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一个分析的视角》译者序（该书出版时对《序》略有修改）2008年11月18日中午，我站在浦东一座写字楼的走廊里，望着陆家嘴灰蒙蒙的天空发呆。这时接到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李季博士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翻译一本关于对冲基金的书。我不禁暗暗佩服，觉得她真有眼光，10月5号证监会才宣布启动融资融券试点，并刚刚组织有关券商参与融资融券联网测试，她就盯上对冲基金了。“我把原著给你寄去，你先看一看”，她说。几天之后，我收到了原著。翻开一看，满纸都是流动性、序列相关性、因子模型等熟悉的术语、各种各样的公式、一望即知是用Matlab或Excel绘制的彩图，以及二三十页参考文献，书后还附了一段Matlab程序，我当即就有了把它敲进电脑运行一遍的冲动。这书恐怕是有学术价值的，我边想边去看书名和作者名字，当Andrew W. Lo这个名字跃进我双眼的时候，我不禁心中一动，连忙拿起手机给她发了短信：“这书的作者是罗闻全啊！罗闻全！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认真对待的！”一、罗闻全及其学术成就在西方金融学界，罗闻全（Andrew Wen-chuan Lo，简作Andrew W. Lo）是赫赫有名的金融学家（个人主页见下面的“扩展阅读”）。然而，对于我国高等院校金融专业的大多数师生来说，这个名字却是相当陌生的，例如其著作《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的中文版居然将其名字译为“安德鲁.W.罗”，即便是在7年之后的2010年，一本关于对冲基金的书上仍将其译为“安德鲁.罗”，因此这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罗闻全。罗闻全于1960年4月18日出生于香港，此后曾在中国台湾地区居住。5岁那年，罗闻全全家从台湾移民到纽约。他的母亲Julia Yao Lo（约1927—）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她的悉心教导下，罗闻全的姐姐和哥哥先后获得了有“少年诺贝尔奖”之称的“西屋科学天才少年奖” 。后来，老三罗闻全从8年级跳级进入著名的Bronx科学高中，经过刻苦学习，也获得了这一奖项。真可谓天才之家，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三人又都获得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与其母亲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关于罗闻全的姐姐和哥哥，我们知之甚少。在Peter L. Bernstein所著的Capital Ideas Evolving（中文译名《投资新革命》）中，称他的姐姐是一个分子生物学家，哥哥是火箭科学家。译者推测他的姐姐是Cecilia Wen-ya Lo（简作Cecilia W. Lo，音译罗闻雅，约1951—），她也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于1974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洛克菲勒大学细胞与发育生物学博士学位。1980年，她在哈佛大学药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此后历任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系教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和血液研究所（NHLBI）发育生物学实验室主任，遗传学与发育生物学中心主任。她现任匹兹堡大学药学院发育生物学系教授，是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和先天性心脏病学家。她的丈夫段崇智（Rocky S. Tuan）是世界著名的肝细胞生物学家和组织工程学家，有着与她相似的游历和教育经历。二人于1976年结婚，2009年夏天一同前往匹兹堡大学执教。译者推测罗闻全的哥哥是罗闻宇（Martin Wen-yu Lo，简作Martin W. Lo，约1953—），他于1981年获康奈尔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任职于由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和钱学森等人创建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帕萨迪纳喷射推进实验室（Pasadena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并于2001年提出了举世闻名的“星际高速公路”（Interplanetary Superhighway）技术。1977年，罗闻全从Bronx科学高中毕业，考入耶鲁大学，打算学习数学、物理和生物化学，因为这些学科看起来很“酷”，同时这也是他的姐姐和哥哥学过的专业。但是在第一学期期末，他邂逅了一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经济学的高中同窗，在她的建议下，他去麻省理工学院选修了默顿（Robert C. Merton，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讲的金融学，从此经济学和金融学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在Bronx科学高中时，曾经阅读过科幻小说家Isaac Asimov的《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其中讲到有个数学家创立了一种叫做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的人类行为理论。根据该理论，心理历史学家在获取有关人类情感倾向的大量数据后，便能根据这些数据精确地预测未来。罗闻全认为Asimov的描述完全可行，而且他想成为那个实现它的人；而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和数理经济学看上去都是做这个研究的最好的出发点。于是，他致力于研究经济学，于1980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5至1989年期间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等职，其中1987年至1988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任W. P. Carey财务学讲座副教授。1990年，29岁的罗闻全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从那时起至今，他一直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并在斯隆管理学院创建了MIT金融工程实验室（MIT Laboratory for Financial Engineering）。该实验室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金融学家，因此其代表着美国金融工程的最高水平。2004年，罗闻全当选为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最年轻的院士。罗闻全被公认为金融学家、金融工程学界领袖、对冲基金研究领域泰斗和生物金融学的创始人，华人金融学家的第一人。1998年，美国《商业周刊》将他评为金融学术界最有前途的三颗新星之一。在Peter L. Bernstein的《投资新革命》（Capital Ideas Evolving）中，依次讲述了萨缪尔森（Paul Sameulson，1915年5月15日至2009年12月13日，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默顿（Robert C. Merton，1944—，1997年诺奖得主）、罗闻全、希勒（Robert Shiller）、夏普（Willam Sharpe，1934—，1990年诺奖得主）、马克维茨（Harry Markowitz，1927—，1990年诺奖得主）和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1941—，1997年诺奖得主）的投资思想——罗闻全赫然跻身世界金融学大师的行列。这样看来，未来罗闻全和希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并非不可能的事。罗闻全的研究领域覆盖了金融理论、金融信息技术、风险管理、投资组合管理、对冲基金和金融计量经济学。他雄心勃勃地希望能够像Asimov描述的那样建立一套能够预测人们在金融市场中的行为的理论。他最著名的贡献包括：于1988年提出方差比检验，并实证地指出股价即使对于广义的随机游走假设来说也是不满足的；指出金融学中的经典教条——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是不成立的，并提出了用于替代EMH的适应性市场假说（Adaptive Market Hypothesis，AMH）；开创了生物金融学；发展了金融学中经典的Markowitz的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提出了均值—方差—流动性分析框架；等等。与恩师默顿等人一样，罗闻全的研究与实践密切相关，他是研究对冲基金的泰斗，同时也是对冲基金Alpha Simplex Group的创立者和合伙人。罗闻全发表了大量一流的论文和著作（见其个人主页），可谓著作等身。其与John Y. Campbell和A. Craig MacKinlay合著的《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获1997年度保罗.萨缪尔森奖，并成为金融计量学的经典教材。2004年9月，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这门课。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刚上课时教室里挤满了想选这门课的学生，但是这门课实在太难，王一鸣教授在讲台上讲得如行云流水一般，大家却如闻天书，第一节下课时就逃走了一半，到第三节课下课时，已经只剩大约10个人了。我每每竖着耳朵，战战兢兢，生怕漏掉一句，侥幸坚持到了最后，中间还阅读了罗闻全写的有关论文，从此把他当成了偶像。读者阅读的这本书的原著是2008年出版的，全书包括10章，由罗闻全教授等发表的一系列高端的学术论文组成。本书理论与实践兼具，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阅读本书，不仅可以深入了解美国对冲基金行业，而且还可以对罗闻全教授的研究方法、学术思想有所了解。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我一再拖延交稿日期，居然拖到了很久。二、对冲基金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已经来了，对冲基金还会远吗？在美国，对冲基金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在1998年金融危机、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标志着对冲基金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的一支新兴力量和一个新的系统性风险来源，美国政府为了将对冲基金“这头巨兽关进铁笼”，也做了不懈的努力（见本书第7、9、10章）。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60多家公募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发行的上千个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的资产管理部门发行的集合理财产品和专户理财产品、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商业银行的债券投资部门、证券公司的自营部门、信托公司、保险公司持有的保险基金、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以及数千个私募证券基金公司发行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等。这些机构投资者都可以被统称为“基金”。在2010年4月之前，A股市场上的机构投资者都是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虽然部分机构会参与一些固定收益套利型、事件驱动型、濒危证券型、基金的基金型或可转换套利型策略，但是规模和深度都有限，无法进行典型的“对冲”业务，没有任何一个公募机构把自己定位为对冲基金，也极少有私募基金宣称自己是对冲基金。2010年1月8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和推出股指期货品种，并于3月19日宣布在光大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广发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和国信证券等6家证券公司率先试点融资融券，3月31日正式启动试点交易。此后2010年6月8日、12月25日两次扩大试点范围，使试点券商增加到25家，约占全国券商总数的四分之一。2010年4月16日，沪深300股指期货正式上市。如果不出意外，转融通业务将于2011年推出，这将扩大对冲业务。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的推出，是中国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标志着A股市场从此摆脱了只能做多、难以采用杠杆的限制，可以进行多空双向交易。更重要的是，这还意味着中国将迎来对冲基金大发展的时代，只要政策允许，越来越多的私募甚至公募基金公司将发行对冲基金，包括做多/做空股票对冲型、偏向卖空型、管理期货型等类型。2010年4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从事股指期货交易指引》和《证券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指引》，对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策略、参与程序、比例限制、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内控制度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证券公司证券自营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2010年7月7日，证监会宣布，基金专户理财业务可以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并且“考虑到专户理财为非公募产品，其投资人均为具有较强风险识别和风险承受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投资者，因此，专户理财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总体原则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监管机构不再对专户理财业务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的投资目的、投资比例、信息披露等内容进行规定”。2011年3月，证监会下发了《信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的交易指引（征求意见稿）》，阳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由此获准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而这意味着它们将开展“对冲基金业务”。实际上，2010年4月份之后，沪深300股指期货和沪深300指数剧烈的日内波动、融资融券规模的日益增长，都表明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在从事对冲业务。2010年年中，译者就了解到不少大型公募基金公司正在研究对冲基金业务，一旦政策放开，就将申请成立做多/做空股票对冲型、管理期货型等对冲基金。2010年12月中旬，国投瑞银基金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只采用期指套利策略的“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其实就属于对冲基金。2010年底，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国泰君安君享量化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监许可[2010]1937号文），允许该公司发行集合理财产品“君享量化”。该产品的投资策略是“采用市场中性策略，在尽量对冲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将投资组合的Beta值控制在-0.3至0.3之间），运用数量化选股及指数套利等策略，获取长期稳定的绝对回报。”2011年3月7日，“君享量化”正式发行，受到投资者追捧，一天之内募集资金就达5亿元。这是2011年1月25日《证券投资基金股指期货投资会计核算业务细则（试行）》出台后严格按照该细则设计的第一只对冲类产品，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对冲基金，2011年由此成为中国“对冲基金元年”。几乎在同时，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推出了采用对冲策略的“一对多”理财产品。预期一两年内对冲基金将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中国对冲基金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将至少对资本市场的三方参与者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它将促进各个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策略、投资理念、研究方法和风险管理的改变，并将加剧机构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从而大大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效率，降低期望收益率，因此缺乏竞争力的机构将被逐渐淘汰，甚至还可能改变基金的组织形式——这类似于罗闻全所提出的适应性市场假说和生物金融学：以前，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散户、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保险基金等多个“物种”在为相当充裕的资源而竞争，因此市场效率较低；以后，增加了对冲基金这一蓬勃发展的新物种，“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源最终会锐减，这转而会导致生物数目减少，从而降低了竞争的水平，并最终导致循环重新开始。有时，循环会收敛到角点解，即某些物种灭绝、食物资源完全耗尽或者环境条件发生剧烈的变化”（见本书第9章）。未来机构投资者竞争业态的变化也将加快，具有竞争力的机构将更快地崛起，缺乏竞争力的机构将更快地衰落乃至退出市场。投资经理们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水平。对冲基金还将成为新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一次偶发的事件足以对很多投资能力并不差的机构投资者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参见本书第7、10章）。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能最快地适应变革的“潮人”才能生存下来。这些都是值得基金从业者关注的问题。第二，它将给专门向机构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的证券分析师们（主要在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在机构投资者为资源——收益率——进行残酷竞争的同时，证券分析师们也在为自己的资源——机构投资者的佣金和评价——进行着残酷的竞争。从2003年至今，每年10月进行的“新财富”全国“最佳证券分析师”排名，一直是分析师和证券公司研究部门争夺的主要阵地，全国排名前20位的证券公司研究部门大多根据“新财富”排名来确定分析师的薪酬。而分析师的“新财富”排名越高，市场影响力越大，他为所在的研究所赚取的佣金就越多。但分析师的研究属于商业化的研究，并非严谨的学术研究。作为基金公司的投资策略分析师，译者深知分析师行业“20%靠研究，80%靠忽悠”的说法并非完全是戏谑。从长期来看，这种竞争业态将逐渐改变，而对冲基金的发展将推进、加快这种变革。未来分析师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全面的知识、更高的研究能力、更深厚的数理知识和建模水平、更好的选股择时能力，要求他们不仅能在适当的时机给出买入建议，还要在适当的时机给出卖空的建议。缺乏数理知识和建模能力、缺乏扎实的专业知识、主要靠“忽悠”混迹市场的分析师将难以立足。对于由分析师所组成的证券公司研究部门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系统性风险的加大将对证券公司研究部门获取的佣金额带来影响，并加大佣金额的波动性，甚至影响到整个证券公司的业绩（虽然咨询业务的佣金收入在证券公司的全部利润中占比普遍很小）。第三，作为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中国证监会必须考虑如何才能对对冲基金进行有效地监管。根据国际经验，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冲基金的行为可能会给金融市场造成猛烈的冲击，因此如何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层讨论的热点，美国到目前为止也没能建立起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的法律框架和机构（参见本书第9.4节）。我国的私募基金行业与美国的对冲基金一样，多年来一直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没有专门的监管法律，而它们可能正是未来对冲基金的主体。不过，加强监管毕竟是国际趋势，我国也不例外。2011年1月中旬，《证券投资基金法（修正草案）》正式公布。其中第二条规定：“公开或非公开募集资金，运用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前款所称证券，包括买卖未上市交易的股票或股权，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等证券及衍生品，以及国务院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投资交易品种。”这样就把资本市场上各种机构投资者全部纳入监管范围。并且《修订草案》的第十章“非公开募集基金的特别规定”，明确地把私募基金纳入监管范围。显然，尚处于婴儿时期的另类投资也将被纳入该法的监管范围，这无疑符合对对冲基金加强监管的国际趋势。与我国的对冲基金一样，我国对对冲基金的监管也将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前行。总之，对冲基金的发展将对资本市场上所有的个人参与者、机构参与者、监管部门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此外，它还将促进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工作。虽然目前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三四部关于对冲基金的书籍，但是学术价值有限。作为一本系统地介绍对冲基金投资的、具有深厚学术价值的著作，本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由于难以获取专门的数据，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对冲基金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定性分析。中国对冲基金的蓬勃发展，必将催生类似CS/Tremont和Lipper TASS这样的对冲基金专门数据库，催生类似对冲基金研究公司（HFR）这样的对冲基金专门研究机构，并促进国内研究水平的提高。译者大胆地猜测，不久的将来，对冲基金类课程就将成为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三、本书的翻译过程与致谢多年以来，我国僵化的学术体制、个人所得税制度和学者们面临的巨大的生存生活压力导致有能力的、严谨的学者不愿意从事翻译，而部分浮躁的译者——其中不乏名校教授——则趁机大行其道，置学术道德于不顾，把翻译当做钓名沽誉的手段，导致大量国际一流的学术著作被低劣的译者糟蹋了，让无数学子痛心不已，我在求学期间就对此深有感触。久而久之，大家宁愿直接阅读英文原版，而对中文译本敬而远之。然而，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时间和精力去获取并阅读英文文献，而这导致国外的优秀作品迟迟不为国人所了解，像罗闻全这样的世界顶尖学者的名字在国内居然鲜有人知，就是一个例子。当初出于对罗闻全教授的崇敬，我下决心把这本书翻译好，甚至一度计划将他1998年出版的著作《华尔街非随机漫步》（A Non-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也译为中文。但是做到好的翻译何其难也！翻译之艰辛，不亲身经历，永远无法体会。一个合格的翻译者不仅必须具有优秀的中英文功底、深厚的专业知识、涉猎广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心态平和，无欲无求，坐得了冷板凳，吃得了苦，绝不能把它当作钓名沽誉的手段，否则只会糟蹋原著（这种恶例不胜枚举）。本书原著只有300多页，我却花了一两千个小时来翻译——工作之余，就把自己关在租来的斗室里，将业余时间几乎全部花在上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宅男”，这样无非是想做到无愧于心。专业文献的翻译，尤其推崇一个“信”字，必须把原作者的意思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中文读者，因此翻译时决不能不懂装懂，胡乱猜测。在“信”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达”。无奈“求其信已大难矣”，“达”字更难，至于“雅”字，则是我辈不敢妄称的。为了自己这些倒霉的信念，我花去大量的时间查找资料，力求准确地理解作者的原意。此外，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并能获取更多的信息，我还在书中撰写了将近120条译者注。这些注释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指出原著中的错误，大约占10%；第二类是对原著的意思进行解释和补充，以便读者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正文，占将近90%；第三类是对专业术语的译法进行说明，大约只有几条。有时为了写好一个注释，就要花去七八个小时查找资料。而且为了保证质量，我不敢寻找合作伙伴，因为通常英文好的专业基础未必好，专业基础也好的未必有严谨的态度——根据我的经验，凡是由一个老师带着一堆学生翻译的书籍，往往比较容易出错。因此，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人翻译、校对的，并对书中部分数据做了计算验证，还用书中提供的数据和程序绘制出了一部分图形。这种执着严重地损害了我的健康，常常因为伏案过久而周身不泰，中间有数次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后悔当初不该一时冲动接下这个差事，想放弃了事。后来支持我完成的，居然是这样一个想法：翻译完这本书，就再也不涉足这类工作了！不过翻译也并非全无好处，它迫使我透彻地阅读本书，并有助于扭转我工作之后难以静下心来读书的恶习。1918年4月，爱因斯坦在柏林物理学会为普朗克（Max Planck）六十岁生日举办的庆祝会上演讲说：“首先我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由、变化不定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于我心有戚戚焉。本书的初稿是2010年6月10日完成的，此后一周回家探望父母，每天陪着年逾古稀的父亲在医院打点滴，并在其病榻前修改出了第二稿。最终交给编辑的是第五稿。我常常想，倘若我从小没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没有阅读那么多书籍，从而没有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所蛊惑，没有梦想着修齐治平，没有养成耿直严谨的坏毛病，而是安于平凡，处事圆滑，抛弃理想，追求金钱，我就不会读这么多年书，走这么多弯路，就可以早日赚钱赡养父母，他们或许就可以免于疾病之苦、安度晚年了。然而往者不可谏，唯有叹息！在翻译的过程中，我的导师......（因为未获得当事人授权，感谢的名单隐去）......，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特别感谢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李季博士和编辑王玲女士的辛勤劳动和热心帮助。至于书中的不足之处，概由本人负责。读者发现不足之后请务必来函赐教，以便我能在未来修订时更正之。2010年9月6日于上海隆安公寓2011年5月15日修改于上海虹桥路
1、套利策略：最传统的对冲策略2、指数增强组合+指数期货空头滚动年Alpha分布，基于90只融资融券标的组合统计套利表现3、Alpha策略：变相对收益为绝对收益4、中性策略：从消除Beta的维度出发 全球宏观策略的经典定义是为了从宏观经济趋势中获利，对任何资产类别(股票、债券、货币、商品等)、任何投资工具(现金、衍生品等)，以及世界上任何资本市场，进行做多与做空的杠杆交易。全球宏观策略拥有以下四个特点：投资范围非常广阔：全球宏观策略可能是对冲基金中投资范围最广的一类基金，几乎在所有的主要市场中(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市场等)都会出现该类对冲基金的身影，且其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扫描投资机会。这会使对冲基金有机会在任何时间内都能寻找获利机会，因为当一个金融市场缺乏机会或流动性时，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并不需要坚守在这个市场，它完全可以到另外的市场中寻觅机会。例如，著名的宏观对冲基金大佬索罗斯，既可以在1992年选择英镑作为狙击对象，也可以在1997年通过做空泰铢获利。自上而下的宏观研究：全球宏观中的“宏观”一词就代表该类对冲基金投资获利的依据主要来自宏观分析，其试图利用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来识别各类金融资产价格的未来趋势或错误定价。同时，由于全球宏观策略涉及市场众多，且投资策略灵活多变，难以通过量化模型进行程序化交易，因此全球宏观策略通常以主观的决策判断为主。多为方向性投资：全球宏观通常不是市场中性的，其会利用做多/做空对资产价格变动方向进行下注，例如做多美国股市或做空日本债券，因此，对全球宏观来说，择时意味着一切，这对基金经理在全球宏观经济的理解上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杠杆的使用：全球宏观在对某一个投资方向下注时，通常会利用杠杆，因此其收益和风险都被放大。方向性投资与杠杆的使用使全球宏观策略天生就具有较大的波动性，一旦判断正确，投资者可获得巨额利润，反之，亏损同样巨大。 即买进股票作为短期投资，就是把短期内购进的股票先抛售，然后在其股价下跌的时候再将其买回来赚取差价（arbitrage）。短置者几乎总是借别人的股票来短置（“长置”，long position，指的是自己买进股票作为长期投资）。在熊市中采取短置策略最为有效。假如股市不跌反升，短置者赌错了股市方向，则必须花大钱将升值的股票买回，吃进损失。短置此投资策略由于风险高企，一般的投资者都不采用。 “贷杠”（leverage）在金融界有多重含义，其英文单词的最基本意思是“杠杆作用”，通常情况下它指的是利用信贷手段使自己的资本基础扩大。信贷是金融的命脉和燃料，通过“贷杠”这种方式进入华尔街（融资市场）和对冲基金产生“共生”（symbiosis）的关系。在高赌注的金融活动中，“贷杠”成了华尔街给大玩家提供筹码的机会。对冲基金从大银行那里借来资本，华尔街则提供买卖债券和后勤办公室等服务。换言之，武装了银行贷款的对冲基金反过来把大量的金钱用佣金的形式扔回给华尔街。 最初的对冲操作中，基金管理者在购入一种股票后，同时购入这种股票的一定价位和时效的看跌期权（Put Option）。看跌期权的效用在于当股票价位跌破期权限定的价格时，卖方期权的持有者可将手中持有的股票以期权限定的价格卖出，从而使股票跌价的风险得到对冲。在另一类对冲操作中，基金管理人首先选定某类行情看涨的行业，买进该行业几只优质股，同时以一定比率卖出该行业中几只劣质股。如此组合的结果是，如该行业预期表现良好，优质股涨幅必超过其他同行业的股票，买入优质股的收益将大于卖空劣质股的损失；如果预期错误，此行业股票不涨反跌，那么较差公司的股票跌幅必大于优质股，则卖空盘口所获利润必高于买入优质股下跌造成的损失。正因为如此的操作手段，早期的对冲基金才被用于避险保值的保守投资策略的基金管理形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作用的理解逐渐深入，对冲基金倍受青睐是由于对冲基金有能力在熊市赚钱。从1999年到 2002年，普通公共基金平均每年损失11.7%，而对冲基金在同一期间每年赢利11.2%。对冲基金实现如此骄人的成绩是有原因的，而且它们所获得的收益并不像外界所理解的那么容易，几乎所有对冲基金的管理者都是出色的金融经纪。被对冲基金所利用的金融衍生工具（以期权为例）有三大特点：第一，它可以以较少的资金撬动一笔较大的交易，人们把其称为对冲基金的放大作用，一般为20至100倍；当这笔交易足够大时，就可以影响价格（见图1）；第二，根据洛伦兹·格利茨的观点，由于期权合约的买者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即在交割日时，如果该期权的执行价格（strike price）不利于期权持有者，该持有者可以不履行它。这种安排降低了期权购买者的风险，同时又诱使人们进行更为冒险的投资（即投机）；第三，根据约翰·赫尔的观点，期权的执行价格越是偏离期权的标的资产（特定标的物）的现货价格，其本身的价格越低，这给对冲基金后来的投机活动带来便利。对冲基金管理者发现金融衍生工具的上述特点后，他们所掌握的对冲基金便开始改变了投资策略，他们把套期交易的投资策略变为通过大量交易操纵相关的几个金融市场，从它们的价格变动中获利。 投资对冲基金可以增加投资组合的多样性，投资者可以以此降低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敞口。对冲基金经理使用特定的交易策略和工具，为的就是降低市场风险，获取风险调整收益，这与投资者期望的风险水平是一致的。理想的对冲基金获得的收益与市场指数相对无关。虽然“对冲”是降低投资风险的一种手段，但是，和所有其他的投资一样，对冲基金无法完全避免风险。根据Hennessee Group发布的报告，在1993年至2000年之间，对冲基金的波动程度只有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3左右。风险管理大多数国家规定，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必须是老练的合格投资者，应当对投资的风险有所了解，并愿意承担这些风险，因为可能的回报与风险相关。为了保护资金和投资者，基金经理可采取各种风险管理策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称，“大型对冲基金拥有资产管理行业最成熟、最精确的风险管理措施。”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可能持有大量短期头寸，也可能拥有一套特别全面的风险管理系统。基金可能会设置“风险官”来负责风险评估和管理，但不插手交易，也可能采取诸如正式投资组合风险模型之类的策略。可以采用各种度量技巧和模型来计算对冲基金活动的风险；根据基金规模和投资策略的不同，基金经理会使用不同的模型。传统的风险度量方法不一定考虑回报的常态性等因素。为了全面考虑各种风险，通过加入减值和“亏损时间”等模型，可以弥补采用风险价值（VaR）来衡量风险的缺陷，除了评估投资的市场相关风险，投资者还可根据审慎经营原则来评估对冲基金的失误或欺诈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应当考虑的事项包括，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对业务的组织和管理，投资策略的可持续性和基金发展成公司的能力。透明度及监管事项由于对冲基金是私募基金，几乎没有公开披露的要求，有人认为其不够透明。还有很多人认为，对冲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投资管理公司相比，受到的监管少，注册要求也低，而且对冲基金更容易受到由经理人导致的特殊风险，比如偏离投资目标、操作失误和欺诈。2010年，美国和欧盟新提出的监管规定要求对冲基金管理公司披露更多信息，提高透明度。另外，投资者，特别是机构投资者，也通过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促使对冲基金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随着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对冲基金也日益透明，公布的信息越来越多，包括估值方法、头寸和杠杆等。和其他投资相同的风险对冲基金的风险和其他的投资有很多相同之处，包括流动性风险和管理风险。流动性指的是一种资产买卖或变现的容易程度；与私募股权基金相似，对冲基金也有封闭期，在此期间投资者不可赎回。管理风险指的是基金管理引起的风险。管理风险包括：偏离投资目标这样的对冲基金特有风险、估值风险、容量风险、集中风险和杠杆风险。估值风险指投资的资产净值可能计算错误。在某一策略中投入过多，这就会产生容量风险。如果基金对某一投资产品、板块、策略或者其他相关基金敞口过多，就会引起集中风险。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对控制利益冲突、限制资金分配和设定策略敞口范围来管理。许多投资基金都使用杠杆，即在投资者出资之外借钱交易或者利用保证金交易的做法。尽管杠杆操作可增加潜在回报，同样也能扩大损失。采用杠杆的对冲基金可能会使用各种风险管理手段。和投资银行相比，对冲基金的杠杆率较低；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工作论文，投资银行的平均杠杆率为14.2倍，而对冲基金的杠杆率为1.5至2.5倍。有人认为，某些基金，比如对冲基金，为了在投资者和经理能够容忍的风险范围内最大化回报，会更偏好风险。如果经理自己也投资基金，就更有激励提高风险监管程度。
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 [1 ] 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 [ 2 ] 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 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 ] 。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 :20 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 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 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 亿美元[4 ] 。在1994 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 %～80 % ,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 多天内,外资撤走100 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 ]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 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 世纪80 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 万亿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 %。2006 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 43 万亿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长约6 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 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 ,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 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 。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 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 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 年2 月利差曾达到3 % ,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 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 47 % ,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 %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 %。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 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 % ,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 7 %。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 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 亿美元。800 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我国已达1.4万亿的出口市场立刻受到严重影响，预期增速同比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近期将出台涉及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的的振兴规划。我认为，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自我国80年代末以来撤消了冶金部、机械部等政府产业部门之后，第一次把产业发展规划重新放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将对我国这十大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从已经出台的振兴规划草案来看，还有两处硬伤：
一是十大产业规划中的“轻工产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按照“一轻”、“二轻”的行政式行业划分来规划产业振兴政策，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中，快速消费品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轻工”分类来做新时期的产业规划呢？
二是产业“振兴规划”中“振兴”两字太土太旧，不能反映新时期、现阶段的产业规划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国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过相当系统、有效的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法律。我国的产业振兴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那么近日再提产业“振兴”，与以往有何不同？标题中关键词的简单重复，显然意味着规划者还没能真正掌握今日规划与往日规划的不同之要诣。
我认为，今日产业规划，必须用“产业主导权”来统领。我国企业的产业主导权孱弱，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刚刚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只能进行“三来一补”等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当时还没有产业主导权的概念，或者说还无暇顾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从以打火机、纺织品为主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为主过渡。在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开始“亲身”感受到全球产业主导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低层次，还是企业平均利润的越来越低，都可以归结为“产业主导权”的缺失。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限制于低利润的市场或渠道；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没有获得金融支持和资本运作的机会；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技术标准，购买国外企业的专利……虽然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却未能相应的高利润，一旦外部需求萎缩，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国的企业。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明了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是我国产业发展的软肋。
长城所长期关注着产业主导权问题。我认为，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这三方面内容。其中市场主导权包括工业产品的价格主导权与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包括货币主导权、资本运作的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转移、技术联盟等方面的内容。而技术主导权又决定着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获取，它是产业主导权核心内容。
我认为，这次推出的产业规划应把核心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建立在“获取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主导权”上来。以全球产业主导权争夺为核心，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引：
首先，这次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什么。在这十大产业的当前基础上，简单的扩大市场需求，是不可能达到“振兴”的目的的。只有转变当前的产业发展路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领导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十大产业。
其次，产业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将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率不断下滑为目的，那只能起到短期效应，也无法从长期上促进这十大产业的振兴。在振兴方向上，我们应该遵循温总理与2008年12月27日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的“三结合”，并作为制定振兴规划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难同保持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
再次，出产业振兴的主体应该是谁。十大产业中，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相当集中的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不应演变为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在规划中，应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其产业比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争夺产业主导权。
最后，产业振兴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已经讲了多年的“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研发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拿出来再讲一遍，恐怕对产业的振兴和企业的操作不会有何实质性的促进。振兴规划公布前，应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企业争夺全球产业主导权创造良好的氛围。
具体的来讲，振兴规划必须着眼于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从技术主导权入手，推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办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操作的企业间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联盟，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主导权获取。
同时，要通过四维价值链分析，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领域推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商品价格、品牌建设等领域保护和扶持重点企业的发展，从而争夺国际市场主导权。
第三，要继续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不能因短时间的出口受阻就压低人民币汇率，要从货币主导权的高度稳定人民币的远期预期，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建立企业的资本主导权。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对并购对象的详细调研和成本、价值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 谁是罪魁祸首
美国次贷危机，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到去年爆发，至今已经经历了4次大的冲击波。第一波冲击始于去年8月份。当时危机开始集中显现，大批与次级住房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被迫进入“降息周期”。
第二波冲击始于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市场流动性压力骤增，美联储和一些西方国家银行被迫联手干预。
第三波冲击发生于今年3月份，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美联储紧急向其注资，并大幅降息75个基本点。
第四波冲击发生于7月。美国两大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美联储拟注资250亿美元。
美国为什么会爆发次贷危机，谁是罪魁祸首？
这要从次级贷款说起。 美国抵押贷款市场分“次级”(Subprime)及“优惠级”(Prime)，它是以借款人的信用条件作为划分界限的。次级贷款，指的就是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以所购房屋为抵押的住房贷款。
2001年至2004年，美联储实施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发展，美国人的购房热情不断升温，次级抵押贷款风靡一时。过去两年，随着美联储17次加息，美国房地产市场逐步出现降温迹象，但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也并未因此而停住脚步。
放贷机构为了竞争，不断放松放款条件，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即借款人可以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购房，且仅需申报其收入情况而无需提供任何有关偿还能力的证明。宽松的贷款资格审核成为房地产交易市场空前活跃的重要推动力，但也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与此同时，次级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指的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又能够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汇集起来，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贷款的风险与收益要素进行分离与重组，再配以相应的担保和升级，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次级抵押贷款证券，被美国的金融机构做到了全世界，危机发生，全球就为美国的次级债买单。
在进行次级抵押贷款时，放款机构和借款者都认为，如果出现还贷困难，借款人只需出售房屋或者进行抵押再融资就可以了。但事实上，由于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住房市场持续降温，借款人很难将自己的房屋卖出，即使能卖出，房屋的价值也可能下跌到不足以偿还剩余贷款的程度。这时，危机就发生了。
危机一旦发生，就必然引起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悲观预期，这就会冲击贷款市场的资金链，进而波及整个抵押贷款市场。与此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也会因为房屋所有者止损的心理而继续下降。两重因素的叠加形成马太效应，出现恶性循环，使得危机愈演愈烈。
分析美国次级住房贷款危机爆发的原因：一是信贷条件的放松。从事住房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放松了贷款的条件，使那些信用条件不符合相应贷款的个人承受了难以支付的还本付息的负担；二是市场利息的上升。市场利率的不断提高，使房屋价格上涨放缓并下跌，从而使借贷的还款压力增大；三是抵押贷款证券以及信用衍生产品的过程忽视和掩盖了原始贷款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四是评级公司对次级证券的评级过高；五是投资者的信心受挫，从而大量抛售手中持有的次级债券。
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及我国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首先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冲击最大的是美国的银行业。从抵押贷款领域到资产证券化领域的损失造成了银行间流动性的崩溃。
7月初，加利福尼亚州印地麦克(In－dyMac)银行因财政困难被联邦政府接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大破产银行。7月25日，内华达州的第一国民银行和加州的第一传统银行又宣布破产。至此，今年以来美国已有7家银行破产。
即使是花旗、美联银行等大银行，业绩也让人失望。以美联银行为例，该银行公布的第二季度亏损额达到了88.6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盈利23.4亿美元。为应对危机，美联银行已大幅降低分红并裁减员工1万余人。
在恐慌性情绪下，许多美国银行业股票被抛售，银行挤兑现象不断增多。印地麦克银行虽被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但许多储户还是连夜排队准备取走存款。挤兑问题更使一些中小银行风险进一步加大。今年下半年，无疑将是美国银行业的一个阵痛期，其能否很快走出困境，关键还在美国房市的走势。
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它可能会让美国经济进入一次衰退，而且可能会是比较长时期的衰退。而美国经济如果进入衰退，全球经济都有可能会出现衰退。
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首先是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出现短缺。为了解决流动性问题，美国的利率和汇率双双下调。利率和汇率的下调从而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膨胀压力。
美国资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如果从直接的渠道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次贷危机使中国金融机构所购入的次级债券受到价格下跌的损失，但由于中国金融机构购入的次级债券的量不是很大，所以这部分的损失不会很大。
美国资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影响，它表现在：一是由于美国政府降低利率，使大量的外汇资金流入中国造成中国外汇激增，从而造成了中国面临着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二是影响中国的出口。由于次级贷款危机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开始放缓，这些都会影响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缩水之后，他就会减少消费，减少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这样美国也就会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
而进出口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驾马车，去年经济的增长，有2.5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据测算，今年中国的出口增幅，有可能下降到百分之十几，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位数的增长。
次贷危机对中国的警示与防范措施
美国次贷危机，给中国的金融安全敲响了警钟。
次贷危机的源头，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第一应该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杜绝出现零首付的现象；第二应该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第三要加强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高度关注经济周期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第四要做好预警，控制规模与风险；第五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防范和制止金融机构违规发放不符合条件的贷款。
在美国次级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过程中，次贷不仅很快衍生出各种金融产品，还被分配到各种金融机构的投资产品组合之中。对冲基金及其他高杠杆机构以其财务杠杆工具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放大与次级债有关的各种交易，这导致衍生产品价值与其真实资产价值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割断，放大了相关投资和交易风险。
因此，中国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和产品设计时，以及每一单合约执行过程中，应吸取这一教训，按照谨慎经营原则，合理评估无风险约束下的放贷行为与潜在风险的平衡，防患于未然。
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大警示在于，要警惕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制订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某个特定市场造成的冲击。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下滑。中国为了减轻次贷危机带来的通胀压力，实行紧缩的贷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央行多次提高利率并提高了存款储备金率。这些政策措施在减缓通胀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的股市和房市首当其冲。中国的企业，特别是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由于利息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增加，还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国际竞争力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宏观紧缩政策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可以考虑以适度放松的政策对付目前的形势。如果采取适度放松的而不是强化紧缩的政策，便可以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和外汇储备激增的压力。股市和房市就可以尽快地恢复、企业的融资力和市场竞争力可以大大加强。
总之，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不仅会使我们总结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而且还会使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上，进行冷静和客观的思索，在金融风险的防范机制上采取更加有效的防范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