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避税之转移定价行为分析
【摘要】跨国公司避税行为一直以来被简单地认为是一种不可罚行为。但事实上该种行为极其复杂，本文试图通过从不不同角度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认识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跨国公司 避税 转移定价
跨国公司是一种性质特殊的经济实体。就跨国公司避税行为而言，传统观点一直认为避税行为的产生于法律的漏洞，且这种因为立法上的漏洞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不可归责于法律相对人。何谓税法上的漏洞?台湾学者黄茂荣对法律漏洞做出分析：法律A对之无完全规范之情形，或B对之所作的规范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就未作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而言，有漏洞存在。故跨国公司必须是利用了我国税法现有的不完全规范或矛盾规范或不规范或不妥当规范之时始为避税行为而具有不可归责性。但是，笔者认为，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
一、跨国公司税收行为分类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税务咨询师宋宁认为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有三种：第一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避税；第二种是利用国家政策的避税，但该种行为虽不为法律所支持，但也不明显违反法律之规定；第三种即为非法的避税，包括了非法的转移定价等行为。北京大学税法专家刘剑文教授将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分为两类：合法的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以及非法的避税行为。前者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合法行为或至少由于其本身不具有非法性，因此无可罚的前提基础。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既包括税法所鼓励的税务安排行为也包括税法虽然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其中税法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相当于上文所称的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避税(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就是指这种不应当接受税法苛责的中性行为。但是，正是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这些行为即属于本文所称的非法避税行为从实质上触犯了我国的税法，但却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合法的避税或税务筹划行为。 由此可见，简单地将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及资本弱化或滥用税收协定等行为认定为中性的避税的观点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笔者认为一种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跨国公司的涉税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是跨国公司合法的税收行为。所谓跨国公司合法税收行为是指跨国公司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纳税义务，即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所做出的行为。应当指出，依照我国的现行税法体制这里的法律包括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所通过的法律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同时也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具有效力的法律性文件。跨国公司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所为的涉税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在立法未改变前国家应当予以肯定。
第二种划分即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一种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这种中性行为处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外，既没有得到法律允许但亦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它既不属于合法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故在法律性质上称其为“中性”。详言之该中性行为无论其产生于何种出发点，因其属于企业未能落入现有法律所调整的范围因此不应当做出否定性判断。
跨国公司第三种行为：非法逃避税收法律义务的行为。在实践中这种行为有着极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传统观点否定避税行为的不法性就是将该避税行为的产生一概归究于法律漏洞。事实上问题集中在第二种避税行为与第三种避税行为的界限上，即何种行为是中性避税行为，何种行为又应当被认定为是逃税。诚然，由于法律立法技术的限制及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的确不应当由当事人予以承担。但，何谓避税?是否跨国公司的所有涉税行为都可以为此避税行为所包含，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鉴于此，以跨国公司最常使用的转移定价为例，我们有必要借助税法基本原理及其它一些基本原则和对我国税法框架下的跨国公司避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确定其法律性质。
二、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性质——以转移定价为视角
如本文所述，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特殊手段及安排该达到减少在东道国应该交纳的税收，造成该东道国的税收流失的行为。对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性质，我们可以从税法基本原则出发进行必要分析。
实质课税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公理”性效应。它是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之外的解释和适用税法的最重要的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其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约性原则。与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不同的是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经济现象的“实质”，即去伪存真的效果。“如果是通过假装行为隐藏真实行为时，尽管它是假装行为，也要以真实的行为作为课税基础”。如果从法律所规定的表面形式出发，假装行为可能由于其欺骗性而不落入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之中，但是按照实质课税原则，假装行为并不因为表面的欺骗性而丧失其“应税性”。
公平税负原则又称应能税负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穆勒和庇古将相对牺牲的概念引入税法，认为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这个观点也被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最终形成公平税负原则。如果说在流转税和所得税这样不同类型的税收横向比较上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的话，那么在课税对象相同的同一种税目下税负的公平性问题就体现得极为突出。事实上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商品课税体制与国外不同，实行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增值税的征收贯穿了商品生产及流通整个环节且存在先征后，即征即退免征等诸多税收优惠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混合经营及兼营行为使得脱逃税大有可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较大，企业的实际税负不均。如果认为诸如资本弱化等行为是一种投资战略上的避税行为，那么跨国公司为逃避纳税义务而人为地调整商品或服务价格使其背离市场公允价值的行为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故意的逃税行为。这种行为的存在使得其税收义务非法地减小从而相对其他正常企业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目前众多企业正是借税务筹划的名义进行逃之实。
因此，实践中简单地否决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违法性是不适当。我们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此种行为。
参考文献：
[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湾：三民书局，1987.
[2]北野弘久.陈刚，罗永箴译.税法学原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以升.论法律调整之外的中性行为.法律出版社，1993.
[4]西方税法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3).
一、“一带一路”区域内国际税收合作的价值及现实基础
1.加强区域内国际税收合作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税收与经贸合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强化国际税收合作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
2.加强区域内国际税收合作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障。加强区域内国际税收合作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要求，反过来，当区域税收一体化形成后又能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保障。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税收合作的现状与问题
1.与中国签订国际税收合作协议的国家逐渐增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就与经贸往来比较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以避免双重征税为主的国际税收合作协议，为中国企业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2.沿线各国的税收制度差异较大，导致税收合作成本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80多个，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税收合作策略
(一)中国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与沿线国家一起推进税收制度现代化建设
就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宽税基、低税率、简征管、优税种是推进税收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
(二)中国主导打造国际税收合作范例，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加强与各国的合作，推进建立双边或多边税收合作计划，打造“一带一路”税收国际合作样本，重点突出国际税收合作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消除部分国家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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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间的相互依赖正日益加深。各国和地区的政府愈发难以贯彻一些有价值的经济活动政策，因为这种活动往往是跨国的，超出了某国政府所控制。国际税收竞争正是这类活动的典型体现之一。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根据其项下GATS等协议的规定，资本市场逐步开放，我国的税收制度与国外的依存度也将继续加深。因此，以积极主动的心态直面国际税收竞争和国际税收合作是我国的理性选择。既然适当的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正效应,而且对国际流动资本有相当的吸引力,那么坚持对外开放的我国,也要参与适当的税收竞争,但这场税收竞争是合作中的竞争,即在尊重国际惯例前提下的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和合作则是国际税收领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合理走向，协调与合作的同时也是主权和利益一定让度的过程，因此，我国应谋求在合作中的主动参与和发言权，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的合法利益，并争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为我所用。（一）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推行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是一国税收主权的职权范畴，但随着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站在这一立场重新审视我国的税收优惠制度无疑是必要的。对照《OECD报告》所确定的有害的税收竞争标准，认为我国目前的某些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着有害税收竞争之嫌。主要表现在:第一，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环形篱笆”。所得税方面,内外资企业的法定税率虽同为33%(其中含外资企业地方所得税3%,这部分税由于大多数省市实行减免政策而形同虚设),但由于税基计算、资产处理、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的差距,使涉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远低于内资企业;在流转税方面,内资企业进口设备要缴纳进口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外资企业则可减税或免税进口。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隔开,形成了“环形篱笆”。对边境贸易和我国港澳台地区投资制定的一些优惠政策及围绕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设计的多层次的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环形篱笆”,只不过前者优惠的是一定的纳税人范围,而后者是一定的地区范围。第二，税收优惠层次多、内容庞杂,税收制度缺乏透明性。我国现行的税法大量使用授权立法,税收法规大多是由行政机关以条例、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决定、通知、补充规定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容易为其他国家的政府所知。许多税收优惠政策只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弹性较大,可操作性不强,以至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解释与执行方式。更有甚者,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本地区吸引外商的力度和规模,争相越权减免、扩大优惠范围,并将税收优惠作为本地区招商引资、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OECD对恶性税收竞争的标准和遏制措施，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作出的。因此，我们还必须站在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具体国情的角度，分析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幅员辽阔,可以利用各地所具有的不同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加上我国是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本身对国际资本就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只要善加引导,国际资本就有流入的动力。再者我国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相对廉价,政治环境比较稳定,这些都是促进国际资本流入的强有力因素,这说明我国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恶性税收竞争。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有些问题上,还需要他国的支持,如果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发达国家的税收饶让政策的配合,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如果我国被他国认定是从事恶性税收竞争的国家,就有可能遭致这些国家的报复,使我国正常的税收优惠政策难以得到实施,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应该是在充分考虑对方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和他们签订相关的税收饶让协定,给外商投资适当的优惠。我国的税收优惠还必须符合透明度要求，积极推进税收优惠制度改革。（二）国际税收论坛如上所述，OECD报告建立的国际税收恶性论坛是OECD在遏制国际税收恶性竞争中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尝试。而同时我们注意到，2002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共同发起筹建国际税收对话论坛（International Tax Dialogue）。国际社会对于建立一个能够反映各方面呼声，协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利益矛盾的协商对话机制已经由理论探讨走向了实践努力。然而，当今世界充满矛盾，南北利益的巨大差异，使得有效的国际税收协调机制的构建必将十分漫长和困难。在现实条件下，并不存在着某种超越各国国家主权的力量，可以直接让各国的税制趋同一致，而协调各国的税收管辖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就必须依赖各国税务当局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协调。如莱斯穆森提出：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合作，包括税收信息交换、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的限制等。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的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要好。在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参与国际税收协调必须做出的让步之间如何把握均衡点，还有待各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国际税收对话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与协调的场所。建立对话机制意味着国际税收竞争已经从单边低层次的“优惠大战”提升到多边的在高层次上制定“游戏规则”的交锋。在这场交锋和合作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的多边对话，加强与各国的国际税务合作。我国应该坚持平等协商，利益分享的原则，在各种财税政策的讨论中反映发展中国家的意愿，积极推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政策规范的形成。同时，我国也应该推进我国税法的透明度改革，积极配合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以期能在税收对话论坛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综上所述，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国际税收竞争中，既要立足我国国情，合理构建新型的税收优惠制度，避免恶性税收竞争，又要在国际税收合作中主动参与，表达发展中国家的合理立场和要求，以期能从内外两方面加强我国的税收协调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谋求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更快发展。 内容简介本书是笔者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3BJY095）“不对称国际税收竞争研究——兼论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的最终成果，也是笔者（合著）2004年出版的《国际税收竞争研究》的续篇，在这里奉献给广大读者。总的来说，这本书在笔者原有对国际税收竞争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国际税收竞争基础理论与现实实践的研究，提出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分析国际税收竞争问题，并就我国在国际税收竞争新历史条件下的税制改革与税收政策运用提出了一些看法，希望能和国内财税理论界的同行一起，进一步丰富对国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我国的税制改革、完善税收政策的运用。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是笔者在近年来发表的关于国际税收竞争问题部分论文的基础上充实完成的，这些论文包括：《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与财税政策运用》（邓力平，2006a）；《国际税收竞争中不对称性及其政策启示》 （邓力平，2006b）；《和谐世界新理念下的国际税收关系研究》（邓力平，2006c）；《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中的税收竞争与协调》（邓力平，2007a）；《应对贸易摩擦下的稳健财政政策运用》（邓力平，2007b）；《有效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邓力平，2007c）；《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体系的三点看法》（邓力平，2008）；《国际税收竞争模型构建评析》（邓力平等，2008）；《开放经济新形势下税收发展的几点思考》（邓力平，2009）。作者简介邓力平，男，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学讲座教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在厦门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1986年留学加拿大，在Dalhousie大学经济系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加拿大数所大学任教，1996年回国前系加拿大Mount Allison大学经济系教授（终身教职）。回国后历任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系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等职。长期以来致力于国际财税与国际经贸的教研工作，回国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和合著）20本，研究成果多次获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等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财政部、商务部、司法部、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等省部级研究基金及横向基金20余项。同时担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等。目前是国内较有影响的中年财政税收学者，为厦门国家会计学院财政税收教学科研方向的学科带头人，厦门大学财政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图书目录上篇 国际税收竞争的罄本分析第一章 国际税收竞争研究：基本分析框架第一节 国际税收竞争是一种“竞争”行为第二节 国际税收竞争是一种“政府竞争”行为第三节 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运用税收的竞争行为”第四节 国际税收竞争是“政府运用税收在国际上的竞争”第五节 国际税收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下的国际税收竞争第二章 国际税收竞争：基于税收关系发展的分析第一节 从国内税收竞争到国际税收竞争第二节 税收国际关系与国际税收竞争第三章 国际税收竞争：基于经济关系发展的分析第一节 国际经济关系发展下的国际税收竞争第二节 国际经贸新体系下的国际税收竞争第四章 税收激励与国际税收竞争第一节 税收优惠与税收激励政策：理论分析第二节 税收优惠与税收激励政策：实证分析第三节 税收优惠与税收激励政策：效应分析第四节 税收优惠与税收激励政策：效益评估第五章 主权国家与国际税收竞争：进一步的分析第一节 税收激励政策与过渡性资本外逃第二节 有害税收竞争的判定：对主权国家参与竞争的制约第三节 对避税地在国际税收竞争中作用的分析中篇 国际税收竞争的不对称性第六章 不对称国际税收竞争研究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第二节 狭义不对称国际税收竞争研究第三节 不对称国际税收竞争下的福利效应研究第四节 不对称条件下的国际税收协调第五节 不对称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中国一东盟实例研究第七章 不对称信息国际税收竞争研究第一节 不对称信息与税收：研究国际税收竞争的新视角第二节 不对称信息与现代税收的关系概述第三节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国际税收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