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壁画的丧葬文化探讨的论文
西汉早中期的壁画墓
中国墓葬装饰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由于商周时期的墓葬结构还未形成一种“建筑”，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装饰仅仅是简单的装饰。墓室壁画作为墓葬建筑装饰形式的一种，大约肇始于战国末年，经过长期发展，在西汉中期以后才逐渐流行。西汉早中期是我国壁画墓葬酝酿、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受考古发掘材料的限制，目前仅发现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和广州南越王石室墓两座。
芒砀山的汉墓设计独具特色，面积庞大且“斩山为廊、穿石为藏”。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社会中，规模巨大的工程让我们无法想象是如何完成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地下皇宫形成的时期比明十三陵要早1300年，而且建筑的面积规模远远胜出四倍。伟大的诗人李白曾有诗篇进行高度赞扬：“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山，掩泪悲千古”。如果从梁孝王算起的话，足有八代九王及王后葬于此，这些罕见的地下墓葬皇宫被当今的中外学者们誉为“天下石室第一陵”。在壁画墓的发掘中具有重大的发现，就是墓室彩色巨幅壁画《四神图》，它的发现成为我国唯一一幅西汉早期的墓室壁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经学者研究表明，该壁画的形成年代比敦煌壁画还要早630多年。《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出土于芒砀山柿园壁画墓[1]。芒砀山柿园壁画墓俗称柿园汉墓，位于永城市芒砀山的保安山东南部的余坡，全长达95.7米。全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巷道以及各个侧室组成，墓室内建有排水系统。墓道长60米、宽5.5米，分东、西两段；西段长30米，位于山体之上，地面全部用褐色纯净土夯筑；东段为凿山而建，南北两壁上下垂直；在墓道的尽头、甬道门前，有一东西长10.5米、南北宽4.56米、深1.3米的长方形石坑。东段墓道内用长方形石块封填。甬道东西全长23.6米、南北宽2.4米、高2.06米。甬道口设有门道。门道进深1.84米、南北宽2.85米、高2.32米；甬道呈斜坡状，西高东低，顶与底平行倾斜，南北两壁垂直；甬道尽头有设一长5.1米、高2.1米的平底墓室门道，门道内墓室门的结构与墓门相同。
《四神图》彩色大型壁画位于主室顶部，从西端向东宽3.27米，南北长5.14米，面积16.8平方米。“壁画主要内容包括：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云气纹等。在黑、白、绿、红四色构成的画面上，奇禽异兽、瑞鸟祥云，各有不同的寓意和象征。其中青龙处在中间的显要位置，占整个壁画面积的一半以上，龙头顶长角，长须飘飘，张口吐舌，舌尖卷一怪兽。龙翼丰满，两前足一踏云气一足踏翼，两后足一接朱雀尾一足生花朵，尾端伸出一株长茎花，满身鳞纹”[2]。朱雀绘制于龙身中段的东侧，口衔龙角，胫生花苞，背部装饰圆点纹样，足踏在边框上。白虎绘于龙身的西侧，足踏云气，仰首张口，欲吞一灵芝草。怪兽位于画面的南端，头作鸭嘴形，长颈，满身鱼鳞纹，背长巨刺，尾巴似鱼。画面所要表达的涵义是快乐、祥和、生机盎然，或许代表着墓室主人对死后幸福的美好向往与祈求，同时也映出了当时社会的繁荣、昌盛、和谐以及国富民强的盛世面貌。
西汉晚期的壁画墓
西汉晚期，壁画开始在中等规模的砖室墓中逐渐出现并流行。目前发现的西汉晚期壁画墓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两地，主要有洛阳卜千秋壁画墓、洛阳烧沟61号壁画墓、洛阳浅井头壁画墓、西安交大壁画墓、西安理工大学壁画墓等，其中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壁画最为典型。此壁画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小学的校园内，在西汉时期它属于上林苑的东部方位，墓葬坐北朝南，平面呈‘古’字形，由斜坡墓道、东西两耳室和主室几部分组成。
2011年，笔者就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3]。墓道全长12.5米，上口的宽度为1.1米，底部的宽度为1米。耳室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东西的两侧，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深4.55米、东西宽1.83米、高2.25米。墓门位于南壁的中间，宽1.065米、残高0.65米，原装配有木质门，门框前设有竖砖的保护。壁画直接绘制于主室内部的四壁和顶部，底色的处理分为两层，最下面的一层为白色，上面的一层是赭石色。保存下来的面积大约24平方米。在墓室的中部有一周红色菱形装饰带，把壁画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部分的幕顶为天象图壁画，下部的四周绘制流云和动物图像。上部的壁画主要包括券顶和后壁的上部两部分。券顶部分以天象图和仙鹤、彩云为主，天象图绘以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与星辰相配，内外各有两个大的同心圆圈。在星辰圈的中间南北一线，南边有一直经30厘米的朱红色太阳，中间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北边同样有一圈黑色的轮廓线，中间绘制玉兔和蟾蜍。太阳和月亮的周围有彩绘‘S’形的四方连续图案（云彩图案），云彩之间配有白色、黑色的仙鹤。在星辰圈之外也布满了云彩和仙鹤。后壁的上部画面呈半圆形，正中间绘有动物，头似鹿角，身体的部位由于时间流逝已经残缺不全。其东西两侧有两只相对上飞的仙鹤，下部有一只卧倒的鹿。下部壁画包括墓室的四壁，均绘制有‘S’形的流云纹，云纹之间绘有各种动物和飞禽，各具情态，栩栩如生。
西安曲江池壁画墓，位于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西曲村西南约1公里处，是1985年发现的一座壁画墓。墓葬坐西面南，平面呈“甲”子形，由墓道、甬道、耳室、墓室组成，全长28.9米、深11.55米。壁画绘于墓圹第一层台阶以上及墓道第一层台阶以上，用料为白色粉状物，其内容多是食草类动物，其大小与实物相同。壁画轮廓清晰，线条洗练，风格粗狂豪放，造型生动，内容别具一格，在汉代墓葬壁画中也极为罕见。
汉代墓室壁画与汉代丧葬文化
中国的丧葬文化与许多传统礼仪一样，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逐渐形成的，而各个时期的丧葬文化又因其背后的经济、政治、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对于古人来说，丧葬并不是单纯地安葬死者，而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阶级秩序。汉代的墓室壁画在形式上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先秦两汉的思想和信仰的影响，结合当时观念、思想、习俗等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画像图式。先秦时期的思想观念、信仰内容广泛，直接影响到汉代人对天、对生死、对鬼神的看法，也是形成墓室壁画具体内容与结构的基本背景。
《易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4]。可见汉代以前，中国人已经以“天”为尊。《礼记郊特性》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5]。汉代人对天的崇拜与注重，从两汉墓葬出现的数幅天象图壁画可以得到充分反映。汉墓中出现的大量羽翼仙人以及羽翼神兽的绘像、雕塑等，与汉代流行的.升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还有汉墓中的“天门”形象。屈原《楚辞九歌大司命》中提到：“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所谓天门即天上之门，要登上天之门都要通过这道门。湖南马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出土的两幅“T”形绯衣帛画就是典型的代表，分为天上、人间和地下三个部分。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一号东汉壁画墓后室后壁中间绘有一个很特别的“T”形图案，图案由黄、红两种颜色组成，门框用红线勾勒，然后用深赭黄色涂抹在门面上，被称之为“天门”图案。
在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与董仲舒“天人感应”、“神权神授”论的影响下，汉代人也普遍相信上天会借助文字或图像向世人预示祸福吉凶，也会向仁君显示祥瑞的图像，这是祥瑞图在汉代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汉代人视墓室为死后安乐之处，或称之为现世家居的翻版，甚至墓室内的布局结构、家居用品、室内装饰等都要一应俱全。因此，墓室内出现了令后世瞩目的墓室壁画以及不同题材的画像装饰。从复杂结构中可以看出，汉墓一方面象征宇宙，上置天界星辰与神像、下置人间各种生活景况；另一方面又是人死后的居处，被刻意装修成阳宅家居的模样，有的分前堂后室，有的绘画或雕刻以象征天井。对汉代人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这是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汉代人对天上世界有很多美丽的联想，认为这个缤纷的天界是人死后灵魂理想的归宿。汉代人对死后的阴间世界则显得很抗拒，有关的文字和图画都不多，墓室内也罕见相关画像的描绘，这个地下世界的画面相对模糊。汉代人对天界、对天界内的天象神灵敬畏有加，但对阴间地府的恶鬼则避而远之。
墓室壁画在汉代墓葬中的作用或地位与画像石或画像砖相近，概括地讲包括三方面：图像式的墓葬记铭；记载或叙述具体场景与情节；记录或折射具有时代意义的观念。“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墓室壁画是一种舍文字而取图像形式的记铭，提供了比文字更为具体的形象画面。尤其是在记叙墓主的生平事迹方面，以及表彰其成就和品德的作用上，比文字形式的墓葬记铭更具体和更有感染力。但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还不能称作“墓志”。从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它们与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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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墓壁画的发现，始于东北地区。从20世纪初到1945年，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东渐，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先后发掘了辽宁省辽阳北园、迎水寺、玉皇庙、南林子及大连营城子等地的汉魏时代的壁画墓。20年代末，河南省洛阳市旧城西八里台的一座西汉晚期空心砖壁画墓也因被盗掘而发现，部分空心砖现藏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2年和1955年，在河北省望都县先后发掘了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到1966年止，通过对洛阳市烧沟西汉晚期无名氏壁画墓（见）、山西省平陆枣园村墓、江苏省徐州黄山陇、山东省梁山后银山、河南省密县打虎亭东汉晚期的两座大型壁画墓(见)、内蒙古托克托及辽阳棒台子和三道壕等多座壁画墓的发掘，初步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情况及其区域特点。70年代，又先后发掘了河北省安平逯家庄、定县八里店、陕西省千阳、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晚期大型砖室壁画墓（见）和洛阳西汉晚期卜千秋壁画墓(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到汉墓壁画的分布、产生年代和壁画题材内容。1986年8月,又发掘了辽阳北园3号墓。1987年4月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发现的西汉墓壁画是迄今最早、最完整的天象图壁画。至此已发掘的汉壁画墓共计30多座。
[编辑本段]分期与分区
汉墓壁画可分前、后期。前期为西汉早期到东汉早期，仅有八里台、 烧沟无名氏、卜千秋、枣园、千阳、西安、内蒙古鄂托克、商丘等地8座;后期为东汉中、晚期，包括此外所有汉墓壁画。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豪强大族厚葬习俗的发展，在当时经济文化中心或军事要塞便出现了壁画墓。后期壁画墓数量增加,分布范围扩大。它们的分布可划分为6个区域：①豫、陕、晋区,主要是前期的8座壁画墓。②豫、苏、皖、晋区，主要有打虎亭、黄山陇、后银山及安徽亳州董园村等地的壁画墓。③冀中南区，主要有望都所药村、安平逯家庄、 定县八里庄等地的壁画墓。以上3个区域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是当时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④长城沿线区，主要有内蒙和林格尔、托克托、霍洛柴登以陕北榆林等地的壁画墓。这一区域是东汉政府北方的边防重地。⑤辽南区，集中分布在辽宁省辽阳市北郊太子河两岸地带，主要有北园、棒台子、三道壕车骑墓等壁画墓，此外还包括大连市营城子壁画墓。辽阳是当时辽阳郡首府，汉魏之际是公孙氏割据政权统治的中心,也是未经汉末战乱,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地区。⑥河西区，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有一些简单的壁画墓。
[编辑本段]第一区域类型特点
第 1区域洛阳的无名氏墓和卜千秋墓都是带双丁字形耳室的仿券顶空心砖墓，千阳墓则为拱形顶的土洞墓，枣园村墓为小砖券墓。墓室规模都较小，长仅4～6米多一点。壁画内容都以天象和神话故事为主，也有少量历史故事和庄园、农耕题材。以王莽新朝（公元9～23）前后的枣园村墓为例,墓长4.65米,由1个主室和1个耳室组成。主室内绘满壁画,券顶上绘有云气和四神图，四壁绘有车马、房屋和人物。其中绘在南壁和西壁的牛耕和耧播图，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场面,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中国最早表现农业生产活动的绘画作品。这一期壁画,构图简单,风格质朴，有的甚至还保留着西汉早期帛画的某些特征。西安交通大学内的西汉墓天象图壁画,表现大型二十八宿图像,构图浑然一体，色彩明艳焕丽。墓中主室壁画上部代表天空，下部象征山川大地。上部壁画以仙鹤、祥云和日月星辰图案为主，绘有二十八宿星辰及苍龙、白虎、朱雀、玄武4种图像。彩云间绘有一组组仙鹤,翔状各异；祥云线条流畅，运笔自如。二十八宿加绘形象生动的人物、动物来说明各宿的名称，使人一目了然。壁画还使人看到中国最早的晕染法绘画技巧。
[编辑本段]第二到四区域类型特点
第2～4区域各具特点。豫、苏、皖、晋区的壁画墓，像本区域流行的墓一样，大多采用纯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而且壁画和画像石往往混用。墓型有两种：①较简单的如东汉中期的后银山墓，是砖石结构前后室墓，长4.55米，宽3.17米，壁画绘于前室，内容主要有淳于卿出行、曲成侯驿故事和天象等；②东汉晚期的墓室结构复杂，规模巨大，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15米左右。其中黄山陇墓和董园村2号墓为纯石结构,打虎亭汉墓为砖石混合结构。除黄山陇墓外,其余3墓墓门都有精美的石刻画像。墓主车骑出行和乐舞百戏是本区壁画的主要内容。冀中至冀南区全是规模宏伟的多室砖墓,多横券顶,一般有前、中、后三重主室，长达20米左右。其中望都2号墓具五重主室,全长达32米。安平逯家庄墓，墓室由前、中、后室以及耳室、侧室共10个室组成，全长19米。在前室南耳室、中室、中室南耳室绘有车马出行、鸟瞰建筑群、属吏、乐舞等巨幅壁画。根据出行图的导从制度和墨书题记纪年，墓主当为死于灵帝熹平五年 (176)的安平王。人物众多的属吏图是本区最富有特色的壁画内容。长城沿线区的墓形与冀中、冀南区相近，但多穹窿顶。其中，托克托县闵氏墓由前、中、后三重主室和5个耳室组成,全长13米多。壁画主要绘于中室及东、西耳室,内容残存有侍女、车马、庖厨等,画像旁的墨书榜题，证明墓主为闵姓豪强。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是本区最大，同时也是迄今所见内容最丰富的汉墓壁画。榆林一带的汉墓壁画，多以朱、黑等色直接绘于砖墓上,内容主要有车马、人物、建筑等,其年代可能早至东汉中期。辽阳区的壁画墓除营城子为砖结构外，其他全为石结构。大型墓平面呈方形，由前室、后室、回廊、两个耳室和数目不等的小室组成，长、宽一般均在7米左右。小型墓由前室、后室和1或2个耳室组成,后室多分为2个或3个棺室,一般长5米左右。壁画直接绘于石面，内容以车骑出行、百戏和宴饮等为主。
[编辑本段]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
与前期相比，东汉中、晚期壁画墓的特点是：①墓室规模宏大，结构复杂；②壁画面积增加，一般在50平方米以上,有的近200平方米，而且有许多情节复杂、幅面宽阔的连壁巨作；③内容丰富，除表现墓主经历、身份、权力、威仪和财富的车骑出行外，乐舞百戏、属吏、坞壁、农耕等成为主要题材，而且出现了祥瑞图；④绘画技法多样，壁画艺术水平较高；⑤墨书榜题较多，使壁画内容一望可知。
[编辑本段]题材内容
大致可归纳为7类:①表现墓主庄园中生产活动场面的农耕、桑园、放牧、射猎等； ②表现墓主仕宦经历和身份的车骑出行、任职治所、属吏、幕府以及坞壁等； ③表现墓主享乐生活的燕居、庖厨、 宴饮、乐舞百戏等； ④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强调人身依附关系的经史故事，如孔子、老子、周公一类的古代圣贤，荆轲、伍子胥一类的忠臣义士，丁兰、秋胡妻一类的孝子列女等； ⑤神话故事类，主要有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神兽； ⑥在天人感应论影响下产生的祥瑞图，如麒麟、芝草、神鼎等； ⑦天象类，如日、月、星宿、云气和象征四方星座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各类内容在墓中的分布，一般是①、②、③、④类内容绘于前、中、后室或耳室，⑤、⑥、⑦类内容绘于墓室顶部和墓门部位。
[编辑本段]技法
以毛笔为主要绘画工具，使用朱、 绿、黄、橙、紫等色调的矿物质颜料,因而壁画色彩历久不变,发现时一般都很鲜艳。造型手法上继承春秋晚期以来的写实而夸张的传统，在绘制技巧上则发展了战国至西汉早期宫廷壁画和帛画上所见的墨线勾勒轮廓再平涂施色的手法。前期技法还比较单一，到东汉晚期，出现了大笔涂刷的写意法、没骨法、白描法,有的画面如望都1号墓的属吏人物还使用了渲染法。在构图上，它已摆脱了春秋晚期以来呆板的图案式横向排列的形式，注意讲求比例和透视关系。这些成就，为中国绘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编辑本段]思想渊源
汉墓壁画之所以盛行，主要是统治者提倡孝道和厚葬，产生“事死如事生”的思想。特别是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孝廉的制度，是人们踏上宦途的必经之路。因此，所谓“崇饰丧祀以言孝，盛饷宾客以求名”的风气四处弥漫，厚葬之风越演越烈。很多人竭家所有，为父母或自己修建坟墓，在模拟生人居住的地下墓室壁面上，大量绘制表现生前权势、威仪和财富的生活及历史神异形象，以期获得“孝”的声誉，有利于仕宦之途，这就是汉墓壁画盛行的社会根源所在。
（1）〈吉林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文物》1994年第1期。（2）〈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北方文物》2000年第4期。（3）〈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墓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93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报告书（3）。（4）〈高句丽，渤海, 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高丽亚学研究》1995年。（5）〈延边博物馆藏遗物和保存管理〉，《韩国保存科学研究》14集，1984年。（6）〈延边地区先史时代四种文化类型〉，《韩国上古史学报》15集，1994年。（7）〈东清渤海墓葬发掘报告>，《渤海史研究（3）》，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年。（8）〈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及其保护〉，《中国境内高句丽遗迹研究》，1985年。（9）〈渤海初期通往日本的陆路研讨〉，《渤海史研究（5）》，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稻作农耕的起源与传播〉，《北方文物》1992年第3期。（11）〈韩国考古学研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延边大学朝鲜学学术讨论会文集1998年。（12）〈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3）〈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与三陵屯2号墓壁画〉，韩国美术学会1999年度年会论文集1999年。（14）〈贞孝公主墓建筑年代及几个问题〉，《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5）〈渤海贞孝公主墓出土一块文字砖订正〉，《渤海史研究（8）》，延边大学出版社1999年。（16）〈延边地区城郭研究〉，《渤海文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17）〈渤海的疆域和五京位置〉，《渤海史研究（9）》，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18）〈渤海遗民和韩民族〉，《古代东亚的民族与韩民族学术讨论会》2001年。（19）〈渤海的经济生活〉，《日本东亚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学术讨论会》，2000。（20）〈和龙北大渤海墓葬出土的三彩器〉，《韩国上古史学报（7）》1991年。（21）〈1991年发掘的三陵屯渤海壁画与高句丽壁画墓的关系〉，《韩国上古史学报（16）》1994年。（22）〈和龙县龙海古遗迹调查记〉，《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2期。（23）〈和龙龙海附近考古学调查〉，《延边文物资料汇编》1983年。（24）〈吉林汪清考古调查〉，《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合作，第一著者）。（25）〈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永庆东清村渤海墓群发掘略报〉，《朴成洙教授花甲纪念论丛》1991年。（26）〈最近几年中国东北地区渤海遗迹调查发掘与渤海史研究动向〉，《韩国上古史学报（9）》，1992年。（27）〈罕见的千年古墓—渤海贞孝公主墓〉，《吉林日报发》1982年1月3日。（28）〈和龙县龙海渤海墓葬〉，《博物馆研究》1983年第3期。（29）〈渤海墓葬研究〉，《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2期。（30）〈渤海墓葬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1）〈1988年发掘的北大渤海墓葬及三彩器〉，《渤海史研究（2）》，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年。（32）〈高句丽，渤海，靺鞨墓葬形制比较研究〉，《百济研究（22）》，韩国忠南大学百济研究所1991年。（33）〈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研究〉，《韩国上古史学报（4）》1990年。（34）〈延边地区高句丽遗迹—论栅城位置〉，《延边大学第一次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9年。（35）〈最近几年朝鲜史学界渤海史观变化〉，《高句丽、渤海学术讨论会文集》，2003年。（36）〈近代朝鲜史学界的渤海史观的变化与问题点研究〉，《白山学报》2004年67号。（37）〈高句丽，渤海，靺鞨埋葬习俗比较研究〉，《白山学报》2005年72辑。（38）《对渤海史的中国视角》，《东北亚历史财团》 2007年12月。（39）《渤海文化考古学新探---以陶器为中心》，《东疆学刊》2008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