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张爱玲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得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张爱玲的才情在于她发现了，写下来告诉你，让你自己感觉到！她告诉你，但是她不炫耀！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又一度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在文坛中赫赫有名的她，却因为和胡兰成的失败婚姻，最后只得远走他乡！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的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两，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简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掌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两；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五十年代初她辗转经香港至美国，在此期间曾经创作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因其中涉及对大陆当时社会状态的描写而被视为是反动作品。其后作品寥寥，唯有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尚可一观。
张爱玲也曾为香港电懋电影公司编写《南北一家亲》等六个剧本，之后也曾从事翻译与考证工作。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有深交，她的作品即是透过宋淇介绍给夏志清先生，肯定张爱玲不世出的才情，而享誉国际。张爱玲遗产的继承人是宋淇夫妇，其中大部分交由皇冠出版社收藏。
一九九五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猝死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逝世使她的名字在文坛上再一次复苏。这位沉没了多年的作家一夜间又浮出水面来，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美。那刻的美是永恒的，因为张爱玲孤独的一生走完了，留下的一片苍凉与无尽叹息化成玻璃灵柩，守护着她过去的灿烂。隔着空间和时间的玻璃墙望回去，越光辉的成就也越凄凉。
张爱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一个旷世才女,一个不愿被人控制写作的作家.就连鲁迅都十分佩服她. 张爱玲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自身的经验世界，家庭环境的影响滋生其反抗父权文化压抑的意识，并促进其独立自强意识的形成，她将这种意识体现在小说之中。通过女性被奴化、物化、兽化现象的透视，探询女性心理痼疾形成的根源，解构了父权文化。 “解构”是本论文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解构不仅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一种开放性思维，而且它所包含的肯定与否定的双重内涵与张爱玲创作思维有某种契合，解构理论的运用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立场。另外，论文还将文本细读和宏观分析相结合、综合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并通过比较分析和历时性的分析突出其小说思想艺术价值。论文详细地阐述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外在与内在生成机制，充分显示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作家的超人之处。张爱玲不仅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展现了作品的独有价值，而且也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张爱玲生于1920年9月30日，（比鲁迅小39岁，比老舍小21岁，比曹禺小10岁），卒于1995年（终年75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3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张爱玲的作品文笔非常好，感情也很充沛，但是文章的内容以及所表达的思想却不是那么的积极向上，而课本教材要起到的作用除了应付考试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帮助学生塑造及健全健康的人格。所以感情比较悲观的张爱玲作品也就无缘课本教材了。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陈子善是被公认为最热心的张爱玲研究专家.文学研究者、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上世纪80年代传入内地，使得张爱玲的名字和她的作品(包括钱钟书、沈从文、林语堂、路翎等一批作家)，像“出土文物”一样浮出历史地表。
由此，才便有了《收获》刊出的《倾城之恋》以及文学界的相关评论。
其后，张爱玲迅速走红，形成内地的第一次 “张爱玲热”。
一批被尘封已久的作家，如钱钟书、沈从文等人，也因为夏志清的推崇而同期走红。
夏志清用42页论张爱玲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倾城之恋》如此写道，而沦陷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成名地。
张爱玲，原名张瑛，笔名梁京，祖父张佩纶是清朝御吏，祖母是李鸿章之女。
23岁时，张爱玲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颗耀眼明星。
对张爱玲研究产生推动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1961年，曾与张爱玲当面交谈过的文学史家夏志清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首次进入中国文学史。
1979年，这部书的中文版在香港出版，并于 80年代初引起了内地学者的注意。
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内地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许多学者从香港带回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由此，张爱玲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作家止庵说，自己从一篇文章中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用了26页论鲁迅，却花了42页论张爱玲，就很关注张爱玲， 1991年到香港，自己专门去买了夏志清的这本书。
“夏志清在这本书里面推出了四个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和师陀，前三个人因此名声鹊起并在海外引发研究热潮，台港一些著名作家如李昂、白先勇等人都对张爱玲推崇备至，这股风潮回过头来影响内地。” 写过《张爱玲传》的于青回忆，自己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
“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
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
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
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定：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 《收获》让张爱玲浮出水面 真正促成张爱玲进入内地文学评论界和作家关注的还是《读书》和《收获》。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又同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
自此，张爱玲作品进入大众视野。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回忆说，柯灵《遥寄张爱玲》在写完以后，被当时《收获》杂志的负责人肖岱看到了，当时，这篇文章已经被《读书》约走了，肖岱认为柯灵的文章写得很好，考虑到《读书》和《收获》的读者对象不同，加上当时《收获》有一个介绍作家的作品专栏，每期推出一个，在刊登一篇作品的同时，也刊登一篇有关作家创作的评论。
就这样，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和《倾城之恋》一起刊登在《收获》杂志上。
程永新记得，“我们发表张爱玲作品，还是有一点点顾虑的。
但是，她的小说确实很好，估计发出来即使有一些争议，问题也不大。” 《遥寄张爱玲》发表后，看过文章的张爱玲的姑妈和姑夫一起找到柯灵，感谢他为张爱玲说了公道话。
而作家阿城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九八四年底，我在《收获》杂志见到《倾城之恋》，读完纳闷了好几天，心想这张爱玲不知是躲在哪个里弄工厂的高手，偶然投的一篇如此惊人。” 作家苏童将张爱玲的一部作品选入“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称张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
苏童说，“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交响乐，而是民谣流派，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 作家叶兆言甚至认为，张爱玲的作品让寝室的夜晚不再孤独。
“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 贾平凹把张爱玲称作“会说是非的女狐子”，看了她的散文，叫好不迭，又去找她的小说，在香港访问期间单挑张爱玲的书买。
“当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深。
明明知道读她只乱我心，但偏要读。”贾平凹坦诚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迷恋。
在研究领域，根据学者艾晓明的回忆，新时期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学者是北大王瑶先生的研究生赵园，她写了《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这篇文章比《遥寄张爱玲》还要早两年，后来收入她的论文集《论小说十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地文学评论界内部对于张爱玲的评价也开始发生变化。
1985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首次将张爱玲写入内地的文学史。
在这本影响极大，被全国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使用的文学史著作中，吴福辉负责撰写了张爱玲的部分。
在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时，本书用了大约800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留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
尽管有人后来认为本书评论张爱玲“笔墨相当经济” ，但是无数的大学生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按照陈子善的说法，在高校中文系学生的论文中，研究张爱玲的一直名列前茅。
“涉张”图书达到近百种 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的出版。
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1986年2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前面还附了作者像。
1987年3月，《流年》的影印本出版;《十八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重印；《半生缘》由花城出版社重印。
此外，张爱玲翻译的《爱默森文选》由北京三联书店重印出版。” 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大众阅读取向，出版张爱玲著作。
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
花城出版社、浙江文艺社、台海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四川文艺、三联等都出版过张爱玲图书，总数超过50种。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再次引起瞩目。
一些国内报纸均做了重点报道。
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扩散到公众领域。
据陈子善教授统计，内地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
另外，一些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的书籍，也顺势走红。
在“张爱玲热”中，张爱玲研究者金宏达、于青主编的《张爱玲文集》影响最大，这套正版发行量达五六十万套的书，更引来了遍地开花的盗版。
时任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的江奇勇说，盗版远远超出正版，数量无法估计。
《张爱玲文集》是1992年出版的。
起初，安徽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书很可能卖不出去，把它当作赔本项目，在出版进度上略有延迟。
当时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粱长森到中央党校学习，于青特地找到他，说明这套书的价值和意义。
最后，粱长森拍板推出。
这套书首印5000套。
不久，他们发现，必须加印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1995年和1996年，这套书迎来销售高峰。
各地发行商和书店先把款打入出版社账户，排队等着发书。
由于印刷厂忙不过来，拿不到货的客户非常着急，一再催促，有些书直接就被发行商从印刷厂领走。
因此，《张爱玲文集》盗版书“应运而生”。
江奇勇说，不仅外面的人盗版，就他知道的情况，出版社内部有人和外面勾结起来盗版。
因为排队等着发货的客户迟迟没有拿到书，而有些书直接就从印刷厂发走了。
“张爱玲、李泽厚、傅雷作品，当时是安徽文艺出版社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三块项目。”江奇勇说。
1995年，张爱玲逝世。
此后一两年时间里，读者对张爱玲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张爱玲著作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
而在上世纪80年代被批判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2005年7月终于与内地读者见面。
爱死了张爱玲 陈子善表示，张爱玲热兴起和持续的原因，有很多因素。
比如，张爱玲人生经历奇特，富有传奇性，她罕见的文学才华，与胡兰成的爱情和婚姻，以及她独特的个性都很有传奇色彩。
在内地学者和“张迷”中间，广泛流传着台湾的张爱玲研究专家唐文标先生“爱死了张爱玲”的故事。
从1973年决定研究张爱玲后，唐文标10年之间“足迹几乎遍及诸大洲自由世界各大学图书馆”，1984年，他将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包括张爱玲的照片，张爱玲画的插图、扉页、漫画、书籍封面，第一次发表文章的刊头及发表过张爱玲作品的各杂志的封面及目录页等等，汇总原样影印，印成一册16开，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在时报出版公司出版。
张爱玲知道以后，认为此事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便让拥有自己作品版权的皇冠出版公司跟时报出版公司交涉，于是，时报公司就停止了这本书的发行。
1985年6月初，时报出版总经理柯元馨打电话给当时住在台中的唐文标，说仓库还有四百本书，你如果要，我就雇一辆车给你送去；如果不要，就准备销毁。
因为编这个书很费劲，他说要，于是，出版公司把几百本书拉到楼下，卸在那儿就走了。
因为夫人不在家，患鼻咽癌多年的唐文标就自己把书往上搬，鼻咽癌伤口因承受不住重力压挤而出血不止，第二天凌晨三点在台中病发身亡，时年58岁。
一位台北文艺界朋友听闻消息后痛哭失声，频频叹息，最后骂道：唉，唐文标，爱死了张爱玲！ 止庵说，“真正因为喜爱一个作家而死，这样的事情在别的现代作家身上没有发生过。
另外，陈子善先生特别可爱，这么多年来不断发掘张爱玲作品，他在别的作家身上没有用过这么大的劲。
像《郁金香》被发现，在全国的媒体上就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个作家到这个份儿上，真的是她莫大的光荣。” 陈子善认为，80年代，中国出现了琼瑶热，但是，人们读多了之后，发现琼瑶的作品只是空中楼阁。
90年代之后，文学被边缘化，市民社会开始逐渐形成。
而张爱玲的作品耐读，有一种历史的价值，她写的人和事，好像就发生在人们身边，她讨论的感情、婚姻、家庭等问题，依然是人们所关心的。
当然，张爱玲热兴起后，对其人其作一直存在争议。
《收获》副主编程永新认为，“张爱玲的作品确实不错，但是现在对她捧得太高。
她的作品在题材上还是有一些局限，像《色戒》，实际上是一部失败的作品。
但是，因为李安执导的电影的走红，有人也评论说这部小说很好。”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剖析
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细致的描写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封建道德摧残女性的痛
或多或少地读过她的作品。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会不约斥与愤恨以及对这些女性遭遇的叹息和同情。
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
20世纪曹七巧，无疑是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最典型的一个女
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性人物。她，原本一个健康、活泼开朗的姑娘，只因哥嫂的
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贪财，姜公馆传宗接代的需要，在交易中就被无情地当做
女性意识别具一格，独放异彩。一件物品嫁给了一个全身瘫痪，只有一息尚存的陌生男
人，做起了生育的机器。从此，封建的道德使她失去了自
一、作品背景
由，家庭的纲常使她尝尽了他人的眼色，内心的真情得不
张爱玲
1921年出生在上海，出身名门，从小就受到传到释放，时间久了，心理上发生了变化，人性开始变得扭
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20世纪三曲，导致后来竟残忍疯狂地把封建伦理道德对她的毒害加
四十年代的上海，虽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得到了很好的发倍地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儿女身上，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恨
展，西方的文化与观念冲击了人民的生活，新文化运动也与不满。这样的行为无疑是让人痛恨的，这个女人也是让
使很多女性认识到女性解放的深刻社会命题，但封建的伦人厌恶的。可在愤恨的同时我们又不自主地对她充满了
理道德体系依然存在，仍然在某些范围内维持、发挥着它深深的同情。就如张爱玲在作品中描写七巧遭到姜季泽
强大的威力。精神上，女性没有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完拒绝后的表现
:
“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
全走出男权社会的意识
;而经济上，女性也没有取得独立小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
———玻璃匣子里蝴蝶的
的地位，离开男人，很多女人根本没有生存的能力。封建标本，鲜艳而凄怆。”曹七巧就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套上了
观念与习俗牢牢地禁锢着女性的思想，使她们在生活尤其一把
“金色的枷锁
”，锁在了封建宗法制度铸造的笼子里，
是婚恋问题上深深地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和男人永远喘不过气来。张爱玲痛恨封建的宗法制，可她并不是
的摆布，严重的
“奴性心理
”在她们的心里不断滋长，最终直接地痛斥，而是借七巧的口流露出对封建遗老遗少的蔑
根深蒂固，扭曲了她们的人格和灵魂。视和憎恨以及对受迫害女性的同情。
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
二、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
张爱玲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而她，一个女人，都寄托在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
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敏感的心灵观察到了当时社会的黑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自己。她天真地以为这
暗，深刻地体察到了女性在封建道德和意识的毒害下身心
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就是有了独立的地
遭受的摧残和苦难。对此，张爱玲用自己细腻的笔触生动
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保，这个自私、无情、虚
地刻画了许多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她们
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
观念，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
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
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
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
:爱情不是
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甘
做他们的附庸，而是应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勇敢地追求真
正的幸福。
张爱玲塑造的典型女性形象远不止她们两个，但大多
也都和她们相似，命运都渗透着不幸和悲哀，不论是戴着
金枷锁的曹七巧、拥有温暖家庭的娇蕊、为爱情的葛薇龙，
还是知识女性白流苏。记得张爱玲曾说过
:
“生命是一件
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其实，她自己及塑造的众多女性
人物本身就是一件件华美的袍子，但不幸的是封建的纲常
伦理、宗法制度却把这些美丽的东西撕坏了、弄脏了。张
爱玲看清了这些，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残忍，所以她勇敢
大胆地执起笔写出对封建伦理的控诉，流露出对不幸女性
的丝丝同情，更重要的是她把笔伸向了女性生存空间的层
次，启迪女性解放思想，挣脱男人的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
和地位，为女性命运的探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三、作品人物的女性意识
1.女性意识的觉醒
谈到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我们不能不从她的小说处女
作《不幸的她》谈起。《不幸的她》是作者第一篇反映女性
意识的雏形代表作。说她是呈现女性意识雏形的开端，是
因为这部小说仅有
1
400多字，写法还很幼稚，刊登在上
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1932年第
12期上。在这部
微型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方式，向读者清晰
地展现了当代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个历程恰恰反映了女
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正如小说描写的那样，
“她”在童年时代拥有着快乐和幸福，而当她长大以后，便
开始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她被母亲许聘给了纨绔子弟。为
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表示抗争，“她”最后离开了自己的母
亲。而她的离开，也就意味着离开了“奢华的生活
”，意味
着漂泊的开始。在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是多么希望女性
独立，尽管这种希望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
“腐败的积习
”
基础上的，还仅仅表现在女性对婚姻自由追求层面上，还
没有触及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还是流露出作者在
其小说中首次表达的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此，这种流露
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觉醒。
张爱玲作品中的曹七巧和郑川嫦的命运是一样的，她
们来到这个社会，却一天福也没有享受过，就连女性最起
码的尊严都没有得到过，活的是那么不体面，所有的生存
意识都被以男权主义统治为主宰的腐朽社会吞噬了。在
张爱玲的笔下就是要借两位女主人公的死为代价，来唤醒
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觉醒，激起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她
号召中国女性要为自己争取平等自由，要有尊严地活着。
2.女性意识的成熟
张爱玲和曹七巧、郑川嫦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里，但
张爱玲是一个勇于批判，敢于宣泄，并能够以文学为武器，
向那些束缚着女性的陈规陋习挑战的人。通过塑造女主
人公的悲惨命运，激发起那些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
号召她们向
“男权主义
”进行抗衡，争取在社会地位上的
自我解放。
张爱玲笔下的娇蕊身上充满着孩子气，她以挑战男人
为荣耀，表达了张爱玲想借助娇蕊探索女性价值的欲望。
娇蕊本以为只有在男性社会才能体现女性的价值，以为凭
借自己动人的身材就能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这些早
期女性意识的反映在娇蕊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她对
佟振保彻底失望后，娇蕊的女性意识逐渐走向成熟，当她
在爱情失败后还能够继续勇敢地去追求爱情的真谛，对爱
的欲望还是那么强烈时，她的世界里开始不再只有男性，
她能从依附男人中解脱出来，变得开始在男性世界里闯
荡，她对爱的执著追求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女性所拥
有的价值和幸福，自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丈夫对她的爱
让她有了尊重感，并且爱得很光明正大。
张爱玲所塑造的娇蕊是女性意识成熟的典型代表。
她所描写的曹七巧、小艾、郑川嫦等，都是下层女性的代
表，她为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
写唤起更多女性的觉醒，让女性群体能够得到她们应有的
权利和自由。
在张爱玲以后的作品中，从传统的男女关系出发去反
思女性的生命存在，到书写男女两性的平等关系，再到颠
覆传统男尊女卑关系书写男女关系的错位和倒置，这是一
个很有意味的转向。它意味着张爱玲小说女性主体意识
在逐渐膨胀，这种膨胀显然与张爱玲追求女性绝对独立的
意识相关，它以张爱玲追求摆脱女性的男性附庸地位为起
点，先是转向追求男女平等，进而转向女性对男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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