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
陶行知认为每个儿童都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儿重的创造力需要解放和培养，研究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了解创造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对当前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关于陶行知创造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陶行知创造教育理论及启示》
摘 要：陶行知认为每个儿童都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儿重的创造力需要解放和培养，并提出了“六大解放”的主张。研究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了解创造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对当前教育改革，实现“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儿童教育 陶行知 创造教育理论 创造力 六大解放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近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体系——以生活教育为基础、以终身教育为纲的人民教育理论，其中，创造教育理论是其思想精华。研究这一理论，对指导我国当前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陶行知的儿童创造教育思想
(一)树立正确的儿童观
陶行知认为，“人人是创造之人”，创造是人类祖先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是人类才华的精华。儿童一生下来就秉承了人类的创造潜能，一旦有适合的环境，其创造性就能萌芽、开花、结果。他的这一思想被众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研究证实。
游戏是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儿童在游戏中都能表现其创造力。例如，在成人眼里再普通不过的泥巴、沙子等自然材料，到了儿童手里就可变成娃娃、椅子、小凳、杯子、山洞、城堡;几块积木，可以变成他们的手枪、篮子、公园和机器人……儿童的创造性还表现为其巨大的想象力。他们可以想象自己和小花的对话“小花口渴了，我给她浇浇水”，还可以提出诸如“天空到底有多高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小鸟一样飞呢?”等千奇百怪的问题。
(二)儿童的创造力需要解放和培养
1.解放儿童的创造力
在《创造的儿童教育》一文中，陶行知提出了“六大解放”，即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和时间。在他看来，儿童的创造力被固有的迷信、成见、曲解、幻想等层层裹头布包缠了起来。因此，发展儿童的创造力，首先要把儿童的头脑从迷信、成见、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
2.培养儿童的创造力
陶行知认为，儿童的创造力需要及时、正确的培养。正如美国学者史蒂芬·利汉斯所说：“2—6岁是创造性发展的关键期，如果不能及时加以培养，那么创造性在以后的生活中很难再被激发出来。”曹冲称象，牛顿自制小水钟，爱迪生孵蛋，等等，这些杰出的创造性人才，在其童年时期就表现出了独特的创造力。然而，如果没有培养创造力的环境和教育，那么，即使是富有创造性的“小神童”，也很难成长为伟大的发明家。牛顿如此，爱迪生也如此。
二、陶行知儿童创造教育思想对我国学前儿童创造力培养的启示
(一)解放孩子的嘴和头脑——让幼儿插上腾飞的翅膀
陶行知说：“小孩子有问题要允许他们问。从问题的解答里，可以增进他们的知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但中国人一般习惯是不允许多说话;小孩子只有得到言论自由，特别是问的自由，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创造力。”因此，我在平时的教学中，通过营造氛围和创设情境，让孩子们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不受约束地探究思考，孩子们也就喜欢说，有机会说，还能勇敢地说，甚至“标新立异”、“异想天开”，这样就能让孩子们在大量的语言实践中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和语言素养，并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二)解放孩子的眼睛——拓宽幼儿视野
鲜活的图片，动态的视频，胜过一切表述性的语言。陶行知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新课程背景下教学的触角应伸向主体和主体生活的大千世界，向我们的全部生活开放。而教师有责任解放孩子的眼睛，帮助幼儿把“眼睛”擦得更亮，让幼儿学会看世界，学会观察生活。教师要提供给幼儿更多的活动机会，让幼儿走进大自然、走进社会，引导他们观察沿途的交通信号，观察街道上各种各样建筑物、交通工具，探索秋天田野的神秘，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了解花、草、鸟、虫的特征，等等，以丰富幼儿的感性知识，启发幼儿的想象力，增强幼儿的探索精神，点燃幼儿的创造火花。例如，我在一次带领大班小朋友们参观秋天的果园活动后，让他们画一画自己眼中的“秋天的果园”。结果，他们的画面上不仅有各种各样的果树，还有鲜艳的太阳、漂浮的云彩和飞翔的小鸟，有的甚至还画出了大人们忙碌采摘果子的身影，孩子们笑开花的小脸蛋和来回开往的大卡车，地上还放着一只只装满了的果筐。
(三)解放孩子的双手——创造力的开始
陶行知说：“解放学生的双手，就要让他们去做、去干。”要解决知识的抽象性和幼儿思维的形象性之间的矛盾，就要更多地组织幼儿动手操作。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努力贯彻“教学做合一”的原则和方法，做到四个“尽可能”，即尽可能了解幼儿的活动兴趣，尽可能为幼儿准备较多的操作材料，尽可能让幼儿积极主动地探索，尽可能把幼儿的兴趣延伸到生活中，做好学与用的结合，发展幼儿创造能力。如我在开展“小小投篮手”活动时，只对学生讲了“球”制作的要求。至于如何做和选用什么材料，我全没有讲，然后就鼓励幼儿自己找材料，亲手制作球。结果各种奇思妙想的球出现了：用布做成的布球、用废旧报纸做成的纸球、用存钱铁罐做成的球、用软泡沫做成的球等。后来，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和实验，孩子们用透明胶带将报纸裹起来，这样做成的“球”既结实又投得远，还可以反复利用。在这样一个有趣的活动中，幼儿不仅在动手制作中获得了乐趣，懂得了知识，更是创造能力的展现。
(四)解放孩子的空间、时间——拓展幼儿的天地
善于培养学生个性的老师，常常会突破狭小的课堂空间，把学生的视野引向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要多给孩子自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做到爱心、耐心、细心、多指导、多鼓励;要多给孩子任意发展的自由，不要过分强调课堂秩序和班级常规管理，教师应该以宽容之心对待孩子因“淘气”、“顽皮”、“不听话”而造成的混乱，以足够的耐心解答孩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荒诞的、离奇的问题。
陶行知
教育思想
生活即教育
在批判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基础上，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主张，形成“生活教育”教育思想体系。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在陶行知看来，教育和生活是同一过程，教育含于生活之中，教育必须和生活结合才能发生作用，他主张把教育与生活完全熔于一炉。“生活即教育”的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陶行知认为，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他还指出：“生活教育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可见，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是指终生教育，它以“生活”为前提，不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教育就不是真正的教育。他坚决反对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 陶行知认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生活”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的理解，而是“包含广泛意味的生活实践的意思”。“生活”是包括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总称。“生活即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具体讲，教育的目的、内容、原则、方法均由生活决定；教育要通过生活来进行；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生活是发展的，教育也应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教育改造生活是指教育不是被动地由生活制约，而是对生活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生活教育的实质体现了生活与教育的辩证关系。陶行知认为：“在一般的生活里，找出教育的特殊意义，发挥出教育的特殊力量。同时要在特殊的教育里，找出一般的生活联系，展开对一般生活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把教育推广到生活所包括的领域，使生活提高到教育所瞄准的水平。”
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来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是在对杜威教育思想批判的基础上得出的。陶行知认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地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密相联的，是“生活即教育”同一意义的不同说明，也是它的逻辑延伸与保证。因为生活教育的“生活”是社会生活，所以“整个社会的运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它的血脉是自然相通的”。 “社会即学校”的根本思想是反对脱离生活、脱离人民大众的“小众教育”，主张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通学校和社会的联系，创办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真正把学校放到社会里去办，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须。因此“社会即学校”的真正含义就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校。从教育内容说，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从教育形式来说，适宜什么形式的学校就办什么形式的学校。“社会即学校”不是学校消亡论，而是学校改造论，改造旧学校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学做合一
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教学做合一”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傅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这些见解在认识论上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因而“教学做合一”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从保重中学”就有了区别。但是陶行知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陶行知不把生活教育当作衡量教育、学校、书本甚至一切的标准。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山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陶行知，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我国现代学前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教育思想体系中，幼儿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陶行知的学前教育思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陶行知的学前教育思想及对当今的启示》
摘要：陶行知，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为我国现代学前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教育思想体系中，幼儿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创造处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我国幼儿教育的平民化、科学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陶行知先生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积极创新，从理论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陶行知先生的这些主张不仅对当时的幼儿教育起到了推动的作用，而且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幼儿教育和幼儿教育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学前教育思想启示
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民主运动和教育事业，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毛泽东语)，也是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开拓者。学前教育问题是陶行知先生一生中始终关心的问题，他身体力行地为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为我国学前教育的平民化、科学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陶行知认为学前教育相当重要。在《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中他写道:“教人要从小教起。幼儿比如幼苗,必须培养得宜,方能发荣滋长,否则幼年受到损伤,即不夭折,也难成材。”陶行知先生的学前教育思想，对发展和改革幼教事业，以适应21世纪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陶行知学前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学前的早期教育
陶行知十分重视学前教育,他认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需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他在《创造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中指出:“凡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他还指出“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该普及，幼稚教育也应当普及。”陶行知先生大声疾呼:“我们必须唤醒国人明白幼年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幼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
(二)指出中国学前教育的问题所在20世纪初,学前教育开始在中国兴起。然而，在中国幼教的初创阶段，从办园精神、教育制度到教学内容等等，几乎完全照搬日本和美国。这既不利于中国幼教的发展，也不利于幼教的普及和推广。这种状况令陶行知大声疾呼要改革幼儿教育现状，建立中国式、平民化的幼儿教育体系。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对如何创办中国式的幼儿园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指出，目前国内的幼稚园普遍害了“三种大病”:
一是外国病。一切照搬外国的东西，弹外国的钢琴，唱外国的歌曲，讲外国的故事，玩外国的玩具等等。
二是花钱病。由于这些幼稚园一切仰仗于外国，因此代价昂贵，花钱太多，在贫困落后的中国很难普及。
三是富贵病。幼稚园收费很高，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女才上得起，一般平民子弟则望而却步，因而也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三)走出适合中国实际的路子陶行知指出：要想普及学前教育，必须创办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园。具体来说，就是要利用现有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及自然界来陶冶儿童，自编幼儿教材，使之“中国化”;因陋就简，以最少的投入办出好的幼儿园，使之“经济化”;加强对乡村幼儿师资的培养，在工厂区和乡村大量创办幼儿园，让平民的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使之“平民化”。陶行知指出，创办平民幼儿园不仅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广大工人和农民朋友来说也是现实的需要。因为在工厂区，妇女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十分辛苦，但又无钱将孩子送入收费高昂的幼儿园。在中国乡村，幼儿园更是格外需要。农忙的时候，农夫、农妇们异常忙碌，村中幼儿不是跟前跟后，就是没人照应，小孩子就成为家长们的累赘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既能使小孩子受到教育，收费又便宜的幼儿园，家长们肯定都会乐意将孩子送入幼儿园就读。陶行知进一步指出，乡村幼儿教育若能推广便可以为受过教育的妇女开创一个新的职业，从而使乡村幼儿园成为乡村妇女运动中心，促进乡村妇女的解放运动。
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的上述思想主张完全是从民众利益出发的，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这一办园原则，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幼教事业的“洋化”倾向，促进了幼教事业的重大转变，为中国幼教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四)关于幼儿教育的师资培训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的最大难关是教师的训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陶行知提出了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两种途径。
1. 大力创办幼稚师范学校陶行知提出“幼稚师范必须根本改造，才能培养新幼稚园之师资”。在《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幼稚师范院简章》中陶行知提出，乡村幼稚师范的宗旨在于造就能与乡村儿童妇女共甘苦，以谋乡村儿童妇女幸福之增进的幼稚园教师。在师范教育课程内容的设置上，他主张安排儿童文学、园艺、美术、音乐、自然科学、医疗卫生、家庭伦理以及幼稚园活动等。通过“教学做”的方法，使幼儿师范生获得实际有用的知识，培养出“看护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儿童的伴侣，乡村妇女的朋友和导师。”陶行知认为,唯有这样，方能在全国较早地普及幼稚教育。
2. 采用“艺友制”培训幼儿教师何为“艺友制”呢?陶行知是这样解释的：“艺是艺术，或可作手艺解。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所以要想做好教师，最好是和好教师做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在他看来，这种办法不但是最有效力之教师培养法，也是解除乡村教师寂寞和推广普及幼儿教育师资之重要途径。的确，在当时，这种“艺友制的师范教育”培养了一批乡村幼儿教师。
二、陶行知的学前教育思想对现实的启示
陶行知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给我们以下两方面的启示：
第一、要有改革创新的观念，要有勇于创新的精神。教育改革，转变教育观念是前提。我们国家正面临着经济转轨时期，教育担负着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人才的任务。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不改革，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宏观上，教育要立足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着眼于“三个面向”，把教育摆在战略的高度重视起来;在微观上教育要走向市场，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设置学校、课程。比如可以有科学的预测，为未来人才的需求提供信息，避免重复建校，浪费资源。
第二、要立足国情办教育。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由经济基础决定，受经济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在我国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教育的发展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对人才素质相应的要求就高一些，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相应也低一些。各地区财力、物力、人力对教育的投入也不尽一样，不能因为这样一些原因就放弃我们的努力，我们应因地制宜地办教育，因材施教地办教育，为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为培养多层次的人才，把教育当做事业来办，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做出贡献。
总之，陶行知作为我国一位早期幼儿教育的开拓者,他所提出的幼教理论,在中国幼儿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产,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创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钱，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
一、教育观念和教育方针的创新
传统教育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思想，把教育看作是升官、发财的途径。陶行知旗帜鲜明地指出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中国的教育由戊戌变法进行了部分变革，开始废八股兴学堂。“五四”前后又进行了改革，结果是丢弃了“老八股”，取而代之的却是效仿德、日、美的“洋八股”。陶先生指出中国的新学办了三十年，只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他大声疾呼“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何能求其进步”陶行知的教育观与传统的教育观截然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使人民大众受教育。他说教育不应是玩具，也不应是装饰品，更不应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不是“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的“小众”教育，“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陶先生指出“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
陶先生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适国内外之势，提出受教育者应达这样的目标：“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五个方面用现在的话可以概括为“体、劳、智、美、德”。总结以后的诸多论述，可把他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大众服务，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人们做自己的主人，培养德、智、体、美、劳诸方面谐调发展，具有自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真善美的活人”。这充分体现了陶先生“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
1．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陶行知认为，教育不应象“老八股”、“洋八股”那样用来麻醉、欺骗广大青年，不应是生产“伪知识阶级”和培养特权的工具。他认为教育应为救国救民之用，发展教育是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必由之路，是国家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根本大计之所在。早在他创办乡村教育时就指出，教育“担负改造生活的新使命”，并深信“教育能够叫中国的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他强调：“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陶行知的观点，用今天的话表述就是教育要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2．教育与社会生活和劳动的关系
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实践人为地割裂开来，其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这种教育，陶行知一方面强烈地反对，并号召要革书呆子的命；另一方面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的口号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社会生活和劳动，从现实生活出发，联系现实生活实际，为改造和提高现实生活服务。提出学校要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要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面向社会。他曾讽刺脱离生活的旧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水已尽，山将穷；老鼠钻进牛角筒。”并强烈地意识到，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的旧教育是非常可怕和令人担忧的。鉴于此，他指出教育与生活和劳动不能脱离，它们应紧密相联，提出“生活即教育”。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
3．教育的培养目标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他说：“我们要在必有事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中心。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他重申要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学生。他号召学生每天做如下“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提出这“四问”颇具独特见解。
二、教育内容的创新
教育内容是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载体。陶行知认为，教育内容的创新应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实际情况来确定，其主要表现为：
智育，陶行知极注重科学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一直只把“四书”、“五经”等先贤的遗文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圣贤的文章不乏精辟之处，如果把它们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就会忽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此，陶行知要求青年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提出：“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他认为科学基础知识是一把钥匙，而“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他主张要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前沿性的、技能职业性的科学知识，他说“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知识技能，无过于自学科学。没有真正可以驾驭自然势力的科学，则农业文明必然破产，工业文明建不起来。”在教育实践中他正是这么做的，南京高师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就给他们开设有介绍科学常识的课，既有遗传学，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说到孟得尔的杂交实验。另外还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心理学等课程，并强调要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具体反映，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教学用书，是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智育的重要媒介。当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很少以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大都含有封建流毒的思想。它们的通病是以文字做中心，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缺乏实用性。比方甲家书馆的教科书是“小小猪，快快跑，小小猪，快快跑。”乙家书馆是“小小猪，小小猪。快快跑，快快跑。”他认为“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身体。”对于这种教科书陶行知坚决反对使用，他亲自着手研究教科书，并且组织一批教师去编写教科书。他认为辨别书的好坏就要：“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并指出应根据实际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比如他在回国不久推行平民教育时，为达到使平民识字明理的目的，他亲自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使五十多万人受教育。在上海搞普及科学教育运动时，他为儿童组织编写一百种的《科学丛书》，并组织编写了《大众科学丛书》，还亲自撰写了天文学的科普读物。这些活动旨在“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
德育，是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封建教育只重视念书做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至于气节品行教育丝毫不讲究。因此，他主张在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注重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他指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做恶愈大。”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德育主要之点就在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他提倡讲求“公德”和“私德”，强调良好公德能使集体、国家兴旺发达，不顾公德的结果是“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要衰败下去”。“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因为“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要求学生必然有一种高贵的品德成绩表现出来，既要讲“公德”又要讲“私德”。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针对封建教育只重视“学而优则仕”和以“文章定功名”的强烈抨击和讽刺，是对旧教育的德育进行的一种全新创造。
体育，传统教育从不提倡体育，教育者“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成了“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乃至当大学毕业时“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陶行知对此极为关注，在注重德育、智育的同时，把体育提高到等同于德智二育的基础地位。指出只有身体好，才有德智的存在。否则，虽具有良好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这种学识道德，不能用以树不世之业，为人类创造莫大之幸福。在他看来，体育是德育、智育的物质基础。显然陶行知始终把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为此，陶行知积极倡导对体育进行革新，早在南京高师任教务主任时，就重视学校的早操，并在学校设置了体操、兵操、拳术等课程。在创办晓庄师范后，陶行知把体育具体落实到教学活动中。还请人来校传授体育技能。在育才学校期间，更是重视体育，而且体育课比前期更为规范，开展了以田径、球类、游戏等自然活动为主的“自然体育”，取代了以前以刀枪棍棒为主要内容的“兵式体育”。同时还强调把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也列为体育课内容，扩大了学校体育课程的范围。
三、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方法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陶行知认为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主要表现是教学领域中存在“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等主观主义痼疾。这种主观主义的特征是教学过程被演化成简单的告诉与被告诉的过程。教师只知道自己做自己的教授，不管学生能否接受，只知道反复地一味灌输和强化作业。人们也习惯于把教师所干的事称为“教书”，把教师教书的法子称为“教授法”，似乎教员是专门教书本知识，此外无别的可教。学生在校内也似乎除受教外，无别的功课可学，于是乎出现了“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来却又像教校”。他尖锐地指出这是教与学的分离，并呼吁“教学二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两者分离是违背教学规律的，其弊端最终表现为“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陶行知指出教学方法必须革新，用新的教学方法取代旧的教学方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同时他指出中国应同欧美国家一样，要废除注入式、填鸭式的教授法，取而代之的应是“教学做合一”法。
陶行知明确阐明“教学做合一”法的含义，在撰写《教学做合一》一文时，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来定。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
陶行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做”的环节，认为“做”是首位的，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教与学之所以能统一，就是统一在“做”上，只有“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是学生。”“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否则，“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
陶行知还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动精神，反对灌输的教学方法。他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强调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他明确指出“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教给学生”，教师要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上更进一步，使学生“不得不愤，不得不悱”。关于培养学生自动精神，陶先生曾精辟地论述“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在自动上培养自动，才是正确的培养。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培养自动精神则能使教育的收效事半功倍，因此，陶先生要求，要特别注意把自动力的培养贯彻于全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传统教育用会考来确定学生是否毕业，会考成为衡量学生学业的惟一标准，这种教育制度不仅扼杀了学生的生机，束缚了青年的思想，而且使学校成了会考筹备处，学校必须教的课都是要会考的，不会考的课则“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学校中的音乐课、图画课、体操课、家事课等等课内外的活动都被取消了。
陶行知尖锐地揭示出这种制度是“变相的科举”，“大规模地消灭民族的生存力”。因为，学校“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生命赶掉了，这真是杀人的会考，用会考在杀人”。为此，他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毁灭人生活力的单纯性文字之会考，对学生应采用新的评价方式。陶行知主张以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建立和发动能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并阐明“考成”要以生活的实质为内容，不能象会考那样“纸上空谈”，要注重学生的身体强健状况，手脑并用的程度以及改造物质和社会环境的程度。陶行知深信这种着眼于实际生活，重视培养人的实践力、创造力的“考成”，较之会考制度引发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创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总结并借鉴他成功的教育理论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主义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