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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毕业论文

2023-03-09 13:26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白居易毕业论文

一、《长恨歌》之韦瀚章
韦瀚章生于1906年,“1924—1929年于上海沪江大学研究教育期间,师丛王子桢,林朝翰,吴遁生等研治诗词,深得门径。”韦瀚章“自幼即爱好文学书画,并以歌词写作为一生事业,为新音乐歌词的开拓者,有“香水词人”及“野草词人”之称。” [1]
在黄自回国后进行音乐创作的八年中,韦瀚章与其共合作了13首声乐作品及一部清唱剧(据《黄自遗作集》目录统计)。《长恨歌》是韦瀚章唯一的一部清唱剧,在歌词的创作过程中,韦瀚章参照和借鉴了元曲《长生殿》和白居易的叙事诗《长恨歌》。后来的十段歌词系作者的百日积淀,亦是有感而发。每一乐章取用白居易的原诗句作为标题。黄自为这部清唱剧进行了音乐创作。韦瀚章对于他们之间的成功合作深感欣幸;对黄自的音乐创作水准尤其是词曲结合方面的造诣,其评价之高,殆无以复加。

二、《长恨歌》之创作背景
《长恨歌》写于1932年,当时,正值抗战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时,韦瀚章和黄自均为20多岁的热血青年。 据韦瀚章先生回忆:“1932年时的中国局势可说颇混乱,‘九 一八’与‘一二 八’事变后,大家的爱国情绪可说达于沸点,我们当时选取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并不是想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想指出政治不清明,就会引起民族灾难,------”“写作《长恨歌》的动机,一方面是因为音专教材的需要,一方面是受了当时当地,亲自体验环境所鼓起的强烈民族意识的激励------”“我们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能够继续发扬。”当时,黄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了七个乐章,第四、第七、第九乐章------没有马上完成,料不到就此成了永远未完成的作品。”[2]

三、《长恨歌》之旋律艺术
1、诗画般的意境
《长恨歌》总长22 19 。最长的乐章是《此恨绵绵无绝期》4 ,最短的乐章是《六军不发无奈何》2 18 。无论结构大小,无论篇幅长短,《长恨歌》每一个乐章的音乐形象都很鲜明,很立体化。黄自尤为注重词曲的结合,他将歌词作为决定作曲家创作过程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把歌词中最感人、最细腻之处通过音乐用确切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我们看到,《长恨歌》的每一个乐章,都很完整很深刻地体现了歌词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及情绪情感。并且,由于黄自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多有偏爱,亦颇有研究,因此,在为古诗词或具有古诗风格的歌词(《长恨歌》)进行音乐创作的时候,他将歌词的节律及韵味表现得非常细腻,使音乐和诗词相互渗透,完美结合。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秋入梧桐叶有声,银汉秋光净。”“两家恰似形如影,世世生生。”等乐句的旋律进行,基本上是按字行腔,与诗词的吟诵节奏极为吻合,届时,我们除了能够感受到结合得非常贴切的音乐之外,其曲作者的文学功底也显见笔端。
在注重词曲结合的同时,黄自也非常注重歌唱部分与伴奏部分的一体化,此举尤见《山在虚无缥缈间》。这一乐章的伴奏部分(弦乐组、竖琴或钢琴)并没有运用常规的所谓“伴奏”织体,而是强调了各声部的横向运动尤其是弦乐组各声部犹如合唱队的另外几个声部,无论是 VL.I 还是 VL.II ,每一个声部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段非常优美的相对独立的旋律(见《山在虚无缥缈间》第1——20小节),钢琴和竖琴也是在一种淡雅,一种描绘性的织体中体现着音乐的内涵,在这一段中,乐队与合唱队化二为一,不见行迹。对比复调和模仿复调织体的运用,使我们真正领略了黄自成熟自如的多声音乐思维以及创作技巧。然而,各声部的相对独立势必削弱音乐的和声功能,我想,这也正是曲作者的创作初衷——此时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激情,而更多的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美学意境。

2、娴熟的创作技法
黄自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系统的西方古典主义和浪漫派创作思想的教育和创作技法的训练。(他也“是我国第一位系统地传授欧洲近现代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3]尤其是勃拉姆斯对其影响很深,他曾撰文《勃拉姆斯》“介绍这位浪漫派作曲家的生活与性格,并论述了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4]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包括《长恨歌》),我们都会感受到他所承继的勃拉姆斯的创作风格及创作技法(如:动机的贯穿,不对称而悠长的乐句,半音变化等等),同时,我们也会很清楚地看到,在“继承与创新”这条路上业已形成的黄自特有的创作轨迹。

1/ 、乐句、乐段的“不方整性”及旋律进行的“自由性”
为了音乐与歌词(诗句)更好地结合,为了使音乐与诗句吟诵的自然节律更加贴切,《长恨歌》中,除了《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采用了进行曲体裁之外,其他几个乐章黄自都不同程度地(我认为是有意识地)表现出了乐句和乐段的“不方整性”,其主题的发展手法为:较多地使用节拍变换,每个乐句不同强弱的起与落等:
《仙乐风飘处处闻》的A段为5+3+3+4+8的结构;
《七月七日长生殿》的B段 S.声部的8小节的旋律,看似方整,但由于节拍的变化及弱起的乐句开头,故形成了类似“散板”的写法, T. 声部则是7小节不方整的结构;
《婉转娥眉马前死》,这首两段体的女声独唱,基本属于“一气哈成”,由于音乐没有严格遵循三拍子的强弱规律(尤其是B段,频繁地变换节拍)而形成了一种较自由的乐段写法,削弱了节奏感,增强了叙述性,体现了“回肠欲断情难断,泪珠虽干血未干。”“两情长久终相见,天上人间。”的悲剧色彩;
《山在虚无缥缈间》的A段是两大句加6小节补充的不方整乐段,B段是“一气哈成”的乐段,声部此起彼伏,直到最后一个字,才变成“同节奏”的织体写法;
《此恨绵绵无绝期》的A段是四句的起承转合乐段。B段男声独唱的旋律为“一气哈成”。又是由于节拍的变换而使这两个乐段都有了不方整的感觉,旋律走向也倾向于“较自由”。另外,男声独唱的伴奏部分是一个“切分又三连音”的节奏,一直持续了8小节,表现出了音乐及情绪上的不稳定。

2/ 、主题动机的贯穿、模进及半音阶的使用
“主题动机的贯穿”作为从勃拉姆斯作品风格中所承继过来的创作手法,在《仙乐风飘处处闻》、《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中显得尤为突出:
《仙乐风飘处处闻》,“三连音”的主题动机几乎贯穿全曲;
《渔阳鼙鼓动起来》,A段的主题多次出现;
《六军不发无奈何》,A段主题中的“音阶下行”式动机 贯穿全曲,并且伴奏声部多次出现这个动机的扩大形式,“后十六” 的动机多次出现,并在结尾处变化成“前十六” ,并用模进的手法将其重复,然后与A段的“音阶下行” 动机以紧缩和伸展的形态结束全曲。
模进和半音阶的使用也是《长恨歌》的惯用手法:
《仙乐风飘处处闻》,有主题动机的模进,乐节的模进:第16—17小节与第18—19小节 ,乐句的模进:第23—26小节 与第26—29 小节 等;
《七月七日长生殿》,B段:第20—21 小节与第24—25小节 ;
《渔阳鼙鼓动起来》,B段基本用模进的手法写成;
《六军不发无奈何》,B段开始第,5—8小节是第1—4小节的上方二度的模进;
半音阶的使用(《仙乐风飘处处闻》B段开始,A.和S.声部,《渔阳鼙鼓动起来》第22小节的伴奏部分——再现前等),使旋律增加了很强的色彩性和不稳定性,当然,这时的旋律风格往往是趋于“西化”的。
3/、调式调性的运用
《长恨歌》全曲(未完成版)共七个乐章,除了《仙乐风飘处处闻》和《七月七日长生殿》两个乐章之外,其余五个乐章都采用了小调调式(《山在虚无缥缈间》为羽调式),包括进行曲体裁的《渔阳鼙鼓动起来》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将小调调式用在进行曲体裁当中,这在近现代中国风格的声乐作品中,还是很少见的。在这两个乐章中,随着音乐的进行与展开,激愤的情绪逐渐增加,表现出了对“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好生生把锦绣山河让,乱纷纷家破人亡。”的那种怨恨。但是,由于小调调式的特点,我们更多感受到的还是一种、暗淡的色彩和悲戚的意韵。
《山在虚无缥缈间》是《长恨歌》中唯一一首“纯民族化”的段落,从头至尾采用五声调式完成。旋律中(包括伴奏旋律)出现的两个偏音(第22小节的 a 、第28小节的g)恰恰是转调的地方:第22小节的a是“清角为宫”的转调(c羽调式—f羽调式),第28的g是“变宫为角”的转调(由f羽调式再回到c羽调式)。整个作品,主题构思个性鲜明,旋律走向细致、抒情,乐队与合唱队浑然一体,如临仙境。

4/、复调织体的写作
在《长恨歌》五个带有合唱声部的乐章中,对比复调织体和模仿复调织体是黄自所采用的主要复调写作手法。
对比复调织体写作:
《仙乐风飘处处闻》,“歌一曲”“舞一番”的句尾是长音的衬托,S. A .声部则用旋律的模进作呼应式填充;
《七月七日长生殿》,第8—10小节S.II在S.I和A.之间作呼应式填充;
《山在虚无缥缈间》,歌曲开始,在S.I、S.II的旋律下面,VL.I、VL.II作长音衬托,VL.II第一声部的 E一直持续了5小节;第29、30小节,弦乐声部作长音衬托,女声三个声部用模仿式的复调旋律作呼应式填充。
以上复调手法的运用,使音乐皆产生了“静与动”的对比。
模仿复调织体写作:
《仙乐风飘处处闻》,第23—31小节,第38—48小节,采用的都是模仿复调织体,其中包括两个声部之间,三个声部之间及四个声部之间的自由模仿;
《七月七日长生殿》,第10—12小节是S.I同S.II、A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0—36小节的男女声二重唱,是一段非常精彩的自由模仿,到第37小节变为“同节奏”织体。从重唱开始一直到结束,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五声性旋律,优美中略带一丝凄楚,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渔阳鼙鼓动起来》,在大篇幅的主调写法中,加入了一共11小节的T.I、T.II和B.I、B.II之间的自由模仿(第31—35小节,第53—55小节,第57—59小节),主、复调的写作技法在这里结合得非常巧妙,体现出了深挚的默契,既突出了“渔阳鼓,起边关”的主题,又表露了几许悲壮;
《山在虚无缥缈间》,是女声三声部之间,乐队各声部之间,合唱队与乐队之间的自由模仿。这一段的特点是,“片段式模仿”——模仿主题只模仿开始主题的一部分,而后面的旋律则呈较自由的发展状态,与开始声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比;
《此恨绵绵无绝期》,开始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片段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S. A. T. B. (第2—8小节),然后是S .A .和T. B. 之间的自由模仿(第10—13小节),之后,又是四个声部的自由模仿,声部进行依次是:T .A. S. B. (第14—17小节,与第2—8小节形成了声部进行的对比)。从“思重重”开始到本乐章结束,是男声独唱与合唱声部的“呼应填充”式的写法。
《长恨歌》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用古典叙事诗的表述方法,用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旋律来进行演绎,使我们在感受黄自的创作思想和音乐魅力的同时,也从其创作技法的运用方面体味到了黄自文学方面的修养,性格方面的儒雅以及情感方面的本真。

四、略带遗憾的“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
黄自在美国学习音乐的时间大概为三年(1926年—1929年)。在这三年中,西方音乐的知识结构以及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为他今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对他的音乐生涯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形成了他整个创作思想及创作轨迹中的很重要的部分。回国后,作为一个爱国主义音乐家,他力图将所学到的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的民族风格相结合,在这方面,事实证明,他的尝试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如,歌曲《玫瑰三愿》《花非花》等,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再如,《山在虚无缥缈间》就“是用近现代专业作曲技巧创作的,纯粹中国民族风格的合唱曲的典范。”[5] 另外,在《长恨歌》的有些段落中,黄自的惯用手法如:“升高半音的旋律进行,增音程的旋律进行”等都使用得恰倒好处(《渔阳鼙鼓动起来》中,e和a的使用;《六军不发无奈何》中c 的使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第3小节和第7小节b和b的对比等)。但是,在同样是在《长恨歌》中,有些段落或片段还是存在“中西方”音乐风格不尽融合之处。例如,在《婉转娥眉马前死》和《此恨绵绵无绝期》两个乐章中:
这两个乐章的写作风格比较相似,都是在旋律的进行当中突然出现调式外音:《婉转娥眉马前死》中第10小节的 V 级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男声独唱部分(另外还有《仙乐风飘处处闻》中的第35、36小节,第52、53小节,《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第7、第8小节)等。突然的“调式外音出现”,势必造成“不明调性”(有些片段则似无调性)的游移,这种手法虽然增加了旋律及情绪的“不稳定感”及悲剧气氛,但是,这种旋律进行,在同已经出现或等待出现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其他段落结合的时候,就会有“距离太远,很难相融”的感觉,并且,有些旋律片段“入唱”比较困难。我个人认为,如果说《长恨歌》在音乐与歌词方面的结合是属于特定时期曲作者所凝聚的“高峰性”“思维”的话,那么,音乐中的某些段落及片段在“中西方”音乐风格的结合上则略显牵强——这大概是黄自在留下了大量的极宝贵的音乐创作财富的同时,也留给后人的一些启迪与思考吧。
黄自曾说过:“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6]由此可见,黄自的音乐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意识的。爱国激情也好,爱情颂歌也罢,总归是一个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的流泻与栖息,是真情的抒发,也是其“意志的表现”(引号内为叔本华语)。
清唱剧《长恨歌》自1932年开始创作至1933年首次公演,距今已有70年的历史了。70年来,《长恨歌》跨越了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受了不同时间,不同时代的考验;70年来,《长恨歌》有过辉煌,也有过沧桑(黄自本人及他的其他作品也是一波三折,几起几落),然而,这并没有影响黄自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及创作技法在后辈同行中以及在中国音乐创作领域中所起到的或“潜移默化”或“一发破地”的推动作用。
《长恨歌》——这部集诗、画于一体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创作史上的佳作,将会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她的里程与贡献。

注释:
[1]、[2]引号内引自《音乐理论创作参考材料》——中国音协理论创作委员会编1979年12月。
[3]《回忆黄自先生》贺绿汀,《乐坛》1983年第8期第2页。
[4]《黄自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钱仁康,《音乐研究》1958年第1期第17页。
[5《黄自遗作集》序 贺绿汀 第3页。
[6]《对黄自美学思想的再认识》巩小强,《人民音乐》1988年第6期第13页。

毕业论文(浅谈唐诗的兴盛)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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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与现代媒介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共同成长的态势。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 传统 文化 与现代文学的关联性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 散文 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 国画 、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 对联 、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 典故 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 随笔 》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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