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唐，我们会想到雄才大略、以人为镜的明君圣主；犯言直谏、心怀天下的治世文臣；开疆拓土、横跨西域的盖世武将。更不用说大唐还有一代女主武则天，红妆当国；有军神李靖北破胡虏，西定青海；有玄奘法师一心向佛，千里朝圣；有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民族和睦。
然而，唐王朝终究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命运。晚年的大唐帝国，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一步步走向衰退，这一切的转折点，正是“安史之乱”。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碧妍从事唐代政治史、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改编成《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这本书从军事和地理的角度入手，借助对传世文献和地理资料的分析，重新解读安史之乱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令人耳目一新。
盛唐时期，兵强马壮，将星如云。为抵御边陲少数民族的进犯，唐玄宗任命了九位 节度 使、一位经略使守卫边境，史称 天宝 十节度，这些节度使统掌的军镇有保卫大唐的职责，也被成为藩镇。深受唐玄宗宠信的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统掌范围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山东、山西三个省，权势滔天。公元755年，安禄山和部将史思明发动属下军士，发兵15万，举起反唐大旗，拉开了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的序幕。
此时唐王朝面临四重危机：安史之乱本身、吐蕃的趁火打劫、地方军队的壮大骄纵、唐玄宗和唐肃宗的政治斗争。本书别出心裁地从军事和地理的角度入手，选取了安史之乱中最重要的河南、关中、河北、江淮四大区域，细致的梳理了安史之乱后这个庞大帝国的政治走向。
一、安史之乱初期的主战场河南地区。
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王朝已经太平了数十年，战鼓声声惊破了大唐飞歌，叛军所到之处，守将多望风而降，唐玄宗被迫南逃。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发兵攻打河南。
局势逼迫唐玄宗南下四川，太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却北上灵武称帝，导致当时的大唐有两个天子，父子两个派系间明争暗斗甚是激烈。一年后唐肃宗收复长安，在政治斗争中胜出，局势才稳定下来。
这个过程中，两位天子先后任命了七位河南节度使，前期四人来自唐玄宗派，后期三人来自唐肃宗派。安史大军攻打河南时，虽然大敌当前，历任河南节度使却忙着在两位皇帝之间站队，导致抗敌大任落到了官位偏微、又敢于舍生取义的地方将领张巡、许远身上。
睢阳城是河南的门户，一旦失守，叛军就能大举南下。在保卫睢阳的过程中，张巡、许远等地方将领带领几千守城军，对抗十几万叛军达十个月之久。城中弹尽粮绝，将士杀战马充饥，战马杀光了，就吃麻雀和老鼠。最终叛军攻进城中，睢阳失守，张巡等人被叛军杀害。三天后，当时的河南 节度使 张镐 才率军赶到，重新夺回睢阳。
二、关中地区防御吐蕃的京西北八镇。
关中地区是唐王朝的中心，位于陕西中部的渭河谷地。为了防备虎视眈眈的邻居吐蕃，唐王朝在这一带布置了较强的军力。叛乱爆发后, 朝廷被迫抽调边防驻军参加平叛，这为吐蕃东侵大开方便之门。吐蕃先后侵占河西、陇右地区，又发兵长安。公元763年十二月, 吐蕃攻陷并占领了长安。
危急时刻，一代名将郭子仪临危受命，由于早已交出兵权，他自掏腰包招兵买马。先是派自己的孙子带兵不断侵扰吐蕃军队，又派人潜入长安，散布郭子仪亲率大军前来的消息。在其军事谋略的震慑下, 吐蕃军队惶恐不安，不战而走，全部撤出长安, 但此时大唐数代君臣苦心构筑的京西北边防体系已经彻底崩溃。
在和吐蕃的交锋中，唐朝政府一边应战，一边沿着重要的河流和交通要道设立了八个藩镇，它们互为犄角，成为异族和长安之间的屏障。最初用来重构京西北藩镇的，是在安史之乱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朔方军、西部的四镇北庭军和来自安史地盘的幽州军。
异族威胁逐渐减弱后，唐朝政府忌惮武将功高震主，一边打压关中藩镇旧的军事势力，一边培养了嫡系力量神策军。安史之乱后期，神策军开始屯驻于京西北，后逐渐遍布关中。
三、安史之乱的发源地河北
唐朝的河北，相当于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三个省，安禄山是在河北发迹的，这里给他提供了充足的粮饷和兵员。
然而，安禄山对河北的控制并不全面，也并不稳固。
北方的幽州一带驻军以骑兵为主，这支部队常年应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侵扰，能征善战，安禄山对其控制非常牢固，这里的将领和军队成为他发动叛乱的中坚力量。
南部的滨海七郡属于内陆平原，守军多以民兵为主，安禄山对其并不重视。在叛乱初期，南部地区在中央朝廷和叛军之间多次转变立场，后来还在颜真卿等人的领导下成了地方勤王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不断地给安禄山制造麻烦。
颜真卿是唐代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安史之乱爆发时，他担任平原郡太守。河北有二十四个郡，除平原郡外都被叛军占领。正当安史叛军准备进攻长安时，颜真卿成功说服河北十七个郡归顺朝廷，在安禄山后院狠狠地放了一把火。
四、富庶的江淮地区。
北方的战争如火如荼时，南方也发生了一场动乱，史称“永王之乱”。
永王李璘是唐玄宗的第十六子，少年丧母，由其兄长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抚养长大。唐玄宗逃亡四川途中，步步为营，一方面让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战略要地的军政长官，一方面发布诏令，让三个儿子组织军政力量，与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共同平定叛乱。
这一明显用来牵制太子的诏令，引起了李亨和一些大臣的强烈不满。被点名三个儿子中，只有永王应诏，唐玄宗马上册命他为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他先出镇江陵，后顺长江东下，巡游江淮地区。
随着一路东行，唐玄宗、唐肃宗和永王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公元756年十二月，朝廷以永王李璘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擅自率水师东巡为由，定其谋反，后下诏将永王“贬为庶人”。
在永王东行期间，诗人李白加入了永王阵营，作诗“南风一扫胡尘静，西望长安到日边，”以抒发渴望收复长安的志向。后永王被贬，李白也被流放。
这本书虽然是一部史论，读起来却有推理小说的感觉，在作者对历史的梳理中，能感觉到隐藏在文字下的波涛汹涌。遭遇了安史之乱的唐朝看似政局不稳，藩镇割据，但表面的分裂遮掩不了它的政治光芒和时代价值。唐王朝的积极应对，不仅让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更深远的影响到了中国后续的历史进程。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视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影响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我可以搞定这个的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不要像唐玄宗那样不好好管理国家，但要像他那样为了大家的利益敢于舍弃所爱的人，这种精神也是很可怕的。这才是枭雄本色。我们还要学习高力士和陈玄礼忠心耿耿的扶持唐玄宗的品质，不管有多危险，都要对主人忠心耿耿，这是奴才本色。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唐朝并没有因此走向灭亡，这是因为，唐朝在前期的统治中，已经奠定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虽然说安史之乱给唐朝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单凭一个小小的安禄山，是无法和偌大的唐朝政权对抗的，所以安禄山虽然给唐朝政权一个沉重的打击，唐朝兵没有因为一个安史之乱而直接灭亡。
到唐玄宗的统治时期，唐朝已经到了繁盛的地步，虽然唐玄宗统治晚期比较沉迷酒色，但是基业强大。唐朝的疆域很是辽阔，唐玄宗为了抵御外来的入侵，已经设置了十个兵镇，包括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这种布局，就给唐朝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安禄山虽然是三镇节度使，但是权利也只是三分之一。
安禄山虽然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但是唐玄宗为了防止安禄山造反，在朝堂已经安插了杨国忠。虽然杨国忠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毕竟和安禄山可以抗衡，这两个人又是死对头，这样就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安禄山带领三个兵镇，杨国忠坐拥唐朝政权，两权抗衡，谁都不会轻易出手，唐玄宗会坐收渔翁之利。
安禄山虽然起兵造反，但是大唐政权已经深入人心。李光弼，郭子仪等都是对唐政权忠心耿耿的大臣。安禄山起兵以后，这一部分文臣誓死守卫大唐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唐军的反击争取了很多时间，最终安史之乱虽然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唐朝并不至于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