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审题
磨刀不误砍柴工。”可是，在现实中不重视审题的大有人在。会不会审题，并非是简单的粗心或者仔细的'问题，它反映的是一种学习品质和思维能力。其次，审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确立论文的论题。论题错了，方向就偏了。
确立标题。
标题是一篇文章的名称。好的标题鲜明生动，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新鲜的感觉。标题与论题不同，标题可以改变，论题却是固定的。总之，标题一要贴切，二要简洁，三要新颖。
推敲论点。
要推敲大小论点，看看这些论点有没有错误，有没有片面性，有没有绝对性以及不妥之处。观点不正确就会影响内容的表达，也会影响论题。怎样推敲论点很重要，所以，多多学习运用对比论证的方法或许很有帮助。
组织材料。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充分占有史料是写不出历史小论文的。没有史实支撑的论点，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次要选择材料，一是要围绕论题选择材料，二是要选择有典型意义的史料，三是要选择真实、准确的材料。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论证观点，表现论题。
大一四史论文重要。加强大学生四史教育，既是现实选择，更是时代要求，意义重大，针对新媒体大背景下开展四史教育面临的新媒体使用监管的不到位，舆论场交流引导的不重视，对大学生四史教育方式方法运用的不科学，新媒体平台运用的不充分等困境，提出思想引领夯实教育根基，理论先行增强教育生机，质量把关引导教育冲劲，实践优化鼓足教育干劲，制度保障增蓄教育后劲等路径。
四史学·《史记》研究史略·台湾 《史记》 研究概况
四十多年来，台湾约发表《史记》研究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40余部，台湾学者对《史记》也是坚持宣传普及与学术研究并重，并做出了一定成绩。
1.宣传普及方面
在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积极倡导和组织下，台湾学者有的把《史记》的内容编成故事，有的致力于今注今译，有的则在大学开设《史记》方面的课程，利用各种形式向公众介绍司马迁和《史记》。在台湾出版的几十种《史记》注译本中，影响较大的是《史记今注》和 《白话史记》。马持盈自称其著《史记今注》的动机是：“辅导读者能够轻松愉快的阅读《史记》，并进而引起其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加强其宣扬中华文化的能力。”故此书采取了注译结合、因文作注和难易有别的写作方法，很受读者欢迎。台湾14所院校60位教授通力合作，译《史记》为《白话史记》出版发行。该书凡例说：“《白话史记》编译的目的在于求《史记》的普及化，适用于一般有基本文史知识的大众。”因此采用直译，既注意生动可读，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原文的语言风格和人物性格，因而在海峡两岸流传甚广。此外，劳干、屈万里的《史记今注》、杨家骆的《史记今释》、郑梁生的《史记的故事》、陈飞龙和黄华表的两部《史记导读》等，也都是宣传普及《史记》的佳作。
2.学术研究方面
在校勘考证方面以王叔岷、施之勉成就最大。王叔岷历时17年撰成的《史记斠证》系以《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对《史记》逐篇考证之作。全书以作者创见为主，引证博赡，考辨精审，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考证专著。施之勉在《大陆杂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130多篇，后以《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为书名结集出版。对泷川之书的疏误考辨匡正最多，因此深受台湾学术界的好评。另外，钱穆的《史记地名考》、海屏的《史记的补续与改窜问题》、曲颖生的《史记八书存亡真伪疏辩》、陈槃的 《史记世家缀录》、李崇远的 《史记篇例考述》等等，也都从某些方面对《史记》作了考订，其中不乏独到见解。
在司马迁及其《史记》的评价方面，徐文珊的《史记评介》和郑梁生的《司马迁的世界》最具代表性。《史记评介》的前半部着重介绍《史记》基本知识和研读《史记》的方法，后半部专题研究了司马迁的史学贡献和文学成就，并指出《史记》的一些缺陷。《司马迁的世界》分前后两篇，前篇叙述司马迁充满悲剧性的一生，并探讨其编纂《史记》的动机。后篇着重论述《史记》的结构和司马迁以人为主的写史方法。作者留学日本多年，故该书吸收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司马迁学术思想的研究，台湾学者选题比较广泛。如徐复观的《论史记》深入挖掘了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及作史目的。赖明德的 《司马迁之学术思想》则对司马迁的经学、史学、诸子之学、文学、历学及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作了深入分析，提出了颇有价值的见解。此外，阮芝生、施人豪、游信利对司马迁史学思想和方法的研究; 周虎林、洪安全、王基伦关于司马迁与儒家关系的探讨;吴福助、刘安立对马班史学的比较研究;柯庆明、叶龙、殷豫川、范文芳对《史记》文学艺术的研究;陈万鼐、刘朝阳对司马迁历学和天文学成就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总之，四十多年来，《史记》研究一直是台湾学术界的热点，而且人才济济，硕果累累。钱穆、徐文珊、王叔岷等老一辈学者固然成就斐然，赖明德、吴福助、施人豪、郑梁生、田博元等一大批中青年也先后崛起。他们思想活跃，方法较新，在《史记》研究中往往能别开生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