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五千年漫长岁月的中华,积淀出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在这一块孕育悠久历史文化的沃土上,孕育了袖舞这一朵奇葩。作为服饰道具的“袖”,作为表演形式的“袖舞”源远流长。袖舞是中国舞蹈文化精神与民族审美观的体现,经过历史各时代的艺术加以选择、创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赋予它们新的气韵、新的品格。袖舞成为了独立的舞蹈肢体语言,体现中国古典舞的精神与风貌。
一、水袖、袖舞
(一)水袖、袖舞的概念1.水袖的概念水袖是演员用来进行舞蹈表演的一种服饰文化的舞蹈道具,它既有服饰功能,又兼有道具的属性。水袖通过舞者身体的舞动来带动,就像道具一样具有可操纵性的特点。袖包括袖身和袖体两部分。袖身是指穿在身上的服饰部分,袖体是指接在衣服袖口处向外延长的长袖部分。2.袖舞的概念袖舞是以独具特色的袖作为道具的舞蹈,是一种能够代表中华传统审美特征的典型舞蹈样式之一。袖舞综合了观赏性、技艺性、表现性,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气质精练地反映出中国舞蹈独具韵味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从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品格和艺术价值。
(二)水袖、袖舞的来源“袖”在舞中可以用简约的“长袖善舞”四个字说明。华夏民族的宽衣大袖是袖的源头,经过历史的沉淀,在追求美的同时加以延长与夸张,独具特色的“水袖”就形成了。我们都知道,中国古典舞中的袖是提炼中国戏曲的“水袖”而成的。那么,“水袖”名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水袖的最早的叫法是“水衣”,水衣的袖子随着发展逐渐变长变宽,便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水袖。因为袖舞动的形态像水波荡漾,所以叫“水袖”。袖舞在这块历史文化的沃土上,不断吸收和继承精华部分再加以创新,才得以发展成熟与完善。
二、水袖的历史发展及当代表演形式的演变
树有根才能生长繁茂,袖舞也有生长和流传的根,它深深地屹立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袖舞在几千年的历史变迁中,袖的形态和舞的风格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文化的演变发生着变化。它或虔诚与迷狂,或妩媚与婀娜,或纯熟与精美,或逍遥与飘逸,或华贵与端庄,或精练
(一)原始时期水袖的发展在舞蹈艺术起源的远古时期,原始宗教和舞蹈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舞蹈艺术是宗教仪式的一种手段和活动。中国远古时期的典型的例子就是巫舞,在中国古文中,“巫”和“舞”两者是相通的,“褎”字是古代“袖”字的写法,从这可以看出,“袖”最初是献祭的仪式舞蹈中一种手执的舞具。从“褎”字看出了以“手”摘“禾”的形象,体现了“禾熟拔其穗”的动态。原始“袖舞”中所执的稻穗是宗教活动中具有明确意义指向的器物,舞蹈的形态受到了影响,道具和服饰成为中国舞蹈的一大特色。
(二)汉代时期水袖的发展袖舞在汉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史料里记载着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在汉代,长袖的形状分为细长的舞袖和喇叭形状的宽大长袖这两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袖舞”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长袖的纵向延伸,在袖口端接一长飘带;另一个是袖式稍短,是“水袖”演化的由来,后来成为中国古典戏曲不可缺少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也有手执巾而舞的形态,它的舞名被称为“巾舞”。从“罗衣从风,长袖交横”“表飞毅之长袖,舞细腰以抑扬”“君似飞鸾,袖如回雪”这些漂亮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袖舞的动人之处。它一脉相承于细腰长袖的“楚舞”,经过进行加工创作,使它更纯熟更精美。在汉代的袖舞中就有了精湛的技艺,例如加长的巾袖舞在挥洒间自然会增加难度,巾越长,要求舞者的臂力、技巧越高;例如大幅度横向折腰的动态对身体的柔韧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注重的是腰功与袖式的变化;例如追求赵飞燕“掌上舞”那样“机迅体轻”等等。
(三)隋唐时期水袖的发展隋唐时期,封建社会上升至一个鼎盛时期,乐舞艺术尤其是宫廷乐舞也随之进入一个繁盛的阶段。袖舞成为了一种中原乐舞文化的传统,滋养着舞蹈的发展。袖舞在唐代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长袖的发展,“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说明了唐代对前代传统长袖舞的继承。另一个方向是广袖的发展,“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说明了“广袖”的形态。从广袖中,我们看到了唐代袖舞的华贵与大气。运用舞巾、风带、长袖以及腰肢的软功,柔曼婉畅、具有浓厚的抒情性。时而长袖拂垂翻飞,时而慢舞双袖,时而扬袖、转袖,时而飞舞长袖,时而急翻双袖,各种舞袖的姿态和技法,是“细腰长袖”的舞风在唐代乐舞中的延续和发展变化,即使袖的形态有所改变,但是袖舞身体动作的韵律已经根深蒂固地流传下来。
(四)明清时期水袖的发展从宋元市民文化的潮流可以看到舞蹈发展重要的现象,戏曲艺术脱颖而出,创立了独立地位。明清时期,戏曲舞蹈已逐步发展成熟和流行起来。在这一进程中,袖舞不断适应戏曲的表演程式与要求,袖舞融入到了唱、念、做、打的戏曲艺术当中,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表现手段,“水袖”也成为了一门独特的技巧。在前代袖舞的基础上,戏曲的水袖着重发展和丰富了袖技,将袖作为一种专门的技巧来发展,并服务于戏曲中人物和情节的表现。戏曲的水袖不仅在袖舞的传统审美上发生了改变,而且复杂和丰富了表现技巧和手段。也可以说,因为戏曲水袖技巧的集中发展,袖舞有了较强的“语言性”。
(五)当代水袖表演形式的演变在当代,袖舞的追求与发展需要超越历史传统,成为一种语言机制,一种能够营造中国古典文化意象、能够表现中国人感情、能够向现代审美趣味延伸的语言机制。这对于中国传统袖舞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中国古典舞”正式确立后,在中国古典舞创新的同时,袖舞技术也得到了突破,尤其是古典舞身韵的产生,水袖发展为独立的道具身韵,借助舞蹈表演,才让我们体会到今天袖舞的魅力所在。盛培琪教授为袖舞注入了新元素,给予袖舞新的气息和温度。她还提出袖与腰、重心、步伐之间的“三节六合”的关系要贯穿于身法的要求中,让舞者身体和袖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结合体。袖舞的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典舞民族文化精神的当代延伸的体现,也是传统舞蹈风貌的当代建构。
结束语
浅析中国古典舞水袖的历史发展是在宏观上分析和概括水袖的发展,历史发展演变,水袖的技术技巧表现以及美的体现。丰富而绚丽的袖舞经过漫长的艺术长河的沉淀,吸取了许多优美的动态和静态舞姿,在圆转、回荡与流动的曼妙风韵中,展示奇崛雄肆、清婉柔丽的无穷魅力,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东方艺术。袖舞就像一股清泉,清新,淡雅,婉丽。凝聚着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追求,丰富的舞蹈语汇,折射出变化、演化、幻化的无穷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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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俗乐为代表的唐代乐舞的兴盛,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使乐舞与唐人生活的关系大为密切,不仅是人们娱乐消遣的主要方式,还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乐舞在唐初即颇盛行,并且是首先来自民间,然后逐渐影响到宫廷。
乐舞的兴盛对唐代社会的影响,还表现为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民族融合与中外交流在唐代出现高潮,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所造成的强烈自信心,使唐人具有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和充分的吸收消化能力,正如日本学者田边尚雄所说:“……中国国力勃兴,当此期间,实为亚细亚第一强国,势力伸及中亚细亚,朝贡者达数十国。而中国人实有非常的大国风度,于世界中任何国民,慕中国而来集者,悉乐用之,喜其才能,采彼文化。”(《中国音乐史》)这里需着重指出的是乐舞在其中的作用,大量史料表明,乐舞不只是这一大融合、大交流的重要方面,而且是其中的先行者,推动和促进了其他方面的交流、融合,共同创造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
以进乐舞为外交手段,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代燕昭王时,就有“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拾遗记》)。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除物产之外,在文化方面带回的便是乐舞《摩河·兜勒》,成为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前奏。一直到唐代,仍然沿袭了这一交流方式,如开元、天宝时,便有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然而此时不论是交流的规模或渠道,都远非昔日可比;这一交流对人们精神生活造成的巨大冲击和影响,自然也是今非昔比。《旧唐书·音乐志》曰:“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教坊中的健舞和软舞,也大多是外来的乐舞。这些带有异族和异国情调的乐舞就像一股旋风席卷中原大地,开元、天宝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尤其盛极一时。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工商黎民,莫不受到它的熏染,其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其他文化艺术乃至人的衣食住行概莫能比。如玄宗“尤爱羯鼓玉笛,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南卓《羯鼓录》)。而且伎艺高超,宋璟赞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同上)杨贵妃善舞《胡旋》,白居易《胡旋女》诗称“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唐初著名“舞胡”安叱奴。以善胡舞邀得高祖盛宠,竟封为五品官散骑侍郎。朝廷如此,民间也不例外。有诗为证:“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镇《法曲》)当时在长安寓居了不少著名的来自西域的乐舞人,如善胡舞的安国的安辔新,琵琶师曹国的曹保一家,歌手米国的米嘉荣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民间艺人,如“石国胡几”(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胡腾儿”(李端《胡腾儿》)等。他们精妙的别开生面的表演带给人们全新的感受,每每使观者如醉如痴。岑参曾有诗赞道:“美人舞如莲花旋,世人有眼应未见。高堂满地红氍毹,试舞一曲天下无。此曲胡人传入汉,请客见之惊且叹。……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田使君美人舞如莲花北鋋歌》)
西域乐舞的大量传入,使因魏晋之乱而散失残缺的中原音乐舞蹈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活力,并成为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它还促进了其他方面的引进和交流。如雕刻,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至今仍保存着表现胡旋舞的栩栩如生的造型。相比之下,服饰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与历史的服饰交流多为南北向不同,唐代服饰的交流是东西向的,正如《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末,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这其中有相当程度是受了乐舞舞服的影响。譬如当时人们喜欢戴一种浑脱帽,“浑脱”,又名“苏莫遮”,系印度语。此帽由羊皮制成,高顶,尖而圆。《唐会要》载吕元泰上中宗疏曰:“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可见浑脱帽由此乐舞而来。又如唐代妇女衣领开得比较低,胸部袒露,歌妓尤其如此,所谓“胸前瑞雪镫斜照”(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似亦受胡舞服的影响。譬如柘枝舞至曲终,便半袒其衣。沈亚之《柘枝舞赋》云:“差重锦之华衣,俟终歌而薄祖。”薛能《柘枝词》云:“急破催摇曳,罗衫半脱肩。”均指此而言。舞《浑脱》者更是“裸体跌足”。很可能在审美观念上使唐人受到熏染。总之,乐舞在唐代这一民族空前融合、中外交流臻于极盛的时代,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