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心理矫治在我国实施以来,已积累和丰富的 经验 ,随着社区心理矫正的产生,原来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适用对象需要界定,社区心理矫正应当作为罪犯心理矫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罪犯心理矫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本文对国外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中的新进统计技术做了一个较深入的考察和介绍，并强调了新发展出来的统计技术——ROC曲线和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等对罪犯评估结论准确性的巨大借鉴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 罪犯心理矫治 ROC曲线 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教学改革立项项目《罪犯心理矫治案例课研究》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红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中图分类号：D916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05-236-02
罪犯心理矫治课程是一门法学和心理学结合程度比较高的实操课程，也是一门学生走出校门以后可能需要直接应用的课程。但是我国目前罪犯心理矫治课程中操作性内容缺乏，而且与国外新技术、新 方法 脱节严重。笔者拟将国外近年来在罪犯矫治领域的新近统计技术引入课堂，以期提高学生未来实务工作的操作性和有效性。
一、罪犯心理矫治评估结论的特殊性
一般来说，当今的罪犯心理矫治至少要达到以下目的：通过特定个体的早期行为先兆识别出犯罪可能性高的群体，获取预测性的信息并进而把这些信息应用在制定刑事司法的决策中，比如应用在判罪或释放的决策中。而正如Andrews 和Bonta (2003)所言，这种识别或预功能就是要得出统计的或精确的预测指数，以客观的证据为指导预测犯罪并选择相应的对策。所以，相关的统计分析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和一般的心理统计不一样是，罪犯心理矫治作出预测结论的过程更象医学上一个对“病人”作出“是否患病”的诊断过程。此外，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统计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罪犯再犯风险的预测“结论”不再只是简单地根据事先设定的“一个绝对的分界点(an arbitrary cut-off point)”做出判断的过程，而是通过“风险决策”程序最终做出一个“诊断(Diagnosis)”的过程。这一诊断结论实际上只有两种：高风险或低风险。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这名罪犯事实上也分属于两类人：未来出现再犯或者没有再犯。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2X2的列联表(contingency table)(表1)：
表1. 2X2预测准确性表
由表1可知，当罪犯心理矫治评估人员针对一名罪犯作出了“高风险”或“低风险”的诊断结论以后，会出现4种情况：事实上的再犯被正确地诊断为高风险，即真阳性(true positive，TP);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错误地诊断为高风险，即假阳性(false posivive， FP);事实上的再犯者被错误地诊断为低风险，即假阴性(false negative，FN);以及事实上没有再犯的被正确地诊断为低风险，即真阴性(true negative，TN)。这样的数据形式是典型的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SDT)的研究对象。
二、信号检测论理论及ROC曲线的应用
信号检测论最早出现于雷达侦测领域，即借助于统计方法帮助雷达有效的区别雷达“信号”和“背景噪音”(Leshowitz， 1969)。经过二战的强力促进，信号检测论及其相应的技术和方法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提升，并在战后逐步扩大到 其它 应用领域，如医药行业、非损伤性检测、信息检索、产品检验、调查研究，以及临床心理学等(Swets，1996)。而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试着将信号检测论引入罪犯心理矫治领域(如Mossman， 1994; Ward & Dockerill， 1999;Grann， Belfrage & Tengstrom， 2000; Andrews & Bonta，2003)。
信号检测论的重要发现在于：人们在作出“肯定”或“否定”诊断时，实际上是包括2个过程：辨别(discrimination)和决策(decision)。所以简单地使用总体准确率来表示罪犯风险评估结论的准确性并不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方法，应该寻求那些能同时反映辨别和决策水平的数据指标。这样的指标有多种，但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仍是ROC这一指标的应用最为广泛(Arian，1998，宇传华，2000)。所谓ROC，其英文名为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也有称为Relativ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相对操作特征曲线)，都简称ROC，具体见图1。
图1 任何决策标准(criterion)下，以Hit Rate为Y轴，以False Alarm Rate为X轴的ROC曲线Simpson和Fitter(1973)提出以“ROC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Curve，简称AUC，记为A)做为诊断准确性的指标”。AUC的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值越大表示诊断准确性或判断能力越好。宇传华(2002)认为AUC到达0.9以上时诊断价值较高，0.7-0.9时诊断价值中等，低于0.7时诊断价值则较低。例如图中ROC曲线的AUC值为0.67，其诊断准确性较差，不具有诊断价值。
三、目前的发展趋势
正是因为将信号检测论理论引入到罪犯心理矫治领域，使得我们对罪犯评估结论形成过程有了新的认识：随着人类认识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特别是统计技术的迅猛发展，罪犯评估技术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临床诊断过程，而是一个引入了风险管理与机率的观念，利用强大的统计方法，做出最终诊断结论的决策行为。
首先，评估结论的做出不再是依靠个人主观经验做出，而是利用研究分析和统计方法，从庞大而纷繁的资料中筛选值得信赖的预测因子(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最终形成一个较为稳定和精确的诊断统计模型(statistical models)。一般情况下，涉及诊断和预测的典型方程式为： response variable=g(predictor variables，parameters，random noise)
其中的反应变量(response variable)也是因变量y，在罪犯评估中，y只有两个值，是二分类别变量。y=1如果表示评估结论为罪犯“高风险”，则y=0则代表为“低风险”。而预测变量(predictor variables)也是自变量x，对于方程式g而言，目前我们一般将其假设为一个具有k个预测变量x=(x1，x2，x3，…，xk)的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所以这一模型可以表达为更典型的方程式：
score(x)= 0+ 1x1+ 2x2+ 3x3+…+ kxk
通过对已有的资料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对测谎专家测谎经验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预测力较好的回归模型，例如M4、M5，具体数据如表2。
分别以这两个诊断模型为依据，进行罪犯风险评估，做出最后的诊断结论——“高风险”或“低风险”。然后对比最后事实上的再犯与否计算出相应的“击中率”和“虚报率”。如此反复多次以后，就可以得到若干对“击中率”和“虚报率”数据，并据此可绘制成两个诊断模型所分别对应的ROC曲线，结果如图2。
表2
注：因变量为score(x)
将上述数据转化成具体的诊断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为
M4：score (x)=3.8 +3.1x1+2.4x2+2.1x3+2.6x4+1.4x5;
M5：score (x)=5.4 +4.3x1+2.7x2+2.2x3。
图2 根据实际数据绘出的模型M4和M5所对应的ROC曲线
从图2中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知道诊断模型M4(AUC=0.944)应是比诊断模型M5(AUC=0.78)诊断准确性更高的诊断模型。Grove等人对136个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使用这类评估方法要优于传统的临床评估方法 (Grove et al， 2000)。
参考文献：
[1]Andrews， D. A.， & Bonta， J..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third edition. Cincinnati， OH： Anderson. 2003.
[2]Leshowitz B. Comparison of ROC curves from one and two interval rating scale procedures. The Journal of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69(46).
[3]Swets， J. A.. Signal detention theory and ROC analysis in psychology and diagnostics： Collected paper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ion. 1996.
[4]宇传华. ROC分析方法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博士). 2000.
[5]Arian R van Erkel.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Basic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in rad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radiology.1998(27).
[6]Simpson， AJ， & Fitter， MJ. What is the best index of detectabil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73(80).
[7]余松林主编. 医学统计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8]Grove， W.M.， Zald， D. H.， Lebow， B. S.， Snitz， B.E.， & Nelson， C.. Clinical versus mechanical prediction：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00(12).
【摘要】罪犯的心理矫治是监狱劳教所在 教育 改造和教育挽救工作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人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罪犯的心理矫治，目前被看作除狱政管理、教育改造、劳动改造之外的第四大罪犯改造手段。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随着世界范围内各种心理学派的发展，心理矫治被应用到罪犯改造体系中，并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60年代以后因为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被冷藏，但是经过实践的打击与发展，在80年代慢慢走向复苏，到如今发展迅速。而我国从90年代开始，心理矫治才在监狱系统中逐步发展起来。笔者研究了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价值，和我国目前在此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理论及实践经验，结合我国的相关社会 文化 价值等基本国情，从而得出一些关于制度完善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罪犯的心理矫治;罪犯改造;实施现状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与地位作用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
在世界范围内，心理娇治在罪犯改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监狱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对此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层出不穷。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对此研究比较深入，并且在监狱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运用。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逐步引进这一模式以来，国内的许多学者纷纷对此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我国监狱罪犯改造中心理矫治的适用现状以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关对策的探索。
而首先研究的前提是准确地界定它的概念，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可将“罪犯的心理矫治”定义为：监狱劳教所在教育改造犯人的工作过程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直接引入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罪犯劳教人员开展心理测验和心理评估，掌握罪犯劳教人员个体心理结构特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帮助罪犯劳教人员消除不良心理及其他心理障碍、心理疾病，促使其心理结构向良性方向转化。
罪犯的心理矫治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人的理性和意识的存在，向善的基本人格因素和悔罪感的存在，为罪犯的心理矫治提供了人性基础。针对犯罪产生的个体因素采取的特殊预防 措施 ，主要是从犯罪产生的个体原因出发，通过对个体的生活指导、心理治疗、欲望克制等方式，改造与消除个人与社会不相适应的缺陷与矛盾，以达到预防某些个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目的。刑罚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实行一定的目的即矫正、教育罪犯的目的才具有价值，其认为刑罚只有在预防犯罪所必需的限度内进行实施才是正当的。
(二)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作用
1、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地位问题关系到心理矫治在监狱系统内的推广和普及，关于罪犯心理矫治的地位问题，在我国主要存在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心理矫治是独立于狱政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等传统改造手段的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之一;二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三是认为罪犯心理矫治是监管改造罪犯的一种综合性方法和手段。根据司法部下发的《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教育改造罪犯纲要》等一系列文件，笔者赞同罪犯心理矫治是现代罪犯教育改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在新时期的深化和发展，它是一项相对独立的工作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观点。
2、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中的重要性。运用心理矫治手段对罪犯进行改造，已经成为监狱学界以及实践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发展完善罪犯改造中的心理矫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
(1)理论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的理论研究在我国产生时间晚，尚处于初步阶段，还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发展这一理论工作，将进一步深化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研究，使监狱罪犯改造理论体系得到完善和充实。另外，将有利于监狱改造学科的发展。
(2)实践上的重要性。心理矫治在罪犯改造实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从罪犯角度来讲，心理矫治能满足罪犯的心理恢复和发展需求，弥补心理上的缺憾，使其适应社会的要求，实现自身的发展。其次，从监狱干警角度来讲，运用心理矫治对罪犯进行改造，有利于提高干警的自理素质和专业能力，完善其本身的发展，使其在工作中高效率的完成任务，实现较高的社会价值。再次，从监狱角度来讲，在实现监狱职能的目标下，运用心理矫治的手段将使改造任务更具针对性，能够对症下药，大大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有利于建设人性化、文明化监狱。最后，从国家社会角度来讲，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我国的行刑制度和罪犯教育改造模式不断受到国外行刑趋势的影响。目前，国际行刑趋势已由“报应性司法”向“恢复性司法”转移。实施罪犯心理矫治适应国际行刑制度的趋势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另外，实施心理矫治，将从罪犯内心根除犯罪起因，有利于“首要标准”的达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
二、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发展与问题
(一)我国罪犯心理矫治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产生较发达国家晚，现在正处于起步阶段。约在改革开放初期，对罪犯的心理进行分析就有所涉及，但在大范围内受到重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改革开放，我国的犯罪率出现四、五次高潮，使得监狱在押罪犯数量猛涨，随着对罪犯改造工作的要求提高，以及心理学知识的日益普及，罪犯心理矫治工作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
从1981年《全国第八次劳改工作会议纪要》提出要用心理学等科学知识改造罪犯，理论界开始对此进行研究。1983年6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随后，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法制心理学的研究。法制心理学工作者在罪犯的心理矫治理论上的探索既有定性的理论探讨，也有定量的实证研究。 (二)我国开展罪犯心理矫治存在的主要问题
1.罪犯心理矫治定位模糊，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 够
首先，领导本身对其重视不够，关注的力度欠缺，没有将罪犯心理矫治纳入监狱改造的重要内容，所起引导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其次，监狱管理机关内部人员大都树立了传统的监狱改造理念，不愿接受新兴事物，具有排斥心理，即使没有这种心理抵触情绪的人也会对其产生怀疑，认为这种方式成本高，见效慢，效率非常低，因此会主动避免使用该手段，从而阻碍了矫治工作的开展;再次，学界对罪犯心理矫治概念存在分歧，对它在监狱中的地位是否可被替代意见不统一，这就极大影响罪犯心理矫治的推广和普及;最后，罪犯本身对心理矫治认识不足，容易将其与精神病治疗联系起来，拒绝接受心理治疗。
2.罪犯心理矫治体系不规范
目前，我国关于罪犯心理矫治呈现出零散、被动、自发的特点。全国没有统一的指导标准和规范模式，各地区之间协调配合程度低，体系不完善，内容不明确。具体表现如下：
(1)组织机构和 规章制度 的设置存在漏洞。我国的罪犯心理矫治机构基本上存在四层，省、监狱、监区及罪犯内部小组，这样的机构设置看似很完整，但却存在实践方面的不足。首先，省级监狱管理局在设计罪犯心理矫治指导时，对监狱实际情况了解不到位，下级机关在配合执行过程中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其次，机构的管理组成人员的身份定位模糊，存在着管教者和心理矫治者的矛盾，不仅给其本人带来困惑，也会因为其与罪犯之间的距离感致使罪犯不敢轻易对其袒露心声，矫治效果不明显。
(2)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缺乏。心理矫治工作针对的是罪犯的心理问题，因此需要专业心理学人士对其进行心理矫治，帮助罪犯克服心理障碍和服刑期间出现的心理问题，促使罪犯心理素质的良性转化。而据2004年统计，全国监狱系统罪犯心理矫治工作人员中，71%是原来从事管教工作的民警，他们大都为半路出家，通过参加心理培训班，考取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证取得心理矫治的基本资格，这样就会导致在工作中存在很多问题：一是人民警察的职业角色定位，导致与罪犯之间产生矛盾，罪犯很容易对其产生畏惧和抵触情绪，另外，警察的身份使得罪犯不敢真实表明自己的想法，出现治疗困境;二是监狱警察自身心理学的知识技术水平很难适应心理矫治的工作;三是矫治力量单一薄弱，罪犯心理矫治任务的繁重使得工作处于应付和走形式的局面。
三、 总结
由上述可知，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心理矫治的重视与推广，定期对监狱机关内部人员进行相关方面的培训，同时让罪犯与工作人员树立起正确的相关认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加大对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设置的完善，使其能够高效和有力地发挥作用，同时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性队伍，专门针对罪犯的心理来进行研究与矫治，从而有效地改变罪犯的心理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狄小华著.罪犯心理矫治导论，群众出版社，2004，15
[2]章恩友著.罪犯心理矫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9
[3]吴宗宪.中国服刑人员自理矫治，法律出版社，2004：78
暴力型罪犯心理娇治对策探折
时奇文 李秋香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 罪犯心理矫治成为适应断形势的一个重要改造手段我国幕力犯罪的数量不断增多, 在给社会的德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的同时, 也给矫治工作带来了困难监内在钾犯中基力型罪犯所占的比例日趋加大, 已成为监狱改造中的突出问题对基力型罪犯进行心理矫治, 应结合其在服刑期间的心理特点采取适宜的心理娇治模式在监狱改造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充分发挥暴力犯的主观能动性, 进行积极主动的改造并且将心理娇治与犯罪习性娇治进行有机结合, 用正确的方式教育、引导, 消除其主观恶性, 促使罪犯重新社会化
关键词：暴力型罪犯 心理特点 矫治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8)02-261-02
随着社会上暴力犯罪的增多, 监狱内在押犯中暴力型罪犯所占的比例也日趋加大。暴力型罪犯在改造中所具有的攻击性, 正日益成为影响监管安全的主要隐患。对暴力型罪犯教育改造的好坏, 直接影响着监管改造工作能否顺利进行, 也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暴力犯的改造中, 心理矫治处于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所以, 更有效的对暴力犯进行改造, 应首先对其心理加以矫治。罪犯心理是指那些通过一系列刑事诉讼程序, 被人民法院认定有罪并判刑,己被交付监狱、劳教场所、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的犯罪人的心理。加强对暴力型罪犯的心理改造, 对确保监狱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 增强教育改造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提高改造质量,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攀力型罪犯在改造中的心理特点
（一）固执、偏激、抵触心理强
由于暴力犯长期受不健康心理的支配, 对现实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不满, 在思想上表现为顽固不化、固执己见, 在行为上表现为反抗、怀疑、消极等, 因此在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意识差。由于认知水平低下, 对事物的全部和实质不能正确把握和认识, 辨别是非的能力差。对待和看待事物, 往往只看一点, 不计其余。大多数暴力犯在其错误偏激思想的支配下, 对消极的社会现象持认同和肯定的态度他们触犯刑律受到惩罚后, 不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家庭和他人造成的危害反而错误的认为社会对自己不公平。在改造中, 排斥和抵触监狱改造政策不服监狱千等的管教, 甚至对抗监狱的一切监管活动以致发生严重的反改造行为。与他人交往容易产生疏远关系、敌对情绪, 出现心理上的距离。
（二）悲观厌世心理表现突出
暴力型犯罪由于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大, 因此刑期一般都比较长,投入改造后, 多数罪犯因罪恶深重、刑期漫长, 表现出绝望的心态, 导致不信任、拒绝或自卑等反应。有的感到刑期漫长、前途无望, 整天闷闷不乐, 惊悸不安也有的罪犯自甘落后, 缺乏自觉改造的积极态度,破罐子破摔, 混刑度日。还有的罪犯把自己封闭起来, 拒绝与他人接触, 表现出痴、呆、傻的“ 精神病”症状。
（三）改造意识淡薄, 功利思想突出
暴力型罪犯, 改造意识淡薄, 在改造中往往是只求过得去, 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倾向明显。在改造过程中, 功利意识突出, 只享受权利, 不履行义务。有的罪犯甚至和监狱民苦讨价还价如果没有好处和实惠, 则消极改造。这些罪犯, 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罪犯身份和作为罪犯应履行的义务。
（四）情绪不穗定, 易激动, 易冲动, 危险性大
在暴力型罪犯中, 青壮年居多, 这些罪犯中相当一部分人, 神经系统的兴奋过强, 缺乏对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的责任感, 法制观念淡薄, 遇事易冲动, 自我控制力差, 且不计后果, 突发性强, 危险性大, 在很多时候因很小的事就可能引起情绪的急剧变化, 短时间内出现激动状态, 丧失理智。
二、暴力型罪犯心理矫治对策
（一）选择适宜的心理矫治模式
我国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在实践中主要有四种模式发展模式、医疗模式、改造模式和全员训导模式。发展模式以健康为向导, 专业矫治人员用发展健康的观点看待罪犯, 注重挖掘罪犯的心理潜力, 以提高罪犯的自我认识和生活质量。医疗模式中, 专业矫治人员以医生和专家的角色将罪犯视为病人, 注重对罪犯心理疾病的诊断和分析, 并制定治疗方案。改造模式是监狱罪犯心理矫治模式中最常见的一种,它集心理咨询、法制教育、思想教育为一体, 以心理辅导和思想教育为主导, 以咨询、谈话、教导的方式摸清罪犯的心理状况和思想脉搏, 以促进改造的针对性这一改造模式的主体相对广泛, 不以专业心理矫治人员为限最后一种是全员训导模式是指全体监狱人民等察投身罪犯心理矫正工作, 着眼于对罪犯心理训练和发展指导, 要求干替全员提高改造工作的心理策略水平, 在罪犯服刑期间和所有改造场合,全面负起对罪犯全员的心理训导责任, 科学的将心理训练和发展指导活动容入日常的改造工作中来。
综观这四种心理矫治模式的内容和特点, 结合攀力犯的心理特点, 笔者认为, 对暴力型罪犯的心理改造以发展模式和改造模式结合为宜。暴力犯比较固执偏激生活态度消极, 悲观厌世的心理居主导地位, 抵触心理强, 情绪极不稳定, 这些主要心理特征决定了对暴力犯的改造不应以暴治暴。应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 采取平等的发展观对待他们要具有比其他罪犯更强的耐性、宽容和亲和力。
暴力型罪犯一般性格恶劣, 服刑期也较长所以对他们的心理矫治工作不可能一气呵成。应结合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分阶段的进行在将暴力犯投入监狱的初期, 应以改造模式为主因为在这一阶段, 罪犯刚入狱, 监狱工作人员尚对其心理特征没有具体把握,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才能发现这些罪犯所普遍具有的心理特征以及每个罪犯的个体特征, 以增强以后矫治工作的针对性。改造模式将心理咨询、法制教育、思想教育融为一体, 并且, 在这一矫治模式中, 矫治工作者的专业性相对较低。这种矫治模式的目的是摸清罪犯的心理状况和思想脉络, 这就为以后有针对性的改造和矫治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 通过对暴力犯进行法制教育和思想教育, 使其得到初步改造。但是由于这一矫治模式主体的专业水平不高, 在现实的矫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如矫治人员与暴力犯进行交谈过程中有时忽略了他们的感受, 尤其是与消极悲观、易激动的罪犯谈话时。还会发生冲突, 不能耐心细致的倾听罪犯的倾诉等, 这些情况是改造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常犯的错误。所以, 在对暴力犯进行矫治中仅采此模式是完全不够的, 会使矫治工作失去针对性。
在改造模式进行一段时间后矫治人员已经对暴力犯的整体及个体的心理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时如果再采取改造模式已经不能实现改造的效果, 所以, 应转变改造模式, 采用发展模式。这种发展的改造模式的专业性很强, 实施主体为专业心理咨询员, 在矫治过程中, 以健康的心理为向导, 挖掘罪犯的心理潜力, 提高罪犯的自我认识。在这种改造模式中, 矫治人员能抓住攀力犯的心理特点和个性特征, 能以平等的身份与罪犯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非常注重尊重罪犯的人格, 倾听他们的倾诉, 也不会随意给罪犯贴上有“ 某某疾病”的标签, 从而减轻了罪犯的心理负担, 降低了他们的抵触情绪, 能让他们在交谈过程中敞开心扉, 表薄其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平等的朋友身份给其提出建议, 给他们一种内心深处的归属感, 反抗、抵触情绪减弱, 有利于进一步的改造。这一矫治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尊重暴力犯的人格,以平等身份与之交流, 矫治人员也不会将自己扮成专家、医师或教师、父母的身份, 强行向罪犯灌输自己的理论、看法和价值观念。这种心理矫治模式是对暴力犯心理矫治的优化选择, 是一种适宜的矫治方式。
（二）主动娇治与被动矫治相结合, 以主动矫治为主
通过基力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 可以看出, 在这四种主要心理的驱使下, 暴力犯很少主动去监狱的心理咨询处寻求帮助进行心理咨询, 悲观厌世的心理使他们消极的对待外界的一切,演薄的改造意识使他们在狱中得过且过, 强烈的抵触心理阻止他们与监狱工作人员交流。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心理咨询室于他们而言形同虚设。有些暴力犯在服刑期间可能会主动寻求帮助, 进行咨询, 或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这毕竟是少数, 日趋增株的暴力犯罪和日渐增多的暴力犯加大了监狱的改造难度, 而暴力犯的难以改造性又成为监狱安全的一大障碍因此, 对暴力犯的改造应根据其不同于其他罪犯的心理特征, 采取适合的心理矫治方式。与社会公共准则相悖离的反社会的生活态度是暴力犯共有的本质特征, 表现为他们低劣的思想素质, 缺乏严肃的生活态度缺乏社会责任感在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 遵循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思想, 行为放荡不羁, 无视社会规范和法律, 守法意识淡薄, 一些正在服刑的犯罪人在进入监狱这一特殊环境时, 其反社会的意识并未立即消失, 而会暂时潜伏起来, 这时如不及时给予矫治, 就可能使其反社会的心理态度朝恶性方面转化, 并逐渐膨胀。。所以, 在对暴力犯改造的初期, 监狱矫治人员要充分发挥改造的主动性, 改变以“ 暴力犯走进咨询室”为主的心理矫治方式, 而是“ 咨询员走出咨询室” , 让监狱内的专业矫治人员在罪犯矫治的前期阶段起主动主导作用。矫治人员根据前期改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基力犯的集体心理特征和个性倾向对有相似或相同心理特征的罪犯进行分组, 有针对性的根据每组罪犯的心理特点制定相应的矫治计划矫治人员可以分组进行, 到罪犯中间去主动与他们谈话交流, 挖扭他们内心向善的本质, 以利于下一步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交流过程中, 矫治人员要注意与他们谈话的语气、语调, 认真观察罪犯的情绪波动, 要控制他们的暴力情绪, 避免与他咐」发生冲突, 要保持充分的耐性和亲和力。这时候矫治人员不适宜采用医疗模式进行矫治, 因为给他们帖上有“ 某某疾病”的标签会激化暴力犯与监狱改造工作者的矛盾, 加深他们的反抗心理, 增强改造的难度。矫治人员主动与暴力犯进行交流一段时间后某些罪犯的心理可能会有所改善, 这时应抓住他们在这一时期易动摇的心理特征, 鼓励他们与人交流, 让他们自己走进心理咨询室。在这一阶段, 应以暴力犯的主动改造为主导, 专业矫治人员起配合和帮助作用, 让罪犯发挥主观能动性, 主动的去改造自己。在罪犯进行主动改造的过程中, 心理矫治员予以监督,以防他们在矫治过程中发生思想和行为的偏差。这一阶段应是改造的主要阶段, 注重以罪犯为中心, 重点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性放在重要位置。在此阶段的教育过程中, 监狱干苦以及心理矫治员不能再扮演道德权成和说教的角色, 而是起管理者、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罪犯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构建者, 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
（三）犯罪心理矫治与犯罪习性娇治相结合, 突出心理矫治
对监狱中服刑暴力犯的矫治是通过犯罪心理矫治和犯罪习性矫治得以实现的暴力型罪犯的犯罪习性矫治也是罪犯改造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犯罪习性是长期或多次实施犯罪而形成的动力定型, 往往表现为惯犯、累犯的行为特征具有犯罪习性的暴力犯在实施犯罪的场合, 不需要外界刺激等犯罪诱因的作用, 没有明显的意志选择过程, 这也是暴力型犯罪数不断增加和重新犯罪率不断升高的重要原因。这种习性一旦形成, 暴力犯就容易保持犯罪的冲动, 他们的犯罪动型总会处于主导地位, 而罪责感、怜悯心总是难以调动。所以, 对暴力犯应将心理矫治与犯罪习性矫治进行有机结合, 以心理矫治为主, 因为如果罪犯心理得不到矫治犯罪习性也会很难改变。通过心理矫治促使暴力犯心理发生良性转化, 形成不再犯罪的心理机制, 自我觉醒, 改变不正确的社会态度, 重塑健全人格,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形成他们对社会的罪责感和怜悯心。在罪犯心理得以矫治的荃础上, 改变犯罪动型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使其罪责感和怜悯心处于主导地位从监禁刑的封闭特点看, 罪犯被剥夺自由是一个法律事实,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仍将回归社会则是客观结果, 。所以, 这就要求对暴力犯进行犯罪习性矫治, 在监狱中进行新的行为训练, 如严格的纪律训练、健康的集体生活训练和精神文明训练, 促使暴力犯培养适合需要的动力定型, 以适应社会生活。
三、我国监狱挤力犯心理矫治存在的问题和前景展望
（一）我国目前对基力犯的心理矫治忽视个体间的差异, 在理论和实践上基本上处于引进和模仿西方模式的水平上
我们在教育改造罪犯的实践中, 重视群体共性教育, 忽视个体间的差异, 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虽然也重视个别教育工作, 但是, 这种个别教育没有认真系统地研究罪犯个性特征、个体需求及价值取向, 缺少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个别教育多半流于形式所以, 在以后对罪犯进行心理改造的过程中, 不断增强矫治措施的针对性。我国目前在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 基本上处于引进和模仿西方的理论和模式的水平上。这种引进和模仿固然重要, 但要注重在引进和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所谓“ 本土化” , 是指我们在引进国外有关心理矫治理论和方法的同时, 应考虑我国的社会背景、传统文化、社会价值取向和中国人的人格特征, 考虑我国罪犯改造工作的成功经验和现实状况,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严所以, 我国应在继承传统心理矫治方式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暴力犯的人格特点和心理矛盾, 对西方心理矫治的理论和方法加以适当的改造和调整, 总结和应用我国监狱几十年来改造罪犯的成功经验, 建立我国独特的罪犯心理矫治体系和模式。
（二）我国幕力犯心理矫治工作还缺乏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
目前我国监狱暴力犯心理矫治缺乏心理学专业人员, 并且是少数干替矫治少数罪犯, 心理辅导局限于专业的训练室和咨询室。前文提及的全员训导模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全员训导模式主张将传统经验与心理训导相结合, 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小事上对攀力犯进行文化渗进、潜移欺化的影响, 逐渐转化罪犯的立场和观点。这种罪犯心理矫治模式是我国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实现的前提是每一位监狱干苦在作为管理者、教育者的同时, 还是一名心理学专业人员。但目前我国监狱干苦的整体素质和监狱心理专业人员的数量尚不适合建立这种改造模式。所以我们应在监狱干苦中培养大量的心理矫治工作的专业人才, 壮大监狱罪犯心理矫治工作者的队伍, 提高心理矫治工作者的素质, 以实现全员训导这一理想的心理矫治模式
[1] 张应立．家庭缺陷与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问题，2002，1：47~50
[2] 姚向阳．青少年犯罪问题与家庭教育．东方论坛，1999，3：84~88
[3] Angenent H. Background factor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NewYork.N.Y: Haworth Press, 1988.98~100
[4] 拉维斯．赫希等著，吴宗宪等译．少年犯罪原因探讨．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14~25
[5] Regoli R M, Hewitt J D. Delinquency in society. Boston:McGram-Hill, 2003. 12~13
[6] Ronald Blackburn著，吴宗宪，刘邦惠等译．犯罪行为心理学．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45~78
[7] Rutter M, Giller H , Hagell A. Antisocial behavior by young peo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9~134
[8] Howard J. Children in trouble.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0. 23~34
[9] Demuth S, Brown S L. Family structure, family processes, and adolescent delinquency: The significance of parental absence versus parental gender. Th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004, 41(1): 58
[10] 马丁．R．哈斯克尔，路易斯．雅布隆斯基著，李建军等译．青少年犯罪．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 14~23
[11] Coughlin C, Vuchinich S. Family experience in preadolesc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6, 58(2): 491~501
[12] Hollin C R, Browne D, Palmer E. Delinquency and young offenders. Oxford. UK.OK; Malden. MA: BPS Blackwell, 2002. 14
[13] Videon T M. The effects of parent-adolescent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al separation on adolescent well-be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2, 64 (2): 489~503
[14] 陈秀丽．我国青少年犯罪与家庭环境研究综述．中国青年研究，2004, 3：15~22
[15] McNulty T L, Bellair P E. Explaining racial and ethnic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violence: Structural disadvantage, family well-being and social capital. Justice Quarterly, 2003, 20(1): 1~31
[16] Walsh F.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3rd Edition. New York：Guilford, 2003. 514~547
[17] Patterson G R, DeBaryshe B D, Ramsey E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antisocial behavior.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9, 44: 329~335
[18] Murray C. Risk factors, protective factors,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 2003, 24(1): 16~26
[19] El-Sheikh M, Buckhalt J A. Parental problem drinking and children’s adjustment: Attachment and family functioning as moderators and mediators of risk.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03, 17(4): 510~520
[20] Gil A G, Wagner E F. Acculturation, familism, and alcohol use among Latino adolescent males: Longitudial relations.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0, 28(4): 443~458
[21] Ruchkin V V, Eisemann M, Koposov R A, et al. Family functioning, parental rearing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in delinquents.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2000, 7: 310~319
[22] 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56~68
[23] Bank L, Burraston B. Abusive home environments as predictors of poor adjustment during adolescence and early adulthood.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1, 29(3): 195~217
[24] DeCourville N H. Tes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problem behaviour theory to substance use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 1995,19(1): 53~ 66
[25] Goldstein M, Heaven P L. Perception of the family , delinquency,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among youth.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0, 29: 1169~1178
[26] Shears J, Robinson J, Emde R N, et al. Fathering relationship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juvenile delinquency.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02, 23(1–2): 79~87
[27] Clark R D, Glenn.Shields.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delinquency. Adolescence ,1997,32(125): 81~92
[28] Anderson A L.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delinquency: The role of the single-parent famil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002, 30: 575~587
[29] Davalos D B. Effects of perceived parental school support and family communication on delinquent behaviors in Latinos and white Non-Latino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05, 11(1): 57~ 68
[30] Palmer E J, Hollin C R. Sociomoral reasoning,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and self-reported delinquency in adolescen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001,15: 85~100
[31] Palmer E J. Perceptions of parenting, social cognition and delinquency . 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2000, 7: 303~309
[32] Geismar L L, Katherine W. Family and delinquency.: resocializing. The Young Offender, 1986. 21~23
[33] Jenkins J M, Rasbash J, O’Connor T G, et al. The role of the shared family context in differential parenting.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3, 39(1): 99~113
[34] Sokol-Katz J, Dunham R, Zimmerman R. Family structure versus parental attachment in controlling adolescent deviant behavior: A social control model. Adolescence, 1997, 32(125): 199~215
[35] Singer M I, Flannery D J, Miller D, et al. Exposure to violence,parental monitoring, and television viewing as contributors to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trauma.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4, 32(5): 489~504
[36] Kumpfer K L,Alvarado R. Family-strengthening approach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youth problem behavior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3, 58(6/7): 457~465
[37] Morrison G M, Robertson L, Laurie B, et al. Protective factors related behavior trajectorie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2, 58(3): 277~290
[38] Sheidow A J, Tolan P H, Henry D B, et al. Family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Risk factors for violence exposure in inner-city youth.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01,29( 3) :345~360
[39]. Van Leeuwen K G, Mervielde I, Braet Caroline, et al. Child personality and parental behavior as moderators of problem behavior: Variable- and person-centered approach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 (6): 1028~1046
[40] Stormont M.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in young children: Contributing factors and early intervention.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02, 39(2): 127~138
[41] Brennan P A. Biosocial risk factors and juvenile violence. Federal Probation, 1999, 63(2): 58~60
其他【中文文献】：
1、论我国青少年犯罪社区矫正制度之建构，作者：张立群 秦冠英，来源期刊：《西部法学评论》2006年 第1期；
2、网络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防治对策研究，作者：金诚，所在机构：浙江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来源期刊：《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 第3期；
3、传媒暴力: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因，作者：吕刚，来源期刊：《中国青年研究》2001年 第1期；
4、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作者：刘应君 泰国文，来源期刊：《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 第2期；
《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述评》
摘 要|：大学生违法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特点、犯罪成因、心理干预措施等方面入手，对当代国内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价。
关键词：大学生 违法犯罪 心理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230-02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各方面的转型期，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加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有十类共400余种，而大学生犯罪至少已经涉及其中的五类数十种之多，涵盖了政治、经济、刑事等各个方面。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发育已基本成熟，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相当不稳定，当一些心理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化解时，就可能衍生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内部心理特征
(一)认知特征
在认知特征方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其低水平的认知相关。如韦庆辛(2005)认为，部分大学生的认识水平较低，对道德法纪的认识愚昧无知、观念糊涂，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地步，以至于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第二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阶段，只是不够成熟和稳定才会导致犯罪。如裴涛等人(2009)认为，由于这一阶段的大学生无法合理地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现实社会的实践经验良好对接，导致自己的观点具有片面性、偏激性和局限性，在处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时，往往难以调控好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一旦出现犯罪欲求倾向，就变得难以抑制。第三种观点认为，大学生的违法犯罪是由于其混乱的认知发展所导致的。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格局的激烈变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冲突、能力和社会期望值之间的冲突、理想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都会造成大学生的心理冲突和认知偏差。
(二)情绪情感特征
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大学生违法犯罪者容易急躁，遇事不冷静，好感情用事，不善于用理智去控制情感，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同情心，有遇事不顾后果的特点。例如，大学生违法犯罪者通常都缺少社会性情感，情绪体验低级、庸俗，有不良倾向的消极情感情绪(如嫉妒、愤怒)，自尊与自卑情感并存。另外，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具有不稳定性和冲动性，其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变化多而且快，而冲动性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情绪困扰往往很大，无法有效、及时地缓解不良情绪，导致负性情绪累积，产生违法犯罪行为。强烈的交往需要与自我封闭的冲突也是大学生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容易出现心理活动的闭锁性，表现为谨慎、疑虑、不愿坦露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有一种希望被人理解、与人交往的强烈愿望，由此形成了自我封闭与渴望交往的矛盾，从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困扰。由于社会阅历浅，大学生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从而走上犯罪道路。
(三)意志特征
现有的研究显示，大学生意志力薄弱对违法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念尚未定型，当面对来自社会的各种诱惑时，意志力面临严峻考验，因此，被视为犯罪的“易感人群”。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意志的两极性明显，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完成的意志活动，他们难以实现，显得意志力薄弱，在外界诱因的诱惑下，很容易使意志活动偏离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在实施反社会倾向的活动中，会千方百计地去排除主客观障碍，显示出顽强的意志力。另外，有学者认为，存在侥幸心理也是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主要特征之一。例如，姚岚(2001)在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特点时指出，在这些大学生中，“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犯罪，但由于自以为能够成功的侥幸心理占了上风，驱使他们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侥幸心理是促使大学生犯罪意识“外化”的心理机制。
(四)个性和行为特征
自我意识的扩张，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的重要心理特征。当个人意愿落空时，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大学生，往往会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情感损伤和内心冲突，其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有的大学生甚至会失去理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以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进行调节与控制，从而实施犯罪。在违法犯罪的大学生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极端个性：虚荣型、暴躁型和抑郁型。虚荣型的人有过高的荣誉需求结构，虚荣心强，名利思想重，嫉妒心强;暴躁型的人性格急躁，社会适应性差，易和他人争执，比较容易酿成恶性事件;抑郁型的人性格内向、孤僻，沉溺于内心体验，过分敏感，有时会产生企图以外部的过激行为达到消除自己精神负担的行动。关于大学生违法犯罪的行为特征，韦庆辛(2005)认为其具有模仿性、冲动性、凶残性、娱乐性、易变性、纠合性等特点，且大学生犯罪动机的产生易为外界诱因引起，具有不稳定、有强烈的情感性和情绪性、未被意识的特征。
(五)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者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会反复出现偏离社会规范的行为。大学生犯罪与人格障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大学生常见的人格障碍主要有偏执型、分裂型、爆发型、强迫型和癔病型，具有这些人格障碍的人通常难以与人相处，缺乏社会责任感，遇到困难总是不能合理归因，固执且好猜疑和仇视。由于大学生某些人格特征的极端发展，对其行为有很大的消极控制力，从而引发犯罪。同时，大学生的偏常行为也正是他们偏常人格的反映。例如，犯有盗窃罪的大学生一般具有贪婪、自私、虚荣和多疑等性格;暴力犯罪者则有易冲动、多疑、偏执、刻薄等心理特点。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外部因素
(一)家庭因素
家庭和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一生成长至关重要。大学生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成长，同家庭的关系甚为密切。个别大学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家庭有着直接的联系。家庭的过度溺爱、家庭成员关系及性格的负面影响、家庭不良文化氛围的影响等因素都是造成大学生犯罪的“家庭教育失误”。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心理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残缺、问题家庭和贫困家庭等。
(二)学校因素
学校在学生个性品行培养上起主导作用，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今社会中校园人文精神的缺失被认为是大学生犯罪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根源。朱云和桂忠孝(1996)通过对入狱大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引起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学校因素主要来自三组对立的矛盾：学生个性培养与人格塑造的矛盾、教学内容理念性与社会现实性的矛盾、教师职业崇高性与少数教师无为性的矛盾。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薄弱、学校管理存在漏洞等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违法犯罪产生消极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
1.社会失范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将“失范”定义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原有的社会价值准则被破坏，不能继续控制和调节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成员缺乏明确的价值准则的指引，人们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准确位置，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进而引起不满情绪、挫折感、冲突以及越轨行为。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失范主要表现在局部的社会机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所带来的负向效应、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引发的社会价值评价系统的紊乱等方面。社会的失范，会让部分是非辨别能力较差且缺少社会阅历的大学生感到迷惘困惑、无所适从，从而造成部分失去规范约束的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偏差;同时，也减少了人们相互自然监视和彼此非正式控制的这种传统社会制约的可能性，增加了大学生犯罪的机会。
2.文化冲突
索尔斯坦·塞林(1938)认为，文化冲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冲突。在一个具有统一价值观念，拥有社会成员共同承认的规范意识的社会中，文化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在多元复杂的当代社会中，社会整体的价值观与部分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两者之间极易形成冲突。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其中，纵向文化冲主要是指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的冲突、学生文化与社会(成人)文化的冲突;而横向文化冲突则包括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冲突、正统渠道的主流文化与社会亚文化的冲突等。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总是在文化冲突中进行错误的价值选择的结果，不同类型的价值选择导致不同类型的犯罪。
3.社会大环境的信息污染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作为信息传播主要渠道的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有意无意地传播大量包含暴力内容的信息，对于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诱导作用。媒体的扩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的极端心理问题，不仅会使处于青春后期期待别人关注的大学生对社会中出现的极端行为产生模仿与认同，也会让大学生以模仿社会中的某些极端行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失当的家庭教育方式、尚存欠缺的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都会降低大学生的认同感。吴殿朝(2008)在其研究中引入了社会控制理论的“socialbond”概念，并将其译为“社会腱”，用以指代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腱”由依恋、认同和信念三个因素构成。认同作为“社会腱”的重要组成因素之一，同时存在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环境链条中，但是，这一链条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因素却使大学生的认同降低，致使“社会腱”链条破裂，发生犯罪。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干预
目前，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思政角度，强调对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学校教育。而真正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犯罪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目前并不多，主要散见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我调适和疏导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还比较滞后，从一定程度上讲，大学生的自我调适与防范是目前大学生避免因心理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与措施。曹国辉(2005)认为，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自我调适和自我疏导：确立新的适合的追求目标;正确对待学习、生活与就业的压力;积极转移注意力，学会正确的自我宣泄;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
(二)团体辅导
韦志兆(2010)基于犯罪心理的人格诱因，强调了团体心理咨询技术在大学生犯罪心理预防与矫正中的应用价值。在团体心理咨询中，他将61名同学分成5个小组进行自信心培训。团体活动前后对学生进行16PF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将测量得分进行前后比较，结果显示，活动前后成员自信状况差异显著，团体心理咨询对成员人格因素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进一步提出，可以充分利用团体心理咨询的形式为大学生在不同时期的成长需要和面临的问题与挫折提供服务，促进他们健康人格的形成、矫治人格偏差。
(三)人格矫治
对于大学生群体中的人格障碍者，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支持疗法和认知疗法进行矫治。
四、总结与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