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这四个罪名的犯罪对象都是赃物，故可以统称为赃物犯罪。赃物犯罪的问题很多，但国内学者深入研究的不多。笔者在本文中拟对赃物犯罪的有关问题谈点个人粗浅的认识，藉此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赃物犯罪的客体和本质
关于赃物犯罪的客体，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司法机关追索赃物的正常活动”；[1]P861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物主的追索权”；[2]P916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3]P733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妥当的，第二、三种观点欠妥。第二种观点的不当之处在于，对于本犯 是受贿罪和赌博罪时，就不存在所谓物主的追索权问题，因此，第二种观点关于赃物犯罪客体的概括不具有普适性。第三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国家司法机关的的正常活动是刑法典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的共同客体，这种概括使客体失去了罪罪之间的区别功能。因此，相比之下，第一种观点关于赃物犯罪的客体的概括既不失之过宽也不失之过窄，可谓恰当。
关于赃物犯罪的本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有追求权说、违法状态维持说两种学说。追求权说是“把赃物罪的本质从保护法益这一侧面进行考虑的，这就是以‘造成所有者对物品实现追求权的困难’为重点（大判大正11.7.12刑集1卷193页），或者‘转移赃物使被害人难以或无法行使返还请求权’（最判昭和23、11、9刑集2卷1504页）。”
[摘 要] “地下钱庄”是非法经济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地下钱庄”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它已成为一道法律 治理的难题。笔者认为：对“地下钱庄”的治理，必须按照“疏堵结合，打防并举”的方针，尽快完善打击“地下钱庄”有关 法律法规；立法上应适当放松外汇强制性管制，以满足企业和个人正当的外汇需求；法律实施上则采取以“制度对接 和专项打击”为主的强力手段来遏制“地下钱庄”活动。
[关键词] 地下钱庄；破窗理论；疏堵治理；洗钱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和当地公安局联合行动，成功捣毁一个大型“地下钱庄”。该地下钱庄仅2006年以来交易金额便达43亿元，交易主体不乏“国内知名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就在同时，涉案金额高达53亿元的上海最大规模“地下钱庄案”一审宣判，涉案被告人分别被判以非法经营罪或驱逐出境。“地下钱庄案”轰动一时，由此引发了无数关于如何打击和治理“地下钱庄”的争论。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5 中国反洗钱报告》指出，中国的洗钱活动具有很强的本土特征，其中以“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最为典型。“地下钱庄”通过从事洗钱、非法买卖外汇等各种非法活动，协助不法分子将资金转移出境，并日益成为贪污、逃税、走私、偷渡等各种犯罪活动的洗钱通道之一。从总量看，根据国内媒体披露及有关部门初步估计，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汇兑及转移资金的规模不少于2，000 亿元人民币，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2%左右。在这2，000 亿元的地下资金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 亿元，腐败收入洗钱约为300 亿元，外资企业进行非法利润转移1，000 亿元。当然，这些还仅仅是可统计的部分，无法记录在案的资金流动则将更多。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每年给“地下钱庄”带来4 亿元以上的利润空间。
“地下钱庄”在我国为什么会滋生和发展?在这里，我们把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纳入一个社会科学的标准范式里，即如图的Mount-Reiter三角所揭示的由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与机制设计所构成的规范框架，即“地下钱庄”产生的土壤环境(原因)以及限制它的社会规则，但这些选择的价值规则必须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机制设计)得以实现(规制结果)，特别是其中的支付函数。也就是指当“地下钱庄”并不因为相关政府部门的不断打击而销声匿迹，相反却出现其规模反而越来越大的这种博弈后果时，就应该考察“地下钱庄”社会选择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制“地下钱庄”的生存土壤。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里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其实，我们对“地下钱庄”活动打击治理的这种博弈结果正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失缺和漏洞而使“地下钱庄”的治理陷入了困境。
二、地下钱庄的性质
什么是“地下钱庄”?目前国内对这个概念没有一个统一而准确的法律界定。“地下钱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地下”即非法和非公开的意思，一般是指没有得到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许可的活动；“钱庄”是指从事有关金融活动的机构，因此，“地下钱庄”就是非法的(或非公开的)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国家对非法金融机构进行明确界定的法规是1998年7月13日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取缔办法》，该办法第3条规定：“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活动的机构”。
但对“地下钱庄”，理论界则有以下几种表述：
1.“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金融业务组织的俗称。它是一种独立于现行金融体制之外，主要为非国有经济(民间经济)提供非正规金融交易平台的组织。
2.“地下钱庄”是以营利为目的，未经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审核、批准，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秘密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机构和组织。
3.“地下钱庄”实际上就是“地下银行”，因为它具有银行所特有的业务性质，内部的结构简单，分工明确，职责分明，能够实现大量资金的周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有组织的、跨地区甚至跨国境从事人民币和外汇非法交易活动的组织。
4.“地下钱庄”是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机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境)资金转移、资金存储及借贷等非法金融业。
尽管理论界对“地下钱庄”有不同的表述，但对其性质的看法却基本一致，都认为它是非法的金融机构或非法的经济组织。
笔者认为：将“地下钱庄”定性为非法的金融机构或非法的经济组织是无可非议的，因它以赢利为目的，未经政府主管机关审核批准和登记，游离于法律控制和政府管理之外，秘密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地下钱庄”情况复杂，而且数量不少，因而需要区别对待。对套汇、洗钱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要给予严厉打击；对于民间一些小额借贷行为，则应通过立法予以引导，让其浮出地面，走上正道。
三、法学视角中地下钱庄的成因分析
中国的“地下钱庄”，最早出现于宋代，始称“钱铺”或“银铺”。而真正具有银行化功能的钱庄，出现于清朝的乾隆和嘉庆年间。到了清道光年间，由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更助长了钱庄向商业银行的转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商品、资源实行严格管制，民间资本缺乏发展空间，钱庄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后，这种传统的民间金融机构又大量的出现在农村及城乡结合地带(尤其是江浙地区)，并作为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存在着。但此时的地下钱庄，已基本偏离了历史上钱庄的良性作用(担负起民间资金往来的对冲和调剂作用)，巧妙地利用体制改革的不足和法律的漏洞，凭借现代化手段服务于体制转型期产生的资本需求，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借贷拆借、高利转贷、非法典当、私募基金，以及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进行非法买卖外汇、洗钱等非法金融业务，极大地冲击着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影响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国际收支统计的准确性，而且减少了国家税收，造成外汇流失；同时还容易成为贪污、走私、贩毒、恐怖组织等各种严重犯罪行为及跨境洗钱的渠道，冲击正常的法律制度，破坏公平的社会秩序。
黑格尔曾经讲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意思是存在的必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法的。法有立法的理由，但立法时存在的理由现在不一定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地下钱庄”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悖论，因为“地下钱庄”的存在是非法的，但“地下钱庄”却有着内在的驱动力，它的成因是由众多因素所促成的。以下仅从法学的视角分析：
(一)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破窗心态左右“地下钱庄”。破窗理论是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威尔逊和预防犯罪学家凯琳提出。它有两个版本：经济版讲述敲破一扇窗户导致GDP 增长的似是而非的链式过程：敲破窗户可以为补窗工匠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玻璃店得以增加销售额，玻璃厂企业群面临做大了的市场蛋糕，玻璃厂工人购买力的提升将把破窗带来的经济增长驱动传递到其他行业去。心理版是指一扇破窗对个体犯罪冲动的诱发，因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个体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繁荣。地下钱庄的破窗心态正是心理版破窗心态的具体表现。地下钱庄的大量存在和巨大的利润空间，以及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行为收益的示范效应，使更多的地下钱庄不断进入到这个地下金融市场里面，产生“破窗效应”。
(二)从经济需求的角度分析。当前我国外汇管理体制遵循真实性和合法性并存的原则，使得部分正常的外汇需求还无法从正规渠道得到满足。经济发展和体制建设的不均衡性和多层次性，社会资金流动性需求与法定金融组织供给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错位，由此出现的以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以经营行为的非正规性和隐蔽性为特征的地下钱庄的存在就会有一定的必然性。从供给角度讲，由于中国目前还是外汇管制国家，虽然中国外汇管理政策正在逐步放松，并且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对资本项目仍实行外汇管理，个人和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用汇需求仍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不是完全的浮动汇率，这样就给非法外汇买卖市场留下套利的空间。从需求的角度讲，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扩大，人们对外汇的需求量也愈来愈大，但由于现行外汇管理制度和运作体系存在一些弊端和漏洞，客观上使一些个人和企业的需求无法实现，当正规渠道不能满足其需求时，就只能通过“地下钱庄”来实现了。
(三)从转移赃款或洗钱的安全性角度分析。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各种贪污腐败和经济犯罪现象较为突出。贪污腐败分子或经济犯罪分子担心非法所得存放在国内不安全而想方设法将其转移到国外，以达到转移资产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地下钱庄”便成为其中的一条重要渠道。
地下钱庄非法经营外汇业务以跨境交易居多，一笔汇兑交易，其本外币资金在境内外分别交割，这就决定了跨境交易的证据必然一头在境内，一头在境外。而境外取证涉及国际司法协助，费时费力，程序繁琐。同时，国际司法协助机制的不健全，决定了跨境交易双边取证困难重重，这必然导致相关案件证据链的断裂，影响案件的定性及对事实的认定。同时由于“地下钱庄”经营方式的特殊性，为逃避打击，其交易记录大多采用最简易的记账方式。成交与否采用一些特殊的符号，甚至连货币符号和文字币种都没有，很少留下书面证据。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法分子所采用的技术手段也日益先进，其大多采用电话、互联网等方式进行联络，发布汇兑指令，这导致在调查取证时难以收集有力的物证书证。近年来，一些“地下钱庄”非法交易向更加隐蔽的方向发展，如减少银行转账，进行现金交易，使用虚假的或者借用不相关人员的身份证件开立银行账户，并频繁更换等，使打击难度进一步加大。通过“地下钱庄”进行跨境资金划转的交易主体大多从事走私、贪污、偷税、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不可能主动配合调查取证，由此也造成取证的艰难。
(四)从我国金融立法角度分析。我国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失缺或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司法机关对不少“地下钱庄”的行为难以定性和打击。“地下钱庄”所从事的非法金融活动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洗钱、非法买卖外汇、借贷拆借、高利转贷居多，虽然1997年《刑法》和以后的司法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有较为详尽的规定，但对洗钱、非法买卖外汇却存在着诸多法律适用难题。首先：法条可操作难。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中，给“地下钱庄”定洗钱罪的关键是必须证明资金的来源属于洗钱罪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走私、贩毒、黑社会、恐怖活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和贪污受贿)之列，才能有利于司法机关查证地下钱庄洗钱犯罪事实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但目前不少犯罪分子却将侵吞、挪用公款、出口骗税骗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所得通过“地下钱庄”汇到境外清洗。其次，定性为非法经营罪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非法经营罪通常是指合法公司非法经营，而“地下钱庄”案件中，有的并非合法公司，有的甚至连公司都没有。而且刑法对非法经营罪的量刑规定为两个档次：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就出现两个问题：何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并未作明确界定。这给了司法人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致使案件裁判结果任意性大。如果司法机关对“地下钱庄”经营者的犯罪行为定性为“情节严重”而非“情节特别严重”，那么只能判处最高五年的有期徒刑。对社会危害性如此严重且所获非法利益如此巨大的犯罪行为，五年徒刑的犯罪成本无疑显得过轻，有违责刑相适应原则而有重罪轻判之嫌。第三，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追诉标准较高，而且证据要求严格，既要求双方当事人对非法买卖外汇的时间、地点、金额比价、交易方式等供述一致，又要求提供双方交易记录等相关证据。而地下钱庄的交易主要通过电话、传真等通讯工具完成，很少留有书面记录，除非当场查获大量现钞，否则非法交易金额无法确定。因此，公安机关侦办的一些“地下钱庄”案件不是达不到追诉标准，就是法院最终以定罪量刑的金额比被告人实际的涉案金额小得多为由，重罪轻判，从而不能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四、治理“地下钱庄”的法律对策
要切实有效地治理“地下钱庄”，就必须把其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 ，从宏观的指导思想到微观的制度安排，都要进行认真考量和权衡，并实现各自的最优化设计和彼此的内在契合，从而做到标本兼治。
(一)在指导思想上，采取“疏堵结合、打防并举”的方针。“地下钱庄”作为一种在经济领域存在的非法金融机构，其存在的土壤在短时期内难以根除，客观地说，“地下钱庄”并非都起着负面的作用。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地下钱庄”的业务规模膨胀，必然要分割金融资源，形成货币资金体外循环，削弱正规金融体系的功能，进而影响投资与储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率等，造成货币政策及外汇管理政策的失效甚至成为洗钱等严重刑事犯罪进行资金转移的通道，对国家的经济金融等非传统安全构成威胁。但从局部或微观的角度分析，“地下钱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或个体经济的发展，调和了一些合理金融产品需求与现行金融及外汇管理制度缺陷之间的矛盾，弥补了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因此，对“地下钱庄”的治理应适时转变思维方式，客观区分并理性分析“地下钱庄”不同业务的性质和其产生的根源，改变过去一味使用封、堵、打的办法，采取“疏堵结合、打防并举”的方针，促使“地下钱庄”走向分化，进而分而治之。换句话说，一些民间钱庄能在未来发展为合法的金融机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因此应加快金融改革，尽快建立起与市场经济要求相统一的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体系，规范民间资金的流动，将一些有助于发展地方民营经济、服务民间金融体系、运作相对比较规范的“地下钱庄”，通过立法使其走出“地下”，纳入国家金融体系并实施有效的监控，以满足不同层次经济主体合理合法的资金需求。一方面，我们要努力使“地下钱庄”失去生存的土壤，最终退出市场；另一方面我们要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打击“地下钱庄”活动的有关法律法规，为治理“地下钱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
(二)在制度安排上，要分门别类对待。一方面要金融体制改革，允许符合法定条件的民间“地下钱庄”合法化，并加强对其约束和监管。有二三百年历史的“地下钱庄”从事的许多业务(不含洗钱)一般属于民间合同行为，对这种“地下钱庄”应根据其不同业务的性质，采取适当的形式将其纳入正式的金融机构体系，对它的资金运作去向、交易内容等进行约束、监管。比如：通过立法准许其从事小额高利贷业务；让民间金融机构浮出水面，以合法的身份更好地支持民营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而对那些主要从事洗钱和非法外汇买卖业务的“地下钱庄”则加大打击力度，予以坚决取缔。这样，一部分“地下钱庄”就会主动浮出水面要求成为合法的民营银行，并在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下开展业务，另一部分“地下钱庄”则因没有生存空间而退出市场。
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洗钱、非法买卖外汇等金融违法犯罪活动。一是要提高刑法立法技术。尽可能明确非法经营罪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之法定标准，从而规范刑罚的适用标准，以应规制地下钱庄之需、以符刑法原则之义；二是要通过事实推定的举证方式解决打击“地下钱庄”犯罪取证难的问题。鉴于“地下钱庄”犯罪的特点，建议由司法机关作出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非法买卖外汇、洗钱犯罪行为的证据认定，也可以运用事实推定的举证方式。例如，规定在调查非法买卖外汇案件时，可以根据查获的单方交易的证据推定交易金额，如行为人对认定未提出反证或所提反证不成立，将其认定为非法经营的标的。三是要完善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追缴与罚没制度。突破当个人逃至境外，国家机关对其在境内个人财产追缴或罚没不能的法律困境。可通过立法建立特别情形下刑事诉讼缺席审判和行政处罚缺席处罚制度，或者鉴于民事诉讼司法证明标准较低，也可考虑通过民事诉讼中的缺席审判将犯罪分子的财产罚没。从而使国家机关对逃至境外的违法犯罪分子之赃款赃物的处分具备正当性合法性。
要采取以“制度对接和专项打击”为主的强制措施对从事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地下钱庄”进行遏制。制定《反洗钱法》及相关法律制度，并在其引导下建立一个专门的具有侦察权力的机构，对“地下钱庄”洗钱等犯罪活动进行专项打击。专项打击不仅可以克服一些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和干扰，还可在当地形成巨大的声势和长久的威慑力，遏制犯罪的蔓延。但由于“地下钱庄”中的洗钱活动组织严密、分工专业、手续简便，因此，应建立专项打击的预警机制、防范机制和协作机制，提高经侦人员的专业化侦察水平，以金融机构反洗钱网络为平台，构建全方位、广渠道、多层次的情报信息共享预警机制，广辟情报信息来源渠道，并强化经侦基层工作，对工作中发现的职业化、集团化、网络化犯罪线索，积极探索“由钱及案”、“由人及案”、“由证及案”等多元化侦查模式。此外，对涉及不同国家，国内多个地区、多个部门的案件，各级机关应加强彼此间及国际间的组织协作；对查获的“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案件，达到追诉标准的应及时立案侦查，并及时主动与检察、法院沟通和联系，正确处理追赃和打击洗钱犯罪之间的关系。
此外，还要适当放松外汇强制性管制机制，满足企业和个人正常正当的外汇需求，引导企业通过合法渠道通汇，从而减少对“地下钱庄”的需求。比如尽快改革现有结售汇制度，变对外贸企业实行强制结售汇为比例结售汇，同时继续较大幅度放松居民携带外汇出境限额；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简化贸易核销手续，提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扩大企业外汇收支的自主性，采取灵活多样的管理措施，尽量满足企业外汇收支合理；完善现行外汇管理政策法规，堵住外汇非法交易的漏洞；尽快实现海关、外汇管理局、外汇指定银行、税务等部门的电脑联网，提高贸易外汇监管的有效性；逐项研究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以外汇汇兑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审查为重点改进对境外投资的管理，加强对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和外汇收支的监管，进一步完善资本项目的外汇管理需求。这些措施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非法买卖外汇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规制地下钱庄的生存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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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4年11月，学校建有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1个，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创新团队1个，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研究中心1个。江西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刑事技术实验室 江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创新团队：经济犯罪侦查研究团队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西警察学院公共安全研究中心：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安全研究中心 2009年11月至2014年11月，学校教师在各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27篇，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10篇；立项课题509项，其中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共计194项。 2011年10月，涂敏教授主持的《搜索和处理技术在公共信息监控管理中的应用》项目在2009-2010年度江西省高校科技成果评比中，获得三等奖。 11月，在江西省第十四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比中，获二等奖一项，获三等奖三项。 2012年10月，学校申报的2012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有九项获准立项，共获得研究经费5.3万元。 2014年10月，学校申报的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度项目有七项获准立项，获得研究经费共5.4万元。 2015年12月，薛惠娟教授主持的省级重点课题“来华接受学历教育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以社会经历为视角”获江西省第六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馆藏资源 截至2012年，图书馆有各类馆藏纸质图书67.3万册。基本形成以公安、政法类学科为主要特色，理、工、管、文等多学科兼备，公安政法研究资料收藏较为丰富的馆藏特色。 电子资源有：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电子图书、独秀知识库、书生电子书、海量电子书、汉斯开源学术期刊、古今图书集成、党政图书馆、知识视界视听移动图书馆、中国法学多用途教学案例库、北大法宝、麦尼哲政府危机案例库、昆廷外文期刊、PROEDU学习资源库、NoteExpress、库客数字音乐图书馆、Lexis.china律商网、HeinOnline法学全文库等。 学术期刊 《江西警察学院学报》是由江西警察学院主办的面向全国发行的公安类学术期刊，拥有国内统一刊号（CN36—1316/D）和国际标准刊号（ISSBN2095-2031）。主要有“经济犯罪侦查”、“刑事侦查”、“治安管理“警察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学人论苑”等栏目。2002、2006、2010、2014年连续四次被评为“全国优秀社科学报”，“经济犯罪侦查”栏目被评为“特色栏目”；2004、2008年连续被评为“江西省优秀期刊”；2013年获“第四届江西省优秀期刊”二等奖，“经济犯罪侦查” 栏目被评为“江西省优秀期刊栏目”；同年学报获得“华东地区优秀期刊”荣誉称号。 《经济犯罪侦查研究》是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主办，江西警察学院具体承办的公安类连续出版物，创刊于2012年。主要有“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侦查对策”、“经侦工作机制”、“精品案例”四个固定的核心栏目，根据全国经侦工作的重点，灵活设置打击不同类型经济犯罪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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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度稽查局工作总结
2003年是全面学习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之年，是稽查系统继续深化改革、推行稽查新工作程式的一年。过去一年，稽查局在市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处室、单位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紧紧围绕省绕省局、市局稽查工作要点，依靠全体干部发扬顾全大局、爱岗敬业、迎难而上、连续作战、默默奉献的工作精神，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主要工作回顾如下：
一、全力以赴开展各项税收检查工作，稽查力度有了新的增强
据统计，2003年全市累计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1325 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 613 户，共查补税额14018.54万元，滞纳金 999.65 万元，罚款 2063.47 万元，合计 17081.66 万元，累计执行入库 15578.6 万元。其中市本级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237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94户，查补总额5782万元，其中查补税额4494万元，滞纳金350万元，罚款938元；累计执行入库5672万元（包括重点税源监控企业“下查一级”入库税款3421万元）。2003年，市本级累计接受或受理查处的稽查案件371件（包括上年结转），当年查结335 件，年度结案率为90.3 %，检查户数按市局考核口径，完成373.5户 ,完成考核检查户数的113 %。由于检查人员减少，纳税评估新模式执行和非典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虽然查补税款绝对额比往年有所减少，但03年我市和市本级的稽查查补收入总额仍稳居全省前列。其中市本级人均查补税额继续超百万,达105.2万元，居全省市地稽查局之首。具体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真组织开展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上半年，我局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三年未查企业、纺机配件企业两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下半年则更是集中精力，按照省局的要求，组织开展了消费税税收专项检查等5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均如期完成，并按要求及时上报了每项检查的总结材料及有关统计报表。据统计，在7项税收专项检查中，共检查纳税户193户，查补税款、罚款4592.6万元，已入库4592.6万元。
（二）集中精力完成了“下查一级”检查任务。在重点税源监控企业、纳税大户企业等税收专项检查中，共下查一级企业 63户，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3421万元，已执行入库3421万元。在下查一级工作中，首先是做好查前自查工作，为企业提供自查自纠的机会，较好地发挥了稽查以查促管的作用。由于“下查一级”的推行，使各县（市）局企业自查税款比往年大幅度上升，据统计，2003全市稽查部门组织自查入库税款达1127万元。其次是做好查中沟通工作，耐心地向被查单位解释、宣传税收法规和政策。三是做好查后信息反馈工作，查处情况及时向被查单位及所在地国税局通报。今年的下查一级工作与往年相比，既有数量上的提高，更有质量上的提高，在新昌、嵊州等地查处的浙江新柴动力有限公司、浙江三花科技有限公司、嵊州银河时装有限公司等几个数百万元的大要案，在当地纳税人中造成了强烈震动，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有效地促进了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不断提高。同时，检查人员在下查一级工作中吃苦耐劳的作风、连续作战的精神、过硬的稽查业务，也得到了当地国税部门的普遍赞扬和肯定，正如嵊州市局稽查局一位同志所说，绍兴市局的稽查人员冒着炎热检查账证、整理证据，汗水把税装都湿透了，给当地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敬佩和感动。
（三）认真负责抓好了举报案件的管理与查处。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受理举报案件597 件，其中立案查处365 件，已结案 340 件，结案率 93。1 ％，查补税（罚）款 2313.76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受理举报案件341件，其中转下级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查处 192 件，作暂存处理 64 件，本级直接立案查处85件，已结案82户，结案率96%，查补税（罚）款1285.92万元。全市共办理支付举报奖励金 10.81 万元，其中市本级办理支付5.56万元。如：本级查处的重大举报案件有浙江新昌中亚实业有限公司偷税案，偷税额达989万元，绍兴市灵芝金属皮革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等。
（四）按时保质做好了金税协查工作。高度重视金税协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2003年，全市共受托协查发票3796 份，已回复 3796 份，按期回复率达100％，协查发现有问题 398 份。其中市本级受托协查发票898份，已回复898份，回复率100％，协查发现有问题发票217份。全市委托协查发票 1834 份，已收到回复 1928 份(包括上年结转)，有问题512份，涉嫌金额16383万元，税额 2767。5 万元。其中市本级委托协查发票726份，已收到回复843份（包括去年结转部分），有问题394份，涉嫌金额2683 万元，税额 450 万元。随着金税协查系统不断完善，系统的功能得到了明显发挥，稽查效率显著提高。
（五）扎扎实实做好稽查执行工作。2003年，全市共执行案件 1247 件，执行入库金额 15578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执行案件252件，执行入库金额2251万元。在执行中，充分运用征管法赋予的执法手段，积极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一年来，全市各级稽查部门共采取税收保全措施、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共 2 户，入库税款 5。85 万元，而市本级由于采取税款预储的形式,加上执行工作方法得当,从而保证了税款的及时入库,因此未采取相关的强制措施。通过运用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稽查案件的入库率，提高了税务稽查部门执法的威慑力。
（六）、加强协作共同打击涉税犯罪活动。在做好执行工作的同时抓好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继续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在市局领导的重视下，经我局与公安经侦部门多次商讨，进一步明确并规范了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在此基础上，我局还先后与市公安经侦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制售假发票和建筑安装企业偷税等到涉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及城南大桥脚下地下发票交易案等专项整治活动，有力地扼制了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净化了社会环境，维护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149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2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12 件， 14 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市本级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38 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0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7 件，多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如市本级查处的绍兴市糖酒副食品采购供应有限公司偷税一案，其法人代表唐天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绍兴市玉龙煤炭物资有限公司虚开发票一案，其法人代表缪元炳被判刑6个月缓期1 年。
二、自加压力，深化改革，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一）尝试了案审职能外分离。今年初，市局为进一步强化稽查内部监督制约，硬化案审职能，提高稽查案件质量，经调查研究决定，将案件审理部门进一步从稽查体外分离。从将近一年的试运行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目的，利多于弊，得大于失。案件审理实现体外分离后，其执法地位更加超脱，也即达到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的分离，监督的力度加大，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加强，从内容上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虽然今年案件退（补）查的情况并没有增加，但检查人员明显感到办案压力比以往大大增加。案审职能进一步硬化后，退（补）查没有增加的情况，恰恰说明了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门间案件交接的时间有所延长，需要稽查与案审部门多沟通、多协调，以较好地解决好质量与效率的矛盾。
（二）、狠抓了各项稽查工作制度的落实。
1、狠抓检查工作汇报制度的落实。检查工作汇报制度是我局“三集中一汇报”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局深化两权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为进一步抓好这项制度的落实，我局以市局组织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对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进行了一次全面整改。首先是对这项制度两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分析，从纠正对制度的错误认识入手，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要求各级人员高度重视这项制度，充分认识到这项制度在稽查工作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通过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及科务会议三级会议，全面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同时，对原来的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弥补了漏洞，增强了制度的实践可操作性，实行了工作日汇报制度。从近一个季度来的执行情况看，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已经步了正轨，在稽查办案中，充分发挥了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防止暗箱操作或人为因素干扰，以及减轻检查人员压力、保护干部的积极作用。
2、认真落实以查促管制度。在对少数故意违法的纳税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我局也对多数因失误造成的涉税违法进行了普遍的监控和教育。一是深入开展“以查促管”为核心的稽查优化服务工作，认真落实稽查建议制度，对检查中发现有涉税违法行为或倾向性问题的，向被查户作出《涉税管理建议书》，2003年共向被查企业提出涉税建议近百条。二是组织开展好查前自查工作。2003年本级共组织自查企业544户，自查有问题153户，自查入库税款108.8万元，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帮助纳税人进行了自查自纠。
3、继续推行稽查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制度。为维护被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提供好权益性服务，我局继续做好“阳光稽查”这篇文章，在落实执行稽查告知制度的基础上，特别做好对纳税人的稽查情况通报、信息反馈。今年我局先后到5个县（市）召开了下查一级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以及市本级被查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在通报会上，向被查对象通报稽查情况，听取并解答纳税人政策与法规、执法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我局还到4个县（市）召开了今年以来被查的下查一级企业座谈会，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听取被查企业对下查一级开展情况的想法和建议，并现场就我局规范执法、优化服务情况对纳税人进行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情况看，纳税人对我局的下查一级工作比较满意。
三、以贯标为手段，完善工作规程和考核体系，内部管理上了新的水平
（一）深化贯标工作，完善ISO体系文件。
1、及时修订ISO体系文件，完善各项工作规程。为保证ISO体系文件的适宜性和全覆盖，我局分别在年初和年底两次对ISO体系文件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在平时我们结合上级部门新规定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及时补充新的体系文件，以达到工作岗位的全覆盖。据统计，我局全年共计修订工作规程63则，并在此基础上新增工作规程1则，通过一系列的修订完善工作，使我局的全部工作都做到有规程可依。
2、抓内审、促落实。为使各项工作规程落到了实处，我局结合对工作目标的平时考核，按季开展对工作规程执行情况的内审，并将内审结果与工作目标考核相挂钩。2003年我局重点对稽查人员执行《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情况进行了内审，为使内审达到预期效果，我们专门安排时间，并从各县、市局稽查局抽调专业人员，以随机两样的形式，对每位稽查人员的案卷进行了检查，共计检查案卷 21只，发现问题15处，根据内审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3条预防措施。
（二）、突出稽查绩效，进一步完善工作目标考核体系。
随着收入型向执法型稽查的完全转型，稽查新模式的推行，稽查取证难的困难日益突出，以及检查人员执法风险、执法难度的提高，原有的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稽查形势和变化的需要。为此，我局根据市局的考核要求，在全面征求各科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工作目标及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工作目标考核的重点作了相应调整，以促进稽查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高。新的考核办法主要突出了办大要案、加大查处力度、提高检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思路，采取了对稽查人员查处的个案按查补税款数额大小来确定不同分值进行加分的办法。新的考核办法有利于提高了稽查人员办大要案的积极性，据统计，2003年市本级共查出了30-60万元案件6件，60-100万元案件4件，100-300万元案件3件，300万元以上案件4件。
（三）、从推行两项措施入手，促进全市稽查管理工作上水平。
1、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根据省局《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试行办法》、《浙江省国税稽查案卷档案管理工作规范》以及新征管法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今年我局从推行税务稽查案卷标准化制作入手，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管理，重新修订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对全市稽查系统稽查文书的使用和稽查案卷的制作作了统一规范，较好地解决了原来在稽查工作中稽查文书使用不统一、证据提取复制不统一以及文字随意涂改、不按“一事一签”要求来取证和制作案卷等问题，大大提高了稽查工作质量和稽查效率。
2、进一步延伸了信息化管理工作。在市局信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局开发了“稽查涉案信息系统”，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实现全市稽查系统涉案信息的共享，并较好地解决了三方面问题：一是解决了CTAIS应用前的稽查案件信息查询难的问题，提高了稽查选案的针对性；二是提高了案件定性处罚的准确性；三是提高了稽查的分析、监控、以查促管的能力及办案的效率。
四、以创建文明单位为载体，从严带队，队伍素质有了新的改善
（一）做好机构人员调整工作。按照省局党组关于市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机构级别和干部选拔配备的通知精神，我市在5月底，通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异地任职的方式，选拔了5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到各县、市局稽查局担任局长，充实了基层领导力量，及时完成了机构改革工作。
同时，继续做好一年一度的“二员”选拔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的工作、学习的积极性。今年的“二员”选拔与往年不同的是，稽查局中层干部也全部参加了“二员”考核。经个人申请、考试测评和局考评领导小组审定，评定出12名高级稽查员、35名中级稽查员、11名稽查员及2名助理稽查员；并确定其中46名为主办稽查员。
（二）继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及行风建设工作。局领导十分重视稽查队伍的廉政建设工作，做到逢会必讲，警钟常敲，并按季召开廉政建设分析会，对各阶段的干部廉政建设情况进行讨论分析。组织主办稽查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到监狱去接受廉政教育和职业风险教育，与此同时，我局还专门举办了法纪讲座暨税务稽查员宣誓仪式。特别邀请检察人员作法纪讲座，使稽查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当前需要重视和防范的职务犯罪问题，进一步强化了法纪观念和执法风险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制定税务稽查人员执法行为规范并组织宣誓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稽查人员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使干部更加明确了廉洁从政的天职。
从今年市局监察部门向纳税人所作的问卷调查情况看，我局的稽查执法满意度达到了 98.88 %，与以往年度相比，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了我局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规范执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三）开展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全面整顿干部作风纪律。在认真组织参加市局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基础上，我局为巩固活动成果，于9月底起专门开展了这项活动，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制订了《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办法》。活动分着装风纪、劳动纪律、文明礼貌和环境卫生四个内容，以科为单位，采用无记名形式进行打分，每周评出二个优胜单位，最后结果与年终岗位目标考核挂钩。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稽查干部文明形象有了新的提升。
（四）重视对干部的业务知识培训。认真落实已有的《稽查局工作人员学习制度》，并按照市局要求，做好周一学习的督查工作。同时，结合新一轮“二员”选拔工作，在2月份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周的集中学习活动，先后举办了进出口税收稽查业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ISO9000稽查体系文件等三个专题的业务培训，并于3月初组织了业务考试；为全面提升稽查办案质量，实现案卷标准化，我局还专门组织对全体干部进行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培训。为提高稽查干部的取证技能和办案质量，我局还组织了由市本级稽查全体人员及县市局稽查局部分业务骨干参加的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培训，邀请了有关法律专家作专题讲座。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稽查系统稽查办案的理论、实践水平，我局在组织调研、撰写论文的基础上，在全市稽查工作会议上分别就税务稽查权的运用情况、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办案质量标准化等8个调研课题进行了专题交流和研讨。另外，我局还组织所有干部分批参加了市局组织的计算机NIT证书培训、考试。通过上述一系列培训，使我局干部的稽查业务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
五、当前稽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从纳税人看，一些企业反稽查能力和意识越来越强，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作案方式智能化、团体化，由此大大增加了检查难度和取证难度，并且，由于利益的直接化，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对办案人员的压力有增无减。
（二）从执法力度看，一方面，在查办一些案件中，现有的稽查权力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有些法律赋予的检查权力却未能运用或充分运用起来。
（三）从干部队伍现状看，稽查人员只占干部队伍的21%，办案力量明显不足。除此之外，稽查人员的整体素质与稽查形势不相适应，一是部分人员尚缺乏独立的办案能力，办案技能不高、经验不足。二是少数人员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存在安全隐患。
（四）从激励机制看，现行考核奖惩机制不够完善，尤其是针对目前稽查办案难度普遍增大和风险不断加剧的情况，奖惩力度相对不足，挫伤了稽查一线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从稽查各环节之间的关系看，实行选案和案审环节的外分离，增强了实施环节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保证税收执法的公正性，但对如何整体提高稽查工作职能，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一定程度影响并制约了稽查整体绩效的提高。
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