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 文化 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 反思 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 思辨哲学 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 方法 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 思维方式 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 经验 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G.B.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T.S.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 ,人类通过劳动、 社会实践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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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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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哲学与长寿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四、结论:
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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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 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以下是我整理的三千字哲学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重点放在教授知识体系上,形成了满堂灌输的教学模式。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即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 反思 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和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式教学;诘问式互动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002-2589(2011)15-0274-0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中心放在概念界定和逻辑推理上,极力追求理论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遵循着从基本概念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相关的哲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原理进行论证,或者再结合某些具体事例加以解释的教学模式。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这种 教学 方法 非但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甚或还起到了反作用,给学生一种说教或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导致学生有逆反心理或者高不可攀的畏惧心理,因此,我们需要走出哲学教学理念的误区,还原哲学学科的本性,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教学。
一、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教学目的,变知识体系式教学为反思现实问题的专题式教学
现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国内有三种存在状态:讲坛哲学(存在于讲话、官方文件 报告 、公共政治课讲坛上的哲学)、论坛哲学(学者们讨论的哲学)、应用哲学(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哲学)。汪信砚教授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视同知识教育和知识传播这样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教学观念。这种教学观念是有其“论坛哲学”方面的根源的。时至今日,“论坛哲学”中仍然有不少人并不真正理解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至少是并不真正懂得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他们仍然把哲学视为一种知识系统,并由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科学的知识体系[1]。长期以来实际支配着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知识,并且不断追求大而全的知识体系,唯恐遗漏了某一个重要的“知识点”,让学生记忆背诵那些并不理解也来不及理解的抽象概念,使得丰富多彩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失去了它应有的灵性,变成令人生畏的教条。“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哲学教育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的问题,哲学被简约成一些概念、术语、原理、规律、范畴的堆砌,成为了异己于学生的僵硬的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生活世界、改造生活世界的本真精神被遮蔽,断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反思、批判的理性之链”[2]。
因此,我们要进行哲学教学,就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进行准确定位,必须努力破除这种教学观念,确立起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真正相适应的教学观念。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结构严谨、高度抽象、逻辑性强、富于思辩性、富于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但其形而上的知识体系承载着对人类生活的一种终极关怀,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思,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它不能脱离知识而孤立存在,但它又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功能,其根本意义在于关怀和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鲜明地体现了人类的崇高价值理想,可以帮助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理想和信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要充分展现这一根本的意义,就应从问题出发,特别要直面社会和人生中那些引起学生普遍关注和困惑的现实问题,积极地回应和解决学生的各种思想问题,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和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表达的崇高价值理想,并将这种价值理想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最高价值取向。
运用专题性讲座取代体系性讲授,已经成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改革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所谓专题教学,就是针对某种现实需要,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线所进行的专题性研究和教学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题教学一定要符合以下要求:一是问题的现实性、思想上的针对性。哲学专题教学必须紧紧抓住学生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进行深入解剖和辨析,澄清学生的各种模糊认识或错误认识。比如我曾尝试过如下选题,“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影响不容忽视”、“实用主义观念剖析”、“意识形态中的战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的自由与解放”,等等,不仅学生感兴趣,而且教学效果好。二是学科视野宽广、知识要点管用。对于哲学知识的传授,不是面面俱到、照本宣科,而是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人阐发其精髓,注重知识的应用价值,为学生提供分析和认识现实问题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三是更强的探究性、更大的自主性。专题教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是一种研究式教学,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运用,如何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专题教学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也是一种探究性学习,要真正解决学生的思想实际,必须要使学生在进行探究中获得体验,实现自主性发展。
二、以激发学生哲学思维为教学手段,变注入式单向教学为诘问式互动教学
多年来,按照教授知识体系的教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基本囿于一种“满堂灌”的注入式教学,即使是有所改进,也正如孙正聿老教授所认识到的那样:理论课教学中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以“原理+实例”的方式进行讲授,在这种讲授中,把理论当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只是用理论去解释实例,或者用实例去证明理论,而理论自身的“道理”却没有成为被讲授的对象,因而也就失去了“以理服人”的力量[3]。
哲学是“爱智”,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哲学思维的核心就是批判性思维。它激发人们的 想象力 和创造力,冲击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弘扬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意识和探索精神,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和强化人们的创造性综合素质,因此,哲学课应该采取启迪式、思辨式、反思式和追问式的教学方式。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激发学生探索的精神动力应当是哲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核心环节。韩震教授认为:哲学本质上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系统性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如
果老师不以某种方式引导学生进入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活动,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教哲学;如果学生不能主动地进入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状态,那他就是以非哲学的方式学习哲学[4]。哲学史上许多哲学巨匠的著作都是用对话、 辩论 的形式写成的。以哲学的方式引导学生,在我看来就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诘问的活动,它可以表现为课堂上的对话式讨论和课堂外辩论竞赛等形式,由此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主体间愉悦教学,在思维交锋的过程中实现教学目的。
所谓对话式讨论,指在平等开放的课堂上师生之间展开深层次交流。对话正成为教学改革浪潮中的显著趋势,师生、生生间的对话正逐渐代替教师的“一言堂”、“满堂灌”。因为有了对话,教师不再同化、固化学生的思维,而是鼓励学生 发散思维 ,鼓励学生敢于质疑和创新。对于哲学课程的教学而言,对话其实是对话双方的诘难,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的曾经运用过。“在讨论知识和伦理道德等各种问题的时候,关于采用问答法,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使对方陷入矛盾,承认其无知,逐渐修正意见,从而导致真理”[5]。苏格拉底把这种方法与他母亲的接生法相比称之为“精神助产术”,即通过比喻、启发等手段,用对话的方式,使问题的讨论从具体事例出发,逐步深入,层层追问,最后走向确定的知识——事物的本质。“精神助产术”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反讥阶段,先承认对方的论断是正确的,然后按照对方的逻辑从对方法的论断中推出矛盾,从而否定了对方的命题和观点。二是归纳,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再从一般性的命题推出反例,使对方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三是诱导,提出对方不得不接受的真理。四是定义,对一般作出概要性的解释。这种方法在我们今天的教学中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在平等、开放的讨论中,反复论证和诘难,致使学生在问答的双向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方法与精神。
此外,与对话式课堂活动相配套,可以适当地引入 辩论赛 等实践环节。辩论古已有之,它体现了人类探求真理的冲动和享受思维激荡的乐趣。辩论,也叫论辩,是人们基于本身对于某一事物的认知的不同立场而展开争论的过程,是一个批驳谬误,不断加深各方对于事物的认知而逐渐统一观点、趋向正确认知的过程。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性,我们可以设计出这样的选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是否创造条件也要上”、“近墨者黑还是近墨者未必黑”、“人人为我还是我为人人”、“人类是否将毁于科学技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金钱是否是万恶之源”,等等。通过辩论赛,不仅能够使学生在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灵与心灵的接纳、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中养成思考的习惯、形成批判思维和提高思辨能力,而且更能引发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形成社会责任感,树立崇高的理想。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最根本的素质教育———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遵照邓小平同志“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本文中无论是专题式教学还是诘难式讨论的教学改革,最终都是落脚于增强马思主义哲学教学的“实效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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