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苑的名称起于何时?史料没明确记载，根据《周礼地官固人疏》里对“苑”字的解释是：“古谓之囿，汉谓之苑。”那么，沙苑定名的最早时间，是不能超越汉代的。但它的定名时间，却不能代替形成时间，两者也不能相互混淆。
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
近十余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共识，从生态背景出发重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环境与长期起作用因素，已成为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与方向。环境恶化乃积渐所至，正如《汉书·贾谊传》所言：“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1](p2253)。在此背景下，大陆学术界也明显加强了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展开广泛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成果试作综述，对其中的不足略作总结，不妥错谬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之关系研究
区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受到学界重视，主要从社会经济变迁结合相应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其研究理路可概括为：概述区域自然地理概况一考察区域开发过程一探求经济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分析环境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一总结人地关系的演进特点及相关历史经验教训。
黄土高原及相邻地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谭其骧、史念海为首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的水患，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学术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环境复原，如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状况等方面。近十余年来，相关研究又注重人类活动、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①及主编论文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②，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③及主编论文集《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④等等。大量的文章围绕着区域小环境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考察。梁四宝、李心纯分别撰文就明代的“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指出“明代九边屯田所引起的土地大面积的退化性演替，不但使晋西北、陕甘宁区域的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而且加剧了该区域水蚀、风蚀的过程，对黄土高原这一时期迅速增加的水土流失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2]。王广智、陈可畏、朱士光则分别考察晋陕蒙接壤区的环境变迁。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3]陈可畏更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虽然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变成今天这样面貌，到处荒山秃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4]。朱士光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则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该地区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其《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概况》及《试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的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等文章继续阐发这一主张。[5]史念海、杜瑜、王乃昂则通过考察历史时期甘肃、宁夏等黄土高原区农牧分界线的推移，再现了当地历史时期的环境演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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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汇集史念海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研究黄土高原地区的历史地理论文二十多篇(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这是中日历史地理学家合作研究的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的变迁”的成果，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复杂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③ 这部著作汇集了作者的23篇有关文章，从多个侧面对我国黄土高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环境变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王守春评价此书为“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承前启后之作”(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④ 朱士光主编《黄土高原地区历史环境与治理对策会议论文集》作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的增刊出版。
西南、西北地区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比较明显，引起学界关注。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与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突出入地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8]邹逸辚、钞晓鸿、张建民、葛庆华等人则先后撰文就明清时期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指出明清以降，由于移民大量涌人与不当开发致使当地生态失衡，社会经济出现严重萎缩，强调区域开发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9]关于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王守春认为塔里木盆地历史上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过去联结东西方通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10]。肖小勇则通过对古遗址及古文献考察，指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变迁呈现出荒漠绿洲化和绿洲沙漠化的特点。[11]
华北、华中及其他地区研究。人地关系演变是研究重点。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唐亦功《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等论著是该方面的代表作，为我们今天科学开发、合理利用这些区域的自然资源提供了很强的借鉴意义。[12]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及沿江湖区的人地关系．吴敌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13]张国雄认为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农业生态环境发生了两个突出的变化，即森林资源减少和水域减退，而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是水土严重流失”[14]。汪润元、龚胜生的文章就人口压力下移民运动与生态环境变迁进行考察。[15]许怀林考察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与环境演进过程，认为“江西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有江西的省情个性特征，也有国家大网络中的关联义”[16]。
王建革关于近代华北及内蒙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系列论文，以生态经济学中的能量投入产出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及性质进行分析。作者认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已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17]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这一发展趋向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18]；他还认为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程。[19]关于内蒙古地区作者继续采用华北系列文章的分析路径。[20]此外，郑磊运用生态学的分析方法对秦晖先生的“关中模式”提出了不同的诠释，认为当地地权分散、租佃对立不严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21]
二 关于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
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之关系主要集中在商都殷墟和古都长安的研究，利用考古及文献资料考察生态环境变迁与都城兴衰，在古代城市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李民从地理位置与气候、水文状况、土质地貌和矿藏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22]。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23]郭睿姬则考察了殷墟出土的动物遗骸，提出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殷墟文化孕育、形成、发展繁荣的基础。[24]
关于古都长安城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近年来，学者尝试从生态学的视角分析取得大量很具深度的作品。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是该方面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中日学者十几篇相关文章，其中史念海《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史念海与马驰《关陇地区的生态环境与关陇集团的建立和巩固》、妹尾达彦《唐代长安城与关中平原的生态环境的变迁》、鹤间和幸《汉长安城的自然景观》等，揭示了汉唐长安城与黄土高原至少存在的四个层次的地域生态关系；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从文化角度探讨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关系；李健超《汉唐长安城地下水的污染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和朱士光《汉唐长安城的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则对汉唐长安城本身兴衰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朱士光在其文中指出“国势的强弱、国都的兴废与社会经济的盛衰、生态环境的优劣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正相关制约关系”。另外，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和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则继续论证了汉唐长安城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关系。[25]此外，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以12世纪为界，对唐宋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此前和此后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在之前，开封城有优越的生态环境；之后，环境逐渐恶化。可以说是有关方面研究的一部力作。[26]
三 关于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研究
动植物变迁研究作为环境变迁的细部化研究，成果颇丰。人们通过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复原原生生态环境，提醒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史念海就我国由南到北的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不断变迁，“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成了草原、甚至沦为沙漠”[27]。文焕然先后发表数篇文章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28]蓝勇则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强制性地在三峡地区退耕还林，恢复历史时期三峡地区茂密的森林，在三峡地区有不可替代的地位”[29]。朱士光通过对历史时期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的植被更替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植被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迁之间的双向制约机理。[30]此外，李并成、周云庵还分别考察祁连山区、秦岭等地的人类活动与植被变迁。[31]关于断代的区域性考察也有大量文章。王守春、林汀水、暴鸿昌等撰文分别考察明清时期黄土高原、福建、明代长城区域等地的森林植被变迁，呼吁应该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充分认识人类活动对植被变迁的负面作用。[32]蓝勇、龚胜生还分别对明清时期皇木采办和唐代长安及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的樵采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探讨，立意新颖，显示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33]
有关动物方面主要是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先后发表的系列文章，论述了大熊猫、金丝猴、扬子鳄、虎、熊、犀牛等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变迁的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大变小，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物种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28]和何业恒《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34]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蓝勇、刘正刚等则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区域的变迁情况，为我们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了经验教训。[35]
关于区域沙漠化研究，继侯仁之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近十年来在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景爱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及《沙漠考古通论》中的跨学科、跨视野的实证分析堪称这方面的代表。[36]《清代科尔沁沙地的垦荒》、《沙坡头地区的环境变迁》、《木兰围场的破坏与沙漠化》等文章运用考古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就沙漠化成因机制展开深入分析，有力地推动了此领域的研究。[37]李并成则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洪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38]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化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39]此外，冯季昌、姜杰《论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牛俊杰《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等文章，通过考察相关区域沙漠化的演替过程，指出入与自然的密切联系。[40]
近年来由于沙漠化研究的渐趋深入，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绿洲学研究，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意义。[41]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的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42]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10大片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以及形成的过程和机制，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43]
四 关于灾害及疾疫问题研究
灾害问题，作为环境变动的具体体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连篇累牍。近十年来，大量的文章就不同时空内灾害暴发成因、规律、社会危害以及应对策略展开了广泛考察，已有多篇综述性文章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因此，我们仅从环境变迁的视野下展开分析，详细研究可参阅相关述评文章。①
从灾害暴发的成因着手分析灾害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内在联系。阮明迈《清代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的洪灾研究》、李正澜《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蓝勇《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马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吴滔《关于明清生态环境变化和农业灾害发发生的初步研究》、李文海《生态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等，这些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态环境失衡一灾害频发一生态环境恶化一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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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水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l期，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某一区域不同灾害的时空规律研究．尹均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袁林《西北灾荒史》、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等专著是相关区域灾害史研究的代表作。[145]元代灾荒史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年来，王培华对元代北方地区寒灾、旱灾、蝗灾以及水灾的时空分布规律进行量化研究，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146]华林甫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147]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148]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49]另外，卞利对清初淮河流域、王金春对光绪初年北方三省、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对江汉地区自然灾害的研究，都是近来相关区域研究不可多得之佳作，显示了这一领域的良好发展态势。[50]
近代灾荒史的研究，在李文海教授开拓性研究①的推动下，硕果累累，呈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著作和50多篇论文问世，有关具体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的述评文章，我们不再赘述。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近十年来，疾疫史研究打破长期以来依附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局面，引起了史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形成研究热点。②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最受学界关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集中体现他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具有很强的开拓意义。[51]针对历史时期我国瘴病的变迁情况，龚胜生撰文指出：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其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52]；在具体论及明清时期瘴病分布与变迁时，作者进一步指出，“瘴病区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更重要的是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53]梅莉、晏昌贵还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54]曹树基、李玉尚则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关鼠疫的文章。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两次鼠疫大流行情况，认为“人口的繁殖与迁移，农业区的开发与拓展是一种生物行为，一种类似于动物贪食、求生的本能”[55]。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一文，则以咸同年间的云南为例，估算出战争期间鼠疫死亡人数以及这些死亡人口在整个战争人口损失中所占的比例，进而提出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56]另外，他们还从生态关系、民风民俗的视角就鼠疫传染病与云南整体社会变迁进行研究，指出“18—19世纪云南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云南乃至一个更大范围内生物圈变化的一部分”，“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西南地区的社会变革与生态变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57]在论及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时，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58]。此外，范家伟、曹树基、李玉尚还分别就地理环境与疾疫之间的关系以及霍乱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行论述，亦很有见地。[59]
五 关于气候变迁及相关问题研究
气候是生态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历史气候变化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传统研究领域之一，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发表之后，不断取得可喜进展。近十年来，研究进一步深化，历史文献气候记载、树木年轮、地衣测量、盐湖沉积、冰川、孢粉分析等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以及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等专著精品相继问世。[60]大量的区域性气候变迁研究则显示出很强的开拓性。满志敏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历史上不同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气候变迁情况进行考察，提出自己的气候变迁模式。[61]于希贤利用云南仓山顶上冬夏间冰雪的积融，并参照各个时期的物候概况，指出仓山雪反映的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在总趋势上与国内外研究所得结果相似，但在具体冷暖出现时间上则呈现出区域性差别。[62]邓辉利用《辽史》中“帝王纪”、“食货志”以及“宋人使辽语录”中所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928—1109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记录进行复原，指出辽代燕北地区的干湿变化过程，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候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地区的变化要早30年。[63]朱士光等则通过对关中地区考古发掘、孢粉分析研究成果以及丰富的史籍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利用，建立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完整的气候变迁序列，划分出全新世早期寒冷、全新世中期暖温、西周冷干、春秋至西汉前期暖湿、西汉后期至北朝冷干、隋和唐前中期暖润、唐后期至北宋凉干、金前期暖干、金后期至元凉干、明清冷干等10个气候变化阶段。[64]李平日和曾昭璇则利用史籍资料和香港近百年的气温记录，考察珠江三角洲1488—1893年小冰期和气候进入现代暖期的气候变化。[65]何业恒对20种热带、南亚热带动植物的分布和兴衰演变进行分析，探讨了五千年来华南地区气候冷暖和环境变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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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李文海教授相关学术贡献可参阅黄兴涛的《李文海教授的学术追求与历史研究》(《高教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
② 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野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以及《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本文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进行论述，且仅限于大陆学者，不当之处，还请见谅。
农牧过渡带地区的气候变化及影响。邹逸麟认为十五世纪初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及其家属的生存，故统一内迁至长城以内；到十八世纪前期，我国北方气候一度转暖，农牧过渡带北移，出现康乾时代农业经济的盛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我国气候又有一段短暂的转暖期。[67]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68]满志敏、葛全胜、张丕远从北魏平城迁都、元朝中叶岭北地区移民、12世纪初科尔沁沙地演变、明初无良哈三卫南迁等四个历史具体实例出发，讨论了气候变冷变干时，农牧过渡带变化与相应的社会变化现象，指出气候变化对农牧过渡带的影响是通过人类社会子系统起作用的，不同的社会状态和组合产生不同的农牧过渡带实况和相应的社会问题。[69]
气候变迁与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之关系研究。王子今重点分析秦汉时期气候变迁对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的意义，指出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与气候条件的变迁关系密切。[70]马新则以农作物布局的变化、农产量的提高以及农业经营方式的形成为切人点，具体阐述历史气候与两汉农业的发展。[71]有关明清时期的气候变化与农业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学界也有多篇文章论述。陈家其认为该时期作为近千年来我国气候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对太湖流域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气候变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自然灾害频发，粮食产量下降；亚热带经济作物受到严重威胁。[72]王双怀则具体研究了明代气候转寒对华南农业的影响，指出：一方面，由于气候振动，气象灾害时常发生，伤害了劳动力资源，破坏了耕地和其他农业设施，扰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另一方面，由于气候转寒，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发生改变。[72]沈小英、王业键、周翔鹤还进一步分析了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74]沈小英认为随着气候变化，太湖流域的双季稻在明末前后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而每一个兴衰过程大致代表了一次几十年的冷暖变化。明末以前，由于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由于热量条件变得处于一年二熟与三熟间的临界状态，双季稻时兴时衰。[75]王业键、黄莹珏则从自然灾害分析人手，认为清代气候的冷暖变迁、粮食生产与粮价的变动关系紧密。周翔鹤、米红《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和粮食生产》把人口因素纳入考察视野，研究了气候变化、粮食生产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曲线。[76]此外，李伯重就历史上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整体影响进行分析，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77]。
杜甫咏月诗研究【语言风格 情感内涵】
关键词
月、杜甫、咏月诗、语言风格、情感意涵、原型批评
内容摘要
首先就研究的动机及前人所研究的成果做一介绍，后将全文分为两个部分来探讨，一是以语言风格学的方法，来分析杜甫咏月诗的语言风格，包括了音韵风格、词汇风格以及句法风格，另外是以原型批评来分析杜甫咏月诗中的情感意涵。文中先就原型的概念做一介绍，再谈月亮的原型神话及其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才更进一步的谈杜甫咏月诗的情感意涵，主要针对感伤的诗作来谈，将其情感意涵分为一、忧国忧时，二、怀乡思亲，三、伤离别，四、怀才不遇，五、叹身世飘零这五点来论述，至于那只占冰山之一角的称颂之作，就略而不提。
壹、 前言
一、研究动机
由于杜甫诗作相当丰富，其中咏物诗也相当地多，因此我便想研究杜甫的诗。至于为何会选择咏月诗来作探讨，主要是因为看了曹淑娟教授所写的《从杜诗鸷鸟主题看作品与存在的关联》，便对咏物诗产生兴趣，心想，那是否也可以咏花、咏月、咏草等等，于是便以咏月诗作为研究的题材，其实主要也是因为笔者对月的感受较深，就如欧丽娟所说的一样：
月是自然界中，与人之现实距离最远、心灵距离却十分接近的存在物，为中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主题。[1]
为此，希望能藉以了解诗人的内心世界，让世人能对杜甫有多一点的了解与认识，并且能领略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杜诗有诗史之称，可见杜甫的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番。此外，在本篇论文中，所提到的咏月诗其实包含两种，一种是全篇题咏月亮的，另一种则是在部分句子中运用月亮意象之作，因此，本篇论文中所说的咏月诗其定义并非指完全以月亮为题咏对象的定义，除了全篇题咏月亮的诗作外，还有藉由月亮的意象来表达内心的感受，所以月亮可能只是代表一个场景、一个景象罢了。
二、前人研究成果
关于杜甫的咏月诗，在欧丽娟的《杜诗意象论》及方瑜的《杜甫夔州诗析论》中曾大略提到过。其中欧丽娟是将杜甫的咏月诗分成三个阶段，大致以杜甫干元二年弃官华州司功参军，而开始后半生飘泊西南之时，和出蜀入夔之际为两大分界点。欧丽娟提出：「杜甫前期中月的意象出现较少，且多以『清光』为诗人把握；中期的月则有极完满而温暖的面貌，后期的月则多耸动而危疑可惧的极端表现。」 [2] 主要是以这三阶段月之意象的转变，来探讨杜甫的生命发展。而方瑜则是就杜甫在夔州时期的咏月诗做一研究，其它时期则没有谈到。此外，在合田方子着，轩辕翻译的〈孤月当楼满&S231;寒江动夜扉—析杜甫之「西阁之月」诗〉期刊论文中，也提到了杜甫的咏月诗，但和方瑜相似，主要是讲杜甫夔州时期的作品，而且最主要是针对〈月圆〉这首诗来做分析，只能说作者提到的只是冰山之一角，仍不是很完整。因此笔者便想以咏月诗为题材，同时利用语言风格学 [3] 与原型批评理论两方面来谈。首先，在语言风格学部分，笔者参考了竺家宁先生的研究方法，将语言风格分为音韵风格、词汇风格、句法风格三部分，而竺家宁先生在《语言风格与文学韵律》中介绍说：
音韵风格又可以透过许多途径进行探讨：「韵」的音响效果、平仄声调的交错、头韵的运用、双声叠韵的的安插、音节的解析等。词汇风格的研究法包括：拟声词的应用、重叠词的应用、方言俗语的应用、典雅语或古语词汇的应用、外来词的应用、词汇结构状况、熟语的应用、共存限制的放宽等。句法风格包括：造句类型的状况、句子扩展的状况、欧化句法的状况、句子省略的状况、文言或白话句式、句法的偶化状况、韵散使用的状况、对话的安插状况、诗歌重沓反复的形式、走样句的状况、对偶句的假平行等。[4]
因此，笔者也参考了一些竺家宁先生所说的风格研究方法，来看杜甫的咏月诗，接下来并从原型批评理论着手，主要理论依据是根据傅道彬先生的《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一书，藉以来探讨杜甫在咏月诗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意涵，使读者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
贰、 杜甫咏月诗的语言风格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竺家宁先生将语言风格分为音韵、词汇以及句法三种，而这三种语言风格的研究其实范围相当广大，笔者碍于其所牵涉的部分太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交待清楚，所以在此无法做太详细的研究，仅就其中的某个部分来谈。音韵风格部分，主要看的是杜甫所押的韵脚，至于其它像是拗救问题以及音节等问题，在此则不作赘述。词汇部分则是看他重叠字的使用；句法部分则是由诗的节奏、停顿来探讨。
一、音韵风格
在查询了《全唐诗全文检索系统》，发现杜甫诗作中有月字的共有252笔资料，经由笔者的筛选整理，扣除掉指时间意义的诗作，以及并不是专指咏月的诗，且和月的意象无关的诗作，剩下的共有125首咏月诗，诗题中有月的就有二十二首，而欧丽娟的《杜诗意象论》说有二十一首 [5] ，笔者发现是少了《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 [6] 其中只出现在诗题中而诗中并无出现月字的有《初月》、《月三首》之二、《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十六夜玩月》以及《江边星月二首》之一共六首。
既然要谈杜诗中的押韵，首先笔者先就咏月诗的题材作一介绍。在杜甫的咏月诗中，以五言律诗为最多，有五十八首，其次就是五言古诗。今将其作一表格分析如下：[7]
五言古诗
七言古诗
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
五言排律
五言律诗
七言律诗
31
9
2
2
14
58
9
由上表不难发现，杜甫咏月诗包括了古诗，律诗以及绝句，其中律诗占了相当多的比例，尤以五言为主。由于韵脚的选择，和内容的情感气氛需要配合，可见在韵脚上必须讲究声情的谐和。在此，笔者主要针对杜甫咏月诗中近体诗的押韵作了一番分析，之所以排除古诗，乃是因为古诗押韵较自由，可押可不押，且又牵涉到换韵的问题，在此便以近体诗为研究的范围，其结果表列如下[8]：
(一)五排
上平声
下平声
四支
81、111
一先
90
七虞
109
七阳
113
八齐
112
十蒸
3
十一真
28、29、50、59
十二侵
42
十三元
39、103
(二)五律
上平声
下平声
一东
20、52、92
一先
23、57、84、104、115、116、117
三江
100
四豪
93
四支
40
五歌
10、14、56
五微
73、105
六麻
37、99
六鱼
74
七阳
2、47、89
七虞
48、119
八庚
11、22、25、43、44、45、83、94、98、121
十一真
77、82、96
九青
122
十二文
6、125
十蒸
114
十三元
70、71、97
十一尤
55、75、79、95、101
十四寒
9、26
十二侵
27
十五删
21、38、76、120
(三)七律
上平声
下平声
一东
67
一先
36
八齐
118
六麻
66
十一真
33
八庚
72、78
十三元
68
十四寒
51
(四)绝句
五言绝句
七言绝句
上平声
下平声
下平声
五微
91
六麻
53
八庚
58、110
若将它做一个归类的话，可以发现，杜甫使用最多的韵是庚韵，有十六首，其次是先韵有九首，再来就是真韵有八首，其它则是元韵六首，东、删、麻、阳都是四首，支、微、虞、寒、歌、尤三首，齐、文、蒸二首，江、鱼、豪、青各是一首。有关韵与情的关系，在黄永武先生的《中国诗学&S231;鉴赏篇》中提到：
……这种口腔气流的姿态，出于模仿人的情意，人在表情达意时，每一种表情的器官都在配合着动作，声音自然也不例外……王易氏更加详细分析说：「韵与文情关系至切，平韵和畅，上去韵缠绵，入韵迫切，此四声之别也。东董宽洪，江讲爽朗，支纸缜密，鱼语幽咽，佳蟹开展，真轸凝重，元阮清新，萧筱飘洒，歌哿端庄，麻马放纵，庚梗振厉，尤有盘旋，侵寝沉静，覃感萧瑟，屋沃突兀，觉药活泼，质术急骤，勿月跳脱，合盍顿落，此韵部之别也，此虽未必切定，然韵切者情亦相近，其大较可审辨得之。[9]
由此可大致了解，韵脚的选择使用，和作者想要抒发的情绪是息息相关的。此外，有个相当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杜甫的诗中，有出现齐韵与支韵、纸韵同押，以及真韵和文韵同押的现象。[10]但这并不是出律的现象，而是在唐代的确有这种通押的现象。唐作藩先生在他的〈唐宋间止、蟹二摄的分合〉一文中说到：
这种蟹、止两摄互相通押的现象，大概是由于两摄各自内部诸韵趋于合流，主元音演变得比较接近。可以设想，此时期蟹摄分为两部，一二等韵灰咍泰皆佳夬合为一部，大致读［a &<110;, u a &<110;］，三四等韵齐祭废合为一部，读［&<110; &<108; &<110;, &<110; u &<108; &<110;］；而止摄支脂之微合流为一部，读［&<110;,&<110; &<110;, &<110; u &<110;］。因此诗歌韵文里可以合韵，，特别是齐(祭废)部与灰(咍泰皆佳夬)部合口一等字，同支(脂之微)部合韵的情况更多，因为其读音更接近。[11]
在古代，由于读音的接近，使得诗中出现两韵通押的现象，由上文可以得知，因诗歌韵文里可以合韵，所以有通押现象的产生，也因此我们对于这种通押现象可以做合理的解释。
二、词汇风格
首先，就杜甫所形容的月而言，共有41种月，其中以落月、秋月及新月出现次数最多，有四次；而明月、素月、星月及江月也有三次，是杜甫咏月诗中较常出现的修饰语，此外还有其它34种不同的月[12]，可见杜甫诗中出现的月，不但数目繁多，且样貌多变。除此之外，杜甫所使用的叠字修辞也是笔者在此要探讨的部分。
叠字：
陈淑彬在《重读杜甫：修辞艺术与美学铭刻》一书中提到：
叠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摹状。杜甫在反映自己的生活经历，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时，用了许多叠字来描绘，这就为我们研究杜甫的生活、情绪、心态等提供了线索和依据。把这些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了解杜甫生活某一方面的状
况和某一时期的心态的。[13]
因此，在研究杜甫咏月诗的修辞时，叠字可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项修辞研究，且在杜甫的咏月诗中出现的频率也最多，举例如下：
絺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九&S231;附录6)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遣意二首》之二&S231;附录37)
天下兵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严氏溪放歌行》&S231;附录49)
往往虽相见，飘飘愧此身。(《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S231;附录50)
我生本飘飘，今复在何许？(《宿青溪驿奉怀张员外十五兄之绪》&S231;附录54)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S231;附录55)
依沙宿舸船，石濑月娟娟。(《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S231;附录57)
翳翳月沉雾，辉辉星近楼。(《不寐》&S231;附录75)
悠悠边月破，郁郁流年度。(《雨》&S231;附录87)
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秋风二首》之二&S231;附录88)
兵戈尘漠漠，江汉月娟娟。(《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S231;附录90)
明月无瑕岂容易？紫气郁郁犹冲斗。(《可叹》&S231;附录107)
城乌啼眇眇，野鹭宿娟娟。(《舟月对驿近寺》&S231;附录116)
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暮归》&S231;附录117)
随波无限月，的的近南溟。(《宿白沙驿》&S231;附录122)
由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杜甫在使用叠字时，会根据不同的场合灵活的使用，使得叠字内涵和诗歌形象更加丰富。而陈淑彬女士对这个问题则从两个方面来加以探讨：一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写，二是同一叠字在不同事物上的运用。她说：
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描写，可以反映出诗人的情绪变化。……同一叠字形容不同的物体，一方面是词的多义性决定的，但许多也是活用的结果。活用使人产生联想，以对此物的情景气氛之感受去理解彼物，丰富了形象和意境。[14]
由此可知，杜甫的叠字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令读者耳目一新，不仅如此，由于叠字的使用，使得杜甫在体物抒情之时，更令此物此情兴会淋漓，神与情一起涌现，且运用叠字甚多，在诗中充分发挥了修辞技巧之优点。
三、句法风格
在此是由杜诗的节奏、停顿来看他咏月诗的句法风格。根据竺家宁先生所言，我们对诗歌的节奏单位进行分析，和语法分析是不同的[15]，而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五言诗节奏大部分是上二下三，七言诗则是上四下三，若是上三下四则是变格，称为「折腰句」，如韦居安说：「七言律诗，有上三下四格，谓之折腰句……欧阳公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到溪桥。』……胡琴诗云：『出山云各行其志，近水梅先得我心。』皆此格也。」[16]就杜甫的咏月诗而言，倒没有这样的变格，节奏还是符合一般所熟知的格式，但语法上可能就会有所变化。[17]
参、 咏月诗中的情感意涵—用原型批评来谈
一、何谓原型
原型又称原始意象(priomordialimages)。荣格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绪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我们在无意识中发现了那些不是个人后天获得而是经由遗传具有的性质……发现了一些先天的固有的直觉形式，也即知觉与领悟的原型。它们是一切心理过程必不可少的先天要素。正如一个人的本能迫使它进入一种特定的存在模式一样，原型也迫使知觉与领悟进入某些特定的人类范型。」[18]经由荣格的论述，傅道彬先生对此作了一个结论，他说：
原型是一切心理反应具有普遍一致性的先验形式，是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这种基本模式是人类远古生活的遗迹，是重复了亿万次的那些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因此从原型系统的形式中，可以获得上古历史与艺术的色彩斑斓的生动素材，原型系统不是零散的无意味的形式，而是充满意味的象征。[19]
二、月亮的原型神话
「月亮一直以来可说是女性世界的象征，追溯其起源，主要是肇始于人类迷狂的生殖崇拜时期。早期的生殖崇拜主要是女性崇拜，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懂得父亲在生命创造中的意义，生命创造被理解为女性单方面的行为，中国神话里的一批『处女母亲』和『怪人皆无父』的观念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证明。」[20]在我国远古的神话中，女娲是在中国开天辟地创造的第一位女神，同时也是月神，这可经由汉代出土的墓葬砖画中得到证明。画中的女娲、伏羲人首蛇身，伏羲手中捧着太阳，而女娲则是捧着月亮，这就暗示着女娲实际上也是月神。至于传说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故事更是记录着女性世界失落的悠长而凄凉的往事，也反映了被父权威严驱赶的女性们伤心怅惘、寂寞凄苦的情怀。然而，嫦娥奔月在神话中是灵药、不死、变形与再生的隐喻，只是在诗人笔下出现的嫦娥却成为人文主义的寂寞象征，主要是因为后代诗人们总是借嫦娥的故事表达凄楚彷徨的心情。
在傅道彬先生的《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精神原型》一书中也提到说：
女性是月亮的灵魂，月亮是女性的诗化象征，因此当中国文化表现出从复杂回到单一，从创造回到重复，从冲突回到和谐，从瞬间回到永恒的强烈的重返母体的愿望时，它就不能不寻求月亮艺术表现形式。[21]
因此，若想把握中国月亮文化的原始意义，就必须要剖析月亮所蕴含的女性与母亲情结，从对母亲与女性世界的原型入手，才可以掌握月亮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基本象征意义和衍生文化意义。
那么，月亮的基本象征意义和衍生文化意义是什么呢？傅道彬先生认为月亮有两个基本象征意义：
(一)月亮是母亲与女性的化身，反映女性崇拜的生命意味，代表母系社会的静谧与和谐，她反映着女性世界的失意与忧伤。
(二)月亮时晦时明，时圆时缺，周而复始，它既是运动的代表，又是永恒的象征，于是它总是引导人们对生生不已的哲学精神的礼赞，也启示人们对宇宙永恒的思考，激发人们宏大的天问意识和人生喟叹。
经由这两个基本象征意义出发，又产生三个衍生的象征意义：1、美的象征，2、孤独与失意的象征，3、和谐静谧的中国智能和超群拔俗、潇洒飘逸的士大夫风范的象征。[22]其中第二个象征意义是由于月亮反映女性的悲伤忧郁之情，因此成为失意者的象征，于是当自己感到失意彷徨、无可奈何之际，总是引月为知己，借以自慰，像杜甫就是如此。
此外，笔者在此还有一点要说明，在《老子的月神宗教》这本书中，老子不断地说明道家所讲的「道」其实就是月，也提到月亮有三种形状：渐长月形、渐消月形以及圆月，并且有三种月形的神话，这些神话不仅见于《老子》，也见于《山海经》可见中国文化流行着如此的原始传说。[23]
三、情感意涵
综观杜甫的咏月诗，笔者将其情感意涵分为下列几类：忧国忧时、怀乡思亲、伤离别、怀才不遇、叹身世飘零以及称颂赞美。其中可发现，感伤的诗作占相当多的分量，几乎是占了全部咏月诗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因此笔者在此对称颂赞美的诗作就不作太多的叙述，重点就放在感伤的诗作中来探讨。
(一)忧国忧时
这时候的作品主要是因为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得杜甫对国家社会充满了忧心，对人民生活的困难感到难过。在安史之乱发生前，虽也有一些关心时事的作品，但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代表的诗作像《月》、《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七、《留花门》、《倦夜》、《宿江边阁》等。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
(《月》&S231;附录11)
《读杜心解》[24]曰：「对月而伤时事也。二载闰八月，始有收京之命，时尚未有此举，故伤之也。月本欲其明者，此则因帝座久偏而怪之。」杜甫在此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关心。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独长望，衰飒正摧颜。
(《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七&S231;附录21)
北方天骄子，饱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
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
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中原有驱除，隐忍用此物。
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辅，百里见积雪。
长戟鸟休飞，哀笳曙幽咽。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
沙苑临清渭，泉香草丰洁。渡河不用船，千骑常撇烈。
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
(《留花门》&S231;附录15)
前一首主要是忧心吐蕃之乱，后一首的花门其实就是回纥的代称，是对肃宗留用回纥兵的劝谏。杜甫因为担心回纥兵会危害到国家安全，才会作此诗来劝谏唐肃宗。这几首诗都强烈地表达了杜甫对国家的关心及忧心。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倦夜》&S231;附录48)
由最后两句可看出，杜甫是为了国事而忧心，这个时候安史之乱才刚刚平息，又有吐蕃为乱，并于广德元年十月，直捣长安，逼得代宗一度逃往陜州避难。而杜甫这时人虽然寓居在浣花溪草堂中，但他对国家人民一向怀有深情，当国家正处于这样多事之秋的时刻，怎能不感到忧心呢？可见即使在闲处时，杜甫仍然不忘关心国家人民的生活。
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宿江边阁》&S231;附录70)
杜甫在此诗中透过不眠时的所见所闻，抒发了他关心时事，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翻腾在波浪中的孤月，与末二句在不眠之际，心中所产生的忧虑及无力感正相呼应，因此孤月不仅是单纯的水月之景，它同时也是作者心境的象征。
(二)怀乡思亲
杜甫经常四处流浪，离开自己的故乡，对于自己的家乡、亲人其实是很思念的，尤其若是自己独在异乡，便更加思念故乡中的人、事、物。由于一般认为月亮是母亲社会温馨与和谐的象征，因此，当人们浪迹天涯甚至感到心灵孤寂的时候，月亮便成为我们精神寄托的对象，把自己的心情寄托于月亮之中，如此一来，月亮便牵系着相思的心灵，缩短了时空的距离，这样就引发了亘古一月两地相思的主题。
江月光于水，高楼思杀人。天边长作客，老去一沾巾。
玉露团清影，银河没半轮。谁家祧锦宇？烛灭翠眉嚬。
(《江月》&S231;附录77)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咏怀古迹五首》之三&S231;附录68)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仳离放红蕊，想象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一百五日夜对月》&S231;附录10)
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捣练急，石古细路行人稀。不知明月为谁好？早晚孤舟他夜归。会将白发倚庭树，故园池台今是非？
(《秋风二首》之二&S231;附录88)
以上这几首，都表现出杜甫思乡的情绪，其中第二首更是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月夜魂归的形象，来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杜甫当时正漂泊西南天地间，远离了自己的故乡，这样的处境正跟昭君相似，他寓居在昭君的故乡，因此借昭君当年想念故土，月夜魂归的形象，来寄托自己想念故乡的心情。其实不只单纯想念家乡，也想念家人，只要想到自己和家人分离，甚至离开自己的家乡而四处飘泊，自然而然的诗作中就会出现相当多思家、思亲的作品。正如傅道彬先生所说：「在月亮意象中反映着古代文人寻找母亲世界、寻找精神家园、恢复世界的和谐统一的心理，反映在古典诗词里常常表现出望月思乡的主题，旧梦重温的情思，月亮是昭然于天际凝然不动的乡愁，诗人怀念家园、父母的情思，常寄托于明月的传递。」[25]像〈月夜〉就是一首相当典型的代表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附录9)
天宝十五年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奔蜀，杜甫便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却在途中被安史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八月在长安所作，主要是写杜甫身处在已沦陷的长安城中，对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想起远在鄜州的妻子儿女，因而写下了这篇千古传诵的名作，其实诗中不仅仅只是抒发夫妻二人分隔两地的离情而已，它同时也透露了天下乱离的悲哀，才会造成家人分离的情况。
至于〈客夜〉也是说出了杜甫与妻子分离的情况。当时杜甫自绵州至梓州，而妻小都在成都，有天收到妻子的来信，因而百感交集，夜不能眠，对于自己无法回去和家人团聚，只能对月而黯然神伤。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
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
(《客夜》&S231;附录44)
(三)伤离别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S231;附录43)
严武有文才武略，品性与杜甫相投，镇蜀期间，还亲自到草堂探视杜甫，并在经济上给予援助。两人也常彼此赠诗，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杜甫在送别后更是感到依依不舍，毕竟知音难寻，像严武这样知遇至深的官员在日后恐怕也很难再遇到，于是在离愁中又添一层凄楚。
依沙宿舸船，石濑月娟娟。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
晨钟云岸湿，胜地石堂烟。柔橹轻鸥外，含凄觉汝贤。
(《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S231;附录57)
由诗题大致也可看出这是写一首送别情形的诗，在《杜诗镜铨》中写道：「写别况只用觉汝贤三字，无限含蓄。」这首诗中，杜甫的笔调较为含蓄，虽然只将离别的情况以觉汝贤三字说明，其余大都是在写景，然而寓意仍然隽永，也可以感受到杜甫此时除了感念对方情意之外，也羡..............
一、《登兖州城楼》
作者：唐代杜甫
1、原文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
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
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2、翻译
我在来到兖州看望我父亲的日子里，初次登上兖州城楼放眼远眺。
飘浮的白云连接着东海和泰山，一马平川的原野直入青州和徐州。
秦始皇的石碑像一座高高的山峰屹立在这里，鲁恭王修的灵光殿只剩下一片荒芜的城池。
我从来就有怀古伤感之情，在城楼上远眺，独自徘徊，心中十分感慨。
3、介绍
《登兖州城楼》这首诗是杜甫第一次游齐赵时所作，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作者当时二十九岁时，到兖州省视父亲而登咏兖州南楼。
二、《望岳》
作者：唐代杜甫
1、原文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翻译
东岳泰山，美景如何？走出齐鲁，山色仍然历历在目。
神奇自然，会聚千种美景，山南山北，分出清晨黄昏。
层层白云，荡涤胸中沟壑；翩翩归鸟，飞入赏景眼圈。
定要登上泰山顶峰，俯瞰群山豪情满怀。
3、介绍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第而归，开元二十四年（736），二十四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不羁的漫游生活。杜甫北游齐、赵（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这首诗就是在漫游途中所作。
三、《画鹰》
作者：唐代杜甫
1、原文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㧐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擿，轩楹势可呼。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2、翻译
洁白的画绢上腾起了一片风霜肃杀之气，原来是画鹰矫健不凡仿佛挟风带霜而起。
耸起身子好像是在想攫取狡猾兔子似的，苍鹰的眼睛侧目而视和猢狲的眼睛相似。
苍鹰神采飞扬可摘除系着丝绳的金属环，悬挂在轩楹上的画鹰气势灵动呼之欲出。
何时能让这样卓然不凡的苍鹰展翅搏击，将那些凡庸之鸟的毛血洒落在荒原之野。
3、介绍
这首题画诗作于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末期，与《房兵曹胡马》约作于同时，是杜甫早期的作品。此时诗人正当年少，富于理想，也过着“快意”的生活，充满着青春活力，富有积极进取之心。
四、《房兵曹胡马诗》
作者：唐代杜甫
1、原文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2、翻译
房兵曹的这一匹马是产自大宛国的名马，它那精瘦的筋骨像刀锋一样突出分明。
它的两耳如斜削的竹片一样尖锐，跑起来四蹄生风，好像蹄不践地一样。
这马奔驰起来，从不以道路的空阔辽远为难，骑着它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驰骋沙场，甚至可托生死。
拥有如此奔腾快捷、堪托死生的良马，真可以横行万里之外，为国立功了。
3、介绍
这首诗作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或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正值诗人漫游齐赵，裘马清狂的一段时期。
五、《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作者：唐代杜甫
1、原文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
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
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2、翻译
李白往往有很美妙的诗文，写得像南朝人阴铿那样好。
我也算得上是鲁郡的隐士，喜爱他就像对待自家弟兄。
晚上大醉后同盖被子睡觉，白天则结伴携手一起游玩。
又想到还有个隐逸的期约，便一同去寻访城北范先生。
进门后就产生高雅的兴致，少年童仆也让人感到清雅。
一直到夕阳西下寒杵声起、晚云笼罩古城还不想分散。
就如《橘颂》中的高品格之人，谁会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
我们不想讨论仕途的事情，而安闲沐浴于纯真的友情之中。
3、介绍
此诗大约作于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当年秋天，杜甫再次来到前几年的旧游地鲁郡（今山东兖州），而此时李白有家寄住鲁郡任城县（今山东济宁），两人便相约同访鲁郡城北的范十居士。
两人均作诗记述此事。李白诗为《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杜甫诗即《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杜甫
兰陵王名高长恭（公元541年- 573年），又名高孝瓘，骁勇善战。他前后因各项战功被封为巨鹿郡、长乐郡、乐平郡、高阳郡等郡公。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很快敌人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
兰陵王的父亲是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长子文襄皇帝高澄，而母亲却连个姓氏也没有，这使得他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北齐书》中载：“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又载文襄六男中：“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兄弟六个中，史书载老五安德王的母亲陈氏为“广阳王妓也”，但尚知明确姓氏，唯有兰陵王的母亲没有姓氏，不知是谁。由此，人们推断，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官妓都不如，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贱、不知姓名的宫女。这样，在讲究血统门弟的士族时代，兰陵王虽然贵为帝胄皇孙，处境却十分尴尬。他“莫名”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每天忍受别人鄙视的目光，低声下气地生活，可能就是他小时候的人生境遇。
二、柔美的容貌与狰狞的面具
《北齐书》、《北史》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可见，兰陵王的美确是不容置移、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容貌。后人猜想，他的美也许正是来自于他那出身卑微的母亲。如果不是母亲的容貌异常惊艳，又怎能引来地位相差悬殊、贵为帝胄的父亲的垂幸呢。
但是，兰陵王的美却给他带来了极大苦恼。在那个地方割据、连年战乱的岁月里，作为王公将相家的子弟，时刻都要接受战争的考验。因为相貌俊美柔善，在战场上对阵时，他经常会受到敌手的轻蔑。为此，他不得不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以此达到威慑敌手的目的。《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乐府杂录》鼓架部条云：“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由此可见，兰陵王经常着狰狞假面出征并非道听途说、无籍之谈。后来，京剧中出现的“脸谱”，也许与兰陵王的面具及舞曲《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不无关系。
三、骁勇善战及威名美誉
史载，兰陵王是北朝时期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有的说他“有胆勇，善战斗”，有的说他“勇冠三军，百战百胜”。这表明，他的英勇善战绝不仅是因为戴着狰狞的面具。光靠威吓，肯定是吓不退敌人的，关键还是他自身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狰狞的面具，只是为他的神勇无敌增添了一抹传奇的光环。兰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其中广为传颂的一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大战”。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北齐武成皇帝急忙调集军队前去解围。在洛阳城外，北齐援军发动了一次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这时，受命为中军将的兰陵王戴着“大面”，身穿铠甲，手握利刃，率领五百精骑，奋勇杀入周军重围，势如破竹，一直杀到洛阳城下。守城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贸然开门，兰陵王摘下面具，城上的北齐军立即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大军合兵一处，奋勇杀向周军，周军大败。《北齐书》书载：“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又有史书记载：周军“丢弃营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正是这次大捷，使得兰陵王威名远扬，北齐皇帝加封他为尚书令。
兰陵王不仅骁勇善战、屡建战功，而且忠以侍上，和以待下，在士兵和当时社会中广有威名。北齐书记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作为那个混乱王朝的皇亲国戚，能够做到没有架子、与将士同甘共苦确实难得。即使是对自己的“政敌”，他也能够做到宽厚以待。史载，当初长恭在瀛州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长恭因此被免官。等到高长恭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高长恭营中听命，因此非常害怕高长恭会借机报复杀害自己。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中仍不踏实，非要央求惩罚。高长恭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二十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北齐书》还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高长恭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可见，他平常对待下人，是非常宽厚仁慈的。在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他宽厚仁和的一面独具风范，焕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
四、最后悲惨的命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人生辉煌的顶点，往往可能是悲剧开始的起点。对兰陵王而言，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得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北朝自建国以来，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换了六代皇帝，叔侄之间彼此折磨，兄弟之间相互惨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兰陵王容貌柔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宿命。 《
北齐书》载：长恭“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门口常有行贿的人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说三道四。但贪人钱财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据他自己讲，是为了自污其名，免遭朝廷忌恨。邙山大捷后，武成赏其功，为他买来美妾二十人，可他“唯受其一”，就是害怕太过张扬，遭人嫉妒。又载：长恭“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也就是说在他临死前，烧掉了别人所有欠他债的借据。从他待人处事、宽厚仁义的性格特征来看，不象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人。不少史家认为高长恭是故意贪财自污，以求避祸。
《北齐书》载：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帝王家庭，不紧张也不行。从此，长恭每遇战事，便称病不出。故意“有疾不疗”，以求借此避祸。一次，江淮寇扰，兵事告急，他害怕再次拜将，竟埋怨自己：“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真是恨不得自己把自己的脸打肿冒充病人。
北齐后主高纬性格懦弱，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残暴稍次之，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却毫不手软。公元565年的一天，高纬在与兰陵王谈及邙山之捷时，颇有人情味地说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听到自己的皇弟如此心疼自己，内心不免激动、热乎，深情地回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正是这句表亲近、表忠心的话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史载：“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因为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看来，家事是我高纬的，不是你高肃可以随便说的。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想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陵王说错话后，深感大难将至，整日惶恐不安，尽管一再低调行事，刻意淡化自己，但终是躲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叔高肃，送来的礼物竟是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对自己的爱妃郑氏说：“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妃劝他说：“何不求见天颜？”天真的郑妃以为可能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只要高肃向皇帝求情，就可能讨回性命。而兰陵王自己心里明白，向后主高纬讨个说法根本没有用。一年前，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斛律光，不也是无辜被引诱入宫、用弓弦残忍勒死的吗。万念俱灰的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遂将鸩酒一饮而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死前烧掉所有债券。其时，兰陵王仅33岁，死后被安葬在都城邺（今邯郸临漳县境内）以西。重要军事统领兰陵王的遇害，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四年后，失去了军事支柱的北齐王朝被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
五、流传至今的千年古曲
也正是在“邙山大捷”中，北齐武士们持假面歌舞庆祝胜利，诞生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后该曲定格为着假面指挥击刺的男子独舞。曲调悲壮浑厚，气势不凡，古朴悠扬，描写了当时的壮烈场面和激越情感。 此曲诞生后，在民间流传很快，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庭舞曲。中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下诏禁演。后渐渐褪去武曲本色，演变为“软舞”。南宋时期又演变为乐府曲牌名，称之《兰陵王慢》，有越调和大石调之分。用越调演唱时，分三段，二十四拍，毛开在《樵隐笔录》里说“至末段,声犹激越”，还有“遗声”可寻。而大石调演唱的《兰陵王慢》，则分前后段，十六拍。按王灼《碧鸡漫志》说法，已经“殊非旧曲”了。以后，该曲在我国渐渐失传。幸运的是，唐时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保留了几份真实面貌。日本古代五月五日赛马节会、七月七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现在日本奈良元月十五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兰陵王入阵曲》仍作为第一个独舞表演节目。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格外珍视，对其保留和传承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袭名”与“秘传”制度，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人员通过日本专家找回此曲。1992年9月6日，也就是该曲问世后的1428年，在邯郸市文管人员马忠理组织下，日本奈良大学教授笠置侃一等人率领的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供奉演出了此曲。《兰陵王入阵曲》从此又得以回归故里。
兰陵王高肃墓位于今邯郸市磁县城南5公里处。墓冢高大，周围建有透花围墙，墓地建有碑亭。1920年，当地村民在修公路时取土时，挖出了《兰陵王高肃碑》。碑额篆阳文四行十六字：“齐故假黄钺右师右慰公兰陵忠武王碑”。碑文真实记载了兰陵王高肃的生平经历和立碑年份。字迹虽然驳落黯淡，但仍不失遒劲、古朴，因其史料及书法艺术价值，被称为北碑第一品。1988年，兰陵王碑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兰陵王墓前那英武的塑像及后面高大的封土，每次走到跟前，不仅让人忆往追昔、扼腕叹惋、浮想联翩。一段传奇的人生，一个混乱的年代。
英雄的悲剧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