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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军事政治分析
选自：中华儒家经济文化论坛 军事栏目
美国《埃克斯帝偌战略研究室》国际事务部研究主任亚伦斯博士在接受美国《世界军事防务》采访时，谈他当今局势的若干分析。
博士先生，您认为白宫会在今年对伊朗采取武力行动吗？
亚伦斯博士：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主要取决3个方面。一是俄国能否最终接受美国“内海战略”后期的缓和工作。因为，在此之前，布什政府展开针对俄国的“内海战略”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原东欧国家，纷纷建立的军事前出基地。虽然，布什政府在上述地区驻扎军队十分有限，也多次对俄国表示了“别无企图”的良好姿态。但是，普京政府依旧感到很大压力。因为这个战略已经迫使原先俄国自称“内海”的里海等地区，成为了俄国一线。那么对于俄国来说，这会迫使普京政府进一步对美国的做法加以防备。那么，此次美国打击伊朗行动，本身就已经再一次威胁了俄国的战略纵深防御体系。因此普京采取一系列举动，来遏制美国的进逼。
二是关键的国家，就是中国。其实，谈到伊朗问题，这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国家，是必须要提及的。那就是北京。北京目前在伊朗境内拥有3座大型油井。并且，架设了耗资庞大的伊－中线。这是一条半地下型石油管道。也是目前，可以很快缓和北京南方地区油料短缺的现实的最好办法。布什政府虽然多次宣称，打击伊朗不是为了石油，而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但是，对于北京来说，他则不这么看待。很显然他会认为这是针对他来的。他自然不会没有反应。虽然到目前为止。北京依旧表面上很平和对待此事。实际上，北京却在低下做着很多动作。与北京打交道美国不是一次了，北京惯用的手法可以说是及其微妙的。伊朗自两伊战争期间同伊拉克一样都是北京实际的军事受援国。这里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固有市场。再加之伊朗，庞大的石油储备。势必北京会更加难以割舍。
再则，我们可以从地缘范围来看。伊拉克与北京至少相隔3个以上国家。而伊朗则不同。北京与巴基斯坦拥有固有的紧密关系。这个是无可非议的。因此，如果北京打算“借”巴进入伊朗，很难说不可能。一旦北京公开插手伊朗问题，普京马上会精神抖擞。大举破击美国侧翼。那么势必造成美国，在伊朗地区两面受敌的尴尬处境。换句话说，即便北京不真的派遣军队，采取以“援越”形式那样，源源不断，把大批军备输送到伊朗，那么，美国很可能会重蹈“越战”的悲剧。
三就是伊拉克，阿富汗。这两个国家目前在美国帮助下，刚刚建立新的自由民主政府，但是，极端反对派依旧存在。那么，一旦美国离开伊拉克，他们会不会“天下大乱”？再有，基地组织目前很多主要分子依旧存在，会不会再一次对美国本土采取新的“911”那？很难说。布什目前民意支持指数，很难再经受一次911的恐怖事件了。
博士先生，那么您判断美国需要多少时间可以打下伊朗？
亚伦斯博士：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并不是十分乐观看待。伊朗诸多方面与伊拉克不同。伊朗地质属于多高原山地。适合于小规模部队分散作战。也就是所谓“游击队”。美国在越战时期，虽然也是拥有绝对压倒性武力，但是，由于越南具有的独特热带雨林的地貌特征，使得越共可以极好的躲避美军大规模军事打击，而采取小规模的骚扰战术，迫使美国走向疲惫。在伊拉克，可以说非常适合美国的强大地面装甲集群的快速打击。但是，伊朗则不同。M1A2爬坡高度有限，一旦，被从城市里赶出去的伊朗现今政权的领导者，在山区建立多个抵抗营地的话“前苏联对阿战争”就会再一次重演。只要届时伊朗获得大批源源不断的武器等供给。那么我个人认为，他完全可以拖跨美国。
至于很多人所谓“以伊对伊”策略，我个人还是认为不太可能。伊朗是一个封闭式伊斯兰国家，他的原教旨主义，极端教派主义十分严重。一旦遭受美国打击。很可能出现大片反美地区。这绝对不同于在伊拉克国民遭受萨达姆多少年独裁统治的情况。因此，美国还是应该认真考虑。
博士先生，那么您认为北京会真的对抗布什政府吗？白宫和五角大楼会不会因此对华开战？
亚伦斯博士：记者先生，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有些可笑，并且十分荒诞吧。目前，从全球范围来看，能与白宫拼杀的对手早已不存在。但是，潜在具有这个实力的对手，就是俄国，中国。形象说美，中，俄三国那一个国家展开针对另一个国家的大规模战争，都是整个人类灭亡的开始。白宫不会不明白。打老鼠很容易。但是，对老虎，狮子这样的厉害角色，就得采取以策略，慢慢来收拾它。反过来说北京，莫斯科，也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北京为了显示他在亚洲实际的霸主权威，敢用核子潜艇，威逼日本小泉政府。敢悍然合围台北。但是，她不会不知道对于美国来说威逼的后果！至于说俄国，很简单，他的经济迫使他不得不低头。因此，对于这3个“霸主”来说世界在他们看来都是羊群，只有他们是猛兽，猛兽对于同类通常采取协商的形式，来分取他们所获的猎物。这就是国际现实。所以，美国要想真的对华开战，那么，自那一天人类也就到了灭绝的一天了。
博士先生那么您认为北约以及欧洲，会不会在此完全同美国合作？
亚伦斯博士：从目前态势来看，欧洲再也不是美国的天堂了。我个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克林顿时期以来，欧洲人正在快速摆脱美国的束缚，但是，作为一个集约华联合体的联盟国家机构，欧盟就必须在国际社会，找到第二个支持他的，巨大势力。俄国？显然不是。那么只能是中国。中国也是极具战略思维的大国。自然也就十分清楚。中国表面在迎合美国时，其实，暗地却在紧紧拉拢欧洲：多达4次大规模欧洲采购计划。中国用1000亿美金就使得半个欧洲国家，永远放弃了他们那仅存的一点点自大。几乎完全的投到了中国的阵营。法国，德国是首当其冲。一个一直在梦想做“欧洲霸主”，一个固有对美国不信任。这两个国家可以影响半个欧洲。英国依旧还是站在美国的影子下面。布莱尔要抗击来自法国的挑战。就必须依靠美国。因为中国对英国有很长时期的被压迫和复仇心理，他对于中国来说，可以说仅次于日本的仇恨。但是，英国对抗时下的中国已经不值一提了。
中国人简直聪明的无法想象。
博士先生对日美中三国关系您如何看待？
亚伦斯博士：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自然不能甘心。他势必会极力叫嚣，希望中国依然很重视他。东海问题、台北问题。几乎日本都要参与。但是，日本人只有一个心理就是迫使中国重新把他看成“重量级”。但是，这好比拳击比赛，你本身不是霍利费的对手，却要跟他拼死决斗。这样的表现不但不会被看作“英勇”反而会被当作笑料。日本由于自身拥有强大经济力量，而忘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对此，我感到不理解。坦率说，日本不管用什么手法来迎合几位巨头。都是美，中，俄手里的棋子。其实，日本如果要中国再次重视也的确很难。在欧洲日本绝对是被鄙视的国家。原因很多。在美国他也是一直被看作“小人”的角色的国家。因此，中国在拉紧欧洲，靠拢美国的政治战略上，日本能作的很可能就是：以自杀方式，来与北京决斗。
李连捷，1908年6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7年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1928年，日本侵略军出兵侵占济南，造成济南惨案。李连捷被迫离开济南，转入燕京大学理学院学习生物学和地质地理学，1932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同年，被聘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曾协同美国土壤专家梭颇（J.Thorp）到全国许多省份进行土壤、地质等调查，发表论著9篇。 1940年，李连捷获中华文化基金奖，被派往美国考察水土保持并深造。1941年，在美国田纳西大学农学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并于当年秋季转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边学习边研究有关土壤发育速度的课题。他以印第安人在1800年前用“卑罗软黄土（Peorian loess）”营造的墓地为时代标志，并根据碳酸钙、小于0.2微米粘粒的移动、盐基交换、无机碳总量等土壤参数在土壤剖面中的变化，来计算土壤发育的速度。这项工作受到美国有关方面的重视，作为伊利诺斯大学农学系的论文发表。1944年，李连捷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应美国军事制图局之聘到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军事地质组工作，专门从事土壤地理分布与行军条件，土壤学在工程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与制图。在美国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考察，参观访问了二十几个州的农业院校、试验场和水土保持站，足迹遍及大半个美国。李连捷经过对中国、美国主要农业区的土壤、地质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在土壤学、土壤地理、土壤制图、土地资源的分级与评价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和造诣，本可留在美国工作，但他思念着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军铁蹄蹂躏的灾难深重的祖国，谢绝了美国朋友真诚的挽留，于1945年6月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途。回国后，李连捷为了科学，为了民主，经多方奔走与联络，与同事熊毅、侯光炯、李庆逵、马溶之等，并联合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土壤工作者发起成立了中国土壤学会，借以团结全国土壤科技工作者，振兴祖国的土壤科学。当时参加学会的有六七十人，李连捷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47年，李连捷应北京大学农学院之聘，任土壤学教授、土壤系主任。1949年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成立后，任土壤农化教研组主任，为我国土壤科学培养人才。1951年，他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派遣，两次去西藏考察，为开拓世界屋脊的农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4年，他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受聘为高等教育部一级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他多次会同北京市和全国的农业科技人员组成综合考察队，到北京山区、新疆、东北、西北、黄河后套、海南岛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在工作中，他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关心土壤学为农业生产服务，不但取得了宝贵的资料，而且结合当地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实际，提出规划和设计，以及开发和治理的具体实施方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当时已经年近花甲的李连捷随北京农业大学迁出北京，下放到陕西省甘泉县清泉沟。1973年，李连捷由农村返回北京，就立即着手翻译《土壤地理的微形态特征》一书，后去河北省曲周县参加治理盐碱地工作。1976年他又到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进行草山的开发治理研究。由于这项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效益，1982年荣获农业部颁发的“技术改进一等奖”。1978年，他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荣获“科学大会奖”。会后，他参加了以李庆逵教授为团长的中国土壤学会代表团赴加拿大埃德蒙顿出席第十一届国际土壤学大会，并于会后到加拿大东部十多个省考察。同年，又代表农业部赴意大利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协商在我国筹建农业遥感与应用培训中心，力促遥感这项新技术在推动我国农业生产上发挥作用。经多方努力，该中心于1979年在北京农业大学成立。李连捷出任中心主任。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心举办了20期培训班，除为我国培训了500多名农业遥感的应用人才外，还完成了国家水土保持、土壤监测、作物估产、草场监测等科研项目。80年代末，李连捷已年逾八旬，仍在孜孜不倦地指导众多研究生。40载的教学生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土壤科技人才，其中不少已成为专家、教授和领导干部。李连捷深受学生的尊敬，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因为他为人耿直，敢于坚持真理。他坚决反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对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他都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决不趋炎附势，推波助澜。1979年，社会上盛行开会之风，大会小会比比皆是。对此，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投书报社，阐述“清谈误国”的道理。他的这一行动，受到许多人的赞扬和支持。进入90年代后，他虽患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但仍不顾年老体弱和家人、学生的阻拦，去外地视察工作或开会。这位耄耄之年的学者，每天手拿放大镜伏案挥笔修改论文，撰写书稿，编写教材，同时还孜孜不倦地研究以土壤特性为依据的土壤系统分类学，希望促进我国土壤分类学数量化和科学化，并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之列。李连捷在担任中国土壤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以后，又当选为历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顾问。他是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土壤学报》编委；《土壤译报》主编。对于社会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1986年和1987年，他先后荣获北京市科协和中国土壤学会颁发的荣誉证，表彰他为科学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1992年1月11日李连捷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
矿产资源、地形地势、军事工程、军事信息等，现代军事地质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地质学和军事学的应用性的紧密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