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于2019年7月在中国内地上映，上映不到一个月，票房就达43.1亿元，创造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神话。该电影在澳洲上映一周，票房成绩大好，创下近十年澳洲最快突破100万澳币票房的华语影片新纪录。此外，《哪吒之魔童降世》顺利进入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初选名单。
【关键词】角色;颠覆;偏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20）26-0154-02
2019年暑期档最热门的影片，一定是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不到一个月，内地票房已达到43.1亿元，成为全球单一市场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不仅如此，2019年8月22日，该电影夺得了中国内地单日票房冠军。至2019年9月16日，《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突破49亿元，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此外，《哪吒之魔童降世》还顺利进入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初选名单。
一、剧情简介
《哪吒之魔童降世》讲述的是，天地灵气孕育出一颗能量巨大的混元珠，元始天尊把混元珠提炼成灵珠和魔丸，灵珠投胎为人，助周伐纣，而魔丸则会化成魔王，为人间带来灾祸。元始天尊启动了天劫咒语，三年后天雷将会降临，摧毁魔丸。太乙真人受命将灵珠托生于李靖的三儿子身上，为其取名为“哪吒”。不料申公豹从中作梗，将灵珠和魔丸置换，灵珠与龙族的血脉结合，成为了龙族太子敖丙，魔丸附体的哪吒却成了人人惧怕的“妖怪”。最终哪吒和敖丙联手对抗天雷，解救了陈塘关的百姓。
二、角色形象设计
哪吒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人物，《西游记》《封神演义》中都有关于哪吒的形象描写。“爹爹，你的骨肉我还给你，我不连累你。”这是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中的一句台词，该片取材于《封神演义》，大部分国人都对这部影片中的哪吒印象深刻。蛮横的龙太子敖丙被哪吒抽筋扒皮，龙王无法降服哪吒，于是用陈塘关百姓的性命作为筹码，施压于哪吒的父亲李靖，哪吒为了不拖累父亲和百姓，自刎而亡。之后，太乙真人以莲藕为哪吒重塑真身，使其复活。哪吒牺牲自我的英勇形象就此留在观众心中。
哪吒作为我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文化符号，长久以来，是正义的代表。“莲花荷叶衣，头顶冲天髻，脚踩风火轮，手拿乾坤圈，双臂缠着混天绫，一身正气。”这是我们最认同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哪吒形象。最初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公开时，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称其太丑，与传统的哪吒形象大相径庭。厚重的刘海下是一个圆鼓鼓的脑门，额头中间留着红色的魔丸印记;两只大眼睛周围有着烟熏妆般的黑眼圈，引人注目;满脸的雀斑，塌塌的朝天鼻，满嘴锯齿形的牙齿;敞着怀，穿着红色镶黄边的坎肩，上面绣着莲花图案，松紧口低裆灯笼裤，腰上系着亮黄色的腰带，裤脚收口处有红色的魔丸图案;永远不穿鞋，光着脚;双手常插在裤腰里，一副又拽又痞的样子;惹是生非、性情暴躁，与往日善良勇敢的英雄形象有极大的差异。
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所谓的“反派”，即灵珠化身的龙太子敖丙却深受大家喜爱。披着宽大的头巾，只露出眼睛，摘下头巾后俊美的面容才得以展现;飘逸的蓝色长发一部分高高梳起，另一部分自然垂于身后，两绺垂于胸前;额前长着两个还未完全炼化的蓝色龙角，印堂中央是蓝色的灵珠印记;秀气细长的眉眼，高挺的鼻梁，精致的嘴唇;白色长衫印着精美的淡蓝色水纹，声音成熟稳练，举手投足之间尽是优雅，与传统故事中被哪吒抽筋扒皮的敖丙形象完全不同。
三、剧本人物设定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和敖丙颠覆式的角色形象基于剧本中的人物设定。哪吒本应是灵珠，却被申公豹换成魔丸，天生就注定了魔童的身份。他能力非凡，一出生便闯祸，惹下了事端，被陈塘关百姓当成妖怪，被父母关在家中，限制其自由。随着情节的发展，观众会慢慢发现，哪吒的顽劣并非天生，他的行为像极了叛逆期的孩子。他初次跑出李府时并无恶意，却受到了他人的欺凌与偏见。顽劣的行为及不屑的态度只是想得到父母的陪伴，得到百姓的认可。外表冷漠乖张的哪吒，内心是落寞与孤独的。他用带刺的行为来掩盖自身的脆弱和对自由与爱的需求。
影片设置了许多细节体现哪吒的真实性格，例如，因被限制出行，哪吒待在家里无聊至极，母亲殷夫人得空陪他踢毽子，他赌气说着不愿意，却玩得不亦乐乎;为了偷偷跑出去玩，他用石头捉弄两个看门兽;跑去镇子上和村民们捉迷藏，村民们惊恐地四处逃窜;相信了父母和太乙真人所说的善意谎言，以为自己是灵珠转世，于是把自己当成肩负重任的英雄;遇到海妖，解救了一只小狗，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救下小妹;结识敖丙这唯一的朋友后，留下眼泪，觉得丢脸;父母和太乙真人告知他要举办生日宴时，装作不开心，但转身就兴奋地开始筹备，还为敖丙送了手绘地图……
敖丙有着灵珠的身份，本应是解救苍生、悬壶济世的角色，却肩负着龙族复仇振兴的重任。龙族与天庭恩怨已久，全族浴血奋战，拼命镇压无数深海妖怪，却被天庭囚禁于炼狱之中，还美其名曰“龙宫”。龙族重见天日的机会千载难逢，龙王将希望寄托于龙太子敖丙身上。与哪吒一样，敖丙无法选择出身，从小便认申公豹为师傅，努力学习武艺，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打败魔丸，在天庭中争得一席之地，为龙族扬眉吐气。
敖丙虽从小跟着申公豹长大，却是个重情义的少年。结识哪吒后，与哪吒一起踢毽子，两人惺惺相惜，成为了对方的第一个朋友，敖丙还将能召唤自己的海螺送给哪吒。得知哪吒就是魔丸后，敖丙非常痛苦，在师傅的希望和家族的利益之下，他别无选择，只能亲手杀掉自己唯一的朋友。但他还是不忍，收到哪吒生日宴的邀请时，他只想为哪吒实现生日愿望。准备杀哪吒前，他还为哪吒的父母和太乙真人求情，只因他们是哪吒的至亲。
四、影片主题思想
人物设定的根本来源于影片的主题思想。申公豹讲述自己的遭遇时，说过一句话：“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成见” 是影片的主题之一。片中哪吒、敖丙及几位配角的设定都离不开“成见”这一主题。哪吒一出生便被魔丸附体，天赋异禀。这时候的哪吒只是一个刚入世的孩子，与生俱来的魔丸神力驱使他进行破坏，是毫无意识的。因无法自控，太乙真人用乾坤圈锁住他的一半神力。母亲殷夫人带给他温暖，使他渐渐恢复平静，还原成一个婴儿的状态。这时候的他本性与那些普通的孩子无异，只是一个需要依靠父母的孩子。但陈塘关百姓对哪吒充满了敌意，认定哪吒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妖怪。
哪吒性格的关键性转变在他第一次跑出李府时，一个小女孩邀请他一起踢毽子，他欣喜地答应了，不料被旁人看到，大家像看到怪物一样尖叫着四处逃窜。女孩被抱走，街旁的孩童大叫着“妖怪”向他扔泥巴。他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举动，却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既然大家都这么认为，那他就干脆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妖怪”，他有多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就把自己伪装得有多坏。众人的“成见”是造成他脾气暴躁、作恶多端的根本原因。
为了救下小女孩，除掉海妖，哪吒被众人追着喊打，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还称他为“害人的妖怪”。生日宴前得知自己并非灵珠转世，以为父亲只是想维护李家的名誉。他对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解开乾坤圈，失去意识后疯狂杀人。众多恶意把一个孩子生生逼成了“妖怪”。哪吒努力伪装，却会在感受到善意后，流露出他原有的善良。敖丙陪他踢毽子，他感动流泪;小妹的一声“小哥哥”让他心软;失去意识跑到树林里时，得知父亲为了救他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恢复了意识，醒悟、忏悔、感动，立刻回去拯救了所有人，也原谅了敖丙。小妹的善、父母的善、敖丙的善，压制了哪吒心中的“恶”，唤醒了哪吒的“善”，哪吒成为英雄后，才打破了众人的成见。
龙族帮助天庭降服了无数海中妖兽，敖丙作为龙太子，本应风光无限。天庭却碍于龙族的妖族身份，将全族囚禁于暗无天日的深海之中。天庭不公，激起了龙族的愤怒，于是龙王与申公豹合作，盗取本应属于哪吒的灵珠，把希望寄托在敖丙身上。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敖丙每次出现时，都会带着头巾，他明明面相俊美，却无法展露，因为他是龙族太子，百姓眼中的“异类”，天庭眼中的“妖族”。龙族为他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毫无道理的“成见”。
敖丙身上有灵珠加持，生性善良，同哪吒一样拥有无上神力，结识哪吒时，出手相助，放了海妖一条生路，没责怪哪吒的无理，反而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赴哪吒的生日宴之前，龙族里的每一个成员将自己身上最坚固的龙鳞拔下，为敖丙做了一件万鳞甲衣。敖丙虽知哪吒是无辜的，可龙族的未来不容他犹豫，他只能跟随申公豹，除掉哪吒。即便注定要走这条复仇之路，他依然坚持着他的善。
哪吒失去意识的时候，他救下了李靖夫妇以及太乙真人，却被李靖揭掉面巾，暴露了身份，众人对他指指点点，责怪声接连不断地向他袭来，大家已然忘掉面前这个“妖族”少年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敖丙在这个时候开始黑化，激发他恶念的根本原因是众人的“成见”。这些“成见”将一个天性善良的少年逼迫成恶魔。他没有理由为了一群对他充满仇恨与偏见的人背叛自己的族群。
最终哪吒原谅了他，是哪吒的善使他幡然醒悟，两人联手挡下了天雷。从头至尾，敖丙的善甚至比哪吒更为明显，却依然无法减弱他人对他根深蒂固的“成见”。
五、结语
哪吒是魔丸转世，敖丙为灵珠转世，魔丸和灵珠本为一体，天生命运相连。哪吒与敖丙是两个极端，却归属于一个本体。人们的“成见”让两人暂时选择了“恶”，但他人的“善”又引导他们选择了自己的“善”。
哪吒和敖丙都是对方唯一的朋友，影片结尾两人联手将魔丸和灵珠的力量融为一体，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抵抗了天劫咒，解救了苍生，也解救了他们自己。
《哪吒之魔童降世》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动画电影，抛开笑点与高水准的制作，影片中蕴含的人性与抉择为我们带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面对困难时，希望每个人都能丢掉心中的“成见”，作出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祝普文.世界动画史（上、下）[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3.
[2]颜慧，索亚斌.中国动画电影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3]吴冠英，王筱竹.动画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孙立军，张宇.世界动画艺术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5]张慧临.二十世纪中国动画艺术史[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RE:吕微：现代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
吕微先生《现代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读后
1．现代神话学对古典神话语境的剥离
文中指出，现代神话学者在借用西方理论时，为了将中国神话文本纳入西方理论范式，完全将中国神话从其原生传统和语境中剥离出来，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纯文本，然后就将如此这般被剥离下来的神话片断分门别类的纳入西方神话学分类体系中，予以解释。这确实点中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要害。这种做法，打个比方，就像把一个原本穿着龙衮戴着冠冕的华夏神像，从中国的庙宇中拉到西方的人类学博物馆中，给他穿上西服外套，然后吆喝到：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就是支那人的神呀？那些老外看得津津有味，中国人自己倒不认识了。
读国人的神话学著作时，常常感到这种死拉硬拽、削足适履的做法实在荒唐，而且，由老一辈开始的这种方法，在一些当代神话学著作中似乎愈演愈烈，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较之五四一代先辈更为锐利的理论武器，学者们手操这些新潮利器，手起刀落，把中国古代神话越发给零刀碎割、散售零卖了。
中国现代神话学对古典神话文本的纯文本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的这个大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下进行的，实际上，在五四以前，清代学者就已经深受西学的熏染，并开始用西方近代学术的方法阐释经典了，不过，清人之贯通中、西学，根基仍在传统的六义之学和经史之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也，清代学者深深地浸淫在传统伦理和知识的语境中，因此，尽管借用西学，却不至于将中国文本剥离其原始语境。而五四之后，西潮汹涌，本土的学统和道统、王统一齐中断，五四后的学人对经典的理解既然有限，（胡适列了一个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恐怕连他自己都没全读），对西方新学又一直半解，既断了传统学术的血脉，又没有扎稳西方新学的根基，五四后的学者实际上是一些急功好利、游荡无依的打工者，就像现在流落城市街头的农民工，种庄稼的手艺忘记了，工厂里的手艺又不会，逮着什么干什么，干出来的活大半是假冒伪劣。
如果打工者博观旁览、心灵手巧，还会给后人留下些可贵的遗产，像顾颉刚先生和袁珂先生，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与其说得益于西学，还不如说得益于其早年扎下的童子功和在北京戏院中看戏的经验；袁珂先生整理神话遗篇，功劳大大的，其晚年编纂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没有按时髦的神话分类体系，分成“创世神话”、“造人深化”、“图腾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等，而是按其在传统经史脉络中地位，以皇、帝、王的顺序编排，可见袁珂先生对现代神话学还是存有戒心的，而当他试图将古代神话置于现代神话学的语境中进行解说时，几乎每每开口就错，不足称道。现代神话学与中国古代神话的貌合神离，在袁珂先生哪里表现的最为典型。
2．关于方法问题
这样说，并不等于反对运用引进的新学研究中国神话，学术乃天下之共器，西人用的，国人自然也用的，但是：
第一，工具必须与工作般配，不同的活计有它不同的适用工具，切肉你得用菜刀，劈柴你得用斧头，用错了家什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伤了自己的指头，因此，在选用工具时，先得熟悉你想干什么。不能因为见庖丁解牛用刀用得得心应手，你就拿来砍柴。
第二，但是，在具体干一件事情之前，一个人往往不能确定自己该用什么家什，得干起来才知道，而且可能还要根据工序的进度不断更换工具和工艺。
这话说得越来越像一个钳工师傅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做学问的可不就是一些干手工活的钳工吗？神话学研究尤其像是钳工，人家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都早已实现机械化了，车、铣、刨、磨各种先进机床样样俱全，成龙配套，而我们自己的工作台上却只有几件锈迹斑斑的钳子、锤子和一把什么工件都往里面塞的老虎钳。钳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车床，而只能多准备些一些工具。
做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都知道，开题时你要首先说明自己要使用的方法，很多学术著作也往往在导言中先对自己使用的方法解说一通，对此种过于清醒的方法意识，我常抱怀疑的态度，怀疑他能否把活儿做好。
第三，因为——请原谅，我继续用钳工来比方——有了适合的工具还并不意味着你能把活儿做好，这就是老师傅和学徒的区别，老师傅和学徒的区别是经验和手艺，而经验和手艺只有靠自己日积月累，多看勤问，具体到学术研究，就是多读书，多思考，没有什么取巧的捷径。而过于清醒的方法意识，却反而会妨碍我们读书和穷理，就像一个学徒的钳工自以为他有了先进的线切割机床就可以应付一切工件，因此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不再学手艺，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先进方法论的学者也可能从此束书不观、怡然自得，碰到什么课题都是那致命的三斧头。教条主义毛病的害处毛泽东说得够透彻了，无需我在此饶舌，但中国学术界包括神话学界，这种教条主义的毛病实在不轻。
因此，学术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忘记方法，所谓“无法之法”，方称高手。
这本来是每一个干过手工活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从事脑力劳动的高级人才们却常常忘记，正是鉴于知识分子连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都忘了，因此，德国的哲学家胡赛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才不得不费尽口舌、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解释，还为此写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存在与时间》、《真理与方法》等大部头著作，可是，事与愿违，知识分子们非但没有明白他们讲的简单道理，反而又把他们的主义给高高祭起，成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什么什么的劳什子。顽冥不化的读书人呀！
扯远了，因为说起这点来就来气，因此就喋喋不休。请原谅。
回来继续读吕微先生的大作。
3．关于“重黎绝地天通”
吕微先生选择的《吕刑》这个个案很有说服力，也很典型。因网上发布的只是文章的部分，不知道作者注意到下面这点没有，在古典文本中，“重黎绝地天通”故事实际上一直是在天文学语境中提及的，《国语》称少皞之衰的混乱局面，实际上是历法失序引起的，而重黎继之，绝地天通，讲的实际上是一次历法改革运动。《大荒经》中也提到“重黎绝地天通”，其历法学语境是勿庸置疑的。诚如吕文所言，《吕刑》是在“立法神话”的语境中提及这一故事的，但古人奉天承运，因时施政，历法实在是法度之核心，也正是在此语境中，《吕刑》的作者才将重黎绝地天通这样一个历法“神话”改造成了立法神话，我认为，虽然在文献编年上，《吕刑》可能比《国语》一书出现的要早，而《国语》又恰恰是参照《吕刑》才提及此事的，但重黎故事在《国语》中的表现样式却可能较之其在《吕刑》中的表现样式要原始，前者可能更多的保存了其在“天官”这个特定的知识团体口传心授的原貌，而后者则系史官对这一口传故事改造的结果。对于重黎“绝地天通”的历法学意义，古人一直很熟悉，身为天官的司马迁《史记•历书》开头追溯上古历法变迁，就将重黎绝天地通作为上古历法源流中的重要一环，《汉书•律历志》亦然，实际上，直到清代，这一点都是毫无疑义、不成问题的。笔者最近草成《重黎“绝天地通”与上古历法改革》一文，就专论此事，但于此问题的学术史涉及很少，故从吕文中获益非浅，希望能早日观其全璧。
只因为现代学者讨来了西方神话学的利器，才将这一故事从它的根上一刀切断，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对这一故事的原初含义全不了了，（李零先生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讲演中还在用张光直的“垄断祭祀权”说大谈这一神话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个民族的学术原本是应“为先王继绝学”的，而国人们做的却全是数典望族、自我阉割的行径。
4．关于经今古文学
吕文将现代神话学与经学联系起来，梳理其与传统学术的渊源，颇有新意，但窃以为，文中对今、古文经学的概括尚嫌简单化，两者的区别倒不在重“文本间性”还是“语境性”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在我看来区别原本就不大，“文本间”不就是“语境”吗？文中对两者的区别有所解说，但尚不明确。经今、古文学的区别似并不主要在于重“文本间”还是“语境”，而是其所据以阐释的“文本间”或“语境”不同，今文学把“纬书”也拿来释经，这样古文家痛心疾首，不过，对于神话研究而言，今文学的以纬释经，到正足为借鉴，因为纬书可能恰恰保存了司马迁所谓的“缙绅君子所不道”的上古神话遗韵。
中国现代神话学乃至民俗学与经今、古文学之间的学术史纠葛，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吕微先生近来沉潜于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研究对于本学科获得健全的自知之明至关重要，我等乐观其成。
拉拉杂杂，口无遮拦，有唐突、误解原文处，敬请原谅。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
（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
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
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
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
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
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
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
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
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
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
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
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
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
2、原因分析
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
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
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
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
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
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
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
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
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
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
（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
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
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
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
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
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
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
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
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
《三国演义》开篇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成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谈中。”
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
2、原因探析
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
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
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
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
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
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
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
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
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
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开题报告中的“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什么区别啊
1、论文拟解决的问题，指论文里最终要解决什么。
2、难点，是在论文中，哪一块比较难做的，比如收集处理资料，问题的处理方法等都可以写。
开题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文名称
第一，名称要准确、规范。准确就是论文的名称要把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交代清楚，论文的名称一定要和研究的内容相一致，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准确地把你研究的对象、问题概括出来。
第二，名称要简洁，不能太长。不管是论文或者课题，名称都不能太长，能不要的字就尽量不要，一般不要超过20个字。
（二） 论文研究的目的、意义
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