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谏逐客书》是一篇非常优秀的奏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政论文。他的这篇文章被称作先秦论文中最精彩的一篇。
李斯这个人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秦朝的大臣，同样也是一名非常杰出的文学家。而他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讲的是秦国从秦穆公之后，然后一直以来都是以客致强的历史。这就从一定程度上都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琴课没有其他正课的辅助的话，那么他未必可能走向强大。之后就像一般的议论文一样，李斯开始列举各种例子来证明。他其中有说各种女乐珠玉，虽然说并不是在秦这个地方产出的，但是他却被喜爱。你是用这个例子想说明的，就是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从这个地方开始文章的立意就开始高深了，并且他始终的围绕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大一统来进行讲述。文章的重点在于论述秦王一统天下，并且经过了各种例子进行正反论证，然后举出了好处和坏处，最终说明了客卿强国的重要性。在文学方面来看，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学习政论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结构清晰，说理明确，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先秦其实是距离我们现在非常遥远的一个时期了。那个时期只有很少的文章被保留了下来，何况当时还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所以从史料来看的话，他的这篇文章能够保留下来，并且还相对完整，就非常的可贵。鲁迅曾经说过：“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鲁迅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大文豪，连他都要称赞李斯的文章，这足以见得李斯的这篇政论文写的有多好了。
总的来说，李斯的这篇政论文，从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上来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般来讲，现代史学界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担任秦朝国尉的魏国大梁人尉缭子提出的“先灭韩魏，腰断山东；南北出兵，北灭燕赵，南灭楚越；南北夹击，再灭东齐，一统天下。”即
公元前230年灭韩
公元前228年灭赵
公元前225年灭魏
公元前223年灭楚
公元前222年灭燕
公元前221年灭齐
尉缭子相传是鬼谷先生的弟子，师从鬼谷先生学习兵家之学。当时处于列国纷争的战国时代，正如一句话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列国之间合纵连横，斡旋捭阖，到了后期，秦国的国力之强，六国之中更是无与伦比，而秦国最害怕的也是六国合纵抗秦。所以尉缭子作为秦始皇手下的第一军事参谋，战略计划制定也十分厉害，而且秦国后来似乎也按照这个战略计划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这本来无可疑问，可是问题恰恰出在看似没有疑问的地方。
本人以为在尉缭子来秦之前，秦国奉行的是另一套战略计划，而且这套战略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便是秦始皇的仲父，鼎鼎大名的文信侯吕不韦。吕不韦所制定的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战略计划是“出兵上党，占据晋北，夺取河间，切断燕赵；然后南北出击，各个击破。”本人的理由如下：
1“（秦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史记 秦本纪》这时秦国的战略目标是晋北，十分清楚。其后发生信陵君合纵五国抗秦事件，秦国被迫迎战，遭到失败。原因大概有两条：（1）信陵君五国联军人多势众，而且信陵君贤能，善于用兵。（2）秦军注意力在晋北，而不在河内地区。 “晋阳反。（秦王政）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史记 秦始皇本纪》这时秦军战略又移至晋北。八年，长安君成峤与蒙骜攻赵之时，仍是取道晋北。据《史记 秦始皇本纪》。
2《战国策 秦策五》记载吕不韦晚年欲夺取燕赵边地河间十二县，并且派遣甘茂之孙神童甘罗斗反燕赵，使秦不费一兵一卒夺取河间，这时秦军的战略意图仍是欲切断燕赵之间的联系。
3赵国是战国后期唯一敢于同秦军正面周旋的国家，而且一直与北燕保持良好的政治姻亲关系（据《战国策》《史记》），因为同出三晋，故而韩魏对赵十分警惕，赵则奉行亲燕远晋的外交策略。吕不韦是一代枭雄，自然清楚秦国统一天下的真正对手不是奉行亲秦外交政策的齐国，也不是不堪一击的楚国，而是燕赵，所以他必会首先切断燕赵的联系。后来的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燕赵是秦灭六国过程中抵抗最为顽强的国家，秦军也打的异常辛苦。
尉缭子大概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吕不韦倒台后，他变更了吕氏的战略，结果遭到两次输给赵国李牧的败绩。后来，尉缭子则吸取了教训，认识到赵国的实力，加速了灭赵的进程，使得赵国超过魏国，成为第二个被秦所灭的国家。
秦最初的领地在今天陕西省西部，在当时属于中国的边缘部分。一直到战国初期秦一直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许正因为它地处偏僻，因此它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代早期它是一个比较不显眼的国家，直到秦穆公时代方参与中原争霸，成为仅次于晋国、楚国、齐国的二等强国。就科学技术，文化等等而言秦在战国初期也比较落后。这个形势一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从此秦国开始不断强大。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46年嬴政登基，前238年掌权，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征服。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请参看秦统一中国之战。
前230年 秦灭韩
前228年 秦攻占赵都邯郸
前225年 秦灭魏
前223年 秦灭楚
前222年 秦灭燕、赵
前221年 秦灭齐，秦王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自前221年起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封建社会，秦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结束诸侯割据局面，完成封建国家的统一事业，是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从经济条件讲，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已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这给统一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其次，经过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在中国境内形成一个相当巩固的华夏民族共同体，且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所以华夏族能够作为一个核心民族，克服周边各族的离心力，促进各族人民逐渐融合。
第三，各国人民都要求统一。农民是统一最热诚的支持者，因为封建割据以及纷争混战，给农民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负担。工商业者也渴望统一，以打破限制工商业发展的各国关卡。地主阶级更要求统一，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以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后，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大吃小，强吞弱，改变了大国之间的局势，逐渐使秦国成为实现统一的中心力量。
秦始皇之所以能十年灭六国，在于他强有力的作战部队和超人的军事谋略。
1.秦军有以下特点：1).纪律森严。军队的等级和法律刑法在当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2).赏罚分明。这一点没有哪个朝代可以达到秦朝的水平。3).更大的编制。一百多万。4).更优的武器生产。不同时代的兵器基本上有同样的尺寸，弓弩是对付骑兵最好的武器之一，而中国历史上最强的弩兵就来自秦朝，与一般的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一般的盔甲他能轻易的射穿.秦军曾用这种弩在快短的时间里就将匈奴人赶到了黄河以北.秦军还有一种重型步兵，装备重型长矛，1974年发现兵马俑以来，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种6.3米长的矛柄遗痕，加上矛头，完整的长矛接近7米，用来平举集团方阵冲锋，排山倒海无坚不摧。5).拥有不出世的天才将领。秦人带给我们一些震撼的名字:白起，蒙恬，蒙括，王翦，王贲......或许从今天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脸上依稀还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
2.军事谋略上，主要有：1).分化瓦解、各个击灭的战争指导思想。嬴政为消灭六国,对敌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手段。重视用间，以重金收买六国权臣，扰乱其计谋,瓦解其斗志，离间其良将。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改蚕食渐进为鲸吞急灭,集中力量，各个击灭，迅速扫灭六国。在战争中，每得一地，必设郡县，以从组织上保证固地凝民，保证了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2).筑墙而守、徙民实边的边防思想。嬴政在击走匈奴后，命蒙恬主持修筑长城,增设亭障连接燕、赵、秦旧长城绵延数千里，另开筑直道，驻守重兵,移民实边以为北方屏障。同时大规模移民以充实边郡，对边地的开发和防卫起了积极的作用。3).全民总体战略。即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把能参与战争的一切人都推到了战争前线。秦国的强大不仅仅是军队本身缔造的，秦国全民的总体战体制使秦军的军粮、武器等军队必需品的供给得到了与其它六国相比更为有效的保证。在一统天下之后，秦国并没有停息下来，而是继续保持其战争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总体战战略部署，继续扩充军队，中央政府掌握的军队一度达到160万人之众，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负责皇室安全的禁卫军，以及由各地材官统率的各郡国兵。
经济方面：
1.秦始皇于公元前216年发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确认土地私有制度。
2.秦始皇改革并统一了原来混乱的度量衡，以商鞅所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
3.废除六国通用的货币，统一使用的货币，以秦“半两”钱为流通货币。
4.以秦国通行的文字大篆为基础，命李斯简化之而制定小篆，颁行全国，统一文字。
5.在开创统一的邮驿制度方面，秦朝也有不世之功。秦朝把“遽”、“驲”、“置”等不同名目一概统一称呼为“邮”。从此，“邮”便成为通信系统的专有名词。在秦朝，“邮”负责长途公文书信的传递任务，近距离的另用“步传”，即派人步行送递。在邮传方式上，秦时大都采用接力传送文书的办法，沿政府规定固定的路线，由负责邮递的人员一站一站接力传达下去。
6.促进制造工艺。秦代的青铜冶铸工艺是对商周青铜铸造艺术的继承，但有了长足的发展。其冶铸技术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个集大成期。无论在青铜冶铸技术上，还是在焊接、金属冷加工和装配技术上都已达到令人无比惊叹的程度，表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思想方面：
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进行一次清洗。为了钳制人民的思想，接受李斯的建议,除了《秦史》、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外，下令将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此即“焚书”。由于百姓与士人不满，而言论遍布各地。有两个方士（以求神仙、炼仙丹为业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过失。秦始皇得知，派人去抓捕他们，他们已经逃跑了。秦始皇大为恼火，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很多人来。秦始皇下令，逮捕460多人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坑杀，也就是活埋。由于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所以被后人称为“坑儒”。其余犯禁的儒生被流放边境。
政权方面：
1.秦始皇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这才导致了天下大乱。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2.秦始皇对中央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也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一般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三公的下面是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3.在地方，加强君主集权的重要措施是实行了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代替了原来的分封制。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任命官吏进行治理，罢免权也操纵在皇帝手里。这样就能使天下长期稳定，政权永远掌握在中央皇帝的手里。秦始皇在全国设立了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是郡守，县 的长官有两个名称，一是县令（万户以上），一是县长（万户以下）。县以下依次是乡、亭、里、什、伍，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体制，基层百姓五家为一个单位，由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而是加重处罚。这使得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极高。对于官吏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但也给了很高的地位，不但是政治地位，法律的学习也向官吏请教，即"以吏为师"。
4.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集权统治。第一，修造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的长城西起陇西的林洮（现在的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现在大同江一带），东西长达万里。第二，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十二个巨大的铜人，每个有24万斤，防止天下人作乱。第三，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做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宽达五十步，两旁每三丈远就种一棵青松树。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第四，为了根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后裔贵族们连同富豪一块迁到了咸阳，这样便于监视，同时也繁荣了都城的经济。第五，开拓南越，使中国的版图包括了今天两广，以至扩张到今天越南北部一带。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所作所为，如并天下、称皇帝、废封建、置郡县、销兵器、迁富豪、夷险阻、征百越、逐匈奴、通沟渠、车同轨、书同文、一法度等等措施，对于全国之大一统，对于中国政制之创建、中国版图之确立、中国民族之从传承，是有重大之影响的，这方面他可称为“千古一帝”。可是，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不仅使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只历十五年即告覆亡，而且也开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极权统治，使中国老百姓长期过着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对于秦始皇作为“暴君”的这一面，则不应随便为之辩解。总之，秦始皇一方面是首创统一局面的“千古一帝”，一方面是专制独裁的“暴君”，正好印证人性是立体的事实。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偏于一面，应多角度探讨，才能还历史人物真面目。思想上焚书坑儒，政治上设立郡县制加强统治，各级直接向皇帝负责，加强中央集权。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其非凡的功绩在中国帝王中也只有数人能与之相比。虽然他在晚年大兴土木，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他对中国历史所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评论的：“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鐻，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但秦仅二世而亡，其中的历史教训足以警世后人，引以为鉴。
因为两位皇帝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大
关于三国的人物形象分析，的确研究的已经比较普遍，但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来写，比如，三国的人物形象和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写法上的比较。关于这一点，金圣叹已经说过，是因文运事和以文生事的区别，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点详加论证。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题目。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推荐一些关于古代小说 论文 的参考题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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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论文的原初存在形态是泛化的，这不仅表现在观念的多维性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的物态化与文字工具性矛盾所导致的理论阐释的融合性方面。“也就是说，最初的对书法的论述就未必一定是一个纯粹的课题。或者说，对文字的论述同样为最初的书法理论所包容，书法理论中对造字神话的赞美和对文字书写中政治意义的颂扬都反映了文字与书法的不能分割，混沌模糊包罗万象是最初理论的一大特征，如果硬要从中分缕出这是文字的研究或这是书法的研究，不但不符合理论的原初状态，而且对书法起源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多大益处。”
正是在这个认识前提下，我们摒弃了一般书法理论史截源取流的述史模式，而是将书法理论史的滥觞推溯到上古——西周时期，以便获得一个全历史的立场和观念。如上所述，在上古的书法理论进程中，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始终处于一种高度融合的状态。因此，从书法理论史的立场观照，早期文字理论实际上即是① 陈振濂主编《书法学》。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文字与书法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审美系统，但两者的生存状态却是密切相关的——文字构成书法的物质载体；书法是文字的艺术表现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正是文字与书法这种互补的合二为一的存在关系，决定了早期书法理论与文字理论的高度融合。
中国书法理论的滥觞可推溯至西周时期，这个时期出现的六书理论构成书法理论的滥觞形态。在西周时期，六书作为“六艺”中的一艺，成为贵族教育的必修学科。“六书”一说最初见之于《周礼》，但只有六书之名，没有具体的内容，后经汉代学者阐释才得以厘清。“在过去，我们对六书理论常常偏于从古文字学立场去加以探讨，而很少从书法美学、艺术学立场观照它的价值，因此书法家们大都视它为一种专门之学，甚至有误认为只有专攻篆书者有必要深究它，而习行草书者与它基本无关碍，但事实上，六书理论可以说是最早奠定了中国书法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立场的所在的奠基学说。
作为中国书法的奠基学说，六书理论从空间结构、审美观念两个方面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点。“六书”理论的“象形”、“指事”、“会意”构成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元素，而“转注”、“假借”、“形声”虽然在结构形态方面并不完全是“观物取象”的立场，但表现在结构形态方面也还是视为立足的根基。
“六书”理论对空间结构的关注和阐释是与汉字——书法的物态化相一致的，中国文字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艺术正是它的形式自律所造成的。但书法的形态结构，又并不是纯粹形式化的，它是一种象与意的有机结合，“六书”理论对文字——书法的批评立场正显示出这样一种辨证观念。首先，书法是“象形”，即“观物取象”的结果，但书法的“象形”并不是对自然万象的机械模拟，而是一种主体介大的抽象化提取——立象见意。这在文字早期发展中就已显露出端倪。从距今约48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的文字符号都是极其抽象化的，表现为纯粹的结构组合，而同一时期的仰韶半坡陶器纹饰、彩绘则显示出写实的典型的绘画意识。这说明文字与绘画在取象方面从一开始就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文字注重对自然的主体意义的抽象化提取；而绘画则注重模拟、再现自然。正是文字的这种抽象化性质，奠定了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但不可否认，文字在早期抽象化发展进程中，曾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过于的抽象化，使文字的空间造型语汇趋向贫乏、单一，在这种情形下文字为摆脱困境而不得不向绘画靠拢。由绘画渠道构成的文字形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是从图画直接引进、构成地道的象形文字；(二)是从上古的图腾、族徽造型受到启发而形成的象形文字；(三)是从祭祀庙膜而来的一些象形文字。”
文字向绘画寻求创造契机的结果不仅使文字摆脱了自身的危机，也使得文字的空间构成趋向繁富，这对书法的未来发展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就文字自身的历史发展而言，文字与绘画的这种结合、取舍毕竟是短暂的。文字在借助绘画摆脱了早期困境并建立起初步的象形体系之后很快便与绘画分道扬镳，又回归到原初的抽象立场。这个时期，文字主要从抽象意蕴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六书”中的“象意”、“象事”即是从理论批评立场对文字——书法早期发展中所呈现出的这一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
“六书”理论作为上古书法理论的滥觞，它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书法理论的基础，同时它也是对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商周甲骨金文书法发展的系统理论总结。与汉代崛起的书法本体论相比较，“六书”理论尚处于文字——书法结构理论阶段，还未上升到书法本体论的高度，这是为书法早期发展内容所规定的。
先秦时期书法本体演变趋于激化，这主要表现在书法结构的嬗变方面，从仰韶半坡彩陶刻画到殷商甲骨金文、战国隶变，书体的进化演变构成这个时期书史的主体内容。由于书体处于一种不稳定的亟变状态，因此，表现在批评观念方面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审美话语便无从构建，理论观念与书体衍变的现时性处于一种共生状态。
在书法理论的早期发展进程中，继“六书”理论之后，秦统一后“书同文”的举措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书同文”的文化举措结束了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纷乱局面，使文字统一于规范化的小篆：
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毒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有改所谓小篆者也。
“书同文”虽然并不具有直接的理论意义但作为一种文化举措它却对书法理评史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书同文”使文字形态从此获得了一次极正规化的技术整理，诚如文字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文字发展只有到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才算定型。那么以书法与文字密切相关的立场来看，文字的定型至少也部分地标志着书法艺术结构的定型。其次，“书同文”对文字造型，象的取舍，形式构成的归纳，整理与分门别类，使书法理论家们从中看到了空间观念的正规化与法则化。这种正规化与法则化是凭藉着文字发展几千年以来的丰富积累而得以完成的。在一些较纯粹的被浓缩的造型结论背后包孕着历来无数人在无数可能环境下所作出的无数努力一—对造型、立象的种种潜在审美思考。而这种种思考，正是书法批评史在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书同文”在“立象”确立文字格式方面的法则化努力看作是书法艺术结构观念的统一化、正规化和法则化。“书同文”不仅上承“六书”理论对书法的“象”、“意”做了更为抽象的提取，而且直接为书法理论由上古向今古过渡奠定了书法物质基础。
中国古代令人惊艳的政论文有：
1、李斯的《谏逐客书》
在两千多年前，李斯就意识到引进外来人才的重要性（当然李斯本人也是秦国的客卿，如果他不这样做，就得卷铺盖走人）。
后来的历史无不证明其思想的正确：唐宋时万国来朝，中华不拒，所以其鼎盛；明清时闭关锁国，所以近代中国受辱；西方，尤其是美国开放包容，吸收全球移民精英，所以美国是世界老大；现在西方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这是西方衰落的标志。
《谏逐客书》原文：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2、柳宗元的《封建论》
该文详尽分析了唐代以前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认为封建制度百害而无一利，并阐述郡县制之优越。
柳宗元被贬柳州（今广西柳州市）之时，引史为证，作《封建论》，结构严谨，文笔犀利而流畅。《封建论》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
苏轼评论《封建论》一文称：“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
清朝人批判《封建论》最烈，李富孙说：“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更深”。陆世仪：“古之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
“自秦以吏为师，始有所为吏治，汉复以萧何继之，于是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