、白色文化等） 对于理性、价值和传统的消解几乎是致命的，它所到之处，使触及到的一切都化为笑料，使理想和价值都化为 乌有，理想没有了，标准没有了，它陷人类于官能的黑暗的假象世界之中，如斯，人类的前途真是岌岌可忧！
可见，在大众文化这种片面的感性解放中，人类所获甚少，所失很多，不仅失去了自我，而且失去了精神 ，因此，仅有感性的解放与渲泄是不够的，在解放和渲泄感性的同时，还必须要有感性的升华，一句话，必须 要有感性教育，也就是要有审美教育！
这些都表明，在今天，感性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十分的迫切，它反映了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反映了 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甚至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如果今天再不重视人的感性发展，如果再不把作为感性教育 的美育纳入现代教育体制，人自身就没法发展，现代化也不可能最终实现。
2、动画
就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动画长期处于弱势。很少有人提及创新的因素，也很少有人把中国动画的发展速度与动画的创新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当我们认真地从创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动画的时候，会发现中国动画是那么的孤立无助，如果我们再仔细审视中国动画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尴尬和无奈便会相伴而来。文化不仅要传承，而且还要创新。我们惊叹迪斯尼动画的长盛不衰，却很少从扬弃的角度研究迪斯尼动画的模式。一部好的作品，要有自己的精神。在亚洲，我们是最大的国家，但我们的动画却不是最好。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迪斯尼的路。他们同样获得了成功。在我的记忆里我们这一代在小时候大部分看的片子都是那些日本的动画片。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做的真的很好，我很喜欢他们动画片中的那些角色，真的很好，有特点。他们创作的题材很多，而且有很多都是十分有个性的东西。比如著名的有《圣斗士星矢》。还有〈灌篮高手〉，〈千
与千寻〉等作品。他们还在很多方面有作品。比如体育类，他们有那些〈棒球英豪〉，〈足球小子〉，〈网球王子〉等好的作品。在那些格斗方面，他们更是很有特点.像那些好的作品里面，有多少是很著名的大作啊。〈幽游白书〉，〈北斗神拳〉，〈拳皇〉等作品都是很受欢迎的。在我小的时候，这些作品的图书或者是光盘以及画册都卖的是十分火热，几乎是人人都看，人人都喜欢。对于一部动画片来说，我们那个时候要的是它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对于它们的社会意义和技术含量都没有去考虑过，也就是说，好的作品是以观众为评委的，我们动画人要做的是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欣赏到可以很满意的高水平的动画片。
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中国的动画还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中国有着很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文化，我们可以写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过去的传说，小说，神话故事，以及那些名著的改编等都可以是题材的方向。我个人认为以前的一些中国的作品有很多是很好的。比如〈神笔马良〉，〈大闹天宫〉〈三个和尚〉〈葫芦娃〉等。
我做为一名未来的动画制作者我很希望让自己的作品里有自己的元素。我将来可以自己写些剧本，因为我业余时间写作有两年，我不间断的写作。也有几本自己的作品，都是未来要做动画的。我是个比较喜欢听歌的人，我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那些歌中获的启发，有时候摸到一首很适合自己心情的歌，我会把它做为一个灵魂，用笔来编写一个自己的故事。我想这对我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我可以自己搞全创。一部好的作品，要有自己的精神。
再说一下动画的主要角色。我个人认为，在一部比较完美的作品中?/d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