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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龙八部”这名词出于佛经。许多大乘佛经叙述佛向诸菩萨、比丘等说法时，常有天龙八部参与听法。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天龙八部、人与非人，皆遥见彼龙女成佛”。
“非人”实形貌似人，而实际不是人的众生。天龙八部都是飞人，包括八种神道怪物，因为以“天”及“龙”为首，所以称为“天龙八部”。八部者，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达婆、五阿修罗，六迦喽罗，七归那罗，八摩听罗迦。
“天”是指天神。在佛教中，天神的地位并非至高无上，只不过比人能享受到到更大、更长久的福报而已。佛教认为一切事物无常，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第五个征状或说是“玉子离散”），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帝释是众天神的领袖。
“龙”是指神。佛经中的龙，和我国的传说中的龙大致差不多，不过没有脚，有的大蟒蛇也称。事实上，中国人对龙和龙王的观念，主要是从佛经中来的。佛经中有五龙五、七龙王、八龙王等等名称，古印度人龙很是尊敬，认为水中主物以龙的力气最大，因此对德行崇高的人尊称为“龙象”，如西来龙”，那是指从西方来的高僧。古印度人以为下雨是龙从天海中取水而洒下人间。中国人也接受这种说法，历本上注明几龙取水，表示今年雨量的多寡。龙王之中，有一位叫做沙竭罗龙王，他和幼女八岁时到释迦反牟尼所说法的灵鹫山前，转为男身，现佛之相。她成佛之时，为天龙八部所见。
“夜叉”是佛经中的一种鬼神，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夜叉”是本义是能吃鬼的神，又有敏捷、勇健、轻灵、秘密等意思。“维摩经”注：“什曰：‘夜叉有三种：一、在地，二、在空虚，三、天夜叉也。’”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
“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内、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冽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魔术师也叫“乾达婆”，海市蜃楼叫做“乾达婆城”。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
“阿修罗”这种神道非常特别，男的极丑陋，而女的极美丽。阿修罗王常常率部和帝释战斗，因为阿修罗有美女而无美好食物，帝释有美食而无美女，互相妒忌抢夺，每有恶战，总是打得天翻地覆。我们常称惨遭轰炸、尸横遍地的大战场为“修罗场”，就是由此而来。大战的结果，阿修罗王往打败，，上天下地，无处可逃于是化身潜入藕的丝孔之中。阿修罗王性子暴躁、执拗而善妒。释迦牟尼说法，说“四念处”，阿修罗王也说法，说“五念处”；释迦牟尼说法“三十七道品”，阿修罗王偏又多一品，“说三十八道品”。佛经中的神话故事大都是譬喻。阿修罗王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就是爱搞“老子不信邪”、“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的事，阿修罗又疑心病很重，“大智度论卷三十五”：“阿修罗其心不端故，常疑于佛，谓佛助天。佛为说‘五众’，谓有六众，不为说一；若说‘四谛’，谓有五谛，不说一事。”“五众”即五蕴”，四谛是佛法中的基本观念。阿修罗听佛说法，疑心佛偏袒帝释，故意少说了一样。
“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旧说部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个龙及五百条小龙。到它命终时，诸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七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肉身烧去后只余一心，作纯青琉璃色。
“紧那罗”在梵语中为“人非人”之意。他形状和人一样，但头上生一只角，所以称为“人非人”，善于歌舞，是帝释的乐神。
“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这部小以“天龙八部”为名，写的是北宋时云南大理国的故事。
大理国是佛教国家，皇帝都崇信佛教，往往放弃皇位，出家为僧，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据历史记载，大理国的皇帝中，圣德帝、孝德帝、宣仁帝、正廉帝、神宗等都避位为僧。《射雕英雄传》中所写的南帝段皇爷，就是大理国的皇帝。《天龙八部》的年代在《射雕英雄传》之前。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无祜、绍圣年间，公元一○九四年前后。
天龙八部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个性和神通，虽是人间之外的众生，却也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这部小说里没有神道精怪，只是借用这个佛经名词，以象征一些现世人物，就象《水浒》中有母夜叉孙二娘、摩云金翅欧鹏。
天神，是萧峰。萧峰在整部书里给人的感觉就是“如天神一般”，无论是身材、相貌、气质、还是武功、人品、性格。另外，萧峰其实是书中第一主角，与天神的首领地位一致。释名中说“天神的寿命终了之后，也是要死的。天神临死之前有五种征状：衣裳垢腻、头上花萎、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这就是所谓‘天人五衰’，是天神最大的悲哀。”萧峰虽然如天神一般神武，但还是不免英年早逝，他的悲哀虽然与天神不同，但却都是最令人扼腕的。萧峰不但是天神，还是天神中的首领——帝释。
龙神，是段誉。八部以天龙为首，段誉是第二主角，可当这一位置。段誉是大理皇帝，在中国人眼里，皇帝就是龙；古印度对龙的尊敬，也与段誉王子身份受人尊崇一致；龙王自幼向佛，这和段誉也一致。另外，大理历代皇帝出家都在“天龙寺”，这足以证明大理皇帝与龙的关系，也暗指了段誉的“龙神”地位。
夜叉，经常以集体名义出现，有“夜叉八大将”、“十六大夜叉将”等名词。金庸提到：“现在我们说到‘夜叉’都是指恶鬼。但在佛经中，有很多夜叉是好的，夜叉八大将的任务是‘维护众生界’。”可见，金庸的意思是夜叉并不都是人们想象中的恶鬼，夜叉也有好的一面。根据上面依据，我认为夜叉是四大恶人。四大恶人是金庸精心打造的一个组合，他们面目狰狞，凶恶残暴，与我们常说的“夜叉”一样。但同时四大恶人也有心中永远得痛，也都有好的一面，就连云中鹤这最坏的恶人也曾救过王语嫣。所以，四大恶人的夜叉组合告诉了我们没有绝对的善恶。
乾达婆是一种不吃酒肉、只寻香气作为滋养的神，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身上发出浓冽的香气，“乾达婆”在梵语中又是“变幻莫测”的意思。香气和音乐都是缥缈隐约，难以捉摸。从这段释名中我们很容易想到，乾达婆就是阿朱。与“帝释”萧峰关系最亲密的两个女性就是阿朱和阿紫，阿朱自然是服侍帝释的乐神之一。阿朱刚出场就“变幻莫测”，易容成多个角色，但她身上的香气却让段誉识穿了身份。还有一层引申的含义，那就是：塞上牛羊空许约，阿朱对萧峰来说只是缥缈隐约的，空留一缕香气，却带走了萧峰的心。从此，“帝释”萧峰出现了“天人五衰”的征兆。
阿修罗毫无疑问是慕容复。阿修罗有以下特点：他经常率部和帝释战斗；他往往被帝释打败；他性子暴躁、执拗而善妒；他权力很大、能力很大却唯恐天下不乱；他疑心病很重，疑心佛祖偏袒帝释。阿修罗的这些特点几乎与慕容复完全一致：慕容复与萧峰并称“北乔峰南慕容”；慕容复被萧峰打败；慕容复性子执拗而善妒；他是大燕太子为了复国唯恐天下不乱；他疑心病很重…………尽管“阿修罗”慕容复总与“帝释”萧峰作对，但他永远都是失败者。
释名中写道：“迦楼罗”是一种大鸟，翅有种种庄严宝色，头上有一个大瘤，是如意珠，此鸟鸣声悲苦，以龙为食。旧说部中说岳飞是“大鹏金翅鸟”投胎转世，迦楼罗就是大鹏金翅鸟，它每天要吃一个龙及五百条小龙。到它命终时，诸龙吐毒，无法再吃，于是上下翻飞七次，飞到金刚轮山顶上命终。因为它一生以龙（大毒蛇）为食物，体内积蓄毒气极多，临死时毒发自焚。迦楼罗显然是鸠摩智。鸠摩智宝象庄严；他与大理天龙寺为敌，整个书中都在跟“龙神”段誉过不去；最终走火入魔，其痛苦如同自焚。但鸠摩智是幸运的迦楼罗，他最终把体内的“毒气”（内力）还给了龙（段誉），也因此而悟道，成为岳飞一般的“大鹏金翅鸟”。
紧罗那，善于歌舞，也是帝释的乐神之一。联系到前面的乾达婆，很容易判断紧罗那是阿紫。紧罗那在梵语中是“人非人”的意思，其实她是个样子和人相似，但头上长有一角的善于歌舞的女神。阿紫的“人非人”我是这样理解的：阿紫自幼生活在星宿派这样一个恶劣环境中，性情变得不可捉摸。一方面狠毒狡诈，一方面又单纯痴情。说阿紫的“人非人”就是说到她抱着姐夫的尸体跳崖那刻也没有人能理解或者了解她哪怕一点点。
释名中只说“摩呼罗迦是大蟒神，人身而蛇头”，在首楞严经中对摩呼罗迦有以下解释：“摩呼罗伽。此云地龙。亦云蟒神。腹行之类也。由痴恚而感此身。聋呆无知。故乐脱伦。修慈修慧。挽回前因。脱彼伦类也。”也就是说，摩呼罗迦是与天龙相对应的地龙，原本是腹行类，但“由痴恚而感此身”，由于“聋呆无知”，反而能“故乐脱伦、修慈修慧”，最终挽回前因，摆脱腹行类，脱胎换骨。经此解释，大家该明白了吧，摩呼迦罗就是虚竹！虚竹本是普通的少林和尚，是“腹行类”，但由于“聋呆无知”，反而得福，脱胎换骨，修慈修慧，最终挽回前因（本是玄慈与叶二娘之子），成为身兼灵鹫宫主与西夏驸马的蟒神——亦即与“天龙”段誉相对应的“地龙”。
《天龙八部》小说以宋哲宗时代为背景，通过宋、辽、大理、西夏、吐蕃王国之间的武林恩怨和民族矛盾，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审视和描写，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所谓“天龙八部”是佛经用语，包括八种神道怪物，作者以此为书名，旨在象征大千世界之中形形色色的人物。
“天龙八部”是佛教所说的八类天神，又称“八部众”、龙神八部”，既天众、龙众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和摩~罗迦。
1、天众，既佛教所说的众天神。佛教认为，佛所教化的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这三千大千世界又分为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而每一界又有许多天，如所谓的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和无色界四空天等。每一天皆有一天神作为主宰，如四大天王、帝释、兜率天王善喜、他化自在天王自在、大梵天王尸弃等。
2、龙众，“龙”是梵文Naga的意释，是传说中能兴云降雨的神。据说此宰身长无足。。。。
3、夜叉，是一种能食鬼又能伤人的鬼，有的住在地上，有的的居住在天上。。。。
4、乾闼婆，香神或乐神，据说是奉侍帝释而司乐之神，经常以音乐歌舞来赞美如来。。。。
5、迦楼罗、既金翅鸟，其大无比，可除毒蛇之害。。。。
6、阿修罗，意译非天，妈似天而非天。是一种凶神，。。。。
7、紧那罗，即歌神，能以歌赞美佛陀，。。。
8、摩~罗迦，即大蟒神。
天龙八部诸天鬼神都受到佛的教化，皎依佛法，并以护持佛法、保护众生为天职。其中，天众和龙众最为重要，故统称“天龙八部”。
旅游 文化 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要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产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旅游文化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 教育 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 方法 。
关键词：旅游文化;特征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旅游文化的繁荣，“一带一路”(以下简称为“OBOR”)是21世纪初中国为了实现“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而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OBOR战略开始付诸行动。OBOR分为陆路与海路。陆路从西安向西，横穿西亚抵达欧洲荷兰的鹿特丹。海路从长三角、珠三角沿东南亚向西，经非洲过黑海最后抵达欧洲的鹿特丹。因此，新世纪下的OBOR一端为日益崛起的中华经济圈，另一端连接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共同体———欧州联盟，中间是经济潜力巨大的西亚、东南亚和非洲。在OBOR战略构想下，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对话，必将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研究OBOR战略下的旅游文化特征，对促进旅游、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OBOR背景下旅游文化特征研究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合作重点中明确指出“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因此，OBOR战略沿线必将呈现出人类古代文明繁荣的鲜活再现、为欣赏旖旎风光的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线路游、沿线OBOR友好城市互办旅游推广活动游、体育活动交流观光、参与、体验游和“新海上丝绸之路游轮游”等5大特征，相应的文化也呈现出这五大特征。
1.1人类古文明的鲜活再现
丝绸之路是跨越文明、贯穿古今的古代经济发展之路，对丝绸之路的重游是对人类古文明的探索与考察，具有旅游和文化挖掘发现的双重意义。2014年，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三国联合递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将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类古文明推向新的历史舞台。透过OBOR，不仅可以探索考察中国自秦、汉至清的灿烂文明与文化，而且还可以探索考察西亚、中亚、欧洲诸国的文明发展史，对比中外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差异。
1.1.1博大丰富的汉前文明
OBOR的陆路起点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其历史变迁是华夏文明发展的缩影。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出的旅游圈，能充分体现中华古文明。西安早在汉朝以前就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曾是周、秦的都城，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将人们带回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始皇兵马俑则展现出了大秦帝国的强盛国力。对OBOR起点城市的考察，人们可以领略汉前中华文字的形成变化、陶器制作工艺、古建筑的特征、古代天文体系、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及丝绸文化等等。
1.1.2影响深远的汉文化
汉代是中华历史上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从汉代建立到灭亡的四百多年间，汉代王朝与古罗马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大帝国，汉王朝雄踞东方，开拓了OBOR的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走廊。而且在汉代，西南丝绸之路也在这个时期开辟，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到缅甸、印度，将汉朝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因此，汉代是OBOR战略的起始朝代，考察旅游OBOR的内涵与文化功能在于探索和考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汉代文化。其中著名的建筑文化，有著名诗歌“秦时明月汉时关”为证，可见汉代的建筑科技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有史学瑰宝的《史记》和《汉书》;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如今在成都、西安、安徽宏村、浙江等地还保留着这种比较原始的造纸术，对人们了解汉代科技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的《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以及地震仪等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入了解和考察探索汉代文化，对OBOR旅游品质的提升、内涵建设、转型升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1.1.3辉煌的隋唐文化
隋唐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以强大国力为依托，以蓬勃发展的世俗文化为主体，表现出了内容丰富、思想兼容、形式多样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大量汲取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多的表现出对外文化的输入输出，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其中丝绸之路OBOR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和平台作用。辉煌的隋唐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便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畅通和频繁。考察OBOR线路，不少历史遗迹和名胜景点都是对唐朝文化的重新认知。就科技而言，隋唐发明了火药，将印刷术发展到雕版印刷，代表作有《金刚经》，建造了辉煌的长安城和赵州桥。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历史时期诗人辈出，影响深远，如初唐的陈子昂、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李白、杜甫，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高适，晚唐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等。OBOR线路考察诗人的出生地、作品等，对认识和发扬古代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提升了OBOR区域旅游的品质与内涵。位于OBOR线路上的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其中有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集绘画、书法、乐舞于一体，有很高的旅游、考察、研究价值。辉煌的隋唐文化促进了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而隋唐文明遗留至今，保留完好的大多分布在OBOR，因此对OBOR旅游线路的开发，是中国旅游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新领域。
1.1.4鼎盛的宋朝文化
宋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品质旅游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宋朝时期，文学、科学、理学、史学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宋代有大文豪苏轼，还有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散文 家范仲淹等。宋代的四大书法家，对中华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还有无数的著名画家，最能代表中 国画 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 山水画 的博大意境，如今被制作成3D技术重现的《 清明 上河图》等。此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陶瓷窑为代表的手工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南北宋时期文化的OBOR综合规划，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提升途径。
1.1.5文学艺术空前的元、明文化
元、明是中国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的时代。元朝进行了大一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发展，各民族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特别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研究考察元代文化，对当今国家发展战略乃至世界和平共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重回元朝时代的OBOR线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继承元代文化，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呈现出平民化与世俗化。在文学方面，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在明朝完成。在明朝，宗教方面，天主教传入中国，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萌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OBOR的南线，明朝文化深远的影响着东南亚和南亚。随着丝绸文化的不断影响，中国的庭院建筑随之传入西方。
1.1.6历史巨变中的清代文化
中华民族领先世界文明几千年，而到了清代，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自大，直接导致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未能影响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后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为了防止明朝复辟，清关闭了南方的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在北方驻扎重兵，严重影响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与科技的交流。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国内安定，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戏剧和绘画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后期逐步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反封建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和特征。1.1.7神秘的中西亚文化中西亚位于亚非欧三洲的交界地带，素有“五海三洲”之名，是OBOR的重要枢纽和中间连接点，承担着连接亚洲中华经济圈和欧盟两大经济体的作用。中西亚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但富有石油资源。中西亚还是人类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有辉煌灿烂的古巴比伦，是伊斯兰教、__和犹太教的发源地。研究考察OBOR线路，不仅可以考察探索文明古国中国，还能接触神秘的中西亚文化，最后抵达体验欧洲的近代文明，因此，OBOR是一条古今文明的文化之旅。
1.2OBOR精品线路文化兴起
OBOR大战略下，国内旅游将此作为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的契机和平台，各地纷纷以OBOR为依托，出台《XXX旅游总体规划纲要》，形成精品线路游，并以精品线路为平台，提升精品线路文化。精品线路将极大的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文化的交流。随着三部委联合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建设精品线路的步伐在加快。OBOR是世界最精华的旅游资源带，汇集了世界4/5的文明，古代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古罗马均被OBOR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示人类古文明的历史及进程。据新华网报道，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确定为“OBOR旅游年”，推动了国际旅游的发展。北方线路上，甘肃出台《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计划至2020年建成20个游客容量为300万人次的大景区，形成华夏寻根线、黄河风情线、民族风情线、中医药养生线、红色旅游线等主题精品品牌线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靠OBOR战略体系，着眼于优越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区位优势，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和非洲开放的最前沿，把丝绸之路做成品牌，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旅游概念。此外，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浙江、海南、福建等地均以OBOR发展战略为契机，加快把OBOR线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开拓旅游文化发展新境界。
1.3OBOR沿线城市文化交流频繁
OBOR战略体系下，国内城市之间，国际城市之间，OBOR线路带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宽广深入。OBOR战略前提下，形成全新的四大城市文化交流线路体系：
1.3.1西北方向的新亚欧陆桥城市文化交流
从西安经兰州，通过乌鲁木齐 出国 境线，连接哈萨克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乌鲁木齐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成为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西北方向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内容广泛，涵盖教育、城市交通、宗教信仰、城市文化等，有利于促进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
1.3.2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
以福建大中城市为核心区，通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或地区。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了中国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连接了日本、韩国等许多大中城市，对东亚的稳定和促进东亚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有着重要作用。
1.3.3西南方向的中国-南亚-西亚城市文化交流
从成都、重庆经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促进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1.3.4东北方向的中蒙俄城市文化交流
从东三省向东连接绥芬河、海参崴出海口，向西连接俄罗斯赤塔，通过老亚欧大陆桥抵达欧洲。目前，东北方向已开通“津满欧”、“苏满欧”、“粤满欧”、“沈满欧”等“中俄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随着OBOR线路高铁的建设运营，东北方向的经济带将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城市间的文化交流、文化推广将出现繁荣鼎盛的新局面。
1.4体育活动文化交流
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对促进国家之间、城市之间、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曾经以“小球撬动了大球”，通过兵乓球的比赛展开了对美国的外交。如今的国际化体育赛事如NBA、F1、奥运会、洲际运动会、 足球 等，都是国家和民族展示各自文化的平台。OBOR战略体系下，体育活动文化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了解，对实现区域和平稳定共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1.5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起始于秦代，繁荣于隋唐，鼎盛于明代，以广州为起点，连接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其中最为著名的郑和下西洋。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了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从而拉开了建设新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序幕。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既包括古代文明的交流，也包括现代文明的交流。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区域一体化、区域繁荣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并与亚投行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大战略举措。
2OBOR旅游文化新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OBOR战略体系下，随着高铁的建设发展、亚投行的建设运行，OBOR旅游承载着传播古代文明，发扬人类文明，建设现代文明的重任。在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体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文化。OBOR集中了世界4/5的文明，新OBOR旅游呈现出旅游文化互补、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等新内涵与发展趋势。
2.1国内国际旅游文化互补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华。目前，旅游文化已经趋于大众化，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也进入瓶颈阶段[1]。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文化的单一和旅游文化的互补性不强。实际上，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体现，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2]。旅游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旅游目的地对旅游兴趣产品、服务的开发、再生产及营销;(二)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特征、体验模式及行为。就这两点而言，只有旅游文化互补，旅游文化才能发展。OBOR线路涉及众多的城市和全世界主要的人类文明和现代文化，因此，出现极强的旅游文化互补，能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2.2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蓬勃发展。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发展，对外文化输出趋势明显，而对内文化输入、吸收、演变的趋势缓慢，这就呈现出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国内很多景区接待的游客多为境内游客，境外游客较少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出境游方面，出境游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速[3]，远远高于入境游，不仅产生了国际旅游的不平衡发展，也导致了国际旅游文化失衡现象。OBOR战略下，境内境外旅游有机结合，成为系统旅游下的两个有机部分，这两部分各有特色，但又高度统一在OBOR下，因此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成为OBOR旅游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将出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2.3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
OBOR是贯穿古今文明的线路，将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5000年的文明中，天文、算术、教育、哲学、科技、学制等，都有着历史意义，与现代文明一起，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2.4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
OBOR战略体系的目的在于促进沿线沿路城市和区域的共同发展，用文化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化带来新的旅游消费观念，人们在日益国际化的旅游文化中，逐步提高公民意识，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在旅游活动中帮助他人、自觉排队、低碳出行等行为，影响和推动交际文化的发展。为适应OBOR战略体系的发展，教育、外交、建筑、交通等也融合了国际文化内容，这些新的内涵特征一起推动社会的发展，为共同富裕和区域发展创造条件。
3启示
对OBOR旅游文化特征及新特征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启示：
3.1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
OBOR是实现区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必须加强国际间的战略合作，相应的，在文化上也要加强国家间、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依托亚洲，促进亚非欧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目前，中国已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同OBOR建设相关的合作协议，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OBOR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随着OBOR建设中的互通互联，泛亚洲高铁网的建设，国际间的战略合作将进步一步加强，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主题。
3.2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
亚投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缩写为AIIB，总部设在北京，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是OBOR支撑的经济战略平台，能为“丝绸之路”基金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加快中华文明文化的输出。截止2015年4月，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瑞典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员国已达57个，大多数是OBOR战略体系下国家，这不仅为OBOR产业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还有利于OBOR战略体系下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经济战略平台，为旅游提供一体化支付等提供经济便利，在此基础上，尽快完善一体化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3.3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行动
2015年，国家旅游局从全局出发，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在组织专家进行3轮讨论后，形成定稿，包括实施重点行动等内容。OBOR核心城市和区域早在OBOR战略提出后，已经做出OBOR的发展布局，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旅游节庆、旅游营销大幅增多。因此，各地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有利于国内旅游的健康发展和旅游升级，促进出境入境旅游的平衡发展。
3.4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方法。培养能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旅游者的专门人才，不仅要求具有很好的处理旅游行业的专业综合知识，包括接机、酒店入住、报关、旅游景点导游等素质，而且要求具有很好的一门或者几门外语能力。在此基础上，培养能冷静面对各种问题，灵活机智的解决风俗文化问题，友好周到有耐心的处理导游过程问题等多方面能力素质，是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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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仙世界与泰山文化旅游城的形象策划(CI)陈传康，王新军旅游学刊1996-01-18
摘要：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化;现代旅游经济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旅游业要想与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就要创设一条现代旅游经济的道路，将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内在关系处理好，促进旅游业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一、文化与旅游
1、旅游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旅游与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的旅游，就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特征。而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后，才能在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得到更深一步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精神性的文化，这也是文化的内在本质。人类旅游就是通过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形式，设法促进自身的精神发展，用文化精神来武装自己。旅游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指人的移动，通常是指旅游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就是一种求知与审美，逐步开阔人类的视野，积极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旅游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与感悟。这种活动从广义上来讲，即是一种旅游文化的消费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在欣赏大自然景观的过程中，将会逐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人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发现大自然神秘的生命气息与运动规律。旅游文化是人类对美学的发现与概括，以及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因此，旅游文化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从这种人文角度而言，旅游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活动。
2、文化是旅游业的内在灵魂。
旅游业现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第三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从古至今都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旅游业始终都是以文化为载体的，是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产业。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就是指文化创造出来的产物，其核心内容就是文化特色。旅游业主要是以某个国家、地区独特的文化吸引游客，以此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旅游经济是一种将文化与经济结合最为密切的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文化观念与精神需求，满足游客的观赏愿望，尤其是满足游客精神、文化上的需求。
二、旅游经济文化与旅游文化经济
当代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整合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营与管理，都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的。只要有旅游活动在进行，就肯定会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型的产业，经济与文化保持高度的一体化，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
1、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出来的形态。
旅游文化自身就具备鲜明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综合性与多样性。旅游文化是指与旅游相关的各种文化概况，是旅游产品六大因素的统一，并从整体上构成旅游文化的产业链，同时又能够在旅游产品中显示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旅游文化必须要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充分体现出产品消费的多样性、广泛性。第二，服务性与经济性。旅游产品所体现出的核心要素就是服务性，优质的旅游服务，可以给游客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让游客获得美好的心理体验。同时，旅游文化也展示出自身较强的功利性，通过各种文化功能，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旅游文化特征，都间接表明旅游文化的形态，展示出自身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2、旅游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
旅游文化更应该注重内在精神的建设，任何文化都涵盖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环境文化。旅游文化也是如此，这就表明精神建设在旅游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活动中的精神因素是构成旅游文化的精神文化，对旅游业起着引导与深化作用，也是旅游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旅游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的范围也非常广，这是旅游文化由自然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逐步过渡的趋向。因此，旅游业必须要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国情，研究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同时，始终坚持旅游文化的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工程，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并把旅游文化建设落实到实处，增加人力、物力的支出，逐步完善旅游文化产业的内容，丰富旅游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结语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刘赵平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2-01
2、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张海燕;王忠云;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04-20186 有关旅游文化毕业论文相关 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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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从这些辽代北京的印刷品来看，多数为卷轴装，也有蝴蝶装和经折装。有的书籍还经过染潢防虫处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辽代北京印刷品，纸墨、刻工、装帧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图画，代表了我国古代书籍重视插图的优良传统。从辽代现存书籍的刻印、装帧水平来看，北京的书籍出版印刷的历史，似应再向前推移。
在应县木塔中，还发现几件雕版印刷着彩佛像，它是采用雕版方法印刷线条轮廓后，再用手工涂染成彩色。这是距今发现最早的印刷涂彩张贴挂图。
公元ll27年，金灭辽，定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设立秘书监和国子监，专门从事书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军占领汴京后，又将那里的大批书籍、印版运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装订工匠也来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装力量又进一步扩大，由于金政府的重视，北京出书的品种大大超过辽代。据统计，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书籍有经史子集。医学、道藏和佛藏，总计超过200种。
金代北京的书籍装帧形制，大约与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卷轴装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经折装，一般书籍多用蝴蝶装。
蝴蝶装是印刷术发明后新出现的书籍装帧形式。有人推断，五代冯道组织刻印儒家经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装，但无实物留传，还难以确定。北宋初年，所印经、史著作，都用蝴蝶装，并很快在全国通行。从辽代开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装，其进程大体和中原一带相当。蝴蝶装的应用，是书籍装帧形制的一大改革。是书籍从卷轴、经折向册页的转变，从而确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书籍基本装帧形制。
7、包背装（元代、明代的书籍装帧）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名为大都，此后近百年间，北京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例如，印书的品种超过前代；木活字的首创和应用，朱墨双色套印书籍以及包背装的推行和广泛应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编修所、秘书监、经籍所主要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兴文署、艺文监、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也从事书籍的出版印刷。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历书编印机构、每年出版印刷大历、小历、回回历三种，印量达300多万册。由于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间的印刷业也十分繁荣，他们编印的多为戏曲、话本、诗词等书。
元代北京出版书籍的装帧形式，以蝴蝶装、经折装为主，蝴蝶装多用于一般书籍，如政府编印的经史类书籍。经折装则多用于佛经。在字体方面则多选用赵体，民间出现的话本中，使用了较多的简化字。
元代的蝴蝶装书籍中，出现了一种开本较大、版芯较小的书籍装帧形式，这是前代所少见的。如元大德年间刻印的《梦溪笔谈》一书，开本为高416毫米，宽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宽200毫米，版面的四边留有很大的空白。两空白面之间垫一张白纸，并与两白面粘连在一起，克服厂一般蝴蝶装在阅读时需翻过一空白页的缺点。封皮用硬纸裱以织物。这种装帧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开始，书籍多用包背装。色背装的工艺特点是：本页齐中缝文字向外折叠，配页后，撞齐，订口在书页空白边，用纸捻穿订扎平，订口外裁切，书背刷糨糊，贴上封皮后，裁切上下书口。一般书籍多用厚纸作封皮，宫廷用书，则用纸裱以黄绫。元代北京印刷的《秘书监志》一书中，记有表背匠焦庆安的打面糊物料配方：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篓、皂角、茅香各一钱，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个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大部分，可见当时书籍装帧的用料是很科学的，它可以使书籍长久保存。
包背装较蝴蝶装有很多优点，一是阅读方便，二是书籍更为坚固耐用。也是书籍装帧形式的一个重要阶段，它更接近于今天书籍的装帧形式。
明代是我国古代出版印刷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机构，都从事出版印书活动，而印书的内容按其职能各有侧重，北京国子监主要印刷教育用书（如经史类书），钦天监以印历书为主，礼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医院、史局、兵部、工部、顺天府等机构，也都从事过印书活动。有的部门还设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O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明代北京的民间印刷业也很繁荣，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几家。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是历代集大成者。书籍的开本大小、开本比例形式多种多样，历代的书籍装帧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艺则更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经厂印刷的《大统历》，有两种装帧形式，一种是包背装，一种是经折装，印刷有墨印和蓝印两种。凡经厂所印的各种书籍，封皮用料有几种不同的档次，以黄绫裱纸包皮者，多供宫廷使用；以素色绫绢裱皮者，多供官员使用；以厚纸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员使用或向民间出售。经厂印装的《大藏经》（北藏），为经折装，长度约一尺，封皮用硬纸裱以黄绫及各色彩绫，其装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写本书《永乐大典》，共11095册，书高一尺七寸，宽一尺，为历代开本最大的书，也近似于黄金比例。该书为包背装，封皮裱以黄绫，是历代书籍装帧中最为壮观者。
线装是明代兴起的一种新型书籍装帧形制，也是我国古代最完美的一种书籍装帧形式。线装书的加工流程为：折页、配页、撞齐、订纸捻、配
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线、包书角等。明代线装书的封皮，多数为纸面，选用较厚的纸，或几层纸滚贴而成。较为考究的书皮，则在厚纸上滚
以布、绫、锦、绢等织物，包角是在书的订口上下两角裁切边处贴以细绢，以使其美观坚固。有的书还有书根，即在书的下切口靠订口处写上书名
及卷次，以便于阅读时查找。线装的订眼是为了穿线，随书的开本大小和设计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订线多用白丝线穿双道，书要压
实，线要拉紧。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订线用清水白绢线双眼订结，要订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脱而紧，如此订书乃为善也。”
8、线装书（明清时代的书籍装帧）
线装书的封皮文字称书笺，只有书名和卷次，印或写在长条纸上，贴于封面的左上角。扉页所载内容较详细，有书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详细的出版情况，多印于书后。有些政府出版的书籍，还在书的第一页或封面盖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书籍装帧还包括函套，以便将一部书的各册包装为一个整体。函套多用厚纸板外裱以蓝布（也有用绫锦者），随书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四面包裹，露出书的上下口，称半包式；另一种是将书的六面全部包裹，称全包式。除厚纸布面函套外，还有夹板和木匣两种外包装，夹板式是用两片与书同大小的木板，夹于书的上下，再用布带捆牢。木匣则是按一部书的大小，制成木匣，将书装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还有一种书页内衬纸的装帧形式，这多用于较薄的纸张，有一种罗纹纸，薄如蝉翼，透印严重，衬纸后不但克服了透印现象，也增加了书页的强度。
由于刻版和印刷技术的发展，为书籍的装帧艺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中包括版面艺术、字体艺术，插图艺术和文字的多色印刷。明以前的印书字体，多选用颜、欧、赵等名家书体。明初开始，书籍用字一改传统风气，改用横平竖直，横轻竖重的匠体字，这就是现在书籍常用的宋体字。宋体字萌芽于宋，由还不成熟而未能推广。成化年间，国子监、经厂的版本中，开始使用宋体字，从而很快在全国推广，字体的风格也有粗体、中粗体和细体几种。这种印刷专用字体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古代书籍版面艺术的新发展。我国古代书籍的插图艺术，有着优良的传统。唐代的佛经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图，宋代有插图的书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书籍的插图艺术达到很高水平，在民间刻印的戏曲、话本中，使用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图；官方出版的科技书、医学书、方志书中，也使用了较多的插图，特别是宫廷使用的启蒙读物中，出现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图。
出于书籍产量的大增，使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有读书机会，从书籍的装帧形式来看，也分成不同的档次。就是经厂本，也分为不同的装帧档次，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间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会一般人士需要，从刻印到装帧，也力求简朴实用，成本较低，在开本上，既有较大的开本，也有中小开本。明代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说：“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这代表了明代人对书籍装帧的一般要求。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这里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视书籍的出版印刷，并设立了专门从事书籍出版印刷的机构--武英殿。
康熙年间，集中了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并制造铜活字25万个，印刷了这一大部头丛书。乾隆年间，武英殿在金简主持下，又刻制枣木活字大小各一副，共计253500个，乾隆皇帝亲自将活字版定名为“聚珍版”。除用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外，还印了其他一些书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书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较多的书籍，以《耕织图》、《南巡图》等质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点，是民间印刷作坊的兴盛，据统计最多时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两处。在这些作坊中，也有专门从事书籍装订和字画裱装者。
清代最通用的书籍装帧形式是线装，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和包背装等，都有使用。卷轴装在清代多用于字画的装裱，其装裱工艺十分精致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纸，画芯四边裱以素色彩绫，轴外裱以锦缎，轴头用料则分为不同的档次。经折装除用于佛经及字帖外，也用于一般书籍，宫廷印刷的《耕织图》，《南巡图》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装帧采用经折装，所不同的是开本约一尺见方，封皮用厚纸板裱以黄绫。康熙、雍正年间刻印的《龙藏》，共720册，全为经折装，书皮裱以黄绫，10册一函，规模巨大。蝴蝶装在宫廷印刷的书籍中也有使用，曾有过清代中期的蝴蝶装书，用上等宣纸印刷，版边留有较大空白，封皮用硬纸板裱以黄绫，并有前后环衬页，一边裱于封皮内侧，装帧平整，裁切跟齐，属于宫廷书籍装帧之上品。包背装在清代也有较多的使用，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一套共36315册，为著名的写本，共抄写七部，共计254205册，全为包背装。全书封皮用厚纸外裱绫衣，四库分别用不同颜色，其经库用绿绫，史库用红绫，子库用蓝绫，集库用灰绫，最后分别用木函装书。线装为清代书籍装帧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书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线装书则力求“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纸面和市面两种，封面多贴书签，书本部较薄，一部书装于函套。清代线装书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张白页，其后才是扉页，内容有书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点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书根字，写有书名、卷次等。
从开本大小来看，清代则是多种多样，政府出版物的开本都较大，民间出版物多为中小开本，有一种称为夹带本的，是历代最小的开本，约相当于今天的128开，字很小，但印刷装订都很精致。
清代出现了一种连续性出版物，一种是《晋绅录》，一种是《京报》，《晋绅录》按季出版，内容为中央、地方官员的名录，以红纸为封皮，称为红皮书。《京报》相当于今天的报纸，但也装订成册，每期二三页或六七页不等，封皮有白纸，黄纸不等，封面盖有红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两种，由于有时限性，印装都十分粗糙。但作为连续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18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印刷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近代出版印刷业开始兴起。随着新型印刷技术的应用，书籍的装帧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册页装及矩形开本等基本形式，则起源于我国的宋代，约公元14世纪，逐渐传向西方。虽然在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有阶改进，但其基本形式，仍为中国古代所首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