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
一、藏语的基本特征
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
二、各具特色的方言
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藏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族有历史记载的文明长达一千四百多年，藏文典籍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令人叹为观止。就在这片高天厚土的高原上，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在雅砻河谷形成了藏民族的最初轮廓，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和相互融合中，藏族人口不断增加，进而形成了以下几大支系——卫藏、安多、康巴、嘉绒、工布、白马、华锐、卓仓、夏尔巴藏族等等。今天的藏族的主要聚居在西藏自治区境内，除此之外还分布在青海、甘肃、云南境内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以及天祝和木里两个藏族自治县，其面积约250万平方公里。藏族总人口540余万(2003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形成了占中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藏族大家庭。此外，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和克什米尔等地区也有数量不少的藏族居住和生活。藏族自称“博巴”，称世代居住的青藏高原为“刚迥”（bod，意为“雪域”）、“蕃域”（bod-yul）或“蕃迥”（bod-ljong，意为“藏域”），西方国家则称之为“Tibet”。西藏一词大约从清乾隆时期才出现，以“藏”代指所有藏区，因卫藏地区位于清朝疆域和整个藏区之西，所以谓之“西藏”，而“藏区”与“西藏”则是不可等同的两个概念。作为民族的名称，1911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时，“藏”作为族名才正式出现。
1）拉萨话算是西藏语的官方语言，起码在西藏地区是，但在藏北主要还是说安多语，在昌都主要还是说康巴语
2）林芝，日喀则拉萨话基本上不会有问题，除了个别的方言。阿里那一带我不清楚
3）藏文字在藏民族间是互通的，主要是因为其体制从八世纪开始就没有多大的转变，但各地的发音却一直都在演变，因此演化成今天文字能通但语言不一定能通的局面
以上所说的是我个人的认知，并不一定正确和全面，请多参考其他人的意见，谢谢
松赞干布非常感激吞弥·桑布扎为吐蕃人民带来的功劳和意义，于是把国事委托给几位大臣处理，自己住进宫堡中跟吞弥·桑布扎学习文字，据说这一学就是整整4年。在松赞干布和吞弥·桑布扎的共同推动下藏文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吐蕃，使整个雪域吐蕃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经济、司法、军事、文化、宗教、医药、内外交流等领域的发展。不言而喻，吞弥·桑布扎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因此受到了松赞干布和后来藏族人民的一致的崇敬，被称为“藏文之父”。藏文完全合乎世界先进的表音文字体系的所有特点，就是使用一套字母，每个字母表示一定的读音，而不直接地、单独地表示词或词素的意义。将字母组合成各式各样的字，代表语言中的词，人们看到字就能读出音来。表音文字的字母数量有限，却能记录丰富的语言，便于人们学习、使用。它好学、好认、好记、好写，相比字数繁多、形体复杂的表意文字，更符合文字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在1300多年里藏文共经历了三次改革，分别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至公元9世纪初叶、公元9世纪中叶、公元11世纪初叶。三次改革后整理规范了藏文字和语法、统一了用词用语、确立藏文字的书写法。现在的藏文已具有完备的文法理论、发达的造词功能、丰富的修辞手法，不能将其与只能粗略记录语言、在群众中并不通用的原始文字和尚不完备的文字相提并论。藏族创造了世界先进的文字，它不仅在我国藏族地区使用，而且在藏传佛教传播的地区如尼泊尔、不丹、印度、蒙古等国境内也有一部分人使用。
1、论文《读关汉卿[大德歌·冬景]》1993年第3期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论文《关汉卿散曲的思想艺术价值》1994年第3期《毕节师专学报》。3、论文《关汉卿对散曲创作和发展的贡献》1995年第1期《思茅师专学报》。4、论文《中师口语整体教学模式研究》1995年第2期《甘肃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论文《论关汉卿在散曲发展史上的地位》1996年第3期《甘肃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收入《新华文摘》1996年第8期“报刊文章篇目要览”。）6、论文《悲凉：<不伏老>不可或缺的思想内涵》1996年第5期《文史知识》。7、论文《关汉卿散曲二维情感论列》1996年第1期《思茅师专学报》。8、论文《异相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论的走向》1997年第4期《人文杂志》（核心期刊、CSSCI）。9、论文《内敛态：程本<红楼梦>时间观念之表征》1999年第1期《南都学坛》。（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6期，收入《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第1期论文要目索引，获第七届甘肃省最高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0、论文《例证<金瓶梅>写官员对史实的“我化”》2000年第1期《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1、论文《“市场人”为欲念异化说——兼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转型特质》2001年第1期《西北成人教育学报。12、论文《论王仁裕的文学成就》2003年第3期《天水行政学院学报》。13、论文《<金瓶梅>“我化”史实例评——天水籍官员狄斯彬本事考释》2004年1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14、论文《〈西狭颂〉摩崖题记人物补说》载2005年第2期《甘肃理论学刊》（双月刊）。15、论文《交错的彼岸：游移于英汉双语之间——兼论“英汉双语教学”与“国家汉语战略”矛盾的不对称性》载2005年第4期《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6、论文《王仁裕年谱稿》载2005年第4期《甘肃高师学报》。17、论文《〈西狭颂〉摩崖文学价值探微》载2005年第4期《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论文《王仁裕生平著作考》载《甘肃高师学报》2006年第3期。19、论文《论〈西狭颂〉摩崖的文学价值》载《上海大学学报》（核心期刊、CSSCI）2006年第6期。20、论文《从“宋金大曲”到“金人乐府第一”——临洮邓千江〈望海潮〉发微》载《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21、论文《“金人乐府第一”寻幽——临洮邓千江〈望海潮〉之张六太尉探讨》载《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22、论文《临洮邓千江词〈望海潮〉诸问题探讨》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核心期刊）2007年第6期。23、论文《校订和注疏〈玉堂闲话〉的几个问题》载《前沿》（核心期刊）2008年 第1期。24、论文《论〈玉堂闲话〉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CSSCI扩展版）2008年 第1期。25、论文《国学热中的骚动与喧哗》载《中国社会导刊》2008年 第4期（上）。26、论文《论王仁裕〈玉堂闲话〉的文化张力》2008年第2期《船山学刊》（CSSCI扩展版）。27、论文《〈开元天宝遗事〉诸问题探讨》2008年第3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8、论文《陇南武探花黄大奎略考》2008年5月11日《陇南日报》；论文《陇南学人阴平进士程天锡略考》2008年3月20日《陇南日报》。29、论文《陇南北部方言称谓词考释举隅 》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30、论文《西汉水流域方言古词例考》载《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31、论文《西汉水流域语言“活化石”抽样例释》载《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8期。32、论文《论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的生成》载《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1期。33、论文《陇南“白马人”研究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载《青海师专学报》2009年3期。34、论文《杜甫<同谷七歌>有我之境新探》载《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4期。35、论文《“白马人”概念商兑与探讨》载《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4期。36、《近30年来白马人研究状况述论》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CSSCI扩展版)2009年5期。37、论文《新时期以来“白马人”研究在重大问题上的突破》载《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38、论文《王仁裕笔记小说集<王氏见闻录>诸问题探讨》载《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3期。39、论文《史传杂史和笔记小说的共生互动——以王仁裕<王氏见闻录>为中心》载《社科纵横》2010年第7期。 40、论文《论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的文化层累现象》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核心期刊、CSSCI）2011年第2期。41、论文《杜甫“同谷诗”与同谷唐宋评杜诗碑——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一》载《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42、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源流及其层累现象》载《文化艺术研究》2011年第2期。43、论文《陇南白马人民间文学源流简论》载《甘肃高师学报》2011年第4期。44、《同谷明清评杜诗碑及其诗学意义——杜甫同谷诗研究系列之二》载《河西学院学报》2011年3期。45、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艺术论》载《四川戏剧》（核心期刊）2011年第5期。46、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服饰艺术研究——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三》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47、论文《陇南白马人傩舞戏面具特色论》载《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48、论文《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内容论——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四》载《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49、论文《“秦文学”研究现状及概念界定》载2013年第5期《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版）期刊。50、论文《论秦早期文学》载2013年第5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1、论文《论秦中晚期文学》载2013年第3期《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论文《从睡简<日书·马禖篇>看非子始封秦亭》载2013年第6期《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SSCI来源期刊。53、论文《非子息马始秦主因的文献与文学考察——以睡简<日书·马禖篇>为中心》载2013年第6期《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论文《唐五代“诗窖”王仁裕诗集及诗作考评》载2013年第3期《甘肃高师学报》。55、论文《母题类型视野下的白马藏族民间难题故事——以陇南白马藏族故事为例》载2013年第2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作者），CSSCI来源期刊。56、论文《白马藏族“酒曲体”歌诗对人生境界的审美表达》载2013年第3期《民族艺术研究》（第二作者），CSSCI扩展版期刊。57、论文《白马藏族及其传统文化刍论——以陇南白马藏族为中心》2013年1期《四川民族学院学报》。58、论文《论白马藏族族源记忆与传说——以陇南为例》载2013年第4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9、论文《论白马藏族神话的主要类型和述说特征——以陇南为中心》2013年第3期《贵州文史丛刊》。60、论文《白马藏族傩舞戏表演内容比较研究——白马藏族文学整理与研究之五》载2013年第1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61、论文《从唐宋七夕诗文看乞巧在陇南的流传》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62、论文《关于两当起义遗址的调查与研究》载《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63、论文《两当兵变旧址张家大院牌匾文化探讨》（第二作者）载《黑龙江史志》2014年第5期64、论文《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第二作者）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65、论文《流传凝炼特征:白马藏族故事从史到事的表述》载《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66、论文《阴平古道和河南道及其陇地一段的文献文学考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67、论文《“故道”陇南段的文献和文学考察并“木皮道”的有无》载《甘肃高师学报》2014年第1期。68、论文《教育现象学方法对常规形式逻辑演绎判断的超越》（第二作者）载《甘肃高师学报》201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