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春节习俗：我家的春节1.街上的人行色匆匆，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提，小贩们也挂出了红红的春联和福字。过年前夕，许多人都十分忙。许多去外地打工的人都带着大包小包的年货，向家走去。 大年三十的晚上，妈妈就在厨房做着香喷喷的年夜饭。而我却守候着电视机前，等待着春节联欢晚会的开始。 我喜爱的春晚终于开始了，妈妈的饭菜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哇！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立刻开始吃饭了。我先夹了一个白菜馅的饺子，特别好吃，接着妈妈给我夹了一个海鲜味的，我摇摇头：“妈妈，我不喜欢这个味道！”妈妈非让我吃，还笑着说：“这个饺子最甜！”我咬了一口，见一块水果糖在口中，酸甜可口，好吃极了！原来如果吃到了带糖的饺子，这一年都会幸福甜蜜的。在不知不觉中新年到了，我们欢呼起来。 初一的一大早我就被鞭炮声吵醒了。 鞭炮四响,礼花冲天,大家的欢声笑语增添了过年的气氛，本是热闹的街道变得冷清,传统的春节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代人传一代人的延续着…… 最值得我高兴的不仅仅是在过年的时候能穿新衣，玩鞭炮，最为重要的是能够收到家人给的压岁钱，收压岁钱也可以说是收红包，因为红色象征活力、愉快与好运。 灯火通明的居民区家家户户贴上了春联,请来了门神和财神以求全家人幸福安康,也寄予了新年的希望。 2.在我的记忆中，每年的春节都是差不多的，热闹、喜庆而祥和。春节的前几天，是大人们最忙的时候，张罗这张罗那，但是，却是我们小孩子最憧憬的时候。爸爸妈妈买了许多好吃的，而卧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可望而不可即，于是，便急切地盼望着春节的到来。 除夕那一天晚上，当然也是我家最开心的时候，全家三口人一齐静静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偶尔外面传来几声鞭炮声，也会觉得特别有趣。电视里搞笑的小品，优美的舞蹈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这笑声伴随着窗外的鞭炮声，显得气氛愈加欢乐。 终于要正式过年了，拜年就是我们一家首要的任务了。每到一家，我都要说上一句吉祥话，如：“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等等，而爸爸妈妈则送上一份拜年时必备的礼品，主人则会拿出一个红包递给我，这是我最高兴的事了，于是心里盘算着这钱该怎么用，买些零食？或是文具？买点玩的也不错，谁知一回到家就被“无情”的妈妈给收了去，我只好无奈地把这些个幻想的泡泡给吹灭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到处做客，丰盛的饭菜，炫丽的灯光，大人们喝酒时的祝福包围住了我，而我呢？则和哥哥一人拿来一大瓶饮料，东东快快地喝了个够，哪晓得一会儿我的肚子便疼的厉害，难受极了，后悔啊。 正月十五元宵节，我已经上学了，新学年的开始，将意味着春节的结束，但在这一天，我们家还是要吃元宵的，过年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照旧的笑声，照旧的喜庆，照旧的开心。 就这样，快乐的春节过去了，每当细细回想是，总会不禁笑出声来…… 3.照家乡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 这天，是家乡过小年的日子，说是小年，不如说是过春节的彩排。晚上，天一擦黑，就听见一阵阵鞭炮声响起，这是要吃水饺了，每一年的这天吃睡觉之前都要放鞭炮，再烧些纸钱送灶王爷上天，干完这些才能吃水饺。每当这一天晚上，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阵参差不齐的鞭炮声，那声音直冲云天。这天还要把屋子整理好，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腊月三十也就是家乡人口中的大年了，这天中午十二点，家家户户贴对联。晚上全家人坐在桌子上吃一顿团圆饭，吃晚饭，家里的男人们就去别人家拜早年，女人们在家里等待别人拜年。春节晚会开始的时候，家家户户也都开始包水饺了，但都在炕上包，边包水饺边等待。包完水饺，就一起围坐在电视前看春节联欢晚会了，睡觉要等到晚上十二点时才能吃，吃完水饺才能睡。 正月初一早晨，人们穿上新衣，这时是小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因为这时要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要压岁钱了，收完了压岁钱，就一起出去拜年，到那家串串，到那家走走，拜完之后就在家里等待别人来拜年。 过完春节后的几天更不能闲着了，还要到别的亲戚家这样子来回走动，晚上还要请在村子里的长辈吃饭。初二晚上包好水饺，凌晨四五点钟去给死去的亲人上坟。春节后的几天晚上村里开着路灯，小孩子们都出去放各种礼花。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这天必须要吃元宵，晚上全村一起放礼花，各种各样的礼花在天空中呈现出来，给蔚蓝的天空添上了几笔彩色。 春节直到正月十五结束，春节过去之后，天气逐渐变暖，孩子们开始上学，大家又开始为新的一年忙碌起来。
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黄河南岸。是“华夏第一王都”，是八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丝绸之路”起始点(长安、洛阳)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命名为“神都”的城市。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早、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城市，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感动世界的中国品牌城市”。洛阳因地处古洛水之北岸而得名。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崤函帝宅，河洛王国”，洛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经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是道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漫长的历史孕育出洛阳独一无二的历史与文化，衍生出其独一无二的特产。给洛阳这座千年古城添加上浓描重绘的一笔。
写宁波的小吃，或者元宵节风俗活动
明清滥伐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摘要]历史上的海河流域山区曾经草深林密。明中叶以后，北京城的营建、烧炭、冶炼、战争破坏、滥建寺庙塔观及毁林开荒等，致使这里的森林资源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仅累积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而且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
[关键词]明清；海河流域；森林破坏；环境变迁
海河流域地处京畿要地，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区内有北京、天津以及石家庄等26座大中城市，地位特殊而重要。历史上这里曾有着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水源丰沛、气候调匀的生态环境。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自然气候的变异和人为破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本文试图从生态历史学角度说明，人为破坏山区森林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从地域生态的历史变化揭示生态环境变迁的规律，以期对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所借鉴。
一
自古以来，海河流域的太行山、燕山就以林木资源丰富享有盛名，历史上虽然屡经破坏，但直到明初，这里仍有大面积森林覆盖。马文升在《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中述及明成化(1465—1487年)以前森林的分布状况：“自偏头、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1](卷63)。说明直到成化年，恒山、太行山北段以至燕山山脉，仍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文献中记述各山脉不同地段的森林也复不少。
丘浚在《守边议》中记述恒山山区之蔚州(今蔚县)、浑源，说：“浑、蔚等州，高山峻岭，蹊径狭隘，林木茂密”[1](卷73)，是明初以来阻遇蒙古内犯的天然屏障。蔚州所属美峪口、九宫口、五龙山等处，皆山险林深，盛产成材大木。蔚州以南接太行山北段(包括北京西山)，明初森林分布也很多，张鸣凤《西迁注》中说，这里“林麓苍黝，溪涧镂错，内中物产甚饶”[2](P165)。
北京西山以南，紫荆关左近之易州(今易县)、涞水、满城等地山区，是易州柴炭山厂的所在地，各种林木尤其是栎树等杂木相当丰饶。紫荆关而外，广昌(今涞源县)与灵丘也是“山谷幽邃，林木茂密”[3](卷92)。自紫荆关迤逦而南，历倒马、龙泉等关以至灵寿、平山，山林蓊郁，蔚为大观。灵寿、平山曾一度为工部柴炭山厂的厂地。其东真定府治真定城(今正定县)，明代设有竹木税课厂，专门抽分木材交易的商税，经过这里的商木均贩自平山、灵寿以至山西五台。太行山南段，井陉县的苍岩山“峰峦叠翠，高出云表”，百华山“林壑深邃，石磴崎岖”；赞皇县的十八盘岭“山势嵯峨，林木郁茂”[4](卷14《直隶五》)。
燕山山区，西段隆庆(今延庆县)、永宁(今属延庆)地方，自金元以来就有“松林数百里”之说。由于这里林深树茂，车骑都不方便，“中有间道，骑行(只)可一人”[1](卷218《书直隶三关图后》)。怀柔的黄花镇、红螺山，“二百年来，松楸茂密，足为藩蔽”[5](卷7《关镇杂记》)，明永乐(1403—1424年)时曾为宫中用柴主要的取给场地。密云之雾灵山(今属兴隆县)，“山之左右，峰峦攒列，深松茂柏，内地之民多取材焉”[4](卷11《直隶二》)。元朝、明初曾在这里设伐木官，进行大规模的采伐。宣德九年(1434年)，明政府招募商人中盐输粮密云黑峪口仓，以接济集聚这里的采木军夫及工匠的月支口粮[6](卷110)。由雾灵山而东，历古北、喜峰等口以至山海关，山峦层叠，其山之北“松林数百里”，“其山之南，则五谷、良材、良木，无所不有”[4](卷10《直隶一》)。明永乐初，建遵化铁冶厂，“采樵烧炭，则蓟州(今蓟县)、遵化、丰润、玉田、滦州、迁安”[7](卷82《食货记》)，说明这些地方林木茂盛，足可供当时铁厂的燃料需用。所有这些虽是不系统的记载，但也足以反映明初海河流域山林的面貌，说明海河流域山区仍然保持着较好的森林环境，生长着大片的森林。
二
明中叶以后，海河流域山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虽然前后原因互异，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元、明、清建都北京，皇城的大规模建设也是破坏山林的重要原因。自永乐改建北京，宫殿、皇陵及王府官邸等工程次第兴建，工程浩繁，耗资巨万。营建工程所用木材，固然多采之四川、湖广、江浙南方诸省，但取给太行、恒山林区的成材大木也所在不少。如正统初修正阳门城楼，就曾发数千军卒，“令于蔚州、保安(今涿鹿县)等处山厂采木，编筏自浑河运至贮小屯厂”[8](卷43)。嘉靖中修建朝门午楼，又下令于“山西、真定采松木”[9](卷190)。成化以后，京城风俗日奢，官民之家争起第宅，引起材木价格上涨，拥有大宗资本的木商一时应运而生，“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以牟取暴利。这些木商“往往雇觅彼处军民，纠众人山，将应禁树木任意割伐”，然后运贩京城，“一年之间， 岂止百十余万”[1](卷63《为禁伐边山林木以资保障事疏》)。五台山在明代是林木茂盛的风景胜地，永乐之后，人山伐木者“千百成群，蔽山罗野，斧斤为雨，喊声震山”，“川木既尽，又入谷中”，致使五台山林木也被“砍伐殆尽，所存百之一耳”[10](卷5《侍郎高胡二君禁砍伐传》)。到万历年间，五台山已是一片秃山光岭了。继官方采伐之后，又经过私人的采伐、盗伐，凡是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山林基本上扫荡一空。
明清为供应内廷柴炭使太行山森林遭到了摧毁性破坏。烧炭是供应内府及民间生活的需用，无须巨木，也不择树类，但采伐数量巨大，范围主要在北京附近山区，故地处京畿之地的海河流域山区林木首被其难。永乐定都北京后，皇家所用的柴炭初“则于白羊口(明属昌平州)、黄花镇、红螺山(均属今怀柔县)等处采办”[7](卷72《职官志》)。宣德四年置易州山厂，“专烧薪炭供应内府”。到景泰元年，因易州山厂“取用已久，材木既尽，乃命移厂于真定府平山、灵寿等处采之”[8](卷188)。景泰七年，“仍移山场于易州”。山厂初建时所出柴炭数额，史书没有留下记录，据《明会典》卷二○五记载：天顺八年岁办柴炭430余万斤，成化元年650余万斤，三年增至1740余万斤。成化三年的岁办数额，等于天顺八年的4倍。此后岁办数额虽无系统记载，但总趋势有增无减是肯定的。如成化二十年时，惜薪司柴炭岁例2400万斤，光禄寺1300余万斤，合计达到了3700万斤。山厂岁纳柴炭年增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宫中内监的不断增加。明代初期，内监数目还不多，成化年间已增至一万余人，及至明亡时，“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人愈众用柴益多，故“宫中用马口柴、红螺炭，以数千万斤计”[11](卷39《国用一》)。除岁办之外，每逢营建宫室或其他工程，临时性的派办也复不少。岁办之外有派办，岁办、派办之外更有加耗，因此，每年上解的柴炭要多达上亿斤[12](p66)。据研究，易州山厂每年上解木炭需用木材10—12万立方米，消耗森林1300—1600公顷[13](p16)。自永乐迁都北京至明亡的223年中，仅宫中总计要烧掉2200—2700万立方米木材，消耗森林29—36万公顷。如果将其他衙门和北京城内的军营、寺庙以及贫民百姓所消耗的木材、木炭都计算在内，那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了。难怪为了满足皇家的需要，“民之执兹役者，岁亿万计”。明代在台基厂只是抬运木柴的人，就有三千之多[9](卷205《工部》)。“第山之生材有限，而民之采取无穷，山麓既尽，取之危崖，危崖既尽，取之虎穴矣”[14](卷2《舆地·物产》)。由于过度的采伐，以致太行山林木“日稀”。至清代，宫廷所用炭材不得不“取之口外地区了”。于此可见，明代烧制木炭对太行山森林破坏的严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